《談藝錄》讀本
（四）公安竟陵與前後七子
  
        竟陵出於公安。《列朝詩集》丁十二《譚元春傳》引金陵張文寺雲：「伯敬入中郎
之室ヾ，而思別出奇」；袁小修《珂雪齋近集》ゝ卷三《花雪賦引》亦謂：「伯敬論詩，
極推中郎。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眾。」翁覃溪《復初齋詩集ゞ卷七十《儷笙和予白
齋之作、因論白詩、兼寄玉亭協揆》：「白蘇齋漸啟鍾譚」々，則誤伯修為中郎，欲與
「初白庵」、「白庵」湊合耶ぁ，抑於公安、竟陵家法道聽途說也あ。觀譚友夏《合集》
卷八《東坡詩選序》、《袁中郎先生續集序》，則中郎之子述之已化於竟陵ぃ；小修
《珂雪齋近集》卷二《答須水部日華書》、卷三《蔡不瑕詩序》、《花雪賦引》皆於乃
兄幾如陽明於朱子之作「晚年定論」い，亦不能謹守家學而堅公安壁壘矣。中郎甚推湯
若士ぅ，余見陳伯璣《詩慰》選若士子季雲詩一卷う，赫然竟陵體也，附錄傅占衡序，
果言其「酷嗜鍾譚」。中郎又亟稱王百穀□，《詩慰》選百穀子亦房詩一卷，至有「非
友夏莫辨」之目。蓋竟陵「言出」，取公安而代之，「推中郎者」益寡而非「益眾」。
後世論明詩，每以公安、竟陵與前後七子為鼎立驂勒□；余瀏覽明清之交詩家，則竟陵
派與七子體兩大爭雄，公安無足比數。聊拈當時談藝語以顯真理惑。（417—418頁）
    竟陵、公安，共事爭鋒，議論之異同，識見之高下，乃如列眉指掌□。凡袁所賞浮
滑膚淺之什，譚皆擯棄；袁見搬弄禪語，輒歎為超妙，譚則不為口頭禪所謾，病其類偈
子。蓋三袁議論雋快，而矜氣粗心，故規模不弘，條貫不具，難成氣候。鍾譚操選枋，
示範樹鵠□，因末見本，據事說法，不疲津梁□。驚四筵而復適獨坐，遂能開宗立教矣。
（425頁）賀子翼《詩筏》頗左袒竟陵□，一則雲：「《滄浪詩話》大旨不出悟字□，鍾
譚《詩歸》大旨不出厚字□。二書皆足長人慧根。」即謂滄浪、竟陵冥契同功。徐電發
釚《南州草堂集》□卷十九《雲門廠公響雪詩序》雲：「自嚴滄浪以禪理論詩，有聲聞、
辟支之說□，遂開鍾譚幽僻險怪之徑，謂冥心靜寄，似從參悟而入。一若詩之中，真有
禪者。」尤為發微之論。焦廣期以漁洋比鍾譚(21)，竊疑鄧孝威已隱示斯意(22)，《尺
牘新鈔》(23)二集載孝威《與孫豹人》：「竟陵詩派誠為亂雅(24)，所不必言。然近日
宗華亭者(25)，流於膚殼，無一字真切；學婁上者(26)，習為輕靡，無一字樸落。矯之
者陽奪兩家之幟，而陰堅竟陵之壘；其詩面目稍換，而胎氣逼真，是仍鍾譚之嫡派真傳
也。」「華亭」、陳臥子也，「婁上」、吳梅村也，皆七子體而智過其師者也；「奪兩
家幟」者，豈非王阮亭耶。計子發《魚計軒詩話》載凌緘亭《偶作》第二首亦雲(27)：
「新城重代歷城興，清秀贏將牧老稱(28)（自註：時謂王阮亭為『清秀李於鱗』，錢牧
齋亟稱之，何耶）。細讀羼提軒裡句(29)，又疑分得竟陵鐙（自註：新城有絕似鍾譚者）。」
然漁洋作詩，講究聲調，自負盜古人不傳之秘；竟陵於此事卻了無解會，故《尺牘新鈔》
二集卷十五雷士俊《與孫豹人》雲：「大抵鍾譚論說古人情理入骨，亦是千年僅見，而
略於音調，甚失詩意。詩以言志，聲即依之。鍾譚《詩歸》，譬之於人，猶瘖啞也。(3
0)」則漁洋說詩堪被「蘊藉鍾伯敬」之稱，而作詩又可當「響亮譚友夏」之目矣。（42
5—426頁）    　　ヾ《列朝詩集》：清錢謙益編，明詩選本，八十一卷。附作者小傳。在《錘惺傳》
裡附見《譚元春傳》，有張文寺說：「伯敬入中郎之室。」即明代詩歌流派竟陵派（鍾
惺字伯敬，與譚元春均為湖廣竟陵人。）是從明代詩歌流派公安派（袁宏道字中郎）中
出來的。
    ゝ袁小修：明袁中道字。有《珂雪齋近集》四卷。袁宏道與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並
稱三袁，湖廣公安人（今屬湖北）。為公安派創始者。文學上強調抒寫「性靈」，於詩
文不滿明前後七子摹擬、復古主張。企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儒家思想的束縛。三袁中袁
宏道成就較大。
    ゞ翁覃溪：清翁方綱號。有《復初齋詩集》七十卷。
    々白蘇齋：袁宗道書齋名，字伯修，因好白居易、蘇軾詩，故名。是袁宏道啟鍾、
譚，這裡說成袁宗道，所以說他誤了。
    ぁ與「初白庵」、「白庵」湊合：把袁宏道誤作袁宗道，是不是要把白蘇齋同初白
齋（清查慎行，號初白）、白齋（清陸紹曾）湊合呢？
    あ竟陵：明代詩歌流派，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於詩文反對摹古，但又以公安派
的作品為輕率，倡導幽深孤峭，追求形式上的險僻，作品因而流於冷澀。
    ぃ譚友夏：明譚元春字。有《合集》二十三卷。《譚友夏合集﹒東坡詩選序》：
「斯選也，袁中郎先生有閱本存於家，予得之其子述之。」又《袁中郎先生續集序》：
「公安袁述之行其先中郎續集而屬予序，其言曰：『先子不可學，學先子者，辱先子者
也。子不為先子者，實是先子知己，惟子可以敘先子。」從這兩段話看，袁中郎子述之
已化為竟陵派了。
    い小修：袁中道字。又有《珂雪齋集》二十四卷。《珂雪齋集﹒答須水部日華書》：
「中郎之後，不能復有中郎，亦不可復有中郎也。」又《蔡不暇詩序》：「不效七子詩，
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詩，而宛然復傳盛唐之神，則善矣。」又《花雪賦引》：「友人竟
陵鍾伯敬意與予合，其為詩清綺邃逸，每推中郎。」袁中道在這三篇文裡，完全肯定竟
陵，把公安變成竟陵。好比王守仁（陽明）作《朱子晚年定論》，把朱子晚年之說說成
與陸九淵理論相同了。
    ぅ湯若士：明代戲曲家湯顯祖字。
    う陳伯璣：清陳允衡字，評選《詩慰》初集、續集。
    □王百穀：明王稚登字。
    □前後七子：明代詩歌流派。前七子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後七子以李攀龍、
王世貞為代表。公安、竟陵與前後七子三派鼎立，並駕齊驅。
    □列眉指掌：指眉毛、五指排列極清楚。
    □鍾惺與譚元春合編幾種《詩歸》選本，可以作為示範。
    □不疲津梁：猶架橋引渡，不懈地將作品流傳下去。
    □賀子翼：明賀貽孫字。有《詩筏》一卷。
    □《滄浪詩話》：宋嚴羽撰，一卷。分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詩證五類，對漢
魏以來詩進行評論。《詩辨》：「大抵禪道惟在妙語，詩道亦在妙悟。」
    □《詩歸》：明鍾惺、譚元春編選，五十一卷。鍾惺《與高孩之觀察》：「詩至於
厚而無餘事矣。……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
    □《南州草堂集》：明徐釚（字電發）撰，三十卷。
    □嚴羽在《詩辨》裡講到禪家有大小乘，上乘具正法眼，悟是第一義；小乘聲聞、
辟支乘，皆非正也。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謂：佛家有三乘：菩薩乘、辟支乘、聲聞
乘。菩薩乘普濟眾生，稱大乘；辟支、聲聞僅求自度，稱小乘。辟支，梵語獨覺之義，
非由師承，獨自悟道；聲聞，乃由誦經聽法而悟道者。
    (21)焦廣期：清焦袁熹字。漁洋：清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
    (22)鄧孝威：清鄧漢儀字。有雅頌領袖之稱。
    (23)《尺牘新鈔》：清周亮工輯，十二卷。
    (24)亂雅：雅指正聲，即亂正聲。
    (25)「華亭」、陳臥子：明陳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
    (26)「婁上」、吳梅村：清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
    (27)計子發：清計發字。撰有《魚計軒詩話》一卷。
    (28)新城：清王士禛，新城人。歷城：李攀龍，歷城人。指王士禛 代李攀龍興起，
不過是清秀李於鱗（李攀龍字），得到錢謙益（牧齋）
    的稱讚。
    (29)羼提軒：王士禛的齋名，指王士禛。
    (30)瘖啞：啞人。
    前後七子、公安、竟陵，是明代文壇上的幾個詩歌流派。前七子以李夢陽、何景明
為代表，反對楊士奇、楊榮、楊溥追求形式典雅、內容粉飾的台閣體，提倡文必秦漢，
詩必盛唐，復古擬古。後七子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更把復古擬古推向高潮，嚴守
古格古律。公安派三袁，不滿意七子的復古，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在某種意義上
說，解放了文體，但又陷入俚俗。竟陵派既反對機械摹擬，又反對俚俗文風，自認為是
在矯正七子之偏，補救公安之失，但又陷入出僻險怪的途徑。
    這裡三則明確指出的有以下幾點：
    （一）「竟陵出於公安」，竟陵派在時間上後於公安。錢謙益選輯《列朝詩集》，
撰《譚元春傳》引張文寺的話說鍾惺「入中郎室」，中郎的弟弟中道亦說鍾惺論詩極推
中郎，這說明鍾惺的詩論是從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那裡來的，清代文學家翁方綱也
認為袁家「漸啟鍾譚」。再看三袁的後代和追隨者，如「中郎之子述之已化於竟陵」；
袁中道晚年亦未能堅守公安派的主張；倍受袁宏道推崇的戲曲家湯顯祖，其子季云「酷
嗜鍾譚」，詩亦「赫然竟陵體」；王稚登之子亦房詩，亦與譚詩難分難辨。這些例證說
明竟陵詩論是從公安來的。公安的俚俗，公安後人也不滿意，所以多化於竟陵。因此，
袁中道稱鍾惺論詩極推宏道的話：「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眾」，不盡符合上述例證
的事實，應當注意後來的發展變化，已是愈來愈轉向竟陵。
    （二）以往論明詩，總是說公安、竟陵與七子三足鼎立，論其貢獻、弊端和影響不
相上下，這個說法似也不準確。因為竟陵詩論出自公安，後來超越公安，便成了與七子
兩派「中分詩壇，對壘樹幟」（《談藝錄補訂》），而「公安無足比數」。清鄧顯鶴在
《岳歸堂全集序》裡雲：「有明之詩凡三變」，「以茶陵倡於前，以竟陵殿其後」，而
其中一變是七子的擬古體，而非公安；清方以智亦雲：「近代學詩，非七子，則竟陵。」
（《通雅》卷首）王霖也雲：「聚訟紛紛堪一笑，謾推王李折鍾譚」（《讀唐宋元明人
詩》），將王世貞、李攀龍與鍾惺、譚元春對舉；賀貽孫《詩筏》也是將竟陵與七子相
提並論，「度長詰短」，參之以公安者極少。這是就詩論說的。這些清人的言論，反映
了竟陵的影響確實比公安深遠。
    （三）為什麼公安派反對七子最為猛烈，反而沒能成為七子的對手，而讓位於竟陵
派，這裡指出有幾種原因：第一，鍾譚合作編選過風行一時的《古詩歸》、《唐詩歸》，
凡是公安派欣賞的「浮滑膚淺」之作和搬弄禪語的超妙之作，鍾譚一概擯棄不選，通過
選詩和評詩，亮出自己的主張和識見，造成了一定的影響；而公安派多是發議論，沒有
樹鵠示範，後人又多不能「謹守家學而堅公安壁壘」，所以「規模不弘」，「難成氣候」。
第二，在文學觀點上，清人賀貽孫極推竟陵，將其與宋代詩論家嚴羽的詩論相比；在創
作實踐上，世稱雅頌領袖的鄧漢儀稱「竟陵詩派誠為亂雅」，指出其詩風的特點；晚明
陳子龍、吳偉業，於七子與竟陵之中，期望能矯其偏，補其失，實則仍是未離竟陵，陳
吳的詩不過是「面目稍換，而胎氣逼真，是仍鍾譚之嫡派真傳」，這也就是說竟陵詩風
後不乏人。
    到了清代，能兼七子與竟陵之美者，是王士禛，他在詩壇上有一代宗匠之稱，善為
古文，兼工詩詞，著述豐富，詩論與詩作均可「奪兩家幟」，還有選本《古詩選》、
《十種唐詩選》、《二家詩選》、《唐賢三昧集》、《唐人萬首絕句》等，是兼學士與
文人於一身的大家。實際上，他只是「清秀李於鱗」，「響亮譚友夏」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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