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今日呂不韋拜會蔡澤，卻恰恰因為蔡澤是外臣，是燕國人。兩人對秦法缺失早有同感，說起話來便少了許多顧忌。然則，這一話題若與老秦人說起，是官是民都要黑著臉先打量你一番，接著便會是無休止地爭辯。即或與蒙驁論及，這位雖非老秦人的上將軍卻幾乎與老秦人一般模樣：只說甚事如何辦尚可，若要總體涉及「秦法缺失」以及如何修補引導，便會沉下臉斷然阻止。能論長遠之道者，惟蔡澤也。此君歷經坎坷，早已沒有了爭取重新為相的勃勃雄心，決意忠實輔佐呂不韋推行新政也成了人人皆知的事實。有此兩者，呂不韋至少可以放開說話。

「果然文信侯也！」蔡澤搖著大芭蕉扇笑著迎了出來。

「綱成君有備而待？」呂不韋也笑了。

進得正廳，蔡澤當頭便是一句：「此其時也！更待何時？」

呂不韋悠然一笑：「此時何時，尚請綱成君教我。」

蔡澤呷呷大笑：「天知地知也！左右你不來老夫便去。」

一夕暢談，淅瀝雨聲濾出了蔡澤的十六字方略——大興文華，廣召賢良，修書立說，化秦戾氣！末了蔡澤呷呷笑道：「此策也，可做不可說，文信侯當知其妙！」呂不韋卻是搖頭一歎：「綱成君方略無差，歸宿卻是偏頗矣！」蔡澤大笑：「何時修得如此計較，方略無差而歸宿竟能偏頗？老夫未嘗聞也！」呂不韋正色道：「君所謂化秦戾氣者，六國偏見也！不韋多行新政，所圖謀者，惟補秦法之缺失也，惟壯秦法之根基也，焉得有他哉！」蔡澤不禁呷呷長笑：「好說好說！戾氣也好，缺失也罷，只要做去，左右一事也！」呂不韋淡淡一笑搖搖頭，卻也沒有再爭辯下去。

一番籌劃，呂不韋開始了有條不紊地鋪展。

蔡澤的方略被呂不韋簡化為兩件實事：一是興建學宮，二是興建門客院，兩件事都以私學之法興辦。也就是說，無論是學宮還是門客院，都是呂不韋私政，與國府無關。其所以如此做法，呂不韋是反覆權衡而後拍案的。

要得明白呂不韋的良苦用心，得先說說戰國文明大勢。

戰國之世，秦國雖不斷強大勢壓天下，然就文明風華而言，無論是根基還是形式，尚遠遠不如山東六國。這既是天下公認的事實，也是秦人認可的事實。其所以如此，並非秦國沒有財力人力大興文華，而是基於商鞅法治的根基理念：國無異俗，民務厚重，耕戰為本，心無旁騖！基於如此理念，商鞅的治國方略非常明確：一賞，一刑，一教；一賞使兵無敵，一刑使法令行，一教使下聽上。其中涉及文明風華的「一教」，商鞅歸納為：「務之所向（教化的努力方向），存戰而已矣（只能是強化人民戰心）！」從而達到「富貴之門出於戰（富貴門庭只能通過戰功獲得），精壯者務於戰（精壯男子只求上戰場），老弱者務於守（老弱者只求守禦家園），死者不悔（戰死不後悔），生者務勸（生還則激勵國人求戰），闔棺而後止（直到躺進棺材為止）！民聞戰而相賀，起居飲食歌謠者，無非戰也！」為達到如此貫徹舉國上下的求戰風習，對一切涉及文華風尚而有可能渙散戰心的士人，諸如「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以出力保護他人為譽的任俠）、清濁」之士，秦法皆做了嚴厲限制：「不可以富貴（不能獲富貴地位），不可以評判（不能評論國事），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不能私下議論，也不能將私議結論呈報官府）！」如此法度之下，一切文華之舉都被視為浮華惑民，自然要嚴厲禁止。孝公商君之後百餘年，山東士人雖不斷流入秦國，山東商旅更是大舉入秦，然秦國都有法度限制：士子入秦只能以官府吏員為正途，不能興辦私學培育言論；商旅入秦，只能在專為外商興建的咸陽尚商坊經營，不能進入老秦人的國人區，更不能與老秦人混居。也就是說，商鞅法治非但禁止老秦本土的一切風華之舉，而且也著意防範六國浮華風習對秦人的浸淫！惟其如此，直到秦昭王之世，秦國已經拓展為五個方千里的大國，然諸般文明風華依然頗見蕭疏，天下文明盛事一件也沒有在秦國發生。
　

相反，山東六國卻是文明大興風華昌盛，一片蓬勃生機。

首先是國人言論自由。其時之山東六國，誹謗之風大開，議政蔚為時尚。誹謗者，議論是非指責過失也。從遠處說，堯舜為部落邦國首領之時，華夏各部族便有「謗木」與「諫鼓」制度。謗木者，凡是道口皆立高大木牌，供路人或寫或畫，對國事做諸般抨擊建言；諫鼓者，殿堂官府門口皆立大鼓，舉凡官員國人有話要對天子官員說，便可擊鼓求見，天子官員聞鼓得出，不得拒絕。這便是「路有誹謗木，朝有敢諫鼓」的古老傳統。夏商週三代，此等傳統雖日漸式微，但仍保留著濃厚的遺風，除了奴隸階層，國人言論從來沒有受到過大的禁錮。春秋戰國之世，奴隸隨著變法潮流而解放，士人隨著變法潮流而興起，民智漸開，國人言論之風再度大起。於是乎禮崩樂壞瓦釜雷鳴天下洶洶，中原大國的庶民議政之風成為左右各國政局的強大勢力，遂有「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廟堂訓誡。此等世情直接催生了士人階層的論戰風尚，民眾心聲通過士人階層的過濾與再度創造，逐漸演變為各種各樣的治國主張、治學之道、治事之學，此所謂諸子百家也。於是乎天下言論更見深徹，誹謗論戰蔚然成風，其勢之盛一時成空前絕後之奇觀！

其次是私學大興。諸子百家出，議政議國立學立言，煌煌大著洶洶言論不絕於世，淙淙聚成了汪洋恣肆的華夏文明，紛紛造就了光芒璀璨的一天群星！治學但成一說，士子便成一家。其時除法儒墨道四大顯學之外，兵家、名家、易家、陰陽家、計然家、農家、醫家、水家、方術家、堪輿家、營國家（建城術）、工家、樂家等等等等數不勝數！舉凡立言成家者，皆有門生追隨，師生便自謀生計周遊天下，弘揚自家學說，流播天下學問，為民生奔走呼號，為邦國針砭時弊，為自家尋覓出路，移風易俗大開民智，責己責人多方救世，堪稱華夏文明史上最燦爛的一頁！

三是大規模官學橫空出世。戰國之世，七大戰國皆有官學。秦國官學之規模，自然遠遠不若山東六國。而山東六國之官學，則以匯聚天下名士的齊國稷下學宮為代表。自齊威王后期興辦稷下學宮，至齊湣王學宮衰落，歷經威王、宣王、襄王、湣王四代近百年，稷下學宮始終是天下學問之驅動中心，是無可替代的文明淵藪。其間根本，便是齊國始終沒有將稷下學宮作為官吏來源，而是真正的養士興學培植士風，大興論辯學風，使學宮士子在衣食無憂的閒適之中相互砥礪，積細流以成河海，由是成就了後世所有王朝無法企及的文明奇跡！

四是文華名臣大興養士之風，生成中國歷史上獨有的「門客」高峰。門客者，私門之士也。春秋之世，士人始成，都是從天下各階層游離過濾出來的能才精英，尤以平民士人為主流，此所謂布衣之士也。布衣之士多出寒門，以其能才尋覓出路，難免魚龍混雜甚或多有各國逃犯與雞鳴狗盜之徒，其第一要務自然便是生計衣食。於是，投靠豪門或求伸展或避追捕，便成了布衣之士的重要出路之一。而貴胄權臣為培植私家勢力，也很是需要此等身有能才而又忠實效命於私門的士人。於是，以召賢為名的養士之風便不期然興起，門客現象隨即風靡天下，在戰國之世達成高峰。除了秦國權臣，山東六國的權臣貴胄幾乎是人人皆有門客。多少權貴門客盈縮，多少門客朝夕成名，此間故事實在不勝記數也！而門客數以千計者，則當數戰國四大公子——信陵君魏無忌、孟嘗君田文、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此四人先後在本國成為一時權臣，又同時襄助蘇秦發動第一次合縱抗秦，之後更成為合縱主導人物，名滿天下權傾一國，所養門客縮則三兩千，盈則五七千，幾成一旅之眾，私家勢力之盛令人咋舌！

有此四端，山東之朝野風習自然大異於秦國。

其時，山東風習之最鮮明處是商風濃郁崇尚浮華，而秦國民風卻是重農重戰簡約質木。諸多為當時名士所指責的糜爛世風，都源於山東六國瀰漫朝野深植國人的商業營生。從根源上說，自春秋商旅大起，歷經四百餘年，中原各國的商人商業之盛已成空前高峰。各大都邑商市繁盛，官市民市皆成氣候。臨淄之齊市、大梁之魏市領風氣之先，交易之盛幾無任何禁忌。陳城之楚市、新鄭之韓市、邯鄲之趙市、薊城之燕市，雖先後曾有盈縮，然也不乏浮華繁盛之風。若再加上曾經閃爍流風的宋市、衛市、魯市、吳市、越市、草原胡市等，說商風瀰漫天下亦不為過。是時也，人無論窮富，官無論大小，盡皆千方百計鑽營商道以富家。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誠如是也！歷史地說，戰國商風之盛，其後兩千餘年直到中國進入近代之前，始終無法望其項背。

此等濃烈商風之下，珠寶、娛樂、博彩、賽馬、娼優、珍奇器物、珍禽異獸、奴隸交易、貴胄酒店諸般奢靡行業大起，浮華衣食崇尚器物積為風習，高台廣池豪闊營造流行官場，侈糜之風瀰漫朝野，一時大開亙古之先河。其間根本處，在於尋常庶民大肆捲入商道，居住在都邑城堡的「國人」尤其孜孜於商事，不惜出奇致富。《史記??貨殖列傳》非但歷數了春秋戰國的赫赫大商，且羅列了尋常庶民以商致富的「奇勝」之道：「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所謂奇勝之法，便是富人不屑為之的卑賤商路。《貨殖列傳》列舉了當時專執賤業而致富的「奇勝」之業之人：掘墓本奸事，田叔藉以起家；博戲為惡業，桓發操其致富；串街叫賣（行賈）乃賤行，雍樂成卻做到了富饒之家；販賣脂膏是屈辱營生，雍伯卻累積了千金；賣漿為小業，張氏卻富至千萬；替人磨刀（灑削）本是薄技，郅氏卻至鼎食之家；馬醫藥方淺陋，尋常醫家不屑為之，張裡卻大富起來……末了司馬遷感慨萬端：「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也就是說，致富無恆常之業，財貨無恆常之主，能者聚集財富，平庸者崩潰產業；千金之家的富貴堪比都邑高官，萬金之主的享樂可比諸侯國王，簡直就是沒有正式封號（素封）的王者貴胄！難道不是麼？

人皆求商，邦國風習自然無敦厚可言。

後世史書對各地風俗雖都有詳略不同之記載，然對戰國風習的分國概括描述，仍當以《史記》與《漢書》最為貼近翔實。諸位看官且來看看前述文獻對各國民風民俗的描述：

縱橫家蘇秦描述齊國云：「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史記??貨殖列傳》的描述則是：「齊帶山海，膏壤千里，人民多文彩，好賈趨利……齊人寬緩闊達，貪粗好勇。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聚）五民……遊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也！」《漢書??地理志》則描述云：「齊俗多靡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

楚國風俗之描述云：「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其俗剽輕，易發怒，寡於積聚（很少有人積累財貨）。南楚多竹木金鐵，民好辭，巧說少信，與江南大同俗……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

趙國風俗之描述云：「地薄人眾，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砧屣，游媚富貴，入後宮，遍諸侯。代地人民不事農商，矜懻忮（強直剛愎），好氣，任俠為奸。邯鄲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奸……矜誇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

燕國風習之描述云：「地廣民稀，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賓客相過，以婦帶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

韓國風習之描述云：「其俗誇奢，尚氣力，好商賈漁獵，好爭訟分異…………俗雜好事，業多賈，任俠。」

魏國風習之描述云：「有鹽鐵之饒，民喜為商賈，不好仕宦……俗剛強，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財產）。」當時有名士吳札讚頌魏風曰：「美哉渢渢乎！」渢渢者，華貴中庸貌也。可見魏國文明之盛。

洛陽周人之風習描述云：「周人之失，巧偽取利，貴才賤義，高富下貧，喜為商賈，不好仕宦……東賈齊、魯，南賈梁、楚。」

秦國風俗之描述則云：「其民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不敢為奸邪）……民務本業，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才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民俗質木，不恥寇盜……漢興，立都長安，五方雜處，風俗不純，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嫁娶尤崇侈糜，送死過度。」顯然，戰國秦風與後世秦風是有很大差異的。

如此活生生風俗畫，赫然可見天下民風之一斑！

諺云：「政久成俗。」民風釀政道，政道生民風，自古皆然。秦國民風以商鞅變法為分水嶺而為之大變，此乃政道生民風之典型也。山東民風之所以截然不同，直接原由亦在政道。這個政道，便是源遠流長的崇商之道。秦國重農而山東崇商，植業根基之不同，終致民風大相逕庭。就實而論，非秦人天生惡商，亦非六國之民天生崇商。其所以有如此差別，根本原因在兩種治國之道的激勵督導不同，更深遠處則在兩種治國理念之差別。

商鞅治國理念已經說過，再來看看山東治國理念。

僅說商風最濃的齊國。春秋之世，齊立國的第一任國君姜尚，便開了與周道不同的治國之道：「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通工商之業，因其俗，簡其禮，而人民多歸齊。」《前漢書》則云：「初太公（姜尚）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不出來做實事）；其失（缺點是）誇奢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遇到急難便四散），緩之則放縱（尋常時日則放縱享受）。」兩則記載，前者說齊國開首便以激勵（勸）通商、簡化禮制吸引人民，後者說齊國開首便放縱士風。兩者相互浸潤，國風始得放縱。

後來，管仲開新政變革之先河，對民眾經商之風更有明確立論，他說：「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尚簡約，所以使民貧也；美壟墓（興建豪華的田宅墳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猶不盡，故有此，浮也。富者靡之，貧者為之……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

姜尚之道，管子之論，實際上一直是山東六國的立民之道與治國理念，戰國之世依然被奉為圭臬。有此理念，商風大起民風奢華，遂成傳統衍生的必然。到了戰國之世，縱然是震撼最大的魏國李悝變法，也依然將壯大商旅利用商道作為基本國策。李悝保障不傷農事的法令不是限制商人，而是以商市手段調節谷價。稍後的魏國丞相白圭，更是以天下大商之身入仕，動輒便以經商之道論述治國，以治國之道論述經商，直將商道政道融為一體。與商鞅以重農而保障激勵農戰的秦法相比，這顯然是另一種更具深遠意義的治國理念。假如六國能法商並重，對變法能如崇商那般持之以恆，歷史也許會是另一番面目。

儘管六國民風多受指責，然卻依然是文明風華之淵藪。

呂不韋要做得，便是在秦國大開文明之風，使秦國文明與山東六國比肩而立，也使自己心中的化秦方略得以成就。而這第一步之力所能及者，便是興辦私學、廣召門客，依靠大量進入自己門下的治學士人釀成文明大勢，進而著書立說，漸漸誘導朝野之風。呂不韋很清楚，在秦國要使官府做此事，必然難免一場廟堂論爭，操持不好便會引起舉國震盪！目下惟一的可行之策，便是借自己權傾朝野的勢力，以私家之道行事，縱有朝野非議，最多也是私下指責自己歆慕虛名而已，決然不會使國人生亂；只要秦國不亂，自己便可從容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