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原名萬家寶，1910年生於天津一個沒落的官僚家庭，原籍湖北潛江。他是第
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出現的有很大成就和廣泛影響的劇作家。一九三四年發表四幕劇
《雷雨》，一九三六年又寫成《日出》，這兩個劇本反映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上
層社會生活的腐爛與罪惡。作者以卓越的藝術才能深刻地描繪了舊制度必然崩潰的圖景，
對於走向沒落和死亡的階級給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擊。
    四幕劇《雷雨》在一天的時間(上午到午夜兩點鐘)、兩個舞台背景(周家的客廳，
魯家的住房)內集中地表現出兩個家庭和它們的成員之間前後三十年的錯綜複雜的糾葛，
寫出了那種不合理的關係所造成的罪惡和悲劇。它寫的主要是屬於資產階級的周家，同
時又寫了直接受到掠奪和侮辱的魯家。《雷雨》中主要人物的結局有的死，有的逃，有
的變成了瘋子。劇本的這種強烈的悲劇性不只深刻地暴露了資產階級的罪惡和他們庸俗
卑劣的精神面貌，而且引導觀眾和讀者不得不追溯形成這種悲劇的社會原因。這正是
《雷雨》這一名劇深刻的思想意義之所在。劇中的人物不多，但作家對主要人物形象都
通過尖銳的戲劇沖突和富有性格特徵的對話，作了深刻的心理描繪，他們都有鮮明的個
性，每一個人物都顯示了他的作為社會人的豐富內容，以各自的遭遇和命運激動著人們
的心弦。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都市裡，資產階級往往帶有濃厚的封建氣息，周樸園正是
他們中間的代表。他既是尊崇舊道德的資本家，又是在外國留學過的知識分子。對於這
個人物隱藏在「仁厚」、「正直」、有「教養」等外衣下的偽善、庸俗、卑劣的精神面
貌，以及由此產生的罪惡，作家通過富有表現力的戲劇情節——例如他對侍萍的「懺
悔」、對繁漪的專橫、處理罷工的手段等等，給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魯貴是一個不
識羞恥、趨炎附勢的奴才，在他和周樸園這兩個人物身上，作家所投射的憎恨是極為鮮
明的。性格更為複雜和矛盾的一個人物是繁漪，在這個人物的塑造上，特別顯示了曹禺
優異的藝術才能。繁漪是一個「五四」以後的資產階級女性，聰明、美麗，有追求自由
和愛情的要求；但任性而脆弱，熱情而孤獨，飽受精神折磨，渴望擺脫自己的處境而又
只能屈從這樣的處境，正像作者所說，她陷入了「一口殘酷的井」。作家曾說：「在
《雷雨》裡的八個人物，我最早想出的，並且也較覺真切的是周繁漪」(註：《〈雷雨〉
序》)。作者用力刻劃了這個人物的內心世界。她對周家庸俗單調的生活感到難以忍受，
對陰沉的氣氛感到煩悶，對精神束縛感到痛苦，她要求掙脫這一切。在一定意義上她也
是一個被侮辱與被損害者。而劇本又使她在難以抗拒的環境中走向變態的發展：愛變成
恨，倔強變成瘋狂。悲劇的意義於是就更加深刻和突出。作家曾說：「這類的女人許多
有著美麗的心靈，然為著不正常的發展，和環境的窒息，她們變為乘戾，成為人所不能
了解的。受著人的嫉惡，社會的壓制，這樣抑鬱終身，呼吸不著一口自由的空氣的女人，
在我們這個現社會裡不知有多少吧。」(註：《〈雷雨〉序》)強調形成這種悲劇的社會
原因，同情象繁漪這樣人物的內心苦悶，當然都是應該的，但說她的一切是「值得贊美
的」，她的心靈是美麗的，則表現了作家在著重控訴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對於人的摧殘和
損害的同時，對這些人自身的弱點缺乏批判，並且給予了過多的同情。對繁漪是如此，
對周萍也是如此，像周萍這樣一個具有蒼白空虛的懦弱性格、一切都打著他那個家庭出
身的烙印的人，作者在他的結局的處理上，顯然表現了不應有的同情。周沖的年紀尚小，
他生活在飄渺的憧憬和夢幻裡，對現實缺乏深切的理解。這個年青人最後的慘死，不僅
揭露了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同一切美好願望的對立，同時還暴露了這個封建性的資產階級
家庭的罪惡。
    除了精神上、物質上都依附於周家的魯貴以外，魯家其余的三個人物都是屬於社會
下層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魯媽和自己的女兒四鳳的幾乎相同的經歷，深刻地說明了在
那個社會裡這些平凡善良的人物的遭遇和命運。雖然魯媽對有錢人懷著仇恨和警惕，但
仍舊無法阻止女兒走上她所恐懼的道路。四鳳對社會現實是無知的，魯媽和四鳳是那樣
純樸，容易受騙，因而她們母女的遭遇與繁漪、周萍不同，就更強烈地引起了人們的同
情。魯大海這個人物雖然寫得還不夠豐滿，但作家對他賦予了很大的熱情，這是體現作
家社會理想的形象。他粗獷，有力，最後《雷雨》中的那些人都毀滅了，他卻走向自己
應該走的道路。魯大海的出現給作品的陰郁氣氛帶來了明朗與希望。
    由於作家主觀上對產生這些悲劇的社會歷史根源當時還缺乏科學的理解，把悲劇的
原因解釋為「自然的法則」，認為「宇宙正像一口殘酷的井，落在裡面，怎樣呼號也難
逃脫這黑暗的坑。」(註：《〈雷雨〉序》)這種思想認識影響了作品反映現實的深廣程
度，並且帶來一些思想上和藝術上的弱點。在《雷雨》的「序幕」和「尾聲」未刪之前，
這種影響更為明顯。例如以性愛與血緣的倫常糾葛來展開戲劇情節的處理，不只有藝術
上使人感到塑造的刀痕，甚至如作者所說「有些太像戲了」(註：《〈日出〉跋》)，而
且也反映了當時作家對支配人類悲劇的力量的認識上的模糊不清。但由於遭遇對他所寫
的生活非常熟悉，愛憎分明，劇中人物的真實刻劃，讀者或觀眾仍然可以從中看到這一
悲劇的深刻的社會根源。
    如果說《雷雨》在有限的演出時間內，成功地概括了一個資產階級家庭前後三十年
的腐朽墮落的歷史；《日出》則在有限的演出空間內，出色地表現了包括上層和下層的
複雜社會的橫剖面。從《雷雨》的暗示所謂「自然的法則」到《日出》的描寫實際操縱
社會生活的一種黑暗勢力，說明作家對現實的理解有了顯著的進展。在《日出》的《跋》
中，他說：「我也願望我這一生裡能看到平地轟起一聲巨雷，把這群蟠踞在地面上的魑
魅魍魎擊個糜爛，那怕因而大陸便沉為海。」可見他確是對那個腐爛社會抱有一種「時
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極端憎惡的感情。《日出》所寫的是三十年代初期受資本主義
世界經濟恐慌影響下的中國都市，它表現了日出之前那種腐朽勢力在黑暗中的活動。
《日出》中四幕表現了日出之前那種腐朽勢力在黑暗中的活動。《日出》中四幕戲的時
間分配是：黎明，黃昏，午夜，日出。這也說明了作家在黑暗中迫切期待東方紅日的心
情。他說：「果若讀完了《日出》，有人肯憤然地疑問一下：為什麼有許多人要過這種
『鬼』似的生活呢？難道這世界必須這樣維持下去麼？甚麼原因造成這不公平的禽獸世
界？是不是這局面應該改造或根本推翻呢？如果真地有人肯這樣問兩次，那已經是超過
了一個作者的奢望了。」(註：見《〈日出〉跋》的最後一個註釋，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7年9月北京第1版《日出》刪掉了這一註釋)說明作家的確是在努力用他的作品襲擊
和搖撼那個他所憎惡的制度。
    《日出》中的氣氛是緊張而嘈雜的，這是當時都市的生活氣氛，也是日出之前的時
代氣氛。隨著劇情的開展，緊張的矛盾沖突一下就把人抓住了。劇本包括了都市中各式
各樣的人物：往在旅館的「單身女人」、銀行經理、博士、流氓、妓女、茶房、富孀、
面首等等，他們的社會地位、生活、性格、文化教養各不相同，人物比《雷雨》多，生
活面也比《雷雨》廣闊複雜。通過性格化的語言，這些人物都能以各自的鮮明形象吸引
著人們。劇情展開的地點是陳白露和翠喜的房間，這兩個婦女雖然所聯繫的社會階層不
同，但她們都是被侮辱的女性，是那個罪惡都市的產物。選擇這樣的地點來展示「損不
足以奉有余」的社會畫面，也說明了作家藝術構思的巧妙。劇情是圍繞主要人物陳白露
展開的，她一面聯繫著潘月亭，由此揭露了上層社會的罪惡與腐爛；一面又聯繫著方達
生，由此展開了下層社會的痛苦與黑暗。陳白露這個「交際花」，年輕美麗，高傲任性，
厭惡和鄙視周圍的一切，但又追求舒適和有刺激性的生活，清醒而又糊塗，熱情而又冷
漠。她在臉上常常帶著嘲諷的笑，玩世不恭而又孤獨空虛地生活在悲觀和矛盾中。這是
個悲劇性的人物。在她身上也有一些為一般交際花所沒有的東西，善良和正義還沒有喪
失淨盡，因此她除了與潘月亭等人廝混外，還會為了「小東西」而作出對付黑三的那些
舉動，同時也才能與方達生仍然在感情上保持聯繫，但她「游戲人間」的生活態度是不
可能長久維持的，結果只能在日出之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從潘月亭的活動中，可以看
到當時都市經濟恐慌的面貌：工廠停工，銀行倒閉，地皮跌價，公債投機盛行。他與李
石清針鋒相對的緊張搏鬥，正顯示了這些人物的丑惡靈魂和已經面臨的沒落命運。與此
相對照的是黃省三全家服毒的慘劇，在黃省三和李石清的對話中，非常有力地表現出了
那個社會中殘酷的階級壓迫和人與人之間冷酷無情的關係。通過劇情的緊張進行，這些
人物的性格特點得到了清晰的刻劃。方達生出現在旅館裡的那些人中間，顯然不很協調，
但他的拘謹的書生氣，富有正義感的性格，卻又使人感到他與陳白露的感情聯繫的可信
性。而且由於他的出現和「小東西」的遭遇，這才使作者所要描繪的那個「損不足以奉
有余」的社會畫面更加完整。方達生是一個缺乏社會經驗而又有善良願望的知識分子，
他要感化陳白露，又要援救「小東西」，碰壁之後還立志要「做點事，跟金八拚一拚」。
作家把砸夯工人的集體呼聲當作日出後光明的象征，他說：「真使我油然生起希望的還
是那浩浩蕩蕩向前推進的呼聲，象徵偉大的將來蓬蓬勃勃的生命。」(註：《〈日出〉
跋》)這說明他把改造社會的希望寄托在勞動者的身上，雖然劇中並未出現工人階級的
形象，那種砸夯的呼聲主要是烘托了氣氛，但方達生最後迎著上升的太陽和向著工人歌
聲的方向走去，卻產生了一種暗示的作用。這個人物雖然還有許多缺點，但作者是把他
當作正面人物來寫的，他在劇中的出現，給人以希望和鼓舞。
    除以上主要人物外，作品還描寫了顧八奶奶的庸俗愚蠢和故作多情，李石清的狡黠
毒辣和洞悉人情，從黑三的兇狠殘忍中襯托出了金八的勢力，從翠喜的悲慘境遇和真摯
感表中寫出了下層人民的善良。通過這許多成功的舞台形象的描繪，作者把「不足者」
與「有余者」之間的矛盾作了充分的揭露。這個矛盾社會的操縱者就是沒有出場的人物
金八，正像代表光明而同樣沒有出場的工人一樣，這個人物也未獲得形象的力量。但就
全劇所顯示的剖面看來，他當然是一個擁有實際勢力的封建、官僚、買辦階級的代理人，
是民主革命的對象。《日出》這部作品的矛頭就是直接指向這種勢力的。戲劇進行到結
束時，顯示陽光的出現已經不遠，「有余者」瀕臨末日。
    《雷雨》、《日出》以後，曹禺的創作視野一度擴大到了農村階級鬥爭方面，他於
一九三七年寫了《原野》，這是一出描寫農民向土豪復仇的悲劇。但由於對所描寫的生
活不熟悉，劇本在農民形象的塑造上卻不成功。作者企圖把主角農民仇虎寫成一個向惡
霸復仇的英雄，但這個人物被作者所加的復仇、愛與恨、心理譴責等因素神秘化了，他
只是一種與命運抗爭的力量的象征，失去了豐富複雜的社會性格。而且在最後一幕佈置
了過多的象征性的環境氣氛，黑的原野，莽莽蒼蒼的林子，增強了神秘感與恐懼感，卻
削弱了劇作的現實性。在這幕戲中還出現了閻王、牛頭馬面、鬼魂一類幻象，雖然這裡
也表現了一些統治者的法律的殘酷性，以及在階級壓迫下農民的某種精神狀態，但作家
的意圖卻在寫仇虎復仇以後的恐懼和心理譴責，這就把許多神經質的、知識分子的東西
加在仇虎身上，損害了這一形象的真實性。《原野》的前部分寫得比較成功，焦母的形
於辭色的暴戾，花氏的埋在心底的倔強，都很細緻動人。語言機智而含蓄。但就整體說
來，這一作品的現實性是比較薄弱的。
    抗戰初期，由於作家對民族解放前途的瞻望和愛國主義的激情，他寫了歌頌戰爭中
社會進步的劇作《蛻變》(一九四□年)。劇本寫一個腐敗的傷兵醫院由於有一個熱誠負
責的丁大夫和一個來視察的梁專員，使這個醫院在短期內完全改觀，成為一個很好的為
傷兵服務的機構。作家以很大的熱情塑造了丁大夫這一光輝的形象。她富有正義感，對
國家民族有真摯的愛，在抗戰爆發後社會現實的變化下，她的思想和工作態度也起了很
大變化，她熱誠地願為傷兵貢獻出一切力量。這個人物性格鮮明。劇中對那些舊的社會
渣滓(馬登科和「偽組織」等)也揭露得相當深刻，因而前面部分真實動人，富有藝術感
染力。《蛻變》的主要缺點在於梁專員這一人物脫離了典型環境和社會現實根據，因而
使後面的情節發展失去了真實性。劇作家後來自述，梁專員這一人物是根據他在抗戰初
期所見到的一位老共產黨員塑造的(註：《曹禺同志談劇作》，《文藝報》1957年第2
號)，這樣的光輝性格在現實中當然是有的，但在當時的國民黨統治區，卻不可能掌握
行政權力而且無所阻礙地改造一切，這就使劇情顯得架空。《蛻變》的故事由嚴冬的時
節展開，到四月的春季結束，表現了作者對抗戰中社會變革所寄托的希望。但歷史的進
展證明「蛻舊變新」不得不經過艱苦的革命鬥爭，作家當時對社會變革過程顯然理解得
過於簡單了一點。
    曹禺所期待的蛻變落了空。他看到真正的陽光並沒有出現，映照在天上的只不過是
雷雨之後的殘虹，失望之余，他懷著悲哀的心情寫了《北京人》。它以抗戰前北京一個
沒落的封建世家為題材。劇中人物都有他們自己的生活習慣和內心苦悶。在家人親戚之
間的矛盾與相互傾軋中，觀眾深深感受到這個人物的昏聵自私已經完全不能適應時代，
從而體會到封建社會腐爛死亡的必然性。《北京人》所寫的是時代的悲劇——新與舊的
矛盾。但由於新的一面寫得比較朦朧，結果著重寫出的只是舊的自身的腐爛。而在暴露
舊家庭的腐敗方面，吸引人注意的好象倒是曾皓同思懿在家庭經濟和家事安排上的矛盾，
這就多少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暴發戶杜家雖然是促使曾家解體的直接原因，但在劇
作中只體現為一筆債務的關係，並未著重寫出他們之間複雜的關係。封建家庭的崩潰是
與中國人民革命的浪潮密切聯繫的，在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的力量不可能促
使封建制度根本解體，而封建家庭的內部腐爛也不可能不同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化相關連。
    《北京人》一方面寫了袁氏父女和象征性的「北京人」，意在由人類祖先的健康勇
敢來對封建社會進行批判，襯托出這個家庭中的那種消沉和無聊的氣氛，但這種原始力
量的憧憬對作品社會意義的表現並無多大幫助，袁氏父女在劇中也只能起一種對比和象
征的作用，並不是富有社會內容的形象。同時，對走向新生的愫方和瑞貞的描寫也不夠
有力，劇本所體現的她們出走的原因是：愫方愛了一個實際上是害了她的人，瑞貞嫁了
一個根本不能理解她的人。她們只有離開這個家庭才能擺脫這種難堪的關係。而對於她
們所追求和向往的，屬於新的生活的內容和自身的覺醒因素，也表現得比較渺茫。但作
家確實肯定了在現實社會中有一個可以去的地方，那裡的生活與這些追求自由與幸福的
青年人的理想是協調的，而與曾家那種氣氛是對立的。雖然可能由於實際限制，作家未
能具體寫出他們走向的地方，但已經表現出作家的理想寄托，也能夠給讀者或觀眾以鼓
舞。這個劇本在社會意義上雖然遜於《日出》，但仍是一部優秀的作品。特別是在藝術
上顯示了曹禺獨有的創作特色：完整的戲劇的結構，綿密的穿插，浮雕式的人物性格，
啟發人們對生活作深刻思索的對話，蔥蘢的詩意，以及濃郁的地方色彩，都能給人以強
烈的感受和鮮明的印象。
    一九四二年曹禺將巴金的同名小說改編為劇本《家》。比之原作，這個劇本在情節
方面有新的開展。巴金的小說著重在青年人對封建家庭和舊的秩序的反抗和奮鬥，書中
最激動人的形象是覺慧；曹禺的作品則著重對大家庭的腐化和舊的婚姻制度的揭露。覺
慧的出場只是為了完成鳴鳳的悲劇，而瑞玨這一犧牲者的形象卻可以說是新的創造。她
在原作中的地位並不突出，但在劇本中卻始終是性格鮮明的主角，她與覺新的關係和心
理變化寫得十分細膩。劇本由她結婚開始，到死亡結束，她的遭遇就是這一悲劇的具體
體現。作者創造這一人物很用力，婚夜的朗誦詩式的獨白，她和梅小姐的情致哀傷的長
談，以及輾轉病榻的淒涼場面，都增加了悲劇的氣氛。劇本表現梅小姐的場面不多，但
含蓄而深雋地刻劃了梅小姐對愛情的深沉和她的善良的同情心。另外一個反面人物馮樂
山也比原作大為突出。巴金後來說過：「我們兩個人心目中的馮樂山並不完全一樣。曹
禺寫的是他見過的『馮樂山』；我寫的是我見過的『馮樂山』。」(註：《談〈家〉》)
在劇本中，這個人物是作為舊勢力的代表而正面出場，這就給青年人的婚姻悲劇找到了
社會勢力的根源。劇本的情調比小說原作低沉，它強調了婚姻的不幸而略去了青年人的
活動和出走。但它不是一般的改編，在藝術上有新的創造，而且在控訴舊家庭的不合理
方面也仍然能夠取得動人的效果。
    從以上這些作品看來，曹禺最熟悉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裡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
子和封建的家庭生活。對於這方面的題材他都能處理得得心應手。從《雷雨》、《日
出》、《北京人》等作品的強烈悲劇氣氛中，可以看出他對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同情和
對舊社會制度的憤慨。但曹禺並不停止於對舊社會制度的暴露和批判，《雷雨》中他寫
了工人魯大海，《日出》中出現了打夯的勞動歌聲(作家說「我硬將我們的主角推在背
後」)，說明作家對人民終將勝利抱有強烈的希望和期待，而這又正是促使他無情地抨
擊那些社會渣滓的力量的來源。曹禺的《雷雨》、《日出》的出現正當左翼戲劇運動蓬
勃展開的時期，和左翼戲劇運動起了呼應作用，並且從藝術上彌補了左翼戲劇創作的不
足。曹禺在北平的時候，對北平「劇聯」的演出作過幫助；《雷雨》最初上演，「左聯」
成員首先給予支持，並且作了很高的評價。曹禺當時還沒有獲得工人階級的立場，正是
這種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他的作品的成就。作家後來說：「太陽會出來，我知
道，但是怎樣出來，我卻不知道。」(註：《曹禺同志談劇作》)由於作家苦於不知道
「太陽怎樣出來」，作品中就往往借助於想象來代替生活的真實，用矚望和理想來代替
已有的光明，雖然這種願望值得肯定，但有時不免夾雜著一些不完全真實的藝術構思和
藝術形象。《雷雨》中的宿命論觀點，《原野》中的幻象和神秘氣氛，《蛻變》中缺乏
現實根據的梁專員，《北京人》中的象征性的「北京人」，——這些構思或形象所存在
的程度不同的缺點，都與他當時的思想局限有關。
    曹禺的作品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或一方面，而且反映得十分深刻，藝術上也達到了很
高的成就，這除了他對舊社會的憤恨和熟悉理解外，又取決於他的創作經驗和文學修養。
曹禺在創作《雷雨》前就曾廣泛地接觸了歐洲的古典戲劇，他喜歡古希臘悲劇，用心地
讀過莎士比亞的作品，也讀了易卜生、契訶夫、高爾基、蕭伯納和奧尼爾等人的劇作，
後來他還翻譯了《柔密歐與幽麗葉》，這些世界名著加深了他的藝術修養。他在少年時
代就受過中國古典文學的熏陶；還相當熟悉北方民間文藝，這從他一九四□年寫的獨幕
劇《正在想》就可以得到證明。曹禺接觸中國的戲曲則更早，老一輩的戲曲表演藝術家
給他留下過很深的印象。在這前後他也喜歡看名演員演出的「文明新戲」。所有這些既
培養了他的藝術欣賞能力，也對他的創作的民族色彩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曹禺又是一個
自己有舞台經驗的劇作家，因而他的作品經得起舞台實踐的考驗。他說「我們要象一個
有經驗的演員一樣，知道每一句台詞的作用。沒有敏銳的舞台感覺是很難寫得出好劇本
的。」(註：《曹禺創作生活片斷》，《劇本》1957年7月號)同時他又認為他自己的戲
應該作到為普通的觀眾所了解，「只有他們才是『劇場的生命』」。這也表現了曹禺對
群眾的重視，他和那種主張一個內行人的認識重於一戲院子groundlings的稱讚的人完
全不同(註：參閱《〈日出〉跋》groundlings指賤價買票、站著看戲的人們)。所以他
的作品能夠牢牢地抓住人心，在社會上產生廣泛的影響。
    曹禺的作品的出現，標志了「五四」以來話劇創作上的新成就，不只有當時引起了
廣泛的注意，推動了話劇創作水平的提高和發展，而且在長期的舞台考驗中得到了人們
普遍的愛好，一直保持著巨大的魅力，他的《雷雨》、《日出》等優秀作品為現代文學
劇本創作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局面。
    巴金、老捨、曹禺，一般被稱為民主主義作家。他們從各自不同的起點出發，經過
各自不同的道路，摸索前進。革命形勢的推動，中國共產黨直接間接的領導和影響，使
他們越來越密切地與人民革命的洪流結合在一起。他們的作品，以主要的篇幅暴露詛咒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的黑暗和罪惡，同時也嚴肅地探索著人民解放的途徑。這些作
品以其在藝術上刻苦認真所獲得的優秀成就，成為現代中國新文學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