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春秋
第二十三章 陣地戰無陣地
蔣介石「剿共」已經得手，正在得意之時，忽有急電：「福建的19路軍叛變了！」
蔣介石大驚，擊掌頓足，舉止失措，夜不成寐，哀傷地說：「中正誠不足以感人，才不
足以弭亂，遭茲奇變，至可痛心。」
蔣介石不得不改變軍事部署，除命令西路軍、南路軍仍按原定計劃「剿共」外，從
主力北路軍中抽調9個師，從寧滬杭地區抽調2個師，共11師組成第二、四、五路軍，由
第二路軍總指揮蔣鼎文統率，分由江西、浙江進入福建。命毛邦初為空軍指揮官，集中
飛機於建甌，轟炸福州，並將駐南京的兩個炮團運到建甌。海軍軍艦也調到福建海面，
蔣介石親飛閩北建毆坐鎮，直接指揮這場戰爭。
19路軍在福建，背靠大海無處可走，面向革命根據地，進退兩難。原來蔣介石將19
路軍調往福建前線「剿共」，目的是以19路軍消滅紅軍或假紅軍之手消滅19路軍，以使
兩敗俱傷，一箭雙雕，坐收漁人之利。蔣光鼐、蔡廷鍇等也知「剿共」難以取勝，但他
們從保存實力出發，妄想排除共產黨和紅軍勢力出閩西，在福建搞一個「模範省」，聯
絡兩廣，在福建造成割據偏安之勢，因而率19路軍在漳州、廈門登陸立足後，糾集土著
軍閥部隊和反動民團，採取步步為營的戰略行動，不斷進犯，蠶食閩西革命根據地和閩
西遊擊區，先後侵占龍巖、連城、新泉等大片革命根據地。紅軍東方軍入閩後，連續消
滅區壽年、毛維壽、譚啟秀部5個團。蔣光鼐、蔡廷鍇深深感到，如不進攻紅軍，則必被
蔣介石消滅，如果進攻紅軍，亦必被紅軍消滅。
此時，原19路軍老官長陳銘樞旅歐歸國，經香港回福建，爾後去廣州與兩廣領袖聚
首，磋商進一步反蔣抗日計劃。初步擬定成立西南國防政府，與南京蔣、汪中央對壘，
並設想以1933年10月10日「雙十節」那天作為新政權成立的日子。計劃擬出後，廣西李
宗仁、白崇禧十分積極，唯廣東陳濟棠因對閩方抱有戒心、堅持不為所動，致使這個計
劃流產。
蔣光鼐、蔡廷鍇、陳銘樞在困境下，受共產黨共同抗日宣言的影響，決定把其原來
的「反並反蔣抗日」的方針，改變為「聯共抗日反蔣」的方針，並派代表陳公培（共產
黨上海發起組成員，後脫黨）去見彭德懷。彭德懷遵照周恩來的電示同陳公培會談，贊
揚了19路軍抗日反蔣的行動，批評了他們來福建「剿共」的錯誤，同時對蔣、蔡等響應
共產黨的抗日宣言表示歡迎，請他們再派代表到瑞金談判。從此，紅軍同19路軍進入休
戰狀態。
陳銘樞、蔡廷鍇等再派陳公培和徐名鴻帶著給毛澤東、朱德的信到瑞金談判。中央
決定周恩來、葉劍英負責這次談判，並決定潘漢年與徐名鴻商談。毛澤東、朱德多次接
見陳公培、徐名鴻。10月26日，雙方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蘇維埃中央政府
並決定派潘漢年為常駐福州代表、黃火青為秘書。
19路軍領導人在與紅軍的合作關係初步形成後，解除了後顧之憂，於是開始籌組福
建人民革命政府。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聯合李濟深、黃琪翔等反蔣反日力量，決定
於11月20日發動事變。
李宗仁不滿於閩方聯共，致電福建：「切勿采取任何過激措施，徒給叛黨賣國賊以
口實，而陷自身於孤立無援的地位。」李宗仁雖然也同意「抗日重於剿共」，廣西與紅
軍也有「防而不擊，互不侵擾」的「君子協定」，但不願與共產黨合作。李知閩變勢在
必行，為補救計，李急電廣東胡漢民、陳濟棠：「不如合粵、桂、閩，在粵成立革命政
府，彼既有路可行，或不致鋌而走險，如何？」廣東方面對此未有回答。
蔣介石已獲閩方情報，即邀請蔡廷鍇至廬山會晤，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入閩誘勸陳
銘樞，均告失敗。蔣又派專機持親筆函來福州接蔡廷鍇往南昌，被蔡將飛機和飛行員扣
留。
11月20日，閩變爆發，宣佈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選出李濟深、陳銘樞、
陳友仁、黃琪翔、方振武、蔣光鼐、蔡廷鍇、徐謙、何公敢、李章達、余心清等政府委
員，公推李濟深為主席。廢除南京國民政府年號，改用公歷，定1933年為中華共和國元
年，廢除青天白日旗，另行制定了上紅下籃，中間一顆黃色五角星的新國旗。政府下設
三會兩部一院一局。李濟深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將福建綏靖公署撤銷，改組為人民革
命軍第五方面軍總司令部，保存19路軍番號，將該路軍擴為1、2、3、4、5軍，總司令由
蔡廷鍇兼任。又成立了「生產人民黨」，以示與國民黨完全脫離，由陳銘樞任總書記，
發表了打倒蔣之國民政府的宣言。
閩變發動後，閩、粵、桂3省聯盟出現了深刻的危機，陳濟棠接受了蔣介石150萬元
重款後，以西南執行部名義發出對閩變「絕不苟同」的通電。廣西李宗仁、白崇禧等公
開聲明：「奉行『抗日剿共，親仁善鄰』八字，決不隨便附和人家。」
但李宗仁又私下向閩方表白「心有余而力不足」。
儘管如此，當蔣介石出動大軍、飛機、海軍對閩大舉討伐，狂轟濫炸時，李宗仁聯
合胡漢民、陳濟棠通電責蔣，給閩方道義上的支持。李、白還致電蔡廷鍇，建議他集結
軍力，固守閩西南若干據點，依靠兩廣為後方，待機發展。
蔣介石調走了9個師，使他煞費經營之封鎖政策，竟一旦而失全效。這是紅軍反「圍
剿」的極好時機。毛澤東立即提出：以主力紅軍突破敵人的堡壘線，突進到以浙江為中
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
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人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這不僅能粉
碎蔣軍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且能援助閩方新政權。毛澤東風趣地比方說：「這是和敵
人換防。敵人要到中央根據地來，我們讓他，我們到江、浙一帶去打游擊，重新開闢一
塊革命根據地。這樣一來，不但敵人的碉堡戰術、敵人所建立的堡壘封鎖線，統統失去
作用；而且將迫使敵人不得不同紅軍打運動戰，紅軍就可以發揮所長，在運動中大量消
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毛澤東的這個作戰計劃是英明的，蔣介石幾乎是傾全國之兵力出動進行第五次「圍
剿」，後方空虛，並已無兵可調，連守衛兵力也不敷調配，南京一帶重要城市的防務，
只是依靠憲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團隊維持。紅軍一旦突破封鎖圈，突進到敵人後方，完
全可以開展勝利的游擊活動。
彭德懷也提出類似建議。他發了一個電報給周恩來轉博古，建議留5軍團守衛中央根
據地，集中1、3軍團和7、9軍團向閩浙贛邊區進軍，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據地，威脅南
京、上海、杭州，支持19路軍，推動抗日戰爭，打破第五次「圍剿」。
毛澤東、彭德懷的建議，正擊中蔣介石的要害，蔣最大的擔心，就是怕紅軍由閩北
進到浙江、安徽、江蘇一帶去。那麼必使蔣介石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而引起全國政局
的變化。
但是，博古、項英等中央領導人和李德拒絕采取毛澤東和彭德懷的建議，並斥之為：
「脫離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冒險主義。」他們還認為，紅軍轉向蔣介石部後方，是等於幫
助了19路軍，是喪失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博古曾請示在莫斯科的王明該不該與蔡廷鍇
聯合？王明回答：「在同他握手時，應朝他臉上啐唾沫。」
毛澤東寫給中央的信，全無音訊，十分著急，便去中央所在地瑞金葉坪，陳述自己
的意見，但他得到的回答是：「蔣光鼐、蔡廷鍇都是壞蛋，打過我們，我們不能同他們
聯合。」
毛澤東因反映了自己的意見，而受到了留黨察看的處分。
周恩來、朱德幾次向中央局和軍委建議，紅軍應乘機伏擊，痛殲入閩之蔣軍。蔣介
石怕紅軍和19路軍配合作戰，命令陳誠、李默庵等以7個師的兵力向東山、得勝關集中，
以與入閩蔣軍相呼應，並截斷紅軍入閩通路。周、朱聯名向中央建議：「立刻調1軍團及
14師，準備會同3、5、9軍團主力，甚至3軍團主力一部，於東山、得勝關間與敵決戰。」
這一建議也被博古和李德所拒絕。李德將主力紅軍西調，去進攻永豐地區敵人的堡壘線。
周恩來、朱德對李德、博古、項英誤失良機，憤慨致電博古、項英，要求：「給我
們部署與命令全權，免致誤事失機。」
這個電報觸怒了博古、李德、項英等人，於是，由李德以統一前後方指揮為名，向
中央局提出撤銷紅軍總司令部和第一方面軍司令部，將前方總部撤回後方，並入軍委。
中央局作出了相應的決定。1934年1月4日，周恩來、朱德被從前線召回瑞金，失去了對
前線部隊的指揮權。
蔣介石除以大軍圍攻19路軍外，又用高官厚祿收買19路軍軍官，他竭力收買蔡廷鍇
未果後，又向其下屬軍官下手。
結果19路軍5個軍長，除第5軍軍長譚啟秀力戰外，其余各軍軍長沈光漢、毛維壽、
區壽年、張炎等都做了倒戈將軍，舉兵投降了蔣介石。福建政府孤立無援，又有內變。
1934年1月15日，福建政府首府福州陷落。不久、龍巖亦失守。1月底，蔣光鼐、李濟深、
陳銘樞、黃琪翔分別逃至香港，蔡廷鍇不久亦逃港，福建事變乃宣告徹底失敗。
蔡廷鍇等為保存19路軍的部分實力，同李宗仁、白崇禧商量後，在廣西成立一個團，
安插在閩變失敗後離散的19路軍官兵。該團表面上屬桂軍，但軍餉由蔡廷鍇以原19路軍
存下的公積金支付。這支武裝力量，是為嗣後兩廣「六﹒一」事變時，蔡廷鍇等人入桂
重新組織19路軍的基礎。
蔣介石鎮壓了福建事變後，即將進攻福建的部隊組成東路軍，任命蔣鼎文為東路軍
總指揮。回過頭來協同其他部隊重新開始對中央蘇區進攻，他采取的新戰術，不是長驅
直入，而是「步步為營」的堡壘戰術，一邊前進，一邊築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動二三裡，
一步一步地朝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區和主力所在地進逼。
中共臨時中央於1934年1月15日，即福州陷落的那一天，在瑞金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
討論和研究了形勢與任務、蘇維埃運動與任務等問題，補選了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改
選了政治局。新的政治局委員有：博古（秦邦憲）、王明（陳紹禹）、張聞天（洛甫）、
周恩來、項英、陳雲、王稼祥、張國燾、朱德、任弼時、康生、毛澤東等12人。政治局
候補委員為：劉少奇、關向應、鄧發、凱豐。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由博古負總責。
與此同時，中華蘇維埃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
主席，張聞天為人民委員會主席。此時，張聞天對博古的一些錯誤做法不滿，同他發生
過爭吵。博古把張聞天安排在人民委員會主席位置上，目的是既削弱毛澤東在政府的權
力（毛澤東原來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又把策略問題上與自己
存在一定分歧的張聞天從黨的領導圈趕出去。
六屆五中全會，「左」傾冒險主義發展到鼎盛狀態。它不但對革命形勢作了完全錯
誤的「左」的估計，誇大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成分，繼續發展了宗派主義的過火鬥爭和
打擊的政策，在組織上進一步對領導機構的宗派主義改造，而且在軍事上仍然強調進攻
路線，接受了李德反對堡壘主義的「短促突擊」戰術，提出「為奪取新的蘇區與中心城
市而鬥爭」的口號，使紅軍由運動戰轉變為陣地戰。
會後，博古、李德命令紅軍處處設防，節節抵抗，推行「以碉堡對碉堡」和「短促
突擊」，實行了消極防御的方針。在雙方兵力和武器裝備懸殊的條件下，自1月下旬至3
月底，紅軍進行的許多戰役、戰鬥都遭到失敗。
4月中旬，蔣軍集中了11個師分兩路，分別沿撫河西岸和河東岸，進攻廣昌采用梯次
配備，河東受阻時河西推進，河西受阻時河東推進的戰法，交替築壘推進，企圖從北面
打開中央蘇區的大門。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調集紅軍主力堅守廣昌。由博古、
李德赴前線直接指揮，提出「像保衛馬德裡那樣保衛廣昌」、「為保衛廣昌而戰」、
「勝利或者死亡」等口號。他們組織野戰司令部，司令員名義上是朱德，實際上是李德，
博古任政委，顧作霖代總政治部主任。紅軍主力1、3、9軍團9個師堅守廣昌，實行以集
中對集中，以主力對主力，以堡壘對保壘的陣地戰，結合所謂的「短促突擊」，同優勢
兵力和武器裝備的敵人決戰，蔣軍用飛機輪番轟炸，用大炮猛烈轟擊。
蔣介石集歷次對付紅軍的經驗，擔心紅軍又轉移他去，未料正好相反，紅軍主力死
守廣昌，蔣介石大喜過望，自問：「匪共怎麼變得如此愚蠢？」令大軍攻擊勿怠，激戰
18晝夜，雙方死傷甚眾。蔣介石大喜：「我拼得起，匪共拼不起！」
留守在瑞金的周恩來於4月27日致電博古、李德，建議紅軍撤離。此時，撫河東西岸
敵人同時向廣昌發起總攻。紅軍反擊未能奏效，不得不於當晚撤出廣昌，向廣昌以西以
南轉移。28日，蔣軍進佔廣昌，中央蘇區的北大門果被蔣軍打開。
紅軍在廣昌保衛戰中傷亡達5500余人，占參戰總兵力的1A5。蔣軍也有重大傷亡。蔣
軍自廣昌戰役得手後，氣焰更加囂張，相繼又占領了建寧和古龍岡以北的銀龍下等地，
中央蘇區進一步縮小。
7月上旬，蔣介石集中了31個師的兵力，從6個方向開始向中央蘇區的中心區域發動
新的進攻，並且相互聯絡通報，謹防紅軍主力轉移。博古、李德命令紅軍分兵把口，處
處設防，形成「6路分兵」，節節抵抗的陣地戰。這正中蔣介石下懷，紅軍兵少，分而為
六，則益少，犯了兵家大忌，蔣介石得悉紅軍如此佈陣，興奮不已，知自己已穩操勝券
了，他在日記中寫道：「此次匪共處處犯兵家之忌，得不敗乎？」
紅軍在高虎□、萬年亭戰鬥中，雖然殺傷蔣軍三四千人，自己的傷亡也很慘重，被
迫後退。8月31日，廣昌的驛前失陷。至此，中央蘇區的東線和北線都被蔣軍突破，西線
和南線也更加困難。中央蘇區的70個縣，只剩下6個了。
9月，蔣軍進逼興國、寧都、石城、長汀、會昌。毛澤東此時獻上一計：打破「圍剿」
還有最後一線希望，即蔣軍主力向湖南中部前進，調江西的蔣軍到湖南中部而殲滅之。
博古說：「毛同志又來他的游擊主義了。」遂不用，依舊分兵把守各地。
蔣介石認為紅軍已成甕中之鱉，忍不住長噓一口氣，幾年「剿共」之戰，到此已接
近全勝了。於是又在廬山開辦了訓練團。從7月至9月，先後辦了3期，每期仍為3周。這
次的中心內容仍然是反共，但著重進行精神教育，即所謂的「軍人魂」教育。因為共軍
即將被消滅，所以不再是滿嘴的反共詞句，而是從更高的角度開展精神教育。蔣介石說：
「本團長此次之所以要召集我們全國的高級和中級官長到此訓練，就是要將這個做人的
道理與做革命軍人的道理，傳授於大家。」
蔣介石在這次訓練中，先後作了29個講話。其主要內容是：（1）鼓吹軍人要有一個
靈魂。這個靈魂便是蔣記的三民主義，其基本精神是：忠、孝、仁、愛、信、義、和、
平「八德」；（2）鼓吹「一個政府、一個統帥、一個命令」；（3）鼓吹「不成功，即
成仁」的決心；（4）將過去自私自利、貪污卑劣、驕奢淫佚、偷生怕死、互相欺詐、奪
權奪利之一切頹風惡習和一切不好的思想行動，一掃而空。蔣介石的目的是想改善軍隊
的面貌，使官兵能結成一體來為他賣命。
這次訓練果有效果，如第18軍各師，軍官的生活和士兵接近了，軍官無論職級大小，
一律不佩武裝帶，而與士兵相同，在腰間扎一小皮帶，身著布質軍衣，腳穿草鞋或膠鞋，
吃大鍋飯。這不僅表示與士兵同甘共苦，使士兵激動不已，打起仗來能效命沙場，同時
減少軍官在戰場上的目標，以避免遭到紅軍的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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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書屋 掃描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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