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塚無碑，掩埋著一段血寫的歷史
當我又一次來到錦田，正是春末夏初的清明時節，漫山遍野開滿了黃白的花。那時
一種高大的喬木，墨綠色的葉子類似椿樹，枝端綴著繁盛的花穗，花朵細小如米蘭，黃
白相間，密密麻麻，錦田平原和周圍的山上長滿了這種樹，白茫茫一望無際。我問當地
人：「這是什麼樹？」回答是：「唔知呀。」問了許多人，都說不知道，他們大約是司
空見慣了，並不去追究樹木的名稱，而在我這個遠方來客的眼中和心中，那黃白的花卻
具有極強烈的象征意味，尤其是在這清明時節。
我從吉慶圍往北，沿著錦田五圍六村之間的小路前行兩公里許，出了水尾村，進入
逢吉鄉，便到了雞公山下。這裡是錦田平原的北端，山下一片開闊地，竹林、農捨、菜
田，一株古老的榕樹，盤根錯節，絲絲縷縷的氣根從茂密的枝幹間垂向大地。穿過濃密
的樹蔭，我尋訪的目的地到了。
這是一座碩大的墳墓，佔地數十平方米，墓身呈平緩的坡形，以水泥覆頂，正面砌
以屏風式石壁，本也是粵地常見的墓葬形式。而不尋常之處在於，這座墳墓並沒有記載
墓主姓名和事跡的碑刻，正中的墓門部位，上方鐫一「萬」字圖案，下嵌一長方形石碑，
刻有「義塚」二字；旁有一聯：「早達三摩地，高超六欲天」；兩翼橫題「西方極樂」
四字、這些帶有佛教意味的文字，極易使人產生錯覺，以為墳墓中埋葬的是什麼高僧或
者篤信如來的善男信女。其實不然，這座墳墓和佛教沒有任何關係，「錯覺」是修墓人
故意制造的，以隱蔽事實真象，因為，在這一抔黃土下面，掩埋著一段血寫的歷史……
十九世紀末葉，中國在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列強瓜分中國之勢已成，大英帝國趁
機謀求香港「拓界」，經過長達兩個月的談判，脅迫清朝政府於1898年6月9日簽訂了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行租借廣東新安縣三分之二的土地，租期九十九年。這是繼
1842年8月29日簽訂的《南京條約》、1860年10月24日簽訂的《北京條約》之後，中、
英之間關於香港的第三個不平等條約，英國侵吞中國領土香港的「三部曲」終於宣告完
成，於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界限街」之北又增加了一塊「New Territories」——「新
租借地」，簡稱「新界」，土地面積由此擴展了十一倍，水域擴展了四五十倍。
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海盜行徑和清朝政府的軟弱無能，激起了新安縣人民的強烈義憤，
鄧、文、廖、彭、侯五大家族聯合十萬鄉民發起抗英保土的武裝鬥爭，並且得到了深圳、
東莞、惠州等地民間社團的支持，在1899年4月港英接管「新界」前後，他們與英國軍
隊、警察展開了殊死搏鬥，先後兩戰大埔，再戰林村谷、上村石頭圍，最後據守錦田吉
慶圍，與敵血戰到底。圍破之時，英軍大肆「屠城」，無數抗英志士為守盡最後一寸國
土獻出了熱血與生命，譜寫了一曲中華民族不甘受辱、寧死不屈的慷慨悲歌。中國人民
歷來富於抵禦外侮的光榮傳統，但是，與戚繼光抗倭、鄭成功收復台灣、三元裡抗英斗
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有所不同的是，「新界」人民的抗英鬥爭是在兩國已經正
式簽訂拓界《專條》和《合同》之後進行的，他們已經失去了祖國，成為大清國的「遺
民」，不但得不到清朝政府和軍隊的支持，反而還受到官方告示的威脅和官軍彈壓的危
險，他們的行動在中、英兩方面都是「非法」的，而且，以胼手胝足的農夫，落後、原
始的武器，去對付擁有先進武器裝備、訓練有素的大英皇家軍隊和警察，其結局必敗無
疑。然而他們知其不時為而為之，寧做華夏之鬼，不做英夷之民，其英勇悲壯可謂前無
古人！他們捐軀之日，「新界」已經飄揚著「米」字旗，籠罩在殖民主義血腥恐怖之中，
港英當局大肆搜捕抗英領袖，沒收他們的財產，查抄抗英指揮部，盤查、傳喚、逼供、
處罰村民，強迫他們遞交「歸順」請願書，倖存的抗英志士和他們的家屬不得不逃亡內
地，有家難歸。死難者的遺體則由鄉親們肉葬在雞公山下，血肉之軀和著那血染的黃士，
堆成一座碩大的土墳，直到三十五年後，才執骨修建了這座「義塚」，那時已是二十世
紀三十年代了。為了避免港英當局的追查和迫害，這座「義塚」沒有樹立墓碑，而實際
上，墓中到底埋葬著多少位抗英烈士，也已經難以確切統計了，他們不屈的英靈默默地
長眠地下，隱姓埋名，等待著國土回歸、日月重光的那一天，從他們捐軀之日算起，將
要等待九十八年，才到租約期滿，那一天是1997年6月30日。
我從北京遠道而來，拜謁雞公山下這座無名烈士的義塚，憑吊這些為國捐軀的英靈。
義塚無碑，英靈無言，我向他們三鞠躬，默默地，默默地……
我一次一次從港島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龍半島，翻越大帽山，從吐露港到大埔墟，
從林村谷到石頭圍，從錦田到屏山、廈村，沿著他們當年走過的路，辨認他們戰鬥的足
跡，查詢他們的姓名。時過境遷，物是人非，九十多年的時間在歷史老人眼中只不過昨
日之事，而在人間卻顯得十分遙遠了，那一場血肉之軀的激烈搏鬥，那一群寧死不屈的
中國人，長眠在地下，被埋沒得太久了，要清晰地認以他們，已經十分困難了。
在吉慶圍西門前方不遠，路旁有一座「友鄰堂」，經常關閉著大門，不知底蘊的人
很難想象它是作什麼用的。此堂原名「英雄祠」，供奉著黑白兩色木牌，代表當年英軍
屠圍時死難的鄧姓與外姓抗英烈士。「英雄祠」後來修繕一新，卻改了名字叫「友鄰
堂」，其中的衷曲自然也無須解釋，在港英統治之下的香港，紀念抗英烈士只能用這種
「地下」或「半地下」的方式。我試圖從牌位上找到我心中默念著的名字，但是沒有找
到，犧牲的人太多了，而留下姓名的又太少了！
我從錦田來到元朗舊墟，尋找當年抗英總指揮部「太平公局」的遺址，它早已不存
在了，我只根據有關線索，找到了位於公局後門的那棵大榕樹，據當地人說，它也已經
不是原物，當年的老榕樹被颱風摧毀，現在的這棵是在原址補種的。如今老干龍鐘，枝
葉蔥寵，樹冠直徑數文，也頗具規模，睹物思史，聊作紀念吧！
與當年抗英鬥爭有關的文物，保存最為完好的當屬錦田的「清樂鄧公祠」、廈村的
鄧氏宗祠「友恭堂」、屏山的鄧氏宗祠，因為這些建築都是宗族祭祀場所而得以保存下
來，並且不斷修葺，至今仍呈現完整的面貌。覲廷書室當年曾是太平公局首領們進行抗
英鬥爭的參謀部，屏山失陷後，又成為英軍的指揮部，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它被港
英「手下留情」而未被摧毀。1993年，包括覲廷書室在內的「屏山文物徑」正式開放，
古塔聚星樓、上璋圍、侯王廟、五桂堂、鄧氏宗祠、愈喬二公詞、若虛書室、洪聖宮、
述卿書室等修葺一新的古典建築迤邐一公里，移步換景，令中外游客大開眼界。末代港
督彭定康從港島中環總督府遠道驅車趕來，親自主持了開幕儀式並剪彩，為這一民間活
動增添了政治色彩，似乎要給人造成一個強烈的印象：港英政府是如何珍視香港的文物
古跡，如何尊重華人傳統文化，如何熱心公益，與民同樂，然而，表面的熱熱鬧鬧卻難
以掩蓋殘酷的事實。
就在這條文物徑的盡頭，六百年古塔聚星樓的近旁，有一座硬山式老屋，已經十分
破舊了，粉牆斑斑駁駁，門前堆滿垃圾雜物，長著齊腰深的荒草，與修葺一新的聚星樓
極不協調。它顯然不在供人參觀的「文物徑」之內。出於尋訪歷史的好奇，我走近了這
座已經廢棄的三開間老屋，端詳著簷下殘存的木雕、壁畫和花崗巖雕成的門框，門媚上
浮雕著「達德公所」四個楷書大字，不知是什麼意思。這房子比我腳下的地面要低很多，
像是「入土半截」，顯然是出於某種原因，房前的地面墊高了，老屋不能隨之拔高，仍
然屈居於原來的地基，便如同陷進了深坑。我探頭往門內看去，不覺又吃了一驚，原來
這老屋不但「入土半截」，而且還存著半截水，黑黝黝微波不起，那是一潭死水，彷彿
是一座水牢，令人毛骨悚然。
緊靠「達德公所」的右側，相連又是一座同樣風格的老屋，但山牆比它低了尺許，
並且幅寬也小得多，僅僅一開間。門框也是以花崗巖雕成，門媚上浮雕著三個大字：
「英勇詞」。與「達德公所」一樣，它裡面也積了半截死水。
這兩座老屋使我大惑不解：此「所」是個什麼機構？此「詞」又是祭祖何人？又為
什麼廢棄破敗如此呢？
屏山鄧氏宗祠「一體堂」司理、七十三歲的鄧聖時老人以徐緩低沉的聲調，回答了
我的疑問，揭開了那塵封的歷史……
屏山文物徑近旁，當年曾經有一條屏山河，發源於洪水山，自南向北，蜿蜒曲折，
流經三圍六村，匯入深圳灣，聚星樓前便是入海口，港闊水深，載重木船可以駛進橋頭
圍的拱橋，建築祠堂、書室的石柱、石樑都是從水路運來。「門環碧水觀龍躍，地枕屏
山聽鹿鳴」，青山古圍、小橋流水、漁歌帆影，繪就一派旖旎幽雅的田園風光。屏山河
不僅是天然的洩洪河道，兩岸村民的生活廢水經過池塘的沉澱，澄清後也流入河道。池
塘夏季養魚，冬季塘涸，又可取泥肥田。按照現代環保理論，屏山先民們這一「制天而
用之」的良性循環系統倒是十分科學，立村八百年來，即使盛夏豪雨，山洪暴發，也調
節自如，從未發生水浸災害。
屏山由於地理環境優越，水陸交通便利，成為附近一帶鄉村的中心，從深水涉沿西
部海岸到後海灣，再加上腹地八鄉一帶，共39個自然村落組成一個「約」，名為「達德
約」，辦公地點設在屏山，稱為「達德公所」，也就是我所見到的這座老屋。就在1899
年港英武裝接管「新界」之時，達德約39村的鄉民聯合起來，募集款項，購買槍支彈藥，
組織青壯男丁，抗擊侵略者，遭到港英軍隊和警察的殘酷鎮壓，許多抗英志士流血犧牲。
國恨家仇埋藏在心底，屏山人集資修葺「達德公所」，為抗英義士刻石立碑，一一記下
烈士、烈婦的英名；又在近旁興建「英勇祠」，配享祭祀，讓子子孫孫永遠不要忘記那
血寫的歷史。
「達德公所」和「英勇詞」刺痛了港英政府的神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港府將
毗鄰屏山的天水圍闢為新市鎮，乘此機會，借口「市政建設需要」，下令填平了屏山河，
周圍的農田也墊高五六米，建起一片高樓。從此，屏山三圍六村的天然排水系統遭到徹
底破壞，山洪、雨水和生活廢水無以排放，地勢低凹的「達德公所」和「英勇祠」慘遭
水淹，雖用一台水泵終年抽水，也無濟於事，屋內污水深達數尺，一面後牆已被腐蝕損
毀，整個建築也岌岌可危！
百年歲月在我眼前重現。懷著沉重的心情注目那一潭死水的深處，抗英義士紀念碑
依稀可見，上方一塊橫匾鐫刻著四個金色大字：「忠義留芳」。那些為國捐軀的英魂竟
被浸泡在污水之中，激憤的熱淚模糊了我的雙眼！在文物薈萃的屏山，歷盡劫難百年不
倒的老屋「達德公所」和「英勇詞」，「忠義留芳」的抗英義士紀念碑，無疑是最具歷
史意義的文物，卻不但被港英排除在「文物徑」之外，而且處心積慮，必欲將之淹垮、
摧毀而後快，以銷毀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證。然而，血寫的歷史，水沖得掉嗎？
這塊紀念碑是1939年重修「達德公所」時刊立的，上面記載著的烈士、烈婦姓名，
屏山鄉八十一人，橫洲鄉三十三人，沙江鄉十八人，長莆鄉一人，下岸鄉三人，鞍崗鄉
一人，上村鄉四人，元崗鄉四人，台山鄉五人，鰲磡鄉六人，山下鄉五人，管乙鄉五人，
懷德鄉三人，錦田鄉一人，西路囗家三人，共一百七十三人，姓氏包括鄧、林、陶、蘇、
李、蔡、黃、梁、楊、洪、薛、鄭、馮、莊、陳、曾、關、何、胡、莫、彭、簡、黎、
駱、張、程、房、許共二十八姓，以鄧姓最多。其中有些烈士姓氏不詳，僅錄下「阿
英」、「阿珠」這樣的乳名，有些烈婦連個正式名字也沒有，如「鄧門樑氏」、「蘇門
黃氏」等等，這是當時對已婚婦女的習慣稱呼，而「興嬌林姑」、「連喜蔡姑」、「群
妹黃姑」則是一些年輕姑娘的名字，死難時尚未出嫁，還保留著娘家的姓氏。每一個名
字代表著一個鮮活的生命，當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者強佔他們的家園之時，這些農夫、農
婦、農女拿起火銃、大刀、長矛甚至菜刀，與稱霸世界的英國殖民軍血戰，直至生命的
最後一息。
鄉民們的抵抗運動終歸於失敗，英軍占領了屏山，隨即在鄉民們視為「風水寶地」
的屏山嶺修建了兩座建築：警署和理民府，居高臨下，虎視眈眈，威懾著被「征服」的
百姓。那警署的紅色瓦頂令鄉民們觸目驚心，強盜橫行，豺狼入室，屏山的「風水」被
破壞殆盡！鄧聖時老人和我一起站在他所居住的四層樓陽台上，注視著那如巨石壓頂的
警署，對我說：「這塊巨石，已經在屏山人心上壓了將近百年。要說是風水，它就是風
水；要說是心理，它就是心理；要說是政治，它就是政治；而說到用途，它是和我們為
敵的，用來鎮壓我們的。這是我們屏山立村八百年來最大的恥辱！」老人把話說盡了，
顯然他並不十分篤信「風水」，而對當年那場流血鬥爭進行了深層的剖析：心理、政治、
軍事，說到底，是一個國家侵略另一個主權國家，一個民族壓迫另一個酷愛和平的民族，
強權政治、海盜手段，完全違背國際公理、人類道義，它又怎麼能真正把中國人「征服」
呢？屏山嶺下，「英勇詞」中，那「忠義留芳」紀念碑上一個個血寫的姓名便是最好的
證明！
當我從鄧聖時老人手中接過紀念碑碑文的複製件，如獲至寶，急切地拜讀那被歲月
湮沒的姓名。我以為，這就是從大埔之戰到吉慶圍之戰全部死難烈士的名單，就是雞公
山下的「義家」所掩埋的血肉之軀的名單。但是我錯了，碑上只有一百七十三個名字，
而在「新界」保衛戰中犧牲的烈士、烈婦的數目則數十、數百倍於此也不止，英勇詞中
祭祀的死難者只不過是其中極小的一部分，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連姓名也沒有留下來，
青山處處埋忠骨，與這片浸透鮮血的熱土共存了。
若干歷史事實的考訂與思辨
本書所寫的事件，自1898年4月中、英關於香港拓界的談判始，至1900年1月李鴻章
出任兩廣總督終，但涉及的歷史遠不止此，實際上，有關晚清史、香港史和「新界」家
族史的許多問題都無可迴避。其中有些問題已有定論，有些則撲朔迷離，我在采訪、考
察中得以逐步弄清，還有一些則已被歲月所湮沒，目前尚難以作出確切的判斷。
關於鄧氏遷居錦田的年代
鄧氏是「新界」五大家族之一，1899年抗英鬥爭的主力，因此，對鄧氏家族史不可
不詳察。鄧氏原籍江西吉水縣白沙村，宋代遷居到此，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對於遷居錦
田的年代和始祖，卻歷來有兩種說法。
一為「漢黻遷居錦田」說：北宋初，江西吉水白沙村人鄧漢黻，官至承務郎，宦游
廣東，樂粵俗之淳，於太祖開寶六年（公元973年）卜居於東莞岑田，即今之錦田，是
為江西鄧氏遷居錦田始祖。鄧聖時先生提供的《錦田鄧氏族譜》、《屏山鄧氏族譜》均
主此說，並有《田賦記》、《鄧氏族譜圖記》、《符公碑文記》、《南屏鄧公墓銘》等
歷史文獻以資佐證。
一為「符協遷居錦田」說：鄧符，字符協，號瀛齋，於北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
1069年）登進士，授陽春縣令、權南雄淬，後宦游至寶安，因覺風土之優美，乃奉三代
考妣，遷葬於此，並於圭角山下，創辦力瀛齋，建書樓，讀書講學，為鄧氏遷居錦田始
祖。清嘉慶年間王崇熙撰《新安縣志》主此說，且在香港流傳甚廣，出版物中多所引用。
兩說相比，前後相差九十六年。我采用「漢黻遷居錦田」說，理由是：鄧氏老族譜
由鄧氏十三世祖、明寧國府正堂鄧彥通續寫，成書年代在十四世紀末，遠遠早於清嘉慶
年間編纂的《新安縣志》，且有其他旁證甚多，如：1565年，鄧世隆撰鄧氏族譜序稱：
「漢黻公膺承務郎，宦游入廣東，……遂築室建基於邑之岑田……此公為一世初祖也。」
1566年，鄧垂范撰《符公碑文記》稱：「漢故先……開寶中興始徙東莞岑田裡。」1708
年，《鄧都慶堂五大房間派宗祠重修碑記》稱：「始祖漢黻公仕宋為承務郎，於開寶六
年宦游至粵，卜居於莞之九都圭角山下。」由此足見，鄧氏族譜本身流傳有序，為粵派
鄧氏五大房所公認，其權威性當無可懷疑，而《縣志》編纂者王崇熙系外姓人言鄧家事，
且無旁證，不足為憑。結論：鄧漢黻為江西鄧氏遷居錦田始祖；而鄧符協為鄧漢黻四世
孫，雖有創辦力瀛齋之盛舉，但非遷居錦田始祖。
關於宋王台遺跡
香港的地面文物之中，宋王台是我最感興趣的古跡之一。其原因在於它的悲劇色彩：
南宋末年少帝孤臣流亡到此，矢志抗元，守盡最後一寸宋土，壯烈殉國，這實在是中華
民族五千年歷史中極為可歌可泣的一幕，而它的發生地在數百年後又不幸被異邦割占，
歷史的前後觀照更增添了蒼涼悲壯之感。現在的宋王台公園在九龍啟德機場西側的世運
道與馬頭湧道之間，是一個小而又小的袖珍公園，園中僅一方石，刻「宋王台」三字。
此石雖系原物，卻非原貌，也不在原處。宋王台本來靠近九龍灣，距九龍寨城以南約數
百米，有一座小山，山頂一塊未經雕琢的渾然巨石，正面榜書「宋王台」三字，右首題
款為「清嘉慶丁卯重修」，當為嘉慶十二年，公元1807年。自南宋淪亡，經元、明、清
三朝，數百年間，宋王台遺跡一直得以保存，當地人民引以為自豪，即使在英占九龍之
後，港英政府對於這處古跡也不敢造次，將宋王台所在的小山命名為聖山（Sacred
Hill）。1915年，香港大學賴際熙教授呼吁港府保護宋王台古跡，由紳商李瑞琴出資贊
助，在巨石周圍構築石垣，重樹牌坊，鐫聯曰：「一聲望帝啼荒殿，百戰河山見落暉。」
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占香港時期，日寇為擴展啟德機場，借口宋王台妨礙飛機起
落，將巨石炸裂為三，拋落山腳。日寇投降之後，港英政府繼續擴建機場，把聖山也鏟
平了，昔日的宋王台遺址便成為啟德機場的一部分。後應九龍街坊會的請求，港府派工
人把日寇毀壞的殘石切割整理，另遷新址，即今天的宋王台公園，於1960年開幕。所幸
的是，殘石中間部分「宋王台」三字及有首題款完好無缺，歷六百年滄桑的「宋王台」
刻石遂得以重見天日，傳之久遠。
宋王台公園有一座石碑，上刻《九龍宋皇台遺址碑記》，其辭曰：
宋皇台遺址在九龍灣西岸，原有小阜名「聖山一者。巨石巍峨，矗立其上，西面橫
列元刻「宋王台」榜書，旁綴「清嘉慶丁卯重修」七字。一九一五年，香港大學教授賴
際熙吁請政府劃地數畝，永作斯台遺址，港紳李瑞琴贊襄其事，捐建石垣繚焉。迨日軍
陷港，擴築飛機場，爆石裂而為三，中一石摩崖請字完整如故。香港光復後，有司本保
存古跡之旨，在機場之西南距原址可三百尺，闢地建公園，削其石為長方形，移實國內，
藉作標識，亦從眾意也。考台址明、清屬廣州府新安縣，宋時則屬廣州郡東莞縣，稱
「官富場」。端宗正位福州，以元兵追迫，遂入海，由是而泉州而潮州而惠州之甲子門，
以景炎二年春入廣州。治二月，舟次於梅蔚，四月進駐場地，嘗建行宮於此，世稱「宋
皇台」。或謂端宗每每慈息於石下洞中，故名，非所知矣。其年六月，移蹕古塔。九月
如淺灣，即今之荃灣也。十一月元兵來襲，乃復乘舟遷秀山。計駐於九龍者，凡十閱月
焉。有宋一代，邊患迭興，西夏而外，抗遼、抗金、抗元，無寧歲。洎夫末葉，顛沛蒙
塵，暫止於海水筮一隅，圖匡復興。後此□山，君臣所踐履者，同為九州南盡之一寸宋
土，供後人憑吊而已。石刻宜稱「皇」，其作「王」，實沿元修宋史之謬，於本紀附二
王，致誤今名。是國日「宋皇台公園」，園前大道日「宋皇台道」，皆作「皇」，正名
也。方端宗之流離播粵也，宗室隨而南者甚眾，後乃散居各地，趙氏譜牒，彰彰可稽。
抑又聞之聖山之西南有二王殿村，以端宗偕弟衛王囗同次其地得名。其北有金夫人墓，
相傳為楊太后女，晉國公主，先溺於水，至是鑄金身以葬者。西北之侯王廟，則東莞陳
伯陶碑文疑為楊太后弟楊亮節道死葬此，土人立廟以祀昭忠也。至白鶴山之游仙巖畔，
有交椅石，據故老傳聞，端宗嘗設行朝以此為御座雲。是皆有關斯台史跡，因並及之，
以備考證。
一九五七年歲次丁酉冬月，新會簡又文撰文，台山趙超書丹。而選材監刻，力助建
碑，復刊行專集，以長留紀念者，則香港趙族宗親總會也。
一九五九年香港政府立石
這篇《碑記》中所說有關宋王台故實，大體上是不錯的。宋末二王駐蹕官富場，在
宋人撰《填海錄》、《二王本末》、明人撰《壓山集》等史籍中都有記載，清康熙《新
安縣志》稱：官富山「在佛堂門內，急（汲）水門之東。宋景炎中，帝舟嘗幸於此，殿
址猶存。」清嘉慶《新安縣志》也稱：「官富駐蹕，宋行朝錄記載，丁醜年四月，帝舟
次於此，即其地營宮殿，基址柱石猶存，今土人將其址改北帝廟。宋王台在官富之東，
有磐石方平數丈，昔帝囗駐蹕於此。台側巨石，舊有『宋王台』三字。」按清《一統
志》。「官富山在新安縣東南七十裡，又東十裡有馬鞍山，脈皆出自大帽。」「官富巡
檢司在新安縣東南八十裡古官富場，明洪武三年置。宋史：景炎二年，帝舟次於官富場，
即此。」官富巡檢司的駐地，大體在今之九龍寨城一帶，所轄範圍也大體相當今之香港
地區，所以，宋末二王曾駐蹕九龍，與香港地區的這一段因緣應是可信的。
但《碑記》中尚有可商榷之處。擇其要者，略述其二。
第一，《碑記》中說到「九月如淺灣」，隨即註明「即今之荃灣也」，而前面一句
「其年六月，移蹕古塔」，則語焉不詳，「古塔」者，何也？查《□山集》所載「古
塔」，《填海錄》則作「古墐」，據饒宗頤先生考證，「古塔」實為「古墐」之誤，而
昔日之「古墐村」即今之「馬頭圍」，如是，則為宋王台遺址又添一佐證。
第二，《碑記》中稱「石刻宜稱『皇』，其作『王』，實沿元修宋史之謬」，因而
改稱「宋皇台」，為其「正名」。我意以為，此舉大可不必。按：元至元十三年（南宋
德佑二年）正月元軍占領宋都臨安，益王趙囗和信王趙囗南逃，二人的身份是「王」而
不是「皇」。當年五月初一，益王趙囗在福州即帝位，改元景炎，改封信王趙囗為廣王，
後又改封為衛王，景炎二年四月駐曄官富場，趙囗為「皇」，而趙囗仍為「王」，他繼
任帝位是景炎三年四月趙旱病逝囗州之後的事，所以在駐蹕官富場時，人們仍沿用過去
的習慣，並稱二人為「二王」，「二王殿村」亦即由此而來，若稱「二皇」則無論如何
也說不通了。因此，我以為，「宋王台」之名並無不妥，無須強改古稱而「正名」。順
便說一句，嘉慶《新安縣志》中「昔帝囗駐蹕於此」一語也是錯誤的，正確的說法應該
是：昔帝囗偕衛王囗駐蹕於此。
帝囗與衛王囗後來為元軍所迫，由官富場一路轉戰，流落於調州，帝囗病逝，衛王
囗即位，改元祥興，後又轉戰於□山，祥興二年二月初六，敗於元將張弘范，陸秀夫負
少帝囗蹈海殉國，南宋的悲壯歷史至此結束。
但這裡又生出一樁公案：帝囗病逝的「囗州」在哪裡？對此，史家又有兩說，各持
己見。
一為「囗州即大嶼山」說。此說的主要依據是，吳萊《南海人物古跡記》稱：「大
奚山在東莞南大海中，一曰囗州，有三十六嶼。」陳仲微《二王本末》稱：「大軍至次
仙澳，與戰得利，尋望南去，止囗州。囗州，廣之東莞縣，與州沿相對，但隔一水。」
1926年興建石壁水塘時，在東湧、大澳一帶曾發掘出三大批宋代的銅錢和青瓷，其中有
「淳佑」（1241—1253年）年號的銅錢，距帝囗入粵僅二十多年。因此，一些學者認為，
香港大嶼山即古之囗州，帝囗病逝在此，許地山、羅香林、葉靈鳳等諸位先生以及日本
學者伊東忠太均主此說。如此說成立，則宋末二王與香港的關係就不僅是駐蹕官富場，
而更加密切了。
一為「囗州在化州」說。饒宗頤先生力主此說，曾有專著《九龍與宋季史料》，其
中列有多項佐證，竭力批駁「囗州即大嶼山」說，認為「囗州」在雷州半島旁邊，屬化
州，即今之□州。主要依據是，《填海錄》稱：「……欲往占城不果，遂駐調州，隸化
州。」《壓山集》稱：「帝舟次於化之囗州。」鄧光薦《文丞相傳》稱：「化州之囗
州。」周密《癸辛雜識》注稱：「囗州在化州。」
此二說各有所據，互不相讓，迄今尚未有定論，且留待識者作進一步考察。又，古
籍稱二王行蹤尚有「丁醜正月，帝舟次於廣之梅蔚」一語，一些學者試圖證明「梅蔚」
即今大嶼山之「梅窩」，亦尚未得確證。但無論囗州是不是大嶼山，梅蔚是不是梅窩，
宋末二王曾駐蹕九龍、轉戰香港一帶則是毫無疑問的。
抗英志士鄧菁士等人生平考
在1899年「新界」人民武裝抗英鬥爭中，湧現了一批領袖人物，他們本是當地鄉紳，
在族人和鄉鄰當中素有威望。當時擔任港府輔政司的駱克曾開列一份《有關鄉紳及長老
之保密名單》（見《關於展拓香港界址的函件及其他文書》第53頁，原載1899年4月24
日殖民地秘書處密件第三號），其中的一些人即為抗英領袖，鄧菁士也在名單之內，列
在「元朗洞」之「廈村」，英文名寫作「Tang Ts'ing—sz」，漢文名寫作「鄧菁士」，
這是在港英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現鄧菁士的名字，後來的一些有關香港拓界的函件中也
曾幾次出現。由於港英官方文件的「先入為主」，目前我們見到的出版物多數沿用「鄧
菁士」字樣，也有的寫作「鄧清士」。
鄧菁士的事跡流傳甚為簡略，在我所能找到的有關香港拓界的史料性著作和普及讀
物中均未查到他的生卒年月，不止一本書把他的居住地也弄錯了，把他當作吉慶圍的人，
說吉慶圍出了個鄧清士，他振臂一呼：「鄉親們……」如何如何。這是歷史造成的缺憾，
因為在「新界」鄉民武裝抗英失敗之後，港英政府進行了瘋狂的報復，在長達將近一個
世紀的時間內，「新界」人民處於港英統治之下，那段悲壯的歷史被埋沒、被歪曲，以
至於大量史料散失，如今要弄清歷史的本來面目，自然是困難重重。
我在采訪中得到鄧氏後人的幫助，據廈村籍鄧兆棠醫生提供的材料，鄧菁士為廈村
新圍人氏，系鄧氏二十四世祖，《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有如下記載：
國學公名芝槐，字弼才，號菁士，乳名乳槐，乃郡庫誕獻公長子也。補國學生。娶
仇氏，生一子，曰錫齡。公生於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九月二十三日，終於光緒二十五年六
月二十四日卯時，享壽五十二歲。
由是可知，「鄧菁士」、「鄧清士」的寫法都是不準確的，應為「鄧菁士」，而且
「菁士」既非名，也非字，而是他的號。
鄧菁士卒於光緒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換算為公歷應是1899年7月31日。根據第
十二任港督卜力的報告，在港英當局的武裝鎮壓之下，「新界」人民的抗英鬥爭截止
1899年4月26日已全部平息，此後「新界」地區歸於港英管轄之下，港英並且於5月16日
將九龍城、深圳和沙頭角同時強行占領。那麼，鄧菁士在7月31日由於何因死於何地？
鄧氏族譜中並沒有記載。就我所看到的材料，鄧菁士在領導抗英鬥爭失敗之後的下落，
有兩種說法。
一為「逃亡」說。劉存寬編著的《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租借新界》一書中說：
「上村之戰後，……抗英武裝事實上已無力組織一場戰鬥，一部分人被迫撤退到深圳河
以北，抵抗運動領袖鄧菁士、鄧儀石等逃奔廣州、南頭，另一部分人則藏匿在本地。」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的《十九世紀的香港》一書也用此說，據該二書注解，此說源於安
德葛著《香港史》。
此說在港英的英文檔案中也可以找到依據。1899年4月19日駱克報告說：「下午1：
3O，我們前往廈村……我要他們將叛亂的首領交出來，他們說，那些人都逃跑了，其中
一人去了南頭，另一人去了廣東。」廈村是鄧菁士、鄧儀石、鄧植亭的家鄉，此處所指
何人，是顯而易見的。駱克在1899年4月24日給卜力報告中也曾說到：「在廈村，鄧菁
士和鄧植亭這些人看來在誘使當地的老人和村民參加他們的抵抗運動中起了很大作用……
我把這些名字列了一個名單，但幾乎所有提到的人都已逃離。」
一為「絞殺」說。「新界」黃建五先生在《新界租借漫談》一文中說：「港英追捕
領袖人物，結果，鄧菁士執行絞刑，鄧儀石逃亡西鄉……」
以上兩說雖不一致，但也並不矛盾，因為「逃亡」並不是結果，在逃亡之中為港英
逮捕、最後被絞殺仍是可能的，所以兩說可以並存，而鄧菁士的卒期為1899年7月31日
則是可以肯定的，《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應是確證。
抗英領袖之一鄧植亭，是鄧菁士的三弟，《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有載：
郡庠名芝培，字甄才，號植亭，乳名茂槐，乃郡庠誕獻公三子也。補郡文庠。生於
咸豐元年辛亥年十一月初六日。娶黃氏，生三子，長曼廷，次咱添，三燮堂。續娶陳氏，
生一子，曰沂添。
關於這兩位抗英志士的後代，據《廈村新圍鄧氏族譜》所載，鄧菁士之獨生子鄧錫
齡，字永周，號夢余，生於同治戊辰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壽五十二歲。娶李氏，無子，
以鄧德桑承嗣，鄧德桑系鄧祖添之子、鄧芝林之孫，鄧芝林字敏才，號毓生，乳名秀槐，
系鄧菁士之二弟。
鄧植亭之長子燮廷，未娶早卒。次子咱添，娶廖氏，生一子，曰德成。三子燮堂，
娶朱氏，無子；續娶吳氏，妾鐘氏，生子德剛、德毅、德強，德強早卒。四子沂添，娶
關氏，生子德康早卒，次子德岳。
據鄧兆棠醫生、鄧聖時先生介紹，抗英領袖鄧儀石（又名惠麟）系廈村西山村人，
為鄧氏二十五世祖；鄧芳卿系屏山人，為鄧氏二十三世祖，1853年生。
另據黃建五先生撰文介紹，抗英志士伍其昌，別號星埠，原籍南邊圍，生於咸豐九
年乙未（1859年），1881年中秀才，1892年補增庠生。生平膽識過人，辦事勇敢，在鄉
間排難解紛，任勞任怨。在1899年抗英鬥爭中，挺身而出，捍衛鄉閻。當時有一通敵洩
密者被鄉民處死，抗英鬥爭失敗後，死者家屬向英軍「訴冤」，指證抗英領袖人物，伍
星墀不肯「畏罪潛逃」，從容被捕，港英欲處以極刑，後因各鄉紳耆極力環保，判為終
身監禁。後因英國王子愛德華訪港而「大赦」出獄，已度過十三年鐵窗生涯，時年五十
三歲矣。村民們燃放爆竹，夾道歡迎，整個月裡盛宴款待，譽為民族英雄。伍星墀出獄
後改號醒遲，在西邊圍築「作新書室」，設館授徒，賦詩明志，與當地名流唱和，轟動
一時。黃建五先生曾輯錄其遺詩三首：
其一
今吾猶是故吾身，底事吾廬號作新。
黃種魂醒初認夏，綠楊甲柝甫回春；
湯銘康誥追前度，美而歐風漸隔鄰；
願與眾生除舊染，冰壺一片見天真。
其二
近來時局喜推陳，我亦隨人日作新。
三面開通空夙障，一堂活潑有余春；
梅花曲繞窗為壁，蓬蓽陰連眷比鄰；
昔歎歸與今已慰，願從吾黨證前因。
其三
天涯零落復何之，倦鳥飛還得一枝。
屋小盡堪容我席，簷低終不寄人籬；
幼安有閣仍居魏，尼父乘桴不陋夷；
最好黃花開放後，陶然醉讀歸來辭。
烈士暮年，劫後余生，作淡泊之人，出蒼涼之語，「今吾猶是故吾身」，「黃種魂
醒初認夏」，「願從吾黨證前因」等句，隱隱可見壯心不已，無愧無悔。伍氏事跡因時
間跨度較大，沒有在小說中以真人真事采用，但因資料珍貴，也錄以留存，供後人追念。
又據劉崇先生《港英在新界秋後算賬》一文中所載，駱克在搜捕抗英人士時向卜力
呈報的黑名單中提到的姓名有：吳基祥、鄧清持、鄧清宏、鄧亞清、吳豐祥、麥鴻文、
陳天寶、李天良、文大龍、李培基、林源發、陳容。因為這些姓名均系據英文音譯，漢
字書寫不一定準確，我懷疑其中的「吳基祥」可能就是伍其昌，「鄧清持」則疑為鄧菁
士，錄此備考。
以鄧菁士為代表的一批抗英志士，在異邦入侵、國難當頭之際所表現出的高昂的愛
國主義精神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值得我們永遠景仰、永遠紀念，他們是中華民族的民
族英雄。
不以成敗論英雄
鄧菁士等人領導的抗英武裝力量，直接參戰人數達二千六百人之眾，他們所使用的
武器，包括從民間購置的大炮、原各圍村防盜自衛的抬槍、從各種渠道購買的長槍、短
槍（其中有些是太平天國繳獲的「洋槍隊」武器，太平天國失敗後，這些武器失落民
間）、大刀、長矛、三叉戟、匕首，與港英的正規軍隊和警察部隊相比，武器裝備低劣，
人員軍事素質不足，然而他們不畏強暴，敢於以弱戰強，先後組織了1899年4月15日的
首戰大埔、4月17日的再戰大埔和伏擊林村谷、4月18日的反攻石頭圍等多次戰鬥，雖均
未能獲勝，但屢敗屢戰，寧死不屈，可歌可泣，而且在軍事上、心理上都給英軍造成了
重大打擊。港府輔政司兼「新界」專員駱克曾在1899年4月19日的報告中說：「要是他
們有近代化的武器，我軍恐怕就更加為難了。即使如此，他們用原始武器開火的那股勁
頭，也顯出他們渾身是膽。」駐港英軍司令加士居少將在1899年5月5日的報告中說：
「如果叛亂不被及時制止，很可能蔓延成一種可怕的規模。目前我們發現，他們的行動
都是經過周密的部署，哪怕是一次小小的勝利，都會使情況日益複雜。」英軍奧格爾曼
中校在1899年5月6日的報告中也說：「我相信敵軍的數量一定非常可觀，而且把所有的
賭注都押在這上面了，他們希望以占絕對優勢的人數來壓倒我們，但中國人對近代化武
器的威力並沒有任何概念。」從英方當時的許多函件和報告都可看出，抗英武裝力量的
人數眾多，鬥志昂揚，領導者也具有相當的軍事指揮才能，但武器低劣是他們的致命弱
點，而且在兩國已經簽訂《專條》，清政府軟弱無能、處處退讓的情況下，民間抵抗運
動最後失敗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
在以往的一些史料性著作中，曾有過鄉民大敗英軍的記述。如了又著《香港初期史
話》（1958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稱：「4月18日，群眾2500人在上湧與英軍激戰，把
英軍打敗」；「5月，英軍大舉反攻，炮轟錦田圍，奪去鐵門作為戰利品。」李宏著
《香港大事記》（1988年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也稱：「4月18日，新界人民2500多人
在上湧與英兵激戰，挫敗英軍。」
劉存寬在《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租借新界》（1995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一
書中曾指出上述說法不確之處有三：其一，4月18日激戰的發生地在上村石頭圍而非
「上湧」；其二，當日戰事的勝負恰恰相反，26O0名抵抗者向上村石頭圍的英軍發起反
攻，遭到英軍伏擊，抵抗者受到重大損失，此後已無力進行戰鬥；其三，英軍奪走吉慶
圍鐵門，發生在4月18日上村之戰的當日，而非5月。
我在當地采訪時曾經得到關干「石頭圍鄉民大戰殖民軍」的一些素材，據說：太平
公局將主力集中在雞公山，前面及左右兩翼分佈戰鬥部隊，完成對石頭圍英軍的包圍態
勢，另派數支突擊小組，引誘敵人迷失方向，並分段截擊敵人的補給線。4月18日，大
埔大約七十多條村落的武裝分別抵達石頭圍外圍陣地，深圳、東莞、惠州的團練由太平
公局派人引導，一部分上雞公山與主力會合，一部分散人各圍村，包圍已被困在叢林中
的近五百名殖民軍。豪雨中殖民軍幾次突圍，都未能沖出密集的火力網，糧食陷入恐慌，
運輸用的軍馬被宰殺，連中毒生病的軍大也宰來吃。抗英武裝以「八爪魚戰術」，於4
月19日凌晨全面出擊，先從觀音山對面的各條戰線展開攻擊，「引蛇出洞」，分散敵人
兵力，然後由主力搗其巢穴。在滿天火光、殺聲震地的原野上，殖民軍指揮官六神無主，
手忙腳亂，武裝鄉民前仆後繼，殺入叢林中，殖民軍死傷一百多人（一說二百多人），
武裝鄉民犧牲三百多人，4月19日午後，石頭圍之戰結束。
這一說法當然令人振奮，我在小說中也極願意描寫一場抗英鄉民大敗英軍的戰鬥，
但反覆研究其他有關文獻，總覺得上述說法缺乏足夠的依據。英軍奧格爾曼上校在1899
年5月6日發出的報告中曾詳細描述了上村之戰：「在下午約2：30的時候，我得到報告
說中國人正在向這方靠近。觀察局勢之後，我看到了不少中國人向我們逼近，意圖可能
是想襲擊我們。我馬上命令伯傑上尉去作準備，我不知道哪些沒有參加昨天戰鬥的應派
出去，哪些疲勞的士兵應該休整。大概下午3：00，伯傑佈置他的士兵各就各位，然後
我們在那裡等待敵人的到來。敵人排成三列，隊形非常整齊，他們越過干涸的被犁過的
田地，揮動著旗幟，大聲地叫喊著向我們沖過來，很顯然這是中國人一項計劃好的行動。
他們開始從遠處射擊，3．5英寸口徑的槍彈在我們身旁落下，我們聽到了一些來福槍射
擊的聲音，但是好像數量不多。當他們行進到500碼之內，伯傑開始向他們開火，以便
保證射程，而且能看清楚射擊的效果如何。伯傑然後開始前進，看見他們馬上掉頭狂奔，
也忘了開槍。我們繼續追擊，一直向他們開火，直到他們跑出我們的射程之外。」
在同一天晚上10：OO，駱克的報告說：「自從我上封報告（指同日下午3：OO的報
告，引者注）發出後不久，中國人就襲擊了我們的軍隊。我方無傷亡，中國人的傷亡情
況還不清楚。整個戰鬥期間我都在場。戰鬥結束之後，我們去錦田，拆下了兩個村莊
（引者註：指吉慶圍和泰康圍）的大門。然後我們回到上村，今晚將在此過夜。明天我
們將去元朗和屏山。」
奧格爾曼是上村之戰的指揮者，駱克是目擊者，他們對這場戰鬥的記述應該是基本
可靠的。如果說這場戰鬥是抗英鄉民大獲全勝，英軍死傷一二百人，而且戰鬥到次日午
後才結束，那麼又怎麼解釋英軍在上村之戰的當天去錦回拆下了吉慶、泰康兩圍的鐵門
然後又回上村過夜呢？我反覆考慮，似無這個可能。所以，民間傳說的素材雖然激動人
心，也只好割愛，沒有采用，而按照比較可信的依據，寫了抗英鄉民反攻石頭圍，中了
英軍的埋伏而失利。
劉存寬在《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租借新界》一書中評述上村之戰說：「新界
人民的武裝抗英，譜寫了一頁中華民族反對外來侵略的壯烈史詩。新界地域、人口有限，
在抗英作戰中猶能動員數千之眾，兩戰於大埔，再戰於林村、上村，在敵強我弱的形勢
下，雖屢經失敗，付出重大犧牲，仍然萬眾一心，英勇頑強，百折不撓，戰鬥到最後關
頭，可歌可泣。」「此外，抗英隊伍作為農民武裝，所表現出的高度組織性也是驚人
的。」「然而，這次武裝抗英是在極為不利的條件下進行的。首先，在抗英發動之前，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已經簽訂，租借新界已是既成事實，英國的接管勢在必行。當時
清政府正因列強紛紛宰割中國而疲於奔命，無力也不敢支持新界人民的抗英義舉。這種
狀況使新界人民失去抗英的後盾和大後方，孤立無援，直接導致了鬥爭的失敗。」「其
次，新界抗英隊伍的主體是當地的團練，敵方是英國的正規軍，抗英者在作戰經驗、作
戰訓練和組織的嚴密程度上顯然遠遜於英方。武器裝備上的懸殊劣勢也是抗英作戰失敗
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
這一番分析和評述是實事求是的。
「新界」人民抗英鬥爭的失敗是由歷史條件所決定的，然而這場鬥爭的愛國主義性
質卻不因失敗而改變，抗英志士雖敗猶榮，雖死猶榮！
關於吉慶圍保衛戰
根據前引的駱克報告，可知英軍進攻吉慶圍、拆走鐵門的行動發生在4月18日上村
之戰的同一天，而不是其他時間。
以往有些書中說到英軍攻佔吉慶圍，往往采用「炮轟」的說法，這也是不確的。據
劉崇先生向我提供的材料，可知英軍攻破吉慶圍是在密集的火力掩護下，強迫民工架起
浮梯，由工兵運載強力炸藥，在圍之東北角牆身挖孔填入，將圍牆爆破出洞口，而後爆
破隊和沖鋒隊攻入。據劉崇先生介紹，吉慶圍村民當時曾進行英勇抵抗，與英軍展開激
烈的巷戰，在殖民軍優勢火力下，橫街直巷，灑滿鮮血，屍體縱橫交錯。吉慶圍當時只
有三十多戶人家，男丁被屠殺者達六七十人，有些系全家被殺。殖民軍入室姦淫擄掠，
無所不為，頻頻傳出婦女淒厲的叫聲，被強姦的婦女多數披髮跌足，用布帶自盡在竹梯
上。
時隔二十六年，到了公元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香港經濟陷入停頓，這是
繼1921年香港海軍船塢工人和電車工人罷工、1922年海員罷工、1924年手車伕和轎夫罷
工之後一次規模空前浩大的總罷工，香港各界人民抗英鬥爭的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
「新界」各區鄉民代表一百零二人也於1924年8月24日在大埔文武廟集會，反對港英實
施農地建屋補價政策，成立「租界維持民產委員會」，不久改名「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
會」，後又改名「新界鄉議局」。在此背景之下，港英當局為解決「新界」施政存在的
民族仇恨、宗法組織、田土觀念三大問題，採取淡化民族仇恨的策略，乃有「發還吉慶
圍鐵門」之舉。
事情的起因是錦田鄧氏後人鄧伯裘代表全族鄉人向港英政府提出，鐵門是先人遺物，
一旦失存，不但體面攸關，而且愧對祖宗，要求查回失物。當時在任的第十六任港督司
徒拔（又譯文塔士）應鄧族要求，報告英國政府，將鐵門追回。
1925年5月26日，吉慶圍鄉民舉行盛典，慶祝鐵門回自，鄧氏宗親及地方名流到場
祝賀，港督司徒拔親自主持了這一典禮。當日吉慶圍大門懸掛賀聯一副：「南國仰屏藩，
恩留郇黏；北門重鎖鑰，譽羨寇萊。」上款是：「伯裘、偉堂、禎祥列位宗叔台，吉慶
圍重光紀慶」；下款是：『！屏山房宗侄英生、日騰、斗星同鞠躬」。據黃建五先生介
紹，這副賀聯是由他的父親黃子律老先生為屏山鄉紳鄧英生代作的。
吉慶圍鐵門回歸後在門右嵌石碑一塊，碑文如下：
溯我鄧族符協祖自宋崇寧間由江右宦游到粵，卜居斯鄉之南北兩圍後，因子孫繁衍，
於明成化時分居吉慶、泰康兩圍，四周均深溝高壘，復加連環鐵門，想前人立意，欲築
固吾圍，以防御囗符耳。迨前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即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清政府
將深圳河之南隅租與英國，斯時清政府未將明令先行頒布，故當英軍到時，各鄉無知者
受人煽惑，起而抗拒，我圍人民恐受騷擾，堅閉鐵門以避之。而英軍疑有勞民藏匿其間，
遂將鐵門攻破，入圍時，方知皆是良民婦女，故無薄待情事，姑將兩鐵門繳去。現二十
六傳孫伯裘，代表本圍人眾，稟呈香港政府，蒙轉達英京，將鐵門發還，照舊安設，以
保治安，所有費用，由政府支銷，史督憲親臨行奠基禮，足見英政府深仁大德，亦為表
揚吾民族對於英政府之誠心悅服耳。特銘之於碑，以志不忘雲耳。
民國十四年乙醜閏四月初五日
立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這塊石碑，據說在日占時期，鄉民恐遭貽累，用水泥掩沒，今已不存，上述碑文系
後人抄錄，各種「版本」有個別文字出入，但大同小異。通覽此文，對鄧族歷史記載有
誤，而對鄉民抗英鬥爭和吉慶圍鐵門被英軍掠去的史實的記述則完全顛倒黑白。如前所
說，鄧氏五大房公認的遷粵始族為鄧漢黻，而非四世祖鄧符協，此碑文沿用嘉慶《新安
縣志》之說，與鄧氏族譜抵觸，不足為憑。至於1899年英軍肆虐吉慶圍，奪門屠城，前
已敘述，絕非碑文所說「英軍疑有美民藏匿其間，遂將鐵門攻破，入圍時，方知皆是良
民婦女，故無薄待情事，姑將兩鐵門繳去」。所謂「故無薄待情事」實在是極其拙劣的
「此地無銀三百兩」伎倆，欲蓋而彌彰，試問：既然「入圍時方知皆是良民婦女」，為
何還要「姑將兩鐵門繳去」？把強盜、屠夫行徑說成「英政府深仁大德」，把世代不解
的深仇大恨說成「吾民族對英政府之誠心說服」，其無恥肉麻，令人不能容忍！據知情
人說，此碑文是經過港英理民府和華民政務司捉刀篡改過的，所以呈現這種面目也就不
奇怪了。如今吉慶圍鐵門猶存，而那塊石碑卻不見了，也說明碑文違背事實，不得人心，
難以留傳。
英軍在1899年掠去吉慶圍、泰康圍鐵門各一副，1925年「發還」時各余一扇，安裝
在吉慶圍，勉強湊成一副，至今我們觀察實物仍可看出兩扇門稍有區別。
吉慶圍鐵門被英軍擄去後做何用處？以往一些材料中都說是被英軍「運回愛爾蘭祖
家」，而據劉存寬《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租借新界》一書所說，則是：「這兩扇
鐵門最後由駱克親手獻給他的頂頭上司卜力，作為他以輔政司兼任新界專員的見面禮。
卜力得了兩扇鐵門，樂不可支，他卸任後，將其運回英國，用來裝飾他在艾爾勒（Eire）
的私邸。」由此可見鐵門在英國的下落應為艾爾勒（Eire），而非愛爾蘭（Ireland），
可能是因為譯音接近而訛傳。
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和晚清幾位風雲人物
中日甲午戰爭和戊戌變法在本書中著筆不多，但都是晚清重大政治事件，而且和香
港拓界有著內在的聯繫，正是由於清廷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進一步促成了列強瓜分中
國之勢，英國趁機將蓄謀已久的「香港拓界」付諸實施；也正是由於甲午之敗，激發了
光緒皇帝變法圖存的決心。限於篇幅，本文不可能對甲午戰爭和戊戌變法作深入細緻的
分析，要而言之，甲午戰爭是發生在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一場反侵略戰爭，它的失敗是
加速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化的重要原因，戊戌變法則是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前最重要的一次
政治改革運動。
近百年來，關於戊戌變法的著述和研究文章數不勝數，隨著一些史料的不斷發現和
時代的變革，一些新觀點也不斷湧現，可謂百家爭鳴。但無論戊戌變法存在多少歷史的
局限性，也無論光緒皇帝和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存在多少認識上的偏頗、不足
甚至錯誤和性格上的弱點、缺點，他們畢竟是那個時代走在最前端的人，尤其是譚嗣同，
他所提出的「沖決網羅」、「視君亡猶易臧獲」等等觀點，都是前無古人的；在變法失
敗之際，他從容赴死、以血醒民的英雄氣概也是令人景仰的。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
政》一文中說：「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
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
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我們不能
苛求古人超越歷史的局限，達到那個時代不可能達到的認識水平，做出那個時代所不可
能做出的事情，以歷史唯物主義來認知歷史，應是我們的根本態度。
在戊戌變法中有幾個細節，歷來為論者所關注，而且與本書有關，需要加以探討。
翁同龢被罷黜的原因
光緒皇帝明令變法的《明定國是詔》是由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帝師翁同龢起草
的，於1898年6月11日（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頒布，而在變法第五天即6月15日
（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突然被開缺回籍，同時任命榮祿署理直隸總督並統轄北洋三
軍，宣佈以後凡任命二品以上大員須詣太后前謝恩，並決定秋天「天津閱操」事。梁啟
超在《戊戌政變記》一書中說：「一切新政之行，皆在二十八日之後，而二十七日翁同
龢見逐。榮祿督師，西後見大臣，篡廢之謀已伏。」顯然，他是把翁同龢被罷黜和榮祿
被重用等事件連在一起的，認定這都是慈禧與榮祿一夥策劃的廢立陰謀的組成部分。據
梁啟超描述，罷黜翁同龢是慈禧太后「忽將一朱諭詔書強令皇上宣佈」，「皇上見此詔，
戰栗變色，無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頓失矣。」康有為在《自編年譜》中也
說：「奉旨著於二十八日預備召見，二十七日詣頤和園，宿戶部公所。即日懿旨逐翁常
熟；……並今天津閱兵。蓋訓政之變，已伏於是。平是知常熟之逐，甚為灰冷。」康、
梁是戊戌變法的當事人，歷來關於戊戌變法的著述，論及翁氏罷相，多采康、梁之說。
近年有論者試圖證明罷黜翁同龢的詔令並非慈禧太后強加於光緒皇帝，而是出自皇
帝己意，理由是：翁同龢雖然曾向光緒皇帝舉薦康有為，但事後當皇帝向他索要康氏著
作時，翁卻說：「臣與康有為素不來往」，「此人居心叵測」。翁既為皇帝起草《明定
國是詔》，又當著皇帝和太后的面說過「西法不可不講，但聖賢義理尤不可忘」；翁在
討論接待來訪的德國親王的禮儀問題上與皇帝意見不合；御史玉鵬運、安徽藩司於蔭霖、
御史高曼、御史李盛鋒等人上書彈劾翁。因此而認為上述事例與罷黜翁同龢的詔書中所
說「近來辦事多未允協，且於徵詢事件，任意可否，漸露狂體情狀，難勝樞機之任」都
相符合，遂得出結論：是光緒皇帝而非慈禧太后罷黜了翁同龢。此說初看似覺很新鮮，
但推敲起來，仍嫌證據不足。翁同龢與光緒皇帝有二十年師生之誼，情同父子，變法伊
始，翁同龢剛剛為皇帝起草了《明定國是詔》，皇帝顯然對他是信任的，何以在數日之
內翻雲覆雨？而且選擇在翁同龢六十九歲壽辰之日將他罷黜，於情於理都難以說得通。
如果翁確實是因為妒嫉康有為而遭貶，而且詔令確實出於光緒皇帝己意，康、梁不可能
毫無黨察，也不可能對翁同龢罷相持同情態度如前所引。
我以為，在沒有確證足以表明罷黜翁同龢並非出自太后懿旨之前，不宜輕易否定，
所以在書中沒有采用新說。
光緒皇帝「密詔」的真偽
康有為流亡海外，極力宣揚他所受皇帝之「衣帶詔」，據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載，
「二十八日之召見楊銳，初二之召見林旭，初五日之召見袁世凱，皇上皆賜有硃筆密諭。
二十八日之諭系賜楊銳及康有為、譚嗣同、林旭、劉光第等五人，初二日之諭系專賜康
有為，初五日之諭系專賜袁世凱雲。」七月二十八日詔書內容為：
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
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勸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
譚嗣同、劉光第等，可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
而與康有為同為「維新黨人」的王照在流亡日本時就曾指出：「今康刊露布之密詔，
非皇上之真密詔，乃康氏所偽作也。」王照的說法有沒有道理？且看：到了宣統元年
（公元1909年），當年與譚嗣同一起在菜市口就義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楊銳的兒子楊慶昶
出來說話了，他把光緒皇帝賜給其父的密詔呈送都察院，請求昭雪沉冤，事雖未成，那
份密詔卻因此大白於天下，按楊銳之子所獻密詔內容如下：
近來朕仰窺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大臣罷黜，而登用英
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降旨整飭，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
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諭（引者註：指罷免懷塔布、許應騤等禮
部六堂官的上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實在為難之情形也。
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
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
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
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
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
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特諭。
兩相比較，我們就會發現，以上兩詔實為一詔的不同「版本」，楊銳之子所保存的
密詔，是由光緒皇帝頒給楊銳的，所以受詔者為「爾其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
志等」，而沒有特別點出康有為，且在語氣上更符合光緒皇帝在當時形勢下的心態，此
詔的意圖在於謀求一個既可「將舊法漸變」，「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的萬全之策，儘管
這個想法不切實際，卻是光緒皇帝的真實念頭。而在康有為公佈的「密詔」中，光緒皇
帝既要變法又不敢得罪皇太后的猶豫心態不見了，被簡化為「今朕『位幾不保」，「速
密籌設法相救」，並在受詔人名單之首位突出地加上了「汝康有為」，顯然與楊銳受詔
的情形不符。由此，我們可以相信，楊銳之子所獻密詔是真實可信的，而康有為在流亡
海外之後，出於「代後保皇」的政治需要，對密沼作了篡改。
關於光緒密詔的真偽問題，在此不可能詳盡討論，我要向讀者匯報的是：在本書中
提到光緒密詔之處，我采用了楊銳之子所獻「版本」，而未用康有為篡改過的「版本」，
以期更符合事實。
關於「錮後殺祿」之謀的真實性
軍機四章京和康、梁在接到光緒皇帝的密詔之後，有沒有實施聯合袁世凱以殺榮祿、
包圍頤和園的兵諫之謀？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一書中是堅決否認的：「當時北京之
人，鹹疑皇上三密詔中皆與諸臣商廢幽西後之事，而政變之時，賊臣即藉此以為謀圍頤
和園之偽詔以誣皇上也。後康有為將前兩諭（引者註：指光緒皇帝賜楊銳密詔及催康有
為離京赴滬辦報之詔，康有為對後者亦有作偽之嫌，茲不贅述）宣佈，不過托諸臣保護
及命康出外求救之語。」
梁啟超否認此事，自然也是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然而，關於譚嗣同法華寺夜訪袁
世凱、聯袁銅後殺祿的說法卻不脛而走，不僅「當時北京之人」，近百年來所有關注戊
戌變法史的人幾乎都相信確有其事，並且不斷被史料所證實，其中最有力的證據是在本
世紀八十年代發現的畢永年日記《詭謀直記》。畢永年系湖南人，譚嗣同的同鄉、舊友，
他在戊戌變法的後期來到北京，參與了康、梁、譚的兵變之謀，直到慈禧太后發動政變
的當日晨才逃離北京。畢永年日記的發現，證實了康、梁、譚確曾實施「圍園錮後殺祿」
之謀，雖未能如願，但歷史的這一筆卻是不能抹掉的。我在小說的人物對話中提到了譚
嗣同夜訪袁世凱的情節，即本於此，而未從梁啟超之說。
還有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戊戌政變和袁世凱的告密有著怎樣的聯繫？為什麼譚嗣
同在政變第五天才被捕？以往有一個影響很大的說法：袁世凱自北京回天津後向榮祿告
密，榮祿急速進京到頤和園面見太后，遂發生政變。近年張建偉在《世紀晚鐘——紫禁
城裡的最後改革》一書的《袁世凱的問題》一節中對此事進行了分析探討，從政變發生
前後事件的時間順序，可以看出：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即政變前二日已經自頤和園還宮；
光緒皇帝在9月20日上午9時後接見袁世凱，袁於當日下午回到天津；9月21日凌晨政變
發生，下旨捉拿康有為；9月22日慈禧太后電寄榮祿，在津、滬等處嚴查康有為；9月24
日，下旨捉拿譚嗣同等康黨；9月25日即政變第五日，命榮祿來京，譚嗣同被捕。結論
是：慈禧太后在發動政變時尚未接到由榮祿轉達的袁世凱告密情報，所以才會在政變後
仍向天津發報命榮祿捉拿康有為，而榮祿到政變第五日才奉詔進京，譚於同日被捕，這
才是袁世凱告密的直接結果。在目前尚沒有關於戊戌政變內情的第一手材料的情況下，
上述分析和結論應該是最接近事實的。
李鴻章與翁同龢
李鴻章是晚清政壇最有影響也是爭議最大的人物之一，縱觀其一生，事件浩繁，波
瀾起伏，歷來眾說紛紜。在本書中，李鴻章僅在晚年出場，因此不可能對他的一生進行
充分展現和評價。小說中所涉及的與李鴻章有關的重大事件：一為香港拓界，一為甲午
之戰，而在這兩大事件中，他都負有出賣國土的歷史罪責，無論如何是逃不脫的。1982
年9月24日，鄧小平在會見應邀訪華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指出：「主權問題是不能
談判的，1997年中國要收回整個香港，這是談判的前提。從1842年英國占領香港至今，
已經整整14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33年，到1997年就是48年。我們不是晚清政
府，不是李鴻章，如果到時還不收回，就無法向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交代。」這番話劃
清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晚清政府、與李鴻章的根本界限，香港被軟弱無能的清政府
出賣、被英國強佔一個半世紀的慘痛歷史，終於在1997年畫上了句號，而當年親手簽訂
三個不平等條約、將神聖國土拱手讓人的耆英、伊裡布、奕訢、李鴻章、許應騤以及他
們背後的主子道光皇帝、咸豐皇帝、慈禧太后的歷史罪責則永遠也不能解脫。
李鴻章在香港拓界中的責任，本書中展現得比較充分，而關於他和甲午戰爭的關係，
則有必要再說幾句。李鴻章是甲午戰爭中方總指揮，失敗後又是簽訂《馬關條約》的中
方代表，所以，只要一提起甲午戰爭，就必然要涉及李鴻章。百余年來，已有無數專著、
史論、筆記從不同的角度談論、評價那場戰爭以及失敗的原因，其中有些觀點，是為李
鴻章開脫責任的，試舉例並分析如下：
一，有論者認為，光緒皇帝受翁同龢、文廷式等一些文人鼓動，貿然對日宣戰，造
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說：「甲午之戰由翁同龢一人主之。……
通州張謇、瑞安黃紹箕、萍鄉文廷式等皆文士，梯緣出其門下，日夜磨礪以須，思以功
名自見，及東事發，鹹言起兵。是時，鴻章為北洋大臣，陸海兵權盡在其手，自以海軍
弱，器械單，不敢開邊。孝欽以勳舊倚之，謇等權恃同龢之力，不能敵。於是延式等結
志銳，密通宮闈，使珍妃言於上。妃日夜慫恿，上為所動，兵禍遂開。」劉聲木在《萇
齋四筆》中說：「日本本無侵占朝鮮與中國尋釁之意，均是翁同龢及一批清流所激成」。
此類論調，把甲午戰爭說成是幾個文人為了「功名自見」，「密通宮闈」，光緒皇
帝受珍妃「日夜慫恿」而造成的，不僅把一場反侵略戰爭庸俗化了，而且為日本帝國主
義開脫罪責，實在不值一駁。事實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迅速成為東方的經濟和軍
事強國，急於向外擴張，對中國的侵略蓄謀已久，早在1874年就曾以武力侵占我台灣南
部的琅橋島，1879年又吞併琉球為「沖繩縣」，至九十年代已作好了吞併朝鮮並以此為
跳板向中國發動大規模戰爭的準備，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前，日本外相就曾對以保護使館
和商民為由赴朝返任的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訓令：「不惜一切代價，挑起中日沖突。」
足以說明日本政府的戰爭野心。此時，由於列強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美國對日本的擴
張積極扶植，英國為牽制俄國對中國的擴張，保護自己的在華利益，對日本侵略中國東
北也采取鼓勵態度，俄國則因為在歐洲與德國、奧匈帝國的爭奪牽制了力量，無暇東顧，
也希望中日之間早日形成和局，以免得日本在華攫取太多的利益。國際環境對日本發動
侵華戰爭有利，而那場戰爭又不可避免，以光緒皇帝為首的「主戰派」堅持捍衛國家主
權，奮起抵禦外來侵略，這一行動是正義的，無可指責的。而實際上，當朝鮮政府最初
向中國求援時，倒是李鴻章首先聽信了袁世凱的鼓動和日本駐朝鮮使館一名譯員不負責
任的許諾「我政府必無他意」，未經請示光緒皇帝便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於
1894年6月3日派濟遠、揚威二艦赴仁川、漢城護商，並派葉志超、聶士成率淮練旅一千
五百名進駐朝鮮，如果說「冒險主義」，那麼這頂帽子扣在李鴻章頭上倒是更合適些。
但當戰爭打響之後，李鴻章卻又寄希望於英俄「調處」，消極抵抗，畏敵如虎，貽誤戰
機。光緒皇帝在8月1日正式對日宣戰，仗已是非打不可了，一位剛剛「親政」不久的年
輕皇帝在面對外國入侵時，不畏強暴，力排「主和派」的悲觀投降論點，堅決抗戰，尤
其是敢於「請停頤和園工程以充軍費」，實屬難能可貴。直到《馬關條約》草簽之後，
光緒皇帝仍然主張廢約再戰，他雖然最後在日本帝國主義和國內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主
和派」的威逼之下不得已批准了和約，但內心極其痛苦，哀歎「割台則天下人心皆去，
朕何以為天下主！」簽署朱批時「繞殿急步約時許，乃頓足流淚，奮筆書之」。試想，
如果當時沒有像磐石般壓在他頭頂的慈禧太后，甲午戰爭會是這個結局嗎？
二，有論者認為，中國海軍武器裝備遠遜於日方，而當時擔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又
因與李鴻章有隙，挾私報復，在經費上卡李鴻章的脖子，使戰爭失利。李鴻章在1894年
8月29日的奏章中說：「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只鎮遠、定遠鐵甲船二艘，為倭船所不及，
然質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漢內港。次則濟遠、經遠、來遠三船，有水線甲穹甲，
而行使不速。致遠、靖遠二船，前定造時號稱一點鐘十八海裡，愈舊愈緩。海上交戰，
能否趨避，應以船行之迅速為準，速率快者，勝則易於追逐，敗則易於引避，若遲速懸
殊，則利鈍立判。西洋各大國講求船政，以鐵甲為主，必以極快船隻為輔，蛋是道也。
詳考各國刊行海軍冊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推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
十五年後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裡，次亦二十海裡上下。我船訂購在先，
當時西人船機之學，尚未精造至此，僅每點鐘行十五至十八海裡，已為極速，今則至二
十余海裡矣。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購一船。丁汝昌及各將領屢
求添購新式快船，臣仰體時艱款絀，未敢奏咨稟清，臣當躬任其咎。倭人心計譎深，乘
我力難添購之際，逐年增置。臣前於預算戰備摺內奏稱，海上交鋒，恐非勝算，即因快
船不敵而言。倘與馳逐大洋，勝負實未可知。」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說：「同龢見
鴻章，即詢北洋兵艦。鴻章怒目相視，半晌無一語。徐掉頭曰：『師傅總理度支，平時
請款輒駁話，臨事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同龢曰：『計臣以搏節為盡職，事誠急，
何不復請？』鴻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諫參我貪婪，我再曉曉不已，今日尚有李鴻
章乎？』同龢語塞，歸乃不敢言戰。後卒派鴻章東渡，以二百兆議和。自是黨禍漸興，
康、梁乘之，而戊戌之難作矣。」王炳耀在《中日甲午戰輯》中則明確地說翁同龢「以
軍費掣肘北洋，以致對日作戰失敗」。
李鴻章是北洋水師的創始人，他對於兵艦是內行的，所說的中國兵艦與日本兵艦在
新舊、航速、吃水深度等方面的差異應該是可信的。但是，同一個李鴻章，在此前不久
對於北洋水師的實力卻另有一番描述。據朱德裳《三十年聞見錄》中《李鴻章一貫主和》
一文載：「光緒十七年，鴻章奉命偕張曜校閱海軍。復奏詳述經營海軍之成績，謂：
『綜核海軍戰備，尚能日異月新。目前限於餉力，未能擴充。但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
深固不搖之勢。臣等吞膺疆寄，共佐海軍。臣鴻章職任北洋，尤責無旁貸。經此次校閱
之後，惟當益加申敬，以期日進精強。』」這是公元1891年即甲午戰爭前三年，李鴻章
自己所描述的北洋水師，「已有深固不搖之勢」，「尚能日異月新」這些話，是吹牛、
浮誇，還是事實？為什麼隻字不提「號稱一點鐘十八海裡，愈舊愈緩」？到了1894年春，
「復由鴻章偕安定為第二次校閱，復奏又盛稱技藝純熟，行陣整齊，及台塢等工，一律
堅固。兩次校閱，威儀甚盛。奏入均獲褒獎。在鴻章之意，以戰雖尚無把握，以守固深
為可恃。」同樣，在這次臨戰之前的校問中，李鴻章仍然隻字未提「號稱一點鐘十八海
裡，愈舊愈緩」之類，只講成績，搞得「威儀甚勝」，並且和前次一樣，「均獲褒獎」。
所以，「光緒帝則以海軍成績既太有可觀，當日人之釁，何至不能一戰，而徒留為陳設
品？乃允翁同龢之請而宣戰，實信賴鴻章所經營而日進精強之軍備耳。」如果說北洋水
師的船隻、設備果真陳舊、落後到了不堪一擊的地步，以致成了戰敗的主要原因，那麼，
李鴻章為了「獲獎」而大搞「浮誇風」當難辭其咎。
造成戰爭勝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武器、裝備是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全部因素。
李鴻章在主觀上畏敵主和，在作戰部署上貽誤戰機、指揮失誤，加之用人不當，長期以
來軍紀廢弛等等因素都不可排斥在外。就當時的實力而論，北洋水師儘管在船隻的裝備
和技術水平上可能不如日本，但如果指揮這場戰爭的主帥堅決抗戰，則未必不能取勝。
就在李鴻章赴日簽訂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的第二年即公元1896年，日本人大久平治
郎在東京出版了《光緒帝》一書，其中分析中日甲午戰爭的形勢說：「日清開釁之初，
帝一意主戰，觀其請停頤和園工程以充軍費，意亦可見矣。誠使支那君臣一心，上下協
力，目的專注於戰，則我國之能勝與否，誠未可知也。」中國的「主和派」甚至連這位
日本人都不如了。
關於「近年部議停購船械」，池仲佑撰《海軍大事記》載：光緒十七年「四月，戶
部奏酌擬籌響辦法一招，議以南北購置外洋槍炮船隻機器暫停兩年，即將所省價銀解部
充餉。海軍右翼總兵劉步蟾屢向提督丁汝昌力陳，我國海軍戰鬥力遠遜日本，添船換炮
刻不容稍緩，丁汝昌據以上陳。秋間，李鴻章奏稱：『北洋畿輔，環帶大洋，近年創海
軍，防務尤重。北洋現有新舊大小船隻共二十五艘，奏定海軍章程聲明，俟庫款稍充，
仍當積購多只，方能成隊，而限於餉力，大願未償。本年五月奉上諭，方蒙激勵之恩，
忽有汰除之令，懼非所以慎重海防，作興士氣之至意也。』等語。然以餉力極絀，仍遵
旨照議暫停。」
這件事，連同「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購一船」，都是構成戶部尚書翁同龢「以
軍費掣肘北洋，以致對日作戰失敗」之罪名的重要材料。讓我們再看一看「自光緒十四
年後，我軍未購一船」是怎麼一回事。
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黃河在鄭州決口，翁同龢奉旨籌款堵口，與潘祖蔭聯
名陳奏《請速堵鄭工缺口及設法補救疏》，其中所提六條建議的第二條說：「購買外洋
槍炮船隻機器等項及炮台各工擬令暫行停止也。查各省購買外洋槍炮、各項船隻，以及
修築洋式炮台各工，每次用款需數十萬兩，均須由部籌撥，竟有不候部撥已將本省別項
挪用，遂致應解京協各餉，每多虛懸，迨經飭催，輒以入不敷出，轉請部中改撥他省。
竊計十余年來，購買軍械存積甚多，鐵甲快船，新式炮台，業經次第興辦，且外省設有
機器制造局，福建設有船廠，歲需經費以百萬計，盡可取資各處，不必購自外洋。邇來
籌辦海防固屬緊要，而河工矩款，待用尤殷，自應移緩就急，以資周轉。擬請飭下外省
督、撫；所有購買外洋槍炮船隻及未經奏准修築之炮台等工，均請暫行停止，俟河工事
竣，再行辦理。」
從以上奏疏中可以得知，戶部請求暫停購買外洋槍炮船隻，及未經准奏修築之炮台
等工，事出有因，那便是急於籌款堵鄭州黃河缺口，「移緩就急，以資周轉」，並不是
只對北洋水師而言，而是包括各省，上述各項都是「暫停」，並說明「俟河工事竣，再
行辦理」。這時距甲午戰爭爆發還有七年，如果說翁同龢為搶救水患災害而采取的這項
臨時措施是為了給七年後的甲午戰爭「掣肘」，恐有失公允吧？再聯繫到以下事實：中
日朝鮮問題交涉發生後，清廷向英、德訂購快船數艘，向阿根廷訂購快艇十三艘，費銀
四百余萬兩，加以軍費三百九十多萬兩，兩項共八百萬兩，實際上都是由戶部負擔的；
此外，為支付軍費和其他各項開支，戶部通過總稅務司赫德向英國銀行貸銀一千萬兩，
由當時的浙閩總督譚鐘麟出面向德華銀行借款五十萬鎊，由輪船招商局出面向上海臘飛
銀行包借一百萬鎊。1894年7月，李鴻章為添購快船電奏請款，戶部立即撥款二百萬兩，
連同募勇備案共二百五十萬兩，嗣後又提四百萬兩。當時國庫空虛，海防吃緊，還有皇
太后萬壽慶典那個無底洞在逼著要錢，翁同龢斗膽以戶部名義上摺請求停止頤和園萬壽
慶典活動以充軍費，這些，難道都是翁「以軍費掣肘北洋，以致對日作戰失敗」嗎？
甲午戰爭時期，中方的艦隻陳舊、軍火不足都是事實，據當時擔任北洋海軍顧問的
英國人泰樂爾的自傳記述，戰時北洋水師最大的鐵甲艦定遠、鎮遠二船，定遠艦的十寸
炮彈只有一枚，鎮遠艦隻有二枚，以致巨炮在戰爭中不能發揮作用。作為總理國家財政
的戶部尚書翁同龢，當然負有責任，但「仰體時艱款細，未敢奏咨稟請」的李鴻章，惟
恐「政府疑我跋扈，台諫參我貪婪」的李鴻章難道沒有責任嗎？而最應當承擔責任的則
是置國家危亡於不顧，耗費巨資建造頤和園及舉辦萬壽大典的慈禧太后，這一浩大工程
到底花了大清國多少錢，到現在也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不過，倒是另有兩個數字值得
一提：一是在甲午激戰之中，李鴻章向太后壽典送禮銀十萬兩，並長蘆鹽商十萬兩；二
是在甲午戰爭結束之後，李鴻章赴日議和之前，向代理其職務的王文韶列冊交代，尚有
「淮軍銀錢所存銀八百余萬兩」！這筆錢是哪裡來的？王文韶說：「此系文忠帶兵數十
年截曠扣建而積存者」。攢著剋扣軍餉而得的八百萬兩白銀，還要在軍費不足的問題上
大作文章，以開脫戰敗之責，這便是李鴻章之所作所為。
翁同龢「以軍費掣肘北洋」，向李鴻章「挾私報復」之說，很重要的一個支柱是關
於翁、李私仇的一個傳說。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隨筆》中說：「曾見某筆記中的記載，
李鴻章居曾幕時，嘗為曾國藩草一奏疏劾安徽巡撫翁同書，最得曾國藩之激賞。其時，
曾國藩因翁同書對練首苗沛霖的處置失當，以致激成大變，他本人又在定遠失守之時棄
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責，極為憤慨，竟欲具疏奏劾而難於措辭。蓋翁同書乃
大學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面前的『聖眷』甚隆，門生弟子佈滿朝列，究竟如何
措辭，方能使皇帝破除情面，依法嚴懲，而朝中大臣又無法利用皇帝與翁心存之間的關
系，來為翁同書說項，實在很費躊躇。他最初使某一幕僚擬稿，覺得很不愜意，不願采
用，而自己動手起草，怎麼說也不能妥當周匝。乃由李鴻章代擬一稿，不但文意極為周
密，其中更有一段極為警策的文字，說『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門第鼎
盛，瞻顧遷就』。這段話的立場如此方剛嚴正，不但使皇帝無法徇情曲比，也促使朝臣
之視翁者為之鉗口奪氣。所以，曾國藩看了之後，大為激賞。待其稿入奏，而翁同書亦
旋即奉旨革職拿問，充軍新疆矣。」
這段故事余下的話就是：因為李鴻章代曾國藩擬疏彈劾翁同龢之兄，翁、李兩家便
結下了不解之仇，因此，翁同龢「以軍費掣肘北洋」，向李鴻章「挾私報復」。
曾國藩上疏彈劾翁同書，確有其事，發生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後期，1862年（同
治元年）初，但那份彈章是不是李鴻章起草的？上述「故事」的真實性關係到翁、李矛
盾，也關係到翁同龢的人品，應該弄清楚才是。
《翁同龢傳》（中華書局1994年出版）的作者謝俊美曾就此作過專門的考證，該書
中說：「參招究竟是否出自李鴻章之手，《曾文正公全集》中並未提及，《李文忠公全
集》中也未談起。不過，《翁文恭公日記》中倒是提及過有關此折的作者，但不是李鴻
章而是出自一個姓徐的幕僚之手。1870年」8月19日（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記
中寫道：『得徐毅甫詩集，讀之，必傳之作。毅甫名子苓，乙未舉人，合肥人，能古文。
集中有指斥壽春（謝俊美按：當為壽州之誤）舊事，……彈章疑出其手，集中有裂帛貽
湘鄉之作也。』翁同龢關心自己兄長被參一事完全出於情理，其日記所載當然不謬。徐
一士先生文中述及翁同書的結局也與事實不符。翁同書後來改留甘肅軍營效力，並未充
軍新疆。因此，說翁同龢因乃昆同書被參一事對李鴻章公報私仇，純屬子虛，根本不存
在。」
在上述翁同龢日記中，翁並沒有肯定徐毅甫就是曾國藩彈章的起草者，僅「疑出其
手」，但至少排除了李鴻章代擬彈章並翁、李由此結仇的可能性。我們還可以看出，翁
同龢即使在懷疑徐毅甫曾是彈章起草者的情況下，對於徐的詩集仍然作出了「必傳之作」
的高度評價，而且是寫在私人日記之中，由此，翁的人品可見一斑，他是一個心胸狹窄、
挾私報復的小人嗎？
此事真相大白，翁、李之間的矛盾若再純粹以個人恩怨來解釋，恐怕就難以支撐了。
翁、李長期不和是事實，翁同龢本人也難免封建官僚習氣，但就大的方面而論，翁同龢
堅決主張抵抗外來侵略，積極支持戊戌變法，光緒皇帝對日宣戰詔書和宣佈變法的《明
定國是詔》都是由他起草的，這些都應該予以肯定；而李鴻章則在甲午戰爭中喪師辱國，
並且親手簽訂了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戊戌變法期間又親手簽訂了租讓「新界」的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豈止這兩份，他的一生簽訂了大量的賣國條約，是一位割地賠
款的專家），兩人的是非功過，應該有一個基本的界限。
面對歷史，我手中的筆很沉重
請讀者原諒我化費了太多的筆墨來談論歷史，儘管我極力想把話說得簡練，這篇
《後記》還是顯得太長了。沒有興趣讀這些史料的讀者完全可以跳過去不看，而這些事
我卻不能不做，這些話不能不說，因為對於歷史小說來說，歷史的真實就是她的生命，
在動手寫作小說之前，作者不能不化費許多工夫去弄清歷史上的許多事件和人物，以期
盡量準確地把握那個時代，反映那個時代。
我在以往的創作中對歷史題材有著濃厚的興趣，但晚清史卻恰恰是我最不喜歡的，
因為那是一段充滿民族屈辱的歷史，封建末期王朝的腐敗沒落、軟弱無能，列強的虛偽
狡詐、兇狠殘暴，把中華民族推入災難的深淵，令人目不忍睹。然而，當代中國就是從
那災難的深淵之中走出來的，從1898年大清國租讓新安縣，淪為港英「新界」，到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過半個世紀的時間，歷史就已經天翻地覆，中國政府宣佈廢
除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願與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
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毛澤東主席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
來了！」1982年，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應邀訪華，與中國政府商談解決香港問題，令人
不禁想起英國在1842年、1860年、1898年以強權政治和堅船利炮脅迫清政府先後簽訂
《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這三個關於香港的不平等條約的
情景，歷史和現實形成了強烈的反差。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發表《關於香港問題的
聯合聲明》，中國政府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恢復
行使主權，英國政府於同一時間將香港交還中國，百年國恥，一朝雪洗，這一偉大事件
給予中華兒女何等的振奮，又使當今世界何等的震驚！
正是「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激情，使我萌生了以小說形式再現香港歷史的念頭，
但我也深知這一題材的艱巨，在沒有做好充分準備之前，是不可能動手的。待1987年秋
天完成《穆斯林的葬禮》之後，我便把讀書的注意力集中到晚清史和香港史方面，經過
陸陸續續幾年的準備，1994年，我終於踏上了南下香港之路，從此開始了歷時三年的往
返京、港兩地的采訪和調查研究。在這期間，我盡自己的所能，考察了香港、九龍和
「新界」有關歷史，閱讀有關書籍、文獻、資料數千萬字，採訪各界人士數百人次，並
且實地踏勘一些歷史事件的發生地，探尋尚存的歷史遺跡和文物。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
將要誕生的小說的輪廓漸漸清晰起來。一個半世紀的香港史在五千年的中國歷史中只不
過是短短的一瞬，而對於有限的人生來說卻太長了，一百五十年間已經更迭了好幾代人
的生命，如果要想以某個人物貫穿始終，是根本不可能的，那麼，就只好截取歷史的片
斷。經過反覆考慮，我決定以十九世紀末的「香港拓界」為小說的中心事件，今天所謂
的「香港」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這一概念就是在那時形成的，那是英國
強佔、蠶食我國領土香港地區「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是英國殖民主義的一個總結，也
是中國最終完全喪失在香港地區的主權的一個總結。香港拓界自1898年4月中、英談判
起，到1899年4月港英以武力接管「新界」止，前後整整一年的時間，其間事件緊湊，
人物貫穿，再以1900年1月李鴻章就任兩廣總督作為尾聲，比較適於構成一部長篇小說
的基本框架。站在兩個世紀的交結點上，向後可以涵蓋整個香港史，向前則可以瞻望二
十世紀香港的前景。這些在事後說來都是順理成章的，但在構思之初卻傷透腦筋、費盡
心思。我至今記得，在決定了小說框架的那天晚上，我彷彿找到了一把打開歷史之門的
鑰匙，興奮不已，懊悔自己為什麼早沒有想到？實際上，如果沒有長期積累和苦苦探索，
也就沒有「偶然得之」，這是許多作家都親身體會到的。
有了「框架」，以後的工作相對集中了，但仍然十分繁複。書中的中心事件和許多
細節，都是曾經發生過的，多數人物也都是實有其人的歷史人物：而故事發生的時間比
我出生之時還要早將近半個世紀，這就注定了我不可能親身經歷、親自體驗，惟有讓歲
月「倒流」，讓自己「退回」到那個時代去，在史料和史跡中感知我所要表現的歷史。
對於香港那片土地，我不能說很「陌生」，但也不敢說很「熟悉」，即使長期生活在香
港的人，要把上個世紀的人和事都說得明明白白，也非易事，畢竟「人生易老天難老」，
百年之間，香港的變化太大了，站在中環的摩天樓群之中，哪裡還能看到當年香港的影
子？港督府在修建之初，依山面海、居高臨下，曾是全島最為顯赫的建築，如今則成了
高樓之間的「誅儒」；今天的德輔道、干諾道，當年則曾經是大海。如果站在「駱克道」
上攔住行人，一一詢問，相信絕大多數人不知「駱克」為何許人也。為了在書中「恢復」
特定時期的香港舊貌，我小心翼翼地進行考證，一條街道，一座建築，一件器物，一個
名稱，都不敢有些許馬虎。對於那些實有其人的歷史人物，想方設法尋找有關他們的資
料，只言片語也不肯放過，廣泛搜集，仔細查證，力求詳細、準確。即使在書中虛構的
人物，也必須把他或她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之中，稍有疏忽就可能出錯。傳世元散曲有
一首《高祖還鄉》，寫的是漢朝開國皇帝劉邦在平定英布之亂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的往事，通篇模擬他家鄉一位農夫的口吻，對當年無賴、今日皇帝劉邦的威儀，冷眼旁
觀，熱諷冷刺，寫得俏皮潑辣，活靈活現，但末尾一句「改了名，換了姓，叫什麼漢高
祖！」出了問題，「高祖」是劉邦死後的謚號，在他生前是絕對不可能使用的，只因這
一句話，把通篇的歷史感破壞殆盡。此類紕漏在當代的歷史題材文藝作品中也常有發現，
恕不舉例，因為我的用意並非吹毛以求他人之疵，而是提醒自己盡可能地不犯或少犯這
樣的錯誤。這當然很難。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之中，常常有張冠李戴、互相矛盾、是非顛
倒、語焉不詳等種種現象，需要反覆地分析比較、去偽存真、糾謬勘誤、拾遺補缺，而
由於香港長期處在港英統治下，有關抗英鬥爭的史料則大量湮沒，需要深人民間走訪尋
覓，一點一滴地去積累，其難度可想而知。我非常感謝內地和香港兩地的許多同胞在這
項工作中給予了我大力支持，協助我克服了許多困難，獲得大量創作素材，特別是埋沒
在民間的關於抗英鬥爭的史實和人物資料，那是在圖書館、檔案館都找不到的，因而更
加珍貴，為本書提供了可靠的基礎。我沒有在這裡將曾經幫助過我的同胞們、朋友們的
名字列出，一一鳴謝，因為那將是一個長長的名單，其中有些為我帶路的好心人，幫我
查找資料的圖書館管理員，甚至沒有留下姓名，也難以開列齊全，但我從心底裡感謝所
有的同胞和朋友，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本書的問世將是不可能的。
《補天裂》是一部歷史小說，史料的搜集、辯識、論證不是工作的結束，而只是它
的開始，歷史小說要真實地反映歷史，卻又不能僅止羅列史料，它必須以人物和事件去
打動讀者，以期達到讀者和作者對歷史的共識。藝術虛構是小說的基本手段，沒有虛構
就沒有小說，而在歷史小說中，虛構又決不能超出歷史所允許的範圍，這便是創作者最
難解決的難題。在本書中，凡重大事件、重要情節，凡采用真實姓名的人物的重要言行，
我都力求做到有所依據，因為我寫的是歷史，要對歷史負責，要對讀者負責，不能愧對
歷史，失信於讀者，寫出每一個字都覺得手中的筆很沉重。同時，我們又必須清醒地認
識到，史料畢竟不能等同於歷史，任何史料都只是歷史遺留的部分痕跡，而不是全部。
即使距離我們年代很近的、生前受到社會普遍關注並且運用多種手段有意識地積累與之
相關的文字、圖像、實物資料的歷史人物，也不可能把他一生所有的信息都毫無遺漏地
保存下來，再「完整」的史料也是不完整的，研究者對歷史的求索是無窮無盡的，也是
永遠不能滿足的。因此，無論史學著作還是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要百份之百地「還原」
歷史是根本不可能的，作者只能盡可能準確地接近歷史、認識歷史、把握歷史，歷史永
遠是今人眼中、心中的歷史，真正意義上的「還原」歷史，不但做不到，也失去了歷史
的意義，有誰願意回到秦始皇時代去做一輩子「黔首」？有誰願意回到十九世紀的香港
去當一回苦力？死去的歷史的價值在於對活著的人有用，所以歷史才活在一代又一代的
人的心裡二
《補天裂》的書名出自中華民族一個古老的神話傳說，《淮南子﹒覽冥訓》：「往
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爁焱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
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
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
天。」在我國多災多難的悠久歷史中，「女媧補天」的故事早已超出了遠古祖先戰勝自
然災害這一神話的意義，成為挽救民族危難、維護國土統一的象征，南宋著名愛國詞人
辛棄疾有一首《賀新郎》詞曰：
老大哪堪說。似而今，元龍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來高歌飲，驚散樓頭飛雪。笑
富貴千鈞如發。硬語盤空誰來聽？記當年，只有西窗月。重進酒，換鳴瑟。
事無兩樣人心別。問渠依：神州畢竟，幾番離合？汗血鹽車無人顧，千里空收駿骨。
正目斷，關河路絕。我最憐君中宵舞，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
全詞慷慨悲壯，抒發了愛國志士堅決抗敵、至死不渝的高尚精神境界。篇中用典頗
多，這裡不及細論，末句「看試手，補天裂」便是活用了女媧煉石補天的典故。對於一
個國家來說，還有什麼能比國土分裂、主權喪失、人民遭難更為不幸呢？在我國封建社
會的末期，列強橫行，金甌破碎，骨肉分離，正是處於「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
地不周載」的深重災難之中，無數志士「煉五色石以補蒼天」，前仆後繼，獻出了心智、
熱血與生命。新中國的誕生和香港的回歸，使「蒼天補，四極正」的宏偉理想一步步實
現了。
《補天裂》是在香港回歸倒計時的秒針跳動聲中寫成的。出版社和廣播電台都頻頻
催稿，急得不行，但我這個人沒有「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本事，只有按自己的老辦
法，慢慢來，字斟句酌，讓人家等得火燒火燎，我也快不起來，惟一可行的是省去睡眠
的時間。當最後一章脫稿之時，在連續四十八個小時的工作之後，窗外是一個清新的黎
明。那一刻，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慶幸自己居然沒有被累垮，數年來的辛苦總算沒有
白費，對於關心、支持、幫助我完成這一工程的同胞們、朋友們，對於關注我的創作的
讀者們，對於長眠在地下期待國土重光的抗英先烈們，也總算有個交代了。
謹將此書獻給我的祖國和歷盡劫難終於回歸祖國懷抱的神聖領土香港；
謹將此書獻給一個半世紀以來在香港問題上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而奮鬥的一
切志士仁人；
謹將此書獻給在香港這片血染的土地上為抵禦外來侵略、反抗殖民主義統治而英勇
犧牲的烈士們，他們永垂不朽！
作者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慶典前夕，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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