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革命形勢的發展和文藝界的整風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延安邀集文藝工作者舉行座談會。會議開始和
結束時,毛澤東同志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註:以下簡稱《講
話》。本章中引文凡未加注的,均引自《講話》),從而揭開了中國文藝運動史上新的
篇章。
    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在怎樣的歷史情況下召開的呢?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談到當
時的歷史背景時說:
    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像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
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和辦法來。我們現在討論文藝工
作,也應該這樣做。
    現在的事實是什麼呢?事實就是:中國的已經進行了五年的抗日戰爭;全世界的反
法西斯戰爭;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抗日戰爭中的動搖和對於人民的高壓政策;「五
四」以來的革命文藝運動——這個運動在二十三年中對於革命的偉大貢獻以及它的許多
缺點;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這些根據地裡面大批文藝工作者和八路軍新
四軍以及工人農民的結合;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工作者的環境和
任務的區別;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已經發生的爭論問題。——這些
就是實際存在的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就要在這些事實的基礎上考慮我們的問題。
    毛澤東同志在這裡把當時的歷史事實概括為七個要點,簡明地闡述了國際國內的形
勢和我國新文藝運動的歷史與現狀,準確地說明了《講話》產生的時代背景。
    延安文藝座談會舉行的一九四二年前後,在世界和中國都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
一九四□年,世界法西斯勢力猖獗,希特勒德國併吞了大半個歐洲,並同意大利和日本
簽訂了軍事同盟,不斷擴大侵略戰爭,企圖重新瓜分世界。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發動
了侵蘇戰爭;十二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戰爭初期,法西斯陣線取得了
軍事上的暫時優勢,使得整個國際形勢起了急劇的變化,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鬥爭處於
重要的歷史關頭。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前後,妄想進一步滅亡中國,把中國變為它支援和擴
大太平洋戰爭的後方基地,一方面繼續加緊對國民黨政府的誘降活動,另一方面則集中
百份之六十以上的侵華日軍和全部偽軍對解放區連續「掃蕩」,實行野蠻的「三光」政
策。與此同時,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與日寇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在
所謂「曲線救國」的口號下,採取「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動政策,從消極抗日轉向
積極反共,派遣幾十萬軍隊,配合日偽軍進攻、包圍和封鎖解放區,繼前一次反共高潮
之後,又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在日偽軍和蔣介石的聯合進攻之下,解放區
的經濟、生產受到嚴重的破壞,「致使我黨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這兩年內處於極
端因難的地位。」(註:《學習和時局》,《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896頁)值得注
意的是,這個時期在我們黨的學風、黨風和文風中,還存在著許多不正的地方,存在著
無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相當尖銳的矛盾。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內
的領導地位,但還沒有來得及對歷次錯誤路線特別是王明路線從思想上、理論上給予認
真的清算。如果說,國內外敵人的兩面夾擊給我們造成物質生活方面的很大損失,那麼,
革命隊伍內部存在的這種矛盾,則使我們的精神生活方面出現了「相當嚴重」(註:
《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769頁)的問題。「這是一個極其嚴
重的矛盾,一個絕大的困難。」(註:《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
重要性》,《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1055—1056頁)這種情況表明,中國人民的革
命鬥爭,也處於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
    在這樣的歷史關頭,為使整個局勢朝著有利於人民的方面轉化,取得革命的不斷勝
利,我黨中央從客觀實際出發,分析形勢,抓住主要矛盾,決心以開展大生產運動和整
風運動,作為克服困難的兩個決定性的「環子」。毛澤東同志說:「這兩個環子,如果
不在適當的時機抓住它們,我們就無法抓住整個的革命鍊條,而我們的鬥爭也就不能繼
續前進。」(註:《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毛澤東
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1055—1056頁)這樣,在一九四一年前後,解放區的部隊、機關、
學校廣大幹部群眾,積極響應黨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開展了轟轟烈烈、
卓有成效的大生產運動,為我們戰勝日寇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打下了雄厚的物質基
礎。同時,從一九四一年五月起,毛澤東同志相繼發表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
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重要的著作,領導全黨開展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整風
運動,使我黨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統一,為我們堅持革命鬥爭,
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久經考驗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黨,但長期以來,由於教條主義和小
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黨內曾經連續出現過「左」右傾機會主義的統治,給革命造成了
重大損失。機會主義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在第三次『左』傾路線統
治時期更特別突出地表現為教條主義」(註:《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
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940頁,945—947頁)。他們的「理論」和實際脫離,領導和群眾
脫離,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表現為「左」傾教條主義,在抗日戰爭時期又表現為
右傾投降主義。這些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是一
個小資產階級極其眾多的國家。抗戰以來,我黨吸收了幾十萬新黨員,其中大多數是農
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他們是革命的動力之一,有著很可貴的革命積極性,願意
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教育,為人民的事業做出有益的貢獻。但是,他們也必然會把小資產
階級思想帶進黨內,滲入自己所從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去。
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主要表現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觀性和片面性」,政治傾向上的「左右
搖擺」,組織生活上的「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註:《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940頁,945—947頁)。而在延安整風以前的這個特定歷
史時期,它們又集中表現為學風中的主觀主義、黨風中的宗派主義和文風中的黨八股,
與無產階級思想發生尖銳的對抗。為了清除這些影響,保護黨的清潔的面貌和健全的肌
體,順利進行偉大的革命鬥爭,這就必須開展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
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包括文藝界在內的整風運動,對全黨進行一次普
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
    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舉行的文藝座談會,就是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延
安的文藝隊伍是革命的,他們當中不少人曾同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國民黨反動派進行
過鬥爭,並且遭受過反革命勢力的壓迫和摧殘。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他們從國統區來到
延安和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懷著滿腔熱血,背負民族希望,有的隨軍深入敵後,有的
參加西北戰地服務團來到農民和士兵中間,通過實際革命工作,初步實現了「和八路軍
新四軍及工人農民的結合」,寫出了不少洋溢著革命熱情的好作品,達到了為抗日戰爭
服務的目的。但是,由於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大都是出身於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
本身存在的固有弱點,使得革命文藝運動存在著一些始終沒有徹底解決的問題。到了適
當的時機,這些問題便會明顯地暴露出來。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到了根據地,並
不是說就已經和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完全結合了」;「知識分子要和工人農民結合,要有
一個互相認識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痛苦,許多磨擦」,必須經過
長期的磨煉才能解決。儘管「抗戰期間,由於客觀實際的要求與文藝工作者們的熱情,
很多人到前方去過,那也可以說成了一種運動。然而那時大家只有朦朧的為抗戰服務的
觀念,缺乏明確地為工農兵並如何去為他們的認識,而且多半都不是真正投筆從戎,不
過是到前方去收集材料,回來好寫自己的作品。」(註: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藝
術》,《解放日報》1943年4月3日)此外,也還有少數文藝工作者雖然來到延安,卻從
未走到工農兵中間去。這樣,到了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尤其是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
年,由於根據地物質生活的極端困難,教條主義的嚴重影響,就使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上
同工農群眾及其幹部產生「磨擦」,在思想領域內跟無產階級發生矛盾,使文藝界「從
外部從內部碰到一連串的問題」,出現了一系列複雜的現象和尖銳的鬥爭。
    這一時期,延安文藝界思想的某種混亂,文藝隊伍中小資產階級傾向的嚴重,主要
表現在當時一部分文藝工作者用個人主義、極端民主、平均主義等小資產階級觀點來觀
察無產階級革命隊伍和革命根據地的生活。他們適應不了嚴密的組織紀律,不習慣於革
命的集中領導,抱怨艱苦的物質條件,誇大工作中的某些缺點,對延安的物質生活與精
神生活,都表露了一定的不滿。他們有時忘記了「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和國民黨統治區
的文藝工作者的環境和任務的區別」,認為「雲霧不單盛產於重慶,這裡也時常出現」,
籠統地提出要「暴露」延安的「黑暗」,以致分不清敵我的界限,錯誤地用只能對付敵
人的辦法來對付革命隊伍內部。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談到諷刺和暴露時所說的,「有幾種
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如果是
屬於敵我矛盾性質的,屬於「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遺留的惡劣影響」
的,這是必須暴露的真正的黑暗。如果是屬於人民內部的缺點和錯誤的,就「應當用人
民內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克服」。「對於人民,基本上是一個教育和提高他們的問
題」,「不應該說是什麼『暴露人民』」。對於人民內部的錯誤和缺點的批評、諷刺,
「必須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
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不注意區分不同矛盾甚至混淆敵我
界限的結果,就會導致諷刺的亂用。當時延安街頭出現的牆報《輕騎隊》以及延安《解
放日報》發表的某些雜文,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這個問題。後來,《輕騎隊》編委向領導
機關和文藝界負責人「徵詢意見」時,朱德同志就提出了「嚴正的批評指責」(註:
《〈輕騎隊〉將改變編輯方針》,《解放日報》1942年4月13日)。
    在文藝創作方面,一九四一年前後延安文藝界同樣存在著不少問題。許多作家因為
自己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工農兵「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只在知識
分子的隊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子上面」,這就造成了創
作上的一種病態與偏頗。知識分子作為革命的同盟者,是文學藝術服務的對象,作家只
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正確反映他們在黨教育培養下的成長過程,描寫他們的鬥爭事跡
和對革命事業的貢獻,是有積極的現實意義的。但當時的一些作家不是這樣,他們是站
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上,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他們
「比較地注重研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分析他們的心理,著重地表現他們,原諒並辯
護他們的缺點。」周揚後來在回顧時,曾經對這種狀況作了較為具體的分析說明:「拿
這一類作品來說,他們寫了些什麼呢?寫得最多的,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人物,這
些人物正是和作者同一精神血緣的人們。這些人物忍受著生活和鬥爭的磨煉,感到了自
己和周圍現實的精神裂痕,即便是些微的裂痕也罷。他們喜愛幻想,追求溫暖,不耐寂
寞,他們總覺得自己對,而且要強,卻又意識到自己的無力。作者描寫這些人物的時候,
或也原是企圖輕輕鞭撻他們一下的,但由於自己和他們的精神血緣的關係,以及因而喚
起的一種心理上的共鳴,就不禁對他們傾瀉了無限的同情,姑息了他們的短處,不知不
覺反將責任推到新生活環境與革命的集體身上了。」(註:《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
文藝觀》,《解放日報》1942年7月28日)有些作家雖然也描寫工農兵,表示愛工農兵,
但由於對工農兵群眾「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
們」;有時則是為了「獵奇」,為了「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是為了「追求其中落後
的東西」。正如有的作家後來回憶當時情況所說:「我們很少考慮文藝如何為人民的問
題。如果偶而想到這個問題,有一個辦法可以安慰自己:『延安的人不愛看咱們的作品,
沒關係,咱們在重慶、桂林還有知音,還有同行,咱們寫了,他們一定會看的』。」
(註:嚴文井:《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後》,《新疆日報》1957年5月23日)這一時期的文
學藝術教育,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最主要的是理論脫離實際。也就是毛澤東同志說的:
「相當地或嚴重地輕視了普及和忽視了普及」,「不適當地太強強了提高」,或者「片
面地孤立地強調提高」。由於對過去的文學作品未能較好地有分析地對待,「名著選讀」
課中講《安娜﹒卡列尼娜》以後,「安娜成了女孩子們的偶像,有些女同學就學她穿黑
色的衣服」(註:嚴文井:《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後》,《新疆日報》1957年5月23日)。
這種脫離實際、片面強調提高的狀況,不只是一個學校教育上的問題,而是延安文藝界
存在的比較普遍的現象。比如一些藝術和戲劇團體一度只演外國戲和古典戲;有的劇院
雖也演出反映延安日常生活的戲,但內容大多表現「生活中的某些缺陷及某些意識的病
態現象」(註:《解放日報》,1942年3月31日),招致觀眾的不滿和批評。整個說來,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春天,延安文藝界反映抗日戰爭、反映根據地革命和建設的作
品是很少的,作家思想感情的小資產階級傾向是嚴重的。
    此外,宗派主義情緒在延安文藝界也還存在。「當時,魯迅藝術學院住了一批作家,
延安文藝界抗敵協會也住了一批作家。兩邊各辦一個刊物。魯迅藝辦的刊物叫《草葉》
(從惠特曼的詩集裡來的),延安文藝界抗敵協會辦的刊物叫《谷雨》(大概是從日歷上
來的),兩個刊物的名稱都很和平,可是兩邊作家的心裡面卻不很和平。不知道為什麼,
又說不出彼此間有什麼仇恨,可是看著對方總覺得不順眼,兩個刊物象兩個堡壘,雖然
沒有經常激烈地開炮,但彼此卻都戒備著,兩邊的人互不往來。」(註:嚴文井:《延
安文藝座談會前後》,載1957年5月23日《新疆日報》)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王實味令人注目地發表了多篇文章,把革命根據地說得幾乎漆
黑一團,在一些方面公開宣揚「人性論」,顛倒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把矛頭指向黨的領
導。整風期間,他寫了一篇《硬骨頭與軟骨病》的牆報稿,說什麼「在這一鬥爭中,我
們首先必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志,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
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要了解,軟骨頭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
有至大至剛的骨頭。」(註:轉引自張如心:《徹底粉碎王實味的托派理論及其反黨活
動》,《解放日報》,1942年6月17日)他把人的本質分為兩種:一種是政治上的人的本
質;一種是人性上的人的本質,而這兩種本質是互相不聯繫甚至是對立的。他把自己的
骨頭分為兩種:一種是做人的骨頭,要由了解他的人和接觸他的廣大群眾來鑒定;一種
是黨員政治上的骨頭,要由中央組織部來鑒定。據此,他提出了「硬骨頭」和「軟骨頭」
的「理論」。他所謂的「硬骨頭」,是指那些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勇敢地反對「上司」、
反對領導的人;至於那些自覺地遵守革命紀律,服從黨的組織,維護革命利益的人,則
被他譏諷為「軟骨頭」(註:參看張如心:《徹底粉碎王實味的托派理論及其反黨活
動》)。王實味的思想最集中地表現在他寫的《政治家﹒藝術家》(註:《谷雨》1卷4期,
1942年3月15日)和《野百合花》(註:《解放日報》,1942年3月13日、23日)兩篇文章
裡面。在《政治家﹒藝術家》中,他首先把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機械地割裂開來,視為兩
種互不相干的事物。他把文藝放在政治之上,把文藝家放在政治家之上,認為:文藝家
「指示純潔和光明」,政治家「實現純潔和光明」;文藝家「更熱情更敏感」,而政治
家「熟諳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縱橫捭闔」,「除非真正偉大的政治家,總不
免多少要為自己的名譽、地位、利益也使用它們,使革命受到損害」。因此,他鼓動藝
術家槍口對內,揭露根據地的所謂「黑暗」,反對「有人以為革命藝術家只應『槍口向
外』」的說法。在《野百合花》中,他以延安某些領導同志愛聽京戲和某些機關舉辦周
末舞會為緣由,把整個延安誇大成「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紙醉金迷、驕奢淫佚
的世界;然後插敘使他「燃燒著最猛烈的熱愛與毒恨」的幾件具體事情,點出文章主旨,
好象延安的人們不僅早已忘卻了過去犧牲的革命者,而且也忘卻了「每一分鐘都有我們
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的前線的火熱鬥爭。他把根據地所有人們都在過著的沒有多
少差別的艱苦生活,聳人聽聞地稱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把延安
實行的政治上的人民民主,歪曲成充滿黑暗專制、打擊報復的封建王國。在王實味筆下,
延安似乎從「首長」、「大頭子」、「大人物」、「重要負責者」到「小頭子」、「科
長」和「主任」等,「到處烏鴉一般黑」,只有「自私自利」,沒有「階級友愛」,領
導者「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由於《野百合花》內容上適合敵人的反共
需要,故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大量翻印宣傳。而在王實味知道這件事的時候,居然說:
「我不說,他們(即國民黨反共分子)也會說。」(註:轉引自範文瀾:《論王實味同志
的思想意識》,《解放日報》1942年6月9日)這證明王實味已經滑到何等危險的地步!
    「我們延安文藝界中存在著上述種種問題,這是說明一個什麼事實呢?說明這樣一
個事實,就是文藝界中還嚴重地存在著作風不正的東西」,說明「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
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
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改造黨,改造世界。」毛澤東同志特別
強調地指出:「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向他們大喝一聲,說:『同志』們,
你們那一套是不行的,無產階級是不能遷就你們的,依了你們,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
大資產階級,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為要促使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文藝界就必須從
思想上組織上認真的整頓一番。「而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
開展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需要有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
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就使得正在開展的整風運動大大深入一步。
    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開始,到五月二十三日結束的。參加會議
的約有七、八十人(註:參加會議人數說法不一:一說「七、八十人」(秦燕生:《〈在
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前後文藝界的一些情況簡介》,《文物》雜誌1972年5
月號;又見金紫光:《幸福的回憶》,《北京文藝》,1977年第5期);另一說「一百人
左右」(何其芳:《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我們》,《文藝論叢》第1期))。座談會之
前,毛澤東同志找文藝界的同志談話,詳細地詢問了文藝方面的許多情況,而後提出了
一些問題,並且說:我們過去忙於打仗,現在文藝問題擺到我們面前來了,我們要研究
文藝問題,過一陣我們還要研究邊區經濟問題呢!(註:參看劉白羽:《紅太陽頌》,
《人民日報》,1976年12月25日)文藝界部分同志曾開過一個小會,毛澤東同志親自聽
取了這個會上一些思想情況的匯報。文藝座談會進行期間,他又找在中央機關工作的一
些人員徵求意見。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才確定了他在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內容(註:
參看何其芳:《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我們》,《文藝論叢》第1期)。
    文藝座談會的全體會議一共開了三次。第一次是在五月二日,毛澤東同志首先作了
「引言」講話,說明開會的目的和要求,提出了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
作對像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動員大家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第二次是在五月八
日(註:這次會議時間說法不一:一說「五月八日」(秦燕生《〈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
講話〉發表前後文藝界的一些情況簡介》;又見金紫光:《幸福的回憶》),一說「五
月十六日」(何其芳:《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我們》,《文藝論叢》第1期),進行
大會討論,毛澤東同志出席,聽大家發表意見,並把要點和問題記下來,有時也簡短地
插幾句話,把問題的討論引向深入。第三次是在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先是大會發言,再
是朱德同志講話,最後毛澤東同志說:我們共產黨人和他們的領導者,以後對於財政、
經濟建設領域的問題,也要象這次對待文化、文藝思想領域的問題一樣,逐個地加以調
查和研究,給以回答和解決。不然,領導的作用又表現在哪裡呢?(註:參看黃鋼:
《難忘的延安之夜》,《解放軍報》,1977年5月21日)接著,就以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
兩個中心問題,分作五個方面,開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結論」部分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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