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標志著茅盾的創作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成熟階段，是我國現代文學一部傑
出的革命現實主義的長篇。它從一九三一年十月寫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動
筆以前，還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準備和構思的過程。
    茅盾對於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國社會有比較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在他的朋友中有做實
際工作的革命者，有自由主義者，同鄉故舊中有企業家、公務員、商人、銀行家，並且
常和他們來往。他很熟悉上海工商業的情況，有一段時間把「看人家在交易所裡發狂地
做空頭，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辦什麼廠」當做是「日常課程」(註：《我的回顧》，
見《茅盾自選集》上海天馬書店1933年4月初版)。當時學術界正在展開關於中國社會性
質的論戰，茅盾將親自看到的社會現象同論戰中一些理論對照，這就增加了他寫作《子
夜》的興趣，決定通過生動具體的藝術形象，回答托派散播的中國已是資本主義社會的
謬論。在寫作《子夜》的時候，作家又充分地運用了他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獲得
的社會經驗。他說：「當時在上海的實際工作者，正為了大規模的革命運動而很忙，在
各條戰線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我那時沒有參加實際工作，但是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過
實際工作的經驗，雖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對於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以及
他們工作的困難情形，大部分我還能了解。」(註：《〈子夜〉是怎樣寫成的》，1939
年6月1日《新疆日報》副刊《綠洲》)過去的這段經歷，以及這一時期參加左翼文藝運
動，接近革命者所得來的具體感受和間接經驗，不但豐富了他的創作素材，同時也使他
有可能對客觀現實作出較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民族工業資本家吳蓀甫和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之間的的矛盾和鬥爭，是貫串《子
夜》全書的主線。環繞這條主線，《子夜》反映了一九三□年左右革命深入發展、星火
燎原的中國社會的面貌。
    關於這一歷史時期的中國社會，毛澤東同志曾經作過深刻的分析。他在說明由於帝
國主義的爭奪中國，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同時在中
國境內發展起來，造成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混戰之後，接著說：「伴隨各派反動
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是賦稅的加重，這樣就會促令廣大的負擔賦稅
者和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發展。伴隨著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工業的矛盾而來的，
是中國民族工業得不到帝國主義的讓步的事實，這就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國工人階
級之間的矛盾，中國資本家從拚命壓搾工人找出路，中國工人則給以抵抗。伴隨著帝國
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使地主階級和
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為
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群眾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
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
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
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1卷第98頁)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動在這樣一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上；而且透過人物的性格和
命運的發展，鮮明有力地顯示了整個時代的發展趨向和壯闊波瀾。它以上海為中心，反
映了中國社會的全貌；寫的是一九三□年兩個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這些事件裡
又隱伏著中國社會過去和未來的脈絡。將紛紜複雜而具有重大歷史社會意義的生活現象
通過謹嚴宏大的藝術結構表現出來，這是茅盾作為我國現代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最值得
重視和學習的地方。
    在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縝密的藝術構思和卓越的創作才能得到了充
分的體現。作家筆下的工業資本家吳蓀甫，不是庸碌卑瑣的人物。他曾經熱心於發展故
鄉雙橋鎮的實業，打算以一個發電廠為基礎建築起他的「雙橋王國」來。但是僅僅十萬
人口的雙橋鎮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要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他的「目的是發展
企業，增加煙囪的數目，擴大銷售的市場」。他有這樣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
謂企業家」全部打倒，「把企業拿到他的鐵腕裡來」。不僅這樣，他還知道如果要發展
民族工業，首先需要「國家象個國家，政府象個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視著
企業上的利害關係而外，還「用一只眼睛望著政治」。他具有游歷歐美得來的管理現代
工業的知識，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夠煽起別人勃勃的事業雄心，願
意和他合作。但是吳蓀甫這個工業界的騎士卻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
紀的歐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帝國主義侵略的魔手緊緊扼住了中國民
族工業的咽喉，因而他的發展民族工業的雄心不能不成為一個無法實現的幻想。他不能
不過一種「簡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幾條戰線上同時作戰：他要與美帝國主義的
掮客——金融資本家趙伯韜進行勾心鬥角的鬥爭；他熄滅不了工廠裡風起雲湧的罷工運
動；他用盡心機收買過來的許多小廠都成了自己脫不下的「濕布衫」，他和孫吉人、王
和甫所苦心經營的益中信托公司不能不在軍閥混戰、農村破產、工廠生產過剩、趙伯韜
的大規模經濟封鎖之下一敗塗地。他們發起組織益中信托公司，時未兩月，「雄圖」已
成為泡影。野心勃勃、剛愎自信的吳蓀甫，也只剩下了一條「投降的出路」。通過上述
這些描寫，《子夜》揭示出了作為民族工業資本家的吳蓀甫的兩面的性質：他和帝國主
義及其卵翼下的買辦金融資本家之間存在著矛盾，和勞動人民，特別是工人之間也存在
著矛盾。在帝國主義統治下，中國民族工業是永遠得不到發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
國是永遠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這是歷史的必然的法則，誰也不能夠改變或者動
搖它。當時在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國主義的入侵推動了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占優勢，中國社會性質已是資本主
義的反動論調。他們抹煞華洋資本之間的差別，掩蓋帝國主義扼殺中國民族工業這樣一
個鐵的事實，企圖用「左」的詞句來反對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以達到他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關於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刻劃，
給了托派這種謬論以有力的回答。
    《子夜》從多方面的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中來突出吳蓀甫的性格特徵。作為半封建
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典型人物，吳蓀甫的性格是一個鮮明的矛盾的統一體。
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業立場的義憤」，但另一方面，壓倒他的一切的卻是「個人利
害的籌慮」。他是「辦實業」的，他以發展民族工業為己任，他向來反對擁有大資本的
杜竹齋一類人專做地皮、金子、公債的買賣；但是他也不能不鑽在瘋狂的公債投機活動
裡。他希望實現他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國民黨反蔣派與地方軍閥的聯盟
「北方擴大會議」的軍事行動趕快成功，然而當北方的軍事進展不利於他的公債活動的
時候，他又「惟恐北方的軍事勢力發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強悍，但又不能不表現出中
國民族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他有時果決專斷，有時狐疑惶惑，有時滿懷信心，有時
又垂頭喪氣；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實質上則是舉措乖張。這一切，都是如此
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統一在吳蓀甫的性格裡。
    《子夜》不僅從吳蓀甫同趙伯韜在益中信托公司和公債投機市場上的矛盾和鬥爭來
描寫他的性格和命運，它還寫出了吳蓀甫同農村封建經濟之間的密切聯繫和他對農民武
裝起義的勢不兩立的態度，而在對待工人運動的態度上，更顯露了他拚命壓搾工人、仇
視革命的反動面貌。當他從報紙上知道雙橋鎮被起義農民占領的時候，「他獰起眼睛望
著天空，忽然轉為貧怒：『我恨極了，那班混帳東西！他們干什麼的？有一營人呢，兩
架機關鎗！他們都是不開殺戒的嗎？嘿！……』」字裡行間彷彿傳出了他的咬牙切齒的
聲音。他也有時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那是因為它不能有效地鎮壓革命，「因為他的
權力的鐵腕不能直接達到那負責者」。他企圖從工人身上挽回因外貨傾銷和軍閥混戰所
造成的企業的不振，想吸盡工人血汗彌補他在投機市場上所受到的損失，他利用工賊、
特務和反動軍警破壞工人罷工運動。這些地方，作品成功地揭示了一個仇視勞動人民、
喝血自肥的反動工業資本家的形象。作品還從吳蓀甫的家庭生活和周圍人物的描寫烘托
出了資產階級由貪心和利慾所形成的冷酷無情的靈魂。他無法抗拒歷史的必然法則為他
安排下的失敗的命運。他只能用偽裝的鎮靜來掩飾內心的惶懼和不安，從來不讓人家看
見他也有苦悶沮喪的時候，即使是他的妻子林佩瑤。他依靠強烈的刺激來暫忘「那叫他
們抖到骨髓裡的時局前途的暗淡和私人事業的危機」，只能用「死的跳舞」來排遣失敗
時的苦痛，並幾乎用自殺來結束自己悲劇性的命運。吳蓀甫是我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
時期民族資產階級的典型形象。
    除吳蓀甫外，茅盾在《子夜》中還創造了一系列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他們各自的
思想面貌、精神狀態都打上了時代和階級的深刻印記。屠維岳是吳蓀甫手下得力的鷹犬。
正像作者著意渲染吳蓀甫的才幹和魄力一樣，他也用不少筆墨渲染了屠維岳的「機警、
鎮定、膽量」。吳蓀甫不能改變自己的失敗命運，屠維岳的陰謀詭計也終於破壞不了排
山倒海的工人運動。越伯韜是美帝國主義所拳養的買辦金融資本家，是半殖民地的特有
產物。他憑借蔣介石的法西斯政權的力量，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具有壓倒吳蓀甫的優勢。
他不僅操縱了上海的公債投機市場，而且還一手扼住了民族工業的咽喉。他狡獪、陰狠
而剽悍，玩弄女性，荒淫無恥。作品雖然對這個人物的政治社會關係揭示得還不夠充分，
但從篇幅不算很多的描寫中，已經淋漓盡致地刻劃與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馮雲卿是在
土地革命風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農民的血汗拿來換取大都會裡的
「寓公」生活，同時在公債市場上進行投機活動。通過他用自己女兒作「美人計」的一
幕丑劇，作品一方面尖銳地揭示了走向滅亡路上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無恥的精神面貌，另
一方面也突出地刻劃了趙伯韜的卑鄙的形象。馮雲卿的活動所占篇幅雖然不多，但卻是
全書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外，如賣身權門、依靠資本家錢袋過活的李玉亭、范博文等一
類所謂的「教授」、「詩人」，也都寫得各具有特色。作者曾說，他打算把一九三□年
的「新儒林外史」「連鎖到現在本書的總結構之內」，這個打算雖然沒有全部實現，但
從李玉亭、范博文等人物身上也多少顯示了當時某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墮落、空虛的
精神面貌。
    茅盾特別擅長刻劃人物的心理狀態。他不是對它們作靜止的和孤立的分析和描寫，
而是在時代生活的激流裡，在尖銳的矛盾和沖突裡來時行細緻、深入的刻繪。他讓吳蓀
甫同時在幾條戰線上作戰，讓他不斷處在勝利和失敗的起伏的波瀾裡，時而興奮，時而
憂慮，時而指揮若定，時而急躁不安。這樣，吳蓀甫的心理狀態和精神面貌就毫髮畢露
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杜竹齋的唯利是圖的性格，在公債市場的決戰階段顯得分外清楚。
李玉亭兩面討好的豪門清客的心裡，在吳、趙兩家明爭暗鬥最為緊張的時候暴露得格外
分明。茅盾還在很多地方通過自然景物的描寫來渲染氣氛，襯托人物情緒的變化，借以
鮮明地顯示人物的性格。他決不是為寫景而寫景，他寫景即所以寫人。有時是因情取景，
有時是借景寫情，情景交融，文無虛筆。
    《子夜》的語言具有簡潔、細膩、生動的特點。它沒有過度歐化的語言，偶爾運用
古代成語，也是恰到好處，趣味盎然。人物的語言和敘述者的語言，都能隨故事和人物
的性格發展變化而具有不同特色，使讀者能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如臨其境。
    《子夜》的藝術結構是宏偉而謹嚴的。全書共十九章，一、二兩章交待人物，揭示
線索；此後十七章，一環扣緊一環，頭緒繁多而又有條不紊，各有描寫重點而又共同服
從於全書的中心。第四章寫雙橋鎮農民起義，雖然這條線索沒有得到繼續發展，對全書
說來使人略有游離的感覺，但它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的面貌，顯示了吳蓀甫與農村
封建經濟的密切關係和他對農民起義的勢不兩立的態度，仍然是全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
分。貫串全書的主線是吳蓀甫和趙伯韜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但與此同時，又或實寫，或
虛寫，處處顯示革命力量的蓬勃發展。最後結尾處側面帶出工農紅軍的日益壯大，以此
來對照吳蓀甫失敗的命運，指出了中國的真正出路所在。
    《子夜》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的。同文學史上所有成功的作家一樣，茅盾特別注意於
研究人以及人和人的關係(註：《談我的研究》，見散文集《印象﹒感想﹒回憶》，文
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0月初版)。他有廣泛的社會經驗，又力圖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
析各種現象，揭示其重大的意義，形成作品的主題思想。《子夜》的孕育和產生正是這
樣的。茅盾對我國古典小說《水滸》和《儒林外史》特別喜愛，又曾廣泛地閱讀外國著
名作家(如英之狄更斯和司各特，法之大仲馬、莫泊桑和左拉，俄之托爾斯泰和契訶夫，
還有一些被壓迫民族的作家)的作品。對中外優秀文學遺產，他都能經過咀嚼，消化而
加以吸收，取精用宏，「消化了舊藝術品的精髓而創造出新的手法」(註：茅盾：
《〈宿莽〉弁言》，見《宿莽》，上海大江書舖1932年3月出版)。這也是《子夜》獲得
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於工農群眾運動的描寫，在《子夜》中不能算是成功的地方；特別是描寫工人罷
工鬥爭，缺點更為明顯。作者用了很大篇幅來描寫這方面的鬥爭，一方面是想展示作為
民族資本家的吳蓀甫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想通過這種描寫來批判當時
「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但是因為正面形象過於單薄無力，不能顯示出革命者英
勇鬥爭的精神，所以作者的創作企圖未能圓滿地實現。作者後來曾經指出產生這方面缺
點的原因：「這一部小說寫的是三個方面：買辦金融資本家，反動的工業資本家，革命
運動者及工人群眾。三者之中，前兩者是直接觀察了其人與其事的，後一者則僅憑『第
二手』的材料，——即身與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這樣的題材的來源，就使得這部
小說的描寫買辦金融資本家和反動的工業資本家的部分比較生動真實，而描寫革命運動
者及工人群眾的部分則差的多了。」(註：《茅盾選集﹒自序》)
    《子夜》的產生，正是我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在反革命文化「圍剿」中邁步前
進的時候，它顯示了左翼文學陣營的戰鬥實績，從創作上證明了無產階級文學是一種不
可戰勝的、最有發展前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