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革命根據地的文藝運動和群眾歌謠
    「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在十年內戰時期有了大的發展。這個運動和當時的革命戰
爭,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實際工作上卻沒有互相結合起來,這是因為當時的反
動派把這兩支兄弟軍隊從中隔斷了的緣故。」(註:《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805頁)而在進行著革命戰爭的廣大紅色區域裡,卻茁壯
地生長著另一種革命的文藝活動,那就是根據地群眾的文藝運動和群眾歌謠、戲劇等創
作。它們和革命戰爭有著直接的聯繫,並且與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文藝運動,在總的方
向上相一致。
    革命根據地的文藝運動是隨著革命根據地的鞏固擴大而開展起來的。革命根據地開
始建立於大革命失敗以後的一九二七年。從那時起中國共產黨領導著工農群眾,把開展
武裝鬥爭、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三大任務結合起來,走上了通向革命勝
利的道路。在這一新形勢下,使人民群眾了解革命的意義,進一步廣泛地發動群眾,便
被提上了日程。一九二九年十月,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在福建古田召開。毛
澤東同志親自草擬了大會的決議案。決議的第四部分對宣傳工作做了全面系統的規定和
論述,指出了紅軍宣傳工作的重要意義,指示各政治部負責徵集並編製表現各種群眾情
緒的革命歌謠;充實軍政治部宣傳科的藝術股;在部隊中,以大隊為單位在士兵會內建
設俱樂部,提倡利用文藝形式進行娛樂活動。
    由於古田會議決議的貫徹執行,文藝活動在部隊中活躍起來,當時工農紅軍學校幾
乎每周都有吸收群眾參加的晚會。一九三一年工農學校又成立了八一劇團,這是根據地
第一個專業文藝團體。這個劇團受到了群眾普遍歡迎。為使文藝進一步更好的服務於革
命鬥爭,一九三二年在藝術局的領導下成立了工農劇社總社,各省縣區鄉相繼設立分社
支社。一九三三年設立了藍衫劇團(後改為蘇維埃劇團),開辦了藍衫劇團訓練班(後改
為高爾基戲劇學校)。紅軍政治部門除劇社外還設有俱樂部或列寧室。政府機關、較大
的工廠俱以及各個區鄉,同樣建立了俱樂部或列寧室,作為開展群眾自我教育、自我娛
樂的園地。據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三年所寫《長崗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中介紹,
江西興國縣長崗鄉有俱樂部四個,福建上杭縣才溪鄉有企業樂部兩個;俱樂部內設體育、
牆報、晚會等委員會和劇團,幾乎村村有牆報。由於俱樂部的推動,文藝活動相當活躍。
此外,《紅色中華》(工農民主中央政府機關報)、《青年實話》(共青團中央機關報)、
《紅星》(紅軍總政治部編)等報刊,也對開展文藝運動作了很多工作,諸如刊登文藝作
品、編輯出版《革命歌謠選集》、《革命詩集》等。
    一九三四年初,原在上海和魯迅一起從事革命文化運動的瞿秋白來到了革命根據地。
他擔任了工農民主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員,兼管藝術局工作。在他的直接領導下,頒布
了《蘇維埃教育法規》,其中包括《工農劇社簡章》、《高爾基藝術學校簡章》、《蘇
維埃劇團組織法》、《俱爾部綱要》等,明文規定了各個組織的方針任務,從而使根據
地文藝更加趨向組織化、革命化、群眾化。
    在緊張的戰鬥環境裡,在物質條件非常困難和專門人才十分缺少的情況下,革命根
據地的文藝工作適應環境的需要,採取了多種多樣的形式,除去主要的民間形式以外,
也包括「五四」以來的新文藝形式,戲劇、曲藝、詩歌、散文等各式具備,其中又以歌
謠、戲劇、通訊報導所發揮的作用最大,最受歡迎。
    戲劇活動首先是從紅軍開始的,翻了身的群眾在黨領導下,很快就把紅軍的活動方
式學過來並加以推廣。演出節目以小型居多,一般都是集體創作。有活報劇、話劇、歌
劇、舞劇以及民間形式彩茶戲、花鼓戲等多種。迅速配合當前政治任務的活報劇特別發
達。歌舞劇中的音樂大多數來自當地流行的山歌、小調與革命歌曲。劇本內容大部分是
反映尖銳的階級鬥爭和革命戰爭的。有些戲正面地歌頌了紅軍的英勇戰鬥精神和戰鬥的
勝利,揭露了白軍的罪行並指出其必然失敗的命運;有些戲動員群眾當紅軍或擁軍優屬;
有些戲揭露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殘暴,表現了人民所遭受的痛苦,號召群眾起來參加鬥爭;
有些戲激發人民抗日鬥爭的精神;還有一些則以婚姻自由,提高文化、反封建迷信為內
容。演出方式靈活機動,有時采取幕表形式,選擇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件,稍加剪裁,把
當事人組織起來,兵演兵,將演將,進行真人真事的演出。這些作品在藝術上雖然不免
粗糙,但由於所包含的革命內容的強烈,對群眾願望表達的及時,因此演出常常收到很
好的效果。
    在發展通訊報告文學方面,革命根據地內各級報刊的作用很大。《紅色中華》曾明
確的向通訊員和讀者提出要「創造中國工農大眾文藝的報告文學」,並在一九三三年
「五一」,開始增辟文藝副刊《赤焰》,號召通訊員和讀者「努力的去把蘇區工農群眾
的蘇維埃生活實際,為蘇維埃政權而英勇鬥爭的光榮歷史事跡,以正確的政治觀點與立
場在文藝的形式中寫作出來」。當時在報刊上發表的通訊報告,內容範圍很廣,反映了
根據地人民在戰鬥、勞動、工作、學習、文化、衛生等方面的活動。反映戰爭題材的作
品,多偏重於戰鬥經過的描寫,也敘述了許多戰鬥中的英雄事跡,表現手法粗獷,具有
較強的政治鼓動性。
    在戰鬥頻繁、生活十分不安定的情況下,各個根據地出現了成千上萬的革命歌謠。
這些歌謠許多都是各民族群眾的口頭創作,其中也有一些是專業文藝工作者的作品。群
眾歌謠包括山歌、民謠以及利用群眾熟悉的傳統曲調(如十二月調、孟姜女調、蘇武牧
羊調等)填上新詞的歌曲和小調。這些歌謠又不同於以前的歌謠,它是在革命根據地這
個人民已經當家作主的新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充滿了新的思想新的感情,它以它優異的
成就,把歌謠帶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黨和毛澤東同志對歌謠的重視和提倡,直接促進了它的發展。毛澤東同志早在廣東
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時候,就曾要每個省代表抄錄民間歌謠。古田會議後,全軍在毛
澤東同志指示下,對歌謠的徵集和編製更為重視。這樣便多方面地保證了革命根據地歌
謠活動的順利開展。
    「紅色歌謠萬萬千,一人唱過萬人傳」。廣大群眾習慣把自己這時期的歌謠稱為紅
色歌謠,說明了它與傳統歌謠的不同。它不僅在數量上比起「五卅」運動、第一次國內
革命戰爭時期的歌謠要豐富得多,就在內容的廣度和思想的深度上,也有突出的發展。
一九三四年中央革命根據地「青年實話叢書」的《革命歌謠選集》序言中,曾介紹代英
縣兩個區的歌謠運動情況,從中可看出當時歌謠所起的作用:「一九三三年的廣州暴動
紀念節,代英縣蘆豐、太拔兩區的少年先鋒隊,舉行以區為單位的總檢閱,並舉行游藝
晚會」,在晚會上,兩個區的婦女山歌隊互唱山歌,鼓動青壯年參加紅軍,「因為他們
是指著名字來唱,所以格外動人」。結果是「太拔全體出席檢閱的隊員加入紅軍」,蘆
豐的「七個隊員加入紅軍」。有不少地區在「擴大百萬紅軍」運動中,青年都唱著歌子
去參軍。紅軍在作戰沖鋒時唱歌,在戰鬥勝利後唱歌,行軍時唱歌,休息時也唱歌。他
們在集會時即席和群眾對唱,唱歌成了當時一項重要的文化活動。
    正面歌頌革命鬥爭的群眾歌謠,最大的特點是那種生氣蓬勃的革命聲勢。傳統歌謠
反映勞動人民反抗封建統治者的壓迫,多半通過側面的嘲笑和調刺,而革命根據地的歌
謠則是理直氣壯地正面歌唱革命,歌唱鬥爭,歌唱勝利。

    騎虎不怕虎上山,騎龍不怕龍下灘;
    決心革命不怕死,死為人民心也甘。
                       ——《死為人民心也甘》

    頭上包個爛帕帕,腳上穿個棕襪襪,
    背上背個飯笆笆;我為窮人打天下,
    你當我做啥?

                       ——《我為窮人打天下》

    前一首表現了革命者克服一切困難驗阻的「降龍伏虎」的氣概,也是一個革命戰士
的誓言。後一首格調淳樸,富有風趣,以回答問訊者的口氣,表現了革命者的生活目的
和抱負,而讀來音節自然,聲調和諧。在這類作品中,歌頌反「圍剿」鬥爭勝利的數量
最多。有些是正面歌唱紅軍英勇鬥爭的,如有名的《上前線》(註:《上前線》產生於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後由肖華將歌詞重新作了修改,收入電影紀錄片《五首戰歌》
中)充滿著強烈的戰鬥氣氛,表現了紅軍無比的勝利信心。也有一些是利用歌謠形式來
概括鬥爭經驗的,如伯釗等在瀘定橋寫的《打騎兵歌》,它指出了敵人騎兵的弱點的紅
軍打垮它的有利條件,對於革命部隊有很大鼓舞作用。這些歌一直被傳唱著。
    根據地的各族勞動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第一次得到了解放,幸福的生
活對他們來說是眼前的現實,內心的喜悅十分自然,因而發出來的歌聲不再象過去的長
工歌、訴苦歌那樣調子低沉。根據地的民歌主調是明朗的,洋溢著歡樂的氣氛。
    日頭落山心莫慌,夜裡冒(即沒有)日有月光,
    月光冒哩有星子,星子落哩天大光。

                       ——《日頭落山心莫慌》

    在兄弟民族歌謠中也出現了新的內容,有一首苗族民歌唱道:
    陽雀一叫百花開,紅軍一到幸福來,
    千年鳳凰展雙翅,萬載金龍把頭抬。
    肚子不再填樹葉,趕場不再將頭埋。
    苗家土家成兄弟,建立工農蘇維埃。

                       ——《陽雀一叫百花開》

    他們唱得這樣樂觀、酣暢,情緒飽滿,因為他們堅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對革命勝
利的前景具有堅定的信心。在一首采茶的山歌中,描寫采茶的姐妹好象「半山坡」的
「雲彩朵」,她們一面采茶一面唱,隔山紅軍也合唱起來,歌聲飛過山頂,山鷹都聽呆
了,它們「雙雙對對山巔立」,來聽「軍民唱山歌」。氣息清新,想象豐富,具有革命
浪漫主義色彩,而又不脫離現實的生活基礎。
    紅色歌謠中歌唱愛情生活的作品和傳統情歌的主要區別,在於傳統情歌的內容主要
是通過個人愛情的不幸遭遇,控訴封建禮教所依附的社會制度,而根據地裡的情歌,是
在革命的雨露中滋長起來的,它很自然地把愛情和革命聯繫起來,沒有革命,沒有紅軍
的勝利,沒有革命政權的存在,他們的愛情就沒有保障。因而革命變成了青年男女維繫
愛情的主要條件。愛情的堅貞建築在雙方對革命的堅定信念上。送郎當紅軍的主題在這
些情歌裡占了不小比重。

    綿水清,綿水線,
    水清水淺我的哥,
    你去從軍莫忘我。
    綿水長,綿水深,
    水長水深過幾春,
    不立功勞不成親。
                       ——《綿水清》

    感情深厚,革命的立場又十分鮮明,看不出一點感傷情調,更多的是對革命鬥爭精
神的鼓勵。又例如:

    喂,太陽那個落坡四山黃啊,
    犀牛那個望啊月姐望郎,
    噥呼呀呼嗨,姐望郎呵。
    喂!記得那年菜花黃,
    我送那個紅軍上山梁,
    叫聲那個哥哥早回轉羅呵,
    老百姓的痛苦記心上。
    喂!站在那包谷地旁,
    望著那摩天嶺上,
    四山那個雲彩放紅光羅呵。
    犀牛那個望啊月,
    犀牛那個望啊月,
    姐望紅軍噥荷呀荷咳,
    早回鄉羅喂!

                       ——《盼紅軍》

    情意真摯,表現形式自然活潑,是一篇優秀的抒情詩。
    勞動人民深深地懂得,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勞動人民的幸福,「行船要靠舵拿穩,
翻身要靠共產黨」,人民群眾對於黨和革命領袖有無比的愛戴和崇敬,「爹在娘在,莫
如共產黨在;爹親娘親,莫如毛主席親」。對於偉大的革命領袖毛澤東同志,人民群眾
總是帶著純樸真摯的感情,選擇最美麗的言詞來加以贊頌:
    井岡山頭連青天,汪洋大海不見邊,
    比起恩人毛委員,高山嫌低海嫌淺。
                       ——《恩人毛委員》

    從短短的四句歌裡,可以看出人民群眾對毛澤東同志發自肺腑的感激和對他領導的
無限信任。土家族有一首《扛起梭標跟賀龍》的民歌:「太陽出來滿天紅,扛起梭標跟
賀龍,賀龍跟著共產黨,共產黨有個毛澤東。」氣勢豪邁,思想表達得準確,表現了人
民群眾跟著黨革命到底的決心。在各個根據地裡人民群眾中還流傳著許多歌頌彭湃、韋
拔群、劉志丹、方志敏等烈士的民歌。
    歌頌紅軍的部分,內容特別豐富:有歌唱人民和紅軍的親密關係的,有描寫迎紅軍、
送紅軍、盼紅軍的。湘鄂西根據地流傳著一首《賀龍軍》:
    睡到半夜深,門口在過兵,
    婆婆坐起來,順著耳朵聽。
    不要茶水喝,不驚老百姓,
    只聽腳板響,不聽人做聲。
    「伢們不要怕,這是賀龍軍,
    媳婦你起來,門口點個燈,
    照著大路上,同志們好行軍」

    這首歌謠借一個老婆婆的幾句話和很少的動作,生動地描寫了人民和紅軍之間的深
厚情誼。半夜裡,老婆婆被嚓嚓的有規律的腳步聲驚醒,她立刻知道有隊伍在門口過。
這時老婆婆的心情有相當複雜,她側著耳朵細細地聽。環境的安謐把一支自覺遵守紀律
的部隊的形象清晰地烘托了出來。老婆婆從多少次經驗中很快就判明了:這樣好的隊伍
自然不是敵軍而是自己的親人紅軍。她告誡孩子們不要怕,而又特別囑咐年青的兒媳婦
趕快起來在門口點個燈為他們行軍照路。老婆婆這個囑咐充分表露了她對紅軍的信任和
關懷。歌謠不用正面描寫紅軍,而對紅軍的本質揭示得非常充分;寫紅軍和人民群眾的
關係十分親切。整個作品字數不多,但內容豐富,感情深摯,結構緊密,層次分明;無
論是敘事抒情,都寫得有聲有色。這樣的歌謠決不是憑想象能夠寫得出來的,它是革命
歌謠中傑出的一首。
    當紅軍北上抗日時,人民群眾唱起了送紅軍的歌謠,《十送》就是流傳很廣的一首。
歌謠在「一送」裡劈頭點明了這是一個「秋風細雨」的季節。送行的群眾問道:「紅軍
啊,幾時人馬再回山?」在「二送」裡群眾站在大道旁,「桌上擺滿送行酒,酒兒裡邊
摻蜜糖」,他們一面斟上酒,一面唱道:「紅軍啊,恩情似海不能忘」。表達了人民群
眾和紅軍的深厚情誼。在「四送」裡寫紅軍過高山,這時正是「山上包谷金燦燦」,莊
稼是紅軍幫助種上的,已到收割時候,更引起了群眾對紅軍的依戀,因此他們唱道:
「紅軍啊,撒下種子紅了天」,語意雙送,也反映了群眾的勝利信心。在「十送」裡,
群眾盼望紅軍轉回來,那時群眾要在「巴山頂上搭高台」,歡迎自己的親人。「台高十
丈白玉柱,雕龍繡鳳放光彩。」他們要把台搭得莊嚴、美觀,因為這不同於一般的台,
「紅軍啊,這台名叫望戲台。」殷切的期望,誠摯的留戀,豪邁的樂觀氣概,堅定的勝
利信心,充滿在字裡行間。
    紅軍在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歷程中,經過苗、彝、白、納西、藏、回等許多少數民族
地區,同各族人民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各族人民歌頌自己的軍隊,創作了不少優美的民
歌和故事。雲南納西族歌手用傳統民歌《蜂花相會》的調子,加以革新,編了新的寓言
長歌《三月和風吹》,以蜜蜂比喻紅軍,以鮮花比喻人民,歌頌紅軍給人民帶來幸福,
歌唱軍民之間的魚水關係。《布谷鳥走後》、《紅軍是要回來的》等民歌表現了藏族人
民對紅軍的熱愛和懷念。少數民族中流傳的革命故事很多,如貴州有毛主席給貧苦老大
娘送毛衣和白米的故事,雲南有紅軍攻打宜賓城的傳說等。有些故事在流傳中出現了一
些神奇的情節,如《紅軍樹》、《紅軍墳》、《紅軍草鞋灰》等傳說,通過不同的情節
表現了相似的主題,都說這些與紅軍有關的事物,可以奇跡般地解除人民的痛苦。
    智慧的、富有藝術才能的中國人民,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裡,創作了為數驚人的優美
動人的歌謠。它們是中國文學史上燦爛奪目的藝術明珠。紅色歌謠采用了傳統歌謠的長
處,或因物起興,或就近取比,或直抒胸懷,或反覆吟唱。勞動人民過去世世代代運用
這種形式和方法唱出他們的苦難,唱出他們的愛情;這裡則用以歌唱革命鬥爭,歌唱新
的生活,歌唱黨,歌唱領袖和紅軍。這些歌謠除仍然保持著傳統歌謠的那種單純、明朗、
剛健、清新以及濃厚的生活氣息和地方色彩外,其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則
有新的發展,為文學史增添了新的光輝的一頁。高爾基曾經指出民歌是和悲觀主義絕緣
的。這個論斷,在勞動人民已經當家作主的紅色歌謠裡,得到了最充分的印證。革命歌
謠是革命根據地文藝創作的精華。它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因而具有廣泛的群眾性,
農民會唱,幹部會唱,戰士會唱,它是根據地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人民的生
活教科書。
    革命根據地文藝是在物質條件極端困難、戰鬥頻繁的環境中產生的。雖然有些作品
藝術加工不夠,但它是完全嶄新的文藝,這種文藝的主要特點表現在:文藝自覺為政治
服務、專業文藝工作與群眾文藝同時並進、文藝作品與群眾聯繫密切、群眾娛樂與進行
革命教育相結合等等。革命根據地文藝的這種優良傳統,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
解放區文藝工作中,都被繼承下來而且有了更高的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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