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艾爾弗雷德﹒馬歇爾於1842年7月26日出生在克拉彭。他的父親威廉﹒馬歇爾是英
格蘭銀行的出納員，母親名叫麗貝卡﹒奧立弗。馬歇爾家族是西部的一個牧師世家。馬
歇爾的曾曾祖父威廉﹒馬歇爾牧師在17世紀末成為康沃爾郡薩爾塔什地區的教區牧師。
他是一個因力大無窮而被蒙上傳奇色彩的人物。在德文郡做牧師的時候，據說他曾經用
雙手扭彎馬掌，驚得當地的鐵匠大呼小叫，以為是撞見了魔鬼。馬歇爾的曾祖父約翰﹒
馬歇爾牧師是埃克塞特語法學校的校長，他的妻子名叫瑪麗﹒霍特裡，是查爾斯﹒霍特
裡牧師的女兒，埃克塞特天主教副教長和天主教教團成員，她還是伊頓中學校長的姑母。
他的父親，那位英格蘭銀行的出納員，是個作風古板的人，他意志堅定，富於洞察
力，生就一副最虔誠的福音派教徒的脾氣。他的脖子很細，下額突出而長有硬須。他曾
用一種自創的盎格魯-薩克斯語言寫了一首頌揚福音教派的敘事詩，這首詩在一些小圈
子裡贏得了贊許。他在自己的92年生命裡，一直保持著專橫的性格。他發揮這種專橫天
性的最方便的對象就是他的家庭，而他妻子自然而然成為第一個犧牲品。實際上他抱有
的這種觀念是針對全體女性的，直到年事已高時，他還撰寫了一篇短論，名叫「男性的
權利與女性的義務」。遺傳的力量是強大的，馬歇爾也沒有完全擺脫他父親的影子。他
對婦女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傲慢之情，這與他對自己妻子的深情與欽佩相互沖突，也與
他所處的環境相沖突，因為他與婦女的教育與解放事業緊密相關。
二
馬歇爾9歲的時候，父親覺察到自己孩子的天賦，於是他懇求銀行的一位董事保舉
艾爾弗雷德進了莫肯泰勒學院。父親對兒子既慈愛又嚴厲，在這一點上他秉承了詹姆斯
﹒穆勒。他常常陪孩子做功課，學習希伯來語，直至深夜11點。艾爾弗雷德不堪重負，
他總是說，是路易莎姑媽救了他的命。他與姑媽在道利什附近度過漫長的暑假，姑媽送
給他小船、獵鎗和小馬，讓他任意游玩，這樣，到假期結束將要回家的時候，他已經黝
黑健壯。他們當時的班長E．C．德默說，在學校的時候，他身材瘦小，臉色蒼白，衣衫
不整，神色委頓，被人叫作「蠟燭」。並且他不愛玩耍，經常琢磨棋藝，不喜歡交朋友。
1861年，馬歇爾在成為第三名導生之後，他被授予了牛津聖約翰學院的獎學金，這
使他能夠在3年後獲得這裡的研究員資格，也使他享有了獲得皇家學院伊頓獎學金以及
新學院溫徹斯特獎學金的永久性資格。這是父親為他設計的走向福音派教職的第一步，
但這並不是艾爾弗雷德的目標，因為那將意味著夜以繼日地苦讀古典文學。在他痛苦的
回憶中，暴君般的父親總逼迫他挑燈夜戰，攻讀希伯來文，同時又禁止他進入令人心醉
的數學迷宮。對於數學書，父親連看都不願意看一眼，艾爾弗雷德只好把一本波茲編的
幾何學藏在口袋中，在從家到學校來回的路上邊走邊看。他每讀完一個定理，就在頭腦
中沉思，還不時地停下來，用腳尖在地上比比劃劃。莫肯泰勒中學六年級的課程中就包
括了微積分，這激發了他的天性。數學教師艾裡說：「他有數學天賦。」對艾爾弗雷德
來說，數學就意味著解放。他父親對數學一竅不通，這對他是一件大感慶幸的事。不！
他不會在牛津埋沒在那死氣沉沉的語言之下，他要逃跑——他要逃到劍橋，即使是做一
名雜役，他也要探求幾何的奧秘，窺測無窮的寰宇。
就在這時候，一位好心的叔叔出現了，他答應借給他一小筆錢，從而為他打開了通
往數學和劍橋的大門（因為他的父親生活拮据，在他放棄牛津的獎學金之後，父親就無
法繼續資助他了）——在他獲得學位不久，利用教學掙得的錢和每年從劍橋聖約翰學院
領取的40英鎊帕金獎學金，他償還了這筆借款。而40年後，這位叔叔又留給他250英鎊
的遺產，使他對美國的訪問得以成行。艾爾弗雷德經常談到這位叔叔的發家史：查理斯
﹒馬歇爾在金礦大發現的時候來到澳大利亞謀生並安頓下來，但他身上秉承的家族怪癖
使他具有一種間接的生財之道。他繼續經營牧場，而令左鄰右舍們高興的是，他不僱傭
那些身體正常的人，而只僱傭那些或跛、或盲，或身有其他殘疾的人。淘金熱達到頂峰
的時候，也給他帶來了回報，所有的壯勞力都移居到了金礦區，他成了能繼續經營的唯
一的人。幾年之後，他行囊鼓鼓地回到英格蘭，並馬上對自己聰明而又任性的侄子發生
了興趣。
1917年，馬歇爾對他在當時及其後的工作方法做了如下描述：「我想，大約17歲的
時候，我的生活開始了一個新紀元。那是在攝政街，我看到一個工人很隨便地站在一個
櫥窗前，他的神情十分專注，我於是便駐足觀看。原來他是要用白顏色在玻璃上寫下一
些簡短的字句來說明商店的經營宗旨。為了使字體美觀，他只能一下一下地著筆，所以
總是興奮一兩秒鐘之後就停下來歇上幾分鐘。如果他為了節省這幾分鐘而一氣呵成的話，
那他的僱主所遭受的損失可能就不止是付給他全天的工資了。這一切引發了我的一系列
想法，並最終決定決不在頭腦不清醒的時候繼續思考，而是間或休息一下，徹底地放鬆。
在劍橋，當我完全能夠自制的時候，我就決心決不連續攻讀數學一刻鐘以上而不休息。
我總是在手邊準備一些輕松的文學作品，利用中間的休息，我就不止一遍地通讀了莎士
比亞的幾乎所有作品以及博斯韋爾的《約翰遜傳》、埃斯庫羅斯的《阿伽門農》（這是
我能輕松閱讀的唯一一部希臘戲劇），還有盧克萊修的大部詩作，等等。當然，我也常
常因數學而興奮起來，半個小時或更長時間裡不休息，但這說明我的頭腦是高度集中的，
而這於身體並無害處。」
短時間內能夠全神貫注，而時間稍長就無法集中思想，這是馬歇爾終生的特點。對
於稍微繁重一些的工作，他很少能一氣呵成。他還深受記憶力不強之苦，甚至在本科的
時候，記憶數學課本上的內容就如同解答難題一樣讓他大費腦筋。童年時期，他還有很
強的算術能力，但後來就不行了。
在劍橋的聖約翰學院，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實現了自己的抱負。1865年，當時雷利
勳爵正是該校的高年級學生，就在這一年，馬歇爾榮獲了數學學位考試第二名，並馬上
被選為研究員。他打算獻身於分子物理學的研究。有一段時間，他在自己非常尊敬的珀
西瓦爾指導下，在克利夫頓擔任數學教師，這樣他就能夠自己養活自己了（還還清了查
理斯叔叔的借款）。不久之後，他又回到劍橋，短期擔任數學榮譽學位考試的輔導。就
這樣，他說：「數學，使我償還了欠款。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事了。」
馬歇爾在克利夫頓的主要收穫是與H．G．戴金斯成了朋友，戴金斯是在1862年克利
夫頓學院建院時來擔任院長助理的。通過戴金斯，馬歇爾又與J．R．莫茲利結識了。與
他們二人的友誼使馬歇爾得以進入到以亨利﹒西奇威克為核心的一個知識界的小圈子。
在此之前，馬歇爾與當時的知名人士之間尚無交往，而在他回到劍橋之後，他就成了
「格羅特俱樂部」這個小型非正式的討論會的成員。
格羅特俱樂部的成名，源於約翰﹒格羅特牧師在特朗平頓住所的餐後討論會。格羅
特牧師自1855年至1866年逝世時為止一直擔任倫理學的奈特布裡奇教授。創始成員中，
除格羅特之外，還有亨利﹒西奇威克、奧爾迪斯﹒賴特、J．B．梅厄和約翰﹒維恩等人。
皇家學院的J．R．莫茲利和聖約翰學院的J．B．皮爾遜稍後入會。馬歇爾這樣記述了他
與這個討論會的關係：「我在1867年被吸收入會的時候，當時會中的活躍分子是F．D．
莫裡斯教授（他是格羅特的繼任者），西奇威克、維恩、J．R．莫茲利和J．B．皮爾
遜……在1867或1868年之後，討論會曾經冷清了一段時間，但W．K．克利福德和J．F．
莫爾頓的到來又給俱樂部帶來了新的活力。後來的一兩年中，西奇威克、莫茲利、克利
福德、莫爾頓和我都是俱樂部的積極分子，每次活動都按時參加。克利福德和莫爾頓當
時對哲學還所知不多，因此討論的前半個小時他們都緘默不語，而只是凝神靜聽其他人，
尤其是西奇威克的發言。這之後，他們就開始滔滔不絕地暢所欲言。在我所聽到的精彩
的討論中，如果讓我原原本本地記述哪一次，我一定會選擇主要由西奇威克和克利福德
侃侃而談的兩三個夜晚。另外還有一次格羅特俱樂部聚會之前的茶間談話，我當時雖然
沒能及時記錄下來（我想大概是在1868年），但這也是一次值得懷念的場景。當時發言
的只有莫裡斯和西奇威克，西奇威克盡情地逗引莫裡斯，使莫裡斯回顧了30、40乃至50
年代的英國社會政治生活。莫裡斯神采飛揚，滿室由此而生輝，他與西奇威克之間一唱
一和，有問有答。結束之時，我們其他人紛紛向莫裡斯致謝，感謝他帶給我們一個如此
美妙的夜晚……」
就在這個時候，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他的精神歷程發生了一次危機，這一點他後
來常常談到。他研究物理學的計劃（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因為對知識的哲學基礎，尤
其是對神學陡然生起的濃厚興趣而中止了」。
馬歇爾在劍橋讀本科的時候，雖然他喜愛數學勝過古典文學，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堅
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仍希望得到教會的任命，有時還熱情祈望能到異國他鄉去傳教。
他終生都是個傳教士，但在一場激烈的思想鬥爭之後，他的宗教信仰消褪了。在他的余
生裡，他成了一名當時所稱的不可知論者。關於他當時與西奇威克之間的關係，他這樣
說道（1900年11月26日在三一分會紀念西奇威克的集會上）：「雖然名義上我不是他的
學生，但在倫理學領域，我的確是他的學生，而且是那些寄宿學生中年齡最大的一個，
是他塑造了我。可以說，他是我精神上的父母。在困惑的時候，我向他尋求幫助，在痛
苦的時候，我向他尋求撫慰，而我從未掃興而歸。與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是不尋常的分
分秒秒，它們使我重獲生機。我所經歷的磨難與疑慮可能與他早年的開拓歷程有相似之
處，但他的學識更淵博，洞察更深遠。也許，在那些需要向他致以謝意的人中，我是最
應該感恩戴德的一個。」
馬歇爾開始他的劍橋歷程的時候，我想，如果以歷史學家的觀點來看，正是一個至
關重要的時刻，因為這時，基督教教義正在從英國或者至少是從劍橋的哲學世界中退卻。
1863年，24歲的西奇威克同意以遵守「三十九條」為享有研究員資格的條件，並正在致
力於閱讀希伯來文的《申命記》和準備講授《使徒行傳》。而當時對青年知識分子影響
最大的穆勒，在1865年出版《漢密爾頓哲學探討》前，從未寫過任何明確背離教義的東
西。在此前後，萊斯利﹒斯蒂芬是英格蘭國教會的牧師，詹姆斯﹒沃德是脫離國教教派
的牧師，艾爾弗雷德﹒馬歇爾正是牧師職位的候選人，W．R．克利福德則是高級國教教
徒。1869年，西奇威克放棄了自己的研究員資格，以便「從教義束縛中擺脫出來」。之
後不久，所有這些人都不能再被稱為基督徒了。然而，與西奇威克一樣，馬歇爾盡可能
地不采取「反宗教」的態度。他仍然認同基督教的道德準則、基督教的理想和基督教的
動機。在他的表述中，從未出現過貶損宗教的語句。他的學生們也很少有人能說清他的
宗教觀點。臨終之際，他說：「宗教對我來說是一種人生態度。」這就是說，雖然他已
經放棄了神學，但對於信仰，他卻越來越誠篤。
這場60年代的大轉變是一種理智上的轉變，而不是後來的時代中發生的那種倫理或
情感上的轉變，這場轉變完全是由知識分子之間的論爭而誘發的。馬歇爾常常把自己思
想轉變的原因歸結為圍繞H．I，曼塞爾的那本《班普頓演講集》而展開的爭論。他最早
是在J．R．莫茲利那裡看到這本書的。對當代人來說，曼塞爾已經算不了什麼。但在60
年代，作為把基督教義建立在理智基礎之上的最後一次嘗試的倡導者，他卻成為顯赫一
時的人物。曼塞爾曾任牛津大學的導師，後來成為聖保羅學院的院長。1858年，他「采
納了漢密爾頓的獨特理論，把康德引入到英國國教事業中來」——人類精神的一種古怪
的逆轉，這種理論在整整50年中一直在牛津保持著巨大的影響力。1858年，出版了《班
普頓演講集》的曼塞爾作為傳統觀念的衛道士而一舉成名。1865年，正當馬歇爾獲得學
位，並開始專注於探討宇宙奧秘的時候，穆勒出版了他的《漢密爾頓哲學探討》，書中
對曼塞爾把漢密爾頓附會於基督教神學加以批評，曼塞爾也作了回答。曼塞爾為正統觀
念所做的辯護「向我表明，」馬歇爾說，「需要辯護的地方何其多」。這次大辯論主宰
了馬歇爾的思想並促使他一度研究形而上學，進而又轉向社會科學領域。
1859年，即《班普頓演講集》出版之後第二年，《物種起源》問世了，它使人們的
思想從雲霄之間回到陸地，並開闢了一條光明之路。1860－1862年，赫伯特﹒斯賓塞的
《第一原理》（現在依然難以讀懂）也在漢密爾頓-曼塞爾爭論中應運而生，它獨辟蹊
徑，使形而上學融於不可知論，並且告誡那些並非持有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學觀念的人不
要走入死胡同。形而上學的不可知論、進化論以及——前一代知識分子所推崇並留存下
來的──功利主義倫理學，一起把青年一代的思想推向新的方向。
這樣，馬歇爾從形而上學轉向倫理學。我認為，馬歇爾從未明確背離過主宰著他的
經濟學前輩們的功利主義思想。但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他是相當謹慎的。就是在這一點
上，馬歇爾超越了西奇威克，而與傑文斯則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場上。我想，在馬歇爾的
著作中，沒有哪一項經濟學研究是專門針對某一條倫理學教義的。經濟問題的解決，對
馬歇爾來說並不是享樂主義計算的應用，而是人類發揮自己更高才能的先決條件，而這
種「更高」的才能到底指什麼並不重要。經濟學家們可以向世人宣告：「對於貧窮原因
的研究也正是對很多人墮落原因的研究」。這一宣告已足以說明經濟學家的目標。因此，
社會進步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經濟學領域內的事實與推斷，而這也正是經濟學
研究的主要目標和最高旨意」。當然，不可否認，社會進步同樣「部分地依賴於人類在
道德與政治上的天性。在這些事情上，經濟學家們沒有特殊的資料來源，而只能做與其
他人同樣的事，並盡可能地去猜想」。
這就是他的最終姿態。他是通過倫理學進而涉足經濟學的。在晚年對自己的精神歷
程所作的一次回顧中，他說道：「我從形而上學走向倫理學。我當時認為要對現存的社
會狀況進行一番論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一位朋友，他在人們現在稱作道德科學的
領域裡很淵博，他總是對我說：『懊！如果你懂政治經濟學，你就不會這麼說了。』於
是，我就閱讀了穆勒的《政治經濟學》並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我懷疑機會不均等狀況的
合理性，甚於我對物質享受不平等狀況的懷疑。因此，我就利用假期走訪了幾個城市中
最貧窮的地區，我從一個街區走到另一個街區，看到了一張張貧窮的臉。這之後，我就
下定決心，要盡我所能地對政治經濟學進行徹底的研究。」
他在1917年，為《貨幣、信用和商業》所準備的序言中，也描述了自己轉向經濟學
研究的前因後果：「大約是在1867年（當時我在劍橋正忙於講授數學），我見到了曼塞
爾的那本《班普頓演講集》，它使我產生這樣一個想法，即人本身的各種可能性才是他
應當研究的最重要的課題。於是，我花了一段時間來研究形而上學，但不久就轉向了似
乎較為前沿的心理學研究。心理學對人類才能向更高的方向更快地發展的可能性的種種
探討把這樣一個問題帶到我的面前：為了過上美滿生活，英國（以及其他國家）勞動階
級的生活狀況必須達到什麼樣的程度？年長而睿智的人們告訴我，生產資料的數量不足
以讓大多數人都能享受閒暇，都能有機會從事研究。他們還告訴我，我應當學習政治經
濟學。我聽從了他們的勸告，我開始消徉於各種枯燥事實之中，並期待著很快獲得思想
上的豐收。但越是對經濟學進行深入研究，我越是發現自己所知甚少，而應學甚多。到
現在，我對這一領域進行專門研究已近半個世紀，然而我清醒地意識到，我比剛剛入門
之時更加無知了。」
1868年，當他還處在形而上學階段的時候，一種想要閱讀康德原著的渴望把他帶到
了德國。有一次，他說道：「康德，我的導師，他是我唯一崇拜過的人，但也僅此而已，
因為除了他晦澀難懂之外，社會問題也不知不覺地來到我的面前，難道享受真正生活的
機會只屬於少數人嗎？」他和曾指導過西奇威克的一位德國教授一起住在德累斯頓。黑
格爾的《歷史的哲學》對他影響很大。他還接觸到了德國經濟學家，尤其是羅雷爾的著
作。最後，在聖約翰學院院長貝特森博士的勸說下，學院為他專門設立了一個道德科學
的講師職位，他的經濟學家的生涯由此開始了。但他還一度講授過道德科學的其他分支
學科——邏輯學與邊沁的功利主義。
他為經濟學奉獻終身的願望現在終於實現了。他總是認為，與遵從他父親的願望比
起來，這才是他注定要走的精神之路。兩年間的反覆考慮與猶豫不定在他的頭腦中留下
了深深的印記，在以後的歲月中，他常常向他的學生們講起自己這段選擇的歷程，教誨
他們要與經濟學這一高尚職業——他正是這樣認為的——相配。因為他們要懷著科學的
無私精神對日常生活中的經濟事務進行研究，研究它的方式和原則，而正是這些方面在
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類的幸福與走向美好生活的機遇。
在19世紀的最後幾個年代，當他擔任劍橋倫理科學教授職位時，亨利﹒西奇威克與
詹姆斯﹒沃德是他的同事。與他的這兩位同事一樣，他也屬於賢人兼牧師的一類人，然
而，他也與他們一樣被賦予了雙重的天性，即又是一名科學家。作為一名神職人員，他
並沒有比其他的神職人員有特別突出的地方，然而作為一名科學家，在他的領域裡，他
卻是這一百年來世界上最偉大的。儘管如此，他總是把自己天性中的第一個方面置於更
為突出的地位，在他看來，第一個自我是主人，第二個自我是僕人。這第二個自我只需
在自己的範圍內自發地尋求知識，而第一個自我要服從推動實際進步的抽像目標。鷹隼
那銳利的眼睛和張開的翅膀常常要被召喚到陸地上，來完成一個說教者的使命。
這一雙重天性是一條線索，沿著這條線索，可以理解為什麼馬歇爾時而堅定，時而
脆弱；可以理解他相互沖突的目標以及為什麼有時候會徒費心機；可以理解他總表現出
來的雙重觀點；可以理解他何以同情，何以反感。
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多重的天性又完全是一種優勢。經濟學研究看起來並不要求
那種出類拔萃的獨特天賦。理智地說，與那些哲學和純科學中的高深內容相比，經濟學
難道不是一個簡單之極的學科嗎？然而，優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經濟學家卻如鳳毛麟角。
一個簡單的學科，而精通者寥寥！這種說法看似矛盾，但似乎能從這裡得到解釋：即一
位經濟學中的大師必須是諸種天賦的綜合。他必須在各個方面都達到相當的水準，然後
把這些很難捏合在一起的各種天分融為一體。在某種程度上，他必須既是數學家又是歷
史學家，同時還是政治家和哲學家。他必須能理會符號而又能訴諸言語。他必須在研究
現在的同時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人類的天性與習俗沒有哪些完全處於他的視野之外。
他必須富有激情，追尋目標而又排除先入之見。他必須像藝術家那樣遠離塵世，又像政
治家那樣腳踏實地。馬歇爾雖未達到這樣多才多藝的理想境地，但他已具備了諸多天賦。
然而，他的多重的天性以及後天的訓練主要賦予了他經濟學家最核心、最基本的素質—
—他是一名出類拔萃的歷史學家和數學家，他自由自在地游刃於特殊與一般、暫時與永
恆之間。
三
一部著作從最初觸發動機，經由向學生口授，直至最終面世，中間要經歷漫長的間
隔期，因此要詳盡闡述馬歇爾經濟思想的發展歷程是非常困難的。如此，在進行這一嘗
試之前，我們可以先就馬歇爾從1868年被任命為劍橋聖約翰學院的講師到1885年繼任為
劍橋政治經濟學教授的這一段人生歷程做一番簡單的追尋。
九年之間，馬歇爾一直是聖約翰學院的研究員和講師。這時他已奠定了自己的經濟
學基礎，但從未發表過任何東西。在被介紹到格羅特俱樂部之後，他與W．K．克利福德
和弗萊徹﹒莫爾頓關係甚密。克利福德「愛做驚人之舉」，但他是俱樂部中最受歡迎的
夥伴。之後不久，馬歇爾成為「埃拉努斯」的成員，開始與西奇威克、維恩、福西特、
亨利﹒傑克遜以及劍橋開放初期的其他領導者建立了聯繫。這段時期，他總要到國外度
過漫長的假期。馬歇爾夫人寫道：「他帶著60英鎊和一個旅行背包出發，然後就長時間
地在阿爾卑斯的高山之間漫遊。數個夏天的旅行使他的身體由虛弱變得強壯。六月，他
拖著疲倦的身軀離開劍橋，待到十月份歸來之時，已經黝黑、強壯，腰身挺直。背後的
旅行背包使他的身體自然挺直，這種身姿他一直保持到80歲之後。有時他甚至不惜忍痛
來保持身體的端直。在阿爾卑斯漫遊之時，他總是早晨六點就起身打點行裝，八點之前
就動身上路，背著背包走上兩到三個小時，然後找個地方坐下來，有時是坐在冰河上，
開始讀一陣子書——歌德或黑格爾或康德或赫伯特﹒斯賓塞——之後繼續趕路，直到下
一個夜宿之處。這是他研究哲學階段。後來，他就開始在漫步之間思考國內和國際貿易
理論。一大箱子書和其他物品都是讓人由一站送到下一站的，在一個星期或更長的時間
裡，他只是和他的背包在一起。他在激流中洗淨襯衫，然後把它搭在肩上的登山杖上晾
干。他的許多艱深的思想就成形於在阿爾卑斯山的獨自漫遊之中。
「這些漫遊時光使他對阿爾卑斯山常懷眷戀之情，直到1920年（最後一次），我們
還來到南蒂羅爾山，他在白雲深處繼續休息和工作。
「艾爾弗雷德在露天工作時總是精神抖擻。在他成為聖約翰的研究員之後，他總是
習慣在上午10點到下午2點和晚間10點到凌晨2點之間完成那些最重要的思考。白天，他
就獨處於曠野之間，晚上，他又獨居於修道大院。80年代早期在巴勒莫的時候，他在一
幢幽靜的旅館屋頂上工作，把浴室的遮攔當作涼棚。在牛津，他在花園裡建了一個小書
齋以供寫作之用。在劍橋，他先是在陽台上工作，後來把一間旋轉式的防護棚改裝成工
作室，他把它叫作『方舟』。在蒂羅爾山區，他就把一堆石頭，一個折凳和一個氣墊搭
在一起，他管它叫『寶座』。晚年，我們到那兒去時都隨身帶著帳篷，他就在帳篷裡度
過白天的時光。」
1875年，馬歇爾到美國作訪四個月。他的足跡遍及整個東部，並且還到了聖弗朗西
斯科。在哈佛和耶魯，他與經濟學家們促膝長談。所到之處，被頻頻引見給社會名流。
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要「研究新建國家的貿易保護問題」。他對此進行了多方探詢，
在旅行臨近結束之際，他在一封家信中寫道：「我在費城與那些保護主義的倡導者們進
行了數小時的交談。現在我認為，只要我讀完他們推薦給我的那些著作，對他們的立場
我就了然於胸了。我想現在沒有，過去也未曾有哪一個英國人能說出同樣的話。」
一回到英國，他就於1875年11月17日在劍橋倫理科學俱樂部宣讀了一篇論述美國工
業的論文。之後，在1878年，他又在布裡斯托爾大學發表了「美國經濟狀況」的講演。
這次美國之行給他的印象極深，這使他後來所有的工作都受到影響。他總是說，這次美
國之行的收穫並不在於他實際上了解了什麼，而在於他知道了哪些是需要了解的，而且
他還學會了從比例關係觀察事物。這次美國之行也使他看到了美國正在走向強盛，並了
解到其原因和發展方向。
與此同時，馬歇爾還一直在幫助當時業已成為教授的福西特和亨利﹒西奇威克把政
治經濟學建設成為在劍橋大學具有正式地位的研究科目。H．S．福克斯韋爾和稍後於
1875年完成倫理科學學位考試的我的父親約翰﹒內維爾﹒凱恩斯是馬歇爾最早的學生，
他們與上述的三位前輩一起擔當了劍橋大學的政治經濟學講座的任務。
1876年，艾爾弗雷德﹒馬歇爾與瑪麗﹒佩利小姐訂婚。佩利小姐是那位著名的副主
教的曾孫女。她是馬歇爾早期的學生之一，她還是紐納姆學院的經濟學講師。馬歇爾的
第一部著作，出版於1879年的《工業經濟學》是與她合著的。實際上，這本書本應屬於
她而不是他，因為是她在劍橋大學函授部一部分講師的要求下開始著手寫作的。他們於
1877年結婚。婚後47年的共同生活中，她對馬歇爾的感情成為馬歇爾的精神支柱。幾乎
可以說，她把自己的一生無私地奉獻給了他和他的事業。他們之間心心相印，息息相關，
使朋友和學生們很難將他們兩人分別看待。在馬歇爾所取得的成就中，很大一部分應當
歸功於馬歇爾夫人的才華。
結婚後，由於失去了研究員資格，馬歇爾只得暫時離開劍橋前往布裡斯托爾，擔任
大學學院的首任院長和政治經濟學教授。「當時正值（馬歇爾記載）牛津大學巴裡奧學
院和新學院在布裡斯托爾組建第一所『大學學院』，亦即專為一個沒有自己的大學的大
城市創辦、旨在向城區範圍內的居民提供高等教育機會的學院。我當選為首任院長，上
午是我妻子為女學員為主的一個班講授政治經濟學，晚上則由我為年輕實業家為主的一
個班授課。」
除了正常授課以外，馬歇爾還進行了一些晚間公開講座，其中包括就亨利﹒喬治的
《進步與貧困》開設的一個系列講座。馬歇爾夫婦在布裡斯托爾的工作大受歡迎，甚至
在他們離開之後，這個小鎮還以濃厚的興趣關注著馬歇爾。然而這裡的行政事務，尤其
是向四方籌款的活動令人厭煩、難以忍受。布裡斯托爾由於財源匱乏，籌款就成了院長
的主要任務之一。婚後不久，由於他患有腎結石，很快就身體衰弱，精力不濟了。他急
於辭去院長職務，但直至1881年才等到合適的時機，這時候，拉姆齊被任命為化學系教
授，他才找到一個稱職的繼任者。隨後，他和妻子到意大利居住了將近一年，在巴勒莫
的五個月裡，他在一座幽靜的小旅館的屋頂上工作，之後，他們又去了佛羅倫薩和威尼
斯。由於他仍是布裡斯托爾的政治經濟學教授，1882年他又回到這裡，此時他的健康狀
況已大有好轉，但在余下的後半生裡，他一直對自己的健康狀況疑神疑鬼，總覺得自己
快要垮了。實際上，他的體格十分強壯，所以年屆高齡之時，他仍能筆耕不輟。脆弱的
是他的神經，一旦用腦過度或由於與人辯論以及意見紛爭而引起頭腦興奮，他的神經就
會失衡。遇到比較繁複的工作的時候，由於無法長時間地集中注意力，他常常感到力不
從心。實際上，他已經看到了展現在他面前的研究前景，也準備把他頭腦中已經成形的
理論結晶奉獻給這個世界，但體力和精力如此不濟，這讓他深感痛苦。到1877年，他已
經35歲了，但他所完成的工作還不足以建立一門新的科學，而這門科學對人類卻是至關
重要的。接下來的五年中，他的健康迅速惡化，在他本應大展宏圖的時候，這樣的身體
狀況卻使他的勇氣大受挫折，儘管他的決心從未動搖過。
在布裡斯托爾大學學院的董事中，有擔任牛津大學巴裡奧學院院長的喬伊特博士和
亨利﹒史密斯教授。他們在定期赴布裡斯托爾履行公務時，常常到馬歇爾家中作客。喬
伊特始終對經濟學懷有興趣。在擔任巴裡奧學院導師期間，他就開設了政治經濟學的系
列講座，而直至晚年，他還堅持在這一學科上單獨輔導那些本科生。喬伊特對馬歇爾的
興趣和信任是在董事會會議之後的晚間長談中建立起來的。1883年，阿諾德﹒湯因比英
年早逝，喬伊特就邀請馬歇爾接任牛津大學巴裡奧學院研究員和政治經濟學講師，並給
駐印度行政機構候選文職人員授課。
馬歇爾在牛津的經歷雖然短暫但卻是成功的。他吸引了很多有才華的學生，他的公
開講座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聽眾，他們聽課的熱情之高為馬歇爾的教學生涯中所僅有。在
不同場合的公開辯論中，他得到了亨利﹒喬治和海因德曼的信任，因而他在牛津大學的
地位也就日漸顯赫。不過，由於福西特於1884年11月去世，馬歇爾就於1885年1月回到
劍橋，接任政治經濟學教授之職。
四
馬歇爾正式開始經濟理論的研究開始於1867年，到1875年，他的理論已獨樹一幟，
最終成形是在1883年。然而直到1890年（《經濟學原理》），他的這些理論從未以著作
的形式面世。他最早開始而完成於1875年的研究課題甚至直到1923年（《貨幣、信用和
商業》）才得以出版。他並不是想把自己的思想成果占為己有，通過講座以及與朋友、
學生們的談話，他已毫無保留地展現了自己的思想。而這些思想又通過一些私下印行的
小冊子和他的學生們的作品為更廣泛的人們所了解。他的這些分散的理論也被摘入皇家
委員會的徵詢錄中。這樣，當他自己的著作問世之時，也就失去了本應有的轟動效應和
震撼力。而世界各地的經濟學家們在閱讀他的著作時，也就很難理解在英國他的同代人
和晚輩們為何給他以如此崇高的地位。既然如此，我在這裡就不妨做一嘗試，儘管因資
料不全而難免有所疏漏，下面我將先來追尋馬歇爾思想發展的軌跡，然後再來探討他的
著作遲遲不能出版的原因。
馬歇爾1867年開始深入研究經濟學。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這樣一系列日期：約翰﹒
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年第一版，1871年第七版，是穆勒1873年逝世前親自
修訂的最後一版；馬克思的《資本論》，1868年出版；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
1871年出版；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也出版於1871年；凱爾恩斯的《主要原理》，
1874年出版。
因此，在馬歇爾起步的時候，穆勒和李嘉圖還被尊為泰斗，地位不可動搖。唯一可
與之比肩的是馬歇爾經常提到的羅雪爾。在方法上運用數學的觀念已經蠢蠢欲動，但還
沒有任何的實質性成果。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初版序言中提到，古諾的《財富理論
的數學原理研究》（1835年）曾經對他產生過獨特影響，但我不知道他是在何時得到這
本書的。古諾的影響；一位劍橋數學家當時對李嘉圖的自然反應；或許還有穆勒在《政
治經濟學原理》第三篇，第十八章論述「國際價值』，的算術示例中隱約可見的代數分
析，所有這些，就是馬歇爾的起點。對於自己從1867年到1875年美國之行的思想發展狀
況，馬歇爾曾作過記述，現正好引用於此：「他不但在擔任私人教師時講授數學，還盡
可能地把李嘉圖的推理轉換為數學方法，並努力使它們更具一般性。與此同時，他又被
羅雪爾以及其他德國經濟學家，乃至馬克思、拉薩爾以及其他社會主義者所持有的新的
經濟觀點所吸引。但是在他看來，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往往不足以
證明他們為經濟事件所找到的原因是正確的。他認為，預測經濟的未來當然是困難的，
但要正確地解釋過去的經濟狀況也非易事。而且在他看來，社會主義者們低估了所遇到
的困難，他們倉促之間就下定結論，認為通過廢除私有財產就可以清除人類本性中的缺
陷與弱點，……他努力去深入了解實業界的實際運作以及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這樣，
他一方面可以了解每種主要工業的各種技術特徵，另一方面又與那些工會主義者、合作
者和其他工人階級領導人建立了聯繫。然而，多年間的實際研究並未取得多大的成果，
於是他決定抽出時間撰寫一篇關於對外貿易的專論或文章，因為這方面的事實資料都可
以從現有的文件中找到。他認為首先應該撰寫一批這種有關各種經濟問題的專論，然後
再寄希望於把這些專論編寫成一部綜合性的論著，其涵括範圍與穆勒的著作相仿。在完
成了綜合性的論著之後，而不是這之前，再看手撰寫一本簡短又通俗易懂的論著。依他
的意見，這才是最佳的工作順序，但由於環境的壓力，他的這一計劃被打亂了，甚至幾
乎顛倒了。他確實撰寫了一篇有關對外貿易的專論草稿。1875年，為了研究新興國家的
貿易保護問題，他前往美國，訪問了那些重要工業的所在地。然而，婚姻打斷了這項關
於對外貿易的研究。他與妻子一起合著了一本工業經濟學方面的短論，這本書為了使工
人階級讀者能夠看懂而大大簡化了。然而正當此時，他卻身染重疾，以至於一段時間裡
他看起來再也不能勝任任何繁重的工作了。稍後不久，他感到體力有所恢復，於是就完
成了經濟問題的圖解說明。雖然已故的瓦爾拉斯教授曾在1873年左右敦促他出版這些圖
解說明，但他並沒有這樣做，因為他感到，在對實際狀況進行具體研究之前發表這些成
果，會使它不像表面看起來那樣切合實際。於是他開始著手做一些必要的限制，添加一
些必要的條件，而這就成了他的第五本著作《經濟學原理》的核心部分。以這些核心內
容為基礎，他又前後做了一些修改和補充，直至全部定形後才於1890年出版。」
馬歇爾放棄了先寫「一批有關各種經濟問題的專論」，再把它們合編為一部綜合性
論著的計劃，這一決定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樣的大部頭著作是要由一位經濟學大師的
頭腦經過深思熟慮才能最終得以完成的。這樣，他的那些專論就被大大延誤了，尤其是
關於貨幣與對外貿易的部分，由於在邏輯上它們屬於靠後的內容，因而直至50年後才重
見天日。
馬歇爾的研究順序可以表述如下：1867年，他開始發展圖解方法，並將這種方法特
別應用於對外貿易的研究中，這方面他主要受到李嘉圖和穆勒的影響。而後，在古諾以
及一定程度上在馮﹒屠能的影響下，他「開始認識到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即我們
在觀察世界時，無論是在倫理方面還是在物理方面，都更注重於增量而不是總量。特別
是，對物品的需求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而這種需求的『邊際』增量將與相應的生產成本
的增量達到穩定的均衡。要想使這種連續性的論點一清二楚，不利用數學符號或圖解說
明是不行的。」
到1871年，他沿著這條線索已經大大前進了一步。他把這些新思想以及他的圖解經
濟學的切實基礎詳詳細細地講授給學生們。就在這一年，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
出版了，這是一部獨立完成的著作。這本書的出版多多少少讓馬歇爾感到失落和惱怒。
因為在他看來，他正在這些方面進行一點一滴的研究，而趁他尚未給這些新思想適當而
確切的表述之前，這本書卻先拔頭籌。然而無論怎樣，是傑文斯最先發表了有關「邊際」
（或者按傑文斯自己的話來說，是「最後」）效用的一系列思想。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與
傑文斯爭辯，然而同時又間接地但卻明確而肯定地指出，他並未從傑文斯那裡吸取過什
麼。
1872年，馬歇爾在《學術界》上對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進行了評論。這篇
評論雖然不是否定的語氣，但卻透出幾分冷淡並指出了幾處明顯的錯誤：「（評論最後
說）這本書的主要價值並不在於那些突出的理論內容，而在於它對若干次要問題的富於
獨創性的論述以及那些富有啟示意義的評述和細緻的分析。書中新瓶裝舊酒之處屢見不
鮮……例如，任何商品的總效用都不與其最後的效用程度成正比，這原本是人們所熟知
的道理……而傑文斯教授卻把它列為頭等重要的思想，並為此花樣翻新地展示了大量經
濟事實。」
雖然他的確在一個章節中寫道：「不幸的是，像其他地方一樣，傑文斯在這裡論述
時的得意之情使他做出了一個不但不準確、簡直是錯誤的結論……」但他也說道：「如
今，很少有作者的天才創造力能像傑文斯那樣如此接近李嘉圖。」他又說道：「幾乎再
沒有什麼思想家的成就，能像傑文斯那樣激起我們多方面的、強烈的敬佩之情。」
實際上，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確可稱得上是一部天才之作，但與馬歇爾的
不厭其煩、力求全面、只知耕耘不問收穫的態度相比，這本書又顯得倉促、不夠準確，
像一本殘缺不全的小冊子。當然，它所提出的最後效用的概念以及勞動負效用與產品效
用平衡的理論給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但在馬歇爾那包含著耐心、堅韌與天分的巨
大的工作機器面前，這不過像是思想火花的一時閃現而已。傑文斯看到水壺在沸騰時，
興奮得像一個孩子那樣大喊大叫，而馬歇爾則默默地坐到一旁，開始建造一台發動機。
與此同時，對於在闡述對外貿易和國內價值純理論時揭示出來的圖解法，他也作了
一番概括。這些論文想必在1873年前後就已完成了，而且當時就已經與他的學生們作過
交流（尤其是與H．H．坎寧安爵士）。它們作為不連貫的幾個章節收錄在《對外貿易理
論》中。這本書在他從美國返回後的1875－1877年間就已接近完成，內容包括了他自
1869年以來的研究成果。1877年，他轉而與馬歇爾夫人合著《工業經濟學》。1879年，
亨利﹒西奇威克生怕別人從馬歇爾手中奪取優先權，於是私下印發了這些文稿，並將它
的副本分別寄給了國內外的一些著名經濟學家。但這些章節最終沒能正式出版，因此現
在已經很難見到它們的原文了。不過，其中最精華的部分已經被安排到《經濟學原理》
第五篇，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中，並（在其產生之後50年）收入《貨幣、信用與商業》
的附錄J中了。
馬歇爾在經濟理論中對數學和圖解方法的運用嫻熟、陳述全面而且科學嚴謹，這遠
遠超出了前輩們的那些「思想火花」，我們由此可以堂堂正正地說，馬歇爾是現代圖解
經濟學的奠基人。圖解方法這一精緻的分析工具對那些聰明的初學者來說是引人入勝的。
我們開始接觸到它時都深受啟發，它還可以用來驗證我們的直覺，充當速記的手段，而
當我們在這一學科上登堂入室時，它就成為我們研究的背景。馬歇爾的成果一點一滴地
滲透到外部世界，其完整形式只有在一個很小的圈子裡才能接觸到，這使他喪失了許多
本可以得到的世界性榮譽，而且這也許甚至阻礙了這一學科的進步。雖然如此，經過再
三考慮之後，我想，我們能夠理解為什麼馬歇爾不願意僅僅以發表他的圖解方法來開始
研究生涯。
這是因為，雖然思維方法對這個學科來說是不可缺少的，但如果對它的過分強調或
沉迷其中，就背離了馬歇爾早年就已確立的對待經濟學研究的正確態度。不僅如此，馬
歇爾是數學學位考試的二等榮譽獲得者，又曾對分子物理學懷有抱負，因此無論從思維
角度還是審美的角度，他對數理經濟學中那些七零八落的初等代數、初等幾何和初等微
積分都有點不屑一顧。比如，與物理學不同，經濟理論中那些能用數學表達的部分，比
起對那些複雜而殘缺的經驗事實的經濟解釋來說是太容易了，而且對於得出有用的結果
不會有很大的幫助。
馬歇爾對此有著強烈的感受，而他的學生們未必都能做到這一點。在他眼裡，初等
數學只是孩子們的游戲。他想要進入到這個世界更廣闊的實踐中去，去傾聽它的呼喊，
去分辨其中不同的聲音，用實業家的語言來發言。因此，正如他在前文中所表白的那樣，
「他努力去深入了解實業界的實際運作以及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
由此可見，起初，是馬歇爾建立了現代圖解方法，而最終，他又毫不吝惜地將其置
於適當的位置上。《經濟學原理》出版時，圖解只有在腳注中才能看到，充其量不過是
在附錄中做了簡短陳述。早在1872年，當他評論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時，他就
寫道：「英國和歐洲大陸的一些訓練有素的數學家把他們所善用的數學方法用來解決經
濟學問題，從而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建議，對此我們應當表示感謝。但他們做出的所有
推理和結論，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可以用普通語言表達出來……我們面前的這本書，如果
去掉其中的數學而保留它的圖解，將會有所改觀。」
1881年，當他評論埃奇沃思的《數理心理學》時，他在開頭寫道：「這本書顯露出
了天才的跡象，並表明作者將能夠做出更大的貢獻」，然後他加了這樣一句話：「尤其
有趣的是，我們將要看一看，這本書在避免數學方法的作繭自縛和誘使他脫離經濟現實
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最終，在1890年，他在《經濟學原理》序言中首次強調了他
對於圖解的偏愛甚於代數，他認為前者在一定範圍內還是有用的，而後者不過是作者為
圖方便的權宜之計。
馬歇爾之所以反對濫用數學方法，還出於另外一種動機，害怕這會嚇跑那些「實業
家」讀者（一種不太合理的動機）。儘管如此，他在這方面還是走得太遠了。無論怎樣，
「有許多純理論問題，人們一經使用圖解方法就不願意再做其他嘗試了」，因此圖解方
法注定會成為經濟學高級教程的一部分，它應該盡可能以最完整、最清晰的形式提供給
學生們。
然而，馬歇爾在他研究對外貿易理論兼及與自由放任主義相聯繫的若干有關問題之
時，儘管尚有缺陷，但最終沒能於1877年發表，卻不啻是一大憾事。無論怎樣，是馬歇
爾開始對這一方面進行專題研究的，「與其相關的主要事實可以從現有的文件中得到」，
這些事實依據，再加上馬歇爾訪美期間通過對新興國家貿易保護的實際運作進行調查而
得到的第一手資料，已經足以構成一本專著。然而這卻沒能實現。部分原因在於，當他
的健康狀況惡化時，他感到自己時日不多，而只能把全部精力用於完成他在價值和分配
方面的基本思想。
我們同樣對馬歇爾直至晚年才出版他的《貨幣論》而深感遺憾。因為他那些本來生
氣勃勃的思想以及敏銳而富有震撼力的表述已經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失去了光輝。在馬歇
爾的經濟學研究中，沒有哪一部分像他對貨幣的研究那樣集中展現了他的創造力和專注
精神，也沒有哪一部分這樣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洞察力和淵博知識。
貨幣是經濟學中一個半獨立的部分而堪可形成一部專著。然而當時他除了在皇家委
員會的證詞中有所闡述以及偶有文章見諸報端之外，就再也沒有向這個世界奉獻任何以
自己的語言、自己的風格寫成的東西了。70年代初以來，貨幣問題是馬歇爾在講座中最
喜談的題目之一，因此他的主要思想廣為學生們所知。這使劍橋形成了一種口授的傳統，
從馬歇爾自己的講座開始，而在他退休之後，則是庇古教授的講座。與出版成書相比，
這種方式不但與之不同，而且（我想可以這樣說）要優於它，直到最近情況才有所不同。
此時，對馬歇爾在貨幣理論上的主要貢獻做一簡要敘述是恰當的。
在金銀復本位制的大辯論之前，馬歇爾沒有發表過任何關於貨幣問題的東西，甚至
在辯論開始之後，他也是在觀望了相當長的時間之後方才介入。他對這一課題首次正式
發表的見解，包含在他對皇家委員會1886年就貿易和工業蕭條狀況印發的問題單所作的
回答中。接下來，他在1887年3月號的《當代評論》上發表了關於「總體價格水平波動
的解決辦法」的文章。之後不久，他又分別在1887年和1888年向金銀委員會呈交了大量
證詞。1899年他又為印度通貨委員會提供了證詞。直至1923年，在《貨幣、信用與商業》
中，他才對自己關於貨幣問題的思想做了系統闡述。而此時，幾乎他的所有主要思想都
已在其他著作中公之於眾了。他已經八十有余，體力大不如前，所能做的只能是把以前
分散的文章連綴成篇了。它的表述顯得很枯燥，又小心翼翼地避開了各種繁難之處，總
之與20年前或（更早一些）30年前寫的著作相比，是大為遜色了。但是，馬歇爾1871年
前後寫的現存最早的手稿，碰巧是討論他的貨幣數量理論的。這是說明他的思想從1867
年和1877年之間始終保持前後一貫的一個極好例證。他的《貨幣、信用與商業》的第一
部分，第四章的全部內容就是由此而來，它論述得極為全面，在解釋和說明方面精雕細
刻，這是他在50年後所無法達到的。我並不清楚他在《當代評論》上所發表的文章中，
以及在對金銀委員會的證詞中所體現出的主導思想是何時樹立的。不過，在《工業經濟
學》中已經有了關於「商業危機」的段落，他在回答貿易蕭條委員會的問題時也引用了
這些段落，這表明，在1879年他就已經懷有同樣的想法了。下面，我將一一列舉馬歇爾
在貨幣理論方面所做出的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創見。
（1）把貨幣數量論當作一般價值理論的一部分而對它進行闡述。他總是強調，貨
幣的價值一方面是貨幣供給量的函數，而一方面又是貨幣需求量的函數，而這種需求量
是以「每個個人保證能夠隨時購買的商品量的平均儲存量」來度量的。他進一步解釋了
個人如何在貨幣與其他財富形式之間進行比較、尋求平均，從而確定自己持有的貨幣量。
「（他在前面提到的1871年手稿中寫道）英國全部貨幣的交換價值與社會成員希望能夠
隨時購買到的商品量的總額相等。這樣，在銀幣通貨制度下，如果我們已知流通中的全
部銀幣的盎司數，就可以計算出每盎司的銀所代表的其他商品的價值；這只須以前面所
說的商品總量除以總的盎司數就可以了。假設平均說來，社會中的個人希望能夠隨時購
買的商品數量占他的年收入的十分之一，那麼，這時如果流通中只存在銀幣這一種通貨，
英國的貨幣價值就會等於全國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如果人們的習慣改變了，為了以其他
方式獲得財富，在購買力增加時並不急於購物，比如說，如果平均說來每個人希望能夠
隨時購買的商品數量只占他的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那麼當流通中的銀幣數量不變時，
它就不能保持原有價值，其價值會下降。這時，工業用銀就會增加，而銀礦的產銀量將
會有所減少……」
他指出，這種方法的最大優越性就在於避開了「流通速度」這一笨拙的概念（儘管
他能夠準確地說明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邏輯關係）。「如果我們試圖在『流通速度』和貨
幣價值之間建立聯繫，那麼問題就會錯綜複雜。穆勒先生對這個難處一清二楚（《政治
經濟學》第三部分、第八章、第三節的後半部），但他並沒有給出解決辦法。」有時，
人們由於對貨幣缺乏信任，不願意持有它，而造成價格上漲——這種現象由於最近發生
的一些事件而備受人們關注——對於這種現象的前因後果，馬歇爾也曾做過詳細說明。
他也清楚，價格水平與商業循環相伴相隨，它與公眾願意持有的「即時支配」額的波動
相關。
（2）「實際」利率與「名義』利率的區分，以及貨幣價值波動時，這一區分對於
信用循環的意義。對此所作的明確說明，我認為最早是在《經濟學原理》（1890年）第
六部分，第六章（結尾註釋）中。
（3）現代信用制度下，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影響價格的因果順序，以及貼現率在其
中所起的作用。在這方面，人們常常引用以及中學生們可以參考的唯一的詳細論述，是
馬歇爾1887年為金銀委員會所作的證詞（尤其是證詞的前半部分），再加上他1899年為
印度通貨委員會所作的證詞。這些本來是貨幣理論最基礎的內容，但在大約四分之一個
世紀的時間裡，學生們只能從呈交給那些對一時的實際問題感興趣的政府委員會的問答
式文字中找到，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怪事。
（4）闡明了「購買力平價」是決定不可兌換貨幣在國家間兌換比率的理論。實質
上，這一理論應歸功於李嘉圖，卡斯爾教授以適於現代情況的方式對李嘉圖的理論進行
了重新表述，但馬歇爾的備忘錄在此之前已經發表了。這份備忘錄附於他為金銀委員會
所作的證詞（1888年）之後。這個理論在他於1899年提交給印度通貨委員會的結論中也
占有重要地位。下面是馬歇爾對金銀委員會發表的意見的一段摘錄，它說明了他的理論
梗概：「設B國有一種不可兌換的紙幣（如盧布）。在每個國家，貨幣價格都取決於貨
幣量與它發揮的功能之間的關係。隨著貿易的進行，黃金對盧布的比價將達到A國的金
價與B國的盧布價格之間的比率（考慮運費因素）。」
（5）編製指數的連續法。他在「總體價格水平波動的解決辦法」（1887年）的最
後一部分（標題為「如何估計一個單位的購買力」）中的一個腳注中，首次提到了這一
方法。
（6）建議在金銀混合本位制的基礎上實現紙幣流通（與李嘉圖的「對建立一種既
經濟又安全的通貨的建議」一脈相承）。這一建議最早見於他在1886年對商業蕭條問題
政府專員的回答中。他爭辯說，普通的金銀復本位制將會慢慢成為變相的金屬本位制。
（他繼續說道）我認為，如果我們將要因為金銀復本位制而大吃苦頭的話，那實在是我
們自找的……我的替代方案取自他的（李嘉圖的）簡單方案，就是要把比如說是2000克
的銀條與100克的金條結合起來，同時政府隨時準備買入或賣出成對的金條和銀條，從
而確保流通中的貨幣總量維持穩定……這一計劃可以在任何一個國家啟動，而不必等待
其他國家的協同。」
他並不是在促使馬上采用這種本位制，而是旨在向世人說明它起碼要優於金銀復本
位制。這一建議又先後在他1887年的文章「總體價格水平波動的解決辦法」和1888年對
金銀委員會的證詞中重現。
（7）建議編製便於長期合同選用的按物價指數計算的官方幣值標準表。這一建議
最早見於一篇論文的附錄中，這篇論文探討了解決就業不連續狀況的對策，於1885年馬
歇爾在「工業補償會議」上宣讀。1886年，他在對商業蕭條問題政府專員的答辭中重申
了這一建議，並增添了一些新的內容。「（他寫道）工業運轉之所以缺乏連續性，一個
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們不知道一個英鎊在一段時間以後還能值多少錢……如果采納了經濟
學家們長久以來一直呼吁的一項計劃，由此造成的嚴重影響就會大大減輕。我提出這一
對策並不是要求政府自已經營實業，而是希望它能夠為實業提供幫助。它應該公佈幣值
表來跟蹤黃金購買力的變動，這將方便合同在簽訂時按照固定的購買力單位確定報酬……
因為合同的雙方都是自由地做出選擇，所以無論是對於利息支付的幾乎所有合同，還是
對於償還貸款的合同，關於地租的合同以及涉及工資和薪水的合同，這種恆定的一般購
買力單位都是適用的……我要強調的是，這一建議與我們的貨幣流通形式無關，並不要
求它加以改動。我得承認，對於國際貿易，這一建議很難行得通。但是，作為國內商業
的穩定因素，它的作用是極其重大的，而且它實行起來非常簡便，也不會像政府干預企
業那樣引發弊端。鑒於此，我冒昧地懇請諸位密切注意這一建議。」
在前面曾提到的「總體價格水平波動的解決辦法」這篇出色的論文中，馬歇爾又深
入闡述了這一重要的建議。這篇論文前三部分的標題分別是：（1）「價值標準波動的
弊端」；（2）「貴金屬不是一種良好的價值標準」；（3）「價值標準與金或銀無關」。
馬歇爾在寫作時有一個獨特的習慣，就是喜歡把那些最新穎、最重要的內容放在腳注裡。
下面這段文字就是對這篇論文中一個腳注的摘錄：「我想，每一項旨在控制貨幣供給從
而維持幣值穩定的計劃都應當是僅限於國內而非國際性的。我將引證兩個計劃來說明這
一點，儘管我不贊同其中的任何一個。第一個計劃中，貨幣是不可兌換的，這時只要一
英鎊的價值超出了一個單位，政府部門就會自動地購買公債從而投放貨幣，相反，當一
英鎊的價值不足一單位時，就應當售出公債從而回籠貨幣……另一項計劃中，貨幣是可
兌換的，這時一英鎊的紙幣將有權要求政府部門按照現時的金價和銀價兌換成半單位的
金和半單位的銀。」
《經濟學家》對金銀混合本位制和備用幣值標準表進行了嘲諷，而馬歇爾總是過分
擔心被指斥為脫離實際或凌駕於「實業家」（這種傳說中的怪物）之上，因此他就沒有
繼續堅持。
五
我在前文中曾經承諾，要挖掘出馬歇爾推遲出版他的圖解方法、對外貿易理論以及
貨幣與信用原理等成果的原由。在這些原因中，許多都貫穿他的終生，而就其結果來說，
有些是有益的，有些是不利的。讓我們先來探討那些有益的。
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馬歇爾很早的時候就已認識到，純粹的經濟學理論本身並無
多大價值，對於做出切實可行的結論也無多大幫助。其全部價值僅在於對當前的經濟生
活進行解釋。這就需要對工商業的實際狀況進行深入了解。然而這些具體事實以及它們
與個人的關係總是處於不間斷的迅速變化之中。馬歇爾在劍橋的就職演說點明了他的立
場：「當代經濟學在觀點上的轉變是由於人們發現，在一定程度上，人本身也是環境的
產物並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本世紀初的英國經濟學家們所犯的主要錯誤並不在於他們
對歷史和統計的忽視，而在於他們把人看作一個定值，而幾乎不去關心他的變化。因此
他們認為供給與需求的作用是機械的、不折不扣的，這與實際情況大不相同。他們最致
命的錯誤就是沒有看到工業中的常規和制度是多麼易於變化。而社會主義者們總是用過
於強烈的方式感受事物，他們對人類行為的隱秘動機有所了解，這正是經濟學家們所忽
略的。有一點李嘉圖和他的主要追隨者們並未向世人講清楚，甚至他們自己也並不十分
清楚，那就是他們所建立的體系並不是普遍真理，而是在發現某些真理時加以普遍應用
的工具。我認為，只有經濟學核心的分析框架具有高度的、超越的普遍性，而沒有哪一
條經濟學教條具有這種普遍性，因為它們本身並不是實際真理，而是探索實際真理的工
具。」
馬歇爾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他的經濟學前輩們的錯誤危害最甚的時候，他所持的觀
點以及對他們所持的反對態度自然而然地使他不願意在與實際情況相結合之前就發表那
些孤立的經濟學專論。單獨發表圖解方法和純理論有可能造成弊大於利的後果，因為那
將會使數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在目標與方法上更加混亂，從而做出不合他本意的強調。如
果不對理論與現實世界的聯繫進行苦苦探索就草率地發表那些純智力成果，人們就會紛
紛效仿這種做法，他就會成為一個錯誤的示範。然而另一方面，要得到相關的事實依據
是極端困難的——比現在困難得多。70年代和80年代，尤其是在美國，事情發展的速度
超乎尋常，因而整理過的信息資料非常罕見，遠非現在這樣豐富。實際上，在
1875-1895年的20年間，馬歇爾對於事實資料的掌握以及他的經濟學判斷力都大有提高，
所以，如果他在1875－1885年間發表那些著作，那將會比他在1885－1895年間發表遜色
得多。
另外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一個個人性質的原因。在關鍵時刻，馬歇爾的身體卻垮
了下來，而在健康有所恢復之後，他在準備課程和培養學生上花的時間又大大推延了他
的寫作進程。並且，他在寫作時精益求精，錙銖必較，表述力求準確，這也妨礙他成為
一位寫作快捷的作家。他還特別不擅於把各部分合為一體以及為使各部分間相互照應而
進行改寫的工作。他一直試圖寫大部頭的著作，但他缺乏運筆如飛的能力，又不能長時
間地全神貫注（這正是穆勒所具備的），還缺乏一種前後一貫的整體感（這正是亞當﹒
斯密所具備的），而這些對於一部宏篇巨製的圓滿成功都是必備的條件。
前面已經指出，他認為經濟學不可能達到極致狀態，同時現實世界的變化是日新月
異的，而他在文字能力上又有所局限，也不能用大量的閒暇來著書立說，正是這些原因
使他放棄了先寫獨立專著再將它們合為一部宏篇巨製的想法，這難道說不是一個令人痛
心的決定嗎？我認為是的，正是那些障礙與不足之處導致了這一點。
對於那些尚且健在的同代人，馬歇爾很清楚自己在能力上的巨大優勢。他在1885年
的就職演說中說道：「12年前，英格蘭擁有或許是最才華橫溢的一群經濟學家，像他們
這樣在同一個時代出現在同一個國家的情況恐怕是絕無僅有的。然而一個接一個，穆勒、
凱爾恩斯、巴奇霍特、克利夫、萊斯利、傑文斯、紐馬奇和福西特先後離開了我們。」
當時剩下的人中，再無一人堪與馬歇爾並駕齊驅了。對於自己的學生，馬歇爾加以精心
培養，因為他們將要承擔未來的經濟學研究。然而，馬歇爾卻不願意把半生不熟的麵包
撒在水面上，不願意考慮與別人合作的可行性，不願意讓這個世界從他身上獲取能夠滋
補的養分。他不正是在違反他自己的信條，試圖達到一個不可能的目標嗎？經濟學的宏
篇巨論或許有很大的教育價值。我們也許的確需要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洋洋灑灑的大作。
既然經濟事實具有變動不定的特點，而孤立的經濟原理又蒼白無力，那麼經濟科學的進
步與日常用途難道就不需要一些先驅和開拓者們撇開大部頭的論著而埋頭於小冊子和專
論的寫作嗎？我曾在前文中說道，傑文斯的《政治經濟學》雖然不失為一部傑作，但充
其量也不過像是一本小冊子。這裡我卻要說，正是傑文斯樂於與世人分享自己的思想，
才使他贏得了崇高的個人地位，產生了別人無法企及的影響力。傑文斯的所有經濟學著
述都屬於小冊子的性質。而馬爾薩斯在《人口論》出版第一版後，想把它擴展為大部頭
的著作，這卻反而毀掉了《人口論》。李嘉圖最偉大的著作也都是一些風行一時的小冊
子。穆勒倒是憑借他的天賦完成了一部成功的巨著，但它對教育的意義遠甚於對科學的
意義，而且當新一代的辛巴德們已經在海上乘風破浪之時，他不也像個老人一樣只能枯
坐一旁嗎？只由亞當﹒斯密一人享受宏篇巨論的榮譽就夠了，經濟學家們應當只爭朝夕
地撰寫專著和短論，並祈求以此方式達到不朽。
那麼，馬歇爾這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做法豈不是偏離了他那獨特天賦的真實本
性嗎？「經濟學」正如他在前面的引文中所說的，「本身並不是實際的真理，而只是探
索實際真理的工具。」我們目前所使用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馬歇爾的創造。他在將
其展示給這個世界之前，早早地把它交到了學生們的手裡。這一工具的建立是馬歇爾那
獨特天賦的最主要的成就。他認為經濟學不是「實際真理」，他也極力地追求這種「實
際真理」，然而在這方面他卻沒有什麼過人之處。我的父親曾經作為一名學生兼同事，
目睹了馬歇爾自始至終的思想發展歷程。在我很小的時候，那時甚至我還不知經濟學為
何物，我就聽到過我父親的慨歎，慨歎馬歇爾的頑固不化，這使他無法弄清自己的優勢
與劣勢的確切所在；慨歎他的不可理喻的雄心，這使他不能把自己精神與天賦中的真正
財富奉獻給這個世界。全世界的經濟學本來可能發展得更快，馬歇爾的權威和影響本來
可能更大，只要他的脾氣稍稍有所不同。
馬歇爾還有兩個特點必須提到。首先，馬歇爾過於害怕犯錯誤，面對批評臉皮太薄，
對反對意見太容易著惱，甚至是在那些不那麼重要的事情上。一種極端的敏感使他對於
批評和反駁不夠寬容。這種害怕由於言語冒失而招致批評的心理在其他方面也造成了不
良影響。不管怎麼說，偶而犯些小錯畢竟無關大障，尤其是如果能及時發現，那麼更不
會造成什麼惡劣影響。然而，說這是馬歇爾的一個缺陷，是立足於他對科學的準確性與
真實性的高標準——這種高標準常常令他的學生們望而生畏——的基礎上的。
其次，馬歇爾太急於做善事了。對於這一學科中那些與人類福祉以及工人階級生活
狀況不直接相關的部分，他總是不屑一顧，即使有些內容間接看來是非常重要的。他認
為如果自己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那就不是在追求至高無上的目標。這種觀念來源於他內
心的沖突，在充滿了艱難、枯燥、苛刻、毫無感情色彩的理智與顯然完全不同的、飽含
熱望的激情之間的沖突。當他的理智在追尋圖解方法、對外貿易與貨幣理論的時候，他
的內心一個傳道士般的小精靈卻在說，不，這樣不行。在他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之時，
他的理智之火行將熄滅。而那個一直被壓迫的小精靈卻跳了出來，有一次他說道：「如
果我能再活一次，我就要獻身於心理學。經濟學離理念的世界太遙遠了，如果我在這方
面說得過多，實業家們就不會讀我的東西。」然而他畢竟還是把那種觀念保持終生。他
經常講述這樣一個早年的故事：「當我開始下決心盡我所能對政治經濟學（當時『經濟
學』這一詞彙還未創造出來）進行徹底研究的時候，有一次我在街頭櫥窗裡看到了一幅
小小的油畫（畫中人面容憔悴，表情若有所思，是一個『落魄者』的形象），我就花了
幾個先令把它買了下來，回到學院宿舍把它掛在壁爐架上，從此以後我就把它稱為我的
保護神，我立志努力讓世間那些像畫中人一樣的人們都能達到幸福的境界。當時，我對
經濟學理論中的數學部分極感興趣，於是我就抬頭望一眼我的保護神，它把我帶回到正
路上來。有一次尤其靈驗，因為是它把我從對終極目標的研究中拉了回來，使我開始研
究喧囂一時的金銀復本位制問題。我是鄙視這樣的問題的，但追求的本能把我引向它
們。」這就是他的另外一種偉大品格：崇高的無私與獻身公益的精神——這一點常常令
他的學生們感動——中的瑕疵。
六
無論如何，1877年，馬歇爾是在幫助夫人撰寫《工業經濟學》（1879年出版）。按
原計劃，這本書是夫人為劍橋大學函授部講師作教材用的，但隨著工作的進展，馬歇爾
承擔了越來越多的工作。《經濟學原理》出版之後，他不僅壓制那本書的發行，而且在
同一題目下以完全不同的內容替代了原書。這本書改寫後，基本上是《經濟學原理》的
縮寫本，並「力求適應低年級學生們的需要」。在原書中，他的價值理論不得不以簡短
而不完善的形式表達出來，世人也只能以這樣的形式來接受，我想，馬歇爾正是出於這
種考慮才在11年後改寫這本書。在1887年和1888年《經濟學季刊》上與美國經濟學家的
辯論也使他進一步確證了這種印象。另外，他也放棄了那種認為對初級學生講授經濟學
只需一個半指導性的函授教師輔以一本半嚴肅的教科書就已足夠的觀念。1910年，他在
給1879年出版的《工業經濟學》的一位日本譯者的信中寫道：「本書在撰寫之初，是希
望能夠把簡明易懂與科學嚴謹結合起來。現在看來，儘管有些專題可以寫成簡明的著作，
但經濟學的核心教義卻不能如法炮製。」
正是這些情緒便他對這本書懷有偏見。實際上這本書自始至終都受到了行家們的高
度贊譽，而且這是一本可以得到的最好的小型教科書。如果說有什麼初級教科書的話，
那麼這本書可能是當時出版的同類著作中最好的——比福西特夫人、傑文斯所編寫的入
門書以及後來出現的一些教科書要好得多。不僅如此，本書第三篇後半部分中論述商業
聯合、工會、商務爭議以及合作的章節，是在當代對這些重要題目首次作出的令人滿意
的表述。
本書脫稿後，馬歇爾的身體衰弱到了極點。1881年出國休養期間，他並沒有重新回
到貨幣或對外貿易上去，而是開始專心致志地研究後來出現在《經濟學原理》中的那些
核心理論。在這期間，他到牛津任職，又回到劍橋執教備課，參加金銀復本位制的辯論，
和為金銀委員會作證詞等等諸多事務纏身。
馬歇爾最初打算以一部書涵蓋經濟學的全部內容。1883和1884年，他的分配理論現
出雛形。1885年夏天（在湖區），他在回到劍橋後的第一個長假期中開始為這本書最後
定型：「（他寫道）這一年的工作不盡如人意，部分原因是由於我正在擺脫對這本書的
陳舊而狹隘的設想，應該使那些構成經濟學支柱的抽像推理居於更顯要的位置，但與此
同時，我未能鼓起勇氣，馬上投身於撰寫一部兩卷本的著作，這部著作（逐漸潤色之後）
將成為我一生著述中最主要的成果。」
1886年：「我的主要工作是改造自己的寫作計劃。這一工作在夏季住於克羅姆附近
的謝林漢姆時告一段落。這時我已使全書的內容基本定型，起碼就第一卷來說是這樣。
隨後，我第一次開始著手按照排印時的設想安排各個獨立的章節。」
1887年（在格恩西島）：「在寫作此書方面大有進展，並且已與麥克米倫出版公司
安排了出版事宜。這個學年一結束，我就開始向印刷商寄校樣。除了第六部分的半部內
容外，其余各章節都已打印完畢，雖然還不能馬上用於出版，但已具備了出版的模樣。
我是說，事情已經安排妥當，基本完成了。」
1888年：「長假期臨近結束，我已將第五部分交付印刷商，第四部分也完工在即。
之後，我準備在撰寫『正常價值或分配與交換』之前，添加進一步討論『生產成本』的
新部分，把原擬留待關於『正常價值』那一部分後半部中討論的內容（稍作補充）放入
這一篇內。這就是本書現在的第七部分。這個想法是慢慢形成的，因而這一學期的進展
也就不是很大。」
1889年：「1889年的前四個月忙於第六部分的寫作，先是寫出了前四章的初稿，並
修改了第五部分。同時，我還花了很大精力來撰寫數學附錄，其中很大部分已經付印。
長假期中的八個星期是在波多爾港度過的，主要用於第六部分五六兩章和第七部分一到
五章的寫作。」
這時工作進展神速，該書於1890年7月出版。
1890年之前，馬歇爾就已是著名人士了，而《經濟學原理》第一卷的出版則使他夢
想成真。報章雜誌紛紛以標題文章進行大張旗鼓的評論。記者們並不能確切分辨出這本
書給科學帶來的貢獻和創新，但他們卻極其敏銳地判斷出經濟思想的一個新紀元開始了。
「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蓓爾美爾新聞》說，「在我們一所古老的大學中出現了
這樣一位教授，他以畢生的精力用來把政治經濟學改造為一門推進社會完善的科學。」
舊的政治經濟學「把人看作是完全自私、只知攫取的動物，而國家不過是這樣一些動物
所組成的群體。」如今，新的政治經濟學誕生了，舊的政治經濟學一去不復返了。《每
日新聞》說：「這本書將會恢復人們對政治經濟學曾經動搖的信任，它對於這個時代的
意義將會像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對上個時代一樣。」「它使這門科學中的其他著
述都成為過時的東西，」《曼徹斯特衛報》說道，「如果說馬歇爾教授的著作將成為政
治經濟學發展中的裡程碑，這恐怕並不是冒失的說法，因為它將指明經濟學研究的方向，
加快經濟學研究的進程。」這些都只是一片贊譽聲中的幾例。
對於我們這些在馬歇爾及其著作的哺育中長大的一代人來說，要確認從穆勒的《政
治經濟學原理》到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這一段長長的空白期中經濟學的發展狀況是
一件困難的事，同樣困難的是確定後者的出版到底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在埃奇沃思教
授提供的筆記的幫助下，我將做這樣一個嘗試，指明這本書為人類知識寶庫做出的幾個
尤其突出的貢獻。
（1）最終澄清了在價值決定中需求與生產成本各自所起的作用，這一問題曾經由
於李嘉圖的隱晦和傑文斯的反應過激而引起一場不必要的爭論。而在馬歇爾作出分析之
後，就沒有什麼值得多說了。「（埃奇沃思教授寫道）對生產成本的新的論述使人們認
清了它在價值決定中所起的作用。正如馬歇爾在某個地方所說的，當古典學者們強調供
給的作用甚於強調需求的作用時，他們憑借直覺找到了正確的答案。當馬歇爾在本書第
一版中重新回到那些老一代作者——他們在上個世紀的七八十年代遭到傑文斯和龐巴維
克等人的貶低——的時候，那些評論者們得出了這樣的印象：『喧囂一時的批評帶來的
迷霧被驅散了。永恆的山峰又在同一高度重現了她那自然的雄姿。』」
（2）把由需求和供給在均衡點上決定價值的命題發展為一種一般性的思想，這就
宛如發現了一個完整的哥白尼體系，因為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經濟學領域中的各個要
素才在彼此均衡與相互作用中各就其位。而關於經濟均衡的一般理論之所以能夠鞏固，
又之所以能成為一種有效的思想法則，則是得益於兩個重要概念的引入。這就是「邊際」
與「替代」。
邊際的概念已經超出了效用的範圍，對於那些能夠作定量的微小變動處理的經濟要
素，邊際概念都可以用來描述它們在給定條件下的均衡點，也可以用來描述它們與一定
量的邊際變動的函數關係。引入「替代」這一概念則是為了說明達到均衡和恢復均衡的
過程。尤其是「邊際替代」這一概念，它不但能夠說明消費過程中兩種物品的替代關係，
還同樣能夠說明生產要素的替代關係，因此引入這一概念所帶來的成果是十分豐厚的。
不僅如此，「在各種生產要素之間還存在著相互作用的雙重關係。一方面，它們在
使用上是相互排斥的，功效與成本之比較高的要素會替代較低的要素，並限制了對後者
的需求價格。而另一方面，它們又是通過相互組合才構成被使用的可能的。任何一種要
素都不能單獨構成使用的可能，只有在其他要素為其提供了這種可能時它才得以被使用。
國民報酬是這些要素的共同成果，每一種要素供給的增加都會增加國民報酬，而國民報
酬也是這些要素的唯一需求來源。」
這一分析方法，在供給與需求這一一般價值法則下，包含了對工資和利潤的分析—
—就像它也包含了貨幣理論一樣。同時，決定勞動者工資或僱主利潤的供求作用的特點
也在其中得到了全面的分析。
（3）把時間因素直接引入到經濟分析中來，主要應當歸功於馬歇爾。「長期」和
「短期」的概念，是他提出的。他引入時間因素的目的之一，是要追溯「一條貫穿始終，
並把供求均衡的一般原理與長短不同的時期聯繫起來的連線」。與此相關，馬歇爾還首
次對另外一些概念作了區分，這是我們現在進行清晰的思考時至關重要的依據。馬歇爾
對「外部經濟」與「內部經濟」，「主要成本」與「輔助成本」進行了區分。其中的第
一對概念，我認為，在《經濟學原理》出版時，完全是一個創新。而後一對概念，如果
不是曾經在經濟分析中出現過，就是已經存在於工業詞彙中了。
通過對長期與短期進行區分，「正常」價值的含義得以確定；而借助於馬歇爾另外
兩個獨創的概念——准地租和代表企業——正常利潤說形成了。
這些思想都是具有開拓意義的，也是人們在進行清晰的思考時所不可或缺的。然而，
依我來看，這一部分也是馬歇爾論述得最不全面、最不令人滿意的地方，他留下了許多
工作需要由後繼者們來完成。正如他在《經濟學原理》初版序言中所說的，時間因素
「幾乎是每一個經濟學難題的核心」。
（4）消費者地租或曰消費者賸餘這一獨特概念是從傑文斯的思想中自然派生出來
的，實際的結果證明，這一概念也許不像初看起來那樣富有成效。但是在思維工具中，
它又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一概念在《經濟學原理》中尤其重要，因為它的使用（用
埃奇沃思教授的話來說）「表明了自由放任主義，即無限制的競爭的最大收益，不一定
就是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
馬歇爾證明，在某些條件下，自由放任主義作為社會最大利益的一條原則，不僅在
實踐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在理論上也是行不通的，這一點具有重大的哲學意義。但馬歇
爾並沒有對這一獨特的論點進行更進一步的闡述，而是將這一領域留給他的得意門生和
後繼者庇古教授來繼續探討。而庇古教授的進一步研究表明了，對那些已經心領神會的
學生們來說，馬歇爾的分析方法在披荊斬棘的探索之路上是一種多麼有力的工具。
（5）馬歇爾對於壟斷的分析也應當在這裡加以說明。因為他對報酬遞增的分析，
尤其是當外部經濟存在條件下的報酬遞增，在這裡提及比在前面各處都要恰當一些。
馬歇爾在這方面的結論以及他對社會主義思想的強烈同情與他那種對競爭力量的古
老推崇之間並無矛盾。埃奇沃思教授寫道：「當我第一次接觸馬歇爾時——我想那是遠
在80年代的事了——他認為競爭在價值決定中的支配地位將會長期保持下去，他如此旗
幟鮮明的表述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這並不是他親口告訴我的，但這與他在『經
濟學家的老一代和新一代』這篇文章中的判斷是相一致的。『如果賣者出價，而買者接
受，他們就會不顧國王、議會或托拉斯、工會的禁止而設法成交。』」
（6）在創造術語和思維工具方面，我想再沒有什麼比馬歇爾引入「彈性」的概念
更令經濟學家們獲益甚多的了。在《經濟學原理》第一版的第三部分的第三章中，他對
「需求彈性」的含義作了設定，這實際上是對這一概念的最早表述。如果沒有這一概念
的幫助，關於價格與分配的前沿理論很難取得進展。
需求對價格變動的反應並不是成正比的，而是比之多或比之少，這種觀念在經過19
世紀初關於供給與小麥價格關係的討論之後，已經為人們所熟知了。因此，無論是穆勒
還是傑文斯都沒有對這一概念加以澄清，這實在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一件事。然而事實的
確如此，e＝(dx/x)/(dy/y)這一概念完全是馬歇爾的創造。
馬歇爾在引入彈性這一概念時，並沒有指明這是一個創新，這一點發人深省，而這
又充分體現了馬歇爾的特色。在這一思維工具開闢了新的研究領域之後，進一步研究的
纍纍碩果又一次被庇古教授而不是馬歇爾本人悉數吸取了。
（7）《經濟學原理》中涉及歷史的部分值得作些評論。第一版中，第一部分包括
了以「自由工業和企業的成長」為題的兩個章節。而在最近的幾版中，這些章節中保留
下來的部分又被打入到了附錄中。對此，馬歇爾始終是猶豫不決的。
一方面，他深知經濟學的相關事物具有變動不定的特點，因而他十分重視研究的歷
史背景，並以此來糾正那種認為現存的公理將永遠顛破不滅的想法。然而另一方面，他
又擔心在這方面占用過多的時間（有一段時期，他大張旗鼓地開始歷史方面的研究，如
果寫出來，據他說要用六卷的篇幅），他也不願意讓這些內容成為他的著作的重心。在
馬歇爾致力於經濟史研究的時代，這方面現成的資料還少之又少，雖然他下了很大的氣
力，但仍然在這條偏僻的歷史小道上徘徊不前，對於在書中應該把歷史背景置於何種地
位他也大費腦筋。結果是折衷的，正如在《經濟學原理》中體現出來的那樣，這並不盡
如人意，因為所有的東西都被壓縮成了泛泛之談，而其中的證據卻無法詳加羅列。
馬歇爾在歷史方面最出色的作品可能是《工業與貿易》中的某些部分。這本書出版
於1919年，此時他的大部分著述工作都早已完成。而《經濟學原理》中有關歷史的章節
卻遭到了威廉﹒坎寧安博士魯莽的攻擊，他在皇家歷史學會發表了演說，演說內容刊載
在《經濟學雜誌》第二卷（1892年）中。馬歇爾這次卻打破了對批評置之不理的一貫原
則，在這一雜誌的同一期上著文反擊，成功地結束了這場論爭。
漫不經心的讀者可能不會注意到，《經濟學原理》的寫作方法不同凡響。對於新穎
與首創的聲明一概被免除了，文中也絕少指責他人的錯誤，那些早些時候聲名卓著的作
家，無論他們到底說過些什麼，在馬歇爾的解釋裡，他們的意願都是良好的，無可指責
的。經濟要素之間的一貫性和連續性，誠如馬歇爾的兩個座右銘——「自然界沒有飛躍」
和「萬物歸一，一寓於萬物」——所示，是經濟學難題的癥結所在。然而，即便如此，
除非對於初學者，這本書，尤其是其前四部分還是十分淺顯易懂的，它明白、恰當，宛
如是對平常事情所作的文雅一些的表達。
這種行文風格使馬歇爾實現了他的目標。這本書為廣泛的大眾所接受，它提高了經
濟學在公眾中的聲譽，而又極少引發爭論。一般的評論者很欣賞作者這種對待論題、對
待前輩、對待讀者的態度。而令馬歇爾高興的是，他喚起了人們對道德因素的重視，使
經濟學重新煥發出應有的人道主義精神，而與此同時，這一切卻未損及這本書的學術價
值。相反，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本書所蘊含的精神品質對英國的經濟學產生了潛移默化
的影響，這一過程在悄無聲息中進行著，沒有引發任何的諠譁與騷動，以致於人們常常
會感受不到。
然而另一方面，這種寫作方法也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後果。本書落墨時輕重欠分明，
除了那些堪稱重大突破的地方，對於一般的突出之處只是一筆帶過，讀者就很容易隨便
放過這些地方。困難都被隱藏起來了，棘手的問題也都放在腳注中加以解決，原本涵義
雋永、富於創見的內容被平平淡淡地表述出來。
如果說讀者的頭腦是一個衣櫥的話，作者根本沒有為他的思想貼上品牌名稱，甚至
也沒有設計衣鉤。學生在閱讀《經濟學原理》的時候，可以因為它的明白曉暢而著迷，
以為自己弄懂了一切，而一周之後，卻發現自己幾乎一無所知，就連那些在《經濟學原
理》的哺育中長大的學生，偶然碰到某個新問題和新的解決方法，回頭再查閱這部著作
時，發現這個問題和一個更好的解法明明已在書中，而自己竟然一直沒有注意到，這種
情況已經屢見不鮮了。讀者只有在經過勤奮的學習和獨立的思考之後，他才可能窺視到
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這一知識寶庫之門徑。
七
馬歇爾夫婦1885年回到劍橋之時，正值對研究員的結婚禁令解除不久。他們為自己
建造了一處小小的房舍，並將其命名為巴裡奧﹒克羅夫特。這座住宅位於馬丁利路，用
的是聖約翰學院的土地，靠近巴克斯河，不過就在巴克斯鎮的郊區，因此在它的一邊，
有開闊的農村向馬丁利山伸展開去。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在這裡居住了將近40年之久。
這所住宅的花園很大，設計不落俗套，因而采光充足，空間恰能容下他們二人和一位忠
誠的女僕。他的書房，列滿了書架，擺滿了圖書，只在壁爐旁才有地方放下兩把椅子。
就在這裡，他與學生們一次又一次地促膝談心，天色將晚之時，在邊上的凳子或架子上，
他為來訪的學生準備一杯清茶、一塊蛋糕。大的聚會則要在樓下舉行，為了娛樂的需要，
可以把餐室和馬歇爾夫人的起居室合為一體，這所住宅保持著一種始終不變的氣氛：樓
上，滿是書籍和裝著手稿的抽屜；樓下，家具上鑲嵌著米開朗琪羅的西斯廷教堂人物畫
像；門口，迎面站立著女僕薩拉。這一切，總是深深吸引著馬歇爾的學生們，他們年復
一年地來這裡拜訪他們的導師，就像來到了聖人的棲居之地。
這是劍橋婚姻小團體的第一個年代，在由那些學院首腦夫婦和幾位教授夫人構成的
小圈子開始擴大之時，一些最知名的導師，尤其是倫理科學的導師，先後娶了紐納姆學
院的女學生。這樣，來自夫婦雙方的聯繫構成了一個單一然而傑出的精英團體。
在我童年之時，這一團體正生氣勃勃，當我稍稍年長，能夠應邀參加午宴或晚宴的
時候，我就是到這些人家中作客。那是一種溫馨而高尚的氣氛，在今天龐雜的劍橋是很
難找到了。在後來的日子裡，為了款待某個經濟學同行，尤其是某位外國同行，馬歇爾
夫婦的家中常常舉行聚會。在小型午宴上，還常常邀請一些本科生以及來自紐納姆的學
生或年輕講師。我清楚地記得，就是在這樣的場合，我與阿道夫﹒瓦格納和N．G．皮爾
遜結識了，他們是過去那個時代中經濟學家的代表人物。馬歇爾不太願意到別人家中作
客，他更願意在自己的斗室裡熱情款待他的客人們，這時，他總要把夫人支使得團團轉，
自己則談笑風生、語音朗朗、妙語如珠。他對各種五花八門的事情都能侃侃而談，他臉
上掛著笑意，眼睛閃爍著光亮，不時顯出幾分滑稽，這時，有誰不會歡樂開懷呢？
早些時候，特別是在1885-1900年間，他喜歡邀請一些工人首領與他共度周末。比
如，托馬斯﹒伯特、本﹒蒂利特和湯姆﹒曼等人都曾接受過他的邀請。有時，這種拜訪
恰逢社會問題討論協會開會，拜訪者們還要到會上發表演說。通過這種方式，他結識了
過去一代大部分重要的合作社成員和工會主義者。實際上，除了學術思想外，他對工人
運動以及社會主義等等一切都抱有同情（同J．S．穆勒一樣）。
馬歇爾此時已經安定下來，也已習慣了這種一成不變的生活。接下來，我們將對他
從1885－1908年辭去教授職位的這一段人生歷程作一簡要描述。
從1885-1890年，正如我們前面看到的，他主要致力於《經濟學原理》的寫作，但
此外還有幾項活動：1885年主要是他向「工業補償會議」提交論文；1887-1888年為金
銀委員會提供證詞；1889年他在合作大會上發表主席演說；1890年夏，在英國科學促進
協會利茲會議上，他為經濟學小組作了「關於競爭的若干問題」的引人入勝的主席演說。
此外，上課也占去了他很多時間，因此這五年是他一生中最活躍、最有成果的五年。
普通課程他一周講授兩次，在理論上有特殊困難的課程他一周還要講一次，但是作
為慣例，三個學期中他只講兩個學期的課，這樣一年下來他大約有45個課時。馬歇爾教
授宣佈，一周中的兩個下午，從四點到七點，「大學裡的任何成員都可以到家裡來拜訪
他，無論此人是否聽他的課程，他將為來訪者提供建議和幫助。」80年代後期，聽他的
公共課的人數在40-70之間不等，聽他的專業課和理論課的人大約是這個數字的一半。
但他這種授課方法——多半是故意所為——後來使那些不太認真的學生半途而廢，不再
來聽課，而幾個學年之後，聽課的人又少了一些。
馬歇爾是不會把他的課程寫成講義的。「（馬歇爾夫人寫道）他很少事先作筆記，
除非是在講授經濟史的時候，這時他就在課前作些筆記，然後在到課堂的路上在頭腦中
整理一下。他說他的學生中有很多都善於獨立思考，其原因就在於，他從不願意按部就
班地系統授課或者為學生們提供資料，他更注重讓學生們自己思考。每個星期，對於那
些還沒講完的課程，他都要出一些思考題，然後自己在課堂上給出答案。在他批閱學生
們的作業的時候，他一定很痛苦，因為他不停地用紅筆勾畫。」
我想他的課越來越不正規了。到1906年，當我去聽課的時候，已經很難作一些有條
理的筆記。但他還是保持著前面提到的那種授課方法，他不像西奇威克那樣講授即將成
書的講義。這或許也是妨礙他出版著作的原因之一。在用書本授課和口頭授課中，他明
顯地偏愛後者，這大大激勵了那些優秀學生和那些小課堂裡的學生。這種方法在超過40
人的大課堂（我記得我聽課時課堂人數接近20人而不是40人）中很難實行，它也不適於
那些對經濟學沒有真正的興趣和意向的人（如今經濟學的大量課程都是為這些人設計
的）。在他回到劍橋後不久，他就開設了下面這幾門前後關聯的課程，這也說明了他想
要講授的內容：
1885－1886秋季學期：對外貿易與貨幣春季學期：投機、稅收及其他
（穆勒，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
1886－1887秋季學期：生產與價值
春季學期：分配
在1890年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之後，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撰寫此書的縮寫本。這
本書以《工業經濟學》為標題，在1892年初出版。他也花了很多時間不斷地對《經濟學
原理》進行修訂，最重要的改動出現在1895年的第三版和1907年的第五版中。然而至於
改進的程度是否與投入的勞動量相關，就不得而知了。這些修訂工作也妨礙了他按照原
來的計劃繼續寫作《經濟學原理》的第二卷。
然而，打斷這一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他被選為皇家勞工委員會1891年至1894年的成員。
他很歡迎這一機會，因為他由此可以深入接觸到研究課題的原材料了。在起草「總結報
告」的工作中，他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其中有關工會、最低工資和無規律的就業狀
況等部分出自於他的手筆。
然而，他畢竟還在繼續《經濟學原理》第二卷的工作。他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因為
他不斷地變換自己的論述方法。1894年，他開始進行歷史方面的論述，後來，他把這項
工作稱為『白象』，因為它實在太浩大了，寫成書要用很多卷。後來他在《工業與貿易》
的描述性部分引用「白象」中的一些片斷。
馬歇爾在勞工委員會的工作只是他為政府進行的研究之一。1893年，他向皇家委員
會提供了關於「老年窮人」的證詞，他在其中建議，將慈善組織委員會與濟貧法的管理
機構聯繫起來。1899年初，他為印度通貨委員會精心準備了一份證詞，其中關於貨幣理
論部分的有些內容是他在11年前為金銀委員會所作證詞的重複，但他自己認為這一新的
版本有所改進，這是他對貨幣理論進行的最好的表述。對那些特別涉及印度的部分，他
提供了許多統計圖表。他對印度經濟問題和通貨問題的興趣源於他在牛津時為派駐印度
文職見習生的授課。他對自己在印度問題上細緻入微的實際研究很滿意，他那些並未全
部發表的大卷的印度圖表總是放在手邊，以備研究之需。
就在1899年的晚些時候，他為皇家地方稅委員會準備了關於帝國稅和地方稅的分類
和影響範圍的備忘錄。1903年，正值關於關稅改革的辯論處於高潮之時，他應財政部的
請求，撰寫了「國際貿易的財政政策」這一令人贊歎的備忘錄。1908年，這份備忘錄由
於有當時的財政大巨勞埃德﹒喬治的建議而作為議會文件印發，因為它「寫得的確富有
獨創性」。但這份備忘錄在整整五年後才得以發表，對此馬歇爾別具特色地解釋道：
「1903年8月，這份備忘錄的一些重大修改和補充在國外的郵局裡遺失了。秋天，我重
讀了那些未作修改的論證，我對它們很不滿意，因而決定拒絕允許我將其單獨出版的好
意。由於成文匆忙、落筆侷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文佈局不當、個人的武斷見解過多，
有些論點我本應該仔細推敲。而且，這也違反了我避開爭論的原則。另外，在這篇文章
中，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還不如學生作業那樣認真。因此，我決定對於財政問
題保持沉默，直至我能把要說的東西以更鎮密、更完整的形式表達出來。我現在正在從
事這項工作，然而進展緩慢，時間卻已飛逝。」
從這些字句中可以看出，馬歇爾已經不似以前那般才思敏捷了。他無法把心中所想
準確地表達出來，這幾乎成了他無法克服的困難。1908年，他辭去了教授職務，希望能
從繁重的教學任務中解脫出來，以期加快工作的進度。
八
在馬歇爾擔任教授的23年裡，他參與了三次重要的運動：創辦英國經濟協會（即現
在的皇家經濟學會）；參與劍橋大學授與婦女學位的爭論；設立劍橋大學經濟學榮譽學
位考試。這三次活動值得分別談一談。
（1）題為「成立一個英國經濟協會的建議」的一封公開信，是向著建立皇家經濟
協會這一方向努力的第一個公開行動，它在1890年10月24日發出，在其他人的協助下，
由艾爾弗雷德﹒馬歇爾一個人簽名。這封信邀請了聯合王國所有大學和公眾學院的經濟
學教師、倫敦和都柏林市議會的成員、曼徹斯特統計學會的成員、倫敦政治經濟學俱樂
部的會員、以及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英國科學促進協會下部委員會的成員等等，來參
加1890年11月20日在倫敦大學學院自發舉行的這次會議。會議主席是財政大臣戈申勳爵，
會議的議程是「討論創建英國經濟學會或協會並出版經濟學雜誌的建議」。這封發起的
公開信設定了該學會成立後實際上遵循的總路線。會上唯一持異議的是G．蕭伯納先生。
（2）1896年，關於向婦女授予學位的爭論使劍橋一分為二。馬歇爾站在反對婦女
要求的陣營中。實際上，早在紐納姆學院建立之初，他就通過夫人和西奇威克的關係，
與之建立了緊密的聯繫。他到布裡斯托爾的時候，曾說過：「那裡吸引我的，主要是由
於它是英格蘭第一所向婦女敞開大門的學院」。而他的學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婦女。
在他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標題為「工人階級的未來」，1873年發表）中，起篇他就發表
了一番鄭重聲明，支持穆勒關於婦女解放的言論。他在文章中說道，穆勒的所有例證都
「旨在說明，如果解除了人為習俗強加在婦女頭腦中的束縛，使她們有充分的機會擔當
起對這個世界的職責，那麼我們這個社會的進步將會大大加快。」正因為如此，馬歇爾
的態度對他周圍的那個小圈子來說不啻是一個重大打擊，而且在經過另一方的大肆鼓噪
之後，他的這一態度在改革者們最終遭受的慘敗中起了某些作用，就馬歇爾的智力而言，
他足以找到維護自己立場的強有力的理由。實際上，在他呈交給校評議會成員的那份長
長的文件中，他在反對使婦女的教育與男性完全平等時，語氣溫和而謙恭，言辭則華美
而富於說服力。然而，使他作出如此結論的，主要是一種天生的偏見，再加上一個男人
54年來的生活經歷所積累下來的那種神秘的力量，他的理智，只不過是屈從了這種偏見
而已。
（3）最後，是馬歇爾為創建劍橋大學經濟學系所做的貢獻。
1885年馬歇爾回到劍橋的時候，政治經濟學既是倫理科學學位考試的科目，又是歷
史學學位考試的科目。20多年前，這兩個系先後建立，從而開闢了劍橋大學學術研究的
新天地。但馬歇爾擔任教授之後，就強烈地感受到：已經到了「更上一層樓」的時候了。
他特別不喜歡現有的課程設置，因為這意味著經濟學必須安於附屬學科的地位。因此，
1885年，一俟他回到劍橋，就開始據理力爭，反對把經濟學只作為考試的一部分，而他
的課程又必須屈從這種考試。
在他的就職演說中，實際上他已提出要求：給經濟學一個新的地位，這與西奇威克
不謀而合。下面就是他在演說中的宣言，這一宣言具有歷史意義，它喊出了爭取經濟學
獨立地位的第一聲，而今天，這一夢想已經處處實現了。「現在缺乏的是，對事實更廣
泛、更具科學性的知識，也就是一種更有力、更完整的研究方法，它將有助於更好地分
析解決當代的經濟問題。正確地發展和運用這種研究方法是我們的頭等任務，而這需要
那些經過科學訓練的人發揮他們所有的才能。口若懸河、旁征博引在經濟學中已經太多
了，他們雖然不失為優點，但目前最急需的卻是一種保持頭腦冷靜和清晰的能力，這樣
才能追尋和分析那些由複雜原因引起的複雜的作用。然而撇開那些超人的天才不談，這
種能力只有在經過對各種前沿科學進行深入研究之後才能獲得。在劍橋大學，具備這樣
能力的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學都要多，然而，可悲的是，竟很少有人來擔當起這一任
務。部分的原因是由於：經濟學的極端重要性僅僅是體現在倫理科學的課程之中。與此
同時，許多適於做最尖端、最繁難的經濟學工作的人，一方面對倫理學中的形而上學研
究並不感興趣，一方面又不得不限於倫理學這一樊籬之中。」
馬歇爾的呼吁正應驗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對這一學科所持有的觀點。他是前所未有
的第一位真正偉大的經濟學家。他畢生致力於把這一學科建成一門獨立的科學，使它擁
有自己的基礎，並且像物理學或生物學那樣具有高度的科學精確性。「某個特裡默夫人、
馬塞特夫人或馬蒂諾小姐曾經以口頭問答或講故事的方式，在某個聰明伶俐的家庭女教
師的幫助下，向依偎在身旁的孩子們指出經濟學的真諦。單靠這些，她們就能贏得聲譽，
而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這正是在馬歇爾的推動下才得以實現的。但更重要
的是，在他之後，經濟學就不像穆勒、傑文斯和西奇威克的時代那樣，作為倫理科學的
分支之一，可以由一位哲學家輕而易舉地駕馭了。他最先樹立起了對這一學科的專業的
科學態度，讓它超脫於世俗的爭論之上，像生理學遠離普通醫學那樣遠離政治。
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經濟學終於占據了倫理科學榮譽學位考試第二部分的位置，
這一位置接近於馬歇爾理想的位置。但是，直到1903年，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相關學科合
建為一個獨立的系並為此設立了榮譽學位考試之後，他的勝利才算得圓滿，他自己也才
完全滿意。
如此算來，從一個正式意義上說，馬歇爾是劍橋經濟學系的創建者。而就他與幾代
學生們的關係而言，這一榮譽就更當之無愧了。他把他的大半生活都奉獻給了學生們，
與此同時，他也決定了學生們的生活。
對同事們而言，馬歇爾有時也許令人厭煩、頑固不化；對外部世界而言，馬歇爾可
能顯得剛愎自用、高高在上；而對學生們而言，他始終是一位真正的聖哲和導師，在他
們的眼裡，所有批評都化為烏有，他就是他們的精神之父，是他們獲得靈感與撫慰的唯
一源泉。馬歇爾的那些怪癖和嗜好，可能是他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障礙，但對學生們來說，
這些正是他們所深愛的一部分。他們為馬歇爾編造各種軼聞趣事（費伊先生可能是這種
軼聞趣事的倉庫），不到惟妙惟肖的程度決不罷休。如果他們的蘇格拉底不那麼古怪，
青年們是不會滿意的。
要在紙面上把馬歇爾對學生們施加的影響以及施加影響的方式描述出來，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一個學生在離開馬歇爾的家時，頭腦中的強烈感受可能就是：他剛剛參加了
一次最有趣、最重要的海上探險。他在沿著馬丁利路向回走時，懷中抱著一大摞剛才會
見時從書架上拿給他的書。一回到住處，他就如饑似渴地閱讀起來，漸漸感悟到這的確
是一個值得用一生去研究的課題。
馬歇爾的雙重天性常常在不經意間自然地流露出來，這使坐在他身邊的學生們獲得
了雙重的啟迪，展現在學生面前的，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正直和對於目標的公正無私，這
使他在理智上和道德上都大獲裨益。對學生來說，剛才與導師探討的課題竟然如探囊取
物一般。這裡有無盡的可能性，而又都可以追尋得到。
「一切都是那麼融洽，那麼無拘無束，」桑格先生記述了這樣的時刻（《民族》，
1924年7月19日）：「他從不裝腔作勢地把經濟學說成是已成定論的科學——像語法或
幾何那樣——人們只須加以學習而它已經可以不再經受批評，相反，經濟學是一門正處
在發展過程中的學科。馬歇爾在向學生贈送他的那本名著的時候，他會寫下這樣的贈言：
『某某惠存。希望他將會令這本書成為過時的東西。』這並不是一種自嘲，而是他對自
己信念的堅持，那就是：經濟學正在成長之中，沒有哪部分內容已告終結。」
切莫以為馬歇爾對待學生是一視同仁的。他非常嚴厲，有時甚至刻薄。他也想鼓勵
鼓勵，但實際上往往正相反。學生們把自己的著作送給他時，都還是惶恐不安，不知道
他會怎麼說、怎麼想。克拉彭博士講過一則他的軼事，很能說明他在講課時的洞察力和
敏銳的觀察力：馬歇爾對一位學院的導師說：「你們學院有兩個很有趣的人在聽我的課，
當我講到比較難的地方的時候，A.B就自言自語說：『這太難了，我不想學了。』C．D
努力去學了，但又沒弄懂。」馬歇爾大聲說完，爽朗地笑了。他對這兩個人的智力和秉
性抓得很準。
與其說他是通過自己的著作，不如說他是通過自己的學生成為當今的英國經濟科學
之父的。早在1888年，福克斯韋爾教授就寫道：「聯合王國經濟學教席中的一半是由他
的學生們占據著的，而在英格蘭的一般經濟學教育中，這個比例甚至更大。」如今，通
過學生以及學生的學生們，他已經完全統治了經濟學。只要以他的成就同他在1885年就
職演講結束語中為自己確定的目標作一對比，人們就可以知道，他在離開人世時，很少
有人能像他那樣含笑瞑目的。「儘管我才疏學淺、力量微薄，但我仍懷有這樣的宏願：
要竭盡我的所能為劍橋這所英才的偉大搖籃培養更多的人才，使他們走入這個世界的時
候，頭腦冷靜、內心熱情，能夠不遺余力地與周圍的社會苦難作鬥爭，為使人們獲得更
多的美好、高尚的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財富而努力，不達此目的，決不罷休。」
九
1908年，馬歇爾從劍橋的政治經濟學教席上退休，此時他已六十有六。他所處的時
代，薪水微薄，退休無養老金。他在政府政策咨詢和報刊上也並未獲得額外收入，但盡
管如此，他還是設法從他的教授年薪（700鎊，包括他作為大學評議員的報酬）中拿出
一部分，為本科生設立了一個小小的借書室，還建立了一項三年一次的優秀論文獎，獎
金60鎊，用以鼓勵創造性的研究；另外，他還每年給一位，有時是兩位青年講師提供私
人津貼100鎊，學校沒有這項專款，但不如此就無法使他們安心於教學工作。
與此同時，他從出書中獲得收入，這些積蓄已足以應付他退休後的生活。在《工業
與貿易》出版之後，他的出書收入已經相當可觀，以至於他的晚年比從前的生活要殷實
許多。他常常說，當麥克米倫公司送來年度支票時，他簡直不知道怎麼處置這筆錢。他
把經濟學圖書館留給了劍橋大學，他的大部分財產和未來的版權收入最終也都歸大學所
有，用以獎勵經濟學研究。
從教學和培養學生的工作中解脫出來之後，他現在可以用余下來的時間和精力，作
最後一次努力，搜集整理盛年之時的那些成果了。《經濟學原理》的出版已有18年了，
他在此期間積累的事實資料已經可以集結成書了。在確定晚年這幾卷著作的範圍和內容
上，他的計劃幾經變換。他積累的材料如此之多，要把它們組合起來對他來說已是心有
余而力不足了。對此，他在《經濟學原理》第五版（1907年）序言裡解釋說，1895年他
決定把那些材料編為三卷：一、工業與貿易的現代狀況；二、信用與就業；三、政府的
經濟職能。到了1907年，他已認為必須編為四卷了。於是他就決定集中全力編出其中的
兩卷，即：一、民族工業與貿易；二、貨幣、信用與就業。這是最後的方案，只是隨著
時間推移，他曾在第二卷中略去就業，而代之以國際貿易或商業。即使是這樣，直到12
年後，他77歲之際，《工業與貿易》才得以出版。
這段時期，馬歇爾埋頭於手頭的主要工作，其他事務並不太多。他偶爾給《泰晤士
報》撰稿，其中有對勞埃德﹒喬治先生所作預算（1909年）的評價；撰寫了「酒精中毒
與效率」（1910年）與卡爾﹒皮爾遜教授進行辯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1914年）撰
寫了「戰鬥到底」和「戰爭中的平民」；對「有獎債券」也有所論述（1919年）。1916
年他致信《經濟學家》，敦促提高稅收以支付戰費。1917年，為W．H．道森先生所編的
《戰後問題》撰寫了一章，題目為「戰後的國家稅收」。
戰爭爆發時馬歇爾寫給《泰晤士報》的那些信件有一定的價值。在尚未正式宣戰之
前，他受邀簽署一項聲明，聲明指出我們在這場即將到來的戰爭中並無利害關係，因而
不應該參戰。
他回答說：「我想，和平還是戰爭的問題，不僅涉及我們的利益，而且事關民族責
任。我認為我們應當立即進行戰爭動員，只要德國人入侵比利時，我們就應該馬上宣戰，
而每個人都可以看出他們一定會入侵比利時。」多年以來，他一直對泛日耳曼主義心存
戒心，他的信念就是「戰鬥到底」。
因此，他采取的是明確的反和平主義態度，這一態度也並未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
不過，他非常反對煽動民族情緒的行徑。他記得自己「了解並熱愛德國這個國家」，他
們是一個「非常誠實而正直的民族」。因此，他認為「我們應當尊重他們，並向他們清
楚地表明我們需要他們的友誼，但與此同時，我們又要同他們全力以赴地作戰，這既是
我們的利益所在，也是我們的責任所在。」
他也曾表達過「一種不安之感，恐怕公開演講會激起民族情緒，而這不僅對於保證
勝利毫無益處，而且會大大激發雙方的相互屠殺，這將成為反抗德國侵略傾向的代價」。
他的這些觀點，招致了那些狂熱的愛國者的憤怒。
最終，在1919年，《工業與貿易》出版了。這體現了他的堅定意志，很多人到了他
這種年紀都已經不再工作而安享晚年了。
這是一本與《經濟學原理》完全不同的書。它大部分都是描述性的。整整三分之一
的篇幅都是對他長期勞作的成果總結。他把各部分合為一卷，這給人以斧鑿之感。這種
組合的困難多年以來一直困擾著他，這次也未能真正克服。這本書本來是一個機會，使
他能夠把那些想要告訴這個世界的相互關聯的有價值的東西組合在一起，但這本書在結
構上的整體性並不強。尤其是本書的附錄，他在其中收錄了16篇單獨的專論和文章。其
中有幾篇是在這本書出版的多年之前就已寫成的。它們都很適於單獨發表，因此馬歇爾
把它們都堆積在這裡，只能說是一個錯誤。
這本書被分為三個部分，同附錄一樣，如果將它們分別出版，情況可能會好得多。
第一部分，標題為「工業與貿易現存問題的根源」，這一部分是從英國、法國、德
國，直到美國這一工業領導地位變遷的歷史，涉及的時期主要是19世紀的後半段。
第二部分，標題為「企業組織的主導趨勢」，儘管不完全是談歷史，但也主要是對
19世紀後半段這一時期內企業組織形式演化過程的描述。第一部分是對這一時期的經濟
演進過程進行國別上的研究，而第二部分則是對此進行技術上的研究。
第三部分，標題為「壟斷趨勢：其與公共福利的關係」，對同一時期，由交通、托
拉斯、卡特爾和聯合企業所引發的特殊問題進行了細緻的探討。
如果說這部著作仍不乏整體性，那是因為它對1900年左右在西歐確立的個體資本主
義的形式，它的變遷及其與公共利益的關係進行了描述。從整體上說，這部書也表明了
馬歇爾總是念念不忘的一個觀點，即企業組織形式和經濟活動形態所具有的不斷變化的
特性。他特別提請人們注意，英國的工業領導地位曾建諸其上的基礎並不是一成不變的。
然而，這本書的主要價值並不在於它的核心主題，而在於那些不那麼確切甚至有些
模糊的地方。正是這些地方體現了馬歇爾對各種事物的淵博學識和老謀深算。這本書不
像是一條鐵路，而更像一個礦藏——和《經濟學原理》一樣，包含許多有待發現和開掘
的寶藏。和《經濟學原理》的另一個相同之處是，這也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著作。但我相
信，感到這本書有價值的很可能是那些已經具備了一定知識的人，而不是那些初學者。
它包含了許多提示以及研究的出發點。沒有哪本書像這樣清楚地為讀者羅列出那些獨創
性研究的來龍去脈。但對那些還一無所知的人來說，要去抓住馬歇爾的要領，這本書又
過於平淡、流暢、文雅而且個人特色不突出了。
《工業與貿易》取得了相當大的社會成功。第二版很快就應運而生，到1932年底，
已印刷了1．6萬冊。這本書的讀者面非常廣泛，而且沒有遇到什麼苛刻的批評，這對年
事已高的作者來說是個巨大的鼓勵和安慰。他感到，在他向這個世界表達自己的思想時，
時間這個敵人並未成為他的障礙。
然而，歲月終究不饒人。他在《工業與貿易》的序言中寫道：「年老說明容我著書
立說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寫作並不像大型繪畫那樣，老態龍鐘還可以繼續工作。他還
有很多構思完整的著述，恐怕很難發表了。但他的決心與勇氣使他恰好還能再出一書。
他集中精神的能力和記憶力開始急速下降。他只能一切圍繞寫書並且節省每一絲氣
力。與來訪者的交談會使他疲憊不堪並大大損害他的工作能力。馬歇爾夫人不得不開始
謝絕客人的來訪。此時，只有夫人在他身邊，而他在和時間做著鬥爭。他需要長時間地
休息，聽自動鋼琴彈奏那些他最喜愛的樂曲，這在他最後的十年生活中成為一種莫大的
撫慰。有時，他也聽馬歇爾夫人為他閱讀那些熟悉的小說。每個晚上，他都沿著馬丁利
路在黑暗中獨自漫步。在78歲生日的時候，他說他並不那麼渴望來生。馬歇爾夫人問他
在一段時間以後（比如說）100年以後，他願不願意再到世上來走一遭，看看正在發生
著什麼，他回答說，即便他願意，那也純粹是出於好奇。「現在我所關注的，」他接著
說，「已經日益轉向地球變得可居住之前或許就已達到高度文明水平的那數百萬的天體，
以及太陽冷卻、地球不再適於居住後可能達到相似發達程度的那數百萬的天體了。」他
說，使他相信來世的最大困難在於，他不知道來世是在人類存在的哪一階段開始的。很
難相信類人猿或早期的樹居人類會有來生。那麼，來世出現這一巨變又是在哪個階段發
生的呢？
馬歇爾終生都為消化不良所苦，到晚年則益發嚴重。1921年10月，他80歲時，作了
如下一則記述：「一工作腦袋就發脹，還渾身沒勁，這種感覺越來越嚴重，這讓我很苦
惱。只要還有一絲氣力，我就必須再工作整整兩年（如果以一半時間工作那還需要四
年），如果我還能活那麼長的話。這之後，我就可以說一聲『永別了』。我並不在乎壽
命本身，我只是想能安排好我的工作，這樣我就有更多的機會把那些我認為比較重要的
東西說出來。」
1922年8月，在他的80歲生日之後不久《貨幣、信用與商業》完稿了，並於次年，
即1923年出版。這本書的內容有別於他的設想，書中並沒有「對可以利用的資源對人們
生活和工作的影響進行研究」。他在書中展現了自己在貨幣理論和對外貿易方面的貢獻。
全書大部分由那些早期的文章片斷組成，其中有些寫於50年前，這我們在前面已經
有所記述，並對他在這方面貢獻的特點作過概要的評價。這本書中顯現出《工業與貿易》
中所沒有的年老的跡象。然而本書仍然資料翔實、思想豐富，收集了很多學生們無法見
到或很難見到的篇章。「如果書中的大部分內容都寫於上個世紀的80年代，」埃哥沃思
教授在《經濟學雜誌》中寫道，「那麼其中很多在本世紀的80年代還值得一讀。」
「儘管年紀在逼迫著我，」他在《貨幣、信用與商業》的序言中寫道，「但我仍然
希望能夠發表我已形成的對社會進步的可能性的某些觀念。」儘管記憶力減退，身體極
端虛弱，但在完全臥床不起之前，他仍在勉強支撐著去編寫另一部書。計劃起名為「進
步：它的經濟條件」。但這項工程太浩大了。在某些方面，他的才能依然如前，寫短信
的時候，他還能夠清楚地表達自己。在步入他的第82個年頭之後，有一天他說他要看一
看柏拉圖的《理想國》，因為他要寫下一個「理想國」，使柏拉圖如果活著會感到欣慰。
然而，儘管他還伏案寫作，但衰老已使他就此止步了。
在最後的日子裡，他眼窩深陷，目光炯炯，白髮蒼蒼，頭戴黑帽，他比以往任何時
候都更像一位聖哲或先知。最後，他一點一點衰弱下來。每天早晨他依然能夠醒來，忘
記了自己的狀況，以為自己還能像從前一樣工作。1924年7月13日，離他的82歲生日還
有兩個星期，他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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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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