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和談演義(第二部) 第三十二回
重慶興兵未戰即退 延安整風再掀高潮
| 話說6月28日，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和林彪、孔原等100多人，乘卡車離開重慶。 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主持。 7月2日，胡宗南電令各部於10日前完成一切準備，待命行動。 7月4日，毛澤東急電董必武：「蔣介石調集二十余師兵力包圍陝甘寧邊區，戰 事有在數日內爆發的可能，形勢極度緊張。請立即將上述情況向外傳播，發動制止 內戰運動。特別通知英、美有關人員，同時找張治中、劉斐交涉制止，愈快愈好。」 6日，朱德以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名義發以萬萬火急電報給蔣介石和何應欽、徐永 昌，要求下令撤兵。同日，蕭勁光分電國民黨方四個軍長、十四個師長，呼吁制止 內戰。當晚，毛澤東再電董必武：「辦事處一切秘密文件速即燒掉，以防突然查抄。」 就在這一天，中央通訊社公開發表這樣一條新聞：西安各文化團體曾於第三國 際解散後舉行座談會，討論國際局勢，並經決議聯名電延安毛澤東先生，促其自覺， 及時解散共黨組織，放棄邊區割據。這條消息，無異於軍事行動前的政治宣傳戰。 7日，毛澤東告知彭德懷：「不得已時恐須一戰。」這天下午，胡宗南部的幾發 炮彈已落在關中分區八路軍駐軍的前沿陣地8日，中共中央決定發動宣傳攻勢，同時 準備軍事力量粉碎國民黨可能的進攻。 9日，延安各界3萬余人舉行抗戰六周年紀念大會，緊急動員全邊區人民制止內 戰，保衛邊區，並發出呼吁團結、反對內戰的通電。正巧這一天，周恩來、林彪一 行到達西安。毛澤東急電林、周：「請與胡談後速來延，胡提意見勿與爭辯，只說 回延安會商，一切可以和平解決。判斷彼方計劃是陳兵邊境，迫我作城下之盟，否 則進擊。我已進行全邊區黨政軍民總動員，準備自衛。」同日，毛澤東決定從速抽 調14個團支援邊區。 在這一觸即發的關鍵時刻，蔣介石再次猶豫了。他沒想到這次軍事進逼的計劃 會這麼快地洩露，他更沒想到毛澤東竟能如此迅速地作出各方面的準備。眼下，已 不能達到通過軍事進逼迫使中共作原則讓步的目的了。延安動員大會一開，晉察冀、 晉綏、晉冀魯豫等地也紛紛開會，發表通電；國民黨元老、晉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續 范亭通電全國，呼吁制止內戰；中國民主政團致函蔣介石，正告他「正應共同抗戰， 共同建國，以力求政治民主化，經濟民主化，而達到將來世界之大同，尚何憑借武 力以內爭之有」？在這種沸沸揚揚的輿論中，如仍按計劃發動進攻，政府威信和個 人威信豈不損失太大？而且中共已有充分準備，其必拚死一搏，短時間內豈能解決 問題？這兩天，美、英、蘇三國大使輪番前來表示反對中國內戰，看來事情複雜了。 蔣介石經過再三權衡，於7月10日電令胡宗南取消進攻延安的計劃。次日，蔣介 石、胡宗南復朱德6日電，聲明中央絕無進攻的意思。12日，胡宗南下令開始撤退一 個師及兩個軍部。 周恩來、林彪在西安停留5天，先後拜會了胡宗南、熊斌、鄧寶珊等要人，於了 月16日回到延安。 乘蔣介石猶豫之機，中共中央決定發動一場強大的政治攻勢。 7月12日，毛澤東親自撰寫的《質問國民黨》在《解放日報》以社論形式發表， 向國民黨提出一連串的質問，警告它必須立即撤退進犯邊區的反共軍隊，糾正一切 錯誤。 第二天，毛澤東又親自撰寫這樣內容的新聞稿：「英、美人士對中國政治黑暗， 和蔣介石將英、美援助不用在前線打日本而用在補充後方部隊，不大滿意。最近熊 式輝在紐約、華盛頓、倫敦的招待會上，都在這些方面受到英、美人士的質詢。」 同日，毛澤東電示董必武：「現在內戰危機或可避免，延安民眾大會通電已於 9日用萬萬火急電發蔣、胡及各方要人，故你處仍應密印散發，表示共產國際解散後 我方之強硬態度，借以擊退國民黨之無恥反共宣傳。」 7月18日，中共的宣傳戰火力開始指向蔣介石四個月前出版的《中國之命運》。 這一天，《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指出：「今年3月，大後方出版了一本中國法西斯主 義的『經典』。這本『經典』的中心思想，一句話說完，就是要在兩年內解決中國 共產黨，以便實行法西斯主義。」 19日。毛澤東改定陳伯達作為理論家的成名之作《評＜中國之命運＞》，致信 博古、陸定一：「陳伯達文章看過改過，送上請閱，請在今日或明日發表，以約50 00字登在社論地位，其余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兩天或三天廣播之，並請廣播 兩次。另印一小冊子，亦請在日內印出，印一萬五千份。」 21日，陳伯達的這一長文見報了。毛澤東喜不自禁，繼續精心運作。他代中宣 部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並轉告區黨委電，指出：「各地收到此文後，除在當 地報紙上發表外，應即印成小冊子。一切幹部均須細讀，加以討論。一切學校定為 必修之教本。一切地方應注意散佈到國民黨軍隊中去。應乘此機會作一次對黨內黨 外的廣大宣傳，切匆放過此種機會。」 這還不算，毛澤東又電示在重慶的董必武：「本日公佈陳伯達駁斥蔣著《中國 之命運》一書，以便在中國人民面前從思想上理論上揭露蔣之封建的買辦的中國法 西斯體系，並鞏固我黨自己和影響美、英各國，各小黨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 面。」要求南方局印譯為中英文小冊子，在中外人士中散發。 這就是毛澤東的氣魄和風格！凡事不做則已，做則做夠，做足，做到位，做到 底。比較起來，蔣介石四個月前雖曾通令全國各界通讀他的《中國之命運》，但運 作得頗為粗糙，其宣傳的廣度、深度和力度都與中共的宣傳戰不可同日而語，其成 效自然也有不小的距離。 這樣一來，陳伯達這位毛澤東的秘書立即名噪全中國，甚至名播全世界。此後， 陳伯達又寫過一些轟動一時的文章，從而奠定了「中共一支筆」、「天才理論家」 的地位，直至在「文革」中當上操持生殺大權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並進人中央政 治局常委，成為第四號人物，再後來則被毛澤東親手打倒，最後以「林彪江青反革 命集團」的一名主犯受到審判。這是後話，不提。 再說陳伯達的文章發表後，延安又相繼推出了歷史學家範文瀾的《誰革命？革 誰的命？》與《袁世凱再版》，呂振羽的《國共兩黨和中國之命運》，哲學家艾思 奇的《＜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等文章。猶如一排排重型炮彈， 一齊射向蔣介石以《中國之命運》為代表作的理論體系。 7月25日，意大利法西斯獨裁者墨索裡尼倒台。 8月16日，回到延安一個月的周恩來針對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撰寫了《論 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制主義》的報告提綱，從哲學思想、倫理觀、民族觀、 國家觀、戰爭觀、政黨觀、經濟思想等方面對蔣介石進行了全面系統、淋漓盡致的 剖析。 8月22日，毛澤東在董必武報來的《質問國民黨》等文發表後的反映材料上，不 無得意地寫道：「過去宣傳總是不痛不癢，唯獨此次打到了痛處，故能動員群眾壓 倒反動派氣勢。」 第二天，中國共產黨發表《國共兩黨抗戰成績之比較》、《共產黨抗擊的全部 偽軍概況》兩個重要文件。新華社評論道：「蔣先生在其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 中曾說：『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今觀此二項材料，究竟有如蔣先生所說呢？ 還是相反：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凡屬國人，必須明辨之矣。」 在這段時間裡，美軍參謀長馬歇爾電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蔣介石發動 內戰的情況如何？並勸蔣介石「勿用武力」。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史迪威向蔣介 石提出一份備忘錄，以強烈的語氣要求將胡宗南等部調往山西抗日，否則美軍將停 止援助。氣得蔣介石大罵史迪威「必受共匪所主使」，是對他的「干涉」和「威脅」。 蔣介石深感處境不妙，只好倔旗息鼓，鳴金收兵。他下令停止關於取消中共的 宣傳，並授意胡宗南停止對陝甘寧邊區的進攻。9月13日，他在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 會上不得不再次公開表示：「中共問題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問題，因此應該以政治方 法來解決。」 然而，蔣的部下體味不出他的難處，使這次反共高潮留下層層余波。9月22日， 董必武在重慶參政會會場因反對何應欽對共產黨、八路軍的攻擊，受到CC分子的起 哄圍攻。董必武憤然退出會議，以示抗議。5天後，剛剛歸順蔣介石不久的盛世才， 在新疆殺害了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和毛澤東的胞弟毛澤民。 10月5日，蔣介石派王世傑去找董必武，商談尋求緩和雙方沖突的辦法。當日， 毛澤東下令：「從10月6日起，解放日報及新華社一切揭露國民黨稿件暫時停止，風 平浪靜，以示緩和。」 11月12日，在憲政實施籌備會開幕時，蔣介石遇到了董必武。機會難得，蔣介 石主動向中共表示友好。 蔣介石說：「上月你和王世傑有過接觸，事情還是談一談的好。這些事應該由 恩來出面，如請他再來重慶，什麼都好談些。」 董必武答道：「我上次向王世傑先生談了，首先國民黨得退兵撤圍，使延安免 除封鎖，與外界恢復聯繫，才能重開談判。如果邊區周圍的軍事狀況不能恢復到6月 份以前，恐怕誰談都談不出什麼結果。」 蔣介石說：「這點請你放心，我可以人格擔保，決不會在國內動武的。我說了 要政治解決嘛，你們可以提條件嘛。」 事情就是這麼變化多端。年初時毛澤東對談判很熱，蔣介石卻很冷；如今蔣介 石熱了，毛澤東卻又冷了。11月13日，毛澤東在董必武的報告電上批示：「擬答： 周三年在渝無事可做，在國民黨未真想合理解決問題以前，不擬出來，各事可經董 談判，如至真能合理解決問題時，周可以出來。」兩天後，果將此意電告董必武。 毛澤東作出這樣的批示，不僅表明他對國共談判失去了興趣，同時也對周恩來 三年來的艱苦談判及其他工作作了某種程度的否定。這也從側面透示出，周恩來這 時的日子不太好過。 周恩來、林彪一行是7月16日抵達延安的，當時受到毛澤東、劉少奇、未德、任 粥時、葉劍英、張聞天等人的歡迎。闊別三年，使周恩來對延安的生機勃勃的新景 象感到震掠和欣喜。他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舉行的歡迎會上說：「我這三年在外，做 的事實在太少了。可是在這三年中間，國際的國內的變化，我們黨的進步，卻特別 的多，特別的大，我們在外邊也看得格外分明。」 他來到延安前夕，劉少奇、王稼祥已經率先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 周恩來未用這個概念，但在歡迎會上表達了同樣的意思：「我們黨22年的歷史證明： 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穿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 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 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 這時，延安的整風學習已經基本結束，轉入了審查幹部階段。擔任中央政治局 委員、總學委會副主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和情報部部長的康生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 使這個運動離開了正常的審查幹部工作的軌道。7月15日，他在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大 會上作《搶救失足者》的長篇報告。他宣佈，從4月中旬以來，已有450人「坦白」 了他們是國民黨特務或日本特務。他強調：「這次大會是在國民黨反共高潮這樣緊 急時期的會議，是軍事動員時期的會議。」他聲稱邊區內部暗藏著大批的壞人，特 務多如中毛，要把這些失足者「搶救」出來，號召「以堅決的革命精神去進行革命 與反革命的鬥爭」。 隨後，延安各機關、學校普遍地開展搶救運動，除中央領導人以外，幾乎人人 都被捲入到大揭發、大檢舉、大坦白熱潮之中，造成濃厚的恐怖氣氛，出現嚴重的 逼供信現象。光是一個2500人的中央黨校，就挖出來250個「特務」。國民黨統治區 的地下黨員更是普遍地成為被懷疑的對象。康生等人在中央機關一些單位逼供出了 所謂「紅旗黨」(意為偽裝紅旗的假共產黨)，遂認定甘肅、四川、河南、湖北、雲 南、貴州、浙江、陝西等十多個省的地下黨都是國民黨特務控制的「紅旗黨」。 周恩來正好這時候回到延安。這些省的地下黨組織都是由周恩來領導的，康生 卻說它們都是「紅旗黨」。作為一向機敏過人的政治家的周恩來，當然明白康生這 麼做，矛頭是針對他的。他當然也明白，康生說這番話是有來頭的，要不然，康生 吃了豹子膽，也不敢狂妄若此。可是，毛澤東為什麼默許康生搞這種誹謗呢？周恩 來迷惑起來。 好在毛澤東不久即發現了「搶救運動」的嚴重偏差，作出了審干的9條規定，提 出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提」的政策。雖然事實上肅反擴大化的恐怖氣氛和逼供信 現象仍持續了不短的時間才得以糾正，但隨著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迅速退潮， 使中共中央有可能集中力量組織黨的高級幹部轉人總結黨的歷史經驗。 從9月7日起，中共中央接連召開政治局會議，再度討論歷史問題，主要批評王 明在十年內戰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和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王明自1941年10月13日躺進中央醫院以後，陸續有中央領導人前去探望。見了 毛澤東、任粥時等，王明表示願意接受批評，誠心檢討；面對王稼祥、周恩來、博 古、張聞天等人，則每每大吐苦水。他見王稼樣時說：「毛這個人太厲害，眶眺必 報，現在整我們，你過去也反對過他，你也跑不了的。」見周恩來說：「現在整風 不過剛剛開始，你我錯誤一樣的，一定會整到你頭上去的。」見博古說：「這次是 整你我的，不過不用擔心，那邊(指莫斯科)的方式我是知道的。」見張聞天說：「 洛甫老兄，這次主要是整從莫斯科回來的同志的，尤其是整你的。因為曼努伊斯基 說你是我黨的理論家，毛聽了這話大發脾氣。你的教條比我多，我自己不過是因為 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麼話都隨便說。」 這些話傳到毛澤東耳中，他別提有多麼惱怒和激憤了。他在筆記中，以極為情 緒化的語言宣洩出他對王明深惡痛絕的心情：「王明諸人不但沒有起碼的馬克思主 義知識，就連一個普通老百姓的知識也都沒有，所以他們寫起文章來，就特別顯得 幼稚可笑。」「中國自從有那麼一批專門販賣馬克思的先生們出現以來，把個共產 黨鬧得烏煙瘴氣，白區的共產黨為之鬧光，蘇區與紅軍為之鬧掉百份之九十以上… …這批人自封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家裡有成雄的馬克思主義出賣，裝磺美麗， 自賣自誇，只此一家，並無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認。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鏡，才 發現其寶號裡面盡是些假馬克思，或死馬克思，臭馬克思，連半個真馬克思，活馬 克思，香馬克思也沒有，可是受騙的人已不知有幾千幾萬，其亦可謂慘也已矣！」 「我們老爺是一條最可憐的小蟲，任何世事一竅不通，只知中頭不對馬嘴地搬運馬 克思、列寧、斯大林，搬運共產國際。」指責王明等人「篡黨、篡軍、篡政」，「 真是所謂不識人間有羞恥事」!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再討論歷史問題時，毛澤東第一次坦率地說出了他多年來對 王明不滿的兩大原因：第一是他的正確意見長期被壓抑，黨的工作不斷受到不應有 的巨大損失；第二是無論在江西，還是在延安，王明宗派到處篡黨奪權，即使在六 中全會以後，延安實際上仍是諸侯割據，一國三公的局面，時至今日，王明一面養 病，一面還做破壞活動，向一些同志講怪話，批評中央不對，黨仍存在發生破裂的 可能。因為，現在的中央並不是六大選舉的，而是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選舉的，六 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只剩下6人，其中只有毛和劉兩人是受「左」傾路線排擠打擊的， 其余多是擁護王明宗派的。也就是說，王明宗派長期控制了中央碼頭，並且打著「 國際」旗號，用馬列的招牌，欺騙了黨十多年。要清算他們的罪惡，需要一個相當 困難的過程。當然，毛澤東表示，即使在內戰時期，錯誤路線的代表也是王明，而 博古、張聞天是執行者和發揮者。 毛澤東表明態度之後，一些發言者乾脆斷言，王明是「身在毛營心在蔣」。陳 伯達說：「王明的心始終都是放在國民黨身上，而不是放在共產黨身上的，他實際 上可以說與共產黨是兩條心，對共產黨是仇恨的，有許多反共言論，他的理論根本 就是叛徒的理論。」康生的發言同樣尖銳，他指責王明的投降主義是有系統的，「 他的投降主義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有一套與毛主席對立的路線，他根本上已 經成了買辦封建法西斯的代言人。」 在斷斷續續兩個多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最主要的檢討者是博古、張聞天和周恩 來。其中，周恩來的發言最長，從11月15日起，斷續講了5天。他從歐洲回國講起， 著重談了六屆三中全會以後到這次整風前的情況，總結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 既批評了王明，也檢查了自己在鬥爭中的失誤和不足，同時認為「我的本質還忠厚， 誠實，耐心和熱情」，並說他始終尊重中央，特別是近四年來，他實行的路線同中 央是完全一致的。他說：「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沒有這樣反省過。經過 這幾年的實踐，我對毛澤東的領導確實心悅誠服地信服。」 11月29日，中央書記處委託李富春找仍在休養中的王明談話，要求他主動檢討 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以供會議討論。王明看出大勢已去，眾叛親離，只好 讓妻子孟慶樹代筆，表示：「一切問題都以黨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數同志的意 見為決定。」並聲稱：「我願意做一個毛主席的小學生。」 12月下旬，中共中央就王明錯誤作出正式決議，在就此下發的有關指示中稱： 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機會主義路線，自四中全會篡黨開始，至五中全會達到頂點， 使白區損失十分之十。蘇區及紅軍損失十分之九。這一錯誤路線雖經遵義會議開始 克服，但在1937年12月會議至1938年9月六中全會期間，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進行 其反黨活動，並且王明本人長期地堅持其錯誤路線，反而說中央路線是錯誤的，是 違背共產國際方針的。 對王明問題定性最重的，是這樣一段話：王明的投降主義。實質上是國民黨在 共產黨內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無中階級隊伍中的反映，是幫助國民黨、 瓦解共產黨的腐蝕劑。 與此相輔相成的，是幾乎所有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員，包括劉少奇、周恩來、 任粥時、博古、張聞天、王稼祥、凱豐等，都公開發表文章或講話，竭誠地表達對 毛澤東的敬佩與擁戴。「延安沉浸在對毛的一片贊揚和歌頌聲中，每天都有歌頌毛 的詩歌和文章。」(韓素音語)應該說，毛澤東的崇高威望是在實踐中形成的，他的 戰友和同事對他的稱頌也是發自內心的。至於劉少奇這位首先使用「毛澤東思想」 這一提法的人最後竟被扣上「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大帽子，成為「文化大革命」 的犧牲品，那是他本人及其他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 再說1943年12月底，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根據從重慶和延安的俄國人 那裡得來的情報，心情焦慮地以個人的名義致電毛澤東，請他不要減少對日軍的軍 事行動；不要放棄與國民黨的合作政策；不要指控周恩來和王明執行了共產國際建 議的統一戰線政策而開展對他們的鬥爭，應把他們留在黨內並盡量利用他們為黨工 作；不要在黨的幹部中造成對蘇聯的不信任情緒；尤其不要相信康生，因為康生所 實行的清除黨內敵對分子的辦法正在幫助敵人從內部瓦解共產黨，為國民黨效勞。 1944年1月2日，毛澤東從蘇聯紅軍情報總局駐延安聯絡員伏拉基米洛夫那裡看 到了這封電報。他當即揮筆寫了一個復電稿，要伏拉基米洛夫譯好後發回去。復電 直言不諱，稱： 一、我們並沒有削弱對日鬥爭。相反，1943年八路軍在十處地方實行了積極的 對日作戰。因此，在1940年和1942年失去的一些地區又奪回來了。八路軍現在的人 數達到了50萬。1943年的對日鬥爭是在堅決的指揮之下的。 二、我們與國民黨的合作方針沒有任何變化，1943年了月出現了緊張危險的局 面。國民黨準備對邊區發動進攻。由於我們采取了有效措施，避免了沖突的發生。 1944年還可能發生同樣的緊張局勢，但我們會用我們的政策來努力避免軍事沖突。 三、我們與周恩來的關係是好的，我們毫無把他開除出黨的打算。周已經取得 了相當大的進步。 四、王明一直在從事各種反黨活動。對此，所有高級幹部都已經得到了通報， 但我們沒有告訴一般黨員，更沒有通知非黨群眾。在黨的高級幹部中討論王明錯誤 後，大家更加團結一致。 五、我向您保證並且可以擔保，中國共產黨熱愛並且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 蘇聯。我們對在這裡的所有蘇聯同志，如伏拉基米洛夫、阿洛夫、雷瑪、尤金和塞 洛夫等，都有很好的印象。 六、在我看來，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以前在上海被捕過。幾個人都談起，他在 監獄中承認了自己的黨員身份，後來才被釋放的。也有一些同志談到了他與米夫的 可疑關係。王明進行了很多反黨活動。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他的部門並不負 責審查幹部。他們只調查證據確鑿的特務。我們審查幹部的工作是全面的和慎重的。 然而，這封電報剛一發出，毛澤東就不安起來。第二天，他急忙找到伏拉基米 洛夫，詢問電報是否發走了。他說對季老的電報想了很多，前面的復電可能不十分 妥當。他特別解釋了對國民黨的策略，強調他不是不要合作；對王明錯誤，不再提 王明「反黨」和政治上可疑的問題。 5日，毛澤東再次向伏拉基米洛夫談到電報問題。可見這一問題一直在他頭腦中 盤旋。 7日上午，毛澤東又一次來到伏拉基米洛夫的窯洞，說他感謝季老在中國問題上 所給予的關注。當著伏拉基米洛夫的面，他又起草了一封電報，要求轉給季米特洛 夫。電報說： 作為對1月2日電報中我所表明的觀點的補充，今天我願意再一次向您報告如下： 我真誠地感謝您給予我的指示。我將深入地研究它，高度地重視它，並據此采取措 施。 關於同國民黨的關係，我們正在實行合作的政策。我保證，對國民黨的情況將 會在1944年得到改善。關於黨內問題，我們的方針旨在團結。這一方針也同樣適用 於王明。由於在1943年下半年針對黨內形勢做了工作，黨的團結相當地改善了。 我請求您冷靜下來。所有您的想法，所有您的感情，都深深地打動了我，因為 我的想法和感情實際上是一樣的。 這封電報發出，毛澤東才松了一口氣。看來，一向以強硬、果斷和氣魄宏大著 稱的毛澤東，有時還是謹慎小心的。 正是： 近憂緣自無遠慮， 十年河東又河西。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描校對 |http://www.yesho.com/wenxue/ 轉貼請保留站台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