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女神》之後,郭沫若於一九二三年出版了詩文集《星空》,其中所收詩歌散文
均為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在日本和上海兩地所作。這正是「五四」高潮已過,國內
政局混亂,新的革命運動尚在積極醞釀和準備的時期。幾度返國的詩人在目睹了災難重
重的祖國、傾飲了人生的「苦味之杯」以後,思想感情處在極端矛盾中。他一方面對現
實有更深的憎惡和不滿,懷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反抗精神,要求對社會作徹底的改
革;另一方面,從小資產階級的個性主義和泛神論思想出發,他又希望在大自然裡或者
在超現實的空幻境界裡找尋暫時的逃避和慰安。《星空》中的詩篇,清晰地反映了詩人
當時思想感情上的這種矛盾狀態。
在集首《獻詩》裡,詩人自喻為一只「帶了箭的雁鵝」,像「受了傷的勇士」一樣
「偃臥在這莽莽的沙場」上,想從星空的「閃閃的幽光」中得到「安慰」,然而美麗的
星空也閃爍著「鮮紅的血痕」,含蓄著「沉深的苦悶」。在《南風》裡,他看見了海畔
松林裡一幅「典雅的畫圖」,而「回想到人類的幼年,那恬淡無為的太古」。在詩劇
《孤竹君之二子》裡,則假借逃避現實的伯夷的嘴,吐露了自己對「墮落了的人寰」的
深深厭嚴,渴慕「原人的純潔,原人的真誠」。正是這些,反映了詩人還沒有成為馬克
思主義者以前的彷徨和苦悶,也使得《星空》減少了《女神》那種豪情四溢的革命浪漫
主義的色彩。
但是《星空》仍有與《女神》一脈相承的東西,那便是詩人對於「血海」似的舊世
界的憤怒,對於捨己為群的古代英雄的贊美,把改造舊世界的希望寄托在「近代勞工」
身上,而且對未來的光明仍未失卻信心。在《洪水時代》的尾段,詩人說自己「坐在岸
上的舟中,思慕著古代的英雄」,而把那種「剛毅的精神」比作「近代的勞工」,接著
唱道:
你偉大的開拓者喲,
你永遠是人類的誇耀!
你未來的開拓者喲,
如今是第二次的洪水時代了!
這裡的「未來的開拓者」正是「近代的勞工」。人們再一次從詩人渴望變革的心情
和奔騰豐富的想象裡,接觸到了表現在《女神》裡的那種鼓舞人心的藝術力量。
此外,《星空》中還有一些意境優美之作。例如《天上的市街》命意清新,韻律和
諧,比喻生動而富於獨創性,便是一首好詩。
出版於一九二八年的《前茅》共收詩二十三首,共中除《暴虎詞》作於一九二一年,
《黃河與揚子江對話》和《哀時古調》(共九首)作於一九二二年,《太陽沒了》作於一
九二四年外,其余都寫在一九二三年。這時群眾運動在黨領導下日趨高漲,馬克思主義
思想影響日益擴大,郭沫若的思想情緒也有了顯著的變化。他辭別了《星空》中那種
「沉深的苦悶」和「低徊的情趣」,重新正視坎坷的現實,以粗獷的聲調歌唱革命。他
看出了,假使不像「俄羅斯無產專政一樣,把一切的陳根舊蒂和盤推翻,另外在人類史
上吐放一片新光」,中國就「永遠沒有翻身的希望」(註:分別見《前茅》中《黃河與
揚子江對話》、《上海的清晨》、《前進曲》諸篇);他預感到「靜安寺路的馬路中央,
終會有劇烈的火山爆噴」(註:分別見《前茅》中《黃河與揚子江對話》、《上海的清
晨》、《前進曲》諸篇);他要同「世上一切的工農」一起,「把人們救出苦境」,
「使新的世界誕生」(註:分別見《前茅》中《黃河與揚子江對話》、《上海的清晨》、
《前進曲》諸篇)。
《我們在赤光之中相見》是《前茅》中一首耐人歌吟、啟人深思的詩篇。詩人通過
黑夜的必將消逝和光明的必將到來,預示革命的最終勝利。他沒有用直接告白的方式表
露自己的革命熱情,而是用一連串富於象征性的詩句顯示了這樣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黑暗腐朽的反動統治終必滅亡,人民群眾的革命理想終必實現。當人們讀到:「在這黑
暗如漆之中,太陽依舊在轉徙,他在砥礪他犀利的金箭,要把妖魔射死。」就似乎看到
了那些在黑暗統治下英勇鬥爭的革命者的形象,感受到了詩人對革命前途的樂觀而高亢
的召喚。
為追悼列寧而作的《太陽沒了》,是《前茅》中另一重要的詩篇。詩人首先描畫了
全世界人民對失去偉大革命導師的無限哀痛,接著就以如椽之筆頌揚了列寧的偉大光輝
的功績:
他灼灼的光波勢欲蕩盡天魔,
他滾滾的熱流勢欲決破決垛,
無衣無業的窮困人們
受了他從天盜來的炎炎聖火。
詩人充分估計了列寧的死給世界革命帶來的難以彌補的損失,但他要秉著「赤誠的
炬火」,同全世界勞動人民一起,繼續做「逐暗淨魔」的工作。這首詩在「四海的潮音
都在同聲哀悼」的時候,給讀者以革命的鼓舞。
雖然《前茅》是寫在詩人還沒有投身實際革命鬥爭的時候,因為缺乏生活實感,有
些詩不免給人以空泛的感覺;但在那黑暗如漆的反動年代裡,這些粗獷有力的歌聲和勇
敢大膽的宣言,的確可以算是「革命時代的前茅」。
寫於一九二五年初春的《瓶》,是一組歌唱愛情的詩,除《獻詩》外由四十二首短
詩組成。濃郁浪漫的遐想和波翻浪湧的詩情,依然表現了詩人那種「火山爆發式的內發
情感」,是「五四」時代精神通過詩人作品在另一方面的反映。不過部分詩篇受了唯美
主義影響,有些地方還流露了纏綿悱惻的情調和人生如夢的感慨。
詩集《恢復》出版於一九二八年,集中二十四首詩作,寫在大革命失敗後白色恐怖
最為嚴重的歲月裡。詩人當時經歷了一場大病。反動統治者的血腥屠殺和疾病的摧折並
沒有磨損他的革命意志,相反地,他用更高亢、更堅決、也更充實的詩篇對它們作了響
亮的回答。
從《我想起了陳涉吳廣》和《黃河與揚子江對話(第二)》兩首詩中,可以看到詩人
經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參加實際鬥爭鍛煉後政治認識的變化。與過去經常從神話傳
說中吸取靈感不同,《我想起了陳涉吳廣》以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革命運動為題材,
由陳涉吳廣的「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聯想到當前的農民和他們不能不革命的悲慘地位,
不僅為當時農民的痛苦生活提出控訴,還揭示出造成這種痛苦生活的根源是由於在我國
出現了「無數的始皇」——「外來的帝國主義者」和「他們拳養的走狗:軍閥、買辦、
地主、官僚」。詩篇最後將「工人領導之下的農民暴動」譽為「我們的救星,改造全世
界的力量」,這就清楚地說明他已看到了中國的政治出路。在《黃河與揚子江對話(第
二)》中,也錯揚子江之口對中國革命的真正力量作了歌頌,預言「三億二千萬以上的
貧苦農夫」和「五百萬眾的新興的產業工人」,是足以「使整個的世界平地分崩」的
「最猛烈、最危險、最寵大的炸彈」。這種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使《恢復》中無論是
對於革命情懷的抒寫,或者對於祖國壯麗山川的描畫(如《娥媚山上的白雪》、《巫峽
的回憶》),都貫串著昂揚的戰鬥精神。
抒寫革命情懷的詩在集中占最大的比重,也最具有詩人所說的那種「狂暴的音樂」、
「螳韃的鼙鼓」的戰鬥特色。當詩人看到「我們血染的大旗忽然間白了半邊」,無數共
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在敵人的屠刀下前仆後繼地犧牲,他不能不感到苦痛和憤怒。但他沒
有悲觀,更沒有氣餒。雖然「眼前一望都是白色」,但他「並不覺得恐怖」,詩人確信
革命的火種是撲滅不了的,在反動派壓迫下面,它將更加熊熊地燃燒起來。詩人激動地
寫道:
要殺你們就儘管殺罷!
你們殺了一個要增加百個:
我們的身上都有孫悟空的毫毛,
一吹便變成無數的新我。
——《如火如荼的恐怖》
詩人這種堅如磐石的革命信心,主要是建築在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思想戰無不勝的
偉大的力量上,建築在共產黨員同千千萬萬勞動人民血肉相連的關係上,同時也建築在
一切腐朽的沒落的勢力(儘管它表面上顯得強大)必將滅亡、而一切正義的革命的力量
(儘管它暫時處於弱勢地位)必將勝利的這個歷史發展的真理上。正是因為這樣,詩人才
能發出「不管目前的爭鬥是失敗,還是成功,我們終會得到的是最後的勝利」(註:
《恢復﹒電車復了工》)的豪邁的宣言。
詩人還清醒地認識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並不是從天上落下,也不是由誰來恩賜,
而是要通過不屈不撓的鬥爭來取得的。在漫漫的長夜裡,只有經過頑強的鬥爭,勝利的
明天才會來臨:
我已準備下一杯鮮紅的壽酒,
朋友,這是我的熱血充滿心頭。
釀出一片血雨腥風在這夜間,
戰取那新的太陽和新的宇宙!
——《戰取》
可以想見,當第一次大革命失敗,蔣介石反動集團妄想將中國革命力量斬盡殺絕,
而共產黨人從地上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又領導人民繼續戰
斗的一九二八年,郭沫若《恢復》的出版,該給了讀者以多麼大的鼓舞力量。
也可以想見,當革命開始深入發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以上海為中心正在大力
倡導和展開,而「新月派」那種以雕琢華麗的形式掩蓋其空虛腐朽的內容的詩歌正在泛
濫的時候,《恢復》的出版,對中國新詩來說,起了一面激發鬥志,一面抗擊逆流的作
用。
《恢復》顯示了我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初期詩歌創作的實績,是詩人郭沫若繼《女
神》之後對中國新詩的又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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