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蘇格拉底式學派政治思想的興起以來，「思想著的人和行動著的人便開始有所分
離」，世上從事活動的種種樣式和以沉思為頂點的純粹思維，這兩個方面與人類兩大核
心關懷之間的對應關係，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彰示。然而，當哲學家們發現——很可能
是蘇格拉底本人的發現，雖然無以證實——政治王國並未理所當然地允許一切人類的更
高層次活動時，他們立即假定這是一項更高的准則以替代城邦規則，而不認為是一種已
知之外的其他事物。要辨識這兩個不同的，甚至互相有所衝突的原則，追溯永恆與不死
之間的區別，是一條雖為表淺但最為近便的途徑。
    根據希臘的理解，不死是指一種時存性，是自然和奧林匹亞眾神在世所具有的生命
不死。在自然輪迴往復與諸神長生不老的後景對面，是生命有限的人類。人是處在一個
不死的、但非永恆的天地中的唯一凡者，他不受永恆上帝的統治，而只是面對諸呻的生
命不死。如果我們信奉希羅多德，那麼就應把這兩個原則之間的差異歸因於希臘式的自
我理解，而不是哲學家們的概念表述，因而也不是奠定這一概念表述基礎的希臘所特有
的不死體驗。希羅多德在研究亞細亞的信奉和膜拜上帝的形式時明確指出：與這一超凡
的、超越時間、生命和天地萬物的上帝（即今天所講的上帝）相比，希臘諸神是擬人化
（anthrspophyeis）的，是與人類同質同貌的。希臘人對不死的關注，來自於他們有限
的個體生命與自然和諸神的生命不死相共處的體驗。鑲嵌於一個萬物皆為不死的天地中，
生命有限成為人類存在的基本特徵。人屬於「凡者」，並且是唯一存在的凡物，因為人
與動物不同，人並不僅僅作為類的成員而存在，而且這個類是通過繁衍來維持其生命不
死的。人赴死的宿命在於個人生命本源於生物生命，從生到死就是一個可知的生命歷程。
個人生命處於直線式的運動過程之中，可以說，這是對循環不斷的生物生命的一種中止，
體現了個人生命的特殊性。生命有限的凡態即是：在運動著的萬物週而復始的天地中，
沿著直線運動。
    凡人的使命及其潛在的卓越之處，在於其能夠創造事物——工作、行為和語言，這
些事物過去確實應該是、現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永恆地在家的；據此，凡人可以在
一個萬物不死的宇宙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憑藉在不死的行為方面以及遠離身後不朽
的行跡方面的才能，人們獲得了自身的生命不死，證實了自身的「神」性，而他們個人
生命有限的凡態則消退了。人類和動物的界分正是人類自身的特點所在：只要是真正人
類的，才是最優的（aristoi），即總是被證實為是最優的（aristeuein，這是一個在
其他語言中找不到相應表達的動詞），其「傾向於不死之譽而非凡物」；其他的則生死
如動物，滿足於一切令其自足的快樂。這還是赫拉克利特的觀點，囫這一觀點在蘇格拉
底後的哲學家那裡就很難找到了。
    如上文所講，是蘇格拉底本人還是柏拉圖發現了永恆，並將它作為嚴格意義上形而
上學思想的真正核心，這是無關緊要的。作為一名大思想家，蘇格拉底的一個可敬之處
是他不大喜歡把自己的思想訴諸筆端，這對他十分有利；因為很明顯，一個思想者即使
對永恆再專注，但當他坐下來提筆之際，他的大部分注意力已經不在對永恆的思考，而
已轉移到了對永恆的描述上。他已進入了vita activa，並且選擇了其永恆和潛在的生
命不死的方式。有一件事是明確的：只有在柏拉圖那裡，對於永恆和哲學家生命的關注
是與對生命無限的謀求、公民生命的方式以及vita activa有著本質性的衝突與矛盾的。
    哲學家的永恆體驗，即柏拉圖所謂的「不可說」（arrhEton）、亞里士多德所說的
「無言」（aneu logou），以及後來似是而非地集中表達了這一思想的「當下」（nunc
stans），都只能存在於人類的事務領域及人的群體之外，正如我們從柏拉圖的《理想
國》中所了解到的洞穴隱喻那樣，哲學家把自己從束縛自身與他人的桎梏中解救出來，
並完全「獨自一人」離開洞穴，既無人相伴，也無人相隨。從政治的角度講，如果死亡
和「遠離人群」是同義的，那麼永恆的體驗也將是一種死亡，唯一的區別在於「遠離人
群」並非是最終的，因為沒有哪一種生物能持續任何時間段的永恆體驗。這恰恰就是中
世紀的「vita activa」與「沉思」的區別所在。既然一個人自身內部通過語言所進行
的思維活動，已非常明顯地不足以表達這種體驗，反而會干擾和損壞這種體驗，那麼，
同生命有限的體驗不同，永恆體驗是與任何活動毫無共同之處的，也不可能轉換為任何
活動，這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和所有與生命有限相關的其他看法不同，Thesria或者說「沉思」是用於表達永恆
體驗的一個詞。哲學家們對不死的甚至永久的城邦機會提出了明確的質疑，這或許有助
於他們發現永恆，而這一發現所帶來的沖擊又是如此之強烈，以致於他們只得把所有謀
求不死的努力都當作自負與虛榮加以蔑視，這使哲學家們置身於古代城邦及其所宣揚的
宗教的公開對立面。然而，相對於謀求不死的種種努力，關注永恆的最終勝利並非歸因
於哲學的思考。羅馬帝國的衰亡清楚地證明，沒有任何凡人的工作能夠不死，而與此相
應，有關永恆的個人生命的基督福音興起並發展成為西方人唯一的宗教。任何謀求在世
不死的努力都是徒勞不必的。它們如此成功地使vita activa和bios Politikos成為沉
思的陪襯，以致於現代世俗化的興起及隨之而來的行動和沉思之間的傳統等級序列的倒
轉，都不足以從漠視中拯救對不死的謀求，這一生命不死曾經是vita activa的核心和
源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