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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土飛揚，正是一天中最熱的時候，我們唇乾舌燥，鼻子裡黏滿了灰沙，背著沉重的器材，從火線上撤了下來，退到了那道長長的山梁上。山梁下是河，作為預備隊的西班牙軍隊就集結在那兒。 我在淺壕裡靠壁坐了下來，把肩膀和後腦往泥土上一靠，如今到了這兒就連流彈也不用怕了，向下望去，河谷裡的陣勢盡收眼底。這裡有坦克預備隊，坦克上都覆蓋著油橄欖樹上砍下的樹枝。左邊是些指揮車，車身上都抹著泥巴、遮著樹枝。中間是一長行抬擔架的人，過了山口蜿蜒下行，一直來到山梁腳下的平地上，把傷員裝上停在那兒的救護車。運送給養的毛騾馱著一袋袋麵包和一桶桶酒，軍火隊的毛騾一溜兒由騾夫牽著，正不斷往這山梁的口子裡上來，提著空擔架的人也順著小路隨騾群緩緩往上走。 右邊，山梁彎曲處的下面，我看得見有個山洞口，旅參謀部就設在這山洞內，通信電線從洞頂上通出來，翻過我們頭上的那道山梁蜿蜒而去。 穿皮衣、戴頭盔的摩托兵器著車從小道上一路顛簸而來，碰到路實在太陡時，便推著車走，隨後就把車往路邊一放，徒步走到山洞口，一頭鑽了進去。正當我看著時，從山洞裡出來了一個我認識的大個子匈牙利摩托手，只見他把一些文件往公文皮包裡一塞，便走到他的摩托車旁，把車子推到毛騾和擔架手的隊伍裡，緊行幾步，腿一跨，便上了車，在一陣摩托轟鳴聲中翻越山梁而去，車子揚起了一陣猛烈的塵霧。 山下的平地上救護車來來去去不絕，平地的那一頭一行青枝綠葉，表明是河的所在。那一帶有一座紅瓦大宅，還有一個灰牆磨坊，大宅位於河的對岸，近旁的樹叢裡有我們炮隊開炮的閃光透出來。炮是正好朝我們這個方向打來的，三英寸口徑的傢伙，總是兩道閃光緊緊相連，隨即是低沉而短促的"崩崩"兩響，接著便是炮彈挾著愈來愈響的呼嘯朝我們這個方向飛來，又越過我們的頭頂繼續向前飛去。我們還是那個老問題：大炮奇缺。眼下要有四十門大炮方才夠用，可那兒總共只有四門，所以只好兩門一放。這次進攻，早在我們撤下來以前就已經失敗了。 "你們是俄國人嗎？"一個西班牙士兵問我。 "不，是美國人，"我說。"你有水嗎？" "有的，同志。"他遞過一只豬起囊來。這些預備隊的士兵，其實都只是頂著個兵的空名，是穿著軍服才算個兵罷了。這次進攻根本就沒有打算使用他們，所以他們就亂糟糟地集結在山梁下的這一線上，三五成群，吃吃喝喝，說說話兒，有的乾脆就呆呆地坐著枯等。這次的進攻任務，是由國際縱隊中的一個旅承擔的。 水，我們兩個都喝了。水裡有股瀝青味兒，還有股豬鬃味兒。 "還是喝酒好些，"那個士兵說。"我可以給你們弄酒去。" "好。不過解渴還是水好。" "打仗時的那個口渴最難受了。我們在這兒雖說是預備隊，可我照樣也口渴得厲害。" "那是害怕的緣故，"另一個士兵說。"口渴都是害怕引起的。" "不，"又一個士兵說。"害怕引起口渴，那錯不了。可是一到打仗的時候，心裡即使不怕，也照樣口渴得厲害。" "打仗嘛，心裡總是害怕的，"第一個士兵說。 "你才這樣，"第二個士兵說。 "這是正常現象嘛，"第一個士兵說。 "你才這樣。" "閉上你的臭嘴，"第一個士兵說。"我這個人不過是實話實說罷了。" 那是一個晴朗的四月天，風刮得很猛，上山口裡來的毛騾踩起了滾滾的塵霧，一頭就是一大團，擔架兩頭的兩個人也各自揚起一大股，被風一吹攪成一片，山下的平地上救護車卷起的塵土更是一長串一長串的，隨風飄散。 我現在很有點信心了，我相信今天是不會給打死的了，因為我們上午活兒幹得不錯，而且在進攻開始的階段，我們曾兩次大難不死；這就使我壯了膽。第一次是在我們跟著坦克前進的時候，我選了個地形，準備從這裡拍攝進攻的場面。後來我突然感到這裡靠不住，我們就把攝影機往左挪了大約兩百碼。臨走時還用可說是最最原始的辦法在那裡做了個記號，不到十分鐘，我原先所在的地方就落了一顆六英寸口徑的炮彈，炸得那兒好像從來就沒有來過個人一樣。倒是地上清清楚楚出現了好大一個彈坑。 後來過了兩個小時，一個新近從營裡調到參謀部的波蘭軍官自告奮勇要領我們去看波蘭人剛攻克的陣地，不料一出山坳，沒了掩蔽，我們發現自己竟暴露在機槍的火力之下，我們只得下巴緊貼著地，吸了兩鼻孔的沙土，硬是從機槍火力的底下爬了出來，而且悲哀的是我們發現當天波蘭人非但沒有攻克半個陣地，反而又從出擊點後退了一些。因此此刻我躲在戰壕裡，就落得汗流浹背，又饑又渴，進攻時經受的種種危險雖已過去，卻在內心留下了一平空虛。 "你們真的不是俄國人？"一個士兵問。"今天這兒有俄國人來。" "是啊。不過我們不是俄國人。" "你的臉相就像個俄國人。" "沒有的事，"我說。"你弄錯了，同志。我的臉相雖然古怪，卻並不像個俄國人。" "那他的臉相像個俄國人，"說著一指我那個正在擺弄攝影機的同伴。 "也許有點像。可他也不是個俄國人。你是哪兒的人呢？" "埃斯特雷馬杜拉人，"他自豪地說。 "埃斯特雷馬杜拉有俄國人嗎？"我問。 "沒有，"他回答的口氣越發自豪了。"埃斯特雷馬杜拉沒有俄國人，埃斯特雷馬杜拉人也不到俄國去。" "請問你的政治觀點？" "我恨一切外國人，"他說。 "這個政治綱領未免太籠統了。" "我所恨的有摩爾人，英國人，法國人，意大利人，德國人，北美人，俄國人。" "按你恨的程度排列？" "對。不過我對俄國人恐怕應該說最恨了。" "老弟，你的想法倒真是有趣，"我說。"你是信仰法西斯的嗎？" "不信。我是個埃斯特雷馬杜拉人，我就恨外國人。" "他的想法怪得很，"另一個士兵說。"你不要太把他當真了。比方說我吧，我就喜歡外國人。我是巴倫西亞人。請再喝杯酒吧。" 我伸手接過杯子，嘴裡那頭一杯酒還余味未盡呢。我瞅了瞅這個埃斯特雷馬杜拉人。他又高又瘦，面容憔悴，胡子拉碴，兩頰深陷，肩上披著條毛毯披肩，把身子一挺，起鼓鼓站起身來。 "別把頭伸起來，"我連忙對他說。"飛來的流彈還真不少呢。" "我才不怕流彈呢，我就是見外國人都恨，"他狠狠地說。 "流彈是用不到害怕，"我說，"不過既然是預備隊，吃流彈的事就應該盡量避免。可以避免而不去避免，這傷就受得太沒意思了。" "我什麼都不怕，"那個埃斯特雷馬杜拉人說。 "算你的運氣好，同志。" "這話倒不假，"手拿酒杯的那一位說。"他是不知道害怕的。連avionesヾ都不怕。" -- ヾ西班牙語：飛機。 -- "他發瘋了，"另一個士兵說。"飛機是大家都怕的。飛機雖然殺不死多少人，可叫人好怕喲。" "我是不怕的。我不怕飛機，我什麼都不怕，"那埃斯特雷馬杜拉人說。"可凡是外國人我都恨。" 從山口裡走下來一個穿國際縱隊制服的高個子，一邊肩頭上斜披著一條毛毯，下面在腰裡打了個結，他走在兩個抬擔架的人旁邊，似乎根本就沒有理會自己都到了哪裡。他把頭昂得高高的，那神氣就像個夢游人。他中等年紀，沒有帶槍，從我這兒看起，也不像是受了傷的樣子。 我看他獨自一人離開了戰場，往山下走去。還沒走到指揮車那兒，他就向左一轉彎，還是那麼異樣地高高昂起了頭，越過了山梁的後沿，走得看不見了。 跟我搭檔的那一位正忙著給手提攝影機換膠片，並沒有注意到他。 一顆炮彈從山梁那邊打來，只見在快到坦克預備隊的地方，一股塵土和著黑煙沖天而起。 旅部所在的山洞口，有人往外探了探腦袋，隨即又縮了進去。我覺得這個地方倒似乎可以一去，不過進攻失敗了，我知道那裡的人肯定都火冒三丈，我可不想去看他們的臉色。打了勝仗的話，拍個電影他們也樂意。可打了敗仗，誰都有其沒處出，弄得不好真會把你抓起來押送到後方去。 "他們大概就要向我們炮轟了，"我說。 "炮轟不炮轟對我都一樣，"那個埃斯特雷馬杜拉人說。我對這個埃斯特雷馬杜拉人漸漸感到有點膩煩了。 "你們還有酒剩嗎？"我問。我還是覺得嘴乾。 "有啊，老兄。有的是呢，"那個態度友好的士兵說。這人個小手大，身上髒得很，一臉的胡子茬兒跟他那板刷頭的頭髮都快差不多長了。"你看他們就要向我們炮轟了？" "按說大有可能，"我說。"不過，這場戰爭可是什麼都難說的。" "這場戰爭又怎麼啦？"埃斯特雷馬杜拉人品沖沖地問道。「這場戰爭叫你看不順眼了？" "你給我住口！"那個態度友好的士兵說。「這裡是我帶班，這些同志是我們的客人。" "那就請他別說我們這場戰爭的壞話，"埃斯特雷馬杜拉人說。"外國人，可不能跑來說我們這場戰爭的壞話。" "你是哪個鎮上的人，同志？"我問埃斯特雷馬杜拉人。 "巴達霍茲，"他說。"我是巴達霍茲人。我們巴達霍茲人受盡了姦淫擄掠，先是來了英國人，後來又換了法國人，如今是摩爾人。今天摩爾人干下的壞事，也不見得就比當年威靈頓ヾ手下的英國兵厲害多少。大家去翻翻歷史嘛。我的太奶奶就是叫英國人給殺死的。我家的房子就是叫英國人給燒掉的。" -- ヾ威靈頓（1769-1852）：英國統帥，並曾歷任首相、外交大臣等職。1808至1815年間，曾帶兵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拿破侖的部隊作戰。 -- "我很遺憾，"我說。"可你為什麼要恨北美人呢？" "我的父親當初被征去當兵，就是在古巴被北美人打死的。" "這我也很遺憾。相信我，是真的感到很遺憾。那你又為什麼要恨俄國人呢？" "因為他們是暴政的代表，再說我也討厭他們的臉相。你的臉相就像個俄國人。" "我們恐怕還是離開這兒的好，"我對我那個搭檔說，他是不懂西班牙話的。"看來我的臉相很像個俄國人，這快要招來麻煩了。" "我快要睡著了，"他說。"這兒睡覺挺不錯的。你只要別多嘴，就不會有什麼麻煩的。" "這兒有位同志對我很看不順眼。我看他大概是個無政府主義分子。" "那好，你只要提防著點，別叫他給打死就好。我可要睡了。" 就在這時，從山口裡來了兩個穿皮外套的人，一個又矮又壯，一個中等身材，兩個人都戴便帽，都是扁臉盤、高顴骨，腰裡都佩著駁殼毛瑟槍。他們朝著我們走來。 那個兒較高的一個用法語跟我說話。他問："你有沒有見到一個法國同志打這裡經過？肩頭上斜扎著一條毯子，像束著武裝帶似的，年紀在四十五歲到五十歲模樣。你有沒有見到這麼個同志，從前線下來朝後方去了？" "沒有，"我說。"我沒有見到過這麼個同志。" 他對我瞅了會兒，我注意到他的眼珠是黃裡帶灰的，瞅著我一眨也不眨。 "謝謝你啦，同志，"他說，那個法國話腔調很怪。隨後他就對同來的那個人講了些什麼，舌頭轉得飛快，所用的語言我也聽不懂。說完他們就走了，一直往山梁的最高處爬去。下面幾條山溝裡的動靜在那兒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那才真是俄國人的臉相呢，"埃斯特雷馬杜拉人說。 "別響！"我說。我正在密切觀察這兩個穿皮外套的人。他們冒著相當密集的火力，站在那兒仔細查看山梁下河這邊的那一片高高低低的地。 突然兩人中間有一個發現了要找的目標，用手一指。於是兩個人就像一對獵狗一樣撒腿跑了起來，一個徑直翻下山梁，另一個向側面包抄過去，像是要去截斷什麼人的去路似的。那第二個人還沒有下山梁頂，我就看見他拔出了手槍，槍口對著前面一路奔去。 "你看著心裡好受嗎？"埃斯特雷馬杜拉人問我。 "跟你一樣不好受，"我說。 我聽見從裡山梁頂的背後傳來了毛瑟槍斷斷續續的槍聲。一連開了十多槍。一定是距離太遠了，槍沒打到。一陣槍聲過後，隔了片刻，又是一聲槍響。 那埃斯特雷馬杜拉人品鼓鼓看了我一眼，一聲不吭。我想，要是炮轟開始了的話也就不會有這些事了。可是炮轟偏偏一直遲遲沒有開始。 那兩個穿皮外套、戴便帽的人翻過山梁一起回來了，隨後他們又一起下坡來到山口，走下坡路膝屈腿彎，兩腿動物下陡坡總是少不了這副怪樣的。他們剛要轉入山口，正好一輛坦克呼嚕嚕、轟隆隆從山口裡下來，他們就閃在一旁，讓坦克過去。 那天坦克又吃了個敗仗，如今從前線上撤了下來，過了山梁，有了屏障，坦克都打開了炮塔，頭戴皮防護帽的坦克手都兩眼向前直瞪，就像橄欖球員因為表現窩囊，給換下了場一樣。 那兩個穿皮外套的扁臉漢子為了給坦克讓路，便閃在山梁上，正好站在我們的旁邊。 "你們要找的那個同志找到了沒有？"我用法語問個兒較高的一個。 "找到了，同志。謝謝你啦，"他說，目光把我從頭到腳一打量。 "他說什麼？"那埃斯特雷馬杜拉人問。 "他說他們要找的那個同志已經找到了，"我告訴他。那埃斯特雷馬杜拉人不響了。 當天一上午我們就一直留在那法國中年漢子掉頭而去的這個地方。我們一直在這裡蒙塵土，熏硝煙，聽那一片喧鬧，傷的傷，死的死，怕死的暗暗怕死，有人有英勇的表現，也有人有懦怯的流露，發動一場不可能成功的進攻是荒唐的，當然免不了要失敗。我們一直留在這片越過了就別想活命的溝壕縱橫的土地上。在這裡你就得平面臥倒，得攏起個土堆來護住你的腦袋，得把下巴頦兒拚命往泥土裡鑽，一等命令下來，就得上那個即使上得去也別想再活的要命山坡。 我們一直跟這些趴在地下的人在一起，他們在等坦克而坦克始終未到，卻只聽見頭上炮彈大批呼嘯而來，轟然炸響，彈片夾著土塊四處橫飛，有如掘開了個泥泉，泥流往外直噴，槍聲嘟嘟、彈飛嗖嗖，在當空交織成一起。我們知道他們等在那裡是怎麼個感受。他們已經進到無可再進了。一旦命令下來要繼續前進，那就前進與活命不可得兼了。 一上午我們就一直留在這裡，留在那法國中年漢子掉頭不顧而去的這個地方。我很理解，一個人一旦看清了為一場不可能成功的進攻而犧牲是蠢事--比如人在臨死前就往往眼清目明，所見正確，突然會看清問題，看清了這場進攻成功無望，看清了這場進攻愚不可及，看清了這場進攻實質是怎麼回事--一旦看清了這些，他完全有可能幹脆退下來，一走了之，就像那個法國人一樣。他之掉頭而去，完全可能不是出於怕死，而只是因為他看透了，是因為他突然明白了他不能不走，明白了除了一走再也沒有別的辦法。 那個法國人雖然退出了這場進攻，卻依然保持著高度的自尊。這他作為一個常人，我是理解他的。但是作為一個軍人，卻自有一些監督作戰的人不肯放過他了，於是，在這邊他剛剛擺脫了死亡的威脅，一翻過山梁，到了那邊槍彈不到、炮彈不來的地方，正向著河邊走去呢，死亡的命運卻馬上落到了他的頭上。 "哼，這些傢伙，"那埃斯特露馬杜拉人沖那兩個戰地憲兵一晃腦袋，對我嘀咕。 "這就是戰爭，"我說。"在戰爭中不能沒有紀律。" "為了服從這種紀律難道我們就死也應該？" "可沒有紀律大家誰也活不了。" "紀律，有這樣的紀律，也有不是這樣的紀律，"埃斯特雷馬杜拉人說。"你聽我告訴你。二月裡的時候，我們也正好是在這個地方，那時法西斯發動了進攻。他們把我們趕出了你們國際縱隊今天想要奪取而奪不下來的那些山頭。我們退到了這兒，也就是在這道山梁上。國際縱隊開上來，接管了我們前面一帶的防線。" "這我知道，"我說。 "可有件事你是不知道的，"他氣沖沖地只顧往下說。"當時有個跟我同省的毛孩子，一打排炮他嚇壞了，他就在自己手上打了一槍，滿想這樣可以下火線，因為他害怕了。" 在場的其他士兵這時也都聽著了。有幾個還點了點頭。 "對這樣的人，照例總是給他們包扎好了傷口，把他們馬上送回前線，"埃斯特雷馬杜拉人又繼續說道。「這是很對的。" "是啊，"我說。"是應該這樣。" "是應該這樣，"埃斯特雷馬杜拉人說。"可這毛孩子那一槍打得太狠了，竟把骨頭打了個粉碎，結果發生了感染，只好把手截掉。" 有幾個士兵點了點頭。 "說下去，把後面的經過全告訴他，"有一個說。 "這事其實還是少提為好，"剪板刷頭、一臉胡子茬兒、自稱是帶隊官的那一位說。 "我可有責任告訴人家，"埃斯特雷馬杜拉人說。 那個帶隊官聳聳肩膀。「我對這事也不是沒有意見的，"他說。"那你就說下去吧。不過我是不想再聽人提起了。" "這毛孩子從二月裡起，就一直留在山谷內的醫院裡，"埃斯特雷馬杜拉人說。"我們這兒有幾位在醫院裡見到過他。大家都說醫院裡的人很喜歡他，他也盡量做些獨臂人能做的事情。他始終沒有給抓起來過。也從來沒有人說過要把他怎麼樣。" 那個帶隊官一句話也沒說，又給我遞過來一杯酒。他們全都在那兒聽，就像一字不識的人聽講故事一般。 "昨天，直到黃昏時候我們還不知道這就要發動一場進攻了。昨天，直到太陽下山以前我們還只當這一天就這樣平平常常過去了。沒想到就在那時候，他們卻把他從河邊的平地上順著小道帶到這山口來了。當時我們正在做晚飯，他們把他帶來了。總共只有四個人。一個是他毛孩子帕科，兩個就是你剛才見過的穿皮外套、戴便帽的那兩個傢伙，還有一個是旅部的軍官。我們看見他們四個人一起上山口來了，我們看見帕科的手並沒有給銬上，也並沒有給繩捆索綁什麼的。"我們一見到他，全都擁了上去，大家說：'嗨，帕科。你好嗎，帕科？一切都好嗎，帕科老弟，帕科你這個老小子？' "他說了：'一切都好。一切都還不錯，只除了這個'--說著給我們看了看那條斷臂。 "帕科說：'那是膽小鬼干的蠢事。我幹得真後悔。不過我只有一只手，也要做個有用的人。我要為我們的正義事業盡我一只手的力量。'" "對，"一個士兵插進來說。"他就是這麼說的。我也聽見他說的。" "我們都跟他說話，"埃斯特雷馬杜拉人說。"他也跟我們說話。在打仗的時候，這種穿皮外套佩手槍的人一來，總不是什麼好兆頭，就像來了背圖囊、掛望遠鏡的人一樣。不過我們總還只當他們是帶他來看看的，我們沒有到醫院去過的人能見到他也都很高興，我說了，當時正是吃晚飯的時候，昨天傍晚天氣可是又晴朗又暖和的。" "這風是夜裡才刮起來的，"一個士兵說。 "後來，"埃斯特雷馬杜拉人陰沉著臉色又繼續往下說，「他們中間的一個用西班牙話對那軍官說：'是在什麼地方？' "那軍官就問了：'這個帕科是在什麼地方受傷的？'" "當時是我回答他的，"那個帶隊的人說。"是我指給他看的。就在你那個地方再往下一點。" "就在這兒，"一個士兵說著，朝那個地方一指。我也看得出是那個地方。一眼就看得出是那個地方。 "於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就拉著帕科的胳膊把他帶到了那個地方，抓著他的胳膊把他按住在那兒，那另一個就說起西班牙話來。他的西班牙話說得錯誤百出。起初我們真忍不住要笑出來，連帕科也覺得好笑了。那話我也不能全部聽懂，不過我懂那意思是說，對帕科必須嚴加懲處作為儆戒，以便能使今後不再有自傷的事件發生，今後如果有人違犯都將照此嚴懲不貸。 "於是，他們就一個人抓著帕科的胳膊--帕科早已覺得又慚愧又難過，一聽把他說成這樣，更是臊得什麼似的--另一個拔出手槍，沒有對帕科說一句話，對準帕科的後腦就是一槍。這以後就沒有再說過一句話。" 那些士兵都點了點頭。 "就是這樣，"一個士兵說。"那個地方你看得出來的。他倒下的時候嘴巴就直對著那兒。你看得出來的。" 我雖然靠在這兒，也早就清清楚楚看出了那個地方。 "對他搞得那麼突然，也不讓他有一點思想準備，"那個帶班的說，"真是殘忍哪。" "我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現在不但恨別國的外國人，也恨俄國人，"埃斯特雷馬杜拉人說。"對外國人我們不能存什麼幻想。你是外國人的話，我只能對你抱歉。可是現在對我來說，沒有一個外國人能夠例外。你跟我們一塊兒吃過麵包喝過酒了。我想你現在也該走了。" "說話可不能這樣，"那個帶班的對埃斯特雷馬杜拉人說。「講點禮節還是必要的。" "我看我們還是走吧，"我說。 "你不生氣吧？"那個帶班的說。"你只管留在這個掩蔽部裡好了，隨你待多久都沒關係。你還覺得渴嗎？要不要再來點兒酒？" "多謝你了，"我說。"我看我們還是走吧。" "我那樣恨外國人你能理解吧？"埃斯特雷馬杜拉人問我。 "你那樣恨外國人我很理解，"我說。 "那好，"他說著就伸出手來。"握手我還是願意的。對你本人，我還是願意祝你幸運。" "我也祝你幸運，"我說。"祝你本人幸運，也祝你作為一個西班牙人能夠幸運。" 我叫醒了拍電影的那一位，兩個人就一起從山梁上下來，向旅部走去。這時候坦克都已在陸續回來了，那響聲之大，弄得連自己說話都快聽不見聲音了。 "剛才你一直在跟他們說話？" "在聽他們說呢。" "聽到了什麼有趣的事兒沒有？" "有的是。" "你下一步打算怎麼辦？" "回馬德裡去。" "我們應該見見將軍去。" "對，"我說。"一定得見一見。" 將軍是憋著一腔的怒火。這次進攻上面只給了他一個旅的兵力，要他發動突然襲擊，一切都要在一夜之間部署完畢。這樣的任務，本來至少要一個師才執行得了。他實際只有三個營可用，一個營得留著作預備隊。那個法國坦克司令為了壯壯膽子投入進攻，喝得醉醺醺的，結果醉過了頭，行使不了指揮的職能。等他醒了過來，也只有挨槍斃的份兒了。 坦克部隊沒有及時開到，到最後根本就不肯向前移動了，因此三個營裡有兩個沒有能到達出擊目標。還有一個倒是攻下了目標，但是那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無法防守的突出部。一定要說有什麼切實的戰果，那也只是抓住了幾個俘虜，俘虜都交給坦克部隊往後方送，坦克兵卻把他們殺了。將軍戰績拿不出來，倒是俘虜都給殺了。 "我有些什麼可以寫寫的？"我問。 "可以寫的都寫在正式公報裡了。你那只長頸瓶裡還有威士忌嗎？" "有。" 他喝了一口，很捨不得似的舔了舔嘴唇。他當年在匈牙利輕騎兵裡當過上尉，後來在紅軍的騎兵游擊隊當隊長的時候，曾經在西伯利亞截獲過一列車黃金，冒著零下四十度的嚴寒，在那裡守了整整一個冬天。我們是好朋友了，他是愛喝威士忌的，眼下已經死了。 "你快走吧，"他說。"你有車嗎？" "有。" "拍到影片了嗎？" "拍了些。都是坦克的。" "坦克！"他恨恨地說。"那幫豬玀！怕死鬼！你得小心著點，別把命給送了，"他說。"你是塊作家的料。" "我現在寫不出來。" "以後再寫出來。以後你可以把一切都寫出來。可別把命送了。要緊的是，別把命送了。好了，你快走吧。" 他的勸告他自己卻沒有能聽從，因為兩個月以後他就給打死了。可是，那天最奇怪的一件事倒是我們給坦克拍的影片沖洗出來竟是出奇的精彩。在銀幕上看去，這些坦克一路上山，勇不可當，好似一艘艘巨輪一樣登上了山頂，在一片隆隆聲中，向著我們鏡頭裡的那個勝利的假象直駛而去。 那天要說有誰離勝利最近的話，那恐怕就應該數那個高高地昂起了頭退出戰鬥的法國人了。不過他的勝利也真是短命得很，他下山梁才到半山坡上，就玩兒完了。我們順著山路下山去乘指揮車回馬德裡時，看見他攤開了手腳，倒在那裡的山梁坡上，身上還圍著那方毯子。 蔡慧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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