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類型的散文作品的蓬勃發展，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文學創作的一個顯著
特色。急遽變化的社會生活和尖銳複雜的社會鬥爭，給作家的刺激和感觸特別頻繁和直
接，「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鑄到創作裡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
型裡；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采取通常的形式。」(註：瞿秋白：
《〈魯迅雜感選集〉序言》)由於雜文適合於短兵相接的戰鬥需要，能直接而迅速地反
映社會上的日常事變，便於「對有害的事物，立即給以反響或抗爭」(註：魯迅：
《〈且介亭雜文〉序言》)，這種文學形式在「左聯」的提倡和魯迅的鼓勵支持下，沖
破了反動政權的迫害與幫閒文人的「圍剿」，迅速地發展壯大起來。一九三二年「一二
八」戰爭以後，民族資產階級中一部分人有了比較強烈的抗日要求，一向以保守出名的
《申報》也實行改革，開始接受進步作家的稿子。以魯迅為首的不少左翼作者，相率為
它的副刊《自由談》寫作千字左右的短文。其它報紙繼起仿效。《太白》、《新語林》、
《芒種》、《雜文》(後改名《質文》)等期刊接著出版，都以登載這樣的短文為主。它
們或者叫做小品，或者稱為雜感，題材廣泛開闊，形式多樣靈活，春蘭秋菊，各極其妍，
在三十年代上半期形成了一種蓬蓬勃勃的局面。由於雜文在文壇上風行，登載雜文的刊
物眾多，以致有人把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分別稱為「小品文年」和「雜誌年(指
專登小品雜感的小刊物)。
    本時期的雜文作者，除魯迅外，應當提到的是瞿秋白。在三十年代初，瞿秋白以雜
文為武器對舊社會進行鬥爭。無論社會批評或文藝雜感，都反映出他作為政治活動家的
突出的敏感。《流氓尼德》、《財神的神通》等文對新軍閥統治進行了有力的撻伐。他
聯繫世界資本主義的必然走向死亡，說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大資產階級已經沒有什
麼「真本事」，他們只能靠「特殊本事」——賭、打、騙、嚇、抵賴、罰咒等「流氓手
段」來維持自己的統治；揭露了中國的「財神」們(地主、資本家)在其主子——外國
「大財神」的指使下進行內戰、屠殺人民的罪行。當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民族危機
日深的時候，瞿秋白的《拉塊司令》、《苦悶的答覆》、《曲的解放》、《迎頭經》等
文，狠狠地打擊了國民黨的投降賣國政策，戳穿了他們的無恥欺騙伎倆。他抓住敵人言
行之間的矛盾，把他們不能見人的「後台戲搬到前台來演」，使他們對外屈膝求降、對
內殘酷鎮壓的真相大白於天下。瞿秋白也把他的筆鋒指向那些參加反革命文化「圍剿」
以配合反革命軍事「圍剿」的各種反動文藝流派，揭穿了他們的丑惡嘴臉：《王道詩話》
指出「新月派」高唱的「人權」其實是在粉飾反動政府的統治權；《出賣靈魂的秘訣》
指出胡適向日本帝國主義者「上條陳」，主張「征服中國民族的心」，正是他「出賣靈
魂的唯一秘決」；他畫出了「新月派」詩人的貓樣的嘴臉(《貓樣的詩人》)和「民族主
義文學家」的法西期面貌(《狗樣的英雄》)；他指出以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來掩蓋其反動
本質的「自由人」不過是一種「皮紅」而「肉白」的「紅蘿蔔」，提醒人們多加警惕
(《紅蘿蔔》)。瞿秋白的這些文章，有時帶有某種「左」的情緒，但它們大多剝露了敵
人的反動本質，傾注了憤怒和憎惡的感情，犀利潑剌，是投向敵人心髒的匕首。
    除了以猛烈的火力掃射舊的世界之外，瞿秋白還以強烈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歌頌
「中國真正群眾的徹底的新英雄」，呼喚著新世界的誕生。《一種雲》、《暴風雨之
前》、《〈鐵流〉在巴黎》等，就是這一類的文章。在陰雲密佈的中國，他號召群眾
「自己去做雷公公電閃娘娘」，用「驚天動地的霹靂」打開層層的「烏雲」，創造「光
華燦爛的宇宙」。這類文章為數不多，卻是當時一般雜文中少有的新的主題。瞿秋白善
於抓住事物的特徵，通過對一些上層人物言行的白描，運用恰當而富有概括性的比喻，
創造出某種社會典型。他有時也用象征的手法來把他所要說明的問題形象化(例如《一
種雲》)，有時又通過對社會習俗的描繪來引起人們的聯想(例如《民族的靈魂》)。他
適應文章內容的特點和戰鬥的需要，採用政論、短評、隨感錄、書評、抒情散文、雜劇、
短曲、寓言等多種形式來進行戰鬥，都能寫得深入淺，明白曉暢。瞿秋白的雜文在思想
和藝術的統一方面取得了較高的成就。
    「左聯」時期，茅盾、郁達夫、陳望著、阿英(錢杏村)等作家，也都在從事小說創
作或文藝批評的同時，運用雜文的形式進行了戰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魯迅的影響
下，青年作者大量湧現，各各以雜文為武器，或則抨擊政治的黑暗，或則揭露社會的矛
盾，或則針砭時事，或則漫談文藝，內容廣泛，風格各殊，然而莫不短小精悍，鋒利有
力，表現了虎虎的生氣。徐懋庸(1910—1977)寫了《不驚人集》、《打雜集》等，批評
時事，潑剌有力，寫來從容自如，不事雕砌，魯迅為他的《打雜集》撰寫序文，在文壇
有較大影響。唐濤的《推背集》、《海天集》等雜文，揭發時弊、抗爭現實，時復帶著
散文筆調，含有抒情氣氛，在藝術風格上受有魯迅的影響。徐詩荃得到魯迅的幫助，變
換多種筆名，在《申報》副刊《自由談》發表不少反抗束縛、批評時政的短評，題材廣
泛，筆致嫻熟。此外如聶紺弩的酣暢淋漓，周林齋的嚴謹縝密，柯靈的瀟灑清麗，各具
特點，自成一格。王任叔(巴人)著有《常識以下》，夏征農著有《野火集》，都是於小
說、評論之余兼寫雜文的作家。還有陳子展的考證，孔另境的隨筆，也為讀者所歡迎。
這些文章的出現，正如魯迅所說：「第一是使中國的著作界熱鬧，活潑；第二是使不是
東西之流縮頭；第三是使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顯出不死不
活相。」(註：《且介亭雜文二集﹒徐懋庸作〈打雜集〉序》)
    三十年代的抒情散文創作，較「五四」時期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不僅二十年代步
入文壇的老作家繼續撰寫，本時期湧現的一些新作家，也在創作小說、詩歌、戲劇的同
時，寫了大量抒情散文，並且還出現了以創作抒情散文為主的作家。他們或則揭露丑惡
的黑暗現實，或則贊頌人民的反抗鬥爭，或則描繪祖國或世界的壯麗山河，或則抒寫個
人的胸臆，使這類散文作品呈現出豐富多彩的繁榮景象。
    何其芳(1912—1977)和李廣田(1906—1968)，是這類散文的代表作家。他們與卞之
琳合出過詩集《漢園集》，因而有「漢園三詩人」之稱。那些詩作，從個人憂悒情懷的
歌唱裡顯示對現實的不滿，並注意詩的意境的優美與完整。何其芳的詩以清新柔婉見長；
李廣田的詩比較樸質渾厚；卞之琳則注重想象的微妙和表現的經濟，有些詩比較晦澀難
懂。何其芳和李廣田後來都以更多的精力從事散文的寫作。
    《畫夢錄》是何其芳苦心經營之作，得到許多讀者的喜愛。一九三七年，該書與曹
禺的《日出》、蘆焚的《谷》一起，獲得《大公報》的文藝獎金。獎金評選委員會認為：
「在過去，混雜於幽默小品中間，散文一向給我們的印象多是順手拈來的即景文章而
已。……《畫夢錄》是一種獨立的藝術製作，有它超達深淵的情趣。」肯定的正是它在
散文寫作方面的新的探索以及所取得的藝術成就。作者「喜歡想象著一些遼遠的東西。
一些不存在的人物。和許多在人類的地圖上找不出名字的國土。」(註：《畫夢錄》代
序：《扇上的煙雲》)《畫夢錄》和隨後的《刻意集》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滿
丑惡現實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寂寞、哀愁、徘徊與探索的感情，帶有夢幻與憧憬的色彩。
何其芳善於使用濃麗精緻的語言，優美新奇的比喻，寫出具有詩意的散文。作者說：
「我不是從一個概念的閃動去尋找它的形體，浮現在我心靈裡的原來就是一些顏色，一
些圖案。」(註：《刻意集﹒夢中的道路》)而那些「顏色」和「圖案」，也確實成為他
的散文中首先吸引人們注意力的部分。他當時的藝術方法帶有曾經流行於西歐的印象主
義的明顯影響。寫作較遲的《還鄉雜記》，說明作者經過生活鞭子的打擊，開始從幻想
轉向了現實世界。他通過自己的見聞和回憶，描寫家鄉四川一角的悲慘景角。「這在地
理上被稱為肥沃的山之國，很久很久以來便已為饑餓、貧窮、暴力和死亡所統治了。無
聲的統治，無聲的傾向滅亡。」(《樹陰下的默想》)《還鄉雜記》是何其芳的思想和創
作一個新的起點，如他自己所說，他的情感粗起來了，它們和《畫夢錄》中那些雕飾幻
想的東西是多麼不同啊。」(註：《還鄉雜記》代序：《我和散文》)這時，代替了原先
好種「顏色」和「圖案」，打動讀者的已經是作家對於黑暗現實的譴責和鞭撻了。
    李廣田著有《畫廊集》、《銀狐集》，他大多「寫了一些在舊社會受折磨和沒有出
路的人」(註：《〈散文三十篇〉序》)。我們從中看到處處受人欺侮和捉弄的問渠君，
因曾談起過「關於革命的意見」，而終於「送掉了性命」(《記問渠君》)；滿身馱負重
載的老渡船，在各種屈辱中渡過自己的人生歷程(《老渡船》)；在山澗采花出賣的啞巴，
為了生活，並不因為父兄都死亡山澗而不斷承父兄的事業，仍需把自己的生命掛在萬丈
高崖之上(《山之子》)。作者說：「我是一個鄉下人，我愛鄉間，並愛住在鄉間的人
們。」(註：《〈畫廊集〉題記》)這使他以很多筆墨描寫故鄉山東的風物和自己早年的
生活，並在字裡行間蘊藏著真摯的愛憎。作者長於刻劃人物，筆下一些平凡其至卑微的
人物，都有個性的特徵。文風自然渾厚，於親切中略帶憂鬱。和何其芳一樣，他的創作
趨勢，「漸漸地由主觀抒寫變向客觀的描寫一方面」(註：《〈銀狐集〉題記》)。動盪
不安的社會現實，人民生活的日益困苦，把他們逐步地、不同程度地捲進了鬥爭的漩渦。
而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又為他們創作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當時以寫作抒情散文著稱的，還有陸蠡(？—1942)和麗尼等人。陸蠡在抗戰前寫有
《海星》、《竹刀》二集，文字清新委宛，對不合理的舊世界時時提出直接的控訴。
《水碓》(《海星》)一文描敘被水碓搗成肉醬的童養媳的悲慘故事；《啞子》(《海星》)
勾畫了一個「天生的不具者」，一個受人剝削、踐踏而訴告無門的勞動者的遭際；在憤
激的語調裡，表達了作者熱愛勞動人民的正直心靈。一九四□年出版的《囚綠記》，寫
在「異族的侵凌，祖國蒙極大的恥辱」(《池影》)的時候，而作者那時又留居在已成
「孤島」的上海，字裡行間更是洋溢著「寂寞」和「激怒」的感情。文筆樸素，而清婉
動人。陸蠡於一九四二年被日本法西斯強盜殺害。麗尼的散文集《黃昏之獻》、《鷹之
歌》、《白夜》，抒發了陰暗的時代給作者帶來的苦悶，其中充滿了「個人的眼淚，與
向著虛空的憤恨」(註：《〈黃昏之獻〉後記》)，於低徊憂悒的筆調中迴盪著對現實的
不滿和對光明未來的憧憬(如《鷹之歌》等篇)，文字清麗，但缺乏具體描繪，有時不免
給人以空泛與雕砌之感。
    這一時期發表散文較多的另一位作家，是豐子愷(1898—1875)。如果說前面提到的
何其芳等人的作品受有較明顯的外來影響，豐子愷的散文則更多的繼承了我國傳統散文
的一些長處。他在一九三一年出版了《緣緣堂隨筆》，以後又有《緣緣堂再筆》和《車
廂社會》等問世。他的早期散文，或則贊美兒童的天真和歌頌人格的完整，想「撤去世
間事物的因果關係的網，看見事物的本身的真相」(《緣緣堂隨筆﹒從孩子得到的啟
示》)；或則悵歎宇宙的無窮和時光的流逝，將「宇宙間人的生滅」比作「猶如大海中
的波濤的起伏」(《緣緣堂隨筆﹒阿難》)。這些雖在一定程度上表達出了對虛偽驕矜的
社會風習的不滿，狀物寫神，娓娓動聽，但又往往只能引導讀者避開現實，在幻想的空
中樓閣中暫時忘卻身邊的塵垢和荊棘。稍後的散文具有較多的社會內容，描畫了一些可
喜可悲的人物和事件，如《三娘娘》(《車廂社會》)一篇，對城市底層人民艱苦的勞動
生活寄寓了深厚的同情。於樸實平淡之中，寫出一些耐人咀嚼的情景和事件，是豐子愷
散文的藝術特色。
    報告文學是在我國人民抗日救亡鬥爭中新興的一種文學樣式。它不同於雜感的偏於
說理，也不同於散文的側重抒情，它是文藝性的記事，用對事件的描述來表達對社會現
象的批判。它以素描的手段將劇變中的社會生活迅速展示在讀者面前，有助於人們及時
認識現實。
    「左聯」對報告文學大力提倡。在一九三□年八月「左聯」執委會通過的《無產階
級文學運動新的情勢及我們的任務》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左聯」執委會的決議《中國
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中，提出了參考和采用「西歐的報告文學」形式「創造我
們的報告文學」的任務。「九一八」後，在報刊上開始出現一些短小的反映人民抗日斗
爭的報告性作品，《文藝新聞》刊載了《給在廠的兄弟——關於工廠通訊的任務與內
容》、《報告文學論》等提倡和介紹報告文學的文章。《北斗》上也發表了有關報告文
學理論的譯文。這可以說是我國報告文學的萌芽時期。「一二八」戰爭發生，很多進步
作家到前線去，寫了不少反映戰爭情況的報告，刊載於《烽火》(《文藝新聞》戰時特刊)
和《北斗》等雜誌上，執筆者有鄭伯奇、適夷等和一些業餘的文藝青年。還有一些報導
收在《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一九三二年四月出版)一書裡。隨著反帝運動的開展，報
告文學與「文藝通訊員運動」結合，作者和題材範圍更加擴大，參加寫作的有工人、農
民、兵士、學生、店員；人民大眾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的災難和反抗成了描寫的主要
內容。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活的記錄》一書，就是各地較好的報告文學作品的選輯。在
本時期最後兩年內，由於抗日運動的高漲和「國防文學」的倡導，加之捷克著名報告文
學作家基希《秘密的中國》和墨西哥人愛密勒《上海——冒險家的樂園》中譯本先後發
表，進一步促進了報告文學的發展。一九三六年茅盾主編的《中國的一日》和稍後由梅
雨主編的《上海的一日》，所收輯的文章都是用報告文學的形式寫成的。茅盾在《中國
的一日》的《序》裡指出：「在這丑惡與聖潔，光明與黑暗交織著的『橫斷面』上，我
們看出了樂觀，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眾的覺醒；因為一面固然是荒淫與無恥，然
而又一面是嚴肅的工作！」這些作品，確實相當廣泛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面貌。
    本時期的報告文學創作也出現了優秀的作品。一九三六年六月，夏衍的《包身工》
(註：載《光明》半月刊創刊號)發表。這是一篇真實地反映上海日本紗廠裡一群失去人
身自由的女工們的非人生活的報告文學作品。這裡「沒有光，沒有熱，沒有希望，……
沒有法律，沒有人道。這兒有的是二十世紀的爛熟的技術、機械、體制，和對這種體制
忠實地服務著的十五六世紀封建制度下的奴隸！」作者著重地描寫了其中一個外號「蘆
柴棒」的青年女工慘絕人寰的遭遇，有力地控訴了日本資本家及其幫兇——工頭們的令
人發指的罪行。他還警告喝血自肥的殖民主義者要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魂」，
預言黑暗的日子必將消逝，「黎明的到來還是沒法可推拒的」。這篇作品是經過社會調
查寫出的，因為題材的現實性，作家的筆端又飽含著憤怒的感情，所以能在生動具體的
描畫裡喚起讀者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強烈仇恨。
    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以辛辣的諷刺和濃郁的抒情筆調，逼真地寫出
了山西反動統治者在「防共」措施下所造成的「流言所播，草木皆兵」的情景。人們在
春天裡感受不到春天的溫暖，周圍佈滿了「恐怖的氛圍」。作品對反動軍閥進行了有力
的揭露和鞭撻，也是本時期一篇較好的報告文學。它同《包身工》一樣，克服了過去報
告文學只偏重於報導事實而不注意藝術加工的缺點，標志著我國年輕的報告文學的顯著
進步。報告文學在抗日戰爭時期有更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