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春秋
第二十一章 「三大主義」
陳獨秀於1915年6月中旬從日本返回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誼裡21號樓一樓一底
磚木結構的樓房，和闊別一年、患病咯血的妻子高君曼團聚在一起。20日，老朋友亞東
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為陳獨秀等設宴洗塵。
9月15日，由陳獨秀主撰的《青年雜誌》出版。陳獨秀在二次革命失敗後，苦苦的沉
思、求索，所獲結論是：救中國、建共和，首先得進行思想革命，這是他辦雜誌的原因。
1916年9月1日，陳獨秀將雜誌名稱改為《新青年》。陳獨秀在自己辦的雜誌上發表
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便擂響了思想解放運動的戰鼓。他「涕泣陳辭」，寄希望
於活潑之青年，呼喚青年「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號召青年「奮其智能，力
排陳腐朽敗者以去」。他提出6項標準，即：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
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陳獨秀6項標準的主線是科學與民主。所謂科學，既包括自然科學，也包括社會科學
和哲學，重在提倡科學精神，尊重科學規律。所謂民主，它的對立面便是封建專制，科
學與民主是檢驗一切政治、法律、倫理、學術以及社會風俗、人們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
唯一準繩，凡違反科學與民主，哪怕是「祖宗之所遺留，聖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
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1916年秋冬，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積極發動了文學革命。這場革命的主將
是陳獨秀，急先鋒便是留美學生胡適。
胡適名洪騂，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早年肄業於上海中國公學，接觸新學，信奉進
化論。1910年赴美國，先後就讀於康乃爾大學和哥侖比亞大學，從學於實用主義哲學家
杜威，獲博士學位。
陳、胡兩人並不相識，但不謀而合，都在思考中國文學的改革問題，因此一經書信
來往，便成了好朋友。
陳獨秀同胡適建立聯繫，是通過老朋友汪孟鄒的幫助。汪與胡是同鄉，1915年10月
6日，汪孟鄒寫信並寄《青年雜誌》一冊給胡適，告訴他這個雜誌是皖人陳獨秀主編，並
向他約稿。12月13日，汪再次寫信給胡適，重申陳獨秀約稿之懇切。1916年2月3日，胡
適寫信給比他大12歲的陳獨秀說：「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
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
胡適認為，國語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而白話則是一種活語言，白話不但不
鄙俗，而且甚優美適用。文學不當為少數人之私產，而當以能普及最大多數國人為大能
事。陳獨秀對胡適的意見，表示「甚佩、甚佩」，請他在課餘之暇，為《新青年》多譯
那些短篇名著，以為改良文學之先導。兩人遠隔重洋，一個在東半球，一個在西半球，
文學改革的事業把他們聯結在一起。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發表了胡適給陳獨秀的信。胡適在這封信中提出了文學
改革的8條意見。陳獨秀雖然表示贊同，但覺得這些主張立意不高，態度不夠堅決。因此
他在給胡適的回信中表示：「文學改革為吾國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戲言，更非空言」，
盼他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寄登《新青年》。
胡適接信後，對8條意見略加修改和闡述，命題為《文學改良芻議》寄給陳獨秀，陳
獨秀立即把它發表在《新青年》上。胡適從此便成為全國文學改革的著名人物了。
1917年1月，陳獨秀進京，到北大擔任文科學長。他擔任北大文科學長是個偶爾的機
會，去年11月26日，陳獨秀為了募集資金，使群益書社與亞東圖書館合並為公司，共同
發展文化出版事業，同汪孟鄒同車赴京，下榻在西河沿中西旅館。他在琉璃廠偶然遇到
了北京大學主唐詩的教授沈尹默，由於昔日陳獨秀曾譏議沈尹默的字「其俗入骨」，促
使沈尹默立志書法，終於成為一代書法泰斗，由此兩人得以相識。沈教授便向蔡元培推
薦陳獨秀入北大任職。
蔡元培剛剛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求才若渴，到校後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聘請有真
才實學的人協助一同治理北大。蔡元培和陳獨秀都曾在1905年間在上海加入愛國協社，
從事反清活動。此後雖多年不相聞問，但蔡元培很佩服他的毅力與責任心，對他有一種
不忘的印象。現在又看到陳獨秀主編的10余本《新青年》，決意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
月薪為300元，允許他將《新青年》搬到北京來辦，並立即去旅館拜訪陳獨秀。
陳獨秀白天四處活動，晚間看戲，睡得晚，起得遲。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來看他，
有時來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陳，只要拿個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蔡是二甲
進士出身的翰林，曾任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而陳只是個秀才，蔡禮賢下士風
度誠然令人敬佩。陳獨秀起初不想受聘，說要回上海辦《新青年》，當他看到蔡是那樣
的誠懇待他，又答應把《新青年》搬到北大辦，便答應回滬稍稍整理即來北京。
陳獨秀在攜眷去北京之前，對原岳王會友人岳相如說：「我從沒在大學教過書，又
沒有什麼學位頭銜，能否勝任，不得而知，我試干3個月，如勝任即繼續干下去，如不勝
任即返滬。」
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宣佈「本校文科學長夏錫祺已辭職，茲奉令派陳獨秀為北京
大學文科學長」。
陳獨秀為文科學長的消息傳出後，全校震動。青年學生無不熱烈歡迎，奔走相告，
而教師中的遺老遺少則竊竊私議，嘖有煩言，說陳先生只會寫幾篇策論式的時文，並無
真才實學，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夠，更不要說出任文科學長了。蔡元培對於這些攻擊，態
度鮮明，駁斥有力。他說：仲甫先生精通訓詁音韻學，學有專長，過去連章太炎先生也
把他視為畏友。熟悉陳獨秀的人也站出來講話，說他在文字學考據方面有素養，有研究，
有著作。高一涵教授甚至說仲甫先生講文字學，不在章太炎先生之下。
北京大學是全國的最高學府，文科學長相當於後來的文學院院長，這為陳獨秀開展
新文化運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社會地位。陳獨秀就職後，住在東池子箭桿胡同9號，那是
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陳獨秀租居了三間北房，中間用雕花木隔扇分開，兩邊作臥室，
中間會客。
同年7月，胡適畢業回國，陳獨秀立即推薦他到北大任教，經蔡元培同意，9月10日
即到北大任教授，講授英文學、英文修辭學和中國古代哲學。
不久，陳獨秀的好友李大釗也來到北京大學。
李大釗在1916年5月從日本回國後，暫留居上海。他經常到陳獨秀那裡，策劃新文化
運動。8月，李大釗應湯化龍的邀請，前往北京主編《晨鐘報》。湯化龍原是李大釗的校
長，又資助他東渡留學，但湯與袁世凱勾結，支持袁世凱同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後借款」，
為世人所不恥，後來才轉變了態度，躋身討袁護國行列，做了一些好事。李大釗接到湯
化龍邀請他去京創辦報紙之時，不願從命，經同學白堅武一再勸說，才決定利用報紙，
為再造青春中華大造輿論，出任主編之職。
《晨鐘報》是憲法研究會的喉舌，社址位於丞相胡同，緊挨著南宋末年抗金民族英
雄文天祥祠廟的一個大院裡。李大釗經過緊張籌備，創刊號終於出版了，李大釗在創刊
號上發表了《晨鐘之使命》，公開申明《晨鐘報》的宗旨是：喚醒民眾覺醒，激勵青年
急起直追，勇往奮進……，索我理想之中華、青春之中華。
李大釗在《晨鐘報》上發表了許多文章，他號召青年「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
想，銳敏之直覺，活潑之生命，以創造環境，征服歷史」。
《晨鐘報》剛剛出版22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當權者，湯化龍對此不滿，說李大釗
把《晨鐘報》辦成了一份過激黨人的報紙，要求李大釗改弦更張。
李大釗不肯違背信仰，決定辭職，在《晨鐘報》上發表了辭職聲明，便揚長而去。
從此之後，他被《憲法公言》聘為撰稿人，繼續著文，抨擊黑暗的時弊。
1917年元月，章士釗在北京創辦《甲寅日刊》，他到李大釗寓所，請他出任編輯。
李大釗且喜且憂，喜的是他又有了一個陣地，很想立即去供職；憂的是老友章士釗做了
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使他猶豫不決。於是他便問章士釗：
「行嚴先生，《甲寅日刊》是否可以抨擊腐敗的時政？向甚囂塵上的孔家店投槍？」
章士釗答道：「批判孔丘，防止復辟，我贊成；對於政府的黑暗之處，閣僚們的私
下爭鬥，我也是深惡痛絕。」
經過一番交談，李大釗終於表示：「好！我即日就走馬上任！」
李大釗以孔子與憲法的關係為題，針對復古思潮展開了批判。章士釗怕李大釗激進
的文章惹麻煩，建議他改寫國際問題的論文。李大釗便寫國際述評，向讀者介紹俄國革
命，並指出：「平心論之，俄國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我國歷次革命之影響。今吾
更將依俄國革命成功之影響，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勢力。」李大釗的文章，暗示中國先進
分子向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學習。
北洋政府要緝拿宣傳革命的李大釗，章士釗立即掩護李大釗逃離北京。
李大釗倉皇出京，南來上海，寄住友人家中。舊地重游，萬端思緒一齊湧上心頭，
便作詩一首：
英雄淘盡大江流，
歌舞依然上畫樓。
一代聲華空醉夢，
十年潦倒剩窮愁。
竹簾半卷江天雨，
蕉扇初迎海外秋。
憶別江山無語句，
只應共泛五湖舟。
李大釗在上海繼續研究馬克思的革命理論和俄國革命的經驗。
1917年底，李大釗接到章士釗的來信。章士釗已就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兼邏輯
學教授。他約李大釗北上，代替他繼任圖書館主任一職，並聲稱得到了蔡元培校長的認
可。李大釗喜出望外，即日北上。
李大釗在北大即任圖書館館長，後兼經濟學、史學教授。
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出「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教育方針，堅決反對罷黜百家、獨
尊儒術的主張。他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
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
余地。他請提倡新文化的陳獨秀為文科學長，請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學說的夏元瑮作理
科學長。胡適、李大釗、李四光、錢玄同、沈尹默、劉半農、魯迅等新派人物也先後來
到北大任教。
蔡元培萃集各路人才，陳獨秀是佼佼者。蔡的治校方針是「教授治校」，有關校務
大事，由校評議會討論決定，評議會相當於後來的校務委員會，由校長、學長、主任教
員等自行互選組成，任期1年。陳獨秀被選為評議員，此外他還擔任北大入學試驗委員會
副會長（會長是蔡元培）、北大附設國史館編輯處纂輯股主任和《北大日刊》編輯等職。
陳獨秀上任後，他不開課，專心致力於北大文科改革。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為文
科延聘名教授，於是，提倡新文化運動的知名人士，大多薈萃於北大文科。文學革命、
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專門論述教育方針的文章，指責中國教育的弊端，闡明
他的教育主張是自動的、啟發的、實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動的、灌輸的、虛文的、
單獨的腦部教育。他認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於一般教育，應當以研究學理為主。
陳獨秀對北大文科教學的改革主要做了4件大事：
（1）擴充文科，增設德、法、俄語新系，並在哲學、中文、英文系設立研究所。
（2）允許學生自由選修各課，廢除一切課程全部必修的規定。學校四門大開，誰願
意來聽課都可以。
（3）整頓課堂紀律，制定考試制度。陳獨秀為執行課堂紀律，曾將經常缺課的黎元
洪的侄子誤認為是許德珩，給予記大過一次，後一經發現錯誤，即收回成命，並對許進
行勸慰。
（4）采購圖書，廣設閱覽室，為學生提供學習條件。
陳獨秀在改革文科的同時，也注意到自身的改造。他為了約束自己，加入了北大的
進德會，作甲種會員。蔡元培在北大發起組織進德會，會員分為3種：甲種會員不嫖不賭
不娶妾；乙種會員除前3戒外、加不做官吏，不作議員2戒；丙種會員除以上5戒外，加不
吸煙、不飲酒、不食肉3戒。陳獨秀性格豪放，私生活也比較隨便，有時涉足於花柳場中。
這在當時雖不足為奇，但於新派人物的操行是不相容的。陳加入進德會後，被選為進德
會評議員。
北大的改革、貫徹思想自由的原則，沖破了封建頑固派所設置的種種思想文化的禁
區，向青年學生展現了廣闊的學術自由的新天地。它提高了教學質量，開闊了學生的眼
界，擴大了他們的知識領域，對學生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死氣沉沉、
腐朽不堪的北京大學，一變而為新鮮活潑、民主自由的園地。
科學與民主的思潮在北大盛行。它激盪著青年知識分子的心扉，沖開了長期被封建
主義封鎖著的思想閘門，青年學生迅速地行動起來，結社團，舉行集會，積極干預國家
大事。李大釗又於1918年冬組織起秘密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使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北
大傳播。
原由陳獨秀1人主編的《新青年》，於1918年1月改為同人刊物，成立了編委會。編
委會7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並規定編委輪流
編輯，每人一期，周而復始。《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
件。編委聚會地點常常在陳獨秀的寓所，陳獨秀的家無形中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指揮部。
《新青年》編委會是一個相當強壯的陣營。編委大多是一些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或自
由主義者，其中錢玄同又是老同盟會員；魯迅（周樹人）曾參加光復會，並擔任南京臨
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員、僉事等職。他在教育部任職，公余時研究古碑，自然遇
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時遇錢玄同組稿，便於《新青年》發生了關係。受《新青年》的
啟示和鼓舞，便在《新青年》上發表小說、隨感錄、政論、新詩和譯文等。
陳獨秀對魯迅很敬重，說他「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很盼望他為
《新青年》創作小說，並一回一回的催。1918年5月，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在
《新青年》上發表，他借狂人之口憤怒控訴數千年的舊禮教是吃人的禮教，這是篇討伐
封建禮教的戰鬥檄文。
《新青年》的影響迅速擴大，創刊時發行不過1000份，到1917年猛增到1．6萬份，
而且每期出版後，在北大即銷售一空。
但是，《新青年》是個月刊，出版周期長，且有時不能按期出版，內容多是學術性
的大塊文章，很難對現實的政治鬥爭發揮及時的指導作用。為了創辦比《新青年》更迅
速、刊期短，與現實更直接的刊物，陳獨秀、李大釗議創《每周評論》。
1918年11月27日，陳獨秀、李大釗和張申府、高一涵、高承元、胡適等在北大文科
學長室開會，討論創辦《每周評論》問題，會上公推陳獨秀負書記及編輯之責，編輯所
設在北大新樓文科學長辦公室內。
12月22日，《每周評論》創刊，它的內容有：國外大事述評、國內大事述評、社論、
文藝時評、隨感錄、新文藝、國內勞動狀況、通信、評論之評論、讀者言論、新刊批評
和選論等12個專欄。《每周評論》完全是個針砭時政的戰鬥性刊物，與《新青年》相互
配合，相互補充，協同作戰。
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在《新青年》和《每周評論》上公開亮出文學革命的大旗，
又把文學革命與政治革命聯繫起來，明確地提出「三大主義」的革命口號，即：推倒雕
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舖張的古典文學，建設
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封
建國粹派由恐懼慌亂，變為瘋狂的咒罵和反對，以林紓為代表的「桐城派」、以劉師培
為代表的「文選派」最為猖獗。於是，錢玄同托名王敬軒在《新青年》上發表一篇反對
文學革命、為封建文學辯護的《給新青年編者的一封信》，劉半農以記者名義寫了一篇
《復王敬軒書》。通過這出「雙簧戲」對復古思想、以及對文學革命的各種非議，進行
了淋漓盡致的抨擊，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1919年1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辯書》，對3年來所作的
宣傳，做了總結，從根本上反擊了頑固派的進攻。林紓終於按捺不住，跳了出來，進行
瘋狂的反撲，於是，同頑固派短兵相接的戰鬥，便在《每周評論》上進行。
新舊鬥爭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場了。安福國會議員張元奇赴教育部要求取締《新
青年》、《每周評論》等刊物，否則國會將提出彈劾教育總長案，彈劾蔡元培，而尤集
矢於陳獨秀。
陳獨秀面對守舊派的誣蔑和軍閥政府的威脅，毫不畏懼，特輯了全國14家報紙上的
27篇支持新派的文章，以《特別附錄：對於新舊思潮之輿論》為標題，刊登在《每周評
論》上。這14家大報的言論，不僅是對林紓進行了有力的斥責，更重要的是對《新青年》
創刊以來，提倡科學民主、文學革命所取得的成績作了一次大檢閱。
林紓的本意是以古文大家的架勢，用誣蔑詆毀的手段，破壞和遏止新文化運動的發
展，而結果卻適得其反。輿論界看透了這位昏庸老朽王婆罵街蠻不講理的惡劣手法，愈
來愈支持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革新派，但不可忽視的是站在林紓背後的北洋軍閥政府的勢
力。
陳獨秀為了減輕北洋政府對蔡元培的壓力，特於《新青年》上發表《編輯部啟事》，
正式聲明：《新青年》編輯部和做文章的人，雖然有幾個在學校做教員，但這個雜誌完
全是私人的組織。我們的議論完全歸我們自己負責，和北京大學毫不相干。
頑固派早就想把陳獨秀等驅逐出北大。京中盛傳陳獨秀等被驅逐出北大，陳獨秀立
即揭露：「若利用政府權勢，來壓迫異己的新思潮，這乃是古今中外舊思想家的罪惡，
這也就是他們歷來失敗的根源。」至於「造謠嚇人，那更是卑劣無恥了！」
上海《申報》登出北大教員陳獨秀、錢玄同、胡適等4人被驅逐北大的消息。這些謠
言一經刊出，讀者信以為真，於是輿論嘩然，北京、上海各報紛紛發表評論，立即爆發
了一場新舊思潮的激戰。
北大學長、教授會、主任會原擬定這年暑期後實行文理科合並，不設學長，設一教
務長統轄教務，現在迫不及待地提前於4月8日實施了，推舉馬寅初任教育長。為封建惡
勢力最痛恨的文科學長陳獨秀就這樣被排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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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書屋 掃描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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