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仍在適應美國的生活。」我解釋著說。
我想告訴他們,在喀布爾,我們折斷樹枝,拿它當信用卡。哈桑和我會拿著那根木頭到麵包店去。店主用刀在木頭上刻痕,劃下一道,表示他從火焰升騰的烤爐取給我們一個囊餅。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樹枝上的刻痕付錢給他。就是這樣。沒有問題,不用身份證。
但我沒告訴他們。我謝謝阮先生沒叫警察,帶爸爸回家。我燉雞脖子飯的時候,他在陽台抽煙生悶氣。我們自白沙瓦踏上波音飛機,到如今已經一年半了,爸爸仍在適應期。
那晚我們默默吃飯。爸爸吃了兩口,把盤子推開。
我的眼光越過桌子,望著他,他的指甲開裂,被機油弄得髒兮兮的,他的手指刮傷了,衣服散發出加油站的味道——塵灰、汗水和汽油。爸爸像個再婚的鰥夫,可是總忍不住想起故去的妻子。他懷念賈拉拉巴特的甘蔗地,還有帕格曼的花園。他懷念那些在他屋裡進進出出的人們,懷念索爾市集擁擠的通道,他走在那裡,和他打招呼的人認得他,認得他的父親,認得他的祖父,那些跟他同一個祖宗的人們,他們的過去交織在一起。
對我來說,美國是個埋葬往事的地方。
對爸爸來說,這是個哀悼過去的地方。
「也許我們應該回到白沙瓦。」我說,盯著在玻璃杯裡面的水上浮動的冰塊。我們在那裡度過了半年的光陰,等待移民局核發籤證。我們那間滿是塵灰的房子散發出髒襪子和貓糞的氣味,但住在我們周圍的全是熟人——至少爸爸認得他們。他會邀請整條走廊的鄰居到家裡吃晚飯,他們中多數都是等待簽證的阿富汗人。當然,有人會帶來手鼓,也有人帶手風琴。茶泡好了,嗓子還可以的人會高歌一曲,直到太陽升起,直到蚊子不再嗡嗡叫,直到鼓掌的手都酸了。
「你在那邊更開心,爸爸,那兒更有家的感覺。」我說。
「白沙瓦對我來說是好地方,但對你來說不是。」
「你在這兒工作太辛苦了。」
「現在還好啦。」他說,他的意思是自升任加油站日班經理之後。但在天氣潮濕的日子,我總能見到他忍痛揉著手腕。也見過他在飯後,頭冒冷汗去拿止痛藥瓶子的模樣。「再說,我又不是為了自己才讓我們兩個來到這裡的,你知道嗎?」
我把手伸過桌子,握住他的手。我的是學生哥兒的手,乾淨柔軟;他的是勞動者的手,骯髒且長滿老繭。我想起在喀布爾時,他給我買的所有那些卡車、火車玩具,還有那些自行車。如今,美國是爸爸送給阿米爾的最後一件禮物。
我們到美國僅一個月之後,爸爸在華盛頓大道找到工作,在一個阿富汗熟人開的加油站當助理——他從我們到美國那天就開始找工作了。每週六天,每天輪班十二小時,爸爸給汽車加油、收銀、換油、擦洗擋風玻璃。有好幾次,我帶午飯給他吃,發現他正在貨架上找香煙,油污斑斑的櫃檯那端,有個顧客在等著,在明亮的螢光映襯下,爸爸的臉扭曲而蒼白。每次我走進去,門上的電鈴會「叮咚叮咚」響,爸爸會抬起頭,招招手,露出微笑,他的雙眼因為疲累而流淚。
被聘請那天,爸爸和我到聖荷塞〔1〕SanJose,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1〕去找我們的移民資格審核官杜賓斯太太。她是個很胖的黑人婦女,眼睛明亮,笑起來露出兩個酒窩。有一回她跟我說她在教堂唱歌,我相信——她的聲音讓我想起熱牛奶和蜂蜜。爸爸將一疊食物券放在她的櫃檯上。「謝謝你,可是我不想要。」爸爸說,「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美國,我有工作。非常感謝,杜賓斯太太,可是我不喜歡接受施捨。」
杜賓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撿起來,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好像我們在開她玩笑,或者像哈桑經常說的「耍她一下」。「我幹這行十五年了,從來沒人這麼做過。」她說。就是這樣,爸爸結束了在收銀台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也消除了他最擔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濟金買食物。爸爸走出福利辦公室時,好像大病初癒。1983年那個夏天,我20歲,高中畢業。那天在足球場上擲帽子的人中,要數我最老了。我記得球場上滿是藍色袍子,學生的家人、閃光的鏡頭,把爸爸淹沒了。我在二十碼線附近找到他,雙手插袋,相機在胸前晃蕩。我們之間隔著一群人,一會兒把他擋住,一會兒他又出現。穿藍色衣服的女生尖叫著,相互擁抱,哭泣;男生和他們的父親拍掌慶賀。爸爸的鬍子變灰了,鬢邊的頭髮也減少了,還有,難道他在喀布爾更高?他穿著那身棕色西裝——他只有這麼一套,穿著它參加阿富汗人的婚禮和葬禮——繫著那年他五十歲生日時我送的紅色領帶。接著他看到我,揮揮手,微笑。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以學校的鐘樓為背景,替我拍了張照片。我朝他微笑著——在某種意義上,那日子與其說是我的,毋寧說是他的。他朝我走來,伸手攬住我的脖子,親吻了我的額頭。「我很驕傲,阿米爾。」他說。他說話的時候眼睛閃亮,那樣的眼光望著的是我,讓我很高興。
那晚,他帶我到海沃德〔1〕Hayward,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近弗裡蒙特。〔1〕的阿富汗餐廳,點了太多的食物。他跟店主說,他的兒子秋天就要上大學了。畢業之前,我就上大學的事情跟他稍稍爭論過,告訴他我想工作,補貼家用,存些錢,也許次年才上大學。但他恨鐵不成鋼地盯了我一眼,我只好閉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