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生於1933年，同年查希爾國王〔1〕MohammedZahirShah（1914∼），阿富汗前國王，1933∼1973年在位。〔1〕開始了他對阿富汗長達40載的統治。就在那年，一對來自喀布爾名門望族的年輕兄弟，開著他們父親的福特跑車一路狂飆。他們抽了大麻，喝了法國葡萄酒，醉意醺然，又有些亢奮，在去往帕格曼〔2〕Paghman，阿富汗城市。〔2〕的途中撞死了一對哈扎拉夫婦。警察逮到了這兩個略帶悔意的青年，連同罹難夫妻那個五歲的遺孤，帶到爺爺跟前。爺爺是位德高望重的法官，聽完那對兄弟辯說來龍去脈之後，爺爺不顧他們父親的哀求，判決那兩個年輕人立即到坎大哈去，充軍一年。此前他們家裡已經不知用了什麼手段，免去他們服役的義務。他們的父親有所申辯，然而不是太激烈，最終，人人都贊同這樣的判罰，認為也許有些嚴厲，卻不失公正。至於那個孤兒，爺爺將他收養在自己家裡，讓僕人教導他，不過得對他和藹一些。那個孤兒就是阿里。
　　阿里和爸爸一起長大，他們小時候也是玩伴——至少直到小兒麻痺症令阿里腿患殘疾，就像一個世代之後哈桑和我共同長大那樣。爸爸總是跟我們說起他和阿里的惡作劇，阿里會搖搖頭，說:「可是，老爺，告訴他們誰是那些惡作劇的設計師，誰又是可憐的苦工。」爸爸會開懷大笑，伸手攬住阿里。
　　不過爸爸說起這些故事的時候，從來沒有提到阿里是他的朋友。
　　奇怪的是，我也從來沒有認為我與哈桑是朋友。無論如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朋友。雖然我們彼此學習如何在騎自行車的時候放開雙手，或是用硬紙箱製成功能齊備的相機。雖然我們整個冬天一起放風箏、追風箏。雖然於我而言，阿富汗人的面孔就是那個男孩的容貌：骨架瘦小，理著平頭，耳朵長得較低，那中國娃娃似的臉，那永遠燃著微笑的兔唇。
　　無關乎這些事情，因為歷史不會輕易改變，宗教也是。最終，我是普什圖人，他是哈扎拉人，我是遜尼派，他是什葉派，這些沒有什麼能改變得了。沒有。
　　但我們是一起蹣跚學步的孩子，這點也沒有任何歷史、種族、社會或者宗教能改變得了。十二歲以前，我大部分時間都在跟哈桑玩耍。有時候回想起來，我的整個童年，似乎就是和哈桑一起度過的某個懶洋洋的悠長夏日，我們在爸爸院子裡那些交錯的樹木中彼此追逐，玩捉迷藏，玩警察與強盜，玩牛仔和印第安人，折磨昆蟲——我們拔掉蜜蜂的尖刺，在那可憐的東西身上系根繩子，每當它想展翅飛走，就把它拉回來，這帶給我們無與倫比的快樂。
　　我們還追逐過路的遊牧部落，他們經由喀布爾，前往北方的層巒疊嶂。我們能聽到他們的牧群走近的聲音：綿羊咪咪，山羊咩咩，還有那叮噹作響的駝鈴。我們會跑出去，看著他們的隊伍在街道上行進，男人滿身塵灰，臉色滄桑，女人披著長長的、色彩斑斕的肩巾，掛著珠鏈，手腕和腳踝都戴著銀鐲子。我們朝他們的山羊投擲石頭，拿水潑他們的騾子。我讓哈桑坐在「病玉米之牆」，拿彈弓用小圓石射他們的駱駝的屁股。
　　我們第一次看西部電影也是兩個人，在與那家我最喜歡的書店一街之隔的電影院公園，看的是約翰·韋恩的《赤膽屠龍》。我記得當時我求爸爸帶我們到伊朗去，那樣我們就可以見到約翰·韋恩了。爸爸爆發出一陣爽朗的狂笑——與汽車引擎加速的聲音頗為相像，等他能說得出話的時候，告訴我們電影配音是怎麼回事。哈桑跟我目瞪口呆，愣住了。原來約翰·韋恩不是真的說法爾西語，也不是伊朗人!他是美國人，就像那些我們經常看到的男男女女一樣，他們神情友善，留著長髮，吊兒郎當地穿著五顏六色的衣服，在喀布爾城裡遊蕩。我們看了三遍《赤膽屠龍》，但我們最喜歡的西部片是《七俠蕩寇志》，看了十三遍。每次電影快結束的時候，我們哭著觀看那些墨西哥小孩埋葬查爾斯·勃朗森——結果他也不是伊朗人。
　　我們在喀布爾新城那個瀰漫著難聞氣味的市場閒逛。新城叫沙裡諾區，在瓦茲爾·阿克巴·汗區以西。我們談論剛剛看完的電影，走在市場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們在商人和乞丐中蜿蜒前進，穿過那些小店雲集的擁擠過道。爸爸每週給我們每人十塊阿富汗尼〔1〕Afghanis，阿富汗貨幣名稱。〔1〕的零花錢，我們用來買溫熱的可口可樂，還有灑著開心果仁的玫瑰香露雪糕。
　　上學那些年，我們每日有固定的程式。每當我從床上爬起來，拖拖沓沓走向衛生間，哈桑早已洗漱完畢，跟阿里做完早晨的祈禱，幫我弄好早餐：加了三塊方糖的熱紅茶，一片塗著我最愛吃的櫻桃醬的囊餅，所有這些整整齊齊地擺在桌子上。我邊吃邊抱怨功課，哈桑收拾我的床鋪，擦亮我的鞋子，熨好我那天要穿的衣服，替我放好課本和鉛筆。我聽見他在門廊邊熨衣服邊唱歌，用他那帶鼻音的嗓子唱著古老的哈扎拉歌曲。然後，爸爸和我出發，開著他的福特野馬轎車——會引來艷羨的目光，因為當時有部叫《警網鐵金剛》的電影在電影院已經上映了半年，主角史蒂夫·麥奎因在影片中就開這種車。哈桑留在家裡，幫阿里做些雜務：用手將髒衣服洗乾淨，然後在院子裡晾乾；拖地板；去市場買剛出爐的囊餅；給晚餐準備醃肉；澆灌草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