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希臘人的解決之道

    結果的不可預見性是同言行的展現性特徵密切相關的,在言行中,一個人在展現自
我時既未能洞悉自我,也未能預先對他顯示的對象作出考慮。古諺語說,「人死之前,
誰也不能被稱為eudaim6n(善良的精靈)」。如果在兩千五百年後的今天,我們還能悟
出這一老生常談的最本源的意義的話,那麼這一諺語也許切中了問題的要害。甚至這一
諺語的拉丁譯文(在羅馬已是眾所周知、老掉牙了——
nemoantemontenbeatusessedlclpotest)也沒能傳達出這一含義,盡管它也許激發了基
督教的這一實踐——只是在基督徒平安離世許久以後才賜福給他。因為endal-monia既
不指快樂也不指天福;它無法翻譯,甚至無法加以解釋。它含有福祉的意思,但又不帶
任何宗教意味;它字面上的意思有些類似於daimon(享有的平安)。
    daimon伴隨每個人的一生,並成為每個人獨特的身份象徵,但它僅僅對另外的人展
現、因而在他人眼中才是可見的。因此,與快樂(它是一種短暫的心緒體驗)不同,也
與好運(一個人在生活歷程的某些時期可能擁有它,而在其他時期則不然)不同,
eudaimonia就像生活本身一樣是一種持續存在的狀態,這一狀態既不面對變革,也不能
影響變革。根據亞里士多德的看法,「想要eudaim6n」和「已獲得euctalmon」是一樣
的?就像「想過得好」和「已經過得好」一樣,只要生命在繼續;它們不是一些改變一
個人品質的狀態或活動;就像正在「學」和「已經學會」那樣,它表明同一個人在不同
的時間裡完全不同的特徵。
    人的這一無法改變的特徵,盡管在言行中無形地展示自己,但只有在行動者和言說
者生活的故事中才成為有形的;但如此,它就能被人所知,即在故事結束後,它能作為
一個可感覺到的實體被我們所把握。換言之,人的本質——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性(它
不存在),也不是所有個人優缺點的總和,而是某人是誰這一本質——只有在生命已逝
時才能形成,除了一個故事再沒有什麼東西留在世上。因此,任何旨在「本質性的」生
命存在,旨在給後人留下一個將贏得「不朽」名聲的故事和一種特徵的人,不僅必須不
惜以生命來冒險,而且還應當像阿基裡斯做過的那樣,明確選擇一種短暫的生命和過早
的死亡。只有一個其生命的延續不超過其卓越表現的人才能無可置疑把握自己的特徵與
可能的偉大,因為他從初始的生命進程的可能性結局與延續中步入死亡。阿基裡斯的故
事帶給人們的富於經典意義的啟發在於,它表明eudaimonia幸福)只有以生命為代價才
能獲取;只有通過超越生活的延續性(在這種生活歷程中我們逐步地展示自我),通過
僅有的一項業績來對一個人的整個生命歷程作出概括,人們才能確信幸福是以生命為代
價的。這樣,這一行動的故事才同生命一道走向終點。即使是阿基裡斯也確實離不開講
故事的人——詩人或歷史學家——因為沒有他們,他所做過的一切將都是徒勞的。但他
確是絕無僅有的「英雄」,因而也是將自己行為的全部意義都表現出來,並傳遞給故事
敘說者的英雄。這樣,好像他不僅已展現了自身生命的故事,而且同時還「創作」了這
個故事。
    毫無疑問,行動這一概念富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就像我們今天所說的那樣。它
強調那種不顧任何代價追求自我表現的衝動,因而相對說來不受不可預見性這一行動所
具有的困境的影響。如此,它成了古希臘行動的典範,並以所謂痛苦精神的形式影響了
那種急於展現自我、以期同他人一比高下的狂熱衝動——這是流行於城邦國家中的「政
治」概念的基礎。這種廣泛影響不同於後來的影響,它的一個突出表現是,古希臘人不
把立法行為看作是一種政治行為。在他們的觀念中,立法者就像城牆的建造者,是一些
在政治活動開始之前就必須行動和結束自己工作的人。因此,人們對待他就像對待任何
一個工匠和建築師一樣,他被稱作外邦人,並無需公民資格就可以得到任命。而加*
teuesthai的權利,從事最終在城邦內部進行的各種活動的權利,則完全限於有公民權
的居民。對他們來說,法律就像環繞城郊的城牆,不是行動的結果而是制造出來的產品。
在人們開始行動之前、必須確定一個其中所有行動都會隨之發生的限定性空間和結構,
空間是城邦的公共領域,而結構則是法律;立法者和建築師因而屬一個類別。但是,這
些有形實體本身不是政治的內容(不是雅典,而是雅典人才是pollS),它們應得的忠
誠也和我們所了解的羅馬式的愛國主義不同。
    不管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確實已把立法和建立城邦提升到政治生活的最高等級,但
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擴展了希臘人行動和政治的基本經歷,以理解後來演化成為羅馬的政
治天才的東西——立法和建立城邦。相反,蘇格拉底學派轉向這些活動,這些活動在古
希臘人看來是前政治的,因為他們希望抵制政治和行動,在他們看來,經由投票進行的
立法與法令執行是最具合法性的政治活動,因為在這些活動中,人們「像工匠一樣行
動」:他ff〕行動的結果是一個有形產品,其過程有一個可以認識的結果。國這樣,這
種活動就不再是,或者確切地說不是行動(praxis)了,而只是制造(POigsiS)(這
是他們偏愛的,因為它具有可靠性)。這就好像他們說過,倘若人們只是因為行動的無
效性、無限性以及結果的不確定性而放棄自己的行動能力,那麼很可能會產生一種彌補
人類事務脆弱性的方法來。
    這種補救方法破壞人際關係本質的方式,亞里士多德從私人生活領域(它在一種施
恩者與愛惠者的關係中)的行動中所舉的極少例子對此作了最好的說明。實際上亞里士
多德以坦率地摒棄道德說教(這恰是古希臘的但並非古羅馬的一大特徵)的方式第一次
表述了下列事實:施恩者對受助者的愛勝過受助者對他的愛。他繼續解釋道,這是很自
然的,因為施恩者做了一件工作,即ergon,而受惠者只是接受其恩惠。在亞里士多德
看來,施恩者愛他的「作品」——他已「創造」出的那個受惠者的生活——就像詩人愛
他的詩;亞氏提醒讀者,詩人對其作品的愛同母親對其子女的愛同樣強烈。櫻這種闡釋
清楚地表明,他是根據制造來思考行動的,是根據一講完成了的「作品」來思考行動的
結果,即人們間的關係的,盡管他企圖明確地對行動與制作、praxis與加iis作出區分。
囫在這個例子中,很明顯,這一解釋盡管有助於從心理上對「忘恩負義」現象作出解釋
(其假設是施思考和受惠者均同意根據「制造」來解釋行動),事實上既歪曲了行動本
身,也歪曲了行動真正的結果——一種它本來應該建立起來的關係。在我們看來,立法
者的例子更無道理,因為希臘人有關立法者在公共領域中的任務與作用的觀念與我們的
觀念格格不入。無論如何,工作(如希臘人理解的立法者的活動)只有在進一步的行動
既非人心所向也非十分可能的條件下,才能成為行動的內容。而行動也只有在其真正的、
無實質性且脆弱異常的含義被破壞的條件下,才會導致一種最終結果。
    最初的、前哲學時代的希臘解決這一脆弱性的方法成了城邦的基礎。由於它來自並
扎根於希臘前城邦的經歷,由於它對何以使人們值得共同生活,即「言行共享」的估計,
城邦具有雙重功能。首先,城邦旨在使人們不斷地去從事一些——盡管有某些限制——
本來要離家出走,而現在在城邦內就可進行的非同尋常的事業。城邦還被假設能增加贏
得「不朽名聲」的機會,即為每個人提供得以展示自我——在言行中表現自身獨特性的
機會。在雅典,人們的天資稟賦令人難以置信的開發——以及雅典城邦國家一點也不令
人驚奇地迅速衰落,其原因(如果不是主要原因的話)恰恰在於,雅典人的目標自始至
終是使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瑣事變得偉大無比。城邦的第二個功能更像其產生之前所經歷
的那般,與行動的諸多風險性結果緊密相連,它旨在對言行的無效提供一種補救方法,
因為值得留名的行動不會被遺忘,事實上還會成為「不朽」——這樣的機會並不很多。
荷馬不只是詩人具有政治作用的光輝榜樣,他因而成了「所有希臘人的教育家」。更重
要的事實是,像特洛伊戰爭這般偉大的事業若不是幾百年之後有詩人使其「不朽」,就
可能被人遺忘,這一事實提供了這樣一個極好的例子——如果人類的偉大只靠詩人來維
持其持久性的話,那麼對人類的偉大將會發生什麼。
    這裡,我們並不關注希臘城邦國家興起的歷史緣由,希臘人自己對城邦國家的看法
及其以國家利益為重的理由,他們已經明白無誤地討論過。城邦——如果我們相信伯裡
克利在《悼詞》中講過的名言——提供了一種保障,使得南征北戰、掠取每寸土地以顯
示自己勇敢無畏的人,沒有他人的證實就無法持久下去,使他們既毋需荷馬,也毋需其
他任何懂得遣詞造句的人來頌揚自己;沒有他人的幫助,參加過行動的人能夠將其善行
惡舉永遠留在人們的記憶中,並在當代和未來激發起人們對他們的崇敬之情。題換言之,
人們在城邦這一形式中的共同生活看起來讓人相信:人類最無效的活動(行動和言語),
以及最模糊、最短暫易逝的人造「產品」(作為其結果的事跡和故事)都將成為不朽。
城邦這一組織,由於有護城牆保證其物質形體的安全,有法律保證其內部機制的安全—
—以防隨後的幾代人將其「身份」改得面目全非——因而是一種有組織的回憶。它使總
有一死的行動者確信其短暫的生命與即逝的崇高偉大受到關注,受到傾聽,並在同胞面
前得到表現。這些人生活在城邦之外,他們短暫地參與了行動過程,因而需要荷馬以及
「其天賦的其他才能」,以便向未親臨其境的人展現自己。
    根據這種自我解釋,政治領域直接產生於共同的行動,即「言行的共享」。這樣,
行動就不僅與我們共有世界的公共部分有著最密切的關係,而且還是一種構建這一公共
領域的活動。城邦的護城牆與法律的界限好像早已沿著一個已經存在的公共空間被描繪
了出來,不過,沒有這樣穩固地保護,這一空間就不能長久地存在下去,就不能比行動
和言語持續更久。當然,不是從歷史意義而是從比喻和理論的意義上可以說,似乎是那
些從特洛伊戰爭中生還的人希望行動的空間永存(這一空間來自其偉業與痛苦),以便
他們在戰後各自疏散、返回原先的家園時能阻止它的消亡。)
    確切地說,城邦不是地理意義上的城邦國家,它是隨言行一起出現的人的組織形式,
其真正的空間存在於以共同生活為目的的人們之間——無論這些人碰巧生活在什麼地方。
「不管你走到哪裡,你總是城邦的人。」這句名言不僅成為希臘拓殖的口號,而且還表
達了這麼一種堅定的信念,即行動和言語在參與者中間創造出了一個空間,從而使得參
與者無論何時何地都能找尋到自己的恰當空間。這是一個最寬泛意義上的展現的空間,
在這一空間中,人們互相展現,木像其他生物或無機物那樣生存,而且明確地展示自身
的形象。
    這個空間不是永存的。雖然所有人能言能行,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像奴隸、外邦
人和古代的野蠻人,像摩登時代以前的體力勞動者或工匠、我們社會中的固有職業者或
商人——並不生活在這個空間中。更何況沒人能夠永遠生活在這個空間中。被排斥在這
個領域之外,就意味著被剝奪了現實性——從人性與政治的意義上說——這一現實性與
展現是一回事。對人來說,世界的現實性是以他人的參與及自身向所有人展現為保證的;
「向所有人展示,我們稱之為存在」,一旦缺少這種展示,無論什麼都會像夢一樣飄然
而至,又飄然而過,充斥的盡是我們自己而不是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