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春秋
第七章 延安整風
日偽對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拍手稱快。汪精衛在南京開了慶祝大會,他說:「蔣介
石盲目抗戰數年,只做了皖南事變一件大好事!」偽國民政府宣傳部發表談話說:「救
國必須和平,和平必須反共」,並呼吁重慶方面「明智之士」能同汪偽「同立於統一領
導、統一國策之下,共同奮鬥,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實現」。可見,皖南事變是日、偽、
蔣勾結,共同反共的鐵證。
蘇聯政府對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十分不滿。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對國民黨駐蘇大使
邵力子說:「蘇聯人決不做可使敵人快心的事。請問大使閣下,日本人對此高興否?請
轉告貴國政府勿做敵人快心之事。」崔可夫在重慶向何應欽、白崇禧提出質問:「是否
在和新四軍的沖突中使用了蘇聯提供的武器?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殺自己的士兵和軍
官呢?」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對蔣介石說:「對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著滅亡。」
美國總統特使居裡在重慶對蔣介石說:「美國在國共糾紛未獲解決前,無法大量援
助中國,中美之經濟財政問題不可能有任何進展。」英國發表評論說:「解散皖南新四
軍事件,只有日本最為興奮。」
局勢發展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之外。蔣介石在國內外一片責難聲中和英、美、蘇3國政
府的外交壓力下,突然發現,自己在政治上已陷入異常孤立和被動的境地。
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佈命令,重建新四軍,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
軍長,劉少奇為政委,張雲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新四
軍軍部即在蘇北鹽城成立。全軍7個師1個獨立旅,9萬余人。第一師由蘇北指揮部所屬部
隊編成,師長粟裕,政委劉炎;第二師師長張雲逸兼,政委鄭位三,副師長羅炳輝;第
三師由八路軍第五縱隊編成,師長兼政委黃克誠;第四師由八路軍第四縱隊編成,師長
兼政委彭雪楓;第五師由豫鄂挺進縱隊編成,師長兼政委李先念;第六師由江南指揮部
所屬部隊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國軍編成,師長兼政委譚震林;第七師由無為游擊縱隊、第
三支隊挺進團、皖南突圍部隊編成,師長張鼎丞、政委曾希聖;獨立旅旅長梁興初,政
委羅華生。
同時,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談話,提出關於解決時局的12條辦
法:
第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
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動命令,並宣佈自己是完全錯了。
第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3人。
第四、恢復葉挺自由,繼續當新四軍軍長。
第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
第六、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
第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
第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
第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
第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
第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
毛澤東又說:「如能實行以上12條,則事態自然平復,我們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必
不過為己甚。否則,『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反動派必然是搬起
石頭打他們自己的腳。那時我們就愛莫能助了。我們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須他們也珍重
合作。老實說,我說的讓步是有限度的,我們讓步的階段已完結了。他們已經殺了第一
刀,這個傷痕是很深重的。他們如果還為前途著想,他們就應該自己出來醫治這個傷痕,
『亡羊補牢,猶未為晚』。這是他們自己性命交關的大問題,我們不得不盡最後的忠告。
如若他們怙惡不悛,繼續胡鬧,那時,全國人民忍無可忍,把他們拋到茅廁裡去,那就
悔之無及了。」
蔣介石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他不得不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上保證說:「以後亦
絕無剿共的軍事。」國民黨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宣告破產。
中共中央對皖南事變作了檢查總結,作出《中央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指出:
三年以來,項英、袁國平對於中央的指示,一貫地陽奉陰違,一切遷就國民黨,
反對向北發展與向敵後發展,反對擴大新四軍。反對建立抗日根據地,堅持其自己的機
會主義路線。……此次皖南部隊北移,本可避免損失,乃項、袁先則猶豫動搖,繼而自
尋絕路,投入蔣介石反共軍之包圍羅網,……由於項、袁領導錯誤,事先既少精神上之
準備,臨時復無機動作戰之指揮與決心,遂至陷於失敗,此次失敗,乃項、袁一貫機會
主義領導的結果,非尋常偶然的戰鬥失敗可比。
皖南事變不能不使毛澤東深思,實踐證明,革命力量的發展,與客觀條件有關,但
主要取決於正確路線,取決於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黨內存在的「左」右傾錯誤,影響
了革命的發展。項英、袁國平領導的新四軍,部隊力量的發展比八路軍慢得多,八路軍
發展了5倍,新四軍才發展1倍,項英不聽從中央指示,最後在皖南事變中,投入蔣介石
的羅網。在黨內,王明的機會主義錯誤還沒有徹底清除,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錯誤
指揮,通過王明等人還在起作用。王明在1940年3月公然再版了他在1930年11月寫的《兩
條路線》(再版時改為《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而鬥爭》)的小冊子,主觀主義、宗派
主義和黨八股還在毒害一些人。抗戰以來,黨吸收了70萬新黨員,他們大部分出身於農
民和小資產階級,雖然有革命熱情和願意接受教育的願望,但其中不少人把個人主義、
自由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帶到黨內,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這常常
成為不正之風滋長和蔓延的條件。為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毛澤東考慮有必要進行一次
大規模的整風運動。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演講,為整風運
動作了思想動員和理論準備。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
黨的歷史,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歷史問題。
毛澤東在9月10日的發言中,詳細分析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及其根源,指
出,過去黨內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左」傾機
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
治時間更久,結果更悲慘。這是因為這些主觀主義者自稱為「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
主義的外衣,是假馬克思主義。
會議確認在土地革命後期,王明、博古等人領導黨的中央所犯的「左」傾錯誤是
「路線錯誤」,一些受王明影響而犯過錯誤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評,但王明卻千方百計地
推卸責任,拒不承認錯誤。
毛澤東4次找王明談話,任弼時、王稼祥參加了前兩次談話,陳雲和康生參加了後兩
次談話。他們同毛澤東一起對王明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並希望王明檢查和改正自己的錯
誤。
毛澤東在同王明談話中,批評了王明以下幾個問題上的錯誤:
(1)在形勢估計問題上表現盲目樂觀。
(2)在國共關係問題上,忽視在統一戰線下的獨立性與鬥爭性。
(3)在軍事策略問題上,王明助長了反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
(4)在組織問題上,王明在擔任中共長江局書記時,常用個人名義打帶有指示性通
電給中央與前總,擅自用中央名義發表許多文件。
王明沒有接受毛澤東對他的批評。他解釋說,他的路線是對的,個別問題有錯誤。
王明在10月12日突然宣佈有病,從此便長期不參加中央會議和整風運動。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確認王明有以下路線錯誤:
(1)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左」傾錯誤,從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就開始了,從
「九一八」以後則發展為路線錯誤。
(2)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的組成,王明負有重要責任。
(3)王明到蘇聯後,雖然一些具體政策問題上和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有不同看法,
但在形勢的分析和政治路線上是完全同意的,並且一直給予了很大的支持。
(4)抗日戰爭期間,王明在負責中共長江局工作期間,在組織上鬧獨立性的錯誤。
中共中央成立了高級學習組,主要任務是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總結黨的歷史
經驗,以克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等錯誤思想。
全黨整風從1942年初開始。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了題為《整頓
黨的作風》的講演,向全黨發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
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的號召。
2月8日,毛澤東又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反對黨八股》的演說。爾後中共中央成立
了以毛澤東為首的「總學習委員會」作為整風運動的領導機關。
整風運動共分發動、學風學習、黨風學習、文風學習,總結黨的歷史經驗5個階段,
歷時3年多,至1945年夏才結束。毛澤東提出,整風運動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這個方針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有根本的區別。毛澤東是
用解決黨內矛盾的方法,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和弄清思想路線是非的方法,幫
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達到團結同志的目的。「左」傾機會主義是用解決敵我矛
盾的方法,對待黨內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那是宗派主義的表現。
1942年5月,毛澤東又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了革命文藝的根
本方向,革命文藝的創作理論和文藝批評的標準,對文藝界進行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整
頓。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1942年10月19日到1943年1月14日,召開了高級幹部會議,著重檢
討了陝甘寧邊區黨的歷史,批評了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影響下陝北黨內一些同志所
犯的錯誤,特別是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對鬧獨立性和官僚主義等傾向,開展了批評和自
我批評。加強了黨的領導,對邊區政府工作、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進行了討論。毛澤東
在會上作了《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演說,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
方針,號召開展全邊的軍民大生產運動,把大生產運動當作鞏固根據地的重要措施。毛
澤東要求黨政工作人員在財政問題上,應以90%的精力幫助農民增加生產,然後以10%
的精力從農民取得稅收。他說凡是不注重研究生產,不用主要精力幫助農民解決「救民
私糧」,只顧向農民要「救國公糧」的,就是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
灰塵,就不是好領導者。凡是不注意生產反而好吃懶做的,不算好軍人,好公民。
當時,日偽軍對根據地的「掃蕩」、國民黨對根據地的封鎖,再加上連續遭到水、
旱、蟲等自然災害,根據地幾乎到了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紙、沒有菜,戰士無鞋
襪,工作人員冬天無被蓋的境地,人民群眾的生活很貧苦。
1942年8月的一天,陝甘寧邊區政府小禮堂召開由各縣縣長參加的征糧會議,天下著
大雨,突然一聲巨雷,把禮堂的一根木柱子劈斷,有一位縣長當場被雷電觸死。這件事
很快傳出去了,有個別群眾說:「為什麼雷沒有劈毛主席?」
話傳到毛澤東的耳裡,毛澤東沒有追問是誰說的,更不准別人去抓什麼「反革命」,
而只是向幹部了解說這話的原因。通過了解才知道,政府下達的征糧任務太重,群眾有
意見,便借「雷劈」發洩不滿情緒。這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他指示有關部門將徵收20
萬擔公糧的任務,減至16萬擔。毛澤東這樣處理和解決問題,使黨群關係更加親近了,
毛澤東在群眾中的威信更高了。
毛澤東發動部隊,機關、學校開荒種地。他召集延安的各單位負責人開會,非常簡
單明確地說:「國民黨不發軍餉了,我們怎麼辦?等著餓死嗎?我想大家都不會同意的。
解散回家嗎?我想大家也不會同意。那麼怎麼辦呢?只有大家動手,開荒種地,解決困
難。」
眾人贊同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當場表示,他自己也參加開荒種地。多數人認為,
毛澤東的工作太忙,不必參加開荒。有人提出為毛澤東代耕,毛澤東說:
「我一定參加開荒。地點就選在我門口。只開一畝地,不多也不少。我還能自己動
手,堅決不要人代耕。」
毛澤東果然在自己門前選了一塊空地。他白天工作一會,去那裡勞動一會,夜間還
要通宵工作,沒過多久,他根據少年在家種田的經驗,認為差不多了,讓人認真丈量,
果是一畝多地。他在那裡種了蔬菜和莊稼,長得很好。
中央其他領導人都親自參加大生產運動。王震率領八路軍359旅,開赴荊棘叢生、野
狼成群的南泥灣,開荒26萬畝,把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平川稻穀香,遍地是牛羊的
「陝北江南」。全旅的經濟、物資不僅能全部自給,而且達到了「耕一余一」,向政府
交了1萬石公糧。
在大生產運動中農民積極參加「變工隊」、「扎工隊」,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到19
42年底,全邊區共開荒180萬畝,增產細糧47萬石。學校、機關、部隊做到糧食、經費自
給或半自給。與此同時,邊區的工業、手工業也有了很大發展。全邊區有62個公營工廠,
職工近4000人,年產土布10萬匹,這些工廠不僅能煉油、煉鐵,而且能修理機械、制造
軍火。全邊區的公糧任務,由1942年的16萬擔,到1945年減至12萬擔。群眾增加了生產,
又減輕了負擔,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毛澤東總結了大生產運動的經驗,題了八個大
字:「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1943年3月16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央關於中央機構
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
奇、任弼時3人組成,毛澤東任中央書記處主席。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中央成立宣傳委
員會和組織委員會,毛澤東任宣傳委員會書記,王稼祥任副書記,劉少奇任組織委員會
書記。中央任命毛澤東為中央黨校校長,彭真為副校長,任命劉少奇為中央研究局局長,
楊尚昆為副局長。
毛澤東身居顯位,能夠保持著謙虛謹慎的作風。他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
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
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共產黨員要傾聽人民群
眾的意見,要聯繫人民群眾,而不要脫離人民群眾,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
在民眾之上。」
王明曾在延安「澤東青年幹部學校」開學典禮作《學習毛澤東》的演講,說:「青
年幹部學校既然以毛澤東同志的光輝名字來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實,就是要學習毛澤東
同志的生平事業和理論。」「毛澤東同志則如鶴立雞群一樣英勇堅決地繼續革命工作。」
王明又說,要從5個方面學習毛澤東,即學習毛澤東始終一貫忠於革命的精神,勤於學習
的精神,勇於創造的精神,長於工作的精神,善於團結的精神,王明把他的《學習毛澤
東》的講演稿拿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後說:
「我的理論一點也不好,不要發表。」
毛澤東在致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何凱豐的信中說:「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
還是學習時候,不是鼓吹時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
不宜當作體系去鼓吹,因為我的體系還沒有成熟。」
毛澤東在寫給延安大學校長、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周揚的信中說:「把我那篇講
話配在馬、恩、列、斯……之林,覺得不稱,我的話是不能這樣配的。」
1943年4月,中共中央開始普遍的審查幹部。在審查幹部運動中曾一度出現了偏差,
對敵情作了過分的估計。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長、情報部長康生,在
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搶救失足者》報告,搞起「逼、供、信」的過火鬥爭,在10多天內
便弄出大批冤假錯案來,還在報紙上公佈了一個所謂的大特務案,案件中的「主犯」已
判死刑,即將槍斃。
毛澤東很快發現了錯誤,即批評道:「簡直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特務如麻,鬧
得人人自危。我們黨的歷史上,在王明、張國燾錯誤路線下,搞審干肅反,傷害了很多
好同志。特別是隨便殺人,殺戒一開就難以收住,錯殺了很多好同志,有血的教訓。只
要有人在,錯了好糾正;人殺了,頭是不能再長出來的,真正的特務也一個不殺。」
延安行政學院被審查的人很多,他們不服,說道:「毛主席、周副主席知道了,一
定會給我們平反。」不少人寫信給毛澤東申訴,說他們不是特務,不是國民黨,不是三
青團,但挨了整,被戴上特務、國民黨、三青團的帽子,要求黨給他們作出實事求是的
結論。
毛澤東看了申訴信,親自到行政學院,在教職員工和學員大會上講話,說:「在審
干中傷害了不少好同志、冤枉了好人,這像洗澡,為了消毒,在水裡放些灰錳氧,但放
多了燒壞了皮膚,這很快會好的。有些好同志被錯戴了帽子,我們黨是實事求是的,帽
子戴錯了就要把它摘下來,有反必肅,有錯必糾,這就叫做實事求是。」
毛澤東提出,審干運動必須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反對逼供信,重證據,不重
口供的原則,中共中央又發出一系列甄別平反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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