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在星期六我會早起，朝南開上17號高速公路，沿著蜿蜒的山路前往聖克魯斯。我會在舊燈塔旁邊停車，等待太陽升起，坐在我的轎車裡面，看著霧氣在海面翻滾。在阿富汗，我只在電影裡面見過海洋。在黑暗中，挨哈桑坐著，我總是尋思，我在書上看到，說海水聞起來有鹽的味道，那是不是真的?我常常告訴哈桑，有朝一日，我們會沿著海藻叢生的海灘散步，讓我們的腳陷進沙裡，看著海水從我們的腳趾退去。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時，我差點哭起來。它那麼大，那麼藍，跟我孩提時在電影屏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樣。
　　有時候，夜幕初降，我會把車停好，爬上橫跨高速公路的天橋。我的臉壓著護欄，極目遠望，數著那緩緩移動的閃閃發亮的汽車尾燈，寶馬，紳寶，保時捷，那些我在喀布爾從來沒見過的汽車，在那兒，人們開著俄國產的伏爾加，破舊的歐寶，或者伊朗出產的培康。
　　我們來到美國幾乎快兩年了，我仍為這個國家遼闊的幅員驚歎不已。高速公路之外，還有高速公路，城市之外還有城市，山脈之外還有峰巒，峰巒之外還有山脈，而所有這些之外，還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人群。
　　早在俄國佬的軍隊入侵阿富汗之前，早在鄉村被燒焚、學校被毀壞之前，早在地雷像死亡的種子那樣遍佈、兒童被草草掩埋之前，對我來說，喀布爾就已成了一座鬼魂之城，一座兔唇的鬼魂縈繞之城。
　　美國就不同了。美國是河流，奔騰前進，往事無人提起。我可以進這條大川，讓自己的罪惡沉在最深處，讓流水把我帶往遠方，帶往沒有鬼魂、沒有往事、沒有罪惡的遠方。
　　就算不為別的，單單為了這個，我也會擁抱美國。
　　接下來那個夏天，也就是1984年夏天——那年夏天我滿21歲——爸爸賣掉他的別克，花了550美元，買了一輛破舊的1971年出廠的大眾巴士，車主是阿富汗的老熟人了，先前在喀布爾教高中的科學課程。那天下午，巴士轟鳴著駛進街道，「突突」前往我們的停車場，鄰居都把頭轉過來。爸爸熄了火，讓巴士安靜地滑進我們的停車位。我們坐在座椅上，哈哈大笑，直到眼淚從臉頰掉下來，還有，更重要的是，直到我們確信沒有任何鄰居在觀望，這才走出來。那輛巴士是一堆廢鐵的屍體，黑色的垃圾袋填補破裂的車窗，光禿禿的輪胎，彈簧從座椅下面露出來。但那位老教師一再向爸爸保證，引擎和變速器都沒有問題，實際上，那個傢伙沒有說謊。
　　每逢星期六，天一亮爸爸就喊我起來。他穿衣的時候，我瀏覽本地報紙的分類廣告欄，圈出車庫賣場的廣告。我們設定線路——先到弗裡蒙特、尤寧城、紐瓦克和海沃德，接著是聖荷塞、米爾皮塔斯、桑尼維爾，如果時間許可，則再去坎貝爾。爸爸開著巴士，喝著保溫杯裡面的熱紅茶，我負責引路。我們停在車庫賣場，買下那些原主不再需要的二手貨。我們搜羅舊縫紉機，獨眼的芭比娃娃，木製的網球拍，缺弦的吉他，還有舊伊萊克斯吸塵器。下午過了一半，我們的大眾巴士後面就會塞滿這些舊貨。然後，星期天清早，我們開車到聖荷塞巴利雅沙跳蚤市場，租個檔位，加點微薄的利潤把這些垃圾賣出去：我們前一天花二毛五分買來的芝加哥唱片也許可以賣到每盤一元，或者五盤四元；一台花十元買來的破舊辛格牌縫紉機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也許可以賣出二十五元。
　　到得那個夏天，阿富汗人已經在聖荷塞跳蚤市場佔據了一整個區域。二手貨區域的通道上播放著阿富汗音樂。在跳蚤市場的阿富汗人中間，有一套心照不宣的行為規範：你要跟通道對面的傢伙打招呼，請他吃一塊土豆餅或一點什錦飯，你要跟他交談。要是他家死了父母，你就好言相勸；要是生了孩子你就道聲恭喜；當話題不可避免地轉到阿富汗人和俄國佬，你就悲傷地搖搖頭。但是你得避免說起星期六的事情，因為對面那人很可能就是昨天在高速公路出口被你超車擋住、以致錯過一樁好買賣的傢伙。
　　在那些通道裡，惟一比茶更流行的是阿富汗人的流言。跳蚤市場是這樣的地方，你可以喝綠茶，吃杏仁餅，聽人說誰家的女兒背棄婚約，跟美國男友私奔去了；誰在喀布爾用黑錢買了座房子，卻還領救濟金。茶，政治，醜聞，這些都是跳蚤市場的阿富汗星期天必備的成分。
　　有時我會看管攤位，爸爸則沿著過道閒逛。他雙手莊重地放在胸前，跟那些在喀布爾認識的熟人打招呼：機械師和裁縫兜售有擦痕的自行車頭盔和舊羊毛衫，過道兩邊是原來的外交官、找不到工作的外科醫生和大學教授。
　　1984年7月某個星期天清早，爸爸在清理攤位，我到販賣處買了兩杯咖啡，回來的時候，發現爸爸在跟一位上了年紀、相貌出眾的先生說話。我把杯子放在巴士後面的保險槓上，緊鄰里根和布什競選1984年總統的宣傳畫。
　　「阿米爾，」爸爸說，示意我過去:「這是將軍大人，伊克伯·塔赫裡先生，原來住在喀布爾，得過軍功勳章，在國防部上班。」
　　塔赫裡。這個名字怎麼如此熟悉?
　　將軍哈哈乾笑，通常在宴會上，每當重要人物說了不好笑的笑話，人們就會聽到這樣的笑聲。他一頭銀髮整齊地梳向後面，露出平滑的黃銅色前額，濃密的眉毛中有撮撮白色。他身上聞起來有古龍水的香味，穿著鐵灰色的三排扣套裝，因為洗熨了太多次而泛著亮光，背心上面露出一根懷表的金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