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瑪麗﹒佩利﹒馬歇爾
威廉﹒佩利之曾孫女
艾爾弗雷德﹒馬歇爾之妻
第十二章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
一、第一位劍橋經濟學家
Bacchus——如果一個英國人叫Bacchus——來源於Bakehouse（麵包作坊）。與此
類似，罕見的姓氏Malthus（馬爾薩斯）的來源是Malt－house（麥芽作坊）。隨著世紀
更迭，英語中正式姓氏的讀音比它的拼寫顯得更為固定。拼寫要受到來自語音和語源兩
方面的影響，因而變動不定，但如果對不同的拼法逐一檢查，就可以十有八九地做出推
斷。如果做這樣的檢查（比較Malthus，Mawtus，Malthous，Malthouse，Mauthus，
Maltus，Maultous），我們就可以幾乎不加懷疑地說，馬爾薩斯（Malthus）應該被叫
做「馬爾特斯」（Maultus），因為
Maultus的第一個元音與釀酒的麥芽（Malt）的發音相同，而在Malthus （馬爾薩
斯）中，h的發音是大可懷疑的。
我們追溯羅伯特﹒馬爾薩斯的祖上到羅伯特﹒馬爾薩斯牧師就夠了，他在克倫威爾
時期成為北奧爾特的教區牧師，而在復辭時代職位又被剝奪。加拉米稱他為「一個有古
風的聖職人員，思維有力，精通至經，富於雄辯和激情，雖然在發音上有缺陷」。但他
的教區人員卻認為他「是個無用的神職人員」，這或許是因為他在收取苛刻的什一稅時
十分嚴格。在一份要求他調離的請願書中，人們攻擊他曾「對在蘇格蘭的軍事行動口出
不恭之辭」，而且稱「馬爾薩斯先生不但說話聲音小，而且表達有障礙」。看來羅伯特
﹒馬爾薩斯牧師不但與他的曾曾孫有共同的名字，而且都有下□撕裂的缺陷。他的兒子
丹尼爾在著名的西德納姆醫生的幫助下成為國王威廉的藥劑師，其後又為女王安妮服務，
因此成為物質上富足的人，他的遺孀也擁有了馬車和馬匹。丹尼爾的兒子西德納姆使他
的家庭富上加富。作為一個法庭職員，南海公司董事，他的富足足以使他為女兒備下一
份價值5000鎊的嫁妝，他還在倫敦附近各郡以及劍橋郡擁有多處地產。
西德納姆的兒子，找們的主人公的父親丹尼爾發現自己能夠過上在英格蘭人們稱之
為「自立」的生活，於是決定好好利用這一點。他在牛津的女王學院接受教育，但沒有
取得學位，他「在歐洲廣泛旅行，更是遍游本島」，最後在一處鄰里和睦的地方安頓下
來，過上了英國小鄉村紳士的生活，在這裡陶冶性情，培植友誼，閒作篇章，自足守拙。
在記載中，他「脾氣和善，有一顆仁慈之心．他所居住的地方的窮人們都因此蒙惠」。
在他死後，《紳士雜誌》（1800年2月號，第177員）稱他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奇人」。
1759年，丹尼爾﹒馬爾薩斯買下「一處多金附近的小小雅宅，被稱作燧石門農莊。
這裡美景宜人，山巒溪谷，叢林流水，一覽無餘。如此景緻點綴著這位紳士的家園，他
們把這裡稱為『盧克裡』，意為『群棲之地』」。1766年2月13日，就是在這裡，托馬
斯﹒羅伯特﹒馬爾薩斯，丹尼爾的次子誕生了，他就是《人口論》的作者。這個嬰兒誕
生三個星期之後，也就是1766年3月9日，兩位先賢讓﹒雅克﹒盧梭和大衛﹒休謨聚首盧
克裡。也許他們吻過這個嬰兒，就此賜與他種種天賦。
丹尼爾﹒馬爾薩斯不但是休謨的朋友，而且是盧梭的一位即使不是狂熱的，也可稱
得上虔誠的崇拜者，盧梭第一次來英格蘭，休謨就努力把他安頓在與丹尼爾﹒馬爾薩斯
近鄰的薩雷去住，而丹尼爾﹒馬爾薩斯則「非常樂意為他效勞」，渴望成為他的趣味相
投的夥伴，對他懷有一顆愛戴之心。但是，像休謨對他這位不安分的客人的許多好意一
樣，這一計劃也破產了。位於雷恩山腳廠的一座小別墅多年以後被指定給范尼﹒博內用
作「讓﹒雅克的避難所」，雖然盧梭從未居住於此，但毫無疑問，這正是丹尼爾﹒馬爾
薩斯為他準備的舒適的隱居之所，讓﹒雅克本人在1766年3月8日到這裡做了一番檢閱，
然後他卻拒絕了。兩個星期之後，盧梭就開始了他在德比郡之巔的沃頓的慘淡居留，在
那裡，他冷漠、孤寂而令人厭煩，幾個星期之內，他就與大衛﹒休謨產生了不同尋常的
爭吵。
如果當時讓﹒雅克接受了丹尼爾﹒馬爾薩斯的盛情邀請，我想，這場著名的筆墨官
司也許不會發生。因為他會發現他的感情有了傾訴的對象，他也會獲得安慰和理解。對
讓﹒雅克的熱情洋溢的崇敬之辭，也許是丹尼爾﹒馬爾薩斯生命中唯一一次徹底打破自
己的自我克制。我想他們僅僅會見過三次——一次是在1764年的春天，馬爾薩斯到莫捷
所做的旅行；一次是1766年3月休謨帶領盧梭對盧克裡的訪問；一次是同年6月馬爾薩斯
到沃頓去看望盧梭。但從保存下來的馬爾薩斯致盧梭的13封信以及盧梭的一封回信來判
斷，他們的會見是非常成功的。馬爾薩斯愛戴讓﹒雅克，而讓﹒雅克也回報以熱情與友
好，說他「喚起了他的尊重與依戀之情」，並且感謝馬爾薩斯的「殷勤好客」。馬爾薩
斯甚至能夠為休謨的品格辯護而不引發爭吵，關於他們一起考察野生植物有很多資料。
盧梭對他在德比郡散步時不能辨認出地名而大加抱怨，因為他說必須「做一些需要運動
的工作，沒有什麼比讓我靜坐讀寫更不利於我的了」。後來（1768年）我們發現丹尼爾
﹒馬爾薩斯曾為了使盧梭的植物學藏書更加完整而大費腦筋，這時候，盧梭可能正在構
思他在1771年完成的著作《關於植物學的要素與一位女士的通信》。兩年之後，有不時
地處理掉自己藏書的癖好的盧梭把這些書又全都賣給了馬爾薩斯，並把自己的一部分植
物標本當作禮物送給他。這些書在丹尼爾﹒馬爾薩斯的遺囑中出現了，其中的一款是：
「我把我所有簽有盧梭名字的植物學藏書和一盒盧梭先生送的植物標本全部贈送給珍妮
﹒多爾頓夫人」。如今在羅伯特﹒馬爾薩斯先生所有的住所——艾爾伯裡的多爾頓小莊
園的藏書室中，仍然保留著兩本這樣的書，它們是雷的《英國樹木概要介紹》和索瓦熱
的《通過樹葉鑒別植物的方法》，這兩本書都有著盧梭的名字。
奧特稱丹尼爾﹒馬爾薩斯是盧梭的遺囑執行人，這看來並不可能。但丹尼爾﹒馬爾
薩斯把他的忠誠保持到底，他花費了30個畿尼，訂購了六本盧梭的遺著《我的困苦生活
的撫慰》，現在，我以這幾頁文字來虔誠地完成他的心願：「如果有一天我成名了，那
是因為是盧梭朋友的緣故。」
在丹尼爾1768年1月24日致盧梭的信中，有一段關於他自己生活方式的引人入勝的
敘述。夏天，在做探察植物的散步時，「親愛的亨利埃特夫人和她的子女們與我們一起
組成一個大家庭，我們常常去采集植物。我住在那個您可能還記得的小山坡上……冬天
我就做一點閱讀（我已經從您的信中感受到影響，因為我被《愛彌兒》迷住了）。我和
孩子們做長距離散步，我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附近城堡的茅草屋裡。在一個農莊裡總有
東西可用，總有一些小的經歷。我追逐狐狸，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習慣，同時也激
發了我對野生生活的想象力。」
作為《愛彌兒》的作者的朋友，丹尼爾﹒馬爾薩斯有意進行教育試驗。羅伯特帶來
的希望喚起了丹尼爾的愛與雄心，因此決定讓他在家中接受教育，由他本人和家庭教師
共同教導他。第一位家庭教師是理查德﹒格雷夫斯，「一個學識淵博而風趣的紳士」，
他是申斯通的朋友，他還寫有一本著作《神界的堂吉訶德》，用以諷刺衛理公會教徒。
16歲時，羅伯特被轉交給吉爾伯特﹒威克菲爾德，一個異教的聖職人員，他「粗野、不
安分，觀念上自相矛盾，是一個急躁而頑固的辯論者」。他與查爾斯﹒福克斯通信，是
盧梭的信徒，他這樣闡述他的教育信條：「家庭教師最重要的職責是教育青年培養自己
的能力，引導他通過身體力行循序漸進地學習知識，並使他為自己能夠心領神會而興高
采烈」。1799年，威克菲爾德被關進多徹斯特監獄，因為他表達了要讓法國革命征服英
格蘭的意願。
「一些現存的學生式的信件」說明，羅伯特﹒馬爾薩斯對威克菲爾德十分依賴。威
克菲爾德曾是劍橋基督學院的會員，因此關係，羅伯特﹒馬爾薩斯，這位第一位劍橋經
濟學家，在1784年的冬季學期成為墓督學院的一名自費生，時年18歲。1784年11月14日，
他致信家中：「我在我的房間裡好好地安頓了下來，講座明天就開始。上個星期我抽時
間把數學複習了一下，昨天參加了考試。我發現將要和高年級的同學一起學習。我們從
機械學以及麥克勞倫、牛頓和基爾的物理學開始。周一和周五的講座是鄧肯的邏輯學，
周三和周六是塔西陀的《阿古利可拉傳》。我找到一個書商，我將從他那裡訂購我所有
需要的書籍。學院裡有一些人很聰明，在這裡閱讀幾乎成為風尚。主要的科目是數學，
因為要獲得學位主要看這門功課，而多數人的最大目標都是成功地取得學位。我相信這
裡有一些傑出人物，我與其中的兩個相熟識，其中一個與我同年級，他確實非同尋常地
聰明，如果他珍惜自己的話，將極有機會獲得優等獎學金。我到教堂做過兩次禱告。」
他的花費已經達到每年100鎊。丹尼爾﹒馬爾薩斯寫信說，如果開銷再增加，教士們將
無法讓兒子來學院學習，在國外的萊比錫，開銷僅需25鎊。
這時的劍橋剛剛從長眠中醒來。基督學院曾是睡得最昏沉的，現在卻成了精神之源。
馬爾薩斯在這裡受到他的那些精神夥伴的影響可能不亞於他父親對他的影響和誘導。馬
爾薩斯的導師是威廉﹒弗倫德，他曾是佩利的學生．還是普利斯特裡的密友。馬爾薩斯
入學的第三年，即1787年，他因為從聖公會脫離，擁護一元神教派，思想自由以及堅持
和平主義而成為劍橋的一場著名論戰的中心人物。佩利本人於1775年離開劍橋，但他的
《道德法則與政治哲學》，或者稱其原名《道德與政治法則》，是在馬爾薩斯入學的第
一年，即1785年在劍橋出版的。我想這本書對這位《人口論》的作者一定影響很大。馬
爾薩斯還是一群出色的本科生組成的小團體中的一員。這一團體中，畢曉普﹒奧特，即
馬爾薩斯的傳記作者，和E．D．克拉克教授，一個旅行家，劍橋奇人是較為知名的。在
馬爾薩斯獲得文學學位之後，柯勒律治來到基督學院（在1791年）。當年輕的柯勒律治
在那間面向大門，樓梯右邊的底層房間裡住下來的時候，基督學院不再是個死氣沉沉的
地方了——這樣的喃喃之聲在庭院中回響不絕。
記得那時，繆斯翩翩而來，
我走上前，等待知識女神的稱讚。
她在頭頂，為我戴上桂冠，
同我相吻，算是回答我的誓言。
「在那些房間裡，我度過了怎樣的夜晚啊！」一個那個時代的人寫道，「我們一邊
享用著簡單的晚餐，也就是『填鴨』，像他們說的那樣，一邊把埃斯庫羅斯、柏拉圖和
修昔底德的著作和一大堆辭典推到一邊，開始討論當天的小冊子，那些伯克不時寫出的
小冊子。我們完全不必把它們拿到眼前，柯勒律治早上讀了，晚上就可以逐字逐句地復
述。費倫德的公案正在進展之中，小冊子蜂擁出現，柯勒律治統統讀過。夜晚來臨，伴
著我們的尼百斯酒，我們熱烈地討論。」
1793年6月馬爾薩斯成為學院的一名教師，他參與通過了1793年12月19日的那條命
令：「同意：如果未經允許而擅離學院的柯勒律治一月之內不能返回，並且支付對導師
的酬金或提供支付的可靠證明，他將被董事會開除。」看來，柯勒律治已經以西拉斯﹒
湯姆金斯﹒庫默貝克的名字被列為第15個暴徒。對柯勒律治在基督學院的經歷我只能記
述到此了，需要說明的是，這起惡作劇之後，他被判處在學院區禁閉一個月，並要把德
米特裡﹒法萊雷奧斯的著作譯成英文。後來柯勒律治對《人口論》的攻擊是世人皆知的：
「最後，看一看這個強大的國度吧，它的統治者和智士們對佩利，對馬爾薩斯言聽計從！
這是非常悲哀的（《賽繆爾﹒泰勒﹒柯勒律治文學遺著》，第328頁）。
我莊嚴地宣佈，我並不相信那些由人類的無知，虛弱和惡毒造就出來的邪教、異端
和宗派比一個基督徒、哲學家、政客、市民以及這討厭的教條更恥辱（《席間閒談》，
第88頁）。」
在學院中，據說馬爾薩斯愛好板球和溜冰，獲得過拉丁語和英語演說獎金，1786年
被選為學院的布倫塞爾獎學金獲得者，並在1788年以劍橋數學考試甲等第九名畢業。在
他畢業前夕的一封家信中他說自己正在研讀吉本的著作，即將讀到最後三卷。幾個月之
後，他在信中寫道：「我最近正在閱讀吉本的《羅馬帝國的衰落》一書。他提供了一些
有用的知識，內容涉及那些野蠻民族的發源與發展，而正是這些野蠻民族形成了今天歐
洲的精緻的政體。吉本還使那一黑暗時期的開端更加清晰，這一時期曾長期占據歷史舞
台，不能不激起人的好奇之心。在我看來，吉本是個令人愉悅的作家，他的文風是有些
地方莊嚴，但每個地方都充滿趣味而且用詞得體，儘管對歷史著作來說也許文風過於華
麗了一些。我將滿心歡喜地等待看到他的其後諸卷（1788年4月17日）。」
後來的日子裡，馬爾薩斯的柔和謙恭的脾氣和品行也許有些過分，但他在劍橋是個
討人喜愛的人。奧特說，他的詼諧的性格「在年輕時就已顯露無遺，成年之後依然未改，
尤其是在劍橋，當他興起之時，就會做出滑稽的表情，裝出獨特的聲調，這常常給他的
夥伴們帶來無限歡娛。」
據奧特說，甚至在本科時馬爾薩斯就已非常與眾不同，因為「（他具有）那種溫文
爾雅、細心明辨的風格，在當時是很少見的。這也體現在他的學術研究中，他穩健而不
急躁，對在劍橋培養的各種學術都平等以待，而並不是僅對其中某一方面傾心有加。」
1793年6月10日，當由驅逐弗倫德引起的風波正處高潮的時候，馬爾薩斯被接受為
研究員，開始居無定所，直到他於1804年結婚。他已在1788年取得牧師職位，1796年後
他就在劍橋和艾爾伯裡擔任副牧師職務。1803年11月21日，他離開了該教區，由他的親
戚亨利﹒多爾頓推薦而被任命為威爾斯比和林克斯的教區長，在他的余生裡，他就以此
作為一個不定居的牧師。
奧特在他的《傳記》中收錄了一些當馬爾薩斯還是學院本科生時他的父親丹尼爾﹒
馬爾薩斯給他的信。其中一封談論馬爾薩斯被選為研究員一事的信清楚地表明了父子二
人間的關係，因此全文收錄如下：
我衷心地祝賀你的成功，它給我帶來了歡樂，因為這彌補了我的遺憾。在我的人生
經歷中我錯失了它，因此我更有感慨地向你祝福。
唉！我親愛的鮑勃，我沒有權力談論怠惰，但當我給你寫那封你所不喜歡的信的時
候，我對我自己的失敗的目標和遺憾的追求感觸良深。我想，從對自己年輕時的回憶中
我預見到了你，同樣的自亂陣腳的傾向，同樣的自責的氣質，有希望能使我的不幸經歷
有益於你。這也的確是你所需要的，儘管只是一點點，但已讓我更熱切地想要告訴你，
我寫信給你時，比我通常裝作的那樣心腸更軟，然而我的這種方式換來的卻是你粗暴的
失望之語，這讓我感到自作自受。如你所說，你已克服了這些，能做到這樣你是很有資
格的，因為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最無懈可擊的品格，文雅的風度，最明智、最和藹的舉
止，避免了我所痛恨的妄自菲薄；你能讓每個人都輕松愉快，帶給他們快樂。即使我最
易發怒或吹毛求疵，我也不能從一個夥伴身上要求更多了。在我對你的幸福有所期望時，
我也未感到還有什麼缺憾，除非我的那些期望過於古怪、不近情理或根本就是錯誤的。
在我拒絕向你表達感情，拒絕給你我的嘉許的時候，我感到自己常常禁不住要握住你的
手，流下淚來。
如果我能為你的教堂做些什麼，或者你還需要為你做些什麼，就寫信給我，像我一
樣。相信我，親愛的鮑勃，最愛你的，
丹尼爾﹒馬爾薩斯
馬爾薩斯的第一篇文章是《危機，一個憲法支持者對最近的有趣的大不列顛的狀況
的看法》，寫於1796年，這時馬爾薩斯對皮特政府的批評已是第13年。這篇文章沒能找
到出版商。由奧特和安普森引用的摘要表明，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甚至人口問題已經引起
他的興趣：「在人口問題上（他寫道）我不能同意阿奇迪肯﹒佩利的觀點。他認為，人
口是度量一國富裕程度的最佳方式。一國幸福與繁榮的增進，最重要的標志就是人口的
增加。如果說人口總數是富裕程度的標志的話，它所代表的也僅是過去的富裕。」
1798年，馬爾薩斯32歲之際，匿名發表了一本小冊子，就是《人口原理；人口對未
來社會進步的影響；兼對戈德文先生、康多塞特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論進行評價》。
正是在與其父丹尼爾﹒馬爾薩斯的討論中，羅伯特﹒馬爾薩斯才逐漸為人所知並最
終成名。這一典故來自於畢曉普﹒奧特，而他正是從馬爾薩斯本人那裡聽來的。1793年，
戈德文的《政治公正》出版。馬爾薩斯父子頻繁地談論未來社會的平等與幸福，父親抱
有理想主義的觀點，兒子則抨擊這種觀點。畢曉普﹒奧特這樣描述說：「在與父親進行
這種富有生氣的討論的時候，馬爾薩斯已經確立了他的事業的方向，即主要研究由於人
口增長快於人類生存能力的提高而給人類社會進步造成的障礙。」為了使這一想法更成
熟，他寫下他的論點的要義，這形成了後來的《人口原理》。我們不知道父親是否被兒
子說服，但可以肯定的是，丹尼爾﹒馬爾薩斯強烈地感受到兒子手稿中的觀點所具有的
重要性和創造性，因此建議兒子將他的勞動成果公之於眾。
第一版是約5萬字的八開本，與後面諸版相比，這一版幾乎完全不同，並且更宜於
傳世。五年以後以四開本出版了第二版，到第五版時已成為約25萬字的三卷本。正如馬
爾薩斯在第二版中所解釋的，第一版的寫作是「出於一時衝動，僅利用了在鄉村所能接
觸到的少有的資料，」不過是一本先完成的著作。它的內容一方面是與完美主義者的辯
論，一方面證明造物主造物之道的合理性，儘管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反其意而行之。
這第一篇論文運用演繹的方法，富於哲理，文風大膽而精於修飾，語言華美，情緒
飽滿；而在其後的諸版中，政治哲學讓位給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被社會學所做的證據
歸納所掩蓋，這位年輕人在執政政府後期寫作時所具有的天賦和高漲熱情卻不見了。
「冗長與毫無意義的重複」，這是柯勒律治寫在《人口原理》第二版頁邊的評論：「難
道這本四開本的書是在教導我們，貧窮將帶來巨大的苦難和罪惡，而在那些嘴多於麵包，
頭顱多於腦力的地方，貧困必將達到極致嗎？」
第一版很難見到，可見它的發行量一定很小（1820年馬爾薩斯聲稱他從自己的著作
中獲得的收益總數不超過1000鎊），它一經面市，馬上就脫銷了，儘管五年之後才出了
第二版。這本書立刻引起注意，小冊子之間的筆仗也隨即展開（據博納博士說，在第二
版之前的五年中就有20本之多），135年來，這種筆仗就沒有停止過。反對者們提出理
由抨擊那一在進化歷程中從生命初始就已深深植根的本能，並且認為，在有意識地對幸
福的追求中，人們敢於從那些盲目鼓吹支配性生存的人們手中奪得政權。
佩利本人被說服了，而他從前認為「一個國家可能遭受的最慘重的災難就是人口的
衰減，人口的增長的目標，在所有國家都應當勝過其他一切政治目標。」《人口論》同
樣引起了政治家的注意，奧特記載了皮特與馬爾薩斯於1801年12月的一次會面：「碰巧
這時皮特先生正對劍橋大學做一次競選訪問……在基督學院院長住宅舉行的晚餐會上，
有幾個年輕的旅行者作陪，特別是羅伯特﹒馬爾薩斯等人。在談到西德尼﹒史密斯爵士、
在雅法的大屠殺、阿卡的帕夏、克拉克和卡萊爾等輕松話題時，皮特先生也放鬆下來與
大家閒談。」在1796年，皮特認為一個人多生孩子是「使國家富足」的行為，即使他全
家都是窮人。而到了與馬爾薩斯見面的前一年，皮特卻放棄了他的新的《濟貧法》，在
眾議院他解釋說，他這樣做是為了向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們表示敬意，「對他們的意見
他必須要加以尊重，」據說，他指的是本瑟姆和馬爾薩斯。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一本天才的著作。作者完全清楚他所表達的思想的重要性。
他相信他已找到了人類苦難的線索。《人口論》的重要性不在於那些新奇的事實；從這
些事實中得出一個簡單的原理，並對這一原理做出極富衝擊性的強調，這才是此書的重
要性所在。實際上，他的主導思想曾被其他一些18世紀的作家利用過，但由於表達拙劣
而沒能引起世人注意。
這本書可以躋身於那些對思想進步產生重大影響的著作之列。它深深地植根於人文
科學的英格蘭傳統之中——植根於蘇格蘭和英格蘭的思想傳統之中，在這一傳統之中，
我認為，在情感上存在著不同尋常的延續性。從18世紀到現在，如果我要如此表達——
這一傳統與這些名字聯繫在一起：洛克、休謨、亞當﹒斯密、佩利、本瑟姆、達爾文和
穆勒，這一傳統表達著對真理的熱愛和高尚的清晰的思想，沒有任何感情用事和形而上
學，它代表了公正和民眾精神。這些巨著不但在情感上一脈相承，在實際內容上也息息
相聯。馬爾薩斯身列其間，當之無愧。
馬爾薩斯從他的演繹的劍橋方法——無論是數學學位獲得者佩利，還是一無神論者
采用的方法——到後面諸版采用的歸納性論點的轉折起因於1799年的一次旅行。他為了
搜集資料，訪問了瑞典、挪威、芬蘭和俄羅斯的一些地方，這些是當時對英國旅行者開
放的少數的幾個國家。在1802年的短暫和平期間，他還訪問了法國與瑞士。北方的旅行
是與基督學院的朋友奧特、克拉克和克裡普斯相伴而行。E．D．克拉克是個天生的旅行
家和收藏家。馬爾薩斯和奧特被他的異常的、可怕的旺盛精力搞得疲憊不堪，而對克拉
克，這不過是稍作表現而已。
克拉克和克裡普斯又繼續了兩到三年的旅行，當他們從君士坦丁堡返回時，已經收
集了許多五花八門的東西，其中很多目前保存於菲茨威廉博物館。他們在家中的朋友們
則坐在基督學院的研究員休息室裡，懷著極大的好奇和興趣閱讀克拉克的來信。這些信
件有許多收錄在克拉克的《生活與旅行》。克拉克後來成為基督學院的高級導師（1805
年），第一位礦物學教授（1808年），最終成為大學的圖書管理專家（1817年）。
與此同時，馬爾薩斯在繼續他的經濟學研究，並在1800年匿名出版（像他的《人口
原理》第一版一樣）了一本小冊子，其名為《對目前供應的過高價格的原因調查》。這
本小冊子不但就其本身來說是重要的，而且表明他已傾向於使用處理具體經濟問題的一
系列方法，這些方法在此後與李嘉圖的通信中進一步展開。我對這種方法我深有同感，
並且認為，比起李嘉圖的方法來，這種方法更可能會得出正確的結論。
按照馬爾薩斯的頗令常識的主張，價格和利潤主要決定於他所說的（儘管並不很清
楚）「有效需求」。李嘉圖則采用了苛刻得多的方法，在「有效需求」背後，他一方面
歸因於貨幣狀況，一方面歸因於產品的實際成本和實際差別，認為這些基本因素以唯一
的和清晰的方式自行發揮作用。他把馬爾薩斯的方法看作是十分淺陋的方法。然而，李
嘉圖在使他的許多成功的論點要義簡單化的過程中，不由自主地偏離了客觀事實；而馬
爾薩斯卻使他的說法接近結論，從而緊緊抓住了那些在現實世界中可能發生的東西。李
嘉圖是諸如貨幣數量論和匯價的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創立者。當人們在觀念上痛苦地脫離
這些偽算術定律的控制時，人們才能夠，或許是100年來第一次，理解馬爾薩斯的晦澀
結構的真正意義。
馬爾薩斯的「有效需求」概念在這本早期的小冊子中被天才地表達出來。「這一想
法對他的震撼之大以致於他騎上馬從黑斯廷斯跑到鎮裡」，在他的「鎮裡的閣樓」上呆
了兩天，「熬夜到兩點來完成這一想法，以便它在議會開會之前產生出來」。他在思考
為什麼供應價格上漲之高遠遠超過收穫不足所能產生的影響。他沒有像李嘉圖幾年之後
那樣歸因於貨幣數量。他把原因歸結於勞動階級收入的提高造成的隨著生活費用增加按
比例提高教職人員薪金。「我極其強烈地感覺到，在王國的多數地區隨著谷物價格上升
而按比例提高教職人員薪金的企圖，連同國家的富足，這使得提高薪金的企圖得以實現，
相對說來是造成此次供應價格上漲的僅有的原因，因為這次價格上升的程度大大超過了
短缺的程度，大大超過了那些以上原因不起作用的國家價格上升的程度……
「讓我們假設存在一種有50個人都急需的商品，但由於生產上的某些失誤，只夠供
應40個人。如果第40個人可以花兩先令買這件商品，而他前面的39個人的出價都不同程
度地高於兩先令，余下的十個人的出價都少於兩先令，根據真實的貿易原則，這件物品
的實際價格將是兩先令……讓我們假設現在有人給了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十個窮人每人一
先令。現在所有的50個人都能支付兩個先令，即先前確定的價格。根據公平貿易的每條
真實原則，這件商品將馬上漲價。如果不是這樣，我就要問，根據什麼原則把能支付兩
先令的50個人中的十個排除在外？因為依據假設，商品還只能供給40個人。窮人的兩個
先令與富人的兩個先令一樣是錢；如果我們不采取漲價而讓最窮的十個人（或許他們是）
支付不起的辦法，就必須擲硬幣、抽籤、摸彩或者動武來決定誰將被排除在外。我的目
的是要找到比對同樣的錢進行不光彩的區分的辦法更合理的方式來分配一國的商品，而
以上這些方法顯然偏離了我的目標。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根據文明的、已啟蒙民族的習
俗，根據每一條商品交易規則，價格必定會上漲到可以排除50人中的十人的那一點。這
一點也許是兩個半先令或更多，將成為商品的價格。如果再給那被排除的十人每人一先
令：每個人都能支付兩個半先令，價格必然立即隨之上漲到三先令或更多，以此類推。」
語言和道理都是簡單的，但這卻是系統性的經濟學思想方法的開端。小冊子中還有
很多——幾乎整篇——都值得引用。這本《調查》是馬爾薩斯所寫的最好的作品之一，
儘管在《人口原理》中有很多偉大的章節；現在，既然已經從引述開始，我就禁不住引
用第二版（第571頁）中的那一著名段落，其中表達了相似的思想，但以不同的行文做
了更出色的包裝（轉引自佩因《人的權力》中的評說）：「一個人降生在一個已被瓜分
完畢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從父母那裡得到應得的財產，如果社會不需要他的勞動，他
將無權得到哪怕一丁點食物，而且實際上，是毫無意義地來到世上。大自然的盛宴中，
沒有他的坐席。就像是一個人沒被邀請而前去參加宴會一樣，女主人命令他離開，如果
他不能喚起某些宴席中的賓客的同情的話。而如果有賓客站起來為他讓座，其他不請自
到人會立刻闖過來要求得到同樣的恩賜。如果來者將分食物的消息傳開，宴會廳裡將會
擠滿數不清的想要得到的人。宴會的秩序與和諧就此破壞了，先前的富足變成了現在的
困乏；賓客們的歡樂被破壞了，大廳中的每個角落都是痛苦和依賴的場面，都是被激怒
的人們鬧嚷嚷地糾纏不休，因為他們曾被告知能得到一份食物但並沒有找到。客人們將
後悔不已，他們不該抵制女主人發佈的對闖入者的嚴酷命令，因為女主人希望她所有的
客人都有足夠的享用，但她知道她無法滿足源源不斷的人們，因此當她的宴席已經坐滿
時，她就要客氣地拒絕接納那些新來的人。」
馬爾薩斯的另一本小冊子《致薩繆爾﹒惠特佈雷德議員先生的一封信——關於他的
修改〈濟貧法〉的建議案》則無如此幸運。這完全是一次對《人口論》中原理的應用。
惠特佈雷德先生建議「授權教士們建造房屋」，就是一項建房計劃，一方面想補救驚人
的短缺狀況；一方面想創造就業。但馬爾薩斯急切地指出無論如何也不能減輕「獲得住
房的困難」，因為正是由於住房的困難才使得「針對貧民的法律沒有像預期的那樣刺激
早婚」。這些法律提高了稅率，較高的稅率阻礙了建房，而住房的短缺減緩了貧民法律
在其他方面刺激人口增加的災難性影響。「這一傾向使得男女關係過早發生，如果在充
足的住房條件的刺激下，我毫不懷疑人口將大大增加，這樣大規模的勞動者被隨即投入
市場，將使得那些獨立的勞動者陷入絕境。」經濟學是一門本常危險的科學。
1803年，《人口原理》的新版出版，它是精美的四開本，全書600頁，標價一個半
畿尼。直到這時，馬爾薩斯才沒有特別職責而專心於經濟學研究。他於1804年結婚。
1805年他39歲之際，擔當了前些年就已做出的任命，即擔任新成立的東印度學院的現代
歷史與政治經濟學教授一職，開始是在赫特福德，不久就遷至海利伯裡。這是在英格蘭
建立的最早的政治經濟學教席。
直到1834年去世他一直居住在海利伯裡。他的住所在鐘樓下面，後來詹姆斯﹒斯蒂
芬爵士居住在這裡，他是馬爾薩斯講座的最後一任主持者。馬爾薩斯有三個子女，一個
女兒尚未成年就夭折了，另外一個女兒，普林格爾夫人活到1885年，而他的兒子，雷維
倫德﹒亨利﹒馬爾薩斯於1882年去世，沒有留下子女。
《人口原理》在後面一系列的著作中得到引申。1814年和1815年他出版了關於《谷
物法》的小冊子，1815年出版了他關於地租的著名論文，1820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
《政治經濟學原理——由實際應用的觀點考察》。
「海利伯裡學院存在的時候，馬爾薩斯夫人一直保持著她的歡樂的晚宴的傳統，倫
敦的學術界精英經常參加她的晚宴。」「馬爾薩斯的僕人一直跟隨著他，直到他結婚之
後生活安頓下來。」他的學生們管他叫「老爹」。他是個輝格黨成員。他的布道常常是
詳細闡發上帝的仁慈。他認為海利伯裡學院是一個令人滿意的地方，認為對那些「不但
能理解，並且不以之為枯燥」的年輕人來說，政治經濟學是一項適宜的研究。他的性情
和善，脾氣和藹可親，品格忠誠，富於感情，並且天性次快——這些都驗證了他1798年
在《人口原理》第一版中所寫下的論斷：「人生，一般說來，是一件與未來狀態無關的
幸事……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除了那些在歷史進步大潮中必不可少的罪惡之外，世上
再無其他罪惡。」
與這幅畫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論戰中的小冊子作者們描繪的冷酷、惡毒，如怪物
一般的馬爾薩斯的形象。對此，馬爾薩斯看來是采取了盡可能不聞不問的態度，但一些
朋友門卻十分憤慨。在這件事上，西德尼﹒史密斯把握得更好一些。他在1821牢7月給
友人的一封信中寫道：「哲學家馬爾薩斯上周來到此地。我參加了由未婚者們為他舉辦
的令人愉快的歡迎會。其中只有一位婦女是有小孩的。但馬爾薩斯是個性情溫和的人，
只要沒有發現有身懷六甲的跡象，他會對每位女士都彬彬有禮……。」
《紳士雜誌》（1835年，第325頁）在訃告辭中告訴我們：「馬爾薩斯先生身材高
挑，體態優雅，他在相貌上如同他的品行一樣，堪稱完美紳士的典範。」
約翰﹒林內爾先生在1833年曾為馬爾薩斯畫過一幅令人欽羨的畫像，現在為羅伯特
﹒馬爾薩斯先生所有。從這幅畫像以及同樣出自於林內爾之手的著名的馬爾薩斯雕像可
以看出，他是個紅臉膛，有著紅或褐色的鬈發，那是一張不同凡俗的俊秀的面龐。馬蒂
諾小姐在她的自傳中寫道：「全英國也找不到比馬爾薩斯先生頭腦更單純，更具美德，
更充滿生活情趣的人了……在所有人當中，馬爾薩斯是我不用喇叭經常就能很輕松地聽
到的人之一；——由於下□的缺陷，馬爾薩斯講話時的毛病簡直不可救藥，當他的朋友
有意安排我們認識而邀請我與馬爾薩斯會見時，我不禁心生畏懼。想到我自己的耳聾，
而他不能讀出字母表中的一半輔音，以及他的薄薄的嘴唇使我很難把我的助聽管給他，
我意識到我們的會見將會是一次可怕的經歷。幸運的是，我錯了。他的第一句話——緩
慢而溫和，不管輔音怎樣，元音響亮而清晰——就使我完全放鬆下來。我很快就發現他
用的元音我實際上都聽到過。他發音最差的字母是I，當我毫不困難地聽懂他的問話，
——『難道你不想去看看基拉內的湖嗎？』的時候，我已經沒什麼可擔心的了。」
我們的記憶在經歷了盧俊和休謨之後的漫長空白之後，上面這一愉快的場景又讓我
們回到了我們所熟識的年代。約翰遜博士、吉本和伯克對我們影響之深，以致於我們很
容易淡忘了馬爾薩斯成長的那個年代，即18世紀最後四分之一的那個年輕、激進的英格
蘭；我們也淡忘了帶來沉重失望的法蘭西革命以及它對英格蘭的毀滅性影響，儘管我們
還能在從華茲華斯到柯勒律治到懷有不可扼制的熱情的雪萊的作品中了解到它，但我們
已經淡忘了這兩個重大事件在從18世紀向19世紀的過渡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無論如何，
隨著一個又一個世紀的過去，馬爾薩斯在我們的生活環境與知識範圍中已經完全被忽略
了。盧梭、馬爾薩斯之父丹尼爾、吉爾伯特﹒威克菲爾德、1784年的劍橋同仁們、佩利、
皮特以及《人口原理》的第一版彷彿都屬於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種文明。而馬爾薩斯
與我們的聯繫卻日漸緊密。他是政治經濟學俱樂部的初始會員，而這一團體仍在每月的
第一個星期三召開聚餐會。他同時還是在他去世之前建立的皇家統計學會的初始會員。
他參加了英國科學促進協會在劍橋召開的1833年會議。
晚年對他影響最大的是他與李嘉圖的親密關係，為此他寫道：「除了我的家人，我
從沒有像這樣愛過他人，交換看法，我們毫不保留，之後我們共同探討感興趣的問題，
只為真理，別無他念，以致於我不得不設想，或早或晚，我們總會取得一致。」瑪麗亞
﹒埃奇沃思與兩人都相熟識。她這樣描繪他們：「他們齊心協力探尋真理，無論誰是第
一個發現者，他們都歡呼相慶；我真切地看到他們以自己有力的手臂拉動絞盤，讓那癡
心眷戀於井底的真理女神升出地面。」
馬爾薩斯與李嘉圖之間的友誼始於1811年6月，馬爾薩斯「冒昧地引見自己」，希
望「我們在這一問題上能站在一邊，對那些觀點上的分歧，我們只需要私下進行心平氣
和地討論，這樣就可以避免一場筆墨官司。」這帶來了他們之間從未斷絕的親密關係。
李嘉圖在周末頻頻造訪海利伯裡；而馬爾薩斯到倫敦的時候也常常逗留幾天，起碼要與
李嘉圖共進早餐，後來的年月裡，馬爾薩斯也習慣於到蓋特科姆公園，李嘉圖的家中住
上些時日。這表明他們相互之間懷有最深切的愛戴和尊敬。他們在智力天賦上的對比很
鮮明，也很有意思。在討論經濟學問題時，李嘉圖是抽像思維和演繹法的理論家，馬爾
薩斯則是歸納性的和直覺的調查者，他不願意與可驗證的事實依據和直覺中偏移太遠。
然而在實際的財經問題上，這位猶太裔的證券商與這位貴族血統的牧師的角色就會完全
顛倒過來。我記錄下了這樣一件小事。在拿破侖戰爭時期，正如人們所熟知的，李嘉圖
是一個辛迪加的主要成員，這個辛迪加從事政府債券的操作，相當於目前的「包銷」。
他的辛迪加通過參與招標從財政部的債券總額中得到了包括各種期限的債券，然後作為
投資機會逐步向公眾銷售。在這種情況下，李嘉圖往往要幫馬爾薩斯一個忙，馬爾薩斯
不用掏一分錢，李嘉圖就把一部分債券份額記到他名下，這意味著，只要馬爾薩斯持有
的時間不是太長，一定的收益是毫無問題的，因為辛迪加的初始價格條件比當時的市場
價格要低得多。這樣，在滑鐵盧戰役的前幾天，馬爾薩斯發現自己手中的公債正處在一
個小「牛」市。不幸的事，他的神經已經無法承受了，他指示李嘉圖，只要不是「錯的
或不方便的」，「就乾脆趕緊把你如此好意地承諾給我的收益實現了，哪怕只是一小點
也好。」李嘉圖執行了這一指令，儘管他自己絕不會采取同樣的行動，因為他的消息來
源告知他公債可以在滑鐵盧戰役那一周達到牛市的峰頂。在1815年6月27日致馬爾薩斯
的一封信中，他謙遜地匯報說：「像往常一樣，我從對上漲的預料之中獲益頗豐，我成
了公債的大贏家。」「現在讓我談談我們的老課題，」他接著投入到對商品價格上漲原
因的探討之中。
可憐的馬爾薩斯禁不住心中懊惱：「（他寫於1815年7月16日）我得承認我曾以為
第一場戰役的勝機屬於波拿巴，因為他有進攻的機會；的確，從威靈頓公爵的調兵遣將
看來，波拿巴一時曾經勝券在握。然而事後看來，法國人並沒有做好應有的準備。如果
他們拿出了為保衛獨立而戰應有的力量和熱情，一場戰鬥，無論它如何血腥或徹底，是
無法決定法蘭西的命運的。」
這一友誼將在歷史中長存，因為它產生出了在政治經濟學發展歷程中最重要的文字
往來。1887年，博納博士發現了由科勒內爾﹒馬爾薩斯所有的李嘉圖寫給馬爾薩斯的信
件，然後出版了他的署名的版本。然而對馬爾薩斯所寫的信件的尋找卻是一無所獲，這
些信件本來應該由李嘉圖的家庭成員所持有。1907年福克斯韋爾教授在《經濟學雜誌》
上發表了這些散軼信件中的一封，這封信是大衛﹒李嘉圖偶然送給伊斯頓﹒格雷的史密
斯女士的，她樂於收集名人手跡。這位教授同時還聲稱——極有先見之明地——「大衛
﹒休謨對《國家財富》的評論曾被銷毀，而馬爾薩斯的這部分信件的遺失將被經濟學家
們認為是僅次於此的文字之災。」對皮羅﹒斯拉法先生來說，什麼也隱藏不住。為編輯
即將出版的《大衛﹒李嘉圖著作》的全本和定本（此書是為皇家經濟學會準備的，將於
近年內出版），斯拉法先生在研究工作中發現了那些散軼的信件。這兩方面的通信的出
版將會大大提高它所包含的趣味。其中的確可以發現經濟學理論的種子，也能發現他們
論證命題時分歧的線索——在一開始就形成如此大的分歧，除非分歧消除，否則很難認
為他們所用的定義是一致的。李嘉圖研究均衡條件下產品的分配理論，而馬爾薩斯則關
注是什麼因素決定了現實世界中每日產出的數量。馬爾薩斯所針對的是我們碰巧生活於
其中的貨幣經濟；而李嘉圖針對的是一個貨幣中性經濟的假想概念。他們很大程度上知
道存在分歧的真正原因。在1817竿1月24日的一封信中，李嘉圖寫道：「在我看來，我
們在那些經常討論的題目上的觀點分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你在頭腦中經常考慮那些個
別變化帶來的直接和暫時的效應，而我則把這種直接效應和暫時效應撇在一邊，全神貫
注於這些效應所造成的結果，即事物的長期狀態。或許你對這些暫時效應評價過高，而
我則過於低估。要正確對待這些命題，就需要認真加以區別和注意，並要同時考慮兩方
面的原因。」
馬爾薩斯在1817年1月26日對此做了很有反響的回答：「我同意你所談及的問題是
我們的觀點分歧的原因之一。我確實傾向於從事物的本來面目去考慮，因為這是便寫作
在實踐中有益於社會的方法，我也認為這是避免犯拉普他島的裁縫們所犯的錯誤的唯一
方法，如果失之毫厘，則必謬以千里。另外，我的確認為社會進步包含著不確定因素，
如果忽略那些能在八年或十年中促進或阻礙生產與人口增加的因素，就等於忽略了導致
國家貧窮或富足的因素，而這正是所有的政治經濟學探討的主要目標。一個作者誠然可
以做出任何他喜歡的假設，但如果他的假設實際上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他就不能從假
設中得出任何有實踐意義的推斷來。你在關於利潤的文章中假設實際勞動工資是恆定的；
但它是隨商品價格波動的（二者在名義上是一回事），利潤也是變動不定的，因此你的
推斷就無法應用到事物的實際狀態之中。我們在周圍的國家，尤其是在我國，看到的是
時而繁榮，時而蕭條，長短不定的歷史時期，而從未見到過你僅僅考慮了的一成不變的
社會進步。
但造成我們的分歧的更細緻、更本質的原因，我認為是這樣。你似乎認為人類的需
求和口味時刻在等待著供給；而我則堅決認為沒什麼比激發新的需求和口味更難的了，
尤其是要從原有材料中創造新需求和新口味就更難。需求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人們所賦予
它的價值，供給越適合於需求，其價值就越高，一天的勞動就能換來或曰帶來更多的可
支配的購買力……我非常肯定地認為，在實際阻礙生產和人口增長的因素中，需求刺激
的不足更甚於生產能力的不足。」
一個人如果細讀了這些通信，就不能不感覺到，在長達100余年的時間裡，馬爾薩
斯的一系列方法被完全抹煞，而李嘉圖的方法居於完全的統治地位，這對經濟學的進步
可稱是一場災難。在這些信禮中，馬爾薩斯一次又一次地談論著簡潔的思想，但頭腦籠
罩在陰雲裡的李嘉圖卻全然無法理解這種力量。
早在1814年10月9日，由福克斯韋爾教授發表在《經濟學雜誌》（1907年，第274頁）
中的信中，馬爾薩斯寫道：「我無論如何不能同意你的觀察，你認為『由積累欲望引起
的需求同消費的欲望一樣有效』，即『消費和積累能同樣促進需求』。我知道，對於利
潤下降，你一般會從積累上找原因，而我則堅信，這是因為生產價格比生產成本相對降
低，或者說是有效需求縮減，除此以外再無其他原因。」
但從馬爾薩斯寫於1821年7月的兩封信的摘要中可以看到，到那時為止，這一在馬
爾薩斯頭腦中清清楚楚的問題，在李嘉圖的頭腦中仍然迷迷糊糊。（1821年7月7日）我
們在世界的每個地方幾乎都可以看到閒置著的巨大的生產能力，我對這種現象的解釋是，
由於對實際產品分配不當，造成繼續生產缺乏足夠的動機。
為了探討財富增長的直接原因，我顯然要探討動機問題。我根本不想否認人們有權
消費掉全部產出，但根本問題在於，在各部分之間進行分配的方式是否能最大程度上引
起有效需求，從而激發以後的生產。我毫不懷疑地堅持認為，快速積累的意圖必然意味
著非生產性消費的大幅度縮減，這極大地損害了一般的生產動機，從而必然過早地阻礙
財富的增長。這才是最具實際意義的問題，至於是否應該把這種不景氣稱為供應過剩，
我認為是一個非常次要的問題。但如果這種情況成為現實，即快速積累的意圖造成的勞
動與利潤的分配損害了今後積蓄的動機和能力，從而損害了供給能力和人口就業的增長，
就不能不承認，這種積累的意圖，或曰儲蓄過剩會對一國造成切實的損害。
（1821年7月16日）對於目前討論的這一問題，看來我們永遠也無法徹底地相互理
解了，如果你讀了我的最後一章第一部分的頭兩段，而仍然「認為把巨大的生產力投入
生產，其結果對人類不利」，那麼我幾乎對是否有能力表白自己感到絕望了。
我明確聲明，我的目標是闡明引發生產力的原因；如果我建議保持一定比例的非生
產性消費，顯而易見那不過是為了保證最大程度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動機。而且我依然認
為，對於一國的財富來說，隨土壤肥力而有所不同的非生產性消費的占一定比例是絕對
不可缺少的……在各種生產動機當中，最核心力當然是使那些運作產業的人獲得產出的
適當比例。然而你卻主張大規模的暫時儲蓄，在利潤足以促使它投入生產時卻開始儲蓄，
這可能導致對於產品的分配不能引發進一步增加生產的任何動機。
如果把一段時間裡沒有進一步增加生產的狀態不適當地命名為不景氣，我不知道應
該怎樣稱呼它，尤其是在這種不景氣不可避免地使正在成長的一代淪於失業的時候。我
們從重複的經驗中知道，除非有一些工人已經在一段時間內失去工作，否則勞動的貨幣
價格是不會下降的。
問題在於，這仲資本的停滯，以及由於在增加的產品中沒有使地主和資本家得到適
當的非生產性消費的份額而造成的對勞動需求的停滯，在發生時會不會無損於一個國家，
會不會導致幸福和富足的程度降低，而如果使地主和資本家在自然社會賸餘中得到非生
產性消費的適當比例，從而繼續保持生產的動機，就會首先避免對勞動的不正常需求，
避免將會發生的這一需求的突然縮減，這樣是否導致社會幸福和富足程度的降低呢。
如果資本和勞動停滯不會導致惡果，那麼怎樣才能說明，對生產者可能有害的過於
節儉反而不會對國家有害呢？怎樣才能說明，在生產失去動機的時候，增加地主和資本
家的非生產性消費不能作為一個適宜的解決辦法呢？」
如果是馬爾薩斯而不是李嘉圖成為19世紀經濟學領頭人，今天將是一個明智得多、
富裕得多的世界！為了重新發現，為了沖破誤導我們頭腦的重重迷霧，我們付出了多大
的努力啊，而這本來應該是顯而易見的。我一直稱羅伯特﹒馬爾薩斯為第一位劍橋經濟
學家，而在這些信件發表之後，帶著更多的同情與崇敬，這一榮譽他將更加當之無愧。
在這些信中，馬爾薩斯的確在重述他出版於1820年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第七章
第四部分的論點，這一部分的內容是「非生產性的消費者引發的分配，以此作為增加全
部生產的交換價值的方式，」它未能打動李嘉圖，也未能影響後世的思想，但馬爾薩斯
使這一論點更加清晰。
我們稍加注意，就會發現論點的精髓在《政治經濟學》中已露出端倪。在本章的第
五部分，「對1815年以來勞動階級的苦難」，馬爾薩斯繼續應用了這些原理。他指出痛
苦應當歸因於資源的轉向，先前資源投入於戰爭，投入於儲蓄的積累。而在如今的情況
下，儲蓄不足不可能是問題的原因。儲蓄雖然是一種個人行為，但已不再是一種公共責
任。公益事業以及地主和有財產的人的消費才是適宜的解決辦法。
下面的兩節可以引用為對1815年到1820年所發生的事件的最好的經濟分析：「當利
潤偏低並且不確定的時候，當資本家在那些本應安全地利用他們的資本的地方卻遭受損
失的時候，當由於這些原因造成資本外流的時候；一句話，當問題的性質所體現出來的
所有證據都清楚地證明了對國內資本缺乏有效需求的時候，卻建議進行儲蓄，並且把更
多的收入轉化成資本，這不是違背了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嗎？這不是毫無意義地反對
供給和需求原理這一諸多原理中最首要、最重要和最普遍的原理嗎？這不是等於在人們
忍饑受餓、流離失所的時候卻建議他們操辦婚姻之事嗎？
「總之，我要說，參與戰爭的士兵、水手或其他階級突然轉化為生產勞動者會造成
生產與消費均衡的紊亂，而治愈這一惡魔的最力所能及、最顯而易見的方法是僱傭窮人
參與築路和公共工程，而地主和那些擁有財產的人致力於建設，改善和美化他們的工地，
以及僱傭工人和僕役。」
儲蓄與投資平衡問題在書中序言裡已全部提出了：「亞當﹒斯密聲稱，資本增加源
於節儉，每個節儉的人都有益於社會，財富的增長依賴於消費與居於其上的生產之間的
平衡。毫無疑問，這一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但顯然也絕不是無條件的，因為
儲蓄的原則一旦過度就會損害生產的動機。
如果每個人都滿足於最簡單的食物、最破爛的衣服和最鄙陋的住所，那麼這世上就
絕不會有其他的食物、衣服和住所……兩個端點是顯見的，需要的是有一個中間點，雖
然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不一定能確定它，但考慮到生產能力和消費願望這兩方面，這一點
應該是最能激發財富增長的一點。」
對李嘉圖來說，全然無視這一系列思想的意義當然是個重大錯誤。但馬爾薩斯也存
在缺陷，即在於他完全忽略了利息率所起的作用。20年前，我本可以反駁馬爾薩斯，他
所設想的事情的狀態，除非利息率首先降低為零，否則不會發生。像往
常一樣，馬爾薩斯洞察到了什麼是正確的，但只有解釋清楚過度節儉不會帶來利息
率降低為零，才能完全理解為什麼它是正確的。
亞當﹒斯密、馬爾薩斯、李嘉圖！對我們這些後世子孫來說，除了一般的感情，這
三個人物還激發了我們精神上的其他東西。馬爾薩斯與李嘉圖並未被他們相反的頭腦品
質所阻隔，而是終其一生在和平與友好中相互交流。
李嘉圖去世之前寫給馬爾薩斯的信中的最後一句是：「現在，親愛的馬爾薩斯，我
完了。像其他爭辯者一樣，在許多辯論之後，我們仍然保持各自的觀點。然而這些辯論
絲毫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即使你同意我的觀點，我也不會比現在更愛你。」
馬爾薩斯比他的朋友多活了十年。「（他在死前所寫）我的觀點是公開的。如果我
要修改什麼，也只能在語言上做些改動，而且我不知道是否能改得更好。」
1833年，馬爾薩斯去世的前一年，馬蒂諾小姐到海利伯裡來拜訪他。她很高興看到
「綠化得很好的赫茲郡。幾乎每天工作之余我們都出去—一五六個人愉快地騎馬相聚，
踏遍每一條綠色林蔭道，欣賞周圍的每一片景色。其他教授們的家庭則組成了一個充滿
歡樂的團體——我們沒有興趣談論學生中的哪一個會成為未來印度的行政官。年輕男人
們談論的風行一時的笑話，鄭重其事的相互尊敬，以及不時爆發出的喧鬧；年輕女士們
的射箭術；波斯語教授那奇特的君子風度；勒巴校長的淵博學識和誠懇的學者風度，以
及夏夜聚會中頗有古風的謙恭，所有這些都過去了。」
二、羅伯特﹒馬爾薩斯：百年訓諭
在《伊斯蘭革命》的序言中，雪萊寫道：「形而上學，以及對道德和政治科學的探
討，已經蛻變成了使那些已被破除的迷信再生的妄想，或者是馬爾薩斯式的詭辯，算計
著使那些人類的壓迫者們在永恆的勝利中安然入睡。」
戈德文的女婿如是說，他抨擊著《人口原理》對人類未來的美好希望。另外一個詩
人，馬爾薩斯在基督學院的同窗柯勒律治，其觀點也並不友善：「難道這本四開本的書
是在教導我們，貧窮將帶來巨大的苦難和罪惡，而在那些嘴多於麵包、頭顱多於腦力的
地方，貧困必將達到極致嗎？」博納博士寫道：「其余的紙邊批語主要是一些感歎語
（如『蠢驢！』），很多都有欠文雅。」
如此看來，無論對於富於革命精神的詩人還是對於富於保守精神的詩人，馬爾薩斯
都是經濟學家中詭辯者的代表——這個露骨而討厭的喋喋不休的傢伙，偏離了人道主義
的本源，他用不言自明的道理證明：所有減輕貧困和災難的企圖都會適得其反；開通的
自利行為比一時的慈悲心腸更是一種社會公德；商人們為了那些最紅光滿面的人——指
那些最富於財產的人——的生存而奮鬥，而一旦他們無法繼續，世界將極有可能陷入悲
慘之中。
這兩位最具睿智而氣質相異的詩人就是這樣來解讀他們所聽到的東西的。他們的控
訴矛頭指向19世紀的經濟學家，但也並非全然錯誤。今天我們也沒能完全逃脫出他們的
控訴。
如此紀念馬爾薩斯似乎有欠公平。《人口原理》的第一版是為了批評戈德文的《政
治公正》，第二版則是為了批評佩恩的《人的權力》，其中有一段是經常被引用的：
「一個人降生在一個已被瓜分完畢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從父母那裡得到應得的財產，
如果社會不需要他的勞動，他將無權得到哪怕一丁點兒食物，而且實際上，是毫無意義
地來到世上。」
當惠特佈雷德先生建議「授權教士們建造房屋」時，馬爾薩斯寫了一本小冊子，敦
促無論如何不能減輕「獲得住房的困難」。
這樣提及馬爾薩斯的名字仍然忽略了一點，即他的生活與他作為經濟學家的工作被
截然分成兩部分，每一部分都起因於他周圍的事件和影響。其中的第二部分是一次無效
的努力，李嘉圖和他的學派正在把他們的理論套在我們的脖頸上，而馬爾薩斯卻想推翻
它。在我前面的引文中，雪萊繼續寫道：「四散的陰雲也已籠罩在我們的小說與詩歌之
上。然而在我看來，人類正在從昏睡中覺醒。我感到了一種緩慢的、逐漸進行中的悄悄
的變化。」
在一個腳注中，雪萊把《人口原理》後面諸版中的一些變化慷慨地稱之為「公眾希
望甦醒的標志」。有這樣一段，這是《人口原理》第二版中接近結論的那一部分，也正
是雪萊頭腦中所想的那一部分：「總而言之，由於人口原理的作用，儘管減輕苦難的前
景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光明，但也遠非毫無希望。無論如何也不能排除人類社會逐漸向
前的進步，在出現最近的胡思亂想之前，這正是理性期望的目標。財產和婚姻的法則，
以及狹義的自愛原則促使每個個人努力改善自己的境況，我們應當感激這些法則，因為
正是在這些法則之下，人類的天才得以發揮，人類得以由野蠻走向文明。根據人口原理，
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得出結論，雖然我們永遠也無法拋棄使我們升高的這一階梯，但這
絕不說明我們不能借助於它更進一步。社會結構的許多特徵也許仍會保持原狀。我們有
充分理由相信社會仍會由有產者階級和勞動者階級組成。但每個階級各自的狀況，兩個
階級之間的比例都可能大大改觀，使整個社會趨於和諧與完美。如果在自然科學日新月
異、一日千里地發展的時候，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卻裹足不前，以至於連由於人口增長
造成的前進障礙都無法解決，這種對照的確令人悲傷。然而，無論我們工作中的障礙顯
得多麼堅不可摧，我們仍然心存希望，因為我們探討的結果並沒有使我們放棄人類社會
進步的事業。一點點好處，只要是可以得到的，就值得我們拼盡全力，就足以讓我們付
出努力，讓我們滿懷憧憬。雖然我們不能指望人類的美德與幸福能與自然發現的光輝歷
程齊頭並進，但只要我們不自暴自棄，我們就可以滿懷信心地希望，前者將隨後者的進
步而進步，並從後者的成功中分享好處，其程度並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在18世紀的最後幾年中，勞動階級的苦難主要因為他們的低水平的生活狀況引起了
馬爾薩斯的注意。滑鐵盧之戰以後以及戰爭結束之後，呈現在馬爾薩斯面前的是失業問
題。正是為了解決前一個問題，他提出了人口原理。他強調，除非減少勞動供給，否則
無法提高這一生產要素的報酬水平。然而在第一版中，他強調的是減少勞動供給的困難，
在其後諸版中，他卻強調減少勞動供給的重要意義。在他一生中的後半期，他被戰後失
業的問題困擾著，失業的範圍第一次擴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00年來，本應有人讀到
他對強大的李嘉圖的有力而不容辯駁的抨擊，哪怕僅帶著一絲同情與理解。就這樣，馬
爾薩斯這個名字因「人口原理」而不朽，而他提出更深刻的「有效需求原理」時的天才
直覺卻被遺忘了。
然而今天，讓我們把馬爾薩斯作為第一個劍橋經濟學家吧——最重要的是，把他作
為用規範的思維框架面對世事紛壇的偉大先驅吧。馬爾薩斯通過一條最佳途徑接近了經
濟理論的核心問題。馬爾薩斯在佩利時期的劍橋大學走向成熟，他開始有志於哲學和道
德科學，並運用政治哲學家們的演繹方法。接下來的幾年裡，他一頭沉浸在經濟史實和
當代世界的問題之中，運用歷史歸納的方法，並吸收了大量的歷史資料。最後，他又回
到演繹方法，不過這次是作為專屬於經濟學家們的純理論方法。他尋求將規範的思想方
法應用於事實資料，並通過直覺選擇類似規範原則的方法來透視這些事實，進而解釋問
題並提出解決辦法。總之，在經歷了一個道德學家的幼蟲和一個歷史學家的蛹之後，他
最終將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張開思想的翅膀，翱翔於世界之上。
作為結論，讓我來為你讀出馬爾薩斯所寫的這一段文字，它總結了一個經濟學家應
當怎樣看待經驗與理論之間的關係：「在我們的耳邊經常能夠聽到反對理論和理論家的
呼聲，它們來自那些自以為在實踐中精明強幹的人。應當認識到，差勁的理論是非常差
勁的東西，他們的作者非但無用，而且常常成為社會的害群之馬。但看來這些實踐的鼓
吹者並不清楚，他們自己也往往會像他們所反對的那樣。他們中的一大部分人屬於當時
最具危害性的理論家之列。當一個人信心十足地對人講述他觀察範圍之內的事實的時候，
無論這些事實具有多大的局限性，它們也增加了社會知識總量，從而有益於社會。但是
假如一個人竟然從他的局限性的經驗中，從他對自己的小農場的經營管理中，從與他相
鄰的作坊的雞毛蒜皮中得出一個普遍性的推斷，他就搖身一變成了一名理論家，這種事
情經常發生，然而這是尤為危險的。因為確立理論的唯一基礎是經驗，而人們往往一聽
到詞彙的音節就被迷住了，甚至不停下來仔細分辨一下局限性經驗與普遍性經驗之間的
區別。」我認為有理由稱頌馬爾薩斯：他的深刻的經濟學直覺，他不但能對變換的經驗
圖景保持一顆開放的頭腦，而且一直不間斷地以他的規範思想中的原理來解釋經驗，把
此二者結合起來，體現了他非凡的能力。我相信，一個世紀之後，我們現在在他的母校
紀念他，應當向他致以永不褪色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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