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天，我最後一次看到哈桑追風箏。
　　通常，每個街區都會舉辦自己的比賽。但那年，巡迴賽由我所在的街區，瓦茲爾·阿克巴·汗區舉辦，幾個其他的城區——卡德察區、卡德帕灣區、梅寇拉揚區、科德桑吉區——也應邀參加。無論走到哪裡，都能聽見人們在談論即將舉辦的巡迴賽，據說這是二十五年來規模最大的風箏比賽。
　　那年冬天的一個夜裡，距比賽還有四天，爸爸和我坐在書房裡鋪滿毛皮的椅子上，烤著火，邊喝茶邊交談。早些時候，阿里服侍我們用過晚餐——土豆、咖喱西蘭花拌飯，回去跟哈桑度過漫漫長夜。爸爸塞著他的煙管，我求他講那個故事給我聽，據說某年冬天，有一群狼從山上下來，遊蕩到赫拉特，迫使人們在屋裡躲了一個星期。爸爸劃了一根火柴，說:「我覺得今年你也許能贏得巡迴賽，你覺得呢?」
　　我不知道該怎麼想，或者該怎麼說。我要是取勝了會怎麼樣呢?他只是交給我一把鑰匙嗎?我是斗風箏的好手，實際上，是非常出色的好手。好幾次我差點贏得冬季巡迴賽——有一次，我還進了前三名。但差點兒和贏得比賽是兩回事，不是嗎?爸爸從來不差點兒，他只是獲勝，獲勝者贏得比賽，其他人只能回家。爸爸總是勝利，贏得一切他想贏得的東西。難道他沒有權利要求他的兒子也這樣嗎?想想吧，要是我贏得比賽……
　　爸爸吸著煙管，跟我說話。我假裝在聽，但我聽不進去，有點心不在焉，因為爸爸隨口一說，在我腦海埋下了一顆種子：贏得冬季巡迴賽是個好辦法。我要贏得比賽，沒有其他選擇。我要贏得比賽，我的風箏要堅持到最後。然後我會把它帶回家，帶給爸爸看。讓他看看，他的兒子終究非同凡響，那麼也許我在家裡孤魂野鬼般的日子就可以結束。我讓自己幻想著：我幻想吃晚飯的時候，充滿歡聲笑語，而非一言不發，只有銀餐具偶爾的碰撞聲和幾聲「嗯哦」打破寂靜。我想像星期五爸爸開著車帶我去帕格曼，中途在喀爾卡湖稍作休憩，吃著炸鱒魚和炸土豆。我們會去動物園看看那只叫「瑪揚」的獅子，也許爸爸不會一直打哈欠，偷偷看著他的腕表。也許爸爸甚至還會看看我寫的故事，我情願為他寫一百篇，哪怕他只挑一篇看看。也許他會像拉辛汗那樣，叫我「親愛的阿米爾」。也許，只是也許，他最終會原諒我殺了他的妻子。
　　爸爸告訴我有一天他割斷了十四隻風箏的線。我不時微笑，點頭，大笑，一切恰到好處，但我幾乎沒有聽清他在說什麼。現在我有個使命了，我不會讓爸爸失望。這次不會。
　　巡迴賽前夜大雪紛飛。哈桑和我坐在暖爐桌前玩一種叫做「番吉帕」的撲克遊戲，寒風吹著樹枝，打在窗戶上嗒嗒作響。當天早些時候，我要阿里替我們佈置暖爐桌——在一張低矮的桌子下面，擺放電暖片，然後蓋上厚厚的棉毯。他在桌旁鋪滿地毯和坐墊，足夠供二十個人坐下，把腿伸進桌子下面。每逢下雪，哈桑和我經常整天坐在暖爐桌邊，下棋或者打牌，主要是玩「番吉帕」。
　　我殺了哈桑兩張方塊10，打給他兩條J和一張6。隔壁是爸爸的書房，他和拉辛汗在跟幾個人談生意。其中有個我認得是阿塞夫的父親。隔著牆，我能聽到喀布爾新聞廣播電台沙沙的聲音。
　　哈桑殺了6，要了兩條J。達烏德汗在收音機中宣佈有關外國投資的消息。
　　「他說有一天喀布爾也會擁有電視。」我說。
　　「誰?」
　　「達烏德汗，你這個傢伙，我們的總統。」
　　哈桑咯咯笑起來，「我聽說伊朗已經有了。」他說。
　　我歎了一口氣:「那些伊朗人……」對多數哈扎拉人來說，伊朗是個避難所，我猜想也許是因為多數伊朗人跟哈扎拉人一樣，都是什葉派穆斯林。但我記得夏天的時候有個老師說起伊朗人，說他們都是笑面虎，一邊用手拍拍你的後背示好，另一隻手卻會去掏你的口袋。我將這個告訴爸爸，爸爸說我的老師不過是個嫉妒的阿富汗人，他嫉妒，因為伊朗在亞洲聲望日隆，而世界上多數人看世界地圖的時候還找不到阿富汗在哪裡。「這樣說很傷感情，」他說，聳著肩，「但被真相傷害總比被謊言安慰好。」
　　「有一天我會給你買的。」我說。
　　哈桑笑逐顏開:「電視機?真的嗎?」
　　「當然，還不是黑白的那種。到時我們也許都是大人了，不過我會給我們買兩個。一個給你，一個給我。」
　　「我要把它放在我畫畫的桌子上。」哈桑說。
　　他這麼說讓我覺得很難過。我為哈桑的身份、為他居住的地方難過。他長大之後，將會像他父親一樣，住在院子裡那間破房子，而他對此照單全收，讓我覺得難過。我抽起最後一張牌，給他一對Q和一張10。
　　哈桑要了一對Q，「你知道嗎，我覺得你明天會讓老爺覺得很驕傲。」
　　「你這樣想啊?」
　　「安拉保佑。」他說。
　　「安拉保佑。」我回應，雖然這句「安拉保佑」從我嘴裡說出來有些口不由心。哈桑就是這樣，他真是純潔得該死，跟他在一起，你永遠覺得自己是個騙子。
　　我殺了他的K，扔給他最後一張牌：黑桃A。他必須吃下。我贏了，不過在洗牌的時候，我懷疑這是哈桑故意讓我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