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茲沃思，未見過牛頓，為牛頓的雕像寫道：
    一個頭腦的大理石表徵，永遠；
    航行在奇怪的思想之海，獨自。
    我，一個曾見過愛因斯坦的人，不得不明顯地記錄——大概真正不同的——某些東
西：他是一個「淘氣的男孩」，一個淘氣的猶太男孩，當世界「踢」他屁股的時候伸著
長鼻子；可愛的頑童，帶著純潔的傻笑。很顯然，不誇張地說，他的屁股已被踢了多次
了，他預料到了它，他發現它與真和獨立是相宜的，甚至幾乎是獨立的象征，它並沒有
使他沮喪。
    那是我在柏林大學所做的一次演講，他去了，接著是一個官方宴會，他也去了。看
來在柏林，他們不把他當作明星對待，他是我未被對其作個人介紹的為數不多的客人之
一——我不得不自己尋覓出他來，他坐在桌旁下手倒數第二個位置，我不太幸運地坐在
教區長夫人和部長夫人之間。我第一眼沒有認出他。看到一位奇怪的暗色生物帶著好看
的圓腦袋怯生生地進了房間，我戲謔地對我的鄰座說——這兒來了M．布賴恩特！但當
得到回答——那是愛因斯坦，我移得近一些看到真正的相似者是查利﹒查普林。帶著莎
士比亞式前額的查利﹒查普林是愛因斯坦的最好描寫。查利的神情和頑皮的斜視恰好是
同樣的。他是那種猶太人——極少將它的頭高出水的那種，甜甜的溫柔的小淘氣，不曾
將不朽昇華成復利。
    他談到我的講座——看來理解英語但不說英語。我問他是否同意我的最後一段，在
那兒我暗示了一種對共產主義的同情。「是的，」他回答，「在我心中是紅色的，但我
的頭腦不適從。」
    午宴上我只能在遠處觀察他。在德國宴會上，在每一道菜中間都來一次講話，其間
侍者退出、門關緊。正當第二次講話進行時，愛因斯坦想起了一個主意，如莉迪亞所說
的，使一點水灑出，然後露齒而笑站起來移向門邊，再一次難以言喻地使人聯想到一個
逃課的男孩。但發現門從外面關上了，他不得不靦腆不安地重新回到他的座位，帶著更
深更侷促的露齒而笑，他被周圍的老德國人的目光踢了屁股，由於他困窘，外行甚至有
點無恥的舉止，卻不難為情，不悔悟，不畏懼。愛因斯坦獨自航行著，他的神情是一個
頭腦的表徵——即使用沃茲沃思的語言給出一個完整的描繪也將是很困難的。
    宴會後，我不得不同老經濟學家們談話，但我在他離去之前從他那裡得到了對我講
話的一種共鳴的樣子和一點贊揚。我的確曾對他有點淡然處之。

    他是我在全柏林看到的最好的、並且唯一天才的人，可能除了老富爾斯特伯格，這
位莉迪亞如此喜歡的銀行家，和卡特﹒辛格，來自漢堡的不可思議的經濟學家。他是一
位猶太人；富爾斯特伯格和辛格也是。如果我生活在那兒，我感到我可能轉向反問米特
族，因為這位可憐的普魯士人太遲鈍，雙腿沉重為另一種猶太人，那些不是頑童卻是服
務的魔鬼，有小角、乾草叉和油乎乎的尾巴。看到一個文明如此被它的擁有所有的金錢、
力量和頭腦不純潔的猶太人牽著鼻子走，是不愜意的。我寧可為率直的主婦們投票。其
結果是在德國政壇上，左和右並不太意味著我們認為它們所意味的。右派是民族主義者、
反問族者、反道斯方案。左派則是盤旋、轉向、躺下，與國際金融、紅色蘇聯和任何東
西調和。右派只是資本主義者，因為它是保守派。無疑在實際中與右派的牛和豬們為伍
是不可能的。人們不得不與蝗蟲一塊飛翔。但我不敢確信，我將不會寧願與勞合﹒喬治
混合，與德國的政治猶太人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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