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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我來該法律事務所後不久,曾辦過一個車禍的案子。事故地點在斯通縣境內的49號公路,靠近威金斯。我們的委託人沿公路朝北行駛時,剛好一輛平板卡車從縣級公路開出來,與他們的汽車對撞,事故是嚴重的。他們一家三口,丈夫當場喪命,妻子受了重傷,坐在後面的孩子也斷了腿。那輛平板卡車隸屬一家造紙公司,在保險公司投了重保,所以這個案子是有潛力的。該法律事務所把它交給了我。由於我新來剛到,幹得很賣力。顯然,事故責任在那輛平板卡車,但是它的司機沒有受傷,聲稱我們委託人的汽車超速。於是當時的實際車速是多少,就成了辦案的關鍵。我方事故分析專家認為是每小時60英里。這個速度不能說是太快的。49號公路限定時速在55英里之內,但實際上每個人行車都至少超過60英里。當時我的委託人是去傑克遜走親訪友,用不著那麼匆忙。」
  「而那輛平板卡車投保的保險公司所雇請的事故分析人認為,當時的實際車速是每小時75英里。這種分析當然對我們極為不利。任何陪審團都會對超過規定車速20英里皺眉頭的。我們找到了現場第二個或第三個目擊者作證人。他是個老頭,81歲名叫克洛維斯﹒古德曼,一只眼睛完全失明。」
  「另一只眼睛怎麼樣?」桑迪問。
  「還能看東西,但視力多少受影響。他依然在開車。那天他駕駛著1968年出廠的雪佛蘭牌輕型貨車在公路上行進時,我們委託人的汽車從旁邊超了車。然後,等他翻過下一個坡,正好看見事故發生。克洛維斯是個心腸很軟的老頭。他一人獨居,親屬多年沒有來往,這場可怕的事故令他大為震驚。他想幫助受害者,後來見插不上手,就離開了。回家後他未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他心裡一直是忐忑不安。後來他告訴我,整整一星期他沒睡好覺。
  當時,我們聽說後面又來了幾輛車,其中一位車主還錄下了事故現場。救護車、警車、消防車都來了。交通堵塞,車輛排成了長龍。人們感到厭煩。嘿,這一切全錄了下來。於是我們借來了錄像帶。一位律師助理反覆觀看,記下了畫面上所有的汽車牌照號碼。然後他據此找到車主,看其中有無證人。正是這樣,我們找到了克洛維斯。他說,事實上他目擊了車禍發生,但是一談就噁心。我問能不能去他家拜訪,他說可以。
  克洛維斯住在威金斯郊區一幢很小的木板房裡。這幢房子是戰前他和妻子蓋起來的。他的妻子死了多年,唯一的孩子也是這樣。那是個不爭氣的兒子。他有兩個孫輩,一個住在加州,另一個住在哈蒂斯堡附近,兩人都和他很久沒有見面。這些情況我是在和他的閒談中獲知的。克洛維斯是個孤寡老頭,開始免不了要發幾句牢騷,好像他不相信律師,不願浪費時間似的。但是坐了一些時候,他就給我燒水沖咖啡,吐露家庭秘密。我們坐在他家陽台的搖椅上,天南海北地亂扯,就是不談那場車禍。幸虧那天是星期六,我賠得起時間,不用擔心辦公室有事。他很健談,大蕭條時期、戰爭,都是他喜歡談的話題。談了幾個小時後,我忍不住提起那場車禍,他頓時不吭聲了,現出痛苦的樣子。他輕聲告訴我,他還是一想起這件事就噁心。他知道一些重要情況,但眼下說不出口。我問死者的汽車從他的卡車旁邊駛過時,他的車速是多少。他說自己開車以來不會超過每小時50英里。我要求他對死者的車速作個估計,他只是搖搖頭。
  兩天之後,我又順道去拜訪他。那時已到了下午時分,我再次和他坐在陽台,聽他講戰爭年代的故事。不一會到了6點鐘,他說餓了,進而說喜歡吃占魚,問我有沒有興趣與他一道用晚餐。我那時單身一人,毫無牽掛,就和他走了。當然我開車,他在旁邊吹牛。6元錢一條的炸占魚,我們要了一大盤。克洛維斯細吞慢嚼,鼻尖幾乎埋進占魚堆。賬單來了,他裝作沒看見似的。它放在桌上足足過了10分鐘。他不停地吃油炸玉米,不停地說話。我心想要是能讓克洛維斯出庭作證,花點錢也應該。終於我們離開了。在驅車返回他家的途中,他說需要喝杯啤酒,好繼續同我交談。當時我們正好在一家鄉村商店附近。我停了車,他一動不動。於是我又掏錢買了啤酒。我們一邊喝著啤酒一邊趕路。他說希望帶我到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去看看。那裡並不遠,他對我說。我們驅車走了一條縣級公路又一條縣級公路。20分鐘之後,我已迷失了方向。似乎克洛維斯對這一帶也不很熟。他說還需要喝啤酒,目的依舊是為了同我交談。我向那家商店裡的人問了路,兩人又上路了。他忽而指指這裡,忽而指指那裡。終於我們找到了漢考克縣尼開期克羅辛鎮。剛喘口氣,他讓我把車掉頭,說這裡不像他的童年生長地。於是我又買啤酒,又向商店裡的人問路。
  快到他家時,我重新找到了方向。我開始請他回答有關車禍的提問。他說現在談這事他還會覺得難受。我扶他進屋,他霍地倒在沙發上,旋即鼾聲大作。此時差不多是半夜。就這樣,我陪他過了一個來月,時而坐在陽台的搖椅上,時而去吃炸占魚,時而去公路兜風。那家保險公司的賠償最多可達200萬美元。我們付出這些代價是完全值得的。到這時克洛維斯的證詞變得更加重要,不過他本人尚未意識到這一點。他讓我放心,眼下尚未有別人向他打聽車禍的情況,因而我必須搶在保險公司的人之前從他那裡把情況摸清。」
  「他過了多久才把情況告訴你?」桑迪問。
  「大概四五個月。終於,我開始催他回答我的提問了。我告訴他,那場官司已到了關鍵時刻,非得向他打聽車禍發生的情況。他說樂意回答我的提問。我問他,我們委託人的汽車從他的卡車旁邊駛過時,車速是多少。他說肯定是很快的。因為車裡的人血流滿面,慘不忍睹,尤其是那個孩子。說到這裡,他已經淚水盈眶。過了幾分鐘,我又問:『克洛維斯,那輛汽車從你的卡車旁邊駛過時,車速究竟是多少?』他說肯定要幫那一家子。我說那一家子肯定要對此感激不盡。然後他盯著我的眼睛,說:『你認為車速是多少?』
  「我說,依我看車速是每小時55英里左右。克洛維斯說:『那麼就是你說的這個數,每小時55英里。我開車的時速是50英里,他們比我快一點。』
  「我們上了法庭。克洛維斯﹒古德曼極其出色地作了證。他年齡大,地位低下,但思路敏捷,說話完全可倍信。陪審團沒有理睬一切憑空的事故分析,依據克洛維斯的證詞進行了裁決。那家保險公司賠償了230萬美元。
  「我們繼續來往。我為他立了遺囑。他的財產不多,僅有房子、6英畝地和7000美元存款。他希望在他死後,將變賣一切家產的錢捐獻給聯邦女兒會。遺囑裡沒有提到任何親屬的名字。加州的孫子已離開他20年。哈蒂斯堡的孫女自中學畢業後再也沒和他聯繫過。那時他收到過她一封邀請信,但他既沒有去也沒有寄禮物。他幾乎不提及兩個孫輩。不過我知道,他渴望同自己的親人有某種聯繫。
  「他病了,生活不能自理,所以我送他進了威金斯的一個養老院。我賣掉了他的房子和農場,處理了他的一切財產問題。那時我是他唯一的朋友。我給他寄賀卡和禮物。每逢我去哈蒂斯堡或傑克遜。總要設法去看他。每月至少有一次我帶他去餐館吃炸占魚,然後在公路上兜風。幾杯啤酒一下肚,他就開始講述從前的故事。一天,我帶他去釣魚。我們兩人在船上呆了八個小時。我從沒那樣開心過。
  1991年11月他患了肺炎,差點死去。這嚇壞了他。我們一道修改了他的遺囑。他要將一部分錢捐給當地教會,其余的給聯邦女兒會。他選好了墓地,制定了安葬事宜。我建議他加上一條,聲明如患不治之症,可任其自然死亡,不必再用人工辦法延續生命。他表示贊同,並堅持指定我為執行人,當然事先得和他的醫生商量。克洛維斯仇恨養老院,仇恨孤獨,仇恨生活。他說自己的心靈與上帝同在,樂意死去。
  1992年1月初,他的肺炎復發,而且日益嚴重。我將他轉到比洛克西的醫院,以便照顧他。我每天去醫院,是他的唯一探視人。他沒有其他的朋友,沒有親屬,沒有牧師,只有我。他的病情一天天惡化,顯然沒有生還的希望。慢慢地他陷入昏迷,再也沒有醒過來。醫生給他裝了呼吸器。大約過了一星期,醫生說他的大腦已經死亡了。於是我和三個醫生一塊兒讀了他遺囑的有關部分,拿掉了呼吸器。」
  「那一天是什麼日子?」桑迪問。
  「1992年2月6日。」
  桑迪噓了口氣,緊閉眼睛,慢慢地搖頭。
  「克洛維斯不希望舉行葬禮。因為他知道,沒人會來。我們將他葬在威金斯郊外的一個公墓裡,我到了場。教堂裡的三個老寡婦也到了場。她們哭泣著為他送別。在過去的50年裡,對於每一位在威金斯安葬的死者,她們都要如此哭送一番。牧師也到了場。他拖了五個老年執事做抬棺人。加上其他兩位鄉鄰,總共有12個人。在短暫的儀式之後,克洛維斯長眠於地下。」
  「他的棺材很輕,是嗎?」桑迪問。
  「是的。」
  「克洛維斯在哪裡?」
  「他的靈魂在和聖徒同樂。」
  「我是問他的屍體在哪裡。」
  「在我的小屋的冰櫃裡。」
  「你這個令人噁心的傢伙。」
  「我沒殺任何人,桑迪。克洛維斯的屍體焚燒時,他正和天使一道唱贊美詩呢,我想他不會介意的。」
  「你干什麼事都有藉口,是不是,帕特裡克?」
  帕特裡克坐在床沿,雙腳懸離地面。他沒有吭聲。
  桑迪走了幾步,然後倚著牆壁。剛才他獲知自己的朋友沒有殺人只是稍感寬慰,因為焚燒死屍差不多是同樣令人反感的行為。
  「你接著往下說吧。」桑迪說,「我相信你一切都作了詳細安排。」
  「是的,因為我有充裕的思考時問。」
  「說吧。」
  「密西西比州刑法裡有不得盜墓的規定,但這條並不適合我,因為我沒有挖開克洛維斯的墳墓,而是將他的屍體從棺材裡偷了出來。該州刑法還規定,不得毀屍碎屍。這是帕裡什可以糾住我不放的唯一理由。毀中碎中屬於重罪,可判處一年以下的監禁。假如他們只能以此定罪,帕裡什會竭力爭取判我監禁一年。」
  「他不可能讓你一走了之。」
  「是的,他不可能放過我。但還有個能不能辦到的問題。他並不知道我偷了克洛維斯的屍體,除非我告訴他。不過我必須告訴他,以便他放棄謀殺罪的指控。要知道,告訴他是一回事,在法庭作證是另一回事。他不可能告我毀屍,又讓我在法庭作證。他將被迫告我犯有什麼罪,因為正如你說,他不可能讓我一走了之。儘管他要告我,卻不能將我定罪。因為我是唯一的證人,他無法證明被焚燒的是克洛維斯的屍體。」
  「帕裡什遭受的壓力很重。」
  「是的,聯邦指控已經撤銷了。我們一扔下這顆炸彈,帕裡什就覺得非給我定什麼罪不可。要不然,就放過了我。」
  「那麼你有什麼計劃?」
  「很簡單。我們卸除帕裡什的壓力,讓他挽回面子。你去找克洛維斯的孫子和孫女,把事實真相告訴他們,答應給他們一些錢。他們一旦知道事實真相,當然有權告我毀屍罪。而且他們肯定也想這樣做。不過他們的控告起不了作用,因為老頭生前沒有得到他們的照顧。但是為了保險起見,還是要做好他們想控告的準備。我們打消他們的想法。我們私下同他們商量。他們為了錢會同意迫使帕裡什不提出起訴。」
  「你真是個詭計多端的傢伙。」
  「謝謝,我看這計劃沒有理由不成功。」
  「帕裡什也許會不顧死者親屬的要求堅持對你起訴。」
  「他不會這樣做,因為他無法將我定罪。充其量他只能將我送上審判台,然後輸掉官司。對他來說,比較牢靠的做法是找退路,以死者親屬的要求為借口,避免尷尬地輸掉一場引人注目的官司。」
  「過去的四年裡,你一直在醞釀這個計劃?」
  「是的,此事一直在我腦中打轉。」
  桑迪一邊沿著床舖下首踱步,一邊深思。他竭力開動頭腦裡的機器,跟上他的委託人的思路。「這樣帕裡什太虧了。」他幾乎是自言自語地說,依然在踱步。
  「我只管自己是否有利,而不管帕裡什虧不虧。」帕特裡克說。
  「我不僅僅是指帕裡什,而是指整個法律制度,帕特裡克。如果你能安全脫身,實際上是花錢買自由。除了你,大家都會為神聖的法律遭褻瀆感到不快。」
  「也許我只能管自己。」
  「我也是管自己。不過你不能使法律制度蒙受恥辱,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它衰落。」
  「誰讓帕裡什急急忙忙拋出一級謀殺的指控?他本來可以等一兩個星期。沒人叫他向新聞界宣佈。我對他沒有任何同情。」
  「我對他也沒有同情。不過這樣很難做工作,帕特裡克。」
  「那麼我減低一點難度。我將承認自己毀屍有罪,但不坐牢。一天牢也不坐。我只是接受審判,承認有罪,交付罰款,讓帕裡什獲得已將我定罪的聲譽,但實際上我脫了身。」
  「你將是已被定罪的犯人,要受到管制。」
  「不,我是自由的。在巴西,誰會在乎一個有點小過失的人?」
  桑迪停止踱步,在他旁邊坐了下來,「這麼說你要回巴西?」
  「那是我的家,桑迪。」
  「那姑娘呢?」
  「我們共同生活,繁衍後代。」
  「你還剩多少錢?」
  「幾百萬。我需要離開這裡,桑迪。我需要過另一種生活。」
  一位護士闖了進來,啪地扭亮了電燈。「11點鐘了,帕蒂。探視時間已過。」她拍拍他的肩膀,「你好嗎,親愛的?」
  「我很好。」
  「需要什麼?」
  「不需要,謝謝。」
  她如同來的時候那樣走了。桑迪拿起自己的公文包。「帕蒂?」他說。
  帕特裡克聳聳肩。
  「親愛的?」
  他又聳聳肩。
  桑迪走到門邊,又想起一件事。「還有個小問題。你把汽車開到溝裡去的時候,克洛維斯的屍體在什麼地方?」
  「像往常一樣,我用安全帶把他栓在旁邊的乘客座位上。我在他的兩腿之間放了一瓶啤酒,衷心為他祝福。他的臉上掛著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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