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這一活動（同他人隔離是這一活動的必要前提）盡管不能建構一個自治的公共
領域——在這一領域中，人作為人展現自我——但在許多方面都同展現空間有關；至少
它同由它產生的有形的俗物世界有關。因此，技藝可能是一種非政治的生活方式，但它
當然不是反政治的。然而，這恰恰是勞動的一種狀況，它是這樣一種活動，在這種活動
中，人既不與世界在一起，也不與他人在一起，而只與自身相處，面對生存的必需。當
然，他也與人相處交往，但這種相處並無真正的多樣性的明確記號。這種相處如同技藝
（更不用說那些獨特的人的相互關係了），不寓於不同技術與職業的有目的的結合中，
而是存在於從根本上相似的個體的增殖中——因為僅僅作為有機物而言，他們都是相似
的。
    把一群人組織在一起勞動（在這當中，眾多的個體「就像一個人似的共同勞動』勺，
這正是勞動的本質所在；正是在此意義上，相處與勞動的聯繫比與其他任何活動的聯繫
更密切。夠但是，這種「勞動的集體性本質」除了建構一個（對勞動者群體的每一個人
來說）可認識、能鑒別的實體外，反過來也使他fi〕喪失了對個性和身份的自覺意識；
也正因為如此，勞動中產生的所有「價值」超越了它在生命過程明顯的功能，它完全是
「社會性的」，在本質上與吃喝所帶來的附加快樂沒什麼不同。社會性來自人同自然的
新陳代謝活動，它不是建立在平等上，而是建立在相似上；在這一觀點看來，以下一點
再正確不過了——「從本質上說，哲學家在天資秉賦與性情方面同街頭小販並無多大區
別，就像馴犬與獵犬沒多大區別一樣」。亞當•斯密的這種觀點確實更適合於一個消費
者社會，而非交易市場中聚集的人群。這個交易市場使生產者的技能和品質得以展現，
因而總是給差別提供了某些基礎。
    在一個以勞動、消費和共同表達為基礎的社會裡盛行的相似性與共同勞動的肉體經
歷密切相關——在共同勞動中，勞動的生物性節奏促使勞動者融合成這樣一個團體，以
至於每個人都不再覺得自己是一個個體，而是都同其他人相連的一分子。當然，這也緩
和了勞動帶來的辛勞困苦，就像排隊行軍可以使每個士兵走得輕鬆一樣。因此，對於動
物化勞動者而言，這一點是非常正確的：「勞動的意識與價值完全依賴於社會狀況。」
即依賴於勞動和消費過程輕鬆自如地發揮功用的程度，而不受「恰當表達的專家態度」
的制約。問題僅在於，最佳的「社會狀況」正是那種有可能使人的身份得以喪失的狀況。
眾人合一在根本上是反政治的；政治或商業社會盛行的是眾人合一的反面——一以亞里
土多德為例——這一反面不包括兩個物理學家的結合，而是一個物理學家和一個農民的
結合，「總之，是不同的獨特的人」的結合。
    公共領域中的平等必然是一種不平等的平等，在某些方面以及出於某些特殊目的需
要被「平等對待」。如此，平等化的因素不是來自人的「本性」，而是來自外部，就像
金錢（再舉亞里士多德為例）作為一種使物理學家和農夫的不平等活動平等化的外部因
素為人所需一樣。因此，政治平等與我們在死亡面前的平等（死亡作為所有人的共同命
運來自人的條件），與上帝面前的平等（至少，在基督教的解釋中我們平等地面對人生
與生俱來的原罪）恰恰相反。在這些例子中，無平等者可言，因為相似性隨處可見；不
過，基於同樣的理由，這種相似性的實際經歷（即生與死的經歷）不僅在疏離狀況中發
生，而且在完全孤獨的狀況中發生。在這種狀況中沒有真正的交流，更不用說結盟與組
織社團了。從塵世和公共領域的角度說，生死以及表明相似性的一切東西都是非塵世的
反政治的、真正的超驗體驗。
    動物化勞動者無力作區分、無力言語和行動，這好像被古代和摩登時代缺乏令人矚
目的、重大的奴隸反抗所證實。然而，同樣令人矚目的是勞工運動在現代政治中所起的
突然而至、而又常常具有非凡成果的作用。歐洲的工人階級（就其組織起來、因而成為
人民的領導者而言）在現代史上寫下了最輝煌、也許是最有希望的篇章。，不過，盡管
政治和經濟的界線，政治組織和工會的界線已經模糊，但這兩者不能被混淆。保護工人
階級利益並為之戰鬥的工會有責任使自身完全融入現代社會，尤其有責任在經濟安全、
社會威望及政治權力方面得到顯著提高。工人階級的政黨在大多數時間裡一直是利益集
團，這與代表其他社會階級的利益集團沒什麼不同。差別只在於，在那些罕見的、決定
性的時刻（即在革命的進程中），會突然出其不意地出現這種狀況：這些人——如果沒
有正式的黨綱和意識形態的指導——對在現代條件下建立民主政府具有自己的看法。換
言之，二者的區別不是一個極端的社會與經濟要求的問題，而只是對上種新的政府形式
所持的立場。
    歷史事實——工人階級的政治生產力——與從勞動活動的分析中得到的表面資料之
間顯而易見的差異，很可能在深入考察勞工運動的發展結果及本質後不復存在。奴隸勞
動與現代自由勞動之間的主要區別不在於勞動者是否擁有個人自由——行動、經濟行為
及個人不可侵犯的自由，而在於他是否有權參加公共領域的活動，並作為一個公民獲得
完全的解放。勞動史上的轉折點是取消選舉權的財產資格。一直到這之前，自由勞動的
地位一直與古代不斷獲得解放的奴隸人口的地位非常相似；這些人是自由的（與外籍居
民的地位相同），但不是公民。與古代奴隸的解放相比——作為一條規則，當奴隸不再
是奴隸時，他也就不再是一個勞動者；因此，奴隸制保留了勞動的社會條件，不管有多
少奴隸獲得解放，勞動的現代解放旨在提升勞動活動本身，而這在作為人的勞動者享有
個人及公民權利之前就已是事實了。
    然而，勞動者事實上的解放還有一個重要的附帶影響，這就是這一人口的全新部分
或多或少突然被允許可進入公共領域，也就是公開出現；幽與此同時，不被納入社會，
不在社會一切重要的經濟活動充當任何領導角色。可以說，這些人又被排斥在公共領域
之外。在人類事務領域中展現自我、惹人注目，它的一個重要作用也許再也沒有比這個
事實所作的解釋更准確的了：勞動者，當他們登上歷史舞台時，就感到有必要穿上自己
的服裝，在法國大革命中他們甚至從服裝中產生了自己的名字。借助這套服裝，他們將
自己與其他所有人作了區別。
    勞工運動之所以在其早期遭受挫折——這一情況在資本主義還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
國家，如東歐，還有意大利或西班牙，甚至法國仍然如此——在於它反對作為一個整體
的社會。這些運動之所以能在一個相對較短暫，且常常處於極端不利的環境下爭取到巨
大的潛在力量，乃是由於這一事實：不管所有的高談闊論與理論觀點怎樣，他們是政治
舞台中唯—一支不僅捍衛自己的經濟利益，而且在進行一場成熟的政治斗爭的階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