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特馬﹒多林
本世紀的人們常常傾向於對過去時代的愚昧落後嗤之以鼻，自以為已勝一籌。
我們有很好的理由要求人們在做出這種估量時要慎重。必須承認，多數人福利的增
進以及我們這一時代帶來的巨大的技術進步確實為人們這種頑固不化的自負感提供
了依據。但是，我們的後代們將對這一切做出怎樣的評價呢？難道他們不會得出這
一個世紀是放蕩不羈的野蠻世紀的結論嗎？美國歷史學家魯道夫﹒J．魯梅爾在他1
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書中估算了一個數字：在本世紀，單是種族殺戮的死
難者就達1．7億人。這一數字中幾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戰爭所造成的「正常」死難者
人數，同樣也不含該書出版後發生的種族殺戮死難者人數，比如在盧旺達或者巴爾
干地區發生的種族殺戮死難者。在人類歷史中，如此多的人死於暴政在此前是亙古
未有的。這裡，若要說這是在回退到那種昏暗年代，那是不貼切的，因為這種規模
的大屠殺是一種現代現象。這種現象的存在歸因於一種現代的、冷酷自私的邏輯。
尤其是那些思想——危險和錯誤的思想——應該對本世紀這一可怕的統計數字承擔
連帶責任。
幾乎不曾有過任何一部比《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更為宏大的、反對這些作為本
世紀暴行之基礎的思想的作品。這部著作出版於1945年，那時候恰恰是納粹德國和
日本帝國對世界的威脅已經日落西山、反納粹和抗日戰爭達到尾聲和高峰的時候。
卡爾﹒波普爾，也就是這部著作的作者，後來有一次聲稱寫作這部作品是「他為戰
爭所盡的一份力」。最多可能還有一位同鄉弗裡德利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也
許以其在1944年出版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起過類似的振臂高呼的作用。
卡爾﹒波普爾19O2年7月28日出生於維也納一個知識分子家庭。與在這些知識分
子圈子裡如此多的人一樣，他的家庭對奧匈帝國的專制政府制度持懷疑態度。由於
波普爾的猶太血統，這種態度在他身上尤為強烈。這種猶太血統使得他在部分有影
響的、日益熱衷於反猶太主義的保守階層中變得可疑。在他的年輕時代，波普爾最
初傾向於社會主義思想（而且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歷還變得強烈），但是，當
他在戰後時期的國內戰爭動亂中看清了信誓旦旦的「階級鬥爭」所表現的藐視人的
一面之後，他又拋棄了它。後來他承認，如果事實並未表明社會主義理想與個人自
由水火不容的話，他還會一直樂於追求社會主義理想。
不過，政治最初並非處於波普爾的知識興趣的中心。他從1922年開始學習數學
和物理，然後修完了木工學專業，然後暫時從教，以便在193O年取得博士學位。19
30年，他與約瑟芬﹒阿娜﹒海寧格結婚。直至她在1985年逝世，她始終不渝地支持
他的工作，夫婦倆攜手度過了一個美滿的婚姻生活。
1935年，波普爾《研究的邏輯》一書出版，該書樹立了他作為重要哲學家和科
學理論家的國際聲望。在該書中，他與「維也納小組」的實證主義者們（如魯道夫
﹒卡爾納普）展開了論戰。那些實證主義者們把一種嚴格的經驗分析方法用作為各
種語句是否「有意義」（科學性）或者「無意義」（無科學性）的尺度。按此，
「有意義」的普通語句總是從「基本語句」中歸納出來，而這些「基本語句」又是
基於具體的經驗內容。與此相反，波普爾證明，早在18世紀就已經由蘇格蘭啟蒙運
動哲學家大衛﹒休謨提出的「歸納問題」在此受到了疏忽。按照休謨的觀點，歸納
從來就不能產生邏輯結論，因為總是存在一個無知領域，它又可能推翻那種自以為
是的「一般規律」——如果我們把表達方式更口頭化一些的話。波普爾為了解決這
一問題發展了一個方法思路，它已作為「批判的理性主義」寫入了史冊。波普爾認
為，一般性知識（表述為「規律」的知識）總是假說性的，因為它永遠也不能通過
歸納得到「證實」。不過，假說（也就是暫時表述的「規律「）在理論上總是通過
所觀察到的單一事實（基本語句）證偽。在一個嚴格演繹過程中，通過批判性檢查
進行經驗上的證偽的可能性才確立了普通說法的科學「意義」。
《研究的邏輯》所引起的激烈的學術辯論不久已經被政治形勢所淹沒。在那時，
保守的天主教勢力在奧地利掌握了政權，在這樣一個保守的天主教政體裡，反猶太
主義已經變得越來越讓人不可忍受。波普爾估計希特勒德國不久將要「接收」這一
國家，對於他這樣一位納粹的反對者和猶太人來說，這將意味著嚴重的生命危險。
還趕在1938年奧地利令人可怕地「加入」德意志帝國之前，波普爾和妻子就開始流
亡國外。1937年，他已經在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大學接受了一個教席。波普爾在那
裡遠離歐洲的戰事，首次系統性地從事了政治哲學問題的研究。1944年，英國專業
刊物《經濟學》分兩期刊載了《歷史主義的貧困》——該文在後來被合並出版成書。
波普爾在文中從以下信仰中推導出極權主義的政治觀：人們能夠通過認識絕對有效
的「歷史規律」來控制和計劃社會的發展。在這一信仰背後，蘊藏著最終站不住腳
的哲學概念即「本質主義」。「本質主義」的出發點是：事情只依賴於概念根據其
「本質」所作的明確定義，這些定義然後可以通過某種方式把世界構築入邏輯的和
普遍適用的關係之中。波普爾認為，這一「本質主義」在社會科學上的應用大多歸
結到「歷史主義」，也就是對「必然的」歷史發展的可知性和可預見性的信仰。無
論是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它們都利用這樣一種目的論的歷史觀。
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波普爾解釋並拓展了對「歷史主義」的批判。
「歷史主義」不僅通過傳播歷史的「解脫預期」用一種恰恰是救世主式的（因而總
是可能助長暴力的）意識形態理由來裝點革命運動，而且從方法論原因來看也是不
可立足的。最後關係到的是一種形式的「整體論」，它把「全體的」集合概念（比
如「社會」、「階級」或者「國家」等概念）如此對待，似乎它們要比只是出於舒
適理由而選擇的對複雜的事實關係的縮略要來得多。這一行為把集合體當作一種能
夠有著一個自己的意志或者自己的偏好順序的東西來處理，必然會導致人們在政治
中可能選擇一些似乎作為「整體社會的」、相互聯繫的問題解決辦法而出現的方法
和思路。波普爾把這樣一種政治觀稱作為「烏托邦社會工程」，比如所有蘇聯式計
劃經濟或者希特勒的純粹種族國家思想就以這種政治觀為基礎。
波普爾認為，所有這些「本質主義」和「整體論」哲學危險的誤區似乎在於：
它們意味著一種「對知識的非分要求」（這裡沿用了波普爾的好友和論爭對手哈耶
克後來的話），在此，波普爾有意識地聯繫了他的《研究的邏輯》一書中的對歸納
邏輯的批判。這些哲學用一種可以簡單運用的一般性知識和簡單的解決問題的辦法
來蠱惑人心。但是在事實上，它們不再能夠與確實複雜得多的現實世界掛鉤。這一
現實世界是不能通過「集合概念」，而總是需要通過清晰表述的單一觀察進行把握
的。一種「批判性的、理性的」行事方式必須總是從一種「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
出發。因此，也不可能存在成功的並且是非極權的社會計劃方案。進步總只是通過
解決各單一問題得以實現的。不是「烏托邦的社會工程」指明了一個更好的未來，
而是「零星社會工程」。後者已經是以理性批判的可能性為前提，從而也是以言論
自由和多元主義為前提。波普爾把一個根據這些原則組織起來的自由主義社會稱作
為「開放社會」。與此相反，為「本質主義」和「整體論」思想所迷惑的社會不能
把各單一的批判理解為系統干擾。自由和多樣性在這樣一個幻境中沒有其位置。它
是一種「封閉社會」。
與哈耶克幾乎同時以其《通往奴役之路》所試圖做的那樣，波普爾的這部著作
較少地針對極權主義的公開的追隨者（他們幾乎是不可救藥的），而是更多地面向
被誤導的理想主義者，他們雖然也想擁有一個「開放的社會」，但並未由此吸納與
之相容的思想。如同哈耶克把那種國家對運作正常的市場經濟的自以為無害的干預
看作一種對整個自由的潛在的危險一樣，波普爾對一些思想家的觀點提出了警告，
這些思想家享有作為「古典主義者」的聲望，似乎已經沒有了任何的表面危險性。
如此系統性地對哲學神話進行尖銳批判，如此多的「紀念碑」從其底座上被掀起，
這是罕見的。波普爾的這部著作把柏拉圖的哲學國王們的嚴格等級制國家、黑格爾
把國家作為美德思想的實現這一執拗觀念，以及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卡爾﹒馬克
思的歷史觀當作是我們這一世紀中所發生的暴行的思想來源而加以揭露。波普爾在
此是當真的，有著自己的方法論要求。人們不應因為這些自以為「人道的」古典主
義者就是古典主義者而簡單地接受他們。人們必須使之接受批判性的檢驗，一旦接
收檢驗，這些古典主義者還往往幾乎經受不住。這應當是重要的，因為從學術角度
看「毫無意義的」概念大多為人們的幸福和自由帶來災難性後果。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在其出版後馬上成為「暢銷書」（至少從哲學類圖書的
銷售數字來衡量），不久被譯成若干種語言。這也促成了波普爾在1946年，即在戰
後不久獲得著名的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職位。他留在該校直至退休。在這一時期，
政治哲學的地位又有所退後。通過波普爾的影響，倫敦經濟學院不久成為世界上最
大的學術理論中心之一。在那裡，他的學生的名單讀起來如同某一行會組織的人名
錄，其中包括威廉﹒W．巴特利、約瑟夫﹒阿嘉西、 J．W．N．沃特金斯、伊姆勒
﹒拉卡托斯、保爾﹒費耶阿本特或歐內斯特﹒蓋爾納。波普爾的《猜測與反駁》
（1963年）包含了一種知識增長理論，在這類著作中，他進一步發展了《研究的邏
輯》一書中的方法和思路。在他與約翰﹒埃克爾斯爵士合編的《自我及其大腦》一
書中，他試圖把有關人腦的相面術研究與他的認識論聯接在一起。他的朋友，特利
爾哲學家格拉爾德﹒拉德尼茨基後來在為波普爾作出最終定論時的一番話幾乎毫無
誇張溢美之詞：「波普爾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科學理論家。」由於他的學術成
就，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1964年授予他爵士頭銜。
儘管如此，波普爾告假離校並提出了政治主張。即使在蘇聯共產主義勢力範圍
之外的「自由世界」裡，他也看到了非理性主義和不自由（潛滋暗長地）在活動。
由於他的「零星社會工程」概念可能被錯誤地詮釋為一種通往帶有福利國家特徵的
社會主義的明智和平穩的道路，而且正是這一點使得他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也為許
多社會民主黨人所喜愛，他已經在他1956年發表在德國《秩序》雜誌上的論著《自
由主義原則下的公共輿論》中對這種可能的錯誤詮釋進行了駁斥。在該文中，波普
爾對披著任何形式的外衣的國家信仰提出了警告：「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痛苦。它的
權力不應增多到超越其必要的程度。」早在1947年，他和弗裡德裡希﹒奧古斯特﹒
馮﹒哈耶克及許多志同道合者（包括德國經濟學家瓦爾特﹒歐肯以及後來的諾貝爾
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裡德曼和喬治﹒施蒂格勒）一起建立了一個松散的、遍
布全世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聯合會，即朝聖山學會。該協會應當有助於交流和傳
播自由思想和市場經濟思想，到目前為止，該協會仍然把這一點作為其任務之一。
波普爾終於在60年代末又作為政治思想家進入到公眾關注的中心。那是聲勢浩
大的學生動亂的時代，這些動亂與其說是真正的社會弊端的指示器，毋寧說是表現
了只在富裕條件下才可能的、無端意識形態化的文化和帶有不負責任的生活風格的
文化。對馬克思主義的推翻現存制度和實行共產主義革命的呼吁聲震於耳，但是最
終沒有結果。人們推崇赫爾伯特﹒馬爾庫塞的新馬克思主義學說，他在公開場合把
西方民主的自由主義的寬容解釋為「令人壓抑的」，因為它通過毫無目的的批判性
追問可能性使得通往烏托邦社會的真實道路失去作用。在這個時候，波普爾在哲學
上已升躍為新馬克思主義者的對極，他與後者進行了無數次公開交鋒和辯論。在這
一領域，波普爾不久也擁有了大量富有影響力的學生，他們繼續發展了他的「批判
的理性主義」政治理論，其中有德國社會學家拉爾夫﹒達倫道夫和哲學家漢斯﹒阿
爾伯特。
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屬於本世紀最偉大的政治思想經典著作。
當波普爾在1994年9月17日以92歲高齡逝世時，他留下了重要的哲學遺產。當然，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並未宣告有關政治的終極性真理。這似乎也是耐人尋味的，
因為這位思想家始終不渝地把所有知識看作為假說，並且把可通過事實推翻假說的
性質變成為科學性的規定性尺度。
在本部著作中，波普爾似乎在經濟學領域裡極少有其見識。儘管有著所有各種
贊成限制國家的權力以維持自由的辯護詞，但他總是一再為它指派一些任務（如景
氣調控），這些任務雖然符合有步驟地進行的「零星社會工程」的尺度，但是從長
遠看會低估自由市場的功能。波普爾的方法和思路本質上不可以為他所希冀的限制
國家作用提供明晰的尺度。許多市場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不無道理地對此提出了指責。
但是，這並不會削弱波普爾這部著作的意義。他這部著作的最重要的觀點最終
是其極其明顯的「否定性」。它是對所有那些威脅開放社會的偽科學（整體論、本
質主義、實證主義、歷史主義等等）的方法論處事方式的批判。在他的思想的「肯
定」部分，尤其是奠定 經濟學基礎的方面，有時還存在尚未解決的問題，對此波
普爾總是供認不諱。對於他，最終證偽這些假說的「否定性」的處理方式始終是進
步的惟一源泉。由此也就清楚，波普爾的哲學綱領是一種對新的和更好的解決辦法
的孜孜不倦的尋求。並非徒勞地，他把自己在1974年出版的自傳取名為具有眾多含
義的《無盡的探索》。因此，如果說《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還總是顯示出一些漏洞
和前後矛盾之處的話，那只是意味著，波普爾由此給他的學生和追隨者留下了繼續
研究的任務。借助由他所設想的批判的理性主義的方法論工具，波普爾也將進一步
激發人們在政治哲學中發展一個改進的、建設性的方法和思路，而且從根本上使這
種發展成為可能。本書的真實意義也就在於此。他將繼續幫助我們反對那些把我們
的世紀變成一個充滿暴行的世紀的思想。
1999年於科隆
人們將看到……埃瑞洪人是一個逆來順受、長期隱忍的民族，很容易被人牽著
鼻子走，一旦他們中間出現一位能吸引住他們的哲學家，使他們認識到他們既存的
制度並不是建立在最嚴格的道德原則基礎上的話，他們就會很快地將常識奉獻在邏
輯的聖壇之上。
——塞繆爾﹒勃特勒
第一版序言
如果本書就人類精神領袖中某些最偉大的人物講了一些刺耳的話，我相信，我
的動機並非是希望貶低他們。我的動機出於我的信念，即倘若我們的文明要繼續存
在的話，我們就必須破除遵從偉人的習慣。偉人可能會犯一些偉大的錯誤；而本書
所試圖表明的正是，以往的某些最偉大的領袖支持著對自由和理性的不斷攻擊。他
們的影響極少受到挑戰，對那些文明賴其保衛的人持續地加以誤導，並使他們產生
分化。如果我們猶猶豫豫，不能對公認為我們知識傳統一部分的東西直言批判的話，
這種悲劇性的、可能還是致命的分裂就會由我們來負責。由於不情願對其中的某些
東西加以批判，我們可能會助長對我們知識傳統的徹底摧毀。
本書是一部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的批判性導言，也是對某些社會重建原則的審
查。其目的和研究方法在《引言》中得到陳述。即使是回溯既往之處，書中的問題
也是我們自己時代的問題；而我也竭盡所能簡單地說明這些問題，希望能澄清我們
全都關注的這些爭議。
儘管本書以讀者能接受新思想為惟一的先決條件，但其宗旨並非全然是對這些
被加以探討以求解決的問題進行普及推廣。然而，出於服務於這兩種意圖的嘗試，
我將更具專業趣味的所有問題，都放在本書結尾所輯的《註釋》之中。
第二版序言
雖然本書的大量內容在較早的日子就形成了，但最終下定決心寫這本書卻是在
1938年3月我接到奧地利被佔領消息的那個日子。寫作的日期持續到1943年；本書大
部分寫於戰局未卜的黯淡歲月中，這一事實或許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本書的某些評論
在今天看來口氣上比我所能想到的還要情緒化，還要刺耳。但那時還不是裝腔作勢、
矯飾言詞的時候——或者說，至少這不是我那時的想法。本書既末明確地提到這次
戰爭，也未明確地提到任何其他當代事件；但本書卻是理解這些事件及其背景和戰
爭勝利後可能會出現的某些爭端的一個嘗試。預料到馬克思主義將會成為一個主要
問題，這是相當詳盡地對其加以探討的原因所在。
在現今晦暗不明的世界局勢中來看，本書所嘗試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很容
易被突出為本書的主要觀點。對本書的這種看法並非全錯，而且可能還是不可避免
的，雖則本書的目的要廣泛得多。馬克思主義僅僅是一個片斷——在為建設一個更
美好、更自由的世界而進行的持續不斷和充滿危險的鬥爭中，只是我們所犯的許多
錯誤中的一個。
有些人指摘我在論述馬克思時過於苛刻，而另外一些人則將我對他的溫和同我
對柏拉圖進行攻擊時的激烈進行了對比，對此我並非沒有預料到。但我感到仍有必
要以高度批判性的目光去看待柏拉圖。另一方面，馬克思常常遭受人身和道德領域
的攻擊，因而，有必要對涉及他們的道德方面和知識方面令人驚訝的指控加 以同
情性的理解，並結合這種理解對其理論進行嚴肅的理性批判。不管對錯，我覺得我
的評論是犀利的，因而我有能力探索馬克思的真正貢獻，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
肯定他的動機。無論如何，如果我們希望戰勝對手的話，顯然必須下功夫評估他的
實力。
不曾有一本書能夠完成。一旦我們進行寫作時，有足夠充分的理由發現所寫的
書不成熟，就會拋開這本書轉向其他工作。就我對柏拉圖和馬克思的評論而言，這
種無法避免的經驗一如常例，同樣令人煩惱。但隨著戰後歲月的逝去，我的大部分
建設性提議，尤其是遍及全書的樂觀情緒，使我顯得愈來愈天真。在我聽來，我自
己的聲音彷彿來自遙遠的過去——像是18世紀、甚至17世紀時一位充滿希望的社會
改革家的聲音。
但我沮喪情緒之所以消散，在很大程度上是訪問美國的結果；此刻，我感到高
興的是，在修訂本書時，我自己所做的只是增加新的材料，以及修正內容和風格上
的不妥之處，而且還抵禦住削弱本書主旨的誘惑。因為無論現今世界局勢如何，我
一如既往地充滿希望。
現在，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即使我們最大的不幸也是源自
某些既令人贊美和完美無暇、又充滿危險的東西——源自改善我們同時代人處境的
渴望。因為這些不幸是肇始於三個世紀以前的、或許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那一場道德
和精神領域革命的副產品。這場革命是無以計數的人們對將自身和思想從權威和偏
見之中解放出來的渴望；是他們建立一個開放社會的嘗試，這個社會將擯棄已完全
確立的純粹傳統的絕對權威，同時努力保留、發展和確立符合他們的自由、人道和
理性批判等標準的新舊傳統；是他們對袖手旁觀而將統治世界的所有責任全都交給
人類的或超人的權威所表示的不情願，也是他們分擔防止苦難的職責、為防止苦難
而工作的準備。這場革命創造出種種駭人聽聞的破壞性力量，但它們也許已經被克
服了。
鳴謝
我希望對我所有那些朋友表示謝忱，是他們使我得以寫作本書。C．G．F．西姆
金教授不僅對較早的稿本提供了幫助，還在近四年中給我提供了一個詳盡討論、澄
清問題的機會。瑪格麗特﹒達爾齊爾博士幫助我準備了許多草稿和定稿。她的不懈
幫助非常寶貴。H．拉森博士對歷史主義的關注是對我的鼓勵。T．K．尤爾教授閱讀
了手稿並對其改進提出了許多建議。海倫﹒赫維女士在編製索引方面投入了大量的
勞動。
我深深感激F．A馮﹒哈耶克教授。沒有他的關注和支持，本書將不會出版。E．
貢布裡希教授承擔了使本書順利付梓的工作，這一負擔還額外附帶英格蘭和新西蘭
之間艱巨的通信要求。他對我的幫助如此之大，以致於我對他的感激之情難以言表。
1944年 4月於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
雅各布﹒瓦伊納教授和J．D．馬博特先生欣然為本書第一版提供了詳細的評論
性注解供我使用，在準備修訂版時，我從中得到很大的幫助。蘭- 弗裡德夫人和勒
諾﹒哈蒂女士幫我閱讀了校樣。
1951年8月於倫敦
本書第三版增加了一個《主題索引》和《柏拉圖著作章節索引》，二者均由J．
阿加西博士編製。他還使我注意到許多錯誤，我已加以糾正。對他的幫助我十分感
激。鑒於理查德﹒羅賓遜先生對本書美國版所作的振奮人心和極受歡迎的評論（
《哲學評論》第 60卷，1951年，第 487—507頁），我已試圖在 6處改進和糾正了
柏拉圖著作的引文及其原文的出處。
1957年5月於加利福尼亞斯坦福
K.R．波普爾
引言
我不想隱瞞這個事實，即：我只能極端反感地看待所有這些時下流行的自命充
滿智慧的著作。我完全確信，……公認的方法必定無休止地增加蠢行和錯誤，而即
使所有這些想象出來的成就全然化為泡影，也不及這種煩冗不堪的偽科學那麼有害。
——康德
本書提出的問題從目錄看可能並不明顯。
書中概述了我們的文明所面臨的種種困境——這種文明或許可以被描述為以人
道和理性、平等和自由為目的；這種文明實際上仍處於嬰兒期，它十分頻繁地遭到
很多人類精神領袖的背叛，但儘管存在這個事實，它仍在不斷成長。本書試圖表明，
這種文明至今仍未從其誕生的震盪——從屈從於神秘力量的部落或「封閉」社會轉
變為釋放出人的決定性力量的「開放」社會——中完全復原。它試圖表明，這種轉
變的震盪是那些企圖或正企圖毀滅文明、重返部落主義的反動運動得以興起的因素
之一。它還表明，今天我們稱之為極權主義的東西，屬於正如我們文明自身一樣古
老或年輕的一種傳統。
因此，它試圖幫助我們理解極權主義以及對其進行不斷的鬥爭的意義。
它進而還試圖審查科學的批判和理性的方法在開放社會問題上的應用。它分析
了民主的社會重建原則，我稱之為「零星社會工程」原則，以與「烏托邦社會工程」
（在第9章將加以解釋）相對。它還試圖清除某些阻止對社會重建問題做一理性探討
的障礙。它這麼做的手段是批判那些應對在民主改革可能性上普遍存在的偏見負責
的社會哲學。這些哲學中最有影響的是我稱之為歷史主義的那種哲學。對歷史主義
某些重要形式的產生和影響加以描述，是本書主要論題之一，而本書甚至可以被說
成是一部有關某種歷史主義哲學發展的旁往合輯。涉及本書緣起的一些內容將指出
歷史主義指的是什麼和它怎樣與所提到的其他有爭論的問題聯繫在一起。
儘管我主要對物理學方法（因而也對與本書所探討的那些問題相去甚遠的技術
問題）感興趣，但我多年以來對社會科學中某些門類、尤其是社會哲學中頗不令人
滿意的狀況這一問題，也一直有所關注。當然，這就提出了它們的方法問題。我對
這一問題的關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極權主義的興起以及各種社會科學和社會哲學沒
能成功地對其做出解釋所致。
在這方面，有一點對我似乎特別緊迫。
人們屢屢聽到暗示著這種或那種形式的極權主義是不可避免的說法，許多因其
才智和教養而應對其所言負責的人，也預言極權主義無法逃避。他們向我們發問：
是否我們真的天真到足以相信民主會恆久存在；是否我們沒有認識到它只是歷史進
程中瞬息即逝的許多政體形式中的一種？他們不是力主為了同極權主義戰鬥，民主
不得不仿效極權主義的方式，因而其自身也變為極權主義；就是斷言如果不采納集
體主義的計劃方法，我們的工業體系就不能持續運行，並從集體主義經濟制度的不
可避免性推論出，社會生活采納極權主義形式也是不可避免的。
諸如此類的論據聽起來似乎足夠合理。但貌似合理並不就是這類問題的可靠准
則。實際上，人們在著手討論這些似是而非的問題之前，應該事先考慮下列方法問
題：進行總括性的歷史預言是否為社會科學力所能及？如果我們問一個人未來對人
類將是怎樣的，除了花言巧語者不負責的回答，我們能否期待更多？
這是一個社會科學方法問題。相對於為支持任何歷史預言而提出的任何特別論
據而進行的任何辯論，它顯然更為根本。
對這個問題的審慎考察使得我們確信，這類總括性的歷史預言完全超出科學方
法範圍之外。未來依靠我們自己，而我們不依靠任何歷史必然性。然而，有些有影
響的社會哲學卻持相反的觀點。它們宣稱：人人都運用其頭腦預測迫在眉睫的事件；
戰略家試圖預見戰爭的結局當然是合情合理的；這種預測和更總括性的歷史預言二
者之間的界限是變動不定的。它們斷言：科學的任務一般來說是進行預測，或更確
切地說，是改進我們每天的預測，給它們提供一個更可靠的基礎；而為我們提供長
期的歷史預言尤其是社會科學的任務。它們還相信它們已經發現了使它們能夠預言
歷史事件進程的種種歷史法則。各種提出這種主張的社會哲學，我將它們聚合在歷
史主義名下。在別的地方，在《歷史主義的貧困》（《經濟學》，1944—1945年）
中，我試圖對這些主張進行反駁，指出儘管它們貌似合理，但它們是建立在對科學
方法的嚴重誤解、尤其是對科學預測和歷史預言之間區別的忽視的基礎上的。在對
歷史主義主張進行系統的分析和批判的同時，我還試圖收集了一些材料以便闡明它
的發展。出於那個目的而收集起來的筆記成為本書的基礎。
對歷史主義的系統分析以某種類似科學狀態的東西為目標。本書則不然。本書
所表達的許多意見都是個人的。它所受惠的科學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其種種局限
的意識：它既不提供什麼都證明不了的證據，也不在只能給出個人觀點之處妄稱是
科學的。它不想以新的哲學體系取代；日的體系。它不想在所有這些充滿智慧的大
作、在時下流行的關於歷史和命運的形而上學之上有所增擴。相反，它想表明預言
的智慧是有害的，歷史的形而上學阻礙了零星的科學方法在社會改革問題上的應用。
進而，它還想指出，一旦我們不再像預言家那樣裝腔作勢的話，我們就能夠成為自
己命運的創造者。
在追溯歷史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我發現在我們精神領袖中間，如此普遍的歷史
預言這個危險的習慣有各種各樣的功能。它總是屬於秘傳者的內部圈子，並具有普
遍的預言歷史進程的能力，以此取悅於人。此外，還存在精神領袖被賦予這類能力、
不具備它們也許會導致社會地位喪失的這一傳統。另一方面，他們被揭去騙子假面
具的危險非常之小，因為他們總是能夠指出做些不太總括性的預測當然是可以的，
況且這些預測和占卜術之間的界限是變化不定的。
但堅持歷史主義信念有時有進一步或許更深刻的動機。預言千禧年來臨的預言
家也許表達了一種不滿感覺；他們的夢想確實給予某些離開它們便很難有所作為的
人以希望和鼓舞。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他們的影響容易阻止我們面對每天的種種
社會生活任務。而且宣告滑入極權主義（或者也可能是管理主義）之類的某些事件
注定會發生的那些次要預言家，無論是否出於他們的願望，都會在促成這些事件發
生上起到作用。他們有關民主不會永久持續的妄說和人類理性不會永久持續的斷言，
同樣是千真萬確的，卻同樣都不太關乎宏旨，因為只有民主提供了一種使非暴力改
革成為可能的制度框架，理性在政治事務中的運用也是如此。可是，他們的妄說容
易使同極權主義戰鬥的那些人消沉低落；其動機在於支持對文明的背叛。如果我們
考慮到歷史主義形而上學傾向於將人們從過重的責任中解脫出來，似乎就能找到更
進一步的動機。如果你知道無論你做什麼事情注定會發生的話，那你就會自願地放
棄同他們的戰鬥。尤其特別是，你會不再努力控制絕大多數人一致認為是社會禍端
的那些事情，諸如戰爭，或者說一個相對較小但很重要的事情，如官僚的暴虐。
我不想說歷史主義必定總會導致這類事情。有些歷史主義者——特別是馬克思
主義者——並不想把人們從他們過重的責任中解脫出來。而另一方面，有些社會哲
學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歷史主義，但卻宣揚理性在社會生活中無能為力，並通過這種
反理性主義宣傳這種態度：「要麼追隨領袖、偉大的政治家，要麼自己成為領袖」；
這種態度對絕大多數人意味著對統治社會的個人的或來源不明的力量的消極屈從。
現在，認識到這一點是饒有趣味的：那些指斥理性、甚至將其譴責為我們時代
的禍端的人中有些人這麼做，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認識到歷史預言超出理性的能力這
個事實，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們在歷史預言之外想不出社會科學或社會中的理性還
有別的什麼功用。換言之，他們是失望的歷史主義者；他們是這樣一些人：儘管認
識到歷史主義的貧困，卻意識不到他們仍保留著根本的歷史主義偏見，即社會科學
如果確實有某種用途的話，其必定是預言的用途的信條。顯然，這種看法必然導致
科學和理性在社會生活各種問題中——並最終在權力學說、統治和屈從學說中——
的運用遭到擯棄。
為什麼所有這些社會哲學都支持這種對文明的背叛？它們深受歡迎的秘密何在？
為什麼它們能吸引和說服如此之多的知識分子？我傾向於認為原因在於它們對一個
不符合、也不可能符合我們的道德理想和盡善盡美之夢想的世界，表達出一種深切
的不滿。歷史主義（和相關觀點）支持對文明的背叛這一趨勢，或許應歸因於這個
事實，即歷史主義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我們文明及其對個人責任感的要求這一特
性的反抗。
剛剛提及的這些內容有些不太清楚，但它對一篇引言卻肯定足夠了。它們在下
文，特別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這一章中為史料所充實。我本打算將這一章放在
本書的開篇，以其標題的趣味，肯定會產生一篇更加引人入勝的引言。但我發現，
除非在書中先行討論史料，否則人們便不會感覺到歷史闡釋的全部份量。似乎人們
必須首先為柏拉圖的正義理論同現代極權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一致性搞得困惑不安，
才會感到說明這些問題是多麼地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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