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這樣多久了?」我說。
　　「晚飯吃什麼?」他說。
　　「我要帶你去看大夫。」
　　雖說爸爸已經是加油站的經理，那老闆沒有給他提供醫療保險，而爸爸滿不在乎，沒有堅持。於是我帶他去聖荷塞的縣立醫院。有個面帶菜色、雙眼浮腫的大夫接待了我們，自我介紹說是第二年的駐院醫師。「他看起來比你還年輕，但比我病得還重。」爸爸咕噥說。那駐院醫師讓我們下樓去做胸部X光掃瞄。護士喊我們進去的時候，醫師正在填一張表。
　　「把這張表帶到前台。」他說，匆匆寫著。
　　「那是什麼?」我問。
　　「轉診介紹。」他寫啊寫。
　　「幹嗎用?」
　　「給肺科。」
　　「那是什麼?」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鏡，又開始寫起來。「他肺部的右邊有個黑點，我想讓他們複查一下。」
　　「黑點?」我說，房間突然之間變得太小了。
　　「癌症嗎?」爸爸若無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許是，總之很可疑。」醫生咕噥道。
　　「你可以多告訴我們一些嗎?」我問。
　　「沒辦法，需要先去做CAT掃瞄，然後去看肺科醫生。」他把轉診單遞給我。「你說過你爸爸吸煙，對吧?」
　　「是的。」
　　他點點頭，眼光又看看我，看看爸爸，又收回來。「兩個星期之內，他們會給你打電話。」
　　我想質問他，帶著「可疑」這個詞，我怎麼撐過這兩個星期?我怎麼能夠吃飯、工作、學習?他怎麼可以用這個詞打發我回家?
　　我接過那張表格，交了上去。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然後疊起一條毛毯，把它當成禱告用的褥子。我把頭磕在地面，暗暗念誦那些記不太清楚的《可蘭經》——在喀布爾的時候毛拉要求我們背誦的經文——求求真主大發善心，雖則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那時我很羨慕那個毛拉，羨慕他的信仰和堅定。
　　兩個星期過去了，我們沒有接到電話。我打電話過去，他們告訴我說找不到那張轉診單，問我究竟有沒有把它交上去。他們說再過三個星期，會打電話來。我勃然作色，經過一番交涉，把三個星期改為一個星期內做CAT，兩個星期內看醫生。
　　接診的肺科醫師叫施內德，開頭一切都好，直到爸爸問他從哪裡來，他說俄國。爸爸當場翻臉。
　　「對不起，大夫。」我說，將爸爸拉到一旁。施內德大夫微笑著站起來，手裡還拿著聽診器。
　　「爸爸，我在候診室看過施內德大夫的簡歷。他的出生地是密歇根，密歇根!他是美國人，遠比你和我更美國。」
　　「我不在乎他在哪兒出生，他是俄國佬。」爸爸說，做出扭曲的表情，彷彿那是個骯髒的字眼。「他的父母是俄國佬，他的祖父母是俄國佬。我當著你媽媽的面發誓，要是他膽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扭斷他的手。」
　　「施內德大夫的父母從俄國逃亡出來，你懂嗎?他們逃亡!」
　　但爸爸一點都沒聽進去。有時我認為，爸爸惟一像愛他妻子那樣深愛著的，是阿富汗，他的故國。我差點兒抓狂大叫，但我只是歎口氣，轉向施內德醫師。「對不起，大夫，沒有辦法。」
　　第二個肺科醫師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阿曼尼大夫聲音輕柔，留著彎曲的小鬍子，一頭銀髮。他告訴我們，他已經看過CAT掃瞄的結果，接下來他要做的，是進行一項叫支氣管鏡檢查的程序，取下一片肺塊做病理學分析。他安排下個星期進行。我攙扶爸爸走出診室，向大夫道謝，心裡想著如今我得帶著「肺塊」這個詞過一整個星期了，這個字眼甚至比「可疑」更不吉利。我希望索拉雅能在這兒陪著我。
　　就像魔鬼一樣，癌症有各種不同的名字。爸爸患的叫「燕麥細胞惡性腫瘤」。已經擴散。沒法開刀。爸爸問起病況，阿曼尼大夫咬咬嘴唇，用了「嚴重」這個詞。「當然，可以做化療。」他說，「但那只是治標不治本。」
　　「那是什麼意思?」爸爸問。
　　阿曼尼歎氣說:「那就是說，它無法改變結果，只能延遲它的到來。」
　　「這個答案清楚多了，阿曼尼大夫，謝謝你。」爸爸說，「但請不要在我身上做化療。」他露出如釋重負的神情，一如那天在杜賓斯太太的櫃檯上放下那疊食物券。
　　「可是，爸爸……」
　　「別在公眾場合跟我頂嘴，阿米爾，永遠不要。你以為你是誰?」
　　塔赫裡將軍在跳蚤市場提到的雨水姍姍來遲了幾個星期，但當我們走出阿曼尼大夫的診室，過往的車輛令地面上的積水濺上人行道。爸爸點了根煙。我們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車裡抽煙。
　　就在他把鑰匙伸進樓下大門的鎖眼時，我說:「我希望你能考慮一下化療，爸爸。」
　　爸爸將鑰匙放進口袋，把我從雨中拉進大樓破舊的雨棚之下，用拿著香煙的手戳戳我的胸膛:「住口!我已經決定了。」
　　「那我呢，爸爸?我該怎麼辦?」我說，淚如泉湧。
　　一抹厭惡的神色掠過他那張被雨水打濕的臉。在我小時候，每逢我摔倒，擦破膝蓋，放聲大哭，他也會給我這種臉色。當時是因為哭泣讓他厭惡，現在也是因為哭泣惹他不快。「你二十二歲了，阿米爾!一個成年人!你……」他張開嘴巴，閉上，再次張開，重新思索。在我們頭頂，雨水敲打著帆布雨棚。「你會碰到什麼事情，你說?這些年來，我一直試圖教你的，就是讓你永遠別問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