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底愚昧
　　前一篇文章已經說過，1928年為著吉敦路的叫喊，我也叫喊過了。接著就是19
29年。
　　於是根據著那第一次的經驗，我感覺到又是光榮的任務降落到我的頭上來。
　　這是一次佩花大會，進行得很順利，學校當局並沒有加以阻止，而且那個白臉
的女校長在我們用絨線剪作著小花朵的時候，她還跑過來站在旁邊指導著我們。一
大堆藍色的盾牌完全整理好了的時候，是佩花大會的前一夜。樓窗下的石頭道上落
著那麼厚的雪。
　　一些外國人家的小房和房子旁邊的枯樹都膨脹圓了，那笨重而粗鈍的輪廓就和
穿得飽滿的孩子一樣臃腫。我背著遠近的從各種顏色的窗簾透出來的燈光，而看著
這些盾牌。盾牌上插著那些藍色的小花，因著密度的關係，它們一個壓著一個幾乎
是連成了排。那小小的黃色的花心蹲在藍色花中央，好象小金點，又象小銅釘……
這不用說，對於我，我只盼想著明天，但有這一夜把我和明天隔離著，我是跳不過
去的，還只得回到宿舍去睡覺。
　　這一次的佩花，我還對中國人起著不少的悲哀，他們差不多是絕對不肯佩上。
有的已經為他們插在衣襟上了，他們又動手自己把它拔下來，他們一點禮節也不講
究，簡直是蠻人！把花差不多是捏扁，弄得花心幾乎是看不見了。結果不獨整元的
，竟連一枝銅板也看不見貼在他們的手心上。這一天，我是帶著憤怒的，但也跑得
最快，我們一小隊的其余的三個人，常常是和我脫離開。
　　我的手套跑丟了一只，圍巾上結著冰花，因為眼淚和鼻涕隨時地流，想用手帕
來揩擦，在這樣的時候，在我是絕對顧不到的。等我的頭頂在冒著氣的時候，我們
的那一小隊的人說：「你太熱心啦，你看你的帽子已經被汗濕透啦！」
　　自己也覺得，我大概象是廚房裡烤在爐旁的一張抹布那麼冒氣了吧？但還覺得
不夠。
　　什麼不夠呢？那時候是不能夠分析的。現在我想，一定是1928年游行和示威的
時候，喊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這回只是給別人插了一朵小花而沒有喊「帝
國主義」的緣故。
　　我們這一小隊是兩個男同學和兩個女同學。男同學是第三中學的，一個大個，
一個小個。那個小個的，在我看來，他的鼻子有點發歪。另一個女同學是我的同班
，她胖，她笨，穿了一件閃亮的黑皮大衣，走起路來和鴨子似的，只是鴨子沒有全
黑的。等到急的時候，我又看她象一只豬。
　　「來呀！快點呀，好多，好多……」我幾乎要說：好多買賣讓你們給耽誤了。
等他們跑上來，我把已經打成縐折，卷成一團的一元一元的鈔票舒展開，放進用鐵
做的小箱子裡去。那小箱子是在那個大個的男同學的胸前。小箱子一邊接受這鈔票
，一邊不安的在滾動。
　　「這是外國人的錢……這些完全是……是俄國人的……」往下我沒有說，「外
國人，外國人多麼好哇，他們捐了錢去打他們本國為著『正義』！」
　　我走在行人道上，我的鞋底起著很高的冰錐，為著去追趕那個胖得好象行走的
駝鳥似的俄國老太婆。我幾乎有幾次要滑倒，等我把錢接過來，她已經走得很遠，
我還站在那裡看著她帽子上插著的那棵顫抖著的大鳥毛，說不出是多麼感激和多麼
佩服那黑色皮夾子因為開關而起的響聲，那臉上因著微笑而起的皺折。那藍色帶著
黃心的小花恰恰是插在她外衣的左領邊上，而且還是我插的。不由得把自己也就高
傲了起來。對於我們那小隊的其余三個人，於是我就帶著絕頂的侮蔑的眼光回頭看
著他們。他們是離得那麼遠，他們向我走來的時候，並不跑，而還是慢慢地走，他
們對於國家這樣缺乏熱情，使我實在沒有理由把他們看成我的「同志」。他們稱讚
著我，說我熱情，說我勇敢，說我最愛國。但我並不能夠因為這個，使我的心對他
們寬容一點。
　　「打蘇聯，打蘇聯……」這話就是這麼簡單，在我覺得十分不夠，想要給添上
一個「帝國主義」吧，但是從學聯會發下來的就沒有這一個口號。
　　那麼，蘇聯為什麼就應該打呢？又不是帝國主義。
　　這個我沒有思索過，雖然這中蘇事件的一開端我就親眼看過。
　　蘇聯大使館被檢查，這事情的發生是六月或者是七月。夜晚並不熱，我只記住
天空是很黑的，對面跑來的馬車，因為感覺上涼爽的關係，車伕台兩邊掛著的燈頭
就象發現在秋天樹林子裡的燈火一樣。我們這女子中學每晚在九點鐘的時候，有一
百人以上的腳步必須經過大直街的東段跑到吉林街去。
　　我們的宿舍就在和大直街交叉著的那條吉林街上。
　　蘇聯大使館也在吉林街上，隔著一條馬路和我們的宿舍斜對著。
　　這天晚上，我們走到吉林街口就被攔住了。手電燈晃在這條街上，雙輪的小卡
車靠著街口停著好幾輛，行人必得經過檢查才能夠通過。我們是經過了交涉才通過
的。
　　蘇聯大使館門前的衛兵沒有了，從門口穿來穿往的人們，手中都拿著手電燈，
他們行走得非常機械，忙亂的，不留心的用手電燈四處照著，以致行人道上的短楊
樹的葉子的閃光和玻璃似的一陣一陣的出現。大使館樓頂那個圓形的裡邊閃著幾個
外國字母的電燈盤不見了，黑沉沉的樓頂上連紅星旗子也看不見了，也許是被拔掉
了。並且所有的樓窗好象埋下地窖那麼昏黑。
　　關於蘇聯或者就叫俄國吧，雖然我的生地和它那麼接近，但我怎麼能夠知道呢
？我不知道。那還是在我小的時候，「買羌貼」，「買羌貼」，「羌貼」是舊俄的
紙幣（紙盧布）。鄰居們買它，親戚們也買它，而我的母親好象買得最多。夜裡她
有時候不睡覺，一聽門響，她就跑出去開門，而後就是那個老廚子咳嗽著，也許是
提著用紗布做的，過年的時候掛在門前的紅燈籠，在廚房裡他用什麼東西打著他鞋
底上結著的冰錐。他和母親說的是什麼呢？微小得象什麼也沒有說。廚房好象並沒
有人，只是那些冰錐從鞋底打落下的聲音。我能夠聽得到，有時候他就把紅燈籠也
提進內房來，站在炕沿旁邊的小箱子上，母親趕快就去裝一袋煙，母親從來對於老
廚子沒有這樣做過。不止裝煙，我還看見了給他燙酒，給他切了幾片臘肉放在小碟
心裡。老廚子一邊吃著臘肉，一邊上唇的胡子流著水珠，母親趕快在旁邊拿了一塊
方手巾給他。我認識那方手巾就是我的。而後母親說：「天冷啊！三九天有胡子的
年紀出門就是這手不容易。」
　　這一句話高於方纔他們所說的那一大些話。什麼「行市」拉！「漲」啦！「落
」啦！
　　應該賣啦吧！這些話我不知為什麼他們說得那麼嚴重而低小。
　　家裡這些日子在我覺得好象鬧鬼一樣，灶王爺的香爐裡整夜的燒著香。母親夜
裡起來，洗手洗臉，半夜她還去再燒一次。有的時候，她還小聲一個人在說著話。
我問她的時候，她就說吟的是《金剛經》。而那香火的氣味滿屋子都是。並且她和
父親吵架。父親罵她「受窮等不到天亮」，母親罵他「愚頑不靈」。因為買「羌貼
」這件事情父親始終是不成的。父親說：「皇黨和窮黨是俄國的事情，誰勝誰敗我
們怎能夠知道！」
　　而祖父就不那麼說，他和老廚子一樣：「那窮黨啊！那是個胡子頭，馬糞蛋不
進糞缸，走到哪兒不也還是個臭？」
　　有一夜，那老廚子回來了，並沒有打鞋底的冰錐，也沒有說話。母親和他在廚
房裡都像被消滅一樣，而後我以為我是聽到哭聲，趕快爬起來去看，並沒有誰在哭
，是老廚房的鼻頭流著清水的緣故。他的燈籠並不放下，拖得很低，幾乎燈籠底就
落在地上，好象隨時他都要走。母親和逃跑似的跑到內房來，她就把臉伏在我的小
枕頭上，我的小枕頭就被母親占據了一夜。
　　第二天他們都說「窮黨」上台了。
　　所以這次佩花大會，我無論做得怎樣吃力，也覺得我是沒有中心思想。「蘇聯
」就是「蘇聯」，它怎麼就不是「帝國主義」呢？同時在我宣傳的時候，就感到種
種的困難。
　　困難也照樣做了。比方我向著一個「苦力」狂追過去，我攔斷了他的行路，我
把花給他，他不要，只是把幾個銅板托在手心上，說：「先生，這花象我們做苦力
的戴不得，我們這穿著，就是戴上也不好看，還是給別人去戴吧！」
　　還有比這個現在想起來使我臉皮更發燒的事情：我募捐竟募到了一分郵票和一
盒火柴。那小煙紙店的老闆無論如何擺脫不了我的纏繞之後，竟把一盒火柴摔在櫃
台上。火柴在櫃台上花喇喇地滾到我的旁邊，我立刻替國家感到一種侮辱。並不把
火柴收起來，照舊向他講演，接著又捐給我一分郵票。我雖然像一個叫花子似的被
人接待著，但在精神上我相信是絕對高的。火柴沒有要，郵票到底收了。
　　我們的女校，到後來竟公開的領導我們，把一個蘇聯的也不知道是什麼「子弟
學校」給占過來，做我們的宿舍。那真闊氣，和席子紋一樣的拚花地板，玻璃窗子
好象商店的窗子那麼明朗。
　　在那時節我讀著辛克來的《屠場》，本來非常苦悶，於是對於這本小說用了一
百二十分的熱情讀下去的。在那麼明朗的玻璃窗下讀。因為起早到學校去讀，路上
時常遇到戒嚴期的兵士們的審問和刺刀的閃光。結果恰恰相反，這本小說和中蘇戰
爭同時啟發著我，是越啟發越壞的。
　　正在那時候，就是佩花大會上我們同組那個大個的，鼻子有點發歪的男同學還
給我來一封信，說我勇敢，說我可欽佩，這樣的女子他從前沒有見過。而後是要和
我交朋友。
　　那時候我想不出什麼理由來，現在想：他和我原來是一樣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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