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放過我們，少爺。」哈桑說。
　　阿塞夫笑起來:「難道你沒有看到嗎?我們有三個人，你們只有兩個。」
　　哈桑聳聳肩。在外人看來，他鎮定自若，但哈桑的臉是我從小就看慣了的，我清楚它所有細微的變化，他臉上任何一絲顫動都躲不過我的眼睛。我看得出他很害怕，非常害怕。
　　「是的，少爺。但也許你沒有看到，拉著彈弓的人是我。如果你敢動一動，他們會改掉你的花名，不再叫你『吃耳朵的阿塞夫』，而是叫你『獨眼龍阿塞夫』。因為我這塊石頭對準你的左眼。」他泰然自若地說著，就算是我，也要費盡力氣才能聽得出他平靜的聲音下面的恐懼。
　　阿塞夫的嘴巴抽搐了一下。瓦裡和卡莫看到強弱易勢，簡直無法置信，有人在挑戰他們的神，羞辱他。更糟糕的是，這個傢伙居然是個瘦小的哈扎拉人。阿塞夫看看那塊石頭，又看看哈桑。他仔細看著哈桑的臉，他所看到的，一定讓他相信哈桑並非妄言恫嚇，因為他放下了拳頭。
　　「你應該對我有所瞭解，哈扎拉人。」阿塞夫陰沉著臉說，「我是個非常有耐心的人。今天這事可沒完，相信我。」他轉向我,「我跟你也沒完，阿米爾。總有一天，我會親自讓你嘗嘗我的厲害。」阿塞夫退了一步，他的跟班也是。
　　「你的哈扎拉人今天犯了大錯，阿米爾。」他說，然後轉身離開。我看著他們走下山，消失在一堵牆壁之後。
　　哈桑雙手顫抖，努力把彈弓插回腰間。他的雙唇彎起，或是想露出一個安心的微笑吧。他試了五次，才把彈弓繫在褲子上。我們腳步沉重地走回家，深知阿塞夫和他的朋友很可能在某個拐角處等著收拾我們，沒有人開口說話。他們沒有，那應該讓我們鬆一口氣。但是我們沒有，根本就沒有。
　　在隨後幾年，喀布爾的人們不時將「經濟發展」、「改革」之類的詞掛在嘴邊。君主立憲制被廢棄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共和國總統領導下的共和制。有那麼一陣，這個國家煥發出勃勃生機，也有各種遠大目標，人們談論著婦女權利和現代科技。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儘管喀布爾的皇宮換了新主人，生活仍和過去並無二致。人們依舊從週六到週四上班，依舊每逢週五聚集在公園、喀爾卡湖邊或者帕格曼公園野餐。五顏六色的公共汽車和貨車載滿乘客，在喀布爾狹窄的街道上川流不息，司機的助手跨坐在後面的保險槓上，用口音濃重的喀布爾方言大聲叫嚷，替司機指引方向。到了為期三天的開齋節，齋戒月〔1〕回歷的第九個月為齋戒月。〔1〕之後的節日，喀布爾人穿上他們最新、最好的衣服，相互拜訪。人們擁抱，親吻，互祝「開齋節快樂」。兒童拆開禮物，玩著染色的水煮蛋。
　　1974年初冬，有一天哈桑和我在院子裡嬉鬧，用雪堆一座城堡。這時阿里喚他進屋:「哈桑，老爺想跟你說話!」他身穿白色衣服，站在門口，雙手縮在腋下，嘴裡呼出白氣。
　　哈桑和我相視而笑。我們整天都在等他的傳喚：那天是哈桑的生日。「那是什麼，爸爸?你知道嗎?可以告訴我們嗎?」哈桑說，眼裡洋溢著快樂。
　　阿里聳聳肩:「老爺沒有告訴我。」
　　「別這樣嘛，阿里，跟我們說說。」我催他，「一本圖畫冊嗎?還是一把新手槍?」
　　跟哈桑一樣，阿里也不善說謊。每年我們生日，他都假裝不知道爸爸買了什麼禮物。每年他的眼神都出賣他，我們都能從他口裡將禮物套出來。不過這次他看來似乎真的不知道。
　　爸爸從來不會忘記哈桑的生日。曾經，他經常問哈桑想要什麼，但後來他就不問了，因為哈桑要的東西太過細微，簡直不能被稱之為禮物，所以每年冬天爸爸自行挑選些東西。有一年他給買了一套日本的玩具車。上一年，爸爸讓哈桑喜出望外，給他買了一頂毛皮牛仔帽，克林特·伊斯伍德帶著這種帽子演出了《黃金三鏢客》——這部電影取代了《七俠蕩寇志》，成為我們最喜愛的西部片。整整一個冬天，哈桑和我輪流戴那頂帽子，唱著那首著名的電影主題曲，爬上雪堆，打雪仗。
　　我們在前門脫掉手套，擦掉靴子上的雪。我們走進門廊，看到爸爸坐在炭火熊熊的鐵爐前面，旁邊坐著一個矮小的禿頭印度人，他穿著棕色西裝，繫著紅領帶。
　　「哈桑，」爸爸說，臉上帶著不好意思的微笑，「來見見你的生日禮物。」
　　哈桑和我茫然對視。那兒沒有見到任何包著禮物的盒子，沒有袋子，沒有玩具，只有站在我們後面的阿里，還有爸爸，和那個看上去像數學老師的印度人。
　　身穿棕色西裝的印度人微笑著，朝哈桑伸出手。「我是庫瑪大夫，」他說，「很高興見到你。」他的法爾西語帶著濃厚的印度捲舌音。
　　「你好。」哈桑惴惴說。他禮貌地點點頭，但眼睛卻望向站在他後面的父親。阿里上前一步，把手放在哈桑肩膀上。
　　爸爸望著哈桑迷惑不解的眼睛:「我從新德里請來庫瑪大夫，庫瑪大夫是名整容外科醫生。」
　　「你知道那是什麼嗎?」那個印度人——庫瑪大夫說。
　　哈桑搖搖頭。他帶著詢問的眼色望向我，但我聳聳肩。我只知道，人們要是得了闌尾炎，就得去找外科醫生醫治。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此前一年，有個同學死於闌尾炎，我們老師說他拖了太久才去找外科醫生。我們兩個齊齊望向阿里，但從他那裡當然也得不到答案。跟過去一樣，他仍是木無表情，但眼神變得嚴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