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澧華﹒
在社會科學領域，常規的學術研究，主要有三種方法：一是從文獻學的意義上
解決「有什麼」的問題，二是從歷史學的意義上解決「是什麼」的問題，三是從哲
學的意義上解決「為什麼」的問題。如果願意，你也可以把它們看作成三個層次或
三種境界。其中，「有什麼」當屬基礎層，而「是什麼」與「為什麼」則分別位居
中心層與終極層。縱觀近百年來的曾國藩研究，似乎是潛心於「有什麼」的人較
少，而著意於「是什麼」的人稍多，至於醉心於「為什麼」的人則更多了。呈現在
讀者面前的這本《曾國藩文集》，將有助於大家了解曾國藩其人。
曾國藩最初是以詩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上大夫中嶄露頭角的，等到他的位望漸
趨隆重，遠近人等便把他奉為宋詩運動的頭領，桐城文派的領袖，所謂「以韓、歐
之文章，負司馬溫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讀其書者」《曾國荃致曾紀澤
書）。遵義黎庶昌（與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無錫薛福成並稱「曾門文學四
子」）當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統地抄錄曾文。在曾國藩逝世四個月後，黎編《曾
文正公文鈔》便在蘇州刊印行世了。半年之後，又有方宗誠編印曾氏《文集》之
事，但影響不及前者，大概是稍後即有傳忠書局之《全集》問世的原因吧。
《曾文正公全集》事實上的主持人，並不是列名總纂的湖廣總督李瀚章，而是
承襲候爵的曾紀澤。《文集》也不是如署名的「門人張裕釗、黎庶昌」所編，而是
由定居長沙的曹耀湘、王定安實際編校。至於《詩集》，則有傳忠書局聘請的楊書
霖、張華理這兩位長沙紳士將之一稿兩用之事：先有坊間單行本，後有傳忠《全
集》本。《全集》之詩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編年本與光緒二年三卷分類本。事過
五十年，《四部叢刊》影印本與《四部備要》仿宋本皆以三卷分類生二為底本。究
其原因，大概是編年本倉促輯刊，未速細辨，雖然是按年編次，也只是大致可尋而
已，其中疏忽外誤之處尚多。而分類本雖未系年代，但一卷之中，仍按編年本之先
後編次。此後各種版本，皆與此大同小異。
進入民國，始有改編本與註釋本。自今觀之，則改編之功實淺，而註釋之勞稍
多。至於輯佚本，則有近人劉聲本的《曾文正公集外文》。仔細校讀，佚文十四
篇，或根本未佚，或他人捉刀，存疑待考者也不只一二篇。百余年來，真正的全編
「足本」，應是岳麓書社版《曾國藩全集》，其中《詩文》不分卷，匯入舊版（雜
著》、《鳴原堂論文》、《孟子要略》與《聯語》，且輯得佚詞八首，於1986年出
版。
初版也好，新編也好，其實都有悖於曾國藩晚年的心願。他在赴天津辦理教案
之前所作的遺囑說：「余所作古文，……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壯
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以彰其陋也。如有知舊助刻余集者，婉言
謝之可也。切囑，切囑！」「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如此反省自訟之詞，想來當
是由衷之言。所謂反省自訟，也確因他早年有心氣過高之病，有視事太易之舉。後
人之所以對他的詩文時有過譽，未始不起於他年輕時的高自標置與自我期許。
陳衍《石遺室詩話》說：「湘鄉出而詩學皆宗涪翁，《題彭宣塢詩集後》
『……自僕宗涪翁，時流頗忻向。』其明證矣。」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說：
「國藩詩學韓愈、黃庭堅，一變乾嘉以來風氣，於近代詩學有開創之功。」錢仲聯
《夢苕庵詩話》說：「自姚姬傳倡為山谷詩，而曾滌生祖其學，遂開清末西江一
派。」果真如此嗎？《題彭宣塢詩集後》作於道光二十六年，請看此前的曾國藩做
了些什麼，別人又做了些什麼。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國藩給諸弟寫信，說：「兄
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鄙庸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及己未到京，始
有志學詩古文並作字之法。」可知他是在道光十五年入京之後，才識得持古文的宗
尚，而當時京中詩壇，正是程恩澤、祁會藻輩提倡宋詩之時。程恩澤一再參與會試
選舉工作，他的詩風趨尚，當然更易感染曾國藩這種公車舉子。但此時曾國藩雖有
心向學，卻又苦無良友扶掖，且其間一心應著，並未專注於詩。直到欽點翰林，始
著意詩文，以求不失詞臣體面。正在此時，翰林前輩何紹基服闕還京，曾國藩便與
之日相過從，切磋詩藝。何紹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澤的門生，此時已漸有詩名。
因此，曾因藩結納之意甚切，而何紹基則扶掖之心尤殷。茲舉一例：何紹基藏有項
榮「墨梅圖」，其上名家題詩很多，何紹基乃向曾國藩索題。曾國藩似乎受寵若
驚，於是刻意構思，亟欲顯露詩才，兩天後詩始寫成。正好何紹基來訪，曾國藩便
迫不及待地談起此詩，聞其獎譽，竟至「心忡忡，幾不自持」（曾氏《日記》中
語）。稍後，曾國藩又致書諸弟說；「子貞深喜吾詩，故吾十月來已作詩十八
首。」露才揚己，爭奇鬥勝，受到表揚便詩興不可遏止，正是大多數青年詩人開發
詩藝階段的普遍表現。不過，時過兩年，曾國藩便開始狂言「近日京城無大家」，
「余於詩亦有工夫，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者」了，再往
後，便自然要誇言「自僕宗涪翁，時流頗忻向」了。
再說文吧，曾國藩與桐城文派的關係，一直是樁不大不小的學術公案。他在鹹
豐四年所作的《歐陽生文集序》帶有很強的宗派意識、文人舊習，且不計較，但看
他在京城是怎樣走入桐城文法的圈子吧。曾國藩中年以後，每自稱為姚鼐的私淑弟
子，其《聖哲畫像記》便稱「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可是他的文學知
交朱琦卻並不這麼認為，他在《柏樹山房文集書後》一文中，非常明確地將曾國藩
列為姚門高足梅曾亮的「徒友」之列，說「自曾滌生……之屬，悉以所業來質」。
對此，曾國藩每欲洗刷表白，說自己與梅曾亮的關係。並非「從游」，而是「接
游」，甚至一口咬定「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咸豐五年致吳敏樹
信》。面事實是，梅曾亮雄居文壇數十年，當年京城士人之趨附桐城義法者。幾乎
無不受其影響。在梅曾亮稱雄一代，即將告老回鄉之時，曾國藩還只是初識桐城源
頭，尚無理論建樹。在曾國藩於鹹、同年間「中興桐城」之時，梅曾亮早已告別人
世了。
對曾國藩的詩文創作與理論，前人多有論述。在此，我謹呈一說，以備質證。
我認為，若論創作，曾詩以前期為佳。詩藝初開之日，風華正茂之時，以翩翩詞臣
之身，處優遊清閒之地，無疑是潛心詩藝的大好時光。曾國藩後期詩作本不多，且
軍政要務集於一身，宦海風波，時虞顛滅，正如《贈吳南屏》所說：「蒼天可補河
可塞，惟有好懷不易開。」詩人興會，僅此一開，其他造作，不過應景罷了。至於
文則相反，前期所作，規仿之跡頗重，且閱歷有限，文氣浮泛，自難為工。後期則
文腕圓熟，自成套路，且歷盡險屯，筆力沉雄，類多上乘之作。若說理論，則更有
趣，其價值實不及創作，而影響卻頗能炫迷人心。苛刻一點說，曾國藩並不具備嚴
格意義上的批評家素質，他的詩文理論並沒多少理性深度：論詩宗宋，源於清初以
來的宗來諸家陳辭；文主義法，即使未溷於梅郎中後塵，卻也是拾取姚惜抱牙慧。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他還是稱得上為一名較有見地的鑒賞家。從初入京師的時文
選評，到《十八家詩鈔》、《經史百家雜鈔》、《鳴原堂論文》到《古文四象》，
皆可見曾國藩並不曾想到要避選家之嫌。至於《家書》之教弟諭子，則更是直截了
當的欣賞課入門輔導。他的那些近乎深得文學三昧的玄妙之論，使人很容易誤認為
他確是一位身體力行的文學大師。其實說得到不一定做得到，口若懸河易，妙筆生
花難。當然，這並非曾國藩一人之尷尬，古今理論家，大多不能脫此窘迫。
如果說，曾氏詩文還只是為文人們所褒貶的話，那麼，他的家書、日記卻是為
大多數人所賞譽。曾國藩家書的內容，當然主要包括齊家術與治學觀，這是人們熟
知並且艷羨不已的。不過，談的人太多了，眾口一詞，人為地予以拔高，不免叫人
聒耳煩心。倒是從內心情感上去認識曾氏家書的文章，似乎比較少見，我曾據此分
析了曾氏家書的幾個階段性特點，不揣淺陋，簡述如下。
（一）京官得意時期的特點：首先是親情濃郁，瑣細錄切。游子離鄉，家山萬
裡，白雲親捨，最是仕宦難耐之事。其次是神采飛揚，志趣高昂。皈依理學之初，
曾國藩以唐鑒、倭仁為師友，言行舉止，處處模仿，而且迫不及待、連篇累犢、喋
喋不休地教訓起諸位老弟來。無奈，對這位新教徒以近似癡迷的熱情而傳授的新知
秘訣與正言大道，他的弟兄們並不領情，反而來信譏責，連其父也頗不以為然。稍
後，曾國藩便在家書中改談詩文之道，也不免好為人師之譏。第三是報喜慰親，宦
情蓬勃。升官以後家書，多談部中公事，而對家中瑣事之問訊，進德修業之說教，
則大為減少了。
《二）南北征戰時期的特點：一是危急之時，不避生死，而得失之際，則計之
過熟。曾國藩其實是一個工於心計、深於心術的謀略家。仔細品味他的軍中家書，
可知他在關係一生名節的時候，他可以坦然不苟，而在關係門庭盛衰、一己得失之
時，他又總是絞盡腦汁，反映出這位「理學純臣」的另一面。二是責弟嚴切，而教
子溫婉。一般說來，為父訓子，類多威嚴，而為兄誘弟，類多平和，但在曾國藩家
書中，我們很容易看到一個嚴厲的兄長，而找不到一個威嚴的父親形象。
（三）暮年羈絆官場時期的特點：一是他飽諳宦味，意緒蕭索，對得失浮沉日
漸漠然；二是注重親情，追求平安，對子侄之身體學業，甚為關切，似乎他此時最
大的奢望只是保全門戶、消災祛禍。
曾國藩《家書》的首次編刊，是在光緒五年由傳忠書局印行。據查考，編校者
為曹耀湘。曹本對家庭瑣事、訓斥言詞與政治密謀諸端刪落殆盡。避忌諱、避嫌
疑、避繁瑣，本來也是舊時編書的慣例。選本之不可盡信，不可盲從，由此可見一
斑。而收錄最全、影響最大的，自然要數岳麓書社版《曾國藩全集﹒家書》了。
至於曾國藩的日記，最早是由王啟原編為《求闕齋日記類鈔》，光緒二年傳忠
書局刊印。這是一個節抄本，分問學。省克、治道、軍謀、倫理、文藝、鑒賞、品
藻、頤養、游覽十類，便於即類考求。雖無日期，但它畢竟為世人提供了一個深知
曾氏進德修業、治軍輔民的基本面貌的藍本。趙烈文責其簡，劉聲木譏其濫，皆不
免於求全責備。
據現有資料統計，曾國藩斷斷續續大約寫了十八年日記。早年的日記並非通日
記注，旬記甚至月記也時有所見，據此可知曾氏通籍之初優遊文酒的詞臣風貌。及
至究心性理之學，始作一絲不苟的莊諧小字，痛心疾首地反省每日之言行與心理，
反映了一個初聞大道的新教徒的虔誠與滑稽。極端的心性修煉，畢竟近於禁錮性
靈，堅持兩年之後，曾國藩中斷了這種省身日記。但是，這種修煉工夫並沒有白
費，正是在這幾年間，曾國藩得道之名鵲起，而道光帝晚年又習用務虛人士，因
此，曾國藩很快以時譽幸邀聖眷，竟至超升四級，位居二品。大概是為了維護這種
儒臣形象吧，咸豐元年二年，曾國藩又寫了七大本的《綿綿穆穆之室日記》。這是
一個固定格式的刻板冊頁，雙頁十欄，首頭為日月，本為題記，中間八欄，依次為
讀書、靜坐、作字、辦公、課子、對客與回信。表格之中，視當日具體情形分別填
寫。這七本日記僅見於台灣學生書局1965年影印出版的《湘鄉曾氏文獻》，彌足珍
貴。從咸豐八年再出治兵到同治十一年病逝金陵，共十三年又八個月，曾國藩的日
記再無一日間斷。這裡面應該記錄了大量的重要史料，但他卻對具體人事多有隱
晦，王(外門內豈)運曾有意為之作注，惜未實行。其間暢所欲言者，似乎只在談詩
論文之時。
此外，曾國藩還有奏疏、批牘為人盛讚。曾國藩的奏疏，明快簡練，凝重沉
穩，不過，在不同的具體環境中，隨著他本人性格與作風的變化，它們又各具特
色。具體說來，便是前期憨直、激切而又倔強，後期則綿裡藏針、縝密老到而又平
淡質實。
至於他的批牘，老成周密，寬嚴適度，既不同於胡林翼之切直肫城、肝膽照
人，也不同於左宗棠之凌厲明快、鉅細無遺。具體說來，長沙辦案時期之批，威嚴
果決；江南征戰時期之批，強蠻嚴厲；直隸總督任內之批，細緻精審，而回任江督
時期之批，則隨手畫諾，不甚究心了。
作為一名歷仕三朝的軍政大員，曾國藩的奏疏與批牘，實在應當是史學工作者
潛心研究的重要史料。但是迄今為止，偏偏是這方面的研究顯得相對貧乏。熱門話
題不在這裡。
那麼，曾國藩是一名詩人嗎？當然是。曾國藩是一位古文家嗎？當然也是。僅
就創作而言，在宋詩派與桐城文派的兩大陣營中，曾國藩也還算得上顯赫的一員。
至於他的影響，則更在其創作與理論的實際水平之上。古往今來的「以高位主持文
壇」的慣例，在他身上照樣得到了真實的體現。不過；如果將他置入中國古代文學
或近代文學的視野之中，那麼，無論是他的創作，還是他的理論，或者是他的地位
與影響，都不能不大打折扣了。從古代文學的角度看，他的那些宗宋理論與桐城義
法，不過是明清以來的唐宋詩之爭、道支一源說的一種近於自鄶以下的騷動而已，
何況還有較為明顯的功利目的與山頭意識呢？從近代文學的角度看，宋詩派、桐城
派，都沒有多少近代意義，都比不上龔自珍、魏源等人的叛逆精神與啟蒙意識，也
都比不上黃遵憲、康有為等人的創新追求與維新傾向。在新的時代潮流即將到來之
際，曾國藩和他的同道們的詩文多少顯得有些陳舊，有些蒼白。
把曾國藩當作理學家、倫理學家甚至思想家來研究的人是越來越多了。我認
為，當然可以從理學、倫理學甚至思想史的角度來研究曾國藩，從而探討理學、倫
理學與中國思想史究竟給予了他什麼影響，而他又為理學、倫理學與中國思想史提
供了什麼新的內容，產生了多少作用。但是，迄今為止，所有的研究似乎都還不能
證明，現在就可以將理學家、倫理學家甚至思想家的桂冠合適地戴在曾國藩的頭
上。就象「漢奸」、「賣國賊」的帽子一樣，戴上了又取下，豈不無事生非？
時至今日，還要就「劊子手」諸事翻來覆去地爭論其是非曲直，實在是意義不
大了。站在當時的立場，多數的人會認為「打對了」，而站在現在的立場，多數的
人又都認為「打錯了」。假如能將兩種人作一時空轉換，結論還是不外「對」、
「錯」二字。試想，這說明了什麼問題呢？依我看來，研究「打贏了」與「打輸
了」，可能更有史學價值，或說更有歷史意義與現實作用。
曾國藩研究，確是湘系軍政集團研究的關鍵一環，也是太平天國研究的重要一
環，甚至可以說，它還是中國近代政治史、軍事史、經濟史、文化史研究過程中的
一個難以迴避的課題。學術研究，肯定是要解決「是什麼」與「為什麼」的難題，
只是最好先從「有什麼」做起。那麼，就請大家看看這本《曾國藩文集》，看看它
究竟「有什麼」吧。如果還有興趣，再看看他的同時代人又「有什麼」，然後從事
「是什麼」與「為什麼」的研究，或者將會離我們共同尋找的正確答案不遠了。這
本《曾國藩文集》從宏浩的曾氏全集中選錄了一些精華之作，分散文、筆記、詩
詞、聯語、書信、日記六類，每類文字又按編年排列。此外，還附錄了歷來頗多爭
議的曾氏《冰鑒》和鉤玄提要的《處世金針》。這樣，讀者既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
去選讀曾文，又可以從編年上知人論世。較之閱讀卷帙浩繁的全集，的確是舉重若
輕之感。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有特色的曾氏文選，(絲番)閱之余，極感欣喜，謹綴
數語，以應「前言」之屬。
（作者系湘潭大學教授、《曾國藩學刊》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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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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