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 《九三年》序


    《九三年》是雨果晚年的重要作品,這是他的最後一部小說。他在《笑面人》(一
八六九)的序中說過,他還要寫兩部續集:《君主政治》和《九三年久前者始終沒有寫
成,後者寫於一八七二年十二月至一八七三年六月,一八七四年出版。這時,雨果已經
流亡歸來;他在芒什海峽的澤西島和蓋爾內西島度過了漫長的十九年,始終采取與倒行
逆施的拿破侖第三誓不兩立的態度,直到第二帝國崩潰,他才凱旋般返回巴黎。可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要面對普法戰爭的悲慘戰禍和巴黎公社社員的浴血鬥爭,眼前的
現實給他留下難以忘懷的印象,再一次激發了他的人道主義思想。他回顧歷史,法國大
革命的史實給了他啟發,他有心通過大革命時期旺代地區保王黨人的叛亂,闡發自己的
思想。這個念頭早在一八六二年底至一八六三年初已經出現,如今寫作時機成熟了。
    雨果在致友人的信中說:「天主會給我生命和力量,完成我的敵人稱之為龐大得出
奇的巨大計劃嗎?我年邁了一點,不能移動這些大山,而且是多麼高聳的大山啊!《九
三年》就是這樣一座大山!」顯而易見,在雨果的心目中,《九三年》份量很重,他輕
易不肯動筆,因而醞釀的時間有十多年之久。
    雨果在寫作之前閱讀了盡可能多的材料,做了充分的了解歷史背景的工作。關於大
革命時期布列塔尼地區的叛亂,他看了皮伊才伯爵的《回憶錄》(一八0三-一八0七),
杜什曼·德斯波的《關於朱安黨叛亂起源的通信》(一八二五),從中借用了人物、名
字、方言土語、服裝和生活方式的細節,還有各個事件。關於救國委員會的活動,他參
閱了加拉、戈伊埃、蘭蓋、賽納爾等人的回憶錄。關於國民公會,他參閱了《日通報》
彙編。他研讀了米什萊、路易·布朗、梯也爾、博南的著作;博南的《法國大革命史》
保留了一條書簽,上寫:「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關鍵局勢。」這一天成為小說的
出發點。他還使用過拉馬丁的《吉倫特黨史》,阿梅爾的《羅伯斯比爾史》和他的朋友
克拉爾蒂著述的《最後幾個山嶽黨人史實》,另外,賽巴斯蒂安·梅爾西埃的《新巴黎》
給他提供了一七九三年的法國生活和堡壘建築的寶貴材料。雨果並沒有讓這一大堆材料
所左右,而是駕馭這些材料,創作出一部生動而緊張的歷史小說。應該說,雨果對法國
大革命並不陌生,他生於一八0二年,父親是拿破侖手下的一個將軍,而母親持有保王
黨觀點。雨果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經歷了大革命的變遷。對於這場人類歷史上翻天覆地
的社會變革,他有切身的感受。不過這時雨果早已改變了早年的保王派觀點,他從四十
年代末開始已成為共和派,他是以資產階級共和派的眼光去看待這場革命的。
    雨果不想寫作一部通俗的歷史小說,他不滿足於描寫法國大革命的一般進程,而是
想總結出某些歷史經驗。《九三年》這部歷史小說的切入角度是獨具慧眼的。雨果選取
了大革命鬥爭最激烈的年代作為小說的背景。一七九三年是大革命處於生死存亡的一年:
在巴黎,雅各賓派取代了吉倫特黨,登上了歷史舞台;面對著得到國外反法聯盟支持的
保王黨發動的叛亂,以及蠢蠢欲動的各種敵人,雅各賓黨實行革命的專政和恐怖政策,
毫不留情地鎮壓敢於反抗的敵對分子;派出共和軍前往旺代等地,平定叛亂,終於使共
和國轉危為安,鞏固了大革命的成果。雨果在小說中指出:「九三年是歐洲對法蘭西的
戰爭,又是法蘭西對巴黎的戰爭。革命怎樣呢?那是法蘭西戰勝歐洲,巴黎戰勝法蘭西。
這就是九三年這個恐怖的時刻之所以偉大的原因,它比本世紀的其余時刻更偉大。」他
又說:「九三年是一個緊張的年頭。風暴在這時期達到了最猛烈最壯觀的程度。」以這
一年發生的事件來描寫大革命,確實能充分反映人類歷史中最徹底的一次反封建的資產
階級革命。
    雨果尊重歷史,如實地展現了革命與反革命鬥爭的殘酷性,描寫出這場鬥爭激烈而
壯偉的場面。在小說中,保王黨叛軍平均每天槍殺三十個藍軍,縱火焚燒城市,把所有
的居民活活燒死在家裡。他們的領袖提出「殺掉,燒掉,絕不饒恕」。保王主義在一些
落後地區,如布列塔尼擁有廣泛的基礎,農民盲目地跟著領主走。他們愚昧無知,例如
農婦米歇爾·弗萊夏既不知道自己是法國人,又分不清革命和反革命;她的丈夫為貴族
賣命,斷送了性命;乞丐泰爾馬什明知政府懸賞六萬法郎,捉拿叛軍首領朗特納克,卻
把他隱藏起來,幫助他逃走。農民的落後是貴族發動叛亂的基礎,小說真實地反映了這
種社會狀況。面對貴族殘忍的燒殺,共和軍以牙還牙;絕不寬大敵人。在雅各賓派內部,
三巨頭--羅伯斯比爾、丹東、馬拉,雖然政見有分歧,但都一致同意采取強有力的手段。
他們選中主張「恐怖必須用恐怖來還擊」的西穆爾丹為特派代表,頒布用極刑來對待放
走敵人的嚴厲法令。因為要保存革命成果,就不得不用暴力來對付暴力。
    其次,雨果正確評價了雅各賓黨專政時期實行的一系列政策。他把國民公會喻為釀
酒桶,桶裡「雖然沸騰著恐怖,也醞釀著進步」。國民公會宣佈了信仰自由,認為貧窮
應受尊敬,殘疾應受尊敬,母親和兒童也應受尊敬;盲人和聾啞人成為受國家監護的人;
譴責販賣黑奴的罪惡行為;廢除了奴隸制度;頒布了義務教育制;創立了工藝陳列館和
博物院;統一了法典和度量衡;創辦了電報、老年人救濟院、醫院;創建了氣象局、研
究院。這一切措施都放射出燦爛的思想光芒,造福於人民。大革命所進行的乃是啟蒙思
想家的理想,是以先進的資產階級文明代替愚昧落後的封建體制。至今,上述各項措施
繼續起著良好作用,並普及到世界各國。
    對法國大革命和九三年的階級生死搏鬥的正確描寫,是這部小說的基本價值所在。
雨果捍衛法國大革命,包括雅各賓派一系列正確政策的立場,鮮明地表現了他的民主主
義思想,體現出真知灼見。《九三年》以雄渾的筆觸真實地再現了十八世紀末的法國歷
史面貌,是描繪法國大革命的一部史詩。
    不過,對於雅各賓派的所作所為,雨果並沒有完全加以肯定。雅各賓派為什麼會失
敗?人們有各種各樣的看法,雨果也進行了哲理的沉思。在他看來,儘管一方面是刀光
劍影,以暴力對付暴力,但另一方面,應有仁慈,要以人道對人道或非人道。他認為,
雅各賓派濫殺無辜,沒有實行人道主義政策,以致垮台。這一沉思表現在小說結尾。人
們歷來對這個結尾爭論不休,難以得出結論,小說的魅力卻很大程度來自於此。從藝術
上看,《九三年》的結尾是出人意外的,同時寫得扣人心弦。
    叛軍首領、布列塔尼親王朗特納克被圍困在圖爾格城堡,他要求以被他劫走、作為
人質的三個小孩來交換,請藍軍司令官戈萬放了他,戈萬斷然拒絕。可是朗特納克得到
別人幫助,從地道逃了出來。突然他聽到三個孩子的母親痛苦的喊聲:三個孩子快要被
大火吞沒了。朗特納克毅然折回來,冒著危險,救出三個小孩,他自己則落到共和軍手
裡。戈萬震驚於朗特納克捨己救人的人道主義精神,思想激烈鬥爭,認為應以人道對待
人道,便放走了郎特納克。特派代表西穆爾丹是戈萬小時的老師,他不顧廣大共和軍戰
士的哀求,堅決執行「任何軍事領袖如果放走一名捕獲的叛軍便要處以死刑」的法令,
鐵面無情地主張送戈萬上斷頭台。就在戈萬人頭落地的一剎那,他也開槍自殺。
    西穆爾丹、戈萬和朗特納克是小說中的三個主要人物,他們之間的糾葛從政治觀點
的敵對,轉化而為是否實施人道主義的沖突。雨果認為:「慈悲心是人類共同生活的殘
余,一切人心裡都有,連心腸最硬的人也有。」朗特納克的情況就是這樣,「那個母親
的喊聲喚醒他內心的過時的慈悲心,」「他已經走入黑暗之中,再退回到光明裡來。在
造成罪行之後,他又自動破壞了那罪行。」對此,戈萬在沉思時發現,「一個英雄從這
個惡魔身上跳了出來」,朗特納克不再是殺人者,而是救人者;不再是惡魔,這個拿著
屠刀的人變成了「光明的天使」;他贖回了種種野蠻行為,救了自己的靈魂,變成無罪
的人。
    小說這種戲劇性的變化像異峰突起,使矛盾達到白熱化。如何處置與評價朗特納克
和戈萬的行為,構成了人物之間的沖突,也引起讀者不同的看法。毫無疑義,與其說是
戈萬在沉思,不如說這是雨果的想法。倘若朗特納克是個一般的保王黨人或一般的叛軍
指揮官,他捨身去救三個處在大火包圍中的小孩,那麼這還是可以想像的。令人費解的
是,朗特納克是個異常冷酷的人,他出現時曾經毫不憐憫地槍殺藍軍中隨軍的女人,正
是他劫走了三個尚不懂事的孩子,作為向共和軍要挾的人質,也正是他要放火燒死他們,
準備同歸於盡。試問,這樣鐵石心腸的人,內心怎麼還能容納得下人道主義思想?他怎
麼會在一時之間改變本性,產生人道主義?雨果並沒有描繪在這一瞬間,他內心的思想
活動,因而讀者也無從理解這一行動的可信性。不能不說,雨果沒有拿出充分的依據去
證明這個惡貫滿盈的人(或者說惡魔)是怎麼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所以,朗特納
克返回去救三個孩子的行動,只是對作者的「慈悲心連心腸最硬的人也有」這一觀點十
分概念化的圖解。
    至於戈萬,他的行動倒是描寫得有根有據偽。雨果早有交代,說他在打仗時很堅強,
可是過後很軟弱;他待人慈悲為懷,寬恕敵人,保護修女,營救貴族的妻女,釋放俘虜,
給教士自由。他的寬大不是無原則的,他曾對西穆爾丹說,他赦免了戰敗後被俘獲的三
百個農民,因為這些農民是無知的,但他不會赦免朗特納克,因為朗特納克罪大惡極,
即使是他的叔祖也罷。法蘭西才是他的兄長,而朗特納克是祖國的叛徒。他和朗特納克
誓不兩立,只能你死我活。然而,他又有一些想法,與他的司令官身份很不相稱。例如,
他認為路易十六是一只被投到獅子堆裡的羊,他想逃命和防衛是很自然的,雖然他一有
可能便會咬人。最主要的是,他認為「恐怖政治會報害革命的名譽」,推翻帝制不是要
用斷頭台來代替它,「打掉王冠,但是要保護人頭。革命是和諧,不是恐怖……『恕』
字在我看來是人類語言中最美的一個字……在打仗的時候,我們必須做我們的敵人的敵
人,勝利以後,我們就要做他們的兄弟。」這些話為他後來的行動按下了伏筆,雖然是
雨果的觀點,但與人物的思想是融合在一起的。
    戈萬的行動同雨果對雅各賓派的看法有關,雨果對雅各賓黨的恐怖政治是頗有微詞
的。在他的筆下,雅各賓黨三巨頭狂熱多於理智,只知鎮壓,不懂仁政,語言充滿火藥
味,渾身散發出平民的粗俗氣息。他們所執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條件下起了作用,但同
時也包含著弊病。戈萬認為對舊世界是要開刀的,然而外科醫生需要冷靜,而不是激烈,
「恐怖政治會損害革命的名譽」。共和國不需要一個「怕人的外表」。從這種觀點出發,
戈萬放走朗特納克是順理成章的。應該說,雨果在小說裡發表的見解既非全對,亦非全
錯。對於保王黨人的武裝叛亂和殘忍屠殺平民的行為,革命政權只有以眼還眼,這樣才
能保存自身。但也無可諱言,雅各賓黨矯枉過正,存在濫殺現象,這就是為什麼雅各賓
黨的專政維持不了多久,連羅伯斯比爾也上了斷頭台的原因。據馬迪厄的《法國革命史》
考證,一七九四年,當局嫌斷頭機行刑太慢,便輔之以炮轟、集體槍斃、沉船,一次就
處死幾百人。因此,雨果提出勝利後應實施寬大政策,是針對革命政權的極端政策而發
的,具有合理、正確的因素。但戈萬之所以放走朗特納克,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敵人也
能實行人道主義,共和軍就不能實行人道主義嗎?這裡,雨果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的
觀點集中表現為這句話:「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
雨果將革命和人道主義割裂開來是錯誤的。革命與人道主義可以統一,而且應該統一起
來。就拿資產階級革命來說,這是對罪惡的、不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清算,而代之以更人
道的社會制度;自由、平等、博愛,就是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比起封建主義的人身依
附關係。貴族特權、森嚴的等級制度要前進一大步。然而,在有敵對階級存在的社會中,
尤其在尚未取得最終勝利的緊急關頭,不可能也不應該實行寬大無邊的、絕對的人道主
義,否則就是對人民實行不人道。以朗特納克來說,就算他果真救出三個孩子,自己束
手就擒,對於革命的一方來說,完全可以根據他的情況作出合理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判決,
而不一定非要處以極刑。當然,共和軍不會這樣處理。但是,放走了他,後果會怎樣呢?
他必然與革命政府為敵,再次糾集叛軍,攻打共和軍,屠殺無辜的百姓,犯下非人道的
罪行。從效果來說,戈萬放走朗特納克的行動,對人民來說,是不符合人道原則的。以
上分析說明,無論雅各賓黨,還是雨果本人,都未能處理好革命與人道的關係問題。
    西穆爾丹是作為戈萬的對立面而出現的,雖然他也是一個革命者。小說中,他是革
命政府的化身。儘管早先他是教士,但他愛憎分明,他能用嘴去吸一個病人喉部的膿瘡,
可他決「不會給國王干這件事」。他認識到革命的敵人是舊社會,「革命對這個敵人是
毫不仁慈的」。然而他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沒有人看見他流過眼淚,他自認為不
會犯錯誤,別人無可指摘。他既正直又可怕。他雖然崇高,「可是這種崇高和人是隔絕
的,是在懸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親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圍被懸崖峭壁
包圍著。」他忠於雅各賓黨的信條和各項恐怖政策,他向委任於他的國民公會保證:
「假如那委託給我的共和黨領袖走錯了一步,我也要判處他死刑。」他屢次警告戈萬:
「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仁慈可能成為賣國的一種形式。」他的誓言和警告都成了事實。
在判處戈萬死刑之後,他再一次同戈萬交鋒。戈萬縱橫捭闔,暢談他的理想,西穆爾丹
無言以對,敗退下來。他承認戈萬的話有道理,但是他不可能改變自己的觀點,內心處
於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他有著像箭一樣的盲目的準確性,只對準目標一直飛去。在
革命中沒有什麼比直線更可怕的了。西穆爾丹一往直前,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他親
手處死了自己「精神上的兒子」和學生、他的戰友,最後在痛苦與惶惑中開槍自盡。通
過他的悲劇,雨果批判了只講暴力,不講人道,只知盲目執行,不會靈活處置的革命者。
西穆爾丹是有代表意義的、相當真實的一個形象。
    作為浪漫派的領袖,雨果的浪漫手法在《九三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雨果的一
個重要的浪漫手法是將無生命或非人的事物,描繪得如同有生命的物體一樣神奇、動人
心魄、令人驚歎。小說開篇對戰艦上大炮的描寫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這艘名為巨劍號
的軍艦上,一尊二十四斤重彈的大炮從炮座上滑脫了,它變成了一頭怪物,它在艦上滾
來滾去,旋轉,衝撞,擊破,殺害,殲滅,又像握城錘在任性地撞擊城牆:「這是物質
獲得了自由,也可以說這是永恆的奴隸找到了復仇的機會;一切彷彿是隱藏在我們所謂
無生命的物體裡的那種惡性突然爆發了出來;它那樣子像是發了脾氣,正在進行一種古
怪的神秘的報復;再也沒有比這種無生物的憤怒更無情的了。這個瘋狂的龐然大物有豹
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靈巧,斧子的堅硬,波浪的突然,閃電的迅速,墳墓的
癡聾。它重一萬磅,卻像小孩的皮球似的彈跳起來。……暴風可以停止,颱風會吹過去,
斷掉的桅可以換一根,一個漏洞可以堵上,火災可以撲滅;可是對這只龐大的青銅獸怎
麼辦呢?」這門大炮完全解除了軍艦的戰鬥力。雨果豐富的想像力將這個場面描繪得令
人歎為觀止。就是在這樣一個悲壯的場面中,朗特納克出現了,顯出他的嚴厲、冷峻和
剛毅。這個陰慘慘的、色彩神秘的開場給小說定下了悲劇的調子。雨果就以這樣的筆法,
營造出殘酷的、命運捉摸不定的氣氛,具有濃郁的浪漫色彩。雨果認為這種浪漫手法同
樣能達到真實,他在小說中說:『流史有真實性,傳奇也有真實性。傳奇的真實和歷史
的真實在性質上是不同的。傳奇的真實是在虛構中去反映現實。」浪漫手法與寫實手法
是殊途同歸。
    眾所周知,雨果是運用對照手法的大師。他在《克倫威爾·序》中曾經指出:「丑
在美的旁邊,畸形靠近著優美,五怪藏在崇高背後,美與惡共存,光明與黑暗相伴。」
這條準則始終指導著雨果的創作。《九三年》同樣運用對照手法,不過,這部小說不像
《巴黎聖母院》那樣運用人物形體的對照或形體與、心靈的對照。小說三個主要人物的
對照表現在思想上:朗特納克性格殘酷無情,頑固不化,具有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堅定,
也具有成為領袖的威嚴和果敢。他心中並無一絲人道感情,只是在最後才人性復現。西
穆爾丹同樣堅定不移,朗特納克堅信保王主義,他則堅信共和主義,特別是堅信恐怖政
治。他反對實施仁慈,不相信人道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則。應該說,他比朗特納
克的心腸更硬,對維護自己的信念更加一絲不苟。這兩個人物都受到雨果的批判。戈萬
既有實行革命的堅定性,又有面對複雜現實的靈活性。他是雨果心目中人道主義的化身:
他為了人道主義而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這三個人物思想上的對照與矛盾,有力地推動
了情節的發展。
    雨果的小說技巧在《九三年》中達到了更成熟的地步。小說情節的進展異常緊湊,
看不到多少閒筆和題外話,不像《巴黎聖母院》和《悲慘世界》那樣,常常出現大段的
議論或枝蔓的情節。作者的議論融合到人物的思想中,成為塑造人物不可或缺的部分,
這是更高明的手法。從結構上說,小說環環相扣,一步步推向高潮。高潮以三個小孩的
遭遇為核心,以三個主要人物的思想交鋒為沖突,寫得緊張而動人心弦。這部小說雖然
篇幅不大,卻堪與卷帙浩繁的歷史小說相媲美,成為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鄭克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