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見光明

  

                       羅伯特 .海恩
    獻給我的家人
    并且獻給
    在半小時內使我重見光明的
    珍妮 .基利恩醫生
    
                           前言

    轉變也許是一件痛苦和啟發兼備的事，當你置身于光明与失明或失明与光明
之間時尤其如此。當我得知失明十五年之后而又可能重見光明時，痛苦似乎變成
了啟發，它促使我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我對這件事做出的反應。開始，我用盲文
打字机寫，隨著視力日漸清晰而改用手寫。后來，呆滯已久的眼睛在不情愿的情
況下逐漸看清了書上的印刷字跡，我開始閱讀盲人寫的書。這是一個略帶強制性
的過程。失而复明不僅令人激動，它還讓我必須懂得我所發生的一切，懂得失明
和复明的原因。別人的經驗也許能說明我的一切。然而，荷馬、參孫、海倫.凱勒
或約翰 .彌爾頓都太遙遠了，只有目前在這個复雜而可怜的世界里生活的現代人
才有借鑒价值。
    例如，約翰 .
    胡爾和我都是大學教授，從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探索自身遭遇意義的哲人。
失明對他來說是一种“全身視覺”，他用整個身体代替了眼睛。然而，這是一种
“痛苦的饋贈”，他不是專為黑暗帶來光明的以賽亞。他“思考的是失去光明的
原因”，宛如《失樂園》中的那些墮落的天使，在黑暗中尋找上帝。
    在書中，我發現了一位具有神秘意味的法國盲人雅克 .呂塞朗，我們能從法
國抵抗運動的陣營中、從布痕瓦爾德恐怖的集中營里听到他的聲音。失明對他來
說不是黑暗，黑暗只有當他感到害怕、憤怒或生病時才會到來。他生活在一個充
滿光明的世界，“我是光明的囚徒，受到懲罰，因而看不到光明。”
    在書中，我認識了埃莉諾
    克拉克。她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學修養和才華的詩人，一位文筆典雅的作家。
她能打网球和滑雪，住在康涅狄格州，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寫小說，獲得過全
國圖書大獎，并且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她丈夫羅勃特.佩恩 .沃倫所屬的文化領域。
她對失明十分憎恨：“誰說你盡管不太喜歡，但還必須接受和体驗失明的遭遇呢？”
她的結論是：“我們需要通過鉤子、拐杖或特洛伊木馬來工作。”
    胡爾和呂塞朗這樣的人确實不乏英雄气概，因為他們有探索新世界的勇气。
他們是沉默的另一面發出的呼聲。但我必須承認，很多時候我听到的只是克拉克
的叫喊和牢騷。
    有時候，我認為胡爾和呂塞朗這樣的人并不代表盲人，他們代表的只是神學
和神秘主義。我既不是神學家，也非神秘主義者，我只是一名大學教授，一個寫
几本描寫美國野蠻西部的書的人。我和他們到底有哪些共同之處呢？克拉克是不
是我真正的代言人？倘若他們也能体驗一下重見光明的奇跡，我怀疑他們的想法
是否也會改變。
    最后，我對兩种不同經歷進行了深入探討。卡爾 .比亞恩霍夫講過這樣一件
事：一名男孩用手指使勁挖自己失明的雙眼，當眼睛感到疼痛時，他看到了流星。
天文學家并不相信失明的眼睛能看到血紅的流星，但男孩說得千真万确，令人無
法怀疑。而我只能隱隱約約地想象出維德.梅赫塔在克萊爾蒙特校園里騎自行車的
情景。此外，轉變還有各种不同方式。安德魯 .波托克努力地爭辯說：和他這樣
一個畫家相比，作家兼歷史學家們根本不存在失明的問題。對此，在勘薩斯城俯
案工作的薩麗瓦格納也許會微笑地說：這是一句“蠢話”。我听說羅伯特 .墨菲
和湯姆 .蘇里文因為一個問題發生了爭論：最積极的人是運動員，但他們是否也
是最不健全的人？詹姆斯.瑟伯1面帶微笑地講述著自己發生的變化：隨著視力的
減弱，他筆下的狗畫得越來越精煉了。
    這里，我不是想和他們爭辯，而是喜歡他們這樣。這种情形好比一個熱鬧的
大家庭，雖然各有各的主意，但實際上卻是統一的。与胡爾和克拉克相比，我失
明的時間比他們長，但和很多其他人相比則自愧弗如，然而我知道重見光明后的
快樂。如果我能把自己的奇遇帶給這個大家庭里的其他人，哪怕只是一點點，我
就別無所求了。

第一 章
    萊德維爾
    當你二十歲的時候，誰會相信一個古怪的老頭儿說你會失明的話呢？他端坐
在那里，頭上歪戴著一個圓圓的反光鏡，像動畫片里的獨眼巨人一樣。他煞有介
事地對我說：你遲早會失明的，現在應該開始做准備，學學盲文、練習一下走路。
這對于一個年輕人來說真是太有意思了。談話是在丹佛一個醫生冰冷的診所里進
行的。那地方我以前從來沒去過，后來再也沒回去過，既沒去醫生的診所，也沒
去過那個城市。我想，當時我并未多說什么，只是出于禮貌向他道了一聲多謝。
以前我看過很多醫生，但從來沒有人像他說的那樣。
    公共汽車駛進冰天雪地的落基山脈，駛向我當時住的城市萊德維爾。我孤身
一人，凄涼抑郁，科羅拉多的三月寒冷刺骨。然而奇怪的是，我并不記得這一切，
因為一切都好似《呼嘯山庄》里的一幕：沒有沮喪的旅程，沒有最后而長久地向
太陽、白雪和人們的面孔張望，也沒有聲淚俱下地向命運發出抗爭。小提琴在哪
里？二十歲的人還不到咒罵和反抗命運的年齡，統計結果忽略他們的存在，預言
是為其他人准備的。特爾斐女神回去吧，帶上你的醫生回到屬于你們的幽靜的隱
居地去吧。
    也許我生性如此，与我的年齡無關？是的，我順從命運的擺布。這种性格使
我成為一名普通人。首先，因為失明而嚎啕大哭會使我不好意思，我不愿意令自
己難堪。當我回想起一些辦過的傻事時，盡管算不上什么災難，卻使我感到汗顏。
至今，我仍然為那個夜晚感到羞愧。當時很多年輕人擠在一輛汽車里，西爾維婭
坐在我的大腿上。她有意無意地偎依著我，我的心里感到一陣沖動。然而，接踵
而來的是彼此的對話。她有口無心地大聲問我褲兜里放了什么。我未加思索沖口
便說：“一支手電。”可笑的是這竟是事實，我那里确實裝了一支小手電筒。然
而真實給我造成了多大的代价啊！
    我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
    即使是成年以后每逢想到那次談話仍使我感到赧然。我害怕討論有關性和金
錢的基本話題。我和西爾維婭分手了，在那以前她對我說我需要買一雙綠襪子，
因為我身上灰褐的顏色太多了。
    就是這樣一個灰褐色的我獨自一人乘車返回到萊德維爾。面對失明消息的首
次發布，我不過聳聳肩膀而已。我還不至于那么慘，還不到自己可怜自己的地步，
而且我也不能那么做。眼睛的問題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個小小的尖峰。多年來，
我一直与之抗爭的是可惡的小儿風濕性關節炎。和西爾維婭分手后不久，延髓膨
脹侵襲到我的膝蓋、肘和手腕關節。事實上，我身上的所有關節，包括面部的頜
關節都在發炎，僵硬和疼痛的症狀一直持續了很多年。我像吃爆玉米花一樣吞服
著水揚酸鹽藥片。17歲那年我是在床上度過的，長期的臥床不起使我的關節鎖死，
最后不得不請几個身強力大的理療師在熱水池中為我松動關節。盡管如此，我的
膝蓋和雙肘還是變得畸形，腿和胳臂既伸不直也無法彎曲15或20度以上。我再也
不能做出雙膝蜷屈的姿勢，而且也不會因此做出愚蠢的事情了。
    然而，這又算得了什么呢？它們大部分已成為過去，誰會為過去的事而傷心
呢？如今，在臭气熏天的公共汽車上，我們從丹佛蜿蜒緩慢地向萊德維爾沉悶的
街道進發。車上很擁擠，由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萊德維爾在迅速膨脹，忙
于為盟軍生產槍枝所需要的鉛、黃銅和鉬。我踏著泥泞回到了鮑威爾太太那張鋪
著油布的餐桌旁。一共十五個人在那里包飯，我不知道他們的姓，只知道他們的
名字，如路易、里弗斯、斯威舍和達姆達姆等等。這些以前曾經當過拳擊手、碼
頭工人、伐木工或二流子的人現在成了雙孔鑿岩机的操作手或工厂的工人。他們
從軍隊退武或听從征兵局的調遣來重要的礦山工作。他們慶幸脫掉了軍裝但卻不
滿意現狀，稱自己是“倒霉的奴隸”。這群手上長滿老茧的人永遠搞不懂我，搞
不懂一個步履蹣跚、戴著墨鏡和干一些剝甘藍菜皮工作的大學生。
    從蒙特羅斯來的路易
    布萊恩是唯一能夠真正吸引我的人。他似乎很喜歡我。有一次他把我帶到他
的簡易宿舍并送給我一些礦石標本(我在日記里它們稱為“萊德維爾礦山里蹦出來
的漂亮石子”)。閣樓里橫七豎八地擺滿了床，屋頂的椽子上垂挂著衣服。一名礦
工坐在床上用嘴吹著漫長憂傷的小曲儿。不管怎樣，我可以把眼睛的事情告訴路
易了。他不擅言談，屋子里面充滿著一种強烈的气息，一种包括我在內的孤獨男
人的气息。他們渴望女人和家庭，他們陷入在一個不愿停留的地方，像薩特存在
主義小說里的人物那樣尋找著根本不存在的出口。
    我住的地方在哈里森大街一所俗气的維多利亞式房屋的樓上，房東是斯特朗
太太。萊德維爾太擁擠了，甚至無法找到一個可以同時吃住的地方。我在鮑威爾
太太那里吃飯，在兩條街以外斯特朗太太的地方睡覺。我的住處小得可怜，放下
一張床之后便几乎沒有下腳的地方了，但我在窗前有個小桌，從那里可以看到泥
雪夾雜的街道、郵局和哈里森大街對面長老派教堂的方尖頂。朋友們送給我一架
電唱机和几張唱片。星期天下午，窗外下著暴風雪，我一邊寫著長長的家書，一
邊漫不經心地換著唱片，欣賞著巴赫的《布蘭登堡協奏曲》和德彪西的《云》。
    由于我的眼睛的瞳孔一直處于放大狀態，外出時必須戴上墨鏡，有時在光線
明亮的房間里也是如此。當我穿著厚厚的大衣、戴著黑色的鏡片走在萊德維爾的
大街小巷時，我知道狗是不太喜歡我的。我在家信中寫道：萊德維爾的狗比任何
地方都多，無所不在。它們有時單獨行動，有時五、六成群。最小的品种有墨西
哥的齊瓦瓦狗，最大的有瑞士伯納德救護犬。我剛到這個地方時，身穿羊駝呢大
衣，頭戴墨鏡，立刻成了無數獵狗的注意目標。它們見了我都狂吠不止，在街上
走路時有些狗竟然跑到我的跟前咆哮。城里老居民的身上都有被狗咬過留下的傷
疤。只要哪只狗接二連三地咬人，警察就會赶來將其擊斃。然而，我的大衣和眼
鏡漸漸在群狗的世界里聞名，它們知道我既不是來自火星的入侵者也不是1890年
代的匪徒，于是接受了我，不再對我嚎叫了。相反，它們伴我走路，在我身旁蹦
跳玩耍。萊德維爾的一部分就這樣被我征服了。
    信的結尾明顯是為了取悅母親。那些狗除了對我狂吠嚎叫之外再沒有過任何
其他舉動。
    我來萊德維爾的原因确實有點儿奇特。關節炎使我的雙眼患上了葡萄膜炎，
更准确地說是虹膜結狀体炎。關節炎和眼部并發症讓醫生施展出渾身解數：配制
水揚酸鹽、服用葡萄糖酸鈣、黃金注射法、肌肉注射异体蛋白(水解蛋白)、用蜜
蜂蟄嘴、靜脈注射傷寒菌(是真的，絕無夸張！)、肝部組織提取(此舉出奇地疼痛)
、結核皮下注射、肌肉注射青霉素和布魯氏菌疫苗。后來，我的加利福尼亞醫生
約翰洛丹提出了高原療法。至此，我真怀疑他們有點儿黔驢技窮了。他建議我至
少要在高原住六個月。他解釋說，去高原地帶能增加我身体里的白血球總數，這
些增加的抗体將組成強大的陣營与關節炎和葡萄膜炎搏斗。
    時值二次大戰初期，搬家不是一件容易之舉。我的父親在一家船塢工作，母
親忙著照顧其他兩個孩子。一位姨姥姥跑來說：“你們打算把這個可怜的瘸腿男
孩單獨送到哪里去？難道就因為醫生那句可能使白血球增多的話嗎？他至多是建
議而已，他清楚是怎么回事嗎？”
    可又有誰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呢？然而，我的家正是如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一套理論。我想，錢對父親來說可能是個問題，但我能找到工作分擔一部分開支。
另外，這個建議看上去至少比注射傷寒菌有趣儿得多。除了弟弟和妹妹之外，全
家人一致采取了保護性緩沖立場，他們目睹我多年來一直飽受風濕性關節炎的折
磨，不愿看到我前功盡棄。他們不得不承認，現在我有能力獨立生活，能夠自己
應付一切，可除此之外還能有什么更好辦法嗎？我們几乎盡了一切努力，而這個
建議又不無道理。充其量只需要一點儿乘火車的路費，此外再提供我一些錢直到
我找到工作為止。
    我的母親是位讀書人。十九歲那年她在伯克利求學，夢想成為一名新聞撰稿
人。后來，她和我二十一歲的父親私奔并生下了我。現在，她不情愿地取出了她
的地名字典放在廚房的桌子上，然后在里面尋找美國大陸上最高的城市。搜尋的
結果是科羅拉多州的萊德維爾市，海拔10,200英尺，其高度足夠改變我的白血球
數目。萊德維爾滿足了我所需要的高度，父母同意購買火車票，其余的工作則留
給白血球去完成了。
    一月份一個天寒地凍的一天，我乘丹佛至里奧格蘭德的列車抵達萊德維爾火
車站。火車站奇异荒涼，地域偏僻，周圍兩三英里內渺無人煙。一輛破舊的公共
汽車把我帶到城里。食宿地點安排妥當后，我踏著積雪來到哈里森大街，這時一
幅“史福威食品雜貨店”的招工啟事映入我的眼帘。我得到了這份儿差事，工作
是照看所賣的農產品。此刻，我志得意滿，怀著獨立的喜悅回到住處，提筆給家
里寫信。
    兩個星期后，我回到住處時發現了父母給我發來的電報。“立刻停止史福威
雜貨店的工作，”電報上白紙黑字地寫道。父母告訴我，醫生認為搬運蔬菜一類
的工作會給治療帶來不良后果。我能想象得出家里得知我在食品雜貨店工作后發
生爭論的情景：他在搬那些沉重的水果筐啊，會使眼內嬌嫩的血管受傷的，我們
必須問問醫生。
    我很難掩蓋自己的失望。次日給我家里寫信時盡量顯得很瀟洒：昨晚接到你
們的電報，我仍然不太明白。今天早上我把電報拿給史蒂夫看(他是鋪子里的經理)，
他說既然對你有害，千万不要干了，態度很和善。由于几天來我一直在熟悉工作，
原不指望他付我工資，可他堅持這么做。我急切希望你們來信告訴我具体原因，
因為我感覺一切都很好。
    几天后收到了來信，信中并未作更多的解釋，但我在回信中并未表露出我的
不快。
    沒有發現醫生讓我辭去工作的指示，我很失望。我确實認為它不會給我造成
危害，但辭去工作會使你們更高興，何樂而不為呢？也許以后會找到更适合我的
工作。
    因此我又戴上墨鏡回到了冷寂的街道，与群狗為伍。晚上我睡12個小時，白
天再睡三個鐘頭。很明顯，這是無聊之极的表現。奇怪的是，我沒有想到去犯罪，
甚至沒出現過任何邪念。我只擔心的是過度睡眠是否有助于治療。
    每天，我沿著旋轉扶手踩著吱吱作響的樓梯上下樓。樓梯的右邊有一個黑暗
的房間，里面擺放著發黃的視力表和積滿灰塵的眼科儀器。它是已故的J.C.斯特
朗大夫辦公室，一名眼科醫生的診所。如今，他的遺孀心惊膽顫地把樓上租給了
房客，但卻原封不動保留了丈夫的診所。這間無人使用的房間像一個神秘的不詳
之兆，預示著將來我要永無休止地在無數眼科診所之間奔波。
    你們可能已經猜到，萊德維爾并沒有使這些懶惰的白血球發生改變。在很多
寒冷异常的時刻，我期待和想象它們在完成自己的工作，當冰雪偶爾融化的時候
(在萊德維爾的冬天太難得了)我又深信不疑地認為我眼中的寒冰也隨之消融。例
如，1月30日，我在日記中寫道：我确實感到右眼視力已經有了顯著改善。盡管物
体的輪廓仍很模糊，但已能比較輕松地區別它們了。
    然而到了三月，眼睛紅腫發炎像進了沙子一樣疼痛。种种跡象表明，葡萄膜
炎惡化了，我不得不跳上長途汽車沿著號稱北美大陸分水岭的落基山脈前往丹佛。
醫生的診斷讓我知道了這個不幸的消息。當我翻看過去的日記時恍然發現，自然
界的冰雪和我眼中的寒冰并沒有消失，我不但過分樂觀，而且還不自覺地產生了
放棄視覺和依靠听覺的趨勢。例如，在加利福尼亞寫的日記里我曾這樣描寫冬天：
“風把新雪從積雪上吹開，發出沙沙的聲音”、“新雪踏上去柔軟而宁靜”、
“積雪在吱吱作響”。我在慢慢地步入北极蒼茫的暮色。我的基本感覺正在發生
轉變。
    在從丹佛返回的汽車上，我的反應冷淡，我身体中的一部分早已知道它會降
臨。失明雖然在20年之后發生，但我可能早就向它投降了。然而，希冀的藤蔓是
共生的，像菟絲密密麻麻的枝條，可什么時候才能實現呢？我不知道我的家人什
么時候才明白我會失明的。
    我父親意識到了嗎？我奇怪地想。他是一個极其樂觀的人，骨子里是一個迷
信的賭徒，賭博是否認現實的一种手段。他把一切寄托于《圣經》，曾經通讀過
全書，每天晚上他都一字一句地刻苦閱讀，直到睡著后書從手中落地為止。他看
不懂，也沒有樂趣，但他堅信《圣經》是保護他的護身符。他手心痒痒時便往上
面吐唾沫，然后在褲子上擦掉，因為那是來錢的象征。咖啡冒泡時，如果能在它
們破滅前將其喝到嘴里，便會發財，一個泡一塊錢。他開車時會繞行好几英里，
目的是為了躲避一只黑貓。對他來說，這些絕不是無稽之談。在內心深處，他一
定認為我的失明肯定會被他眾多的好運所征服。有時周末他會突然失蹤，那是他
去了墨西哥北部的提華納。
    我的母親比較理智，但多愁善感，哪怕談起受傷的動物都會潸然落淚。她很
難接受我要失明的事實，恐怕到她去世時都是如此。1963年，她死于癌症，當時
我的視力已經下降到极其可怕的程度。
    我的弟弟妹妹是一對雙胞胎，比我小八歲。他們十來歲時我离家去了萊德維
爾。迪克生性自由，積极向上，但多少繼承了母親的一些性格。記得還是孩子的
時候，他面對一只行將死去的小虫子而失聲痛哭。帕蒂不太喜歡上學而愿意同男
孩子玩耍，并且很討人喜歡。在我看來，帕蒂和迪克相處得非常好。突然，他們
唯一的兄長生了病，失去了雄偉的体魄，讓父母不斷操心，他們必須多費口舌地
向朋友闡述哥哥的病情。這主要是關節炎造成畸形的緣故。我時常認為，我的失
明對他們來說過于遙遠和難于想象。現在我知道，至少對妹妹來說，我的視力好
轉是她多年來面對所有星星和生日蜡燭時許下的心愿。
    我母親的姐姐凱瑟琳姨媽和我們住在一起，我們都叫她阿姨。她對孩子特別
親近，尤其在照看弟弟妹妹方面。當關節炎使我臥床不起時，她奮力幫我驅赶病
魔。她用藥水為我擦洗膝蓋和雙肘。她將葡萄煮上好几個小時，然后榨出汁液來
喂我。蜜蜂蜇嘴療法由她安排；她把油放在大鍋里燒熱為我浸泡關節。眼睛出現
并發症后，她堅持為我熱敷。她為我竭盡全力，我深信她自始至終認為我的眼疾
可以治愈。
    無論何時，我對厄運的來臨總是默然接受的。因為，一個人如果認定自己是
和平主義者，那他還能戰斗多久？一系列的痛苦治療已經証明毫無效果。“圣雄”
甘地、亨利梭羅或托馬斯默頓在什么情況下會坦然接受一切？難道我的日程上還
有什么其他安排，是寫一首詩描寫鮮血染紅了月亮、是起草和平條約、還是籌建
民族團体呢？
    也許，采取不抵抗的態度是錯誤的。我為什么要崇拜脾气暴躁的盲人作家埃
莉諾克拉克？她在憤怒(“去吧，去毒蛇那里吧，我討厭你”)和痛苦(“我暗暗地
叫喊不，不！
    并且堵上耳朵，或者說充耳不聞”)之間徘徊。她說，給我“良好、健康的体
魄去悲哀和絕望吧。”
    我連訴說這种悲哀和絕望的勇气都沒有，它使我更像一個毫無英雄气概、一
個必須穿綠襪子的普通人。這正是我在萊德維爾的感受，一個虛度年華、無所事
事，和穿制服的男人一起乘火車旅游的人。
    關節的疼痛開始折磨我，白血球的數目沒有任何增加。似乎到了應該立刻离
開的萊德維爾干一些其他事情的時候了。盡管視力在不知不覺地下降，但還夠用。
我慢慢地擺脫掉丹佛咒語的籠罩，把路易和他的同事連同鮑威爾太太一起拋到九
霄云外。趁還能看得見走得動的時候，我回到學校，學習完歷史專業，并被推選
進ΦΒΚ聯誼會1。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和雪莉結成伉儷，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子，從未讓我
穿綠襪子，她以我本來的面目接受了我。我們結婚時，右眼裸眼視力為20/100，
左眼更弱，只有20/200。我的校正視力是20/50和20/100，但已足夠讓我看清卷曲
在雪莉脖頸周圍的又長又直的金發，它們掩蓋了雪莉的堅強性格。她讓我保証不
再說那些為她好一類的話。她那雙熱情的藍眼睛告訴我，她完全清楚嫁給一個有
我這樣的膝蓋和眼睛的男人的風險，但決不后悔。我想，她從我的眼中也看出了
同樣的執著。
    我們一起冒著各种風險，激烈程度超過了在史福威雜貨店里工作的任何行為。
第一個大的冒險行動是：先大學畢業，后進發耶魯。紐黑文冬天的嚴酷程度和萊
德維爾相比毫不遜色。要在歷史系畢業對任何健康的視网膜都是一种挑戰，而對
一個將要學習盲文的人來說無异于一种瘋狂的舉動。但雪莉對此堅定不移。她到
溫切斯特武器制造工厂做了第一個女招待。(后來她偶然看到了當時面試的表格，
表格的上方用鉛筆標著“金發女郎+”的評語。)我們在一個波蘭猶太寡婦的樓上
租了間房。房東喜歡吃胡蘿卜炖雞，經常把大碗的雞湯端給我們。我們能夠堅持
到最后，也許和她的饋贈使我們免遭飢餒不無關系。
    取得博士學位后，我們回到了加利福尼亞。首先我得到了圣馬力諾亨廷頓圖
書館館員的資格，后來到加利福尼亞大學在河畔校園新創辦的文學院里任教。那
時是1954年，距离我被宣判失明后大約12年。那段時間，一切都很順利。我盡量
使自己相信丹佛醫生的殘酷判決是誤診。雖然葡萄膜炎一直在我的眼睛里面安營
扎寨，但我尚能忍受它所造成的麻煩。我在醫生的候診室里等待過無數時間，沒
有任何任何一家像萊德維爾斯特朗大夫的診室那樣昏暗和布滿灰塵。可我必須承
認，鮮艷的地毯和講究的裝飾沒有使我感到輕松，頻繁的就醫常常喚起我埋藏在
心底的憂慮。那些年，為是防止瞳孔縮小，防止里面的沉積物永遠將瞳孔封閉，
我必須每天兩次往眼里滴阿脫品、澳洲毒茄鹼、東茛菪鹼或新辛內弗林。當可的
松作為一种神奇的藥物出現之后，為了消炎，我每天都往眼睛里面上可的松眼藥
膏或眼藥水。除此之外，那几年還使用過其他藥膏藥水。看病和藥物治療已經成
為家常便飯，我從來沒和外人提起過，即使是很了解我的熟人也是如此。這些對
我來說和每天刷牙一樣平常。
    多年來主要給我看病的是埃瑪
    穆勒大夫。她是一位要求嚴格，說話嚴謹的德國眼科醫師，診所在丰塔蘭。
每隔几個月我去她那里診治一次。在漫長的等待和視力檢查之后，我熟練地坐到
在那個既像老式牙科座椅，又像執行死刑的電椅的座位上，我知道什么時候對著
裂隙燈抬起下額和抬高到什么程度。穆勒大夫打開令人眩目的強光，它越來越亮，
像攝影燈一樣直射我的眼球深處。我第一次去她那里看病時，她和我以前遇到的
其他大夫一樣，用手指在我的眼球上像按鍵盤一樣交替地檢查眼壓。后來出技術
有了發展，她讓我躺在床上，先往眼睛里滴一滴藥水(可能是麻醉劑)，然后把一
個老式的色譜儀放在眼球上。它看上去像一個微型天平，小指針來回擺動顯示著
眼壓的讀數。
    然后，她在我的病歷上寫上几行字并且轉過身來對我說：“海因先生，我發
現變化不大。和以前一樣上藥，三個月之后再來找我。”
    50年代后期，她告訴我眼中開始出現白內障，無法斷定其生長速度，她將密
切注視病情的發展。可的松很可能是造成白內障的原因，但當時認為可的松能治
療葡萄膜炎，況且葡萄膜炎本身也能導致白內障，因此治療和往常一樣進行。19
67年，我結束了歷史系主任的五年任期。從那時起到1970年，白內障像野草一樣
在一個潮濕的夏季瘋狂地生長起來。
    眼前的一切變得模糊不清，我進入了艾伯特瓦伊達所謂的“云霧時代”，他
在倫敦失明時和我一樣經歷了類似的過程。在那段時間里，每當我從光線明亮的
地方到了暗處，眼前便會出現漂浮的煙云，原來緩慢移動的黑塊儿此時瘋狂地在
眼前飛舞。
    我使用過各种各樣的視力增強工具，圓形或方形的手持眼鏡、微型望遠鏡、
架在書上的閱覽器和帶照明燈的放大鏡。用盲人作家克拉克的話說，它們是“從
床頭或電話机旁向上斜視的大魚眼睛”，“像儿童玩具一樣塞滿了抽屜”。
    “后來我一听‘愛滋帛這個詞，便會錯誤地聯想起這些助視工具。”這是她
的原話，絕非杜撰。
    我開始用触摸筆寫字，字母越寫越大。我的備課講義用黑体字書寫，最后字
跡大得每張紙只有六行。眼中的云翳變得越來越重。
    你也許會問，既然是白內障導致失明，為什么不動手術摘除呢？白內障手術
不會造成多大威脅，然而作怪的是葡萄膜炎。我的眼睛已經脆弱到經不起任何手
術的地步。你肯定會徹底失明，大夫經常對我說，看來這是可能發生的事情了。
我曾經無數次問過這個問題。最后，我順從的天性占了上風，因為從心底里，我
是相信醫生的。
    穆勒大夫善于听取別人的意見。她請來了三位同事(溫特斯、艾肯和奧斯曼斯
基醫生)共同會診。有人認為白內障摘除手術可以考慮，死馬當活馬醫也未嘗不可，
尤其是左眼，情況遠比右眼嚴重。他們承認确實存在危險，手術可能會使右眼惡
化，并且導致眼球穿孔。除了徹底失明之外，劇烈疼痛在所難免，并且可能導致
面部變形。我尤其擔心最后一种苦難，擔心別人看到你丑陋的雙眼時的痛苦。
    我們也曾到其他地方就醫，去過威爾謝大街雷歐文醫生的豪華診所。他用力
按我的眼球，問我看到了什么顏色。在好眼睛中我能看到紅光，視力弱的眼睛則
毫無反應。對于好眼，他在病歷中寫道：“豚脂化角蛋白沉積伴隨中央角膜水腫
及未成熟的皮質性白內障，邊緣處可見帶狀角膜病變。”坏眼的情形一樣，只不
過“前部角膜失去透光性，白內障已完全成熟”。雙眼眼壓很低，左眼尤其如此。
關于白內障摘除手術，他的結論是：左眼不用再做任何考慮，根本沒有治愈机會。
至于右眼，他說：“我對手術非常猶豫，根据我的經驗，在風濕性關節炎的活動
期，白內障手術一般不會奏效。此外，手術极有可能帶來炎症，使右眼和左眼一
樣，造成眼球萎縮。”
    他和華盛頓國家醫療研究所的風濕病眼科專家王弗農博士探討我的病情，但
王未做出明确回答。在圣弗蘭西斯科加利福尼亞大學醫療中心工作的研究人員塞
繆爾J.基姆拉醫生見過類似的病例，他建議歐文不要冒然動手術。很明顯，手術
治療的呼聲不高。事實上，保守派的理論似乎更讓我信服，我就這樣拖延下去，
穿著灰褐色的襪子，直到視力完全消失為止。
    1970年我49歲。右眼最好的校正視力下降到20/800，左眼只能看到手在三英
尺的地方揮動。在不到一兩年的時間里，兩只眼睛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光感。如果
陽光從窗戶照射進來，我能感覺出它和牆壁的區別。正如但丁所說的那樣：“在
生命的旅途中，我走進了一座黑暗的森林，筆直的道路消失了。”從那時起，盲
人的路杆和盲文將一直陪伴著我。丹佛的醫生會說：“喏喏喏，我說過它遲早要
發生的。”
    
第二 章
    在森林里
    慢慢走入黑暗世界和但丁的可怕旅程不完全一樣。我的努力更像植物的卷絲
在一片嶄新的土地上向四周慢慢伸延，需要試探著行走。例如，一節好的歷史課
要龐征博引，不僅要引用書信、日記和文件，而且要引用詩歌和文學作品。講到
西部的皮貨貿易時，為了使內容生色，杰迪代亞史密斯、布萊克埃爾克、華盛頓
歐文和弗朗西斯帕克曼的話是必不可少的。這些熟悉的段落如今已棄我而去，我
的盲文閱讀速度尚不夠應付課堂的需要。不過，走運的是我認識一位具有甜潤嗓
音和出色才能的人，他就是我的好友唐斯脫騰伯格。他把我需要的段落錄成磁帶，
上課時我只要帶一架便攜式錄音机，在必要的時候按一下相應的按鍵就万事大吉
了。
    由于我在講課過程中喜歡展示有關人物的圖片和繪畫，如阿爾弗萊德雅各布
米勒和卡爾博德默爾，用幻燈和解說詞把他們聯系起來十分方便。我看不見，很
難根据解說更換幻燈。然而，我們通過技術手段，在磁帶上錄入了可以控制幻燈
机的信號，從而解決了這一難題。
    不久，我又進一步拓展了這种方法。我同時使用兩個屏幕和數百張幻燈片，
它們彼此銜接，同時代的文獻和畫面配上相同時代的音樂。70年代的學生非常喜
歡音樂，有時我和助手偶爾播放一些“甲殼虫”、或“克勞斯比”、“斯蒂爾斯”
和“納什”樂隊的幻燈，他們十分高興。在講述西部狩獵歷史時，我們把“今天
你打到了什么，野牛比爾？”作為背景音樂用非常小的音量播放，而講到皮貨交
易市場時則換上“讓好日子越過越好”的樂曲。這些精心制作的演示大約持續20
分鐘，和講授的內容配合得天衣無縫。
    這些“表演”穿插在我所講授的有關美國西部和加利福尼亞的兩門主要課程
中。為了使學生全面了解歷史，每當需要突出渲染感情和藝術气氛時，如婦女在
荒原定居時的寂寞、對西部英雄的男子漢气魄和暴力行為的崇拜、与印第安人簽
訂盟約、以及攻占加利福尼亞后奇卡諾人的遷移等，我便使用這些演示。除此之
外，更重要的是我為教學做出了貢獻。我的同事羅恩托比說我是我們系里的塞西
爾B.德米爾1(美國電影導演兼制片人，1881-1959)。我把這些手段用于教學之后
很長時間，肯伯恩斯才利用類似技術為電視台拍攝了倍受歡迎的反映南北戰爭的
歷史文獻片。然而，至少有兩件事使我和伯恩斯不可同日而語四百万美元和渾濁
的視覺。
    盲文使我獲得了基本拯救。發明盲文的路易布萊葉2真是太聰明了！
    盲文把人類的思想移植到紙上，由我把它們重新讀出。我和過去寫字或打字
一樣，把筆記記到單頁紙上，然后根据主題把它們裝訂成冊。我把用盲文寫成的
內容提要和筆記連同有關書籍一起放在書房，并在書脊上貼上盲文標簽。上課時
我運用了特殊一些技巧，我把講授方案、构思和所需數据制成3×5英寸的卡片，
一只手拿著卡片，一只手閱讀。有時我采用更加隱蔽的方法，我常常把手插在口
袋里一邊用手指辨別盲文一邊講課。失明使人的記憶力得到何等強化！
    只有身臨其境者才有切身体驗。
    標准二級盲文學起來不算太難，但這不等于說從閱讀轉向摸讀是一件輕而易
舉的事。大約好几個月，我的手指辨別不出任何信息。我放棄了彈奏吉它，因為
手上的老茧有礙摸讀。我反复摸讀“濃霧，濃霧的露珠”，最后取得了成功。
    對于習慣了閱讀的人來說，摸讀永遠太慢。這也許就是盲文永遠無法和聾啞
人使用的手語相提并論的原因。奧利弗薩克斯曾說，手勢可以同語言分庭抗爭，
“它可以表達得十分精确并富有詩意，既可用于哲學分析，也可用來表達愛情。
實際上，它的易學易用程度有時能夠超過語言。”的确，一旦學會了手語，當你
恢复听覺后也許仍愛使用，但盲文根本不是一回事。必須承認，盲文對于那些生
來失明的人是有利的，如果他們恢复了視覺，每個字母都必須像儿童一樣從頭學
起。但從書寫和印刷方面角度來看，盲文确實很慢，并且沒有任何其他長處。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向三級盲文進軍。三級盲文是一种速記型版本。大多
數音節壓縮成一個字符，空格常常被省略。句子的大小寫也取消了，因為大寫字
母可以靠上一個句點斷定。几千個字被壓縮成一至兩個字符集。它是一种精煉的
文字体系，去掉了語言中的多余成分。由于出現了很多幫助盲人閱讀的電子裝置，
如今已經很少有人問津三級盲文了。但對我來說，它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在下意識里，我發誓決不做一個沒有著作的歷史學家，不做沒有詩歌的荷馬，
不唱沒有曲調的歌。失明之后，我在歷史研究寫作方面發現了不止一种的選擇。
我主要依靠至少其中三种：盲文及錄音、現場朗讀，以及后來出現的會說話的電
腦。
    作為一個研究歷史的人，首要問題是收集素材。然而，大部分材料是以印刷
或書寫的形式出現的，其中有多少能被盲人使用呢？有關所有歷史題材的基本背
景材料都有盲文版書籍和唱片問世，70年代初還出現了一种多軌慢速放音磁帶(播
放速度為每秒15/16英寸，而標准磁帶為每秒１7/8英寸)。但是，普通中等讀物對
歷史學家來說是遠遠不夠的。各种歷史文獻、小報期刊和稀有書籍很快就會用到。
對于盲人歷史學家來說，請別人朗讀是唯一的選擇。
    請學生為我朗讀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在失明的15年里，我每年平均請兩到
三個學生來幫助我，面對面地和我一起工作。他們有男有女，有新入學的大學生，
也有畢業的研究生。他們有的思想保守，有的比較激進。有人生性開朗，也有人
一本正經。他們只要張口朗讀五分鐘，我就能了解他們各自的背景，胜過任何統
計數据。他們是如何朗讀那些很難正确發音的詞匯呢？例如，他們如何念“開胃
小吃”、“阿克琉斯”、“修昔底德”、“尼采”、“歌德”、“沙特爾”、
“笛卡爾”和“愛丁堡”呢？當他們遇到個別詞匯，如“熱力學”或“同性戀”
等，他們是如何處理的？是含糊地一帶而過，還是清一清喉嚨呢？當我听到他們
把“耶穌受難”發成“騎兵”的讀音時，我能估計出他們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
所有這些都是极其有意思的事，當然是對我而言。
    有時，我們一邊喝咖啡一邊閑聊。一位名叫“禮薩”的伊朗學生帶給我阿月
渾子果，我們一邊敲堅果殼，一邊工作。還有一次，他們給我帶來了墨西哥甜面
包。我把我的書題獻給那些為我朗讀的學生，至今我還珍藏著他們的名單。
    很多學生都是在聯邦政府“工作學習”資助方案的支持下學習的。他們掙不
到很多錢，因此對他們來說，利用課余時間或每天晚上為我工作一兩個小時是非
常合适的。我根据他們所學的專業安排工作。請歷史或政治科學專業的學生為我
朗讀歷史書籍，會使雙方都能從中受益。然而，除此之外恐怕還有更多的收獲。
這些小伙子和姑娘們漸漸成為了我的朋友。有些盲人作家說，視力健全的人在盲
人面前更易于表露天性，因為對方看不到他們虛偽的面具。我相信他們的話。不
管怎樣，我認為我的學生漸漸不把我看作是高高在上的教授，而越來越把我當成
一個可以信賴的人。墨菲是一位患有截癱的人類學教授，對此，他有同樣的感受。
每當他的學生离開他時都輕輕地拍一下他的胳臂。他說，盡管和其他指導教師一
樣，他身上不乏教授的威嚴，但“他們沖破隔閡，堅定地站在我一邊我身体上的
不便使他們更靠近我，因為我沒有盛气凌人的的姿態。”
    偶爾，我們也一起去圖書館。圣馬力諾亨廷頓圖書館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离
我最近和最難讓我忘怀的地方。她對于我好似荒原上出現的“瑪哪”。這种感情
當我還沒大學畢業、初次領略她蘊含的寶藏時就產生了。深紅色封面上的喬叟燙
金畫像、書中莎士比亞那丰采迷人而又顯得十分冷漠的面孔使我肅然起敬。讀研
究生時，亨廷頓圖書館授予我為期兩年的會員資格。很多夏天，我們來到圣馬力
諾，在涼爽宜人的气候里工作學習。然而，在我失明的那些年里，每年我只去一
至兩次。好心的圖書館工作人員為我提供了一個沒有玻璃的隔音房間，讓我的朗
讀者們在那里為我朗讀各种文獻、手稿和珍貴的書籍。
    我的學生，約翰邁克
    法拉格繼續充當美國西部歷史學家，朗讀著他那制作精良和獲獎的大作。更
多的人捧起有關60年代社會歷史的書，在激烈動蕩的道路上艱難跋涉。伊麗莎白
洛佩斯成為了聯邦調查局的特工；另外一個人則當上了銀行職員。我為他們選擇
職業貢獻力量，他們協助我准備課程，幫我清掃歷史垃圾，并為我在學術上取得
成就而感到欣慰。
    他們朗讀的時候，我在盲文書寫器上工作。這些盲文筆記按題目分類，然后
根据它們列出提要，最后寫出草稿。盲文草稿完成后需要打字，轉化工作由我完
成。雙手在盲文和打字机之間來回移動是一件單調而乏味的事。打印好的稿件需
要朗讀以便進一步提煉，与此同時，我要么重新打字要么請秘書幫忙。這种工作
方法雖然很慢，然而卻是有效的。
    這并不等于說我已擁有廣闊的空間，可以自由馳騁了。在學術方面和其他任
何職業一樣，有些題目或活動更适合于盲人進行。我的論文和第一部著作的研究
課題就屬于這一類型。由于童年是在大蕭條期間度過的，因此我對社會的功能、
解体和重建抱有濃厚興趣。我開始了醞釀已久的研究，著眼于加利福尼亞的烏托
邦式社會。我描寫了摩門教派一類的宗教群体和那些聚居在卡維亞和草原地帶的
人們，他們向往神智學說和社會主義，追求更美好的生活。這些群体默默無聞，
鮮于記載，因此他們的史料具有廣闊發掘余地。然而我對他們的研究只是偶然的
巧合。
    如果我能考慮到后來的情形，沿著這一線索繼續開拓可謂明智之舉。然而，
我想擺脫把丹佛的詛咒，將其打入陰間地府而后快。我在《加利福尼亞的烏托邦
式社會》一書問世之后，立刻對其他課題發生了興趣，開始踏上另一條征途。我
選擇的道路是藝術研究，重點是美國西部繪畫對世界產生的影響。二十世紀六十
年代，研究西部藝術的學者屈指可數，感興趣的人只是一些收藏家和搞藝術臨摹
的人，沒人對西部藝術的重大影響和丰富內涵加以分析。當時，威廉格茨曼尚未
對“美國移民的西部”進行探索，雷比林頓亦沒開始《野蠻的土地，充滿希望的
土地》一書的創作，而我捷足先登，發表了兩部著作。一部是描寫愛德華克恩的
書，克恩是1840年代追隨約翰查爾斯弗里蒙特(1813-1890，美國西部探險家和西
部地圖的繪制者)的藝術家。另一部是關于約翰拉塞爾巴特利特的作品，他在墨西
哥戰爭之后測繪出美國与墨西哥的邊界。我從未認真考慮過這些課題對視力的要
求，它們需要极其敏銳的視覺，需要對繪畫作品進行細致的觀察。
    古根海姆基金會1也忽視了這個問題，他們派我去倫敦大英博物館研究有關美
國西部的繪畫，此行為期半年，以前我從未去過英國。我的申請寫于1966到1967
年，當時的視力尚能胜任此項工作。而我拿到批准，辦完一系列繁瑣的手續終于
登机啟程時，已經到了1968年4月。那段時間是我的視力极度惡化的時期。我們在
皮姆里科安頓下來之后，鮮艷的水仙花在我眼前已變得模糊不清了。
    為了不辱使命，我竭盡全力地搜尋著每一張有關美國西部的繪畫。我跑遍了
英國所有的美術館、國家庄園和博物館。我當時還能分辨出物体的主要輪廓和大
面積的色彩。雖然我的助視工具把很多細膩的筆触變成了印象主義的手法，我仍
能做出必要的調整。雪莉一直伴隨在我的左右，幫我指出漏掉的細節。至今，我
仍然保存著當時面對巨幅繪畫隨手記下來的討論記錄。
    那時我真有些自欺欺人。我深知欣賞德拉克洛瓦、博納爾和米勒2的作品需要
的是眼睛，而不是耳朵。但我已誤入歧途。我的行為有如讓貝多芬當音樂評論家
、請羅斯福1參加短跑比賽一樣愚蠢。
    下雨的一天，我突然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和雪莉走下大英博物館的台階，匆
匆跑回住處，我們的小女儿正在可怜巴巴地等待我們。如果雪莉能夠陪伴她該有
多好埃然而，她卻和我東奔西走，幫我在雨衣口袋里尋找望遠鏡，因為我要用它
觀察公共汽車的號碼。我的直覺告訴我，我選擇了一條錯誤的道路，進入了令人
迷惑的森林，羅伯特弗羅斯特2可以有很多選擇，然而盲人卻是不行的。
    因此，我放棄了西部藝術，回到了開始起步的地方。我繼續研究公有社會的
現代內涵以及60年代出現的群居村。如果說有關美國早期烏托邦現象的記載寥寥
無几，那么面對后來大量涌現的現代原始部落則根本無人問津。它們像一股浪潮
出現在城市的大街上、校園里和鄉村的交叉路口。你可以找到很多第一手資料，
和很多人交談。時至70年代初，群居活動蒸蒸日上，我的視力卻每況愈下。由于
我還有良好的听覺，因此決定深入腹地，“看看”究竟。
    那些年里，我和雪莉每個夏天都去西部的群居村訪問，將近訪問了一百來個。
我們學會了如何尋找它們的蹤跡。每到一個陌生的城市，了解情況的最好去處是
保健食品店，或者在一條僻靜的路上捎上一個搭車人，這樣你基本都能如愿以償。
“我知道那個地方，順著這條路向前走是泰伯爾山，見到紅色路標往左拐，然后
就能直達黑文利市。”順著所指的方向，我們很快就會看到一大批破爛的“大眾”
汽車、圓頂房屋或尖頂帳篷，見到遍地的山羊。
    大多數正經的群居部落都平靜地生活著，他們隱姓埋名，与世無爭，討厭不
速之客的造訪。然而，研究歷史的學者尚不在不受歡迎之列，充其量他只是為了
証實自我。況且他已年屆花甲，尤其是雙目失明，在妻子的陪伴專程來訪。盲人
很少像冒牌的藝術家那樣胡做非為的。我們通常帶著禮物，一般是一大袋子苹果
或柑桔。
    我們和這些群居者們一坐就是几個小時，身旁放著錄音机，听他們講述他們
的憧憬和規划，聆听他們回憶他們的成功与失敗。我在錄入他們談話的同時，還
錄進了嬰儿的啼哭、貓和山羊的叫聲和震耳欲聾的音樂。我們听ohms，吃豆腐，
和一大群赤裸的年輕人在用柴禾加熱的土制浴缸里洗澡。有一天特別炎熱，我們
一邊在土路上散步，一邊和這些男男女女交談，他們十分自然地脫光了身上的所
有衣服，而我卻對于他們的舉動茫然不知，無動于衷。還有一次，他們遞給我一
截大麻，我隨手扔掉。這樣做不是因為厭惡，而是我把它當成胡蘿卜根了。和在
倫敦一樣，雪莉一直在我身邊隨時向我做出簡要的說明。
    回想起我所漏掉的一切，我不得不承認，即使研究這樣一個課題，即使素材
搜集起來十分容易，但對一位失明的歷史學家來說仍存在一定障礙。盡管如此，
我還是將研究結果補充到《加利福尼亞的烏托邦式社會》的修訂版中，當然，有
關裸体和大麻一類的細節自然要受到局限。
    也許，我可以舉出一個最明顯的失明改變研究課題的例子。那是在80年代初，
理查德埃圖萊恩請我協助他完成“西部人物志”中的一部。那是一套為普通讀者
寫的短篇系列叢書，頗受人們的喜愛。我思想中比較激進的一面起源于大蕭條給
我留下的烙櫻我經常琢磨社會主義的問題，和群居現象相比，它為什么在美國西
部形不成气候呢？為了搞清其中的原委，大人物比爾海伍德是理所當然的目標。
海伍德是世界產業工人組織的會員，科羅拉多和愛達荷礦工激進運動的組織者，
并且只有一只眼睛。埃圖萊恩的邀請給了我為這位無政府主義者樹碑立傳的机會。
說不定我能通過這本書為保守的西部歷史增添一些激進主義的色彩呢。
    為了這一課題我奮力鑽研了大約一年的光景，我和我的朗讀者查閱了各种傳
記和輔助材料。在亨廷頓和班克勞夫特圖書館，雪莉為我朗讀了一些更加晦色難
懂的資料。我逐漸意識到海伍德對于盲人作家來說不是一個合适的主題。他不斷
地被人拖到法庭，在無數城市留下了連篇累牘的訴訟檔案。聯邦政府將海伍德列
入危險分子的名單，華盛頓記錄他的行蹤，在若干年里，有關他的行蹤甚至具体
到每一分鐘的地步。我必須仔細閱讀無數檔案，粗略瀏覽根本無濟于事，僅看標
題和個別字句得不出任何印象。這真是一件令我望而生畏的工作。并且，它意味
著需要完全依靠雪莉，因為在不同地方尋找朗讀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放棄了海伍德，轉向手稿容易合并、材料易于掌握的人物。取代這個西部
激進分子的是一位西部哲學家，他叫喬賽亞羅伊斯。用我朋友特德辛克萊的話說，
放棄海伍德并不是一件坏事。從理智上看，羅伊斯是一位社會哲學家，除了与我
的激進情緒有點儿抵触之外，和我所從事的群居現象研究倒非常吻合。從盲人的
角度出發，他是一個理想的主題：他去世后，他的家人把他堆積如山的手稿全部
付之一炬。
    這樣，我先后兩次被迫改變了研究方向。這种改變是否說明我在歷史觀方面
發生了變化呢？從表面上看，我一如既往地用心篩選史料，評价各類文獻，為証
實某一事件或事實至少提供兩項确鑿的証据，然后根据事實得出結論。然而，和
任何現代歷史學家一樣，我在內心深處玩世不恭地認為，世間的一切都是幻覺，
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切都沒有改變。
    失明迫使我改變選擇的主題，它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剝奪了我對客觀事物的
理解呢？歷史學家應該能在他的史料中來去自如，但我只能選擇那些适合我的主
題，并且無法控制。在我和真理之間出現了另外一种過濾裝置。而麻煩在于，它
成為了真理的一部分。篩選器不再具有分离作用，反而增加了創造功能。歷史蛻
變成克利福德格爾茨式的文化：“涵義結构取決于人們自身的經驗。”我正在創
造另外一种文化，一种盲人文化，它取決于我的經驗，取決于我所寫出的歷史作
品。
    失明似乎把我造就成一名相對主義者。我有自己看待問題的方法，我的現實
世界有別于視力健全的人。我的作品使讀者感到，世界不僅美麗而且完美無缺。
我有成為貝克萊1式理想主義者的危險。視力健全的人蠻橫地認為視覺至上，但他
們無法懂得我們通過感官感覺到的“真實”世界，我當時對此類說法頗為贊同。
后來我又了解到，號稱第一個懂得盲人心理學的迪德羅2把這种觀點運用到道德領
域，他惊呼：“我們的道德觀与盲人的道德觀是何等的不同啊！”
    此外，對我而言，歷史文獻在沒人朗讀時，我只能以盲文的形式閱讀，而盲
文是如何處理其中的比喻和提喻等修辭手段的呢？不應忘記，我失明的年代正是
評論界出現解析主義理論的時刻。根据解析主義者的觀點，讀者与作品的關系是
需要探索的中心問題，它獨立于作者的意圖或歷史背景。我努力使自己想象，我
面對著支持自己盲人文化的另外一种語言。它會取得某种效果嗎？它像語言學家
分析德語對歌德作品產生的影響那樣重要嗎？我講的詞匯是視力健全者的語言(對
盲者不算重要障礙)，但這些詞匯的視覺形象卻消失了。盲文在發明上不同于印刷
的文字，它是壓縮的音節，是組合的詞匯。這些一連串儿的圓點千篇一律，連字
型的區別都沒有。詞匯的基本單元不是字母，而是盲文符號。字母是開放的，利
于表達，而盲文符號卻是封閉的，令人禁錮。如果雅克德里達能就明信片做出一
套學問，那么他在盲文面前會有取得什么結果嗎？
    然而，我對盲文的解析并未成功。它對于我只是一种工具，不是哲學。失明
既沒有把我變成相對主義者，也沒使我成為解析主義的歷史學家。如果說我感悟
到了什么，那就是，真理按照規律自成一体，万物中心存在著基本統一。對于盲
者來說，規律無法假設或假定，只能通過實踐加以証實。不論是由于什么理由，
失明使我背叛了比爾海伍德，把我送入到喬賽亞羅伊斯的怀抱。
    羅伊斯是一位哲學家，他不會容忍把盲人作為弱者，接受他們自卑的謊言。
它們是導致失敗和失明的原因。羅伊斯喜歡探索失敗。它們為他的理想社會增加
了重要內容。只要盲人懂得誠懇待人，知道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他們就永遠
不會像長著雙眼的人那樣蠻橫。視力健全的歷史學家認為他所占据的位置是唯一
能夠代表和判斷真理的所在。殊不知盲人歷史學家卻另有一番优勢。也許他們能
憑借意志、技能和謙遜的態度從發現歷史的矛盾之處入手，發現歷史的本來意義
及其錯綜复雜的程度，從而成為一個講究實際和注重史實的學者。在這個基礎上，
他繼續前進，利用自己的特殊經驗，和羅伊斯一樣，最終達到統一和絕對主義的
境界。
    不論我皈依了什么哲學，以何种理論作為指導方針，我日常的主要工作仍是
研究歷史。很多學者好像駕駛著新型汽車，于不動聲色之中取得了飛快的進展。
對此，我憂心忡忡，不敢掉以輕心，生怕我的老爺車逐漸落后于他人。對此，和
我境遇相同的克拉克也有同感，她說：“我有一种即將落伍的感覺，思維變得越
來越不健全，我們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艱難跋涉，對外界缺乏了解，而一切都在
突飛猛進地發展。”有時我和她一樣，恨不能背下一本巨型字典。
    后來，計算机革命來臨了。1983年，我在圣地亞哥參加歷史學術會議時首次
听說有一种會說話的電腦。馬里蘭弗萊斯特電腦公司的業務代表讓我坐在他的終
端机旁。我在他的指導下往電腦里輸入文字，然后回放，根据電腦的朗讀糾正輸
入錯誤。這种机器發出的語言乍听起來十分難懂，但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便可掌
握。想到我可以從此擺脫必須請別人朗讀才能修改自己手稿的尷尬局面，不禁怦
然心動。此外，電腦還能把我的作品打印成盲文或其他硬拷貝的形式。但是，最
大的障礙是价格。全套系統，包括打印机和軟件在內，需要11,448美元。這對我
來說是一大筆錢，過于昂貴了。我咨詢了一些電腦用戶，尤其是那些使用語言功
能的人，他們异口同聲對馬里蘭的產品稱贊不已。
    購買問題是在別人的幫助下出乎意料地解決的。學校院長主動表示提供一部
分資金，歷史系也隨之響應。但出資最多的是我們大學的退休人員部，他們認為
電腦能給我的工作帶來巨大好處。通過多方努力籌集到大部分資金，我投入的2,
000美元主要用在了后來的培訓方面。
    這樣，我多了一個會講“匈牙利語”的伙伴，它患有感冒，畏冷怕寒，因此
我們一同搬進了計算机房，成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它有血有肉，我為它起了個
名字叫“斯坦尼斯羅斯”。它為我朗讀屏幕上的一切字母、單詞和整個句子，一
切都取決我把光標放在哪里和按動那個按鍵。我一旦刪除了某個字母或單詞，它
會立刻告訴我發生的一切。我倆世界以外的人可能听不懂它的話，對它的反應感
到莫名其妙，但對我來說，它表達得清楚极了，是一位深得我信任的仆人和伴侶。
    盲人記者薩麗瓦格納把她的伙伴稱為“卡斯珀”，說它是一個“友好的鬼精
靈”。但我沒听說它患有感冒，因此我怀疑她的“卡斯珀”比我的“斯坦尼斯羅
斯”先進。
    在我失明的那段時間里，我在購買電腦前后一共寫了三本書、若干文章以及
為學術雜志撰寫了20多篇書評。其中部頭儿最大的是我在購買電腦之前完成的
《美國邊遠地帶的群居社會》一書，該書的筆記及手稿全部為盲文。為了它的問
世，我們准備了堆積如山的資料和表格。這里，我用“我們”二字是為了說明我
的學生所做的貢獻，他們為我朗讀的素材和那些盲文資料一起保留著。為了我們
的友誼和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我把這部著作題獻給他們。我希望看到他們，我珍
視他們的友情，但他們在我的腦海里卻模糊不清，他們通過聲音傳達給我的音容
笑貌，永遠沒有那么鮮明。
    我渴望親眼看到我的著作和文章，它們是我的思想產物与腦力結晶。然而，
每逢接到出版社送來的樣書和刊登我的文章的期刊時，我只能把它們緊緊地握在
手里，我無法欣賞里面的文字与插圖，無法閱讀那些熟悉的字句，它們從我的頭
腦里誕生，由一架叮當作響的盲文打字机轉化成文字。印刷的書籍對能夠目睹其
中的文字、書脊和封面的人來說是無价之寶，它能換取人們閱讀的愿望。的确，
新書能帶給你一种不同的感受，它散發著特有的油墨香味儿，就連第一次翻閱時
發出的聲音都不同凡響，這些我完全能夠体會。然而，我仍希望看一看它的封面
、顏色以及環襯(盡管它們一片空白)。我想看到印有我的姓名的扉頁，看一眼獻
詞四周的空白。我想看一下標題的版式和縮寫字母的處理，我想看清表達我的思
想的所有字体。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代替書籍，錄音磁帶和盲文讀物無法取代，它
們過于沉重，冷漠無情，令人難于親近。
    此外，書店也是無法替代的。那里擺放著各种五光十色的書籍，你在書中既
可找到詩歌瑰麗的佳句，也能發現艷情的細膩描寫，新書里面有你十分熟悉的段
落。然而，這些美好的一切漸漸棄我遠去，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多的煩惱。
    我知道，我的讀者在那里，我的新書也在那里。然而，我和他們卻如此遙遠。
我像一輛在錯誤道路上行駛的貨車，走的是無法調頭的單行線。我彷惶不定，也
許我將無可避免地落入痛苦的深淵。正如盲人記者瓦格納所說的那樣：“适應環
境是一件令人生厭的事，因為你不知道要‘适應’到何時為止。”有時，這种過
程本身就使人厭煩。
    我的女儿艾利森十几歲時十分煩燥，常常為獲得一副芭蕾舞演員式的身材心
煩意亂和拒絕吃飯。為此，我們爭論、勸說乃至聲淚俱下，真是傷透了腦筋。
    這里不是講述我女儿故事的地方，我只想說明那些年里我們确實遇到了很多
麻煩。她的問題有多少与我的失明有關不得而知。然而，我在倫敦完成古根海姆
使命的半年卻使我們彼此受盡折磨。那是我視力衰退的最后階段，走路搖搖晃晃，
不但要緊張地用望遠鏡觀察汽車站牌，而且要不斷向陌生人問路，痛苦程度可想
而知。由于我在倫敦的樂大于苦，所以并不如何在意。艾利森則不然，她討厭這
种情況，很長一段時間甚至拒絕离開我們臨時栖身的公寓。她的頑固使我大為惱
火，我們爭吵，鬧得不亦樂乎。弗吉尼亞伍爾芙1筆下的叫喊和我們的相比也只能
自愧弗如。然而，我們究竟為什么吵鬧不休呢？
    有時，我的失明是其中原因之一，她說。回家以后，她留下了一個自殺的紙
條(后來自殺未遂)，上面要求在她死后把雙眼移植給我。還有一次，我們動起手
來。我抓住她，她一邊反抗一邊叫喊說，她看不到我的眼睛，無法隔著那層象征
死亡的白內障看清我。這些話讓我十分難過，我明白她的意思。她在說雙眼是感
情交流的工具，眼睛可以表達愛与恨、信任与怀疑、贊同与譴責。沒有它們，孩
子如何同父母溝通呢？
    艾利森對父親失明發表的意見僅僅道出了盲人不利因素的一個方面。對于盲
人來說，最大的不幸莫過于看不到親人可愛的面容。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親人
的相互微笑。眼睛既可接收又可表達，是唯一可以同時完成兩項工作的器官，耳
朵、皮膚或舌頭對此都無法胜任。眼睛如此重要，是面部五官之首。試想，我們
見到一個陌生人時能從他的臉上看出多少信息；想一想我們如何通過五官表達彼
此的敬重与輕蔑。沒有了雙眼，我們的基本存在便會受到威脅，好比一個人顧影
自怜但看不到自己的尊容。
    在我的腦海里保留著我所熟悉的所有面龐，然而他們的實際形象正在日益改
變，年輕人尤其如此。我知道，艾利森的變化很大，我頭腦中的印象是她15歲時
的情形，如今她已是一個有兩個孩子的年輕婦人了。我抱過她的兩個孩子，但從
沒看見過。他們停留在不屬于我的視覺世界里，他們的面容對我來說永遠是一團
迷霧，把他們抱在怀中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我時常擔心我的手指會不小心碰到他
們的眼睛，或走路時把他們的胳臂拉扯得太大了。我對他們而言不過是血緣上的
外公而已。
    此外，盲人在心理上還有一种不十分明顯或公開的罪惡感。作為一個失明的
年輕女人，克拉克在她的公寓遭到詛咒和房客們紛紛离開時，感到了這种情緒的
存在。
    我們在大街上行走的時候不敢面對他人，好像正在從事一場重大犯罪活動。
我想，這种罪惡感是由于我們已在訓練自己破我們的記憶，把它們驅赶到生活以
外。我們能在夢中和它們相見，但卻懼怕做夢。
    然而，雪莉的面龐似乎永遠在我面前，另我百看不厭。我們的生活密切地交
織在一起。我對她十分自信，她的面容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腦海里并且堅定不移。
我知道，我們都在變老。彼此能夠看到對方變老的過程是一件好事。對于相愛至
深的人來說，看和被看、想看和想被對方看是非常重要的相互關系。如果到了無
法以你愛人的角度看你自己的地步，無可奈何的遺憾感覺便會油然而生。
    結束駕駛生涯是一件困難的事。對于住在加利福尼亞南郊的人來說，放棄開
車有如放棄了自由。從不再駕車的那一天起，我的日程安排便取決于他人了。我
的感覺好似墨菲描寫他下肢截癱、成為一個被動者時的心境那樣，“等待世界在
它認為合适的時候向我走來。”我停止開車的時間在瑟伯之前。他這樣描寫他离
開方向盤時的最后時刻：夜間開車的危險是塵土扑面而來，成群的虫子飛到擋風
玻璃上，它們時而像身穿舊軍裝的艦隊司令，時而像賣苹果的瘸腿老婦，時而又
像無數翹起的駁船船頭。我沖出它們的阻攔，越過壕溝、穿過田野、沖上草坪。
那些詡詡如生的艦隊司令和瘸腿老婦也許真有其人，他們在休息之前到路旁呼吸
新鮮空气，而我卻威脅著他們的生命。
    唉，我是如何欣賞瑟伯那种出類拔萃的感覺啊：“我開夜車時有一种想放聲
大哭的奇怪欲望，現在雖然克服，但仍止不住抽泣。”不久，他告別了可以隨意
支配的方向盤，從此引退。
    然而，我不應該哭泣。生活對我來說不像瑟伯開車時那樣陰暗。誠然，我常
常和他一樣“像一個戴眼罩的人在黑色的地毯上尋找黑襪子”，但從不記得有過
他那樣的絕望：“我只賣一毛三分錢。”我從來不借酒澆愁，從來沒像約翰爾1那
樣陷入痛苦孤獨的深淵，直到“触摸到溝底的岩石”。相反，我的簽名永遠向上，
生气勃勃。有人告訴我，突然到來的災難(我和瑟伯的災難是慢慢降臨的)更容易
使人喪失勇气、使人悲傷。然而，在這种情況下，慢慢從消极中尋找積极因素是
減輕痛苦的唯一手段。
    事實上，在我走向失明的漫長過程中的确有過很多輕松愉快的時刻。我記得
辦公室發生停電時的情景，類似的事情發生過很多次。我們辦公的樓房主要用于
藏書，几乎沒有任何窗戶。沒有電燈，室內和走廊一片漆黑。每逢遇到這种緊急
情況，其他人立刻惊慌失措，而我則沒有任何不同。“鮑勃2在哪儿？我們請他幫
忙！”大廳里傳來人們的呼喚。我拿起手杖，用它敲擊著地面，領著眾人手拉手
地穿過大廳、走下樓梯，來到外面的光明世界。
    春天，系里為了應付研究生發出的挑戰，偶爾在周五或周六舉行一次壘球比
賽。我通常參加他們的野餐活動，并且樂于充當系里委任我的公証人的角色。這
時，學生們總要對我在歷史系的地位問題假裝進行一番抗議，僅此而已。
    然而，我父親葬禮那天發生的事卻完全不同。葬禮在一個小教堂里舉行，只
邀請了一些朋友參加。我們家的人從側門入場然后在棺材和牧師前面落坐。有人
把我的手放在椅子的靠背上，而我卻認為它的方向不對，想背朝著棺材坐下。我
的弟弟迪克十分魁梧，体重足有250磅。他站起身，二話不說把我抱起來，轉了個
圈儿后又放在椅子上面。這時，人群中忍不住爆發出笑聲。后來，在牧師短暫的
布道過程中還有人不時地發笑。
    對此，人們可能認為我們家太缺乏教養了。
    我們隔壁的鄰居伊麗是一位朝气蓬勃的寡婦，她直言不諱地說她在物色男人。
有一次鄰里間舉行聚會，我去衛生間方便，我堅信不會把她豪華的設施弄臟，因
為很久以來我已經習慣于坐著而不是站著小便了。然而，我把一大摞紙巾碰翻到
洗手池里。對此我毫無察覺，直到水涌了上來，我摸到一大團軟綿綿、濕漉漉的
東西時才感到不妙。我叫人幫忙時，大伙儿哄堂大笑。伊利打趣儿地說我是故意
的，原來每一張濕淋淋的紙巾上都印著一個裸体女人。
    說起來你也許不信，我重新開始了早在孩提時代就放棄了的鋼琴課。雪莉和
我一起學習。貝蒂祖爾克兩周一次地來我家教我們二人彈琴，她是一位很有天賦
的女子。對于雪莉，她采用的是傳統式教學方法，從車爾尼到莫扎特，按步就班
地練習。對于我，她采用的是徹底的實用主義方法。我喜歡快活潑的作品，如斯
科特喬普林的鋼琴曲。她煞費苦心地把雙手彈奏的音符分別錄到錄音帶里，并且
加上解說哪里是五度音程、哪里是屬音和弦、哪里是三連音等等。我們總是以升
F調彈奏，因為它的第一個音符是鋼琴鍵盤上的一個良好起點。我一個片斷一個片
斷地學，然后把整個樂曲合并到一起，這种方法十分奏效。當我為鄰居們演奏時，
那种自我感覺真是棒极了。
    令別人感到惊訝能給自己帶來莫名其妙的歡樂。通過聲音判斷對方的身份永
遠使人惊詫不已。然而，只有盲人才能真正懂得聲音多么具有表現力，它在表達
激動、緊張和恐懼情緒方面和面部表情是何等地接近。視力健全的人對盲人善于
利用這些細微感覺的能力總是十分愕然。
    尤其是孩子們對盲人的行為經常感到困惑。我很慶幸過馬路時總有一群孩子
為我帶路，他們經常自由自在地出入我家。查德喜歡帶我四處游逛，至少我認為
他喜歡如此。當變形金剛一類的玩具在孩子們的世界里風靡之后，他們經常把它
們的活動關節扭得奇形怪狀，然后讓我通過撫摸說出他們創造的形象。變形金剛
能夠鍛煉人們的想象力，所有造型都能改變，既可規規整整，也可毫不對稱，确
實很有趣儿。
    視力健全的人無法充分体會触摸的快樂。徹底失明數年之后，赫爾終于懂得
了這個道理：“我逐漸發明出一种用雙手‘端詳’的藝術，我喜歡反复拿起一個
美麗的物体，或者捧在手里仔細把玩，用心揣摩它的每一個細節。”在博物館里，
人們允許盲人用手触摸雕塑。亨廷頓圖書館的斯科特畫廊首次對外開放時，一位
對其他觀眾十分嚴厲的保衛人員破例請我用手撫摸雅各布愛潑斯坦創作的艾伯特
愛因斯坦半身塑像。我的手指像眼睛一樣仔細地欣賞那座青銅雕塑，它們慢慢探
索著上面的每一個陰影，充分体會著作品所要表達的力量、挑戰、獨立精神和聰
明睿智。透過坑坑洼洼的金屬表面、通過撫摸大刀闊釜塑造出的頭發和縷縷皺紋，
我感覺到了作品人物的偉大智慧。
    我腳上的灰襪子既沒使我變得多愁善感，也沒使我感到羅曼蒂克，而是盡量
讓我取得最好的結果。我可以十分沉著地穿過熟悉的走廊，只有一次偶然碰到了
牆壁擦傷了皮膚。如果聲音能夠成為媒介，我會盡量利用聲音。雪莉根据鳥的羽
毛判斷它們的种類，而我則要學會听懂它們的歌聲，我們是一對十足的愛鳥夫婦。
我購買了一套根据“彼得森指南”錄制的奧杜邦協會3的鳥鳴錄音磁帶。我一遍又
一遍地聆听山雀和鷦鷯求偶和交友的鳴叫，一次又一次地模仿它們的叫聲。我想
辨別其中的區別，但始終沒有成功。我能欣賞西班牙語和德語的對話磁帶，但鳥
語錄音卻永遠和我無緣。
    我想，這种努力也許是一种病態表現，是我對失明的反應。既然事情要向這
個方向發展，那也只好听之任之了。我的職業不僅薪水优厚，而且成為了一個避
難所。我對辦公室的環境熟悉之极，除了我之外沒有人會動它一草一木，我在那
里沒有失明的感覺。那里是我實現工作愿望和獲得報答的所在，它能滿足身患殘
疾的精神病學家阿諾德貝瑟想認真生活的強烈需求。我甚至幻想學生把我的話奉
為金科玉律，相信确實有人需要閱讀我的大作。學校對我的教學表示滿意，晉升
也不失時机。我所寫的書評受到人們的稱贊。然而，我是否已經停止怀念往日的
光明了呢？至少我已經不再多想了。我已經做好充分准備，雪莉和我一樣，准備
和失明陪伴終生。
    穆勒醫生离開了診所，接替她的溫特斯大夫一年之后也步其后塵。1979年，
我的病歷移交到一名我后來為之傾倒的醫生手里，不過當時沒有任何預感。我的
新任眼科醫生，珍妮基利恩，是一位已婚的愛爾蘭女士，她歡快而年輕，有三個
小孩。有一天，我終于從她辦公桌上的相片里看到了他們，但那已經是后來發生
的事了。她的聲音充滿歡樂，胜過靈丹妙藥，那是純洁的微笑，令人信心百倍。
    
第三 章
    導盲杆一族
    20世紀60年代，當我最好的校正視力下降到20/200時，實際上已經失明了。
這是美國廣泛采用的定義。然而，我拒不承認瞎眼的事實，我不認為這是失明，
盡量避開這個字眼儿。我巧妙地向別人和自己隱藏這一缺陷，我喜歡對別人講，
我的眼睛有毛病，甚至說我有視覺障礙。然而不久，我的視力下降到比20/200還
慘的地步，除了“失明”二字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措辭了。正如藝術家安
德魯波托克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個“典型的噩夢式詞匯，盲人拿著要飯的鐵筒，
無依無靠，前途渺茫，是人類沒用的垃圾。”當波托克第一次听到人們稱他為瞎
子時，他恨不得放聲尖叫。
    我第一次拿起導盲杆的時候也有過同樣的痛苦經歷，我不情愿，內心极其反
感。盡管從安全角度出發确有必要，但我很多年一直拒絕使用那個象征怯懦的標
志。這個現象几乎是一种共同反應。艾伯特瓦伊達用雨傘代替可怕的導盲杆，當
他不得不使用后者時，他把那把倒霉的雨傘埋在了花園，并為它舉行了一個庄嚴
的葬禮。瓦格納女士痛恨她的導盲杆，她說自己是“十足的傻瓜”，稱她的杆子
為“真正的廢物”。她走路時從未掌握好用它前后刷地的節奏。有一次杆子一頭
插進了裂縫，另一頭扎進了她的肚子。她迷路時，導盲杆對她沒有起到任何幫助
作用。而“最坏的是”，她說，“我拿著它好比打著一面宣揚自己是盲人的旗幟。”
    1975年，我從台階上栽了下來，重重地摔在磚地上。那時恰逢感恩節，我去
參加朋友們的聚會。我情緒高漲，几乎忘了自己是一個盲人。那天早上我如愿以
償，收到了研究美國邊遠地區社會所需要的國家人類學捐贈基金。口袋里裝著華
盛頓的來信，走起路來宛如騰云駕霧，然而我不折不扣的實現了這种感覺。本以
為走完了所有的台階，但實際上還差三四級才到地面。
    人們七手八腳把我抬到室內，往嘴里灌白蘭地，然后送上救護車。聚會因此
取消，我失去了向朋友宣讀獲得科研基金來信的机會。這件事使我對好運的降臨
感到惶恐，不知道隨之而來的會是什么災禍。我的屁股摔破了，縫了一針，過了
數月才完全愈合。說來難以置信，到了這步田地，我仍然尋找借口拒絕使用導盲
杆。
    還有一次，我欣然同意六歲的小鄰居查德領我上樓探听上面發出的聲響。由
于他害怕的緣故，我一腳踩空從樓梯上跌了下來。這次地上鋪有柔軟的地毯，因
此沒有嚴重摔傷，但划破多處。以前，我的十歲小朋友阿倫賽林格曾經把他心愛
的旋轉木棍送給我，但我沒理解他這樣做的真正含義，甚至沒有考慮木棍的用途。
然而，自從第二次跌倒之后，我的自尊開始減少，開始小心地使用拐棍，我甚至
听從別人對我的行動發出勸告。雪莉一直提醒我，使用導盲杆能避免誤會，它能
使別人明白你為什么對他們的微笑沒有反應，明白你四顧茫然，視若無睹的原因。
后來，有些人警告我說，在公共場所如果由于不使用導盲杆而使自己受到傷害或
連累他人，我將承擔法律上的責任。這种勸告一語中的。我開始規規矩矩地使用
起那根該死的木棍儿。然而我經常記得波托克的叫喊：一旦拿起了導盲杆，你就
成為了“人們噩夢中的陰影。”
    有一种觀點認為，失明好比你身体中的一部分永遠喪失，我們一般不會對它
輕易投降，當失明慢慢地降臨時，它只是延長了你的戰斗時間而已。人們對此總
能找到一些輕松模糊的解釋。對我來說，黑暗的來臨不是突然產生的悲劇，它像
午后的斜陽慢慢投下的陰影，給我帶來錯覺，以為什么也沒有發生，或至少沒有
那么嚴重。當你繼續工作、教書和寫作時，為什么要承認自己已經失明了呢？我
在現實中生活，用過去欺騙自己。在失明的那些年里，盡管沒有任何用處，我卻
自始至終地戴著眼鏡，有時雪莉不得不提醒我鏡片太肮臟了。我不是平穩地走入
黑夜的，我遍体鱗傷，怀著無法控制的恐懼，生怕從另一個樓梯上摔下來，自始
至終戴著那副可笑的眼鏡。最后，我終于拾起導盲杆，向世界宣布投降。
    對于很多盲人來說，導盲杆和樓梯并不令人討厭。竹杆是手臂的延伸，是幫
你開拓的工具。它一尺一尺地為你探路，恰似你的眼睛一公里一公里地為你看路
一樣。台階對盲人似乎并不可怕，你一旦走上樓梯，腳下的路便可以預料，通常
旁邊還有扶手。偶爾，你可能會遇到一些雜物，但決不會出現半開的門或能撞到
你腦門的障礙。所有這些有關樓梯的优點都千真万确。然而，我不得不承認我從
來不敢對它掉以輕心。即使一想到樓梯都會產生墜落的恐懼。導盲杆固然很有用，
但我永遠沒有感到解脫。
    當我加入導盲杆一族時，我對這一人口群体沒有任何概念。如果我要了解其
中的原委，我將懂得統計盲人人口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拒絕承認自己失明
是一种普遍現象，它直接影響統計數字的准确。美國有成千上万的人，他們的視
力已經下降到20/200的法律定義之下，但他們仍然說自己不是盲人。這就是為什
么有些年盲人的數字從441,000到1,700,000不等的原因，這些數字不包括那些功
能性失明的人，他們即使戴上最合适的眼鏡也無法閱讀一般報紙。我認為有關盲
人的比較可靠的數字是1992年統計得出的七十五万人。而我是這些人中的一員。
    如果我出生在其他國家，我所認為的盲人人口可能低于這個數字。其他國家
通常對失明的范圍定得比較狹窄。有時只有在三英尺內看不清自己的五個手指時
才算失明。根据這种定義，德國的每十万人中只有五十三個人失明；瑞士的每十
万個人中有58個人為盲人。還有一些國家走另外一個极端，例如進度和埃及，每
十万人中的失明人數超過五百人，造成這种現象的原因部分在于這些國家對于失
明的范圍定得過寬，部分原因在于他們國家不良的衛生狀況。七時年代，全世界
的失明人數在一千四百万到兩千二百万之間。如果想充分說明聯邦政府的失明定
義在社會和實際中產生的影響，結果可能遠遠超過這個數字。聯邦政府的定義是
這樣的：“當其必須借助其他替代手段方能有效完成視力正常者的工作時即可認
為失明。”根据此說，我第一次在講課過程中借助磁帶播放名人語錄時就失明了。
    然而，在我所在的這個群体中，沒有很多人是因為同樣原因失明的。葡萄膜
炎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它不是導致失明的主要原因。在有關統計中，由于葡萄膜

炎造成失明的只占2.5%，如果僅考慮年輕人，比例可能更高一點。有時它与性病
有關。在世界的一些地方，葡萄膜炎与麻風病和熱帶發熱有特殊聯系。在所有地
方，葡萄膜炎由病毒或細菌感染引起，如肺結核或梅毒。偶爾也有類似我的情況
發生，由風濕性關節炎引起，尤其是少儿性風濕玻生病的細胞侵襲眼內的各個部
分，如角膜、鞏膜和葡萄膜。
    几乎沒有人听說過什么是葡萄膜，在我失明的頭几年，最困難的事就是向別
人解釋我的病情。我喜歡把它說成是眼球外面的一層厚厚的葡萄皮。其實，它是
眼內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結构。葡萄膜里的脈絡通過丰富的毛細血管把血液輸送到
視网膜外層，由睫狀体生成房水。房水是外界光線進入眼內的必經之路，起著維
持正常眼壓的作用。葡萄膜中的另外一個部分是虹膜，這對一般人來說并不陌生，
我和病友交談時尤其如此。六十年代，有些狂熱人士認為虹膜中隱藏著整個身体
的各种秘密。我時常想，葡萄膜炎使我的虹膜輪廓和顏色逐漸發生變化，他們從
中能得到那些發現呢？
    我知道，他們能看出我的虹膜持續發炎，分泌物不斷滲出，堵住了我的雙眼。
慢性炎症通常能逐漸(有時也十分迅速地)誘發白內障。使用可的松也是造成白內
障的原因，可它偏偏被認為是治療炎症的特效藥。
    解釋白內障比解釋虹膜容易。大多數人都知道，白內障在眼睛中用于折光的
晶狀体內形成。晶狀体和角膜一樣，里面沒有血管組織，白內障將持續發展，成
熟后的白內障使晶狀体失去透光性，造成失明。
    白內障使我加入到盲人群体中一個很大的亞群体。在發達國家中20%的盲人由
于白內障失明，在第三世界國家，因白內障失明的人數遠遠高出這個比例。由于
母親的疾病，有些小孩生下來就患有白內障，但每個人都可能隨著年齡的老化而
患上這一疾玻造成白內障的原因可能是人在一生中接受紫外線照射的結果。老年
性白內障与疾病造成的白內障不同，其生長位置通常靠后，与晶狀体囊接近。
    大多數人還知道，治療白內障通常采用手術摘除的方法，并且成功率很高。
美國每年有一百到一百五十万人進行白內障摘除。就人口數量來講，大約有八百
万人動過此類手術。這一事實使其他人難以相信我對白內障居然听之任之，讓它
奪走視力。對此，我必須解釋葡萄膜炎為什么會妨礙手術進行的原因。
    盲人社會里的成員由于各种各樣的原因走到一起。他們中有動態失明的患者，
他們能夠看到靜止的物体，但看不到運動中的物体。普通光線會使那些由于各种
原因導致功能性失明的人的眼睛感到疼痛。心理創傷可以造成功能性失明，在這
种情況下他們干脆拒絕使用眼睛。例如有關報導說，目前羈留美國的一些柬埔寨
婦女就患有此類疾病，她們遠离家鄉，造成心理障礙。我們目前的心理學研究將
無可避免地把失明同心理疾病聯系在一起。
    然而，最有諷刺性和最可悲的是氧幕造成的失明。本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
人們把早產嬰儿放在氧幕里治療，大約有八千名儿童由于早產致使視网膜發育不
良造成失明。一位對我產生過巨大影響的盲人學生卡里施密特就屬于這种情況，
人們對于醫學所抱的希望換取的卻是适得其反的殘酷結果。
    卡里來大學以前，他的中學老師听說我是盲人因此特意為我們介紹。小伙子
十分　腆，他叫我海因博士，直到好几個月甚至一年之后才在我的反复建議之下
改口叫我鮑勃。他的聲音充滿活力，喜歡用“哇”表示感嘆。在以后的几年中，
他在我的想象中是一個身材勻稱、動作靈活、前額留著黑發的高個青年。他成為
了我的學生和朋友。在他就讀期間，我們一起喝過無數次咖啡，吃過無數次午飯。
他一邊用手杖敲擊著路面，一邊拉著我穿過校園走向餐廳，盲人帶領盲人。他不
服輸的獨立性格使他走起路來大步流星，我追赶不上常常請他放慢速度。他和赫
爾十分相像，赫爾認為絕大多數幫助都是多余的，那些“向右轉”、“小心”一
類的好心提醒于事無補，充其量只能使他忘記正在記憶的電話號碼。
    卡里同寢室的伙伴很有積极性，他們准備了咖哩菜肴招待我和雪莉。一次，
我在他的房間發現了一台奧普特康盲人電子閱讀儀，他正借助机器閱讀亞歷克斯
康福特的《男歡女愛》。我沒有讀過這本書(盡管以后會讀)，也許是由于我的過
錯，我們彼此從未私下談論過有關女友一類的親密話題。我想他的室友一定熱衷
此道。然而，我和卡里仍是要好的朋友，我們彼此幫助。作為顧問，我傾听他准
備將來在大學講授中世紀歷史的宏偉計划，委婉地勸告他如何避開那些不利于盲
人研究的課題。他比我更為積极，鼓勵我學習三級盲文。當他暑假回家時，我們
用三級盲文通信，然后互相糾正彼此的錯誤。
    卡里圓滿地獲得了學士學位，然后到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攻讀研究生。
那里的指導教師對于他的未來并不像我那樣樂觀，卡里只讀了一年，然后回到河
畔在公立盲人和殘疾人學校里教書。他受到人們愛戴，忠于職守，先后在科羅拉
多和加利福尼亞北部任教。然而，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的夢想，同時慶幸自己在失
明之前成為了教授。
    卡里受到排斥壯志未酬使我耿耿于怀。我強烈支持盲人協會要求取消這种歧
視行為的努力。重要的是，盲人協會是盲人自己的民權運動組織，不是別人為盲
人而成立的。它誕生于羅斯福的新政期間，成熟于約翰遜的“偉大社會”1時代。
盲人協會抵制惡劣的工作与生活條件，反對有關限制盲人乘飛机旅游和禁止盲人
攜帶導盲犬出入餐館的規定。它抗議語言中那些歧視盲人的說法，如把“死胡同”
說成是“瞎胡同”等。盲人運動的目的是使盲人擺脫遭到忽視的現狀，讓公眾听
到他們的呼聲。
    我認識許多大學盲人教授，他們在事業上非常成功。雪莉的大學好友吉姆伯
恩斯就是一個例子。吉姆五歲時由于一种极其罕見的青光眼導致失明。當他獲得
了心理學碩士學位之后，開始尋找教師的職位。國家法律規定：如果其他條件全
部合格，不得拒絕盲人申請教師工作。但法律未提到雇佣方面的具体規定，而教
育當局要求所有教師必須擁有良好的視力。吉姆畢業后七年一直沒有工作，曾在
國家勞工部門的門口賣過報紙和糖果。洛杉磯大學的一位心理學教授對這种踐踏
人才的做法十分憤慨，他鼓勵吉姆申請一個以三年試用期為條件的職位，這樣吉
姆伯恩斯開始了為期三十年的心理學教師的生涯，其間多有建樹。
    我十分羡慕他的才能。他閱讀三級盲文的速度超了過我所認識的任何人(每分
鐘150個字，接近一般講話的速度)。听他一邊朗誦瑟伯的小說，一邊用手指飛快
地摸讀真是一种享受。他在鋼琴上彈奏巴赫和勃拉姆斯的作品，熱情洋溢，瀟洒
之极。此外他還是一個极其幽默的人，茲有此君一首打油詩為証：吉爾是個煙花
女，身价紋在酥胸上。
    方便盲公行好事，
    粉臀刺著盲文价。
    我的另外一位朋友沃納
    馬蒂和我一樣，也是搞歷史的，他在中學踢足球時不幸徹底失明。五年后，
在一位社會福利工作者的幫助下，他到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讀書。他加入
了大學生聯誼會，伙伴們鼓勵他盡量像常人那樣生活，談話時把眼睛對准對方，
不要四處游移。結果，不少認識他的人根本不曉得他是盲人。他在附近一所師范
學校里工作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后以助教的身份進入研究生院，最后返回加利福
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攻讀博士學位。走運的是，他的導師是著名的歷史學家約翰
考伊。在他的指導下，他完成了以征服加利福尼亞為題材的博士論文，后來以
《命運的使者》的書名出版。然而，伴隨博士學位而來的卻是尋找工作的艱苦歷
程，起初，他在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尋找机會，然后來到波莫納的一所規模不大
的農學院求職。經過三年的不斷申請和反复接触，最后終于獲得了正式職位，他
在那里成功地工作了21年，并且擔任了九年的歷史系主任。
    我不認識約翰
    格瓦斯米，但据說十分不幸，他是一位黑人盲人。格瓦斯米是人類學教授，
他在《害羞的人》一書中描寫了他在一個小村庄里進行野外考察的經歷。那是一
個盲人村庄，造成失明的原因是一种蒼蠅傳染的疾玻他說由于是盲人的緣故，因
此他的發現是通過听覺而不是視覺得來的。他在書中描寫了驟然響起和逐漸消失
的喪鐘、步槍的槍聲、此起彼伏的狗叫以及操著本地語和外來語進行交談的各种
談話。他的著作是通過“盲文書寫器、打字机、錄音机和一對善于聆听和富有洞
察力的耳朵”寫成的。他在盲人村進行野外考察時，陡峭多石的地理環境使他用
斷了六根導盲杆，最后不得不使用鋼制手杖。
    盲人村里的人和我以及美國知識界盲人十分遙遠，有如隔世。他們漠然地接
受命運的擺布，沒有工作，只能沿街乞討。人們經常使用“和瞎子一樣貧困”的
比喻，弦外之音，溢于言外。盡管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正在迅速地改變著社會，但
對于盲人則不然。儿童習慣為盲人作向導，人們普遍認為盲人受到了特殊保護。
格瓦斯米的(以及我的)优越生活和他所研究的盲人遭遇形成了鮮明對照，發人深
剩羅伯特拉塞爾七歲失明。他身体強壯，曾獲得過摔交冠軍，“個頭儿矮小墩實，
像一只火雞”。他努力完成了盲人學校的學業，然后到耶魯大學讀學士學位。他
在大學里迷上了詩歌，和華茲華斯1、克爾律治2以及伊迪絲西特韋爾3一起，將
“靈魂置身于春天和煦的陽光之中”。盡管失明使他感到“像一頭怪獸被邪惡的
女神拴在了天堂的大門之外”，但他繼續在耶魯大學攻讀碩士，然后進軍牛津大
學的文學學位。盡管學業如此輝煌，就業方面卻依然步履維艱。他在備受壓抑的
盲人工厂里工作過一段時間，以維持最低生活。多年來，他寫過無數的求職信，
經歷過無數次毫無結果的面試，最后終于在賓夕法尼亞的弗蘭克林-馬歇爾學院找
到了永久性工作。拉塞爾和其他人的遭遇使我不禁想到，如果我在成為大學教師
之前失明，如今的境況又會如何呢？
    然而，學術界對于盲人畢竟還算友善。根据戴維泰奇的統計，美國至少有60
0名盲人教師，泰奇在哈佛的博士論文即以此為題。全國盲人協會至少有兩名領導
人是大學教授，一位是加利福尼亞的雅各布斯布羅克，另一位是夏威夷的弗洛伊
德馬特森。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生物進化學家戴維斯吉拉特弗梅杰是麥克阿瑟基金
會的“天才”會員，三歲時失明。
    從歷史上看，高等教育是首先接納盲人的領域之一，大學生在紀律方面較中
小學生容易控制，盲人教師比較容易開展工作。全國盲人教育協會的費德里克施
羅德指出，在過去的20年里，在高等教育領域里工作的盲人人數有了明顯下降。
他認為造成這种現象的原因有三：盲人比以往擁有更多的專業就業机會；雇佣机
构錯誤地擔心盲人無法應付大學教學科研的飛速發展；以及，對盲人儿童缺乏基
本的盲文訓練。据施羅德估計，目前在高等教育領域里工作的盲人人數不到以前
的一半。
    出乎意料的是電視台准備在黃金時間播放一部有關盲人學者的喜劇作品。我
參与了部分外圍演出，產生了一种盲人教授也有出頭之日的感覺。我的大學好友
鮑勃托馬斯擔任聯合報業協會的好萊塢編輯，他大張旗鼓地為美國廣播公司創作
了一部描寫大學盲人教師的電視連續劇，取名“陽光先生”。他認識制片人吉納
雷諾德。許多名演員如亨利溫克勒和約翰里奇等參加了拍攝。演員中還有一些同
樣著名的戲劇界人士，如杰弗里坦勃、南馬丁和巴巴拉巴布科克。
    托馬斯向雷諾德提起了我，他說我是一位真正的大學盲人教授，并且住在附
近。我料想他會仔細觀察我的生活，探索我的內心活動，由于這是一部好萊塢的
作品，也許還要添上一些性方面的描寫。盡管他對后者一定十分失望，但他坐在
我的辦公室里，一邊喝咖啡，一邊聊了整整一個上午。他非常忙，但他讓秘書取
消了所有約會，留下來用午餐，然后一直談到傍晚時分。他對我的很多事情感興
趣，如備課用的盲文卡片、課堂上的點名方式、盲文書寫器和會說話的電腦、寫
書的方法步驟、与學生和同事們的關系等等。
    我依然記得試放樣片時的情景。影片的主人公保羅斯塔克和我一樣，在大學
當教師期間失明。然而他的妻子無法分擔他的不幸，离開了他。斯塔克在事業上
取得了成功，利用視覺以外的其他手段獲得了學生的信賴。
    我和雪莉認真研究了樣片，然后我在給雷諾德的信中寫道：應該放慢保羅斯
塔克走路和閱讀盲文時的速度。僅僅學了兩年盲文的人閱讀起來還很吃力，不會
像斯塔克那樣快。使用導盲杆時，刷地的范圍要寬一些，以覆蓋所走的路徑為准。
劇中有關他不愛使用導盲杆的描寫十分正确。
    我喜歡這部連續劇，情節有趣感人，涉及了人們關心的人際關系問題。作品
体現了戲劇心理學家喬納森米勒的觀點：我們可以放心大膽地取笑盲人，因為他
們不會給別人造成麻煩。相比之下，耳聾的人則不然，他們要求別人大聲講話，
反复重复，使對方著急上火。然而盲人卻總是那么可笑，他們一不小心便會撞到
物体上；和錯誤的人握手；想出門但卻走進了廁所；對著一張空椅子講話等等。
    由于斯塔克是講英國文學的教師，因此可以适當加入一些他講述彌爾頓生平
及其失明方面的鏡頭，通過敘述彌爾頓失明后与妻子產生矛盾烘托斯塔克本人的
婚姻問題。我想你要強調的可能是人們的一种普遍看法：盲人是不受歡迎的性伙
伴，或者常人与盲人在性生活方面存在障礙。
    以人的某种缺陷作為喜劇素材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發明。在大多數現實生活中，
從事物的反面或另外一個角度觀察問題常常可以得到從黑暗中看到光明的結果。
您在制片生涯中已對殘疾人題材進行了大量探索，我認為十分正常，望您繼續努
力。
    您真誠的，
    羅伯特海恩
    雷諾德邀請我參加連續劇另一集的拍攝。我和雪莉坐在派拉蒙攝影棚里听眾
席的前排，由于是同期錄音的關系，雪莉無法給我過多的提示，然而我對劇本已
經了如指掌，可以輕松地根据對話做出相應動作。具体內容是盲人与女友的約會
(這對盲人來說已經是一個老掉牙的玩笑)。表演和觀眾的掌聲結束之后，坦勃跑
過來和我握手，我喜歡他握手時的活力和對所演角色投入的熱情。和別的演員相
比，他對盲人題材似乎更感興趣。他告訴我，洛杉磯盲文研究所給了他很多幫助，
使他受益匪淺，然而，我和雷諾德的談話卻沒有涉及過此類話題。
    我是在開拍后相當一段時間才介入的，因此我的主要貢獻大概在于最后八集
的拍攝。然而，我能感覺出很多細節明顯地受到了我的影響，比如主人公借助輔
助工具教學和以不同尋常的手段巧妙地使用盲文等。在后來一集里，學校演出話
劇時一位演員突然病倒，臨時請斯塔克接替，因為他能把手藏在衣服里偷偷閱讀
台詞。這個情節肯定仿效了我在上課時把手插在口袋里的做法。
    除了最后四個字母之外，我從來沒有喜歡過“陽光先生”這個劇名1。它既嬌
揉造作，又令人傷感。影片的廣告給人以同樣的感覺，斯塔克在廣告中是“一個
頭腦聰明、脾气暴躁的家伙，他把失明作為一种挑戰，令觀眾捧腹大笑。”盡管
如此，“陽光先生”本身不失為一部熱情洋溢的作品，其制作和表演都相當出色，
盲人一類的素材不是“麥什”或“全家福”一類影片所能駕御的。1986年春夏之
際，美國廣播公司播放了十集“陽光先生”，由于沒有繼續拍攝，隨后便銷聲匿
跡。作為影視圈里的一名大學盲人教授，我的演出生涯也隨之結束。
    

第四 章
    電影与光明
    在我逐漸失明的最初几年，大約1972年左右，我去電影院看了一部名為《自
由蝴蝶》的影片，它深深地打動了我。影片的主人公名叫唐貝克，他是一位受到
父母寵愛的青年盲人。他置身体与社交上的种种不便于不顧，決心創造出屬于自
己的生活。他說服了對他百般呵護的母親，讓他到圣弗蘭西斯科的一所公寓里獨
立生活兩個月。
    那座公寓是盲人世界的一個縮影，一切以盲人的意志為轉移。貌似凌亂，實
際上井然有序。任何東西一旦放錯了位置，不但變得毫無用處，而且形同虛設。
煙灰缸放錯了桌子無异于放到了火星。觀眾通過一位19歲的女演員吉爾(由戈爾迪
霍恩扮演)進入了這個世界，她住在唐的隔壁，是一位富于幻想和熱情向上的女子。
當她第一次來到唐的房間時，簡直無法适應這個有條不紊的天地。如果挪動一下
煙灰缸，他的煙灰就會彈到桌面上。此刻，我的頭腦中聯想起各种有關回憶不知
不覺中移動了玻璃杯；咖啡杯掉在地下摔得粉碎；筆記隨手一放就再也找不到了。
    毋庸諱言，《自由蝴蝶》是一部令人傷感的作品，但它表達的正是我在失明
早期開始体會到的情感。例如，下雨的一天，吉爾提議席地而坐，一起吃土豆沙
拉和薩拉米香腸。可唐想出了一個更妙主意：讓我們去海邊儿吧！
    他知道一處長滿棕櫚樹的僻靜的沙灘。它在哪儿？桌子那邊就是。如果你雙
目失明，它就會更清楚地呈現在你的眼前。
    記得有一次，我和雪莉看戲時感到极其得意，那是根据《毛發》改編而成的
舞台演出。在那幕經過廣泛宣傳而人人皆知的裸戲中，音樂渲染加上內心想象使
我感到十分煽情。雪莉抱怨說，舞台上的光線太暗了，几乎什么也看不清。然而，
我頭腦中的舞台卻是一片光明，輝煌燦爛。
    我讀瑟伯的作品時也有過同樣的感触，他在書中抱怨巴黎的一家夜總會說：
“直到清晨五點，我在樂隊的伴奏下開始唱歌時才知道，在此之前的演出全是脫
衣舞一類的東西。”他們至少應該向我講明，他悲哀地講道，或者從我喝香檳酒
的帳單中減去四個美元。他的另一种解決方法是要求允許他“在姑娘們脫衣服時
用手撫摸她們。”在倫敦的一部滑稽小品中，英國文職官員戴維布萊克霍爾受到
了更為精彩的歡迎：“巴斯蒂，他看不見。就讓他以盲人的方式檢查你一下吧。”
人們的想象力，竟是如此丰富！
    我認為這正是影片《自由蝴蝶》的精華所在。盲人与正常人的競爭關鍵在于
想象。不論听覺和触覺變得多么敏銳，想象力必須丰富。只有這樣，盲人才能超
過正常人。
    “對于失明不要感到難為情”，唐說，“人們總是抱有心理負擔。”我想，
我的父母就是如此，他們對我的那种無邊溺愛正是他們潛意識中對我失明感到內
疚的一种表現。我怀疑，他們是否也和吉爾一樣認為“盲人十分古怪”。即使我
的父母不是這樣，很多人都是如此。這种感覺使人們容易產生心理局限或窘迫不
安。盡管明白這個道理，但我依然感到自己可能會變得十分“古怪”，我的世界
逐漸模糊，需要用耳朵洞察一切，對外界的恐懼可能會使自己的脾气發生改變。
    吉爾和唐發現，視覺健全者与盲人之間可以打開一條門縫。這個比喻的意思
是，光明与黑暗世界之間只有一條狹窄的溝通渠道。吉爾成為了唐的愛人，光明
戰胜了黑暗。在人們眼中，唐不再是備受誤解的“偷窺者湯姆1”了，她“解放”
了他，帶他去大商店購買新衣服。他們以性為基礎結合到一起。
    作為二人世界以外的第三者，唐的母親(以及我的母親)盡管認為他們十分班
配，但他們無法理解光明与黑暗能夠彼此相安，因而感到惶恐。唐試圖從盲人与
明眼人的結合中獲得獨立，可一旦從這方面去証明他的价值卻使他感到受到傷害。
他懂得迪倫托馬斯1的詩句：“我無法坦然地走入黑暗，我對日漸消失的光明暴怒
不已。”然而，此刻我和雪莉坐在黑暗的電影院里，心境坦然地步入了我的黑夜。”
    這個故事深深打動了我，促使我對盲人律師哈羅德克倫茨展開研究。借助一
本有聲讀物，我閱讀了他的自傳《与風賽跑》。書中使我感興趣的是克倫茨童年
時代的遭遇，這是我沒有經歷過的。七歲的時候，由于雙目失明，男孩子們對他
百般嘲弄，女孩子們則圍著他一邊跳舞一邊唱道：“你看不見，你看不見。”有
一位媽媽不讓自己的孩子和他一起玩儿，因為他是瞎子。到了九歲，他下定決心
“不做盲人世界里的盲人。”說得好，哈羅德，我要和你永在。
    多年以后，我對大學里的一位盲人女士說，我覺得克倫茨對遭受別人欺辱的
事過于耿耿于怀。她不愿說我孤陋寡聞，而是皺皺眉頭道：她認為克倫茨的話恰
如其分。她小的時候就被一個罵她是瞎子的男孩打得鼻破血流，此外還有很多其
他遭遇。她對這种現象的解釋是，其他孩子嫉妒盲人儿童，因為他們与眾不同，
能得到更多的幫助，因此便惡作劇。
    現在我知道了她是對的。我閱讀了拉塞爾描寫遭受頑童戲耍的故事。他們把
一只涂上胡椒的青苹果遞給他，“臉上泛著詭秘的笑容，眼睛里面閃爍著得意的
光芒，我完全在他們的擺布之下，但他們卻毫不留情。”他認為，其他孩子害怕
盲童，因為不知道如何与盲童一起玩耍。
    我听說盲人因為別人說他們是騙子而遭受襲擊。有一個在盲人世界里廣泛流
傳的故事，一名警察痛打了一位盲人，因為他手里拿著導盲杆卻在閱讀報紙。
    “我媽媽就是瞎子，”警察向這位誤以為是騙子的人吼道。后來，他突然發
現那人的報紙是倒拿在手中的。
    在所有這些情況下，盲人心中的憤怒遠遠超過他們所受到的傷害。因此我認
識到，与社會上其他受到敵視的少數群体一樣，盲人如果要使自己變得堅強和富
于想象，就必須像克倫茨那樣積极地爭取獨立。克倫茨認為，他所以能取得今天
的成果，原因在于朋友們沒有對他的失明姑息遷就。例如他說，一個朋友“認為
我能和他一樣爬樹或翻躍篱笆，而我确實具有這种能力。”這樣的朋友是不容易
找到的。
    看電影是我們當時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一直樂此不疲。盡管人
物的形象、動作以及色彩在我眼前變得越來越模糊，但精彩的對話，出色的音響
效果和獨具匠心的制作，仍為我帶來不少樂趣。用心傾听影片的背景音樂是調動
情感的一种手法。通過影片的聲音去揣摩宏偉的場面、燃燒的激情和欲望、人物
的追求以及各种神秘的場面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
    看電影時，我坐在遠离他人的地方，以便雪莉為我講解。當然，這种方法并
非屢試屢爽。看《上帝發瘋了》這部影片時，雪莉不停地捧腹大笑，而我卻無動
于衷。字幕是另一個難以克服的障礙，盡管我們躲得老遠，由雪莉為我朗讀字幕，
但這樣做畢竟太麻煩了。因此，《Z》成為了我們看的最后一部外國電影，此后不
再涉足字幕影片。
    對我來說，動作少而對話多的影片是最适合的，《和安德烈吃晚飯》就是這
种作品中的佳作。影片講的是兩個男人一起吃晚飯的故事。他們一個縱情聲色，
一個熱衷學問，邊用餐邊傾心交談。我看不到的飯桌上的情景，但能感覺出菜肴
在影片中起的重要作用。我的腦海中涌現出脆皮雞、冒泡的沙司和脆嫩爽口的蘆
筍。我頭腦中的菜譜与影片聲音所表達的思想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一次觀看一部名叫《E.T.》的影片時，我們碰巧坐在一群孩子后面，他們是
河畔聾啞學校的學生。他們去電影院為的是視覺上的享受，而我完全是為了去听
聲音。聾啞人生活在可視的世界里，那里一切都是直觀的，永久而穩定；而我卻
生活在飄忽不定的聲音世界中。在電影院里，除了我与雪莉的座位之外，其他空
間對我來說几乎沒有任何意義；但對于聾啞學生而言，那里的一切都是空間，從
模糊的牆壁和通道，乃至銀幕上的廣闊天地。這里，我想說明的不是盲人与聾啞
人之間的區別，而是他們在昏暗的電影院里對世界感知方式上的不同。
    我發現很多頭腦清醒的盲人作家都懂得這個道理，其中領悟最深的是我提到
過的那個名叫雅克 .呂塞朗的法國人1。他八歲起雙目失明。他記得童年時，別人
家孩子的母親不讓他們同自己玩耍，因為他是瞎子。他為他們難過，同時為所有
受到所謂保護的盲人而感到悲傷，因為他們失去了用另一“視覺”了解世界的机
會。對于盲人儿童而言，呂塞朗說，最大的危險莫過于視力健全者的想象，他們
認為視覺是認識世界的唯一手段，以耳代目非但不行，而且這种“看”法十分可
笑。呂塞朗感到最難過的事情之一是他与一名盲童玩耍的經歷，在這种誤導下他
徹底失明了。呂塞朗的“第二生命”是一條充滿“光明与歡樂”的小溪。他說：
“我沿著溪水在岸邊行走，与目的地越來越近。它打開了我的心扉，將我帶入到
一個所在，一個岩洞之中。那里有我發生過的一切，它們回旋激蕩，良久不絕。”
    几乎所有盲人作家都熱衷于談論光明，這是能夠理解的。然而，他們對于光
明的看法通常是相對黑暗而已。瑪麗 .梅科伊將其稱之為“形影不离”的黑暗和
“野獸”，盡管如此，它們最終還是讓位于光明。梅科伊學識淵博，喜好巴爾托
克2和芭蕾舞，觀點尤其貼切。她對光明的看法与呂塞朗相似，她說，光明是內在
的，甚至可以听到。
    在感官轉移方面，呂塞朗和梅科伊的觀點相輔相成。探討光明時，呂塞朗經
常使用与其他感官有關的詞匯，如“行進中的肌肉運動”和“岩洞內的回聲”等。
在各种聲音中，他對語言的感覺可能更為強烈，更具有意義。人的語言好比光明
溪水中流淌出來的歡快曲調，是人類的基本精華，通過語言他能看到文藝复興時
期的人物。對于呂塞朗，語言是心靈感受中最接近光明的東西。
    對我來說，呂塞朗和梅科伊對失明世界的表達与匈牙利籍的倫敦盲人艾爾伯
特 .沃伊道的說法更易理解。后者認為，了解人一般是通過聲音，但有時對方甚
至不用開口。他說，他的直覺來自顏色：黃色說明對方是騙子；白色代表性情粗
暴；藍色代表偽君子；而紅色則是真誠与体貼的象征。
    韋德 .梅塔在我的心目中是一個十分獨特的人物。作為印度人，他的看法本
該与呂塞朗相似，但由于他在遠离印度的地方長大(其多卷本自傳取名《异國他鄉》)，
因此作品中很少出現有關心靈感受方面的描寫。他雙目失明，遠离家人，他所熟
悉的聲音很快便從記憶中消失得一干二淨。他在阿肯色州的一所盲人學校讀中學，
后來到加利福尼亞的波摩拿學院讀大學，最后在牛津大學畢業。梅塔稱得上是一
位講究實際的世界公民。他找到了屬于他自己的“看”世界的方法。他能在克拉
雷蒙的街道或在西雅圖的湖邊同女友一起騎自行車。然而，每當他想到他對女友
衣服的顏色一無所知或看不到她的容貌時，惱怒和遺憾的情緒便油然而生。
    另一個与我有關的人是波托克，他住在新英格蘭，是一位熱情洋溢的波蘭籍
畫家(有人曾把他比作約瑟夫 .阿伯斯)。他喜歡讀克魯泡特金3的作品，醉心于貝
多芬的四重奏。他和梅塔一樣性格開朗，說自己屬于那种喜歡航空港的人，因為
那里是“運動創造危險与巧合的所在”。
    我和波托克產生共鳴的原因部分在于我們都是逐漸失明的。他患是視网膜色
素炎，与基因遺傳有關。這种病在他所屬的波蘭籍猶太人中較為常見，正如他所
說的那樣，是一种特殊的染色体所致。逐漸看不清顏色和形狀給他帶來了巨大災
難，其可怕程度比我更甚，因為他是畫家。我們都曾領教過一些野蠻的療法。我
接受的蜜蜂療法僅限于嘴唇，似乎還有點儿科學道理，而他的卻更加肆無忌憚。
這　悲喜劇是倫敦的一位瘋狂的女人一手導演的。她放出了無數蜜蜂蜇在他頭上
和脖子上亂蜇一气，直到他拼命討饒為止。
    視力所剩無几時，他和其他14位新近失明的成年患者在馬薩諸塞州牛頓市的
一家康复中心接受了為期四個月的訓練。他們的一位培訓教師以前曾是雕塑家，
最早學過艾爾.格列柯4的繪畫，脾气粗暴而富有才气。他要求他的學生對看不見
的事物進行形象思維。學生們像梅塔騎自行車一樣，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物体或
環境之上，調動所有感官，利用“聲音的影子”辨別事物。“要記住顏色，”他
說，“要積极地、有意識地回憶顏色。要做精神健美操，使腦海里重現湛藍的天
空、鮮艷的檸檬、橙子和柑桔。否則它們將永遠從你的記憶里消失。”梅科伊運
用了這种方法，使一切免于褪色；比爾.耶茨在新英格蘭的農場上利用這种手段和
消失的色彩抗爭；我也采用了這种方法并且取得了成功。
    波托克的故事有很多精彩之處，而我感覺印象最深的卻是涉及盲人与性的有
關部分。他講述了一個令人痛苦夜晚。他的女同學卡蒂年輕而有魅力。有一次她
深夜大醉而歸，情欲勃發。波托克听見她一邊用導盲杆拼命抽打他的床鋪，一邊
大叫他的名字。
    我的第一感覺像是在森林里突然遇到了一只餓熊，惊慌失措，害怕得要死……
我不是害怕和女人在一起，不是因為卡蒂缺乏魅力。實際上，她溫柔、丰滿、十
分可人。但我感到窒息、害怕，因為她是盲人。面對這可怕是事實，我想大聲尖
叫。我想懲罰自己，想挖出自己的眼珠。
    很多年來，我在讀書的過程中似乎經常碰到這個問題。例如瓦格納就曾這樣
描寫過一個唐璜式的人物：他承認，他一直想和我發生一次“真正的關系”(什么
意思，姑且不說)，但他不擅辭令，不知如何開口。“你……為什么……為什么看
不見呢……不管怎樣……你……怎么會吻一個盲人女孩呢？”他語無倫次地說。
    “那你就見机行事好啦，我的洛金伐爾1，”這就是瓦格納當時所能想到一切。
    希拉 .霍肯是另一位盲人女士，她將一切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我是盲人，
因此他不可能愛我，”她說。
    拉塞爾的態度較為實際，他懂得他在社交方面所受到的局限，例如他無法對
女子的容貌做出評价。“假如自己都認為自慚形穢，那么在女人的眼中還能如何
呢？”
    這就是他們每個人在性方面的不同遭遇：受到拒絕、憂愁煩惱、困惑不解和
自慚形穢。然而，我在性方面感覺如何呢？我是怎樣處理遭受拒絕和性無能的問
題的呢？首先我必須指出的是，在失明与性的問題上我比他們幸運得多。我第一
次的性經驗是在有視力時獲得的。与呂塞朗的情況不同，他童年時的性意識只能
靠摸索去一點點積累。我在青春發育期和結婚時尚未失明，因此失明之后，性生
活對我來說已是輕車熟路，需保持現狀，在感情上沒有因為陌生而感到害怕。此
刻我想說的是，雪莉從未像“陽光先生”的第一任妻子那樣未厭惡過盲人，或者
像波托克那樣采取采用懲罰手段。這一點我以后還要說，因為它不是三言兩語便
能表達完的。
    在此，我又一次重申我在性生活方面是個幸運儿，但僅此而已。我能比較坦
然地接受命運的安排与我的職業和年齡有關。同失明的畫家与癱瘓的運動員相比，
失明給盲人大學教授帶來的不便遠沒有他們那樣嚴重。大學教師的工作把失明的
痛苦降低到最低限度。盡管我看不見，但校園對我來說不是監獄，而是天堂。同
事和學生們對我十分体諒。和在副校長埃得.布魯格領導下的殘疾學生委員會里任
職一樣，我在州里的一些其他組織中也擔任了若干職務。社會与校園不同，必須
進行調整，有時并不容易做到(例如在伯克利的會議上，我必須清楚地了解具体的
与會者)。盡管如此，我一直從事著寫作和講學的工作。我想，失明并沒有嚴重削
弱我在歷史研究方面所具有的洞察力。
    失明后，我至少在一個方面十分習慣。我酷愛整洁，与《自由蝴蝶》中的唐
十分相像。童年我最高興的一件事就是在十二歲上有了屬于自己的房間。我把房
間里的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條。我喜歡分析句子的語法結构，喜歡歸納段落大意。
至今，我仍然在制訂各种工作計划，以便隨時檢查。我用完圓珠筆后絕不會忘記
套上筆帽儿。
    有人或許認為，這一點對于任何儿童和成人來說都极難做到。《真正信徒》
一書的作者埃里克 .霍弗就曾說過這樣的話，他是一位在沿海地區長大的哲學家。
對此，我一直思考他的思想形成与其十年失明經歷(他曾在五至十五歲之間失明)
之間的關系。一位少年，他在書中寫道，“既失去了認識世界的能力，又沒有成
年人特有的成熟，他渴望興奮和歡樂，以此擺脫苦悶。”霍弗在青春發育期時恢
复了視力。
    因此，霍弗能夠應付混亂，混亂創造了生活；他和亨利 .亞當一樣逃避秩序，
秩序只能使人墨守成規。亞當在書中表達這种觀點時，他既不年輕，也沒有失明，
而是一位脾气暴躁的新英格蘭老人。他對秩序應該有所了解，在不知不覺中說出
了盲人的想法。和大多數人一樣，我對自己有條不紊的生活表示怀疑，感覺出其
中的不平靜。我在環境上的优勢隱藏了其中的不利一面，掩蓋了逐漸滋生的不安。
秩序形成習慣，習慣束縛創造。人一旦習慣了失明，對之應付自如，他便再也不
會成為自由和具有創造性的人。這就是問題的症結和令人憂慮的原因。
    但愿我能像一位失明少年那樣体驗一下霍弗渴望“興奮和歡樂”的感覺。我
認識一位名叫朱迪思 .薩拉戈薩的女子，她二十多歲，十歲左右失明。她說她最
渴望的是自由，想上汽車就上，想游泳就去海邊，隨心所欲。然而，盲人的生活
秩序使這一切化為烏有。
    由此看來，年紀大或喜歡按步就班的人更容易适應盲人墨守成規的習慣。我
本人沒有多久便認識到，東西一旦放錯了地方便找不到，所以把一切都擺放在固
定的位置。我認為這种做法和我的丰富想象一樣，使我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机會
与明眼人競爭。正如胡爾所說：“熟悉的環境、規律的事物、同樣的物体、同樣
的人、舉手投足中規中矩，這些都使盲人變得和孩子一般，對喏大的世界不知所
措。”
    因此，不甘寂寞的盲人總是感覺存在危險，時常擔心“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信
心會變成恐懼”。而我几乎感覺不到這种威脅，我非常喜歡循規蹈矩，多采的世
界喚不起我任何欲望，即使是性欲。如果循規蹈矩能夠征服失明，我就會按步就
班地將其實現。這种做法本身就是胜利。當然，如有可能，我還是傾向于光明。
正如迪倫托馬斯所說：“黑暗是漫長的”。黑暗与悲傷确實存在，我永遠也不會
否認。我不是禁欲主義者，不是基督教科學派1的信徒。然而，失明是生活中的一
种客觀存在，不論其是否具有創造性，我必須生活。

第五 章
    摘除白內障
    我正坐在書桌前工作，听著我的“匈牙利人”聲音低沉地從屏幕上為我朗讀。
突然，凱澤醫院的護士打來電話通知我第二天檢查眼睛并已為我做好安排。護士
主動預約病人是极其罕見的，事實上我第一次遇到這种情況。但我并未多想，時
間很合适，雪莉正好有時間，因此我們如約前往。我想，這不過是同往常一樣進
行例行檢查罷了。
    檢查确實一如既往，但當基利恩醫生測量眼壓時(穆勒醫生的老式色譜議早已
成為古董，取而代之的是新式聲波眼壓計)卻發現了不同尋常的結果。我右眼的眼
壓上升到32，而正常值在10-20之間。我們一直擔心長期使用可的松可能導致青光
眼，但事情似乎并非如此。成熟的白內障正在破裂，堵塞了眼中的所有組織，眼
壓升高形成二度青光眼。
    “我們長期猶豫不決問題如今有了答案，”她毅然宣布道，“必須盡快做手
術。”
    然而，首先必須用藥物降低眼壓。一個星期之后，眼壓從32降為18。那是擔
惊受怕的一個星期。自從丹佛确診之后，多少年來我第一次陷入狂想，不能自拔。
手術失敗怎么辦？必須摘除眼球怎么辦？安裝玻璃眼球會是什么情景？它疼嗎？
晚上睡覺前要將它取出來嗎？我是不是要生活在比現在還黑暗的世界里呢？
    手術定于1986年3月25日星期二上午。我沒吃早飯，僅喝了些水。各种手續似
乎沒完沒了，手術室安排急救措施又拖延了不少時刻。
    大約中午時分，我躺在了醫院的病床上，服了鎮靜劑后又上了不少眼藥控制
眼壓。我的胳臂上插入靜脈注射的針頭后，由麻醉師和護士推入手術室。護士的
名字叫瑪麗，講話時帶著柔和的南方口音。麻醉師往靜脈里注射了更多的鎮靜劑，
瑪麗則在我的臉上涂抹藥水。一切進行得极其自然，似乎經過了無數次操練。我
的心思完全放在了手術上，盡量顯得輕松自如。可護士和手術室里的工作人員卻
在談論其他話題。瑪麗似乎是一個壘球隊的什么教練，談論的全是那方面的事。
    心電圖机安放好了之后開始工作。我的鼻孔里插入了供氧器。血壓計每隔几
分鐘便測量一次血壓，不停地在胳臂上充气放气，好似一位忠心耿耿的朋友。基
利恩醫生進來了，我決不會搞錯她那悅耳的嗓音。我試圖想象她戴著口罩、把頭
發放在白帽子里邊的樣子。她輕快地和我交談，在我的眼睛四周進行局部麻醉。
她把紗布粘在我的眼皮上將它們分開。她告訴我她安放好了顯微鏡并且開始工作。
首先切開的是結膜和鞏膜，然后打開眼囊。
    我几乎沒有感到疼痛，但非常不舒服。眼球受到触動是十分痛苦的事，即使
習慣了也是如此。一想起手術刀要切入我們最敏感的器官--眼球的晶体時，我頓
時喪失了全部勇气，產生了一种被閹割的感覺。然而，除了心理上的痛苦之外，
實際感覺畢竟還是不同的。
    我看到了一片純淨的藍色田野，寬廣而明亮，白色的光線象跳動的電子一樣
在上面閃爍。有時，它們与直光和弧光交織在一起，宛如馬蒂斯1、克勒2和阿伯
斯的作品轉化到運動的藝術之中。它們在万花筒里圍繞著那片深邃的碧藍色不停
地跳動著，越來越大。我想，服用了致幻劑之后的感覺大概就是如此。
    我記得我說了一句“能看到這些光線就值得動這場手術。”仿佛從一個十分
遠的地方傳來了基利恩醫生的回答：“太好了！”我的心里感到了一股熱流，她
一直在聆听我的談話，我看到的景象是一种良好的征兆。
    她的工作是無非對成熟的白內障進行乳化，沖洗病灶，然后用吸引器將白內
障吸出。
    我听到她對助手說：“我要切開眼囊。”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腦子里全是腦白質切除術一類的念頭。我想她一定
遇到了手術方案以外的難題。假如這是原計划的一部分，她會事先告訴我，或至
少在手術過程中向我說明。難道要將整個眼囊像切除闌尾那樣全部摘除嗎？眼球
會因此受到什么影響呢？
    當瓦伊達接受類似手術時，他听說主刀醫生要增加結膜切除范圍后頓時慌了
手腳。
    盡管我不知道什么是結膜，但它決不是一段香腸。它是我的眼球的一部分，
純屬個人所有，我必須盡量保留，決不能任憑宰割。
    然而我的情況不同，手術方案忽視了病情的發展過程。那層軟奶酪似的沉積
物全部清除后，基利恩醫生意外地發現，長期發炎造成眼囊外壁嚴重感染。在某
些情況下，醫生可能會對表面進行清理，但很可能造成傷害，導致無法安裝后置
晶体。有時，進行第二次激光手術也是一种解決方法。身為手術的主刀醫師，基
利恩醫生當机立斷：少許切開眼囊壁，讓光線直接通過。
    基利恩醫生隨后進行的工作也許是全部手術過程中最令人振奮的了。這种技
術在十年前很少有人采用，即移植人工晶体。移植工作首先從眼內測量開始。安
裝的晶体屬于后置類型，即安裝在虹膜之后。基利恩醫生用彈性組織重建一個安
裝空間，然后用“發送器”將晶体植入。發送器上的微型折疊裝置將晶体放在合
适的位置，然后彈出，其環狀物將晶体固定。
    最后一步是縫合結膜，正常的切口約為四厘米，縫合一至兩針。我的結膜切
口出奇的大，一共縫了十四針。基利恩醫生采用的是一种可以不必拆除的尼龍縫
合線，它的最大好處是，可以有選擇的拆線，糾正眼球的形狀，校正散光。
    人工晶体安裝到位，十四針縫合完畢。眼前跳躍的光線逐漸減弱，藍色的電
光越來越暗，三十分鐘之后完全消失了。這一切對我來說，既顯得十分漫長，又
似乎是短暫的一瞬。時間概念屬于充滿活力和能夠隨心所欲的人。對那些不幸把
命運交給醫生、藥物和手術机械來掌握的人來說，時間是停滯的，失去了任何意
義。
    不知過了多久，基利恩醫生終于說道：“海恩先生，白內障摘除完畢。”從
她那興高采烈的語調中，我知道一切噩夢都已結束。那种任憑閹割、遭受腦白質
切除和安裝玻璃眼球的恐懼傾刻間煙消云散。我的眼睛蒙上了厚厚的繃帶，然而
我不在乎，和失明相比，這又算得了什么呢？
    恢复室里躺著許多其他患者，有的已然清醒，有的尚在昏睡。基利恩大夫叮
囑我好好休息之后便离開了。瑪麗端來了熱湯和苹果汁，讓我用吸管喝飲料。血
壓計和心電圖的探頭一個一個地從我身上取下。一個小時之后，我坐著輪椅來到
雪莉身邊，然后登上汽車。下午四點，我們回到了自己家中。
    然而，手術后的當天晚上，我忐忑不安，難以入睡。我和失明的彌爾頓一樣，
生怕“希望會被茫茫的黑夜所吞沒”。我平躺著，盡量不向左側翻身。大夫說，
翻身不會造成危險，但我宁愿如此。父親二十年前做完類似的白內障手術之后用
沙袋將頭部固定，這种做法恐怕不無道理。
    早上，我感覺好些了。除了避免碰到繃帶之外，我照常洗臉、剔須、吃早飯。
八點鐘以前打電話享受半价，親友們紛紛致電慰問。出乎意料的是，我突然接到
《美國歷史》雜志打來的長途電話，請我為一部介紹喬治.阿姆斯特朗 .卡斯特的
電視片撰寫評論。影片根据伊万 .康內爾的《晨星之子》改編，預計四月份播出。
我搞不懂他們為什么要請一位盲人為可視媒体作品發表評論，因此拒絕了他們的
請求，而且沒有告訴他們我剛剛動完手術。盡管如此，我仍然感到十分高興。我
的眼睛還蒙著繃帶，已經有人請我為電視節目發表評論了，這難道不是一個十分
吉利的征兆嗎？我盡管不會發表評論，但卻有可能親眼看到這部作品！
    誰能想到這個早上就是我新生伊始的第一天呢？
    上午十點，我坐在了基利恩醫生的診所里，迫不急待地等待拆除繃帶的一剎
那。帕特護士負責這項工作，我十分了解她，知道她一向信心十足。她慢慢揭開
我眼睛上的繃帶和紗布，當最后一塊紗布拿掉之后，我目不轉睛地向她望去。我
看見她了，或者說看見了一個身穿白色衣褲的模糊人影。她從我身旁走開，開始
擺弄醫療儀器。她的動作在我的眼中顯得十分夸張，宛如正在表演啞劇的演員。
我想起了以前從電視片中看到的人類登上月球時的情景，他們在一望無際的丘陵
上行走，輕飄飄的，沒有任何引力。
    然而，所有這些几乎在一瞬之間驟然結束，我把頭轉向了一個我一直渴望再
次看到的人：雪莉閃光的銀發呈現在我的眼前，我看到了她那可愛的面龐和充滿
笑意的雙眼。對我來說，她似乎沒有太多的改變。因為，在失明的這些年里，我
一直牢記她的形象，利用各种感官在腦海里塑造她的容貌。如今，她的頭發白了，
但在我的腦海里她始終是一位金發女郎。十五年過去了，她的臉上仍然洋溢著那
种熟悉的溫情。她的衣服十分鮮艷，也許她今天特意為我穿上了這件漂亮的花格
裙？我撫摸著她的衣服，辨認著上面的各种色彩：黃色、藍色和綠色。
    基利恩醫生檢查了我的眼睛，情況十分樂觀。她說，視网膜雖然長期掩蓋在
白內障之下，但基本上完好無損，沒有發現葡萄膜炎。目前的眼壓為10。
    我環顧四周，有如置身于新奇的人間仙境。檢查室里十分明亮，深黃色的桌
面、透明的玻璃瓶、玻璃瓶上的各种標簽以及銀光閃閃的眼科儀器一一呈現在我
的面前。我感到目不暇接，所有美妙的詞匯都已成為現實。
    回家的路上，我感覺似乎駛入了迪斯尼樂園或全景電影院。五顏六色的汽車
朝各個方向飛奔，它們從我們的車子旁邊掠過，近得嚇人。公路上的各种交通標
志線看上去宛如一幅蒙德里安1的油畫。它們分黃線、白線；有單線、雙線；它們
在十字路口處彼此交叉，在左轉彎處突然停止或驟然轉向。有時，車道變窄，直
線變成箭頭，路面出現了多處分支。十五年以前，公路上的標志十分簡單，如今，
它們复雜得像老嫗臉上的皺紋。
    我們從維多利亞棕櫚大道拐入紅樹大街，然后駛入自家的車道，開進車庫。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們的房子，它屬于我們還不到八年。車庫里的景象首先使我
震惊，里面有擺滿舊雜志的書架，有堆放雜物的箱子。有的箱子蓋著蓋，貼著標
簽，有的塞滿了亂七八糟的廢舊物品。長條凳上放著各种清洗劑、工具和電線。
我和雪莉不愧是搬家能手，我們的車庫也确實稱得上是一個巨大的貨艙。然而，
這一切在我的眼前卻顯得五彩繽紛，看上去那么絢麗，那么令人激動。
    在隨后的几個月里，我一直在琢磨視力与美的問題。一個孩子能夠看見周圍
的世界，但他知道如何領略美嗎？如今，我返老還童，一切在我的眼前都變得如
此美妙，完美無缺。即使是那個堆滿了破爛儿的車庫也顯得鮮艷奪目，錯落有致。
做出某些重要判斷時需要視力，但也需要經驗和時間。那天，我成為了儿童時代
的主宰者，對任何事情都感到滿意。
    我走進了的臥室，臥室里面鋪著深紅色的地毯。我推開拉門，綠色的庭院映
入眼帘，那里芳草茵茵，鮮花盛開，藍色的和黃色的小鳥到處飛舞。我十分激動，
眼睛里一下子充滿了淚水。我哭了，雪莉也陪我一起落淚。我們本應到家之后滴
一些眼藥水，沖洗一下眼睛，但現在沒有必要了，因為淚水已經把一切沖洗得干
干淨淨。
    電話鈴響了起來并且几乎響了整整兩天。我弟弟迪克在電話中得知道這一消
息后，一時語塞，不知說些什么才好。過了好一會儿，他才用有些沙啞的嗓音說，
他要定定神儿再給我打電話。
    我沒能吃下午飯，感到有些頭暈惡心。午睡之后，我感覺好些了。
    我的心里充滿了對基利恩醫生的感激。我想，她能使我重見光明也一定十分
高興。這种情況也許對她來說已經屢見不鮮，但我敢保証決不會天天都有這樣的
事情發生。
    多年之后，我偶然看到了一本由希拉 .
    霍肯撰寫的書。霍肯女士是英國人，屬于諾丁漢家族。她和我有類似的經歷，
有許多相同的感受。她患有視网膜發育不全和先天性白內障，十九歲時完全失明，
靠導盲犬帶路來往于阿文公司的書攤。結婚后几年，一位醫生提出為她動手術，
她決定冒險一試。當打開繃帶時，她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景：我的眼前出現了一片
白光，一片令人目眩和几乎無法忍受的白光。然后是動人的蔚藍色，美得無法想
象。它有如世界的開始，美妙神奇，難于置信。
    我和霍肯雖然素不相識，但可謂神交。我們的同感簡直太多了：新鮮的陽光
和綠草、第一次從車窗里向外望時所看到的情景“一切都在向后旋轉……宛如乘
坐著一匹巨大的旋轉木馬”、路面上的交通線(“唐，你瞧呀，路上畫了竟然這么
多各种各樣的線條”)以及第一次目睹自己的家時所留下的難忘印象。
    現在，我明白了我避免了許多不幸。例如，心理創傷就是一种巨大災難，這
种事并非每個明眼人都能理解。盲人重見光明后不一定全都十分愉快，手術后情
緒消沉是經常發生的事。
    心理學家阿爾貝托 .
    瓦爾沃曾經研究過這樣一個病歷，為方便起見我們將其稱為HS。HS是一位十
分聰明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十五歲時因化學品爆炸造成失明。二十二年后
手術恢复了他的視力。手術前醫生對他進行的測試說明他的心理沒有任何缺陷。
從他的日記中我們看到：手術后大約一個月我開始感到沮喪。我總想放聲大哭，
但卻不知道原因，也許是看到的東西太多了的緣故吧……這是一條漫長而痛苦的
路，把我帶到了一個奇怪的世界。我甚至認為不如以前愉快。如今，我似乎十分
脆弱，一种极度的疲勞感經常把我征服。
    大多數經過多年失明而又重見光明的人都曾有過類似的遭遇。人的心理在視
网膜和視网神經慢慢重新開始發揮作用的同時也在發生著變化。他們開始感到必
須重新認識世界，他們不再是盲人了，人們會對他們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如瓦爾
沃所總結的那樣：“手術后的患者一旦開始怀念過去失明的痛苦就會變得抑郁寡
歡起來，他們情緒消沉、愛發脾气并且容易疲勞……他們渴望回到過去，藉此獲
得安宁和保障，得以解脫。”除了這些基本原因之外，盲人恢复視力后還會由于
眼中的現實不如想象中的美好而大為失望。此外還有一种原因也比較合理：有人
因為痛惜失明給自己視覺享受帶來的損失而倍感悲傷。
    這些描述使我深有感触。所有這些--心理變化、更高的要求、失去的安全感
以及潛在的失望情緒--我都有所領略，只不過還沒達到心情抑郁或意志消沉地步
而已。也許是我的灰襪子本性挽救了我。然而，我十分同意HS日記中的說法：
“我感到最痛苦的是生命中潛在的那种模糊感覺，記得父親去世時我有過類似的
情感，那是一种任憑命運擺布而無可奈何的感覺。”我的感受也正是如此。
    重見光明后的第一個夜晚，我的老朋友唐 .斯圖騰博魯夫來到我家，探听有
關手術的情況。他是一位感情深沉的人，多年來一直為盲人說話，目前正准備寫
一個劇本。在他的提議下，我們來到室外散步。天上冰輪乍涌，我盡管還看不到
繁星，但那盤金黃色的滿月卻已顯得如此瑰麗。今晚，共睹明月之人有誰能比我
更快樂、更幸福呢？
    唐以前曾為我朗讀過阿根廷盲人詩人喬治 .路易 .勃格斯的詩歌，記得其中
有這樣一句：“最后玫瑰之嬌美兮，置之眼前而不見”。
    如今，那看不見的玫瑰和一度消失的明月都一一呈現在我的眼前。此情此景，
唐也有些難以自已，眼中不禁涌出了熱淚。

第六 章
    重見光明
    盡管离正常人的視力還相差得很遠，但目前的狀況已經讓我感到欣喜若狂了。
看來我已完全擺脫了失明，然而等待著我的又是什么呢？以前那個充滿自信、對
丹佛宣判不屑一顧的男人在那里？七十年代初那個視力模糊、到處跌跌撞撞的人
如今又在何方？我能帶著心愛的妻子、女儿和外孫像一個正常人那樣駕駛自己的
汽車嗎？這种愿望似乎太過奢侈，似乎有些高不可攀。然而無論怎樣，我都是一
位歷史學家。不論事情如何發展，我都要詳細地記下所發生的一切，我要把所有
動人心弦的時刻保留下來。我繼續寫我的日記。我的盲文打字机在拆除繃帶的當
天又重新開始工作。有關日記內容如下：3月27日，星期四。早上，我打開了廚房
的碗廚宛如打開了一個首飾柜。牛奶盛放在藍色的奶罐里。多年來，我每天喝牛
奶用的紙杯不是想象中的乳白色而是桔黃色，上面印著鮮紅色商標，“PERO”几
個字母赫然在目！我家的煤气灶和廚房的桌案竟然是綠色的，以前我從未想到會
是這种顏色。
    下午，我的視力變得更加清楚。臥室的牆上懸挂著照片。照片中的人物一一
映入我的眼帘：我看見了我那三歲的外孫以及當時和我們住在一起的諾娜(雪莉的
妹妹)。我看到了雪莉的臉，看到了她那雙明亮的藍眼睛。每個房間都有好看的圖
片，我的寫字台上挂著三張耶魯大學的照片，還有我們在倫敦購買的那幅畫著老
虎的油畫。我有一种故友重逢人的美妙感覺。埃麗從花園里為我剪來了第一束玫
瑰花，那是一种布蘭迪的黃玫瑰，花蕊處的顏色比外面鮮艷。埃麗一共進來過三
次，每次都換一件上衣，讓我辨認不同的顏色。透明的紅色牙刷嚇了我一跳，我
一直以為它是白色的。我的襯衫漂亮极了，尤其是彩格呢的那件，它和白色的餐
巾紙一樣令我惊奇，沒想到上面竟然有許多漂亮的圖案。
    3月28日，星期五，天气晴朗。視力有些模糊，因此到基利恩醫生那里進行檢
查。我能大致看清視力表上第一行那個大寫的“E”，通過小孔能夠辨認出第二行
的符號。檢查結果令基利恩醫生感到放心和高興。我的眼內沒有葡萄膜炎感染，
視网膜正常，眼壓為13。她說，從這种視力開始，以后會越來越好。我問有沒有
可能達到20/80，回答是可能更高，甚至能達到白天開車要求的視力水平。
    晚上九點，我坐在電視机前觀看美國廣播公司首次播出的系列劇《陽光先生》，
劇本和當時吉納雷諾德把我作為盲人教授讓我發表意見時的一模一樣。所有台詞
我都了然于胸，但卻是第一次看到影片的動作場面。我看到了留了一把大胡子的
杰弗里 .泰伯，看到了他以一种無法想象的速度閱讀盲文的情景(証明雪莉當時的
觀察十分正确)。
    3月29日，星期六。早上，雪莉為我朗讀了一篇題為《“陽光”愛好者的一束
新的陽光》文章，那是河畔專刊上一篇有關我的報導：“陽光先生”昨晚欣喜异
常，此君乃羅伯特 .海恩。海恩先生二十年來第一次看到的電視節目是美國廣播
公司推出的系列連續劇《陽光先生》云云。我目前的視力水平還無法閱讀報紙，
但卻能看到上面的照片。那是我的一張舊照，雙目失明，意態蕭索。
    我依然沉浸在失而复明后的歡樂之中。我饒有興趣地看著牛奶或葡萄酒倒入
玻璃杯，看著自來水從龍頭里噴射而出。我看著朝陽把我們的全部房子照亮，房
后的草坪在朝陽中一片安然，翠綠欲滴。以前我對雪莉說，我很喜歡這所房子，
我們買了它吧。如今我敢說，這個地方与我十年前在契約上簽字購買的所在肯定
大不一樣。
    現在彈鋼琴和以前的感覺完全不同。過去失明時學的樂曲現在演奏起來十分
困難，眼前的兩只手看上去十分礙事。我在使用盲文打字机時也有同樣的感覺，
手指的跳動使我感到注意力分散。也許，音樂和文字在失明的情況下能更直接地
与樂器和大腦進行溝通？
    很快，我便掌握了眼睛与雙手之間的關系。我在彈鋼琴時有了真正的自由，
不必再把手指永遠固定在升F音一類的位置上。我能隨心所欲地用眼睛找到任何一
個音符。即興演奏讓我感到了极大的樂趣，我能對樂曲進行自由發揮。鋼琴鍵盤
宛如整個世界，我將其盡收眼底，我重新擁有了全部世界。
    拉里和羅伊來了，他們的身材看上去十分苗挑。和我的想象相比，羅伊的面
龐更加堅毅，拉里的頭發實際上更短。他們向我表示“祝賀”，這是一個最近在
電話和賀卡上經常出現的字眼儿。我沒有完成任何業績，這种表示可謂用辭不當。
也許，人們對此無法找到更确切的詞匯，但其中包含的歡快之情卻毋庸質疑。有
時他們說這是一個“好消息”，一件十足的好事。在一個日趨軍事化的世界里，
人們相互猜疑，道義上含混不清，一個人失而复明成為了一段佳話。
    早飯時，我首次看到了自己的兩部大作，一本是那部研究群居社會的作品，
另一本是《克恩》一書的再版。盡管還讀不了內文，然而老克恩的那些畫片儿和
愛德華 .克恩的肖像已經躍然紙上。我喜歡群居社會一書中的大幅插圖，小一些
的還看不清楚。護封上的文字在我眼中雖然模糊不清，但絢麗多彩的封面已然使
我激動不已。
    3月30日，复活節。我從雪莉的縫紉用品中仔細地挑選了一條淺藍色的緞帶，
用它包起導盲杆。藍色是我在手術過程中看到的顏色。格雷伯一家來到我家，約
我們一起去圣喬治教堂(那是校園附近的一所圣公會教堂，在我失明期間，我們就
是在那里和格雷伯一家相識的)。教堂內部比我想象的富麗堂皇。向外探出的圣壇
上祥光籠罩，牆壁上懸挂著各种旗幟，圣壇和管風琴的后面是唱詩班。我驟交好
運的消息已然不脛而走，人們在簡報和祈禱紛紛表達他們對上帝的感激之情。我
們一進入教堂，艾倫.查爾方特神父立刻与我交談。他接著我的話碴儿說，重見光
明后最令人興奮的不是看到各种各樣的色彩和汽車，而是能夠看到我從未見過的
朋友的面龐。在正式布道之前，他反复重申這一觀點。
    瑪麗 .
    伯頓也和其他人一起來到我跟前。她的失明引起了一個令人難堪的問題：到
底誰更幸運。我輕聲地安慰她不要放棄希望。她大聲地回答說，醫生很早以前就
告訴她沒有任何希望了。然后，她轉過身，昂著頭高傲地走開了。
    儀式過后，朋友們把我包圍了起來。我惊詫地看到喬 .雷諾德長著一把大胡
子，而湯姆卻生就一副胖胖的身材(在我的想象中，他應該是一個瘦高型的運動員
式的人物)。大多數熟人的變化都出乎我的意料，和我的記憶相比已然面目全非。
    他們的變化使我感到惶恐，因為我看不清他們具体的面容。我看得見嘴，但
看不見嘴唇；看得見雙眼，卻看不清睫毛。當光線十分強烈時，例如今天早上在
教堂外面時，他們的面容變得十分夸張，宛如馬戲團的小丑。我盡量把這种現象
歸結為朋友們變老了的緣故。也許，我很快會便發現十五年的時間并沒有使他們
顯得過于蒼老。
    讀完《馬可福音》后，我重新想起了有關視覺失真的問題。《馬可福音》中
講述了一個基督在伯賽大使盲人重見光明的故事。當那位伯賽大的盲人受到基督
的撫摸后，他看到人們像一棵棵行走的樹。等到第二次儀式完成之后，他才“真
正看清了每一個人”。目前我仍處于第一階段，我最初看到面龐顯得巨大無比，
它不同于瑟伯畫的漫畫：在橢圓上用一條線代表嘴，用一個圓圈代表眼睛。它們
看上去奇形怪狀，有如行走的大樹。我要么看不到牙齒，要么看到一些巨齒獠牙，
鼻孔在我的眼中大如井口。我想起了彌爾頓有關“眩目的天眼”的詩句。在我重
見光明的最初几天，很多形象都令我感到眩目。不過，這种奇特的現象沒有持續
多久，很快，朋友的面容日漸清晰，和我記憶日趨接近。
    人的面容使我聯想起很多問題。我們一向認為臉是人類溝通的主要手段之一。
“面對面”是語言中的一個基本詞匯。在我曾研究過的那個群居社會里，它代表
了人与人之間的關系，是締造穩定的傳統社會的重要因素。但臉對于盲人來說又
有什么意義呢？盲人看不見彼此的面容，他們是否因此而被社會排除在外呢？情
況顯然不是如此。盲人不必彼此“照面”(雖然他們經常這樣做，向說話的人轉過
頭以表示尊敬或出于習慣)。他們的做法是一种特殊束縛的結果，以頭腦中根据聲
音生成的形象或精神感受為基礎)。盡管從最近開始，人的面容對我來說又重新變
得寶貴起來，然而我懂得，盲人有他們自己的面對面的方式。這對于我，甚至對
整個盲人社會來說都是如此。
    雪莉從教堂外面買了一束蘭花，這种花只有在特定的節日才能買到。圣壇使
者送給我和雪莉每人一束百合，教堂里頓時鮮花盛開。除了百合花之外，朋友們
還送給我們一盆紅色的郁金香、凱文和戴比送了一花籃春天的鮮花、菲比從花園
里為我們采來了玫瑰。
    3月31日，星期一。下午四點半到六點，我的眼睛有些疼痛并且持續時間很長。
我躺在床上戴上眼罩。我發現以往在我眼前浮現的云霧不再是灰白色的了，它們
不停地變換著色彩：紅色、藍色、綠色、黃色，五彩繽紛。仿佛我的大腦正在慢
慢体驗新近降臨的种种歡樂。
    我閉上眼睛，但我仍然能看到那些動畫形象。他們好似啟思東笑劇1里的警察，
瘋狂地揮舞著手臂。他們長著奇形怪狀的頭和臉，在各种顏色的襯托下歡騰跳躍。
他們的形象非常生動，經常在即將入睡或醒來的時候出現。
    我想，這种現象一定是由于我的視覺系統在長期感受不到色彩的情況下，突
然看到各种顏色從而生成了浮動的影像。例如，瓦爾沃研究過的那位病人HS曾這
樣描述他的体驗：“我經常看到一些五顏六色的水晶体和馬賽克，它們以完美的
几何形狀呈現在我的眼前。”然而，這种現象不完全是突然看到顏色結果，有些
盲人也曾有過類似的体驗。對于后者，這些形象來自記憶，我的盲人學生兼好友
朱迪思看到過這种景象。瑟伯把這些圖形稱之為“神圣顯靈”，一种狂燥的“色
彩流動，与布拉克2的某些繪畫极其相似”。胡爾說它們是“一片粉紅色區域，狀
如團扇，有時呈桔黃色，在‘視野’周圍滾動”。
    當然，胡爾既熱衷于想象，又能在彩色的夢境中自得其樂。他把夢作為逃避
失明的所在，与忘記過去异曲同工。“每當我醒來之后，”他寫道，“我又成為
了盲人”。很明顯，夢中的色彩因人而异。對于我來說，彩色的夢和艷麗的場景
只是在我重見光明之后才与我結下了緣份。
    至于那些動畫形象，所有研究盲人复明心理學的有關文獻均提到了這一奇景。
HS說，他“好像做夢一樣，眼前的一切以前全部看到過。”瓦爾沃把這种現象解
釋為“新視覺体驗的幻覺性再現”。其他心理學家認為幻覺分三种不同形式：有
火花狀的簡單式幻覺、有方形或圓形的几何式幻覺，以及結构化的人物式幻覺。
手術后的不同階段，我分別体驗了所有這些幻覺。瓦爾沃得出結論說：它們代表
了“盲人腦海里積累的形象，在喪失視覺多年以后重新展現出來。”
    早上，姨媽和帕蒂開車到來。她們有意穿上色彩艷麗的衣服，帕蒂穿紅、姨
媽著綠。姨媽的精神好极了，手里雖然拿著拐杖，但基本不用。帕蒂看上去更加
成熟，面頰和我的記憶中相比丰滿了許多。再次看到她的笑容和她抬頭的樣子使
我感到非常愉快。我陪著他們在房間里四處觀看，告訴她們最近的各种發現。几
年前，姨媽為我們做了一個小尖枕頭，為我們織了几條圍巾。當我們搬入這所房
子之后，她送來了景泰蘭台燈。圣誕節時，帕蒂為我們縫制了一個小布袋。午飯
后她們离開時，看著帕蒂.諾娜說：“我喜歡你，你很率。我們大家都很高興，是
嗎？”
    今天令我意想不到新發現：洗碗机中的旋轉泡沫和迅速排出的水流；往杯子
里倒咖啡時不用再將一個手指放在杯口以防溢出；從達爾芒安得(我們的女婿)的
像片中發現他長得很老并且留著一把大胡子；菲比很年輕，姿勢很獨特；《美國
新聞》雜志的封面五彩繽紛(過去是暗黃色的)；用掃帚掃地時能夠隨心所欲；可
以用羹匙取出葡萄珠；抹黃油時想要多少就抹多少；知道了食品在盤子里的位置。
那种“前方是青豆，左邊是土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十五年來，有多少次由
于叉子叉錯了地方誤食了很多黃油，而我只能裝做若無其事而已。
    日記中的這些記載使我想起了胡爾有關視覺形象与欲望的論述：飢餓讓人很
快想到食物；看到食品很快便會感到飢餓。盲人如果都像胡爾這樣，他們就會對
吃飯感到厭倦，對食品喪失興趣。以上有關黃油和葡萄的敘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
了我對吃重新發生了興趣，視覺与欲望之間重新建立了關系。
     4月11日，星期二。帕蒂 .
    諾娜和我們告別，家中只剩下我和雪莉二人。我們知道我們有很多事情需要
重新适應。我發現每逢我遇到障礙時，雪莉總是情不自禁地向我伸出手。她伸出
手，看到我肯定沒問題時再讓我自己處理。我還注意到有一次她不但把一幅畫遞
到我手里，而且還為我講解。
    失明期間，我經常在心里默默地背誦詩歌。和光線与色彩一樣，這是保留過
去的方法之一。手術后的最初几天我失眠了。有一天夜里，《駛向拜占廷》突然
闖入了我的腦海。然而，它慢慢地變成了另外一詩。几天后，我把改寫的結果呈
獻給基利恩醫生。
    親愛的基利恩大夫，
    我想您一定喜歡杰出的愛爾蘭詩人威廉B.葉芝的詩吧？如果如此，您也許會
記得下面的詩句：一旦我超脫了自然，我再也不要從任何自然物取得体形，而是
要古希腊時代金匠所鑄造鍍金或鍛金那樣的体型，使那個昏昏欲睡的皇帝清醒；
或把我放在那金枝上唱吟，歌唱那過去和未來或者當今唱給拜占廷的老爺太太們
听。
    昨天夜里，難以入睡。我改寫了以上的詩句并將其獻給您。
    歸航(寫于人工晶体移植之后)
    待我死時，我希望不要
    攜帶任何自然之物或血肉之形，
    而要眼科醫生用磨光琺琅所造
    人工晶体義睛
    使沉睡的虹膜清醒；
    或在顫動的眼瞼下嵌定，
    令所有不見天光的盲妹盲兄
    來日重建光明。
    順致深深的謝意。
    羅伯特 .海恩

第七 章
    回到往日的世界
    雙目健全者也許對我的大惊小怪感到難以理解。我只有一只眼睛，而且視力
還不如我和雪莉結婚時的情景。手術一周之后，視力盡管大有好轉，但也僅僅達
到20/100的水平，過去的視力為20/400。現在，我無法開車，無法閱讀報紙。夜
晚的視力更加不堪，頭上的燈光出現雙影，好像有兩盞相距很遠的燈同時發光，
到了很近的地方，它們才合二為一。然而，我在日記中十分快樂地記錄下所有這
一切。要過多久我才能認識到我無法征服明眼人的世界呢？也許，我永遠不會如
此。
    4月1日。早上，雪莉開車送我去校園。拐出賓夕法尼亞大街，一片翠綠街道
映入眼底。我的心情愉快极了。便道上那些記憶中的小樹已然長得枝繁葉茂。天
上沒有陽光，柔和的光線更容易喚起我過去的記憶。一切十分協調，沒有耀眼的
反差，綠色的林蔭道与圖書館的拱門渾然一体。
    雪莉把我送到辦公樓前，我一個人走了進去。門上的字母顯得十分生動，那
個“拉”字看得一清二楚，像一顆的明亮的寶石。樓梯上打著蜡，光亮照人，然
而我卻能在學生与陌生人之間自由行走。我走進電梯，電梯的四壁也閃閃發光。
    在歷史系的辦公室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克萊爾那張黑色的笑臉，然后是康妮
漂亮的金發。我們彼此擁抱在一起，我心情激動，聲音斷斷續續說不出太多的話。
會客室正中擺放的桌子看上去比我過去圍著它感覺出的尺寸要校我看到了熱水器
并且走上前自己泡上了茶。過去，我只能等待別人代勞，生怕被開水燙傷。
    我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奧利弗 .
    約翰遜站在大廳外面。我注意到他的臉上已然出現了皺紋，但沒有告訴他我
的發現。他陪我第一次走進我的辦公室，好像加百列1來到了天國之門一樣。牆上
印第安招貼畫和內瓦霍挂毯的柔和的深褐色逐漸透過記憶浮現在我的眼前。很多
小事令我惊訝。羅伊斯的《加利福尼亞》(很多讀者都對我提到它)擺放我的辦公
桌上的一角，封面上赫然畫著查爾斯弗里蒙特的畫像，以前沒人告訴過我出版社
以他的畫像為封面。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那台說話電腦上連接著的打印机不是
想象中的黑色，而是白色的，磁盤驅動器也比想象中的大兩倍。
    在我恢复視力后的最初几周，不僅是物体顏色和圖案，而且它們的大小和比
例都一次次地使我惊訝。我已經注意到公路的寬窄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如今會
客室里的桌子和磁盤驅動器的尺寸也出現同樣的情況。我所熟悉的房間在大小上
總与我的想象不同。門的寬度尚屬意料之內，但高度卻太低了，几乎必須彎腰才
行。以前失明時，門的高度与寬度一類的比例問題對我關系不大，因此逐漸遺忘。
    對盲人复明后的心理現象進行研究時，物体尺寸的混亂是一种常見的問題。
盲人的空間意識与明眼人完全不同，它取決于手臂的伸展和導盲杆的長度。視力
恢复后，物体与明眼人的世界融為一体，然而它們之間的關系卻只有通過多次觀
察后方能确定。這個道理好比一個人無法在一天之內學會一門外語一樣。
    我和主講加利福尼亞歷史的多恩 .
    黑德利一起向1102教室走去，他穿著西服，打著領帶，儀表堂堂2。電梯外面，
我習慣地拉住他的手臂，然后又放開手，自己從中間打開的門走進了電梯。我手
里拿著那根扎著藍色緞帶的導盲杆，或許是對它有點儿依依不舍，或許是我認為
它可能還用得著。盡管需要慢慢建立信心，但無論如何這是我最后一次使用它了。
我在你來我往的人流中尋找著自己的道路，心中感到一陣狂喜。
    我走進教室，五十多個學生頓時變得鴉雀無聲。我能看見他們所有人的臉，
一排一排地面對著我。教室里燈光明亮。我平靜了好一會儿才說出話來，我只說
了一句：“你們決沒想到你們長得這么漂亮。”因為除此之外，我再找不出恰當
的詞語表達我當時激動的心情了。平靜之后，我開始講課，這節課的內容好在是
一般性介紹，不需要進行大量复雜的幻燈演示和精神高度集中。
    我和哈里 .
    勞頓(他可比以前發福多了！)一起走回辦公室，一邊走一邊閑聊。我必須承
認，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了從我們身旁經過的學生身上，我注意著他們的臉和他
們走路的神態：“姑娘唇如玫瑰，小伙儿步履輕松”。哈里走進他的辦公室后，
我繼續前進，我一個人走路，感到十分偉大。
    在四層的大廳里，一個人擋住了我的路，微笑著向我做手勢，讓我猜猜他是
誰。我判斷他是本系人士，因為大約有十三四個我十分熟悉的新同事仍然只聞其
音未見其貌。現在他正在考驗我，我猜了几個名字，但風馬牛不相及。直到他笑
出了聲，我才意識到他是主講中世紀歷史的馬克.史密斯。我沒有想到他居然長得
如此健壯。后來，我沒費什么力气便認出了阿奇 .格蒂，雖然他的大胡子把我嚇
了一跳。我辨認肯 .巴爾金的時的情況也同樣如此。
    夏倫長得很漂亮，頭發出奇的黑。約翰的模樣讓我想起英國的一名搖滾歌星。
羅恩總是在各個房間里忙碌地走動。羅杰似乎更年輕，個子更矮。瓊嬌小美麗。
我的助教伊麗莎白長著一頭長長的黑發和一雙發亮的眼睛。
    今天最惊奇的事：打開電動剃須刀發現里面是白色的胡子渣；身体在T恤衫或
衣服里移動時布料產生的褶皺；從飲水器喝水時不會噴一臉水而感到的興奮；家
里牆上的一張全家福照片；一顆高大的棕櫚樹直指藍天白云。晚上我用白話翻譯
了莎士比亞的几行詩句：在灰暗的年代里，世界几乎消失，我高興地見到了蒼天，
看到了我的國家，我像一只黎明前的百靈鳥，從沉悶的黑暗中贊美著光明的到來。
    4月2日至3日，星期三和星期四。早上我為春季開學的美國西部研究生班的學
生第一次上課。一共有十名學生。他們中很多人的名字我都熟悉，但卻是第一次
看到他們的臉、他們的流行發式、他們的T恤衫及其上面的圖案。(一個學生的背
心后面印著一個大寫的字母“C”，我立刻聯想到視力檢查表。)很快我便覺得看
著他們的臉和動作記憶他們的名字是一件非常輕松的事。我在課上使用的是盲文
筆記，因為還沒來得及把它們轉化為普通文字，但我已經在盲文旁邊用圓珠筆寫
新筆記了。
    我与學生之間的關系將很快發生變化。失明期間，為了保持研究生的數量我
吃了不少苦頭。看到本應在我的指導下讀博士的學生選擇了其他系，作為一名導
師無疑十分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他們這樣做是听了別人勸告的結果。同事們雖
然沒有明說，但他們肯定認為，明眼人對博士論文提出中肯的建議尚且十分困難，
對盲人來說則几乎不可能。學生們也許抱有同樣的想法，生怕他們寶貴的論文變
成別字連篇、語法不通的廢品，被人家瞧不起。我無法証明學生和系里的其他老
師是否認為我很危險，也許他們自己尚未完全意識到我的种种不利因素，但失明
后在我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急劇減少，這一點卻是毋庸質疑的。
    我与沃爾夫婦一起回家。歐文剃掉了胡須，臉變得比我記憶中的尖了一些。
薩拉看上去很可愛。通往停車場的路非常漂亮，芳草茵茵，景色宜人，和記憶中
的荒蕪景象相比，變化真是太大了。到家之后沃爾夫婦進來和我們一起喝雪利酒。
在過去的十五年里，歐文無數次駕車送我回家，冬天的晚上他常常圍在爐火旁与
我喝一杯再走。此時，我們不禁想到這樣的時光是否就要結束了呢？
    星期四的課進行得十分成功。我在題外講了一些有關手術的情況，這是星期
二本來想說但由于太激動而沒能說出的話。學生們十分安靜地听我講述。
    課上我們觀看了一部名叫《艾什》的影片。(多年來我一直在加利福尼亞歷史
課上放映這部影片藉此說明印第安人在加利福尼亞遭受驅逐的情況。)我听了無數
遍的影片全然不見了，影片平靜的場面給我一种煥然一新的感覺：印第安人耐心
地打磨石器、晒涼獸皮。我看到了艾什那張皮革似的臉，上面流露著怜憫和迷惘。
    有趣的是，看完《艾什》之后我又出席了歷史系与兩個真正生活在加利福尼
亞的印第安人之間的會晤。這對名叫魯珀特 .考斯托和珍妮特 .考斯托的印第安
人正在探討他們是否可以當教師講授印第安歷史。我到場時談話已經開始。過去
遲到時，我只能用導盲杆四處亂敲，然后听從別人拉著我的手把我按到一個空座
位上。如今，我能輕而易舉地自己找到座位，沒有給別人造成任何干扰。
    然而，對我來說這畢竟是一件不同尋常的事。系里的很多人我還是第一次看
到。會議進行時，我的目光從他們的臉上一個個地掃過。其中一半左右几天來已
經見到過，其余卻是陌生的。我看到了卡羅斯.科爾特斯和薩拉 .斯塔奇。我感到
我對薩拉十分了解，她的那張熱情圓臉立刻吸引了我。埃德 .蓋于斯塔和藹削瘦
的面頰透過時間的迷霧慢慢浮現在我的眼前。我對會議內容沒有太注意，但也沒
有因此而內疚。
    晚上，我和雪莉點燃了壁爐。我出神地望著那些跳躍不定的藍黃色火苗，仿
佛以前沒有看到過一樣。木柴燃燒時發出的聲音依舊那么動人，然而火苗的顏色
和動感使人更加心曠神怡。
    在浴室里，我像青春發育期的少年那樣仔細觀察著我的身体。我發現我的体
型并沒像我想象的那樣臃腫，對此我惊喜交加。視力仍然在作怪。我老了，但我
希望手上的血管、皺紋和皮下的關節看上去不像現在這么明顯。我看不清胳臂和
身体上的毫毛，它們像一片片的黑　。我搞不懂為什么有的東西看上去無比清晰，
有些東西卻模糊不清呢？我知道我已經脫發，但沒向想到前額會變得如此突出。
在燈光無情的照耀下，我從浴室的鏡子中看到了一張只要稍微一動立刻皺紋密布
的臉。
    端詳自己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自我欣賞。虛榮心与人的視覺息息相關。
梳理頭發時，我已然小心翼翼。但這些年來我憑手指感覺出來的發式究竟如何呢？
我希望我的身体看上去更加年輕，肌肉多一些，腹部的脂肪少一點儿。我在理智
上認為，為了雪莉我必須這樣做，但這并不等于沒有自我和不存在自尊。我們的
身体和我們的臉一樣，是我們自身的体現。我們身体的清晰形象是我們自身的全
面寫照。盲人沒有視覺，他們是否因此而依賴于人的精神范圍呢？“盲人有一只
看不見的眼睛”，卡爾.比亞恩霍夫曾說，“這是造物主特別的恩賜。”說這話的
不是小巨人，而是一名超凡脫俗的盲人薩滿教徒。難道視力健全者，尤其是重見
光明的人，必須更加借助精神的力量嗎？
    身体還是性的体現。剛才我把新獲得的視力比喻成青春期的萌動。我從盲人
天真無暇的心理一下子跳躍到青春期的自我崇拜和躍躍欲試的狀態。對于性我不
必諱莫如深。我很高興自己能夠結婚，雪莉也愿意嫁給。我們一起閱讀過亞歷克
斯康福特的《男歡女愛》及其續集，并且我很喜歡這部書。欣賞人的身体是一种
高度的視覺享受，它在性行為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知道，盲人在銷魂的一
剎能夠自我補償，他們憑借內在的思維、幻想和想象，而明眼人的感覺也不過如
此。性的主要感官是触覺，不是視覺。但視覺能夠增加彼此的親密程度。對能滿
足自己性欲的人完全拋棄視覺渴望是不容易的。對此，胡爾也不否認。香水的气
息和溫柔的嗓音与親眼看到女人相比顯得极不真實。
    不論人類的身体對性本身有哪些含義，我發現自己在這方面抱有濃厚的興趣。
盲人把自己囚禁在他們的身体里。他們的身体對其周圍環境來說毫無意義。他們
感覺到自己的身体在動，卻看不到山巒樹木正向他們走來。如今，我既能從外面
看到自己的身体，又能從內心看到它的存在。我不僅能感到它在吱吱做響，而且
看到它隨著年齡的增長變得日益臃腫起來。我把我的身体与其他人的相比，幻想
著能和他們那樣生机勃勃。人類的身体不僅是自由自在的化身，而且是每個自我
和整個環境的伸延，使自己和他人的意識得到升華。
    4月4日，星期五。雪莉把我送到凱澤的候診室之后就回家了。我能自己找到
男廁所，并且能一直走到小便器前，對此我頗有些沾沾自喜。過去，我必須費勁
地尋找馬桶或小便器，用導盲杆在四周敲敲打打根据形狀确定它們是否是我所尋
找的目標，然后摸索到上面的手柄，最后就位開始方便。
    基利恩醫生很高興。眼壓為12，呈下降趨勢。檢查發現虹膜有輕微感染，但
她認為是那是手術后的必然結果。我想，這也許正好解釋了為什么每天早上我都
感到眼睛有些疼痛的原因。我問基利恩醫生，為什么晚上遇到強光時我會產生一
种看到水晶狀的放射式光線的感覺。她回答說，由于葡萄膜和虹膜長期發炎，虹
膜已經變得僵化而失去彈性了。為了通過開口摘除白內障，必然留下裂痕，因此
造成缺口處不平。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她在虹膜的不同地方造出一些小的V字形凹
槽，讓光線通過這些凹槽換一個角度進入晶体。這個問題，如果能稱其為問題的
話，不久便會得到基本解決。不過，晚上燈光四周將出現光暈，并且我的虹膜再
也不會正常地張開閉合了。
    到基利恩醫生那里去最令人興奮的結果是她提出了一項有關閱讀的試驗性方
案，至少能閱讀正常大小的字体。內置式人工晶体主要是為了看遠處。如果可能，
只需四到六周的時間。屆時，她為我驗光配鏡。簡直無法想象我听到消息后有多
么高興！我又能夠讀書、看雜志、看文件，直接進行學習了。我又能手捧詩集，
為雪莉朗誦詩歌了。我能看著電腦屏幕，在上面打字，然后自己進行修改。也許，
我又能在亨廷頓圖書館獨立地進行研究工作了！
    內心里，我經常有一种感覺，即這里面也許隱藏著不利的一面。我對過去的
工作做過很多反思。我在多大程度上由于身為盲人而因此受到特殊照顧？如果确
實存在這种雙重標准，如果它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我所取得的成就，那么在視力
的支持下取得進步又將何其艱難呢？過去我是盲人，与眾不同；如今我和其他人
一樣了。
    4月5日，星期六。今天去逛哈里斯百貨商常觀賞五顏六色的領帶、仔細分辨
著紋花呢中的淺藍色和紅顏色确實是一大樂趣。后來我看到了一雙綠襪子，那是
一种非常鮮艷的綠色。我想起了西爾維婭，但我認為我還沒到穿綠襪子的地步。
我幫助雪莉挑選了一些首飾，我想她一定喜歡我陪她一起挑眩我們買的不是我們
需要的東西，但我們不在乎。
    視力几乎在逐日好轉。起床后我首先看一眼在耶魯拍攝的那些像片，檢查一
下又能看出多少高樓，或者能否數清草坪上中央教堂有多少根柱子。然后我再用
牆上的東方挂毯進行檢查，我端詳著上面的圖案--在大圓圈里出現了新的圓圈，
深色細膩的紋理也變得越來越清晰，宛如魔術一般。吃早飯時，我用客廳對面的
蝕刻畫作為視力表，我發現每天萊汶漢或埃里教堂的拱形屋頂都比前一天清楚。
    大約十年以前，我們在圣地亞哥北海岸購買了一小座別墅，它位于卡爾斯貝
得村，開車大約兩小時。我們在河畔住煩了之后便去那里散心。那儿的美妙之處
簡直難以形容，尤其是對一個盲人。夏天的清晨或多風的冬日，我在海邊漫步，
只有雪莉的手輕輕地拉著我，我一邊呼吸著大海的新鮮空气，一邊聆听著海浪的
聲音和海鷗的鳴叫。不難想象，現在我多么渴望到那里去看一看埃4月11日，星期
五。今天我們第一次去卡爾斯貝得。十五號公路和原野一樣寬闊，泰姆卡拉牧場
翠綠無比。翻過最后一座小山，是一片花圃，山坡上鮮花盛開，　紫嫣紅、爭芳
斗艷。卡爾斯貝得就位于小山的下面。我置身于花的海洋之中，目不暇接，仿佛
要在片刻之間補償我過去的全部損失。到達目的地時，云霧籠罩著海面。迷霧漸
漸散盡后，我看到了大海。它是那么燦爛，和我夢中一樣蔚藍。
    卡爾斯貝得之行可謂一段難得的經歷，因為在我失明期間，我看不到那里的
一切。相比之下，河畔的一切由于我早年視力尚在，因此已然深深地印入腦海，
盡管失明后形象變得暗淡起來，但依然存在。卡爾斯貝得代表了失明的十年，那
里積累起來的所有畫面都是由聲音組成的，盡管這樣說似乎并不恰當。
    卡爾斯貝得和我在失明期間游覽的其他我所喜愛的地方一樣。事實上，當我
們在公路上行駛時，雪莉一直在問我那些地方需要故地重游。比如，大特頓山和
詹妮湖，我雖然去過那里，但我必須親眼看到它們。
    實際上，旅游對我來說已經產生了新的意義。回顧以往，我怀疑過去是否有
必要進行旅游。我知道，即使是盲人，他們也能夠收集新數据，會見新人物(听到
新的聲音)并且回來時也能講一些新的見聞。但盲人的收獲是無法和明眼人相比的。
沒有視力就無法目睹丰富多采的大自然界，看不的雄偉多姿的建筑物。即使走進
一家新客房，也無法用眼睛環顧四周，只能用導盲杆四處敲敲打打。我同意胡爾
的對于盲人的看法：旅游是他們夢寐以求的事。然而，拉塞爾發現了雙人自行車
之后，他卻認為旅行令人十分惱火：“我對我所經過的地方找不到任何感覺。”
瑟伯甚至在還沒有完全失明以前就因為“經常把出口和入口搞錯”而再也不進行
任何旅行了。他說：“每逢我想到我將漫無目標把余生消磨在南海的時候，我覺
得我就像康拉德小說里的人物：沉默寡言、無法思議。”
    在卡爾斯貝得，我產生了一种要親眼看世界的欲望。過去旅游時的那种緊張
不安心理已經不复存在。卡爾斯貝得的大海和鮮花盛開的山麓不僅激發了我對過
去美好經歷的怀念，而且使我產生了一种嶄新而強烈的感覺，讓我進行更多的体
驗。
    我們的別墅很小，但充滿了色彩。很多小事使我感到非常愉快，如艾利森小
時候畫的畫(頗有點儿米羅1的味道)、床后懸挂著的木頭框鏡子、雪莉用來作牆圍
的印花床單等等。物体的尺寸和距离又一次使我感到困惑。涼台下的建筑物看上
去似乎比實際距离要近，車庫看上去也顯得十分擁擠。
    當晚，迪克和帕特根据事先安排從塔克森赶來作客。不知什么原因，我認為
我兄弟一定比十五年以前胖了許多，但實際上他和帕特都十分苗挑。我注意到帕
特的動作十分靈活，一點儿也沒見蒼老。這是一場快樂的團聚。我們和我們的芳
鄰海倫一起喝香檳進行慶祝。第二天我們到斯圖騰伯魯夫的家里繼續聚會(他們是
和我們同時搬到卡爾斯貝得來的)。菲利斯穿了一件耀眼的紅上衣，而唐則在白短
褲的外面套上了一條紅色的游泳褲叉。他們想試試我能否注意的，我當然沒有使
他們失望。每個人都開怀大笑起來。
    多年來，我不小心碰了頭或穿了兩只不同顏色的鞋子，唐總是開怀大笑。我
們的關系密切而坦誠，沒有任何虛偽。我這樣的朋友不多，唐便是其中的一個。
其他人遇到這樣的事總是猶猶豫豫，不愿明說。對于我，朋友直率的笑聲能填補
彼此的鴻溝，使一切更有人情味，縮短了人們的距离。如今又听了這樣的笑聲實
在是一件好事。
    4月12日，星期六。今天我們沿著峭壁行走，在水里尋找鯨魚，然后來到了海
邊。我已經忘記了海浪打在亂石上激起泡沫的樣子。海鷗在在我們四周飛翔，我
們的心情歡快無比。我們手拉著手，并不是我有這個必要，只因為我想這樣做。
    回河畔的路上，我和雪莉中途停下來在我們的老朋友格里斯皮諾家里吃早飯。
其間發生了一件怪事。雪莉為夏洛特和喬拍了一張照片。他們站在壁爐前，背景
是一張喬治亞.奧基夫1油畫的仿制品。在畫的中間，我看到了一大片我在手術期
間見到過的藍色。照片沖洗出來之后，我發現畫面中央的藍色居然是我的臉。我
站在照相机的后面，閃光燈把我的反射形象准确地映射的照片上，真是一件奇怪
的巧合。
    4月14日，星期一。今天晚上我們去了電影院，這是我動完手術后第一次看電
影。片名是《看得見風景的房間》，內容很朴實，沒有任何夸張。我為我的視力
感到狂喜。也許，這部影片也能打動很多其他人，但對我來說那种感覺簡直無法
表達。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影片中的大量面部特寫，這些鏡頭真是制片人在十五年
以前拍攝的嗎？多么了不起的一部影片呀：意大利夏季的山巒、佛羅倫薩优美的
景色、蔥翠的英國花園、美麗的海倫娜.波恩海姆-卡特、即使是在游泳池游泳的
赤裸的男人都顯得那么漂亮。我仿佛回到了電影王國享受著那里的一頓丰盛的筵
席。
    我看的第二部電影是《丰收之行》。也許再沒有那樣的影片了，再沒有其他
影片能像《看得見風景的房間》那樣給我如此的快樂。
    我的日記開始變得斷斷續續，原因不是勞累，而是因為過于繁忙和精力分散
的緣故。然而，到基利恩醫生看病又使我恢复了記日記的習慣。
    4月29日，星期二。手術五周之后，今天早上我又見到了基利恩醫生。視力檢
查結果為20/80，略有輕微好轉，兩個星期的時間沒有太大的進步。但結果還是令
人樂觀的：虹膜和葡萄膜都沒有發炎，視网膜的狀況良好，眼壓為15。她告訴我，
我的眼睛已經和正常人一樣了，白天不需要再戴保護性眼鏡，晚上也不用戴眼罩
了。眼藥水可以減少到每天一次，但為了保險起見，再用一、兩個月還是有好處
的。再過十几天，我的遠看和近看的視力都會好轉，屆時應該能夠配眼鏡了。由
于角膜上存在　痕，因此基利恩醫生建議不要配那种雙光眼鏡，最好是兩副眼鏡，
不同的情況使用完全不同的鏡片。
    我問白內障是否會复發，回答是不會。雖然在某些情況下，手術后由于晶体
后表面出現云翳視力會出現第二次模糊，但正如我早先提到的那樣，我在手術中
制造了一個讓光線通過的入口，因此不會發生視力模糊的現象。我右眼的白內障
已經完全被治愈了。唯一的問題是視力究竟能好轉到什么程度？能否達到閱讀和
駕駛車輛的要求？此外，基利恩醫生還說，現在討論另外一只眼睛的手術問題還
為時尚早。
    在一間輔助的手術室里，基利恩醫生借助顯微鏡為我的眼球拆線。我的眼球
上一共縫了十四針，現在拆除了三針。拆線的目的是為了糾正散光，四十八小時
之后應該見效。晚上視力出現雙影的問題可能也會改善。
    4月30日，星期三。今天早上我惊訝地發現視力有了大幅度提高，我想這一定
是拆線的結果。我從挂毯上看出了新的圖案，從耶魯的像片上看出了奶牛和人群，
看到了萊汶漢教堂以前看不到的拱形屋頂。我想今天如果檢查視力，結果至少在
能達到20/70。
    

第八 章
    第二次碰運气
    由于日記過于瑣碎零亂，因此必須把主要事件歸納一下。這一年是多么不同
尋常的一年啊！
    我戴眼鏡后的校正視力達到了20/40，即使是單眼視力也達到了駕駛車輛的最
低要求。車輛管理局發給了我一個為期兩年的駕駛執照，我像小青年一樣開始駕
駛第一輛汽車。我看懂了自動出納机的詳細使用說明，對過去十五年金融系統發
生的技術進步感慨万千。我一邊吃早飯一邊閱讀報紙，和其他老年夫妻一樣談論
著新聞，隨便打斷對方的閱讀。日子似乎天天如此。
    我們在夏天和秋天兩次到圣克魯斯島旅游。我應該發現加利福尼亞變得比以
往更擁擠、更郁悶，污染更嚴重。我會慢慢認識到這些令人不快的因素，但在最
初的几個月情況恰好相反。在去圣克魯斯島的途中，我對小鎮与城市之間的高速
公路上的景色惊詫不已。我從車中再次看到了葡萄園与生菜地的交界線。山上仍
然長滿了橡樹。我自由自在地在汽車旅館的房間里到處行走，再也用不著導盲杆
了。更重要的是，我又看到了十五年未見、已經三十歲的女儿艾利森。我見到了
她的兩個男孩斯凱伊和克里斯托弗，一個五歲，一個三歲。我為他們讀書，帶他
們去圖書館。我看見他們在笑，他們的母親落淚時，又看到了他們不知所措的表
情。
    年底之前，我買了一台新的電腦。看到拆除那台會說匈牙利話的老伙伴的時，
心里一陣陣發痛。我有一种把朋友放在盒子里用船運走的感覺。我把它作為禮物
送給了校園殘疾人服務社里的盲人學生，回來時感到有些頭暈目眩。
    我在工作時，盡量避免經過高速公路，我乘坐校園巴士每周去一次亨廷頓圖
書館。十五年的歲月給亨廷頓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包括在研究區新建了一座配樓。
我走進了這座富麗堂皇的建筑，大廳里鋪著地毯，牆壁上懸挂著油畫和藝術挂毯。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第一次坐到那張長毛絨的扶手椅上的情景。我翻閱著各种學術
期刊，一會儿舉到手中，一會儿放在桌上，欣賞著上面的標題或里面的插圖。世
界上能在如此优雅的環境里進行學術研究的地方并不多，如今它有重新向我敞開
了大門。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我在那一年寫了兩篇文章，從頭到尾沒有使用過
一次盲文！
    盡管我對那些朗讀者、盲文打字机和會說話的電腦充滿感激之情，但我知道，
和我現在一目十行的閱讀速度相比，它們好比四輪馬車之于飛奔的火車。盲人的
境遇正如波托克所說，他們只能“緩慢而隨意地獲得信息”。朗讀者通常要努力
地念出每一句話。磁帶是對書中內容逐字逐句的复述，跳躍播放有漏掉有用內容
的危險。而人的眼睛卻能迅速地瀏覽過期的報紙，尋找有用的材料，跳過沒用的
廢話。
    這就是閱讀的真諦。對此我必須惋惜，我為盲人無法閱讀感到遺憾，為那些
明眼人能夠讀書卻不讀書而悲哀。我明白為什么盲人“詩人兼蹩腳文人”的克拉
克指責年輕人的緣故了。
    “天哪，”她說，“他們看得見，能夠閱讀。他們可以讀荷馬史詩、讀歷史
、讀多少年來人們夢寐以求、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任何作品。可我呢？如果我能
再次閱讀該有多好啊，哪怕只有一周，甚至一天--？”
    埃莉諾克拉克，我真想和你分享這一切，希望你也能和我一樣重新獲得閱讀
和瀏覽的机會。
    那一年冬天，基利恩醫生多次和我討論是否已經到了摘除左眼白內障的時候
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因為我們擔心，至少是我自己害怕，左眼的手術會
影響到已經恢复正常的右眼。我知道瑟伯就發生過同樣的事。他在小時候的一次
事故中喪失了一只眼睛的視力，后來由于眼內交感神經發炎最終導致了雙眼全部
失明。拉塞爾由于一片飛來的金屬片打坏了一只眼睛后也由于交感神經發炎造成
全部失明。然而，基利恩醫生向我保証說，盡管過去手術中存在交互感染的現象，
但現在這种情況几乎很少發生了。最后她鼓勵我碰一碰運气，因為也許有一天必
須對左眼進行手術。白內障成熟后可能產生破裂，所以在緊急情況出現采取措施
是更好的選擇。
    次年二月，我寫信通知基利恩醫生我決定接受第二次手術。手術日期定于4月
16日。4月2日，我按計划接受A超，用超聲波測量今后需要移植的晶体的尺寸。兩
次測量之后，第一名技師請另外一名技師幫忙，又進行了兩次測量。他們說，眼
球長度的差异過大(過短)，因此在繼續工作之前必須請示醫生。
    基利恩醫生向我解釋說，我的左眼處于一种結核狀態，這种現象一般是手術
后眼內葡萄膜炎引起的常見不良后果。但我的情況是，還沒動手術就出現了這种
症狀。眼球的長度減少為18厘米(正常的眼球應在23至25厘米之間)。手術之后可
能出現角膜脫落的危險，但她對我說，万一出現這种局面我們可以移植一個新角
膜。對我來說，移植新角膜會使我的眼睛感覺更舒服。她又一次体現了她的樂觀
精神。
    4月15日，手術的前一天。早上，通過B超拍攝了十張照片。我越過技師的肩
膀看到他把一些白色的紙片粘貼在透明的曲線圖上，我問這是為什么。他回答說
“這代表了我們不希望發生的情況。”很快，我又看到了基利恩醫生。她說：
“眼球的長度太短了，這是葡萄膜長期發炎造成的結果。沒有任何晶体能夠形成
合适的焦距。我們盡量用最大的、最有力量的晶体，以取得最好的近距离觀看效
果。視力也許不會非常清楚，但即使能夠看到物体的形狀，比如能看到左邊出現
的汽車，也是非常有用的。”兩眼的眼壓均為19，极其正常。
    我滿怀信心地重新寫日記，這次是用筆書寫，不是用盲文。
     4月16日。手術在中午進行。在候診室里，我看到了伊內茲 .斯托貝爾，她
是一位七十四歲的老太太。昨天我還同她開玩笑說她喜歡吃麻醉師桌子上的紅色
棒糖。如今我們發現我們都在等待基利恩醫生在同一個下午給我們動摘除白內障
的手術。我們吻了吻我的妻子和她的孩子，然后隨護士進入了手術准備室。
    伊內茲十分害怕，一想到要進行靜脈注射和測量血壓便全身發抖，因為這些
使她想起了以前一次噩夢般的手術。我們并排地躺在床上，測量脈搏、呼吸、体
溫和血壓，然后用藥。我含混不清地向她講述我一年前的手術情況，她听了之后
似乎不那么緊張了。她生于特立尼達，嫁給了一位瑞士人，并且對她的七個孩子
感到十分自豪。靜脈注射減少了她眼中的淚水。我很高興她在我以前進行手術，
減少了她擔惊受怕的時間。
    對于我，准備工作好比故友重逢。打針的護士多洛雷斯說她還認識我。當然，
去年我只是感覺到她，因為那時我看不見。麻醉師戴夫听說過“陽光先生”的事，
把我像一個知名人士那樣介紹給大家。(別人記得你，你又有什么辦法呢？)在手
術過程中，我看到了所有設備，看到了升降式的顯微鏡和血壓監視器。我看到了
一張張俯在我身上的戴著口罩的臉，去年我只能听到他們的聲音。如今我用那只
好眼看到了基利恩醫生，她穿著一身黃綠色的大挂，不像我過去想象的那樣是白
色的。她向瞳孔內觀看。她說散瞳不夠充分，因此要格外小心(指切除扇形虹膜)。
手術的第一步往往是最關鍵的。
    然后她動手開刀，我覺得她离我很近，仿佛就在我的眼球外面。我害怕之极，
然后便失去了知覺。麻醉師把我麻醉了過去，這次，我沒有看到藍色原野上跳動
的光線，也不知道它們是否還在那里了。
    盡管我隱隱約約地記得我在恢复室里喝了兩小碗湯，但我真正記起的第一件
事是我在當天晚上在自己的床上醒來之后。雪莉說，我曾經和基利恩醫生說過話，
自己穿好衣服，然后從輪椅上走進汽車，到家后，我脫掉衣服，在雪莉的幫助下
上完衛生間，然后上床睡覺。然而，我對這一切完全失去了記憶。
    4月17日，受難節1。早上11時，我和伊內茲又在基利恩醫生的候診室里再次
相逢，和她一起來的有她的她的兩個女儿和一個外孫女。帕特為我解開繃帶，她
和去年一樣穿著一件寬大的連衣裙。動了手術的眼睛几乎看不到任何東西，只是
從左邊看到了一些物体發出的光。由于結核病變的緣故，這次手術沒有植入人工
晶体，要等下一次手術才行。右眼植入的人工晶体的屈光度為13。目前人工晶体
的最大屈光度是30，而我的左眼卻需要43度的晶体。
    由于角膜還處于腫脹的發炎的狀態，因此基利恩醫生看不到眼底。可能的情
況是，由于結核病變，視网膜多處發生褶皺，阻礙了光線進入視网膜的某些區域。
只有等几周之后，眼內有了好轉，我們才能掌握更多的情況。
    基利恩醫生說，以后可以通過配戴高度隱形眼鏡藉此增加一些視力，這种眼
鏡是儿童切除了先天性白內障之后經常配戴的。我發現有一些黑點儿在視力下方
浮動。基利恩醫生說，那是气泡造成的結果，几天后會完全吸收。
    伊內茲的情況不錯。解開繃帶后她便清楚地看到了她的女儿和外孫女。我告
訴她，過几個星期視力還會好轉。現在她可以放心大膽地簽字，准備在六月份摘
除另外一只眼睛里的白內障了。
    4月18日，圣星期六。昨晚眼睛很疼，直到今天早上仍然嚴重發炎。然而洗淨
眼瞼之后，雪莉說眼睛看上去不那么紅了，也許吃早飯時會比昨天看得清楚一點。
然而除了左邊看到的一些渾沌不定的光線之外，仍然一無所有。
    失望！掃興！和去年手術后相比尤其如此！
    奇跡往往引起人們不現實的奢望。手術前沒人給我更多的許諾，但另外一只
眼睛卻好得遠遠超過了我的期望。我必須閉上我的那只好眼睛想一想，瑪麗 .伯
頓即使能看到這團云霧也一定會欣喜若狂的！
    我一旦睜開眼睛便可以寫日記，我能看到紙上一行行的字跡，不用像一年前
那樣仍然需要叮叮當當地敲打盲文机。明天我可以自己開車去教堂，不會像過去
那樣手握導盲杆被別人遠遠甩在身后了。振作起來吧，朋友，難道這一切還不能
使你滿足嗎？
     4月19日，感恩節。圣喬治教堂里的慶祝儀式舉辦的十分成功。除了基恩神
父之外沒有人知道我動了第二次手術，這正是我所希望的。然而，我還是告訴了
瑪麗 .伯頓并祝愿她感恩節愉快。她扭過頭，似乎要和自己一年前說過的話作對
似地說“希望永遠存在。”
    4月20日，星期一。昨晚眼睛很疼，似乎是眼藥膏在作怪。我怀疑是不是因為
切開的虹膜晚上在膨脹的緣故。白天疼痛減弱。眼睛仍然很紅(用雪莉的話說是
“血紅的”)。但我确信我比昨天看得清楚一些了，或許只是我的想象而已？我發
現走路時閉上我那只好眼后看到了一些粗糙的圖案(白牆、圖片、床鋪和廚房的桌
子等)。
    4月21日，星期二。昨晚几乎沒有感到疼痛。我打電話給基利恩醫生的護士帕
特，詢問眼睛為什么仍然發紅。她說是眼內輕微出血的結果，几天后會自然消失，
不用擔心。視力依然如故。
     4月22日，星期三。早上去校園和辦公室。視力可能有所好轉。我能用左眼
看到白牆上的手指。
    4月24，星期五。今天基利恩醫生十分高興。事實上，直到我們离開之前她可
愛的面龐上一直挂著笑容。檢查結果沒有發現葡萄膜炎，盡管無法完全看清視网
膜上的　痕，但基本上完好無損。帕特護士記錄下視力檢查結果：三英尺外可以
看到手的移動。基利恩醫生認為，鑒于目前角膜依然腫脹，因此以后的視力還會
好轉。由于怕影響恢复傷口，沒有測量眼壓，但估計不會太高。
    我問基利恩醫生將來是否能移植人工晶体。她回答說，由于晶体的作用不大，
因此不愿再對那只眼睛做任何手術。但如有必要進行角膜移植，倒有可能隨便移
植晶体。她寄希望于八周后配戴永久性儿童隱形眼鏡，与玻璃眼鏡同時使用。
    我可以洗頭發，但不要做任何運動。
     4月25日，星期六。我的視力為我創造了一個彼此分割的世界。我的左眼看
到的是莫奈1筆下干草垛上的迷霧或杰克遜 .波洛克2筆下的混亂朦朧的狀態；我
的右眼卻使我欣賞到威廉 .哈尼特或諾曼 .羅克韋爾3細膩的作品。我在這兩個世
界的伴隨下在山坡上漫步，四周的景色隨著我的思緒隨時變換，或者像一只鳥一
樣看著兩個互不融合的畫面。在左眼的視力中有一种中間的部分，它不如外部邊
緣那么清晰。外面的部分如今經常讓我想起一年前我剛剛解開繃帶時的情景。
    晚上我們參加了由約翰 .菲利普斯、阿奇 .格蒂和薩拉 .斯特奇為沙倫 .塞
林杰舉辦的聚會。當他們向我詢問有關手術的情況時，我借著酒意作了一番十分
樂觀的講演，不知道別人是否相信我的話。
    4月26日，星期天。眼睛非常不舒服，視力似乎沒有任何好轉。盡管親戚們打
來了電話，但生日過得仍然很冷清。我們去了教堂。晚飯后格雷伯一家到我家品
嘗雪莉做的蛋奶酥。
    5月11日，星期一。基利恩發現角膜康复得非常好，但仍有輕微的水腫妨礙光
線完全進入視网膜。她發現的一切都是令人鼓舞的。右眼眼壓為17。她說話時仍
非常樂觀。她說6月1日可以驗光配戴隱形眼鏡。現在可以游泳，但要避免眼睛進
水。可以進行体育鍛煉。睡覺時朝左，可以不用眼罩，不用上軟膏，但要繼續滴
眼藥水。
    對于目前的狀況，我不知道應該失望還是欣喜。但我怀疑我的情緒使我的日
記逐漸中斷了。自此以后大約一個月沒有記日記。
     7月13日，星期一。在配鏡師的指導下我戴上了專為左眼定做的隱形眼鏡。
    下午，我看到了基利恩醫生。她幫我重新擺正隱形眼鏡的位置，因為它已跑
到眼睛上方去了。說實話，我感覺不到眼鏡是否處于中心的位置上。然而，手術
對于她來說十分成功，角膜恢复得很好，沒有任何并發症。几周前為了使眼睛更
加潤滑，她在我左眼的淚管里放入了一個淚管塞，為了避免刺激，這次將其取出。
從今天起，我每天使用氟甲龍眼藥水(一种效力較弱的可的松類藥物)。
    右眼的眼壓為17。視力檢查結果又一次使我們感到惊訝：盡管十分費勁，我
居然能看到20/30水平上的兩、三個字母了。
    7月14日，星期二。驗光師在我配戴了一夜隱形眼鏡后為我复查。他驗完視力
后宣布說，我左眼的視力目前為20/750，是配戴隱形眼鏡之前的兩倍。因為分泌
物增多，他要我早、晚各一次用生理鹽水沖洗眼睛并且每兩周來此一次接受清洁
指導。再過兩個月，他將考慮為我配制一副新的玻璃眼鏡，將右眼的視力提高到
最大程度。
    日記到此結束。1987年春天，我接受了白內障摘除手術并非全部成功的悲慘
事實。隱形眼睛的實際用途不大，几周后為了避免麻煩，我把它們拋在了一邊。
拉彭澤爾的眼淚不會永遠能使王子失而复明。約翰.克里斯蒂安 .巴赫動過兩次白
內障手術。戴維 .布萊克霍爾在完全失明之前經歷了四次失敗的手術。瑟伯也是
在四次手術失敗后才徹底放棄努力而完全失明的。我的成功机會是二比一，至少
比他們都好。
    我只能永遠用一只眼睛看東西了。我甚至可以見到司快爾先生在他的《尼古
拉斯 .尼爾克萊比》中說：“他只有一只眼睛，而人們往往大多不喜歡獨眼的人。”
一只眼睛看東西時沒有立体感，但也沒有因此感到十分不快，因為我是從完全失
明的路上走回來的。假如我雙眼健全而突然失去了一只眼睛，那么這個問題就顯
得十分嚴重了。
    有時，一只眼睛确實使我感到煩惱。記得在什么地方讀過有關一种原始文化
的故事：人們害怕獨眼人，因為他們是魔鬼的孩子。這种反常現象說明一只眼睛
是惡毒的，它能帶來死亡和毀滅。記得書中說過，在那個社會里，父母有時故意
毀掉孩子唯一的一只眼睛，因為人們宁愿變成雙眼瞎，也不愿成為惡毒的獨眼人。
我試圖証實确實存在這樣一個社會，但徒勞無獲。這是一個不愉快的故事，令人
感到害怕。我認為，即使它千真万确，但每种文化現象都有其相對性的。在丹麥
的盲人學校里，比亞恩霍夫看不清物体被認為是“過于邪惡”的結果。希腊神話
中的獨眼巨人庫克羅普斯屬于怪物，而長了一百只眼睛的阿耳戈斯也是如此。還
有一句話是：“盲人國里，獨眼為王。”
    我開始注意歷史上只有一只眼睛的人物。泰摩蘭1率領過蒙古的千軍万馬。漢
尼拔2跨過阿爾卑斯山劫掠了意大利。在哥本哈根，納爾遜3為了避免執行令人反
感的命令而把他的盲眼放進玻璃杯；在特拉法爾加，他甚至靠一只眼睛取得了胜
利。大比爾.海伍德為了西部礦工像老虎一樣斗爭。現代人物莫伊舍 .達揚4在指
揮以色列保衛戰中為戴眼罩的人增添了光輝。以上這些獨眼人似乎都是大英雄，
但也有像小薩米 .戴維斯這樣喜歡用自己的毛病開玩笑的人。在一次高爾夫錦標
賽中，人們問他什么地方有殘疾，他回答說：“我是一個獨眼的猶太人，屬于有
色人种。”
    和薩米 .戴維斯一樣，如今我對只有一只眼睛能夠坦然處之。但我的內心深
處卻有一种深深的恐懼，害怕再次失明，失去唯一的一只眼睛。
    失而复明后的更多樂趣接踵而來。我注意到我和學生談話時發生的變化。對
于任何人來說，同遇到麻煩的研究生談心都是一种挑戰。他們在上課、寫論文和
考試方面出現的問題往往是由個人原因引起的--父母不和、戀愛失敗、資金不足
、死亡、恐懼和不安全感等等。打開面巾紙的盒子必須從上面開口。在這种情況
下，我能通過觀察發現他們落淚的前兆--撇著嘴或緊咬雙唇、目光下垂和眼眶發
紅等。失明期間我錯過了多少觀察這些表情的机會呢？當然，我能听出聲音上的
變化：言語停頓、清喉嚨、嘆息和喘气--聲音畢竟能向你傳達很多信息的。但看
不到面部表情依然不夠。如今所有的暗示一覽無余，我能保持主動，在需要的時
候取拿出面巾紙。
    我看到人們在微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經常笑容滿面。朋友告訴我，我看
上去比以前快活多了，顯得更有信心，也許這就是原因。我能向別人報以笑容。
胡爾說，盲人向別人微笑好比發出了一封收不到回音的信。現在我可以收到回信
了。霍肯的視力恢复后，朋友們說她“比以前更有生气，面部表情更丰富了。”
她學會了使用以前不會使用的面部肌肉。
    走路時，我的身板比以前直。動完第一次手術之后，我從百貨商場的大鏡子
前面走過時發現，我走路的時候向前彎著腰。失明期間，由于害怕不小心碰到半
開著的門因此總是向前伸著雙手，因此形成了彎腰的習慣。有些盲人為了避免在
走路姿態上形成難以改掉的習慣而盡早參加了使用導盲犬的訓練。如今，我在鏡
子中看到自己的腰板比以前直了，走路時挺胸收腹，心里感到十分振奮。
    走路數步子的習慣很難改掉。對于盲人來說，形成這种習慣十分自然，無需
過多的解釋。要想掌握從車庫門到大門口或者從辦公室到廁所的距离，數步子是
一种簡單而效的方法。而且，當你下樓梯時，數台階能确保安全。現在雖然沒有
這种必要了，但積習難改。我發現只要走路時不考慮別的事情，不論去哪儿，我
仍然在數腳下的步子。
    過去失明時，姓名對我來說至關重要。如果對方不夠大方，說話時不肯說出
他們的姓名，我是無法辨別出他們的聲音的。在這种情況下，我只有單刀直入，
詢問他們的尊姓大名。姓名對我來說，好比大海里漂浮著的一根桅杆。如果對方
是熟人，我可以通過他們的名字對號入座，從腦海里搜尋過去的形象。如果是陌
生者，我也要根据他們的名字創造新的形象。如今，和那些想不起姓名或不認識
的人交談時我感到自如多了。我意識到，別人的名字在需要的時候會自動出現，
有了丰富的視覺線索精神可以十分放松。
    別人的形象也是對自己的形象的一种加強。我們知道自己的模樣，因為我們
能把自己和別人進行比較。如果無法做到這點，我們本身的形象也會變得模糊起
來。胡爾在失明期間經常說“自己像一個幽靈、一個鬼魂、一种記憶”，因為別
人都脫离了的肉体“變成了聲音、從子烏虛有里說話，在虛無飄渺中消失”。
    自己的身体和性方面的某些興趣与更明顯的自我之間是否存在可能的聯系呢？
這個問題似乎超出了我的回答范圍，但我重新扮演起以往失明時無法扮演的角色，
這個事實卻是千真万确的。所有跛子、癱子或有生理缺陷的人，他們扮演的角色
主要是殘疾人。不論他們身為父親、丈夫、一家之主還是學生，但都擺脫不了殘
疾人的身份。如今我能通過很多小事使自己得到支持。我能自己開車上班、自己
加油、打掃車庫、自己付款和向服務員付小費。我的殘疾人的身份已經被其他角
色所取代，我越來越感到自己像一個正常人。
    做完脊錐手術之后，墨菲有了一种脫胎換骨的感覺：“好像心靈和肉体都獲
得了新生。”雖然我在失明期間心如止水，現在卻更加平衡。我有一种要充分利
用所有感官的想法。我像一部發動机，所有的汽缸都在運轉；我像一棵大樹，意
气風發，枝繁葉茂。
    現在，我是否更比以前更像男子漢了呢？在過去失明的歲月里，我只能小心
翼翼地跟在妻子身后，拉著她的手，讓她領著我前進。我坐在車上，讓妻子開車
把我拉來拉去。餐館里，她要付帳單；車子坏了，她要送去修理。所有這些都可
以十分容易地解釋為對男子角色的妥協。在与性有關的陳辭濫調中，盲人沒有自
由，不屬于任何群体。我曾擔心會不會由于自己失明而忽視了雪莉的各种需求。
她是否渴望過能有一個高瞻遠囑的男人？是不是需要一個能在危險到來之際挺身
而出替她抵擋一切的丈夫呢？我不是阿諾德.施瓦辛格1，不是約翰 .韋恩，但我
在視力恢复之后卻對這些成見產生了同感。
    弗洛伊德對此曾經做過研究。他把視力同性滿足聯系在一起，因此失去視力
便等于遭受了閹割。同樣，在埃斯庫羅斯2的悲劇中也存在這种模糊暗示：俄狄浦
斯3由于性方面犯了無法原諒的錯誤，因此受到雙目失明的報應。李爾王失去國王
的權力之后，失明似乎是莎士比亞為他安排的最恰當的結局。我怀疑自己也或多
或少地受到了這些俗套的影響，我在手術台上也曾出現過遭受閹割的一閃念。我
想充當新角色的愿望是否支持這种內在的洞察力呢？只有意識到我們面對的只是
各种象征和社會的固定是模式時才能如此。盲人當然不能和遭受閹割的人划等號。
盡管性滿足和男子漢的角色是兩种互不相同的概念，但在很多事情上卻可相提并
論。
    奧利弗 .
    薩克斯說，他的一個神經病病人突然感到嗅覺變得极其敏銳，令人無法想象，
以至產生了一种新奇感。在這种情況下，嗅覺的增強使他無法對其他物体進行分
類。過分靈敏的嗅覺壓倒了其他感官對具体事物的判斷。這种感知上激增是可以
理解的，因為手術后的第一年，我也曾被這种強烈的感覺所征服。盡管我不像薩
克斯的病人那樣重病纏身，但直到几個月之后我才能斷定我所看到的是事物的本
來面目。有一种体驗，過去我只能將其隱藏在心底，因為它在廣闊的環境中看不
到，現在我可以將之公開了，我的親朋好友都能看到，可以在所有人之間進行交
流。重見光明是決定性的因素，它為這种對巨大外部環境的鮮明理解和個人的不
同內在感受相互結合奠定了基矗我沒有放棄有條不紊的做法。或許這是天生的，
或許我很早就養成了這种習慣。把一切物品擺放得井井有條可以讓人們接受和适
應失明帶來的厄運。我知道哪里有我需要的物品并且能從那里繼續尋找。如今，
同樣的規律已經打破輊梏，并且遠遠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圍。十八世紀的狄德羅1認
為，明眼人更容易証明上帝的存在，因為他們更容易看到上帝的自然女神所創造
的巨大秩序。然而，那些可怜不幸的盲人卻無法看到上帝。不知為什么，我有一
种感覺，我重新獲得的視力縮短了我和天籟的距离，至于獲得這一感覺的方法，
恕不奉告。
    所有這一切都是伴隨一只眼睛而來的。我將永遠不會為沒有得到另外一只眼
睛而遺憾。

第九 章
    棄舊從新
    擺脫你邪惡罪惡的看法吧。承認頭上的天空是固体的天空，承認那些有關月
亮和星星的說法是荒謬的。接受盲人的科學和哲學吧，我們不會因此把你釘在十
字架上的。
    這些是我在讀了H. G.
    威爾斯1的《盲人國》之后所獲得的強烈感想。該書是對固執和偏見的一种諷
刺。在這部書里，盲人就是以這种方式對努涅茲說話的。努涅茲是一位視力健全
的旅游者，他在“厄瓜多爾安第斯荒原”的懸崖上一下子跌入了盲人的國度。這
個地方，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所有人生下來就雙目失明，“他們世世代代地生
活著，忘記了很多事，同時也憑想象發明了很多事。”他們住在整齊但沒有窗戶
的房間里，他們沿著導槽在街上行走。他們在寒冷的夜晚工作，在溫暖的白天睡
覺，因為光線對他們沒有任何作用。來到這個世外桃園，他想起了那句“盲人國
里，獨眼為王”的古訓，因此他想做盲人國的國王。然而，他在這個不懂光明的
世界里所做的种种艱苦努力均付之東流，甚至不得不毆打一名盲人。他的暴力手
段使他陷入了飢餓的境地，最后淪為了一名可怜的奴仆。
    他愛上了一名美麗的少女，但當權者卻認為他們的婚姻無法接受。盲人科學
家認為，他所描述的世界是明眼人的世界，是視力造成的幻覺。如果他接受手術
除去視力，就有希望成為和他們一樣的正常人。那名少女也乞求他接受手術。由
于墜入情网不能自拔，因此他決定做出犧牲。在動手術的前一天，他來到了一個
安靜的地方，他“看到了清晨，清晨就像一名穿著金色外衣的天使一樣從台階上
徐徐走來。在燦爛的光明面前，他和他的愛情以及峽谷盲人世界里的一切頓時失
去了光彩。”他看了看綠樹青山，轉過身，慢慢地爬出了峽谷，永遠离開了那個
他“曾經相當國王”的所在。
    在此，我借用威爾斯對固執偏見的諷刺說明盲人与明眼人世界之間的种种誤
會。我和努涅茲一樣走出了峽谷，走出了那個曾經一度認為自己是國王的所在。
在那個峽谷里，我以半途失明作為資本獲得了很多优勢。如今，我再次試圖成為
王中王，或者成為一名預言家，因為我親身經歷了兩個不同的世界。
    身体缺陷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威爾斯的話為我的這种感覺提供了依据。“束
縛”一詞是墨菲喜歡的說法。胡爾采用的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比喻：殘疾好比一個
巨大的吸塵器，它吸走了人們的記憶、興趣以及他們對時間、地點的感知，對此
他們需要重新适應。我也逐漸懂得，重見光明也和失去視力時一樣，需要再一次
适應環境。失而复明好比死而复生，我要把以前生活中失去的一切全部彌補回來。
    在解釋重新适應環境方面沒有比塑造和重新塑造人的面容更能說明問題了。
回顧過去，我發現人們的面容和我的日記標題一樣千篇一律。過去，我在腦海里
為周圍的人一一塑造了形象，熟人的面容通過聲音在我的腦海里維持，陌生者的
臉也通過聲音加以創造。只有几個親密的人，我可以用手撫摸。盡管有時別人請
我摸他們的臉，但我一直感到很尷尬。我和瓦格納一樣：“生怕碰掉了對方臉上
的假睫毛或把手指捅到人家的鼻子上。我實在不愿意這樣做。”因此，我所認識
的臉只是聲音而已。
    在正常人的世界，触覺和听覺的感官等級是不同的。失明后，這兩种感官對
我來說無疑變得非常重要，与此同時，明眼人只有在黑暗中摸索時才能感覺出它
們的重要。例如，聲音對于我來說是感覺別人的頭的形狀、膚色和年齡的手段。
我記得，聚精會神地听自己講話(盡管我不十分喜歡這樣做)甚至能夠讓我知道自
己臉上發生的變化。
    視力恢复后，聲音突然降到了次要的位置上。我意識到聲音能夠引起很多誤
導。一個較為完整的形象包括很多信息，如皮膚和頭發的顏色、身材比例、動作
和手勢等。它們的出現使我腦海里根据聲音形成的形象發生了根本改變。模糊的
景象立刻被鮮明的色彩所取代。各种感官的級別發生了改變，因為我知道過去所
謂的正統方式并非唯一的，并且也不是至高無尚的。
    和努涅茲一樣，我逐漸明白了一個道理，盲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盲人作用
于社會，社會也同樣作用于盲人。分析社會的各种不同做法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
僅以一件事為例：与其他殘疾人相比，盲人受到社會不同尋常的關心和注意。為
什么盲人和弱視者在羅熱1編纂的《英語單詞和短語匯編》中用了兩欄多的篇幅進
行同義詞辨异，而對于失聰者卻僅僅用了半欄的篇幅？為什么對視力的解釋要比
對听力的解釋多一倍以上？為什么多年來盲人是殘疾人中唯一能夠享受免交所得
稅待遇的群体呢？因為盲人是殘疾人中的“寵儿”。
    當然，這种做法有一定的公正性。眼睛無疑是感官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眼
睛能夠辨別方向、判斷遠近；眼睛的動作最靈活；眼睛可以任意旋轉；只要一合
眼皮就可以閉上眼睛；眯縫起眼睛可以改變視覺效果使物体模糊；眼睛具有最聰
明的保護机制，能夠流淚和迅速眨動。失去眼睛好比丟失了一台出類拔萃的儀器。
    很明顯，以下這些話說出了人們對于失明所抱的恐懼：“除非上帝安排，否
則決不失去雙眼”、“宁死不當盲人”。這种精神用肯尼斯 .杰尼根的話說就是
世人對于“災難的看法”，不幸的是，這种災難觀往往能引起人們的感傷。且看
我們從一部嬌揉造作的作品中摘錄的一段文字吧：盲人的命運真是太悲慘了，他
們的處境那么可怜，所有善良的人都想迫不及待地幫助他們。即使是心腸最硬的
人，看到盲人摸索著走過來的時候也會站在一旁為他們讓路。
    我認識的一些熟人在我看得見的時候對我不屑一顧，而我失明后，他們卻不
遺余力地向我提供幫助。安德列 .迪比說，人們對受傷者似乎存在著一种共性，
他們能把盲人做的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變成鼓勵。飯后洗餐具是一件既容易
又簡單的工作，但我卻為此贏得了不少贊揚，好像我有多么了不起似的。我的一
位朋友曾經愉快地對我說，我刷茶壺的時候比她睜著眼睛看著刷還干淨，并且我
那“万能的”手指居然能發現壺底沉積的水鹼。請相信我，這是真話，我對他們
沒有任何不滿，他們心地善良，几乎每個人都使我高興。他們不過是運用了伊利
諾伊州西斯普林斯一位盲人公理會牧師的夸張手法而已。這位牧師說：“鮑勃.肯
珀好似一頭跳芭蕾舞的大象：這种芭蕾可能不太好看，但令人惊奇的是他居然能
夠跳得出來。”
    不過，偶爾我也會對某些行為產生反感。盲人廣播劇作家赫克托 .舍維尼說
過這樣一件事：他的朋友直言不諱地說，他不會到醫院探望舍維尼，“出于同樣
的原因(他)也不會去參加葬禮。因為(他)無法忍受葬禮。”耶茨說，這种人喜歡
“用自己健康的体魄”与殘疾人相比。我怀疑，在奧羅斯科2繪制的那幅名為《普
羅米修斯》的壁畫中，他一定是逃跑的人，決不會向烈火伸出雙手。
    社會上的另外一些人不僅對失明怀有恐懼和傷感，并且還討厭盲人。我听說
碰一下瘸子會交好運，但從未听說摸一下瞎子會發財的。蘇珊 .桑塔格認為，我
們向癌症病人隱瞞病情，“不僅是因為得了癌症便等于宣判了死刑(或者這只是人
們的一种看法)，而且由于它有一种不吉利的感覺。從癌症一詞的原始意義上看，
它具有倒霉、難受和令人作嘔等含義。”對于盲人，也存在類似的態度。
    也許，更确切的說這是一种怨恨的情緒。它向兩個方向發展，盲人和明眼人
都會產生。明眼人在下意識中可能覺得盲人有一种威力，一种使他人感到內疚、
無能和尷尬的威力，一种引人注意的威力。盲人的力量可能遭到別人妒忌。我們
可以很輕松地推崇呂塞朗的聰明才智，然而重要的是，他為反對法國抵抗運動做
出了切實而重要的貢獻。
    嫉妒盲人的這种威力可以理解但卻令人不快。明眼人通常以不愿看到盲人的
方式來表示他們的關心。他們問別人：“他吃糖嗎？”“他喜歡把杯子放在哪儿？”
等等。從孩子身上我們可以看出社會對盲人的不滿。盲童挨打和遭受欺辱的事情
屢見不鮮，克倫茨、拉塞爾和我的朋友朱迪思都有過類似遭遇，這是一件不容忽
視的事實。舍維尼說，偏見從根本上看是不公正現象造成的，黑人和猶太人遭受
的不幸，盲人也頗有領略。
    在我們所生活的文化里，人們崇尚年輕完美的体魄，根本目的是保持身体靈
活。用這种觀點來衡量，我雖然重新見到了光明，但身体上卻更加不堪一擊。盡
管我們都懂得以弱小襯托強大是不道德的，但從反面看這個問題也同樣令人不快。
身体的殘疾使人們痛苦地發現了人類的脆弱以及人的思維所面臨的各种潛在威脅。
對此，墨菲曾針對視力健全的人做過如下闡述：殘疾人永遠是一种看得見的形象，
隨時讓健康人懂得他們所生活的社會有不平等和痛苦現象存在。他們生活在一個
虛假的樂園里，同樣不堪一擊。因為，殘疾人体現了他們擔心害怕的事。
    也許，弗洛伊德把失明与遭受閹割聯系在一起是正确的，因為我們是“懼怕
某种可能”的象征。崇拜完美体魄确實是一种极其复雜的情感，它与其他恐懼和
擔心交織在一起，隱藏在對盲人的關怀之后。
    我知道，盲人自己也會產生這种怨恨。我理解胡爾在別人故意炫耀自己視力
优勢時感到的憤怒。例如，有一次一位講師故意大聲對他說：“約翰，你可能想
知道這是什么顏色，它是黃色的。”听到這句話，胡爾產生了一种受到排斥、与
世隔絕和低人一等的感覺。看到社會對于盲人的態度和所抱各种偏見，舍維尼進
一步尋找有力的措施呼吁盲人進行反擊，他說：解救盲人要避免一种惡性循環，
即世界對盲人有一种成見：盲人的無助是造成無助的原因，盲人因此表現出的無
助又使世界的這种成見得到确認。
    這种循環是一种全面的循環。明眼人對盲人的怜憫(我看得見，你卻看不見，
真是太不幸了)恰好說明了他們的恐懼，他們擔心盲人可能會有自己獨特的看世界
的方法，這种方法可能更為有效、也許更加高超。這种心理和白人對待黑人的心
理十分相似。他們盡管不愿成為黑人，但對黑人的性活力卻充滿想象，對此他們
嫉妒、害怕并且惱火。
    高人一籌使人感到憤憤然，除了种族偏見外，盲人也認為高人一籌。我的朋
友比爾 .布蘭登推荐我閱讀奧維德1寫的有關提瑞西阿斯的故事。讀完之后，我對
盲人高人一籌的說法感触頗深。故事講述了提瑞西阿斯在森林里行走并遭遇毒蛇
的傳說。這位年輕的底比斯人走路時被一對正在努力交配的毒蛇絆倒。他用拐杖
擊打毒蛇后立刻被變成了一個女人。此后，他作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女人生活了七
年。后來他又回到了那座森林，又遇到了那對正在交配的毒蛇。再次擊打毒蛇后，
他又恢复了原來的性別。因此，提瑞西阿斯成為了一生中領略過男女不同生活的
人。上天賦予了他從別人的角度觀察生活的能力。
    故事隨后轉移到了奧林匹斯山上。宙斯和赫拉為了一件事情發生了爭吵：在
男女做愛的過程中，誰能獲得更大的快感？宙斯說是女人，赫拉則認為是男人。
無可奈何之際，他們找到了提瑞西阿斯。由于他有了解雙方的天賦，因此解決了
他們的爭端。他對宙斯說：如果把愛的歡樂分為十份，九份屬于女子，一份歸于
男人。
    他的回答触怒了赫拉，提瑞西阿斯因此失明。在無法違背妻子的意愿和可怜
提瑞西阿斯不幸的情況下，宙斯賜予了提瑞西阿斯先知先覺的能力。因此，在希
腊神話中，盲人先知始終是哲人的化身，即使像奧德修斯這樣的大英雄也去請求
盲人指點迷津。
    現在，事實應該十分明了，我在失明期間從未感覺過高人一籌，請相信我的
話。我不認為，像我這樣一個愛穿灰襪子的人在性方面能有什么特殊悟性。然而，
提瑞西阿斯的故事卻使我怀疑自己是否真有資格對盲人和明眼人的問題了發表議
論了。盡管我沒有任何先知的感覺，但我認為像呂塞朗和胡爾這樣的盲人正以一
种現代提瑞西阿斯的方式對待他們自己的失明。可以明确地說，他們二人正在証
明盲人具有這些天賦，打破社會認為盲人沒有視覺的殘酷論斷。
    我從未見過正在交配的蛇，即使在夢中也是如此。失明期間，我有幸受到了
最好的保護，沒有認真思考失明造成的許多神秘暗示。盡管如此，我還是能夠看
出失明与先知先覺之間的聯系，盲人的先知能力來自他們辦事的規律性。人一旦
准備迎接將來并在心理上做好了充分准備，將來對于他來說就是可知的。盲人的
秩序不是神賜的，也并非盲人所獨有。喪失視力后，有條不紊的生活對于盲人來
說變得更加重要，秩序進一步加強，成為了盲人的附屬感官。也許，宙斯賜与提
瑞西阿斯的不是先知先覺，而是對秩序邏輯的准确判斷。
    既然盲人對秩序如此敏感，秩序又是美感形成的基礎(比例、平衡、典雅的姿
態等等)，那么我們便有理由認為盲人對于美有特殊的欣賞方式。可惜，我對失明
的有限体驗并沒使我在這方面得出任何結論。視力對我來說更有用。首先，當我
判斷比例和距离的時候，視力使這項工作變得更容易。的确，在失明的那些年里，
我确實有過美的体驗，我從音樂演奏、鳥的歌唱、風的呼嘯以及撫摸形狀可愛的
物体時都感覺到美。如今，我在听見風聲的同時能看到綠草在地上擺動、白云在
天空飄浮；我去听音樂會，看得見各种樂器；听見鳥語便看到了鳥。過去，我曾
絞盡腦汁地根据聲音和触覺猜測物体的顏色、形態和運動方式，視力恢复后，一
切迎刃而解。要想欣賞美，視力無疑是第一感官。
    然而，我也曾有過不能完全相信視力的体驗。在手術后的最初几周，我几乎
分不出美丑，即使是那個既不整洁、又不漂亮的車庫。那時，我又成為了一個小
孩，一切都十分新鮮，經常大惊小怪。滿是油污的地毯在我眼中呈現出奇妙的色
彩和圖案。直到几個星期之后，我才從一度認為十分輝煌的事物中發現了它們的
丑陋和庸俗。如果成熟和重要的藝術判斷需要視力，那么它也同樣需要歷史，需
要對時間和經驗進行衡量。
    當然，視力不僅僅是用來欣賞美，它也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視力使一切變得
容易和直接，對此我深有体會。現在，我可以避免走很多冤枉路，我能一直走出
門外，不用中途停下來用手触摸門框。我能更迅速地從架子上拿起茶杯、果斷地
把插頭插入插座，既不用擔心触電，更無需摸索。進行乘法計算時，我不再需要
用腦子記住所有數字。擠牙膏時我能一次完成，不需要再用嘴試探擠出的牙膏的
長度。用電動剃須刀時，我能在胡子刮干淨時立刻停止。現在，無論干任何事情
几乎都能節省一半以上的時間。
    我想念過去失明的歲月嗎？毋庸諱言，盲人确實有一些优勢。据我所知，看
不見外界有利于思考，用瑟伯的話說就是“做盲人有注意力集中的好處”。然而，
我和他的情況不同。瑟伯几乎完全失明后憑借大量的生活積累，從過去的記憶中
反复挖掘新鮮題材，組成故事和硬筆漫畫。作為《紐約人》的一名盲人撰稿人，
他的成果甚至比失明之前更出色。正如他所說的那樣：越來越依靠出色的記憶，
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在內在的世界里”反复修改他的腹稿。
    重見光明后，我的內在世界几乎蕩然無存，注意力經常受到各种外界干扰。
我發現參加會議時不像以前那樣精神集中了。我不停地打量身邊的一切：我留心
發言者身后擺放著什么書、觀看桌子上的文件或書籍的護封、端詳著閃亮的咖啡
具和杯子上印的字。學術會議要求花大量時間認真听取別人的發言。過去我能很
輕松地跟上發言的要點，如今發言者依舊，但他身后的窗子外卻有一棵隨風搖曳
的大樹。我在欣賞窗外美景的同時忘記了身在何處。我讀過歷史上很多有關复明
后產生心理抑郁症的記載。心理學家解釋說，這种紊亂与視覺突然過于丰富和感
官同時持續作用有關。
    失明期間，我的其他感官是否變得更加敏銳了呢？在此，我對胡爾的說法表
示怀疑。他說失明以后，他的面部和手上的皮膚對光線變得异常敏感，只要把臉
對著燈的方向就能知道出它是否開著。比亞諾夫說，他拉著心愛姑娘的手時能知
道她的眼睛什么時候閉上。呂塞朗聲稱他的手特別有靈性，比以前更柔軟，對大
孝重量和壓力感覺得更准，當他用手触摸物体時，物体同時也在触摸他。呂塞朗
說的這一切，無疑已經超出了黑白比白色更能吸收陽光的熱量一類的范疇。對此，
我只能認為他的這些話是對第六种感官的描述，即所謂的特异功能。
    “樹木和岩石把它們的形狀像手指在蜡上留下指紋一樣傳給我，”呂塞朗說。
他簡直是圣方濟1的化身，圣方濟恰好也是盲人。
    我可以証明，盲人能對障礙物能夠有所感覺，這一點和蝙蝠有些類似。他們
能感覺出障礙物的大致形狀或所謂的“面部視覺”。波托克認為這是因為物体有
“視頻輻射”和“聲音陰影”的緣故。呂塞朗說：“失明好比一付藥，它使某些
感官得到加強，經常使听覺和触覺突然變得敏銳起來。”
    我認為，對于盲人感官增強做出最好解釋的人莫過于拉塞爾了。他既不用導
盲杆，也不用導盲犬，然而卻能准确地辨別出方位和距离。他依靠的是腳步發出
的回聲。當兩只耳朵不能同時听到回聲時，他就調整頭的方向直到兩耳能夠同時
听到為止，以此辨別面前出現的物体。他知道聲音從他腳下傳到他的耳朵時所需
的時間和它們之間的距离，然后將其与物体發出的回聲相比較，從而判斷出物体
的距离。研究認為，盲人對物体的感覺是通過聲波和听覺實現的，拉塞爾的說法
為其提供了証据。此外，沒有任何研究說明盲人不具備辨別物体的能力。
    我不敢說我也有這种敏銳的感覺，只記得自己在游泳時的感受。每當我游到
池邊時都能預先知道，因為水的聲音向我發出了警告，強度達到了构成“面部視
覺”的程度。這一點對于明眼人也是如此，他們只要閉上眼睛就能有所体會。瓦
格納同意我的看法，她說：“你听不見的聲音，我也听不見。”即使失明能使其
他感官有所加強，那也主要是盲人努力的結果，心理變化居其次。
    然而，如果有些盲人确實具有出類拔粹的敏銳感覺，那也是天生失明使其然。
我成年后失明，竭盡心力地培養這种感覺猶有不及。掌握面部視覺宛如學習一門
外語、好似鍛煉肌肉、好比年輕人明亮的雙眼，越年輕越好。
    失明期間，我從未有過感覺得到加強的体驗。我知道，全國盲人協會一定不
會同意我的觀點，認為我受到了有害的蠱惑。然而我的感覺恐怕恰恰相反，非但
沒有加強，反而萎縮了，就像一部沒有小提琴的交響曲(或用呂塞朗的話說是琴弦
松垮垮的)。我經歷了心理學家喬安.勒梅斯特(本人患有多發性硬化病)描述的很
多感情階段，例如對醫學的無能為力感到气憤、對“幽靈般的自我”感到沮喪(
“如果不失明我會干出一番大事業”)、在命運無可挽回的情況下重新調整自己的
精神狀態、重打鼓另開張等等。即使我產生過感官不完整的想法，那也不過是一
個階段而已。但我确實認為，這一過程肯定會使人的性格有所改變。胡爾失明四
年之后，他感到膽子變小了，在酒吧中既不能、也不愿意和陌生人交往。
    我發現自己失明時很難對陌生人找到感覺，需要通過名字而非面孔慢慢体會，
因此我理解胡爾變得怯場的原因。我認為，隨著背景的消失，頭腦中對各种事件
的記憶變得越來越模糊。視覺永遠是一种誘惑。在我失明的十五年里，我對視覺
世界逐漸變得淡漠了，不像開始時那樣執著。人和環境的視覺形象似乎离我遠去，
無關痛痒。正如胡爾所說，“已經開始習慣在另外一個世界里生活了”。這一點
也說明了提瑞西阿斯變性后在性格上發生的變化。
    談論什么是完整的感官無异于自尋煩惱。我發現，在探索原子和星云一類的
問題時，即使五种感官皆在也是不夠的，在這种情況下，誰又能說四种感官不健
全呢？因此，在這种情況下改變的只是定義，即所謂的完形概念，而非基本內涵。
失明在此應當重新組合成為一個整体，一個在新的局限內的完整單位。舍維尼舉
過一個例子說：一輛四輪馬車坏了一個輪子，把剩下的車輪移到中間，馬車還可
以行走。蜥蜴失去尾巴后体型發生了變化，但行動卻和完整的蜥蜴相同，沒有什
么兩樣。
    這里，不妨假設有可能對感官的完整性重新定義，因此我們回過頭來繼續討
論剛才有關盲人优勢的問題。殘疾是一位偉大的老師，如果你是一名听話的學生，
她會讓你懂得什么是自豪、虛榮和限制。我十分欣賞拜塞爾對問題的回答。別人
問他，癱瘓多年以后假如能夠重新行走將會怎樣？對此，他反問道：“那么我將
為此放棄什么呢？”他的回答并非盲目樂觀，而是一种明确的表示：歡樂總是伴
隨著悲傷，兩者永遠同在。
    我怀疑盲人對流离失所的人有一种更親密的感情，克拉克無疑就是這樣：我
認識那些在垃圾桶里撿垃圾和在門道里過夜的人。他們經常和我交談。有人可能
躺在肮臟的地上認為殘疾使我進入了他們的行列；有人也許會說我還無權走入他
們的陣營。
    那些權力的外部象征，如卡迪拉克和布魯克斯豪華套間等，對盲人來說沒有
多大作用。盲人只有親自接触到有權勢和受歧視的人之后才能對他們有所認識。
我不知應該如何對此進行一步闡述。很早以前我就是一個心腸軟弱的逍遙派，并
非失明使其然。我知道，有些事眼不見心不煩，例如蓬亂的胡須、肮臟的襯衫和
各式各樣的鼻子等。一些讓人產生偏見的因素失明后看不見了，我想這也許算得
上是一件好事。因此，有人把正義比喻為盲目一定有其道理的。
    我經歷過依賴別人和听任擺布的痛苦階段。我希望自己從來沒有祈求和希望
過別人幫忙，但我在內心中還是不情愿地悄悄這樣做了。有時，我最大的心理負
擔就是感到自己必須接受明眼人的幫助，否則將一事無成。我必須使用盲人手表
、必須等待朗讀者或者司机的到來。有時我必須多等半個小時，否則就會耽誤別
人的時間。無論我多么渴望自由、多想寫自己的書、多想自己講課、多想為自己
的家庭盡一點義務，但都無濟于事。我在日常生活中只能把自己放在首位。失明
使人產生依賴与合作的意識，好比一种襯衣，故意把紐扣縫在背后夠不著的地方，
藉此培養人們互相幫助的習慣。
    回顧過去，這种依賴只是我在向明眼人尋求幫助方向邁出的一小步。盲人是
最需要依靠別人的群体，或多或少地說明了人類的共生關系。拜塞爾談到這個問
題時說：“盡管我們看不到別人，但并不孤單。”我想，他的話無非是要說明沒
有眼睛能更容易看出人類的親情。假如如此，我可以告訴他，視力恢复后他能看
得更清楚。
    正如我說過的那樣，有時我能很容易地正視自己的殘疾。我不是一個男人，
我是一個瞎眼的男人；我不是教授，我是一名盲人教授。薩克斯醫生的一位病人
雷伊曾說：“假如你能擺脫疾病會怎樣呢？疾病就是我，沒有它我也蕩然無存了。”
薩克斯的結論是，雷伊認為沒有疾病就無法生活，因此不在乎病魔纏身。后來有
一种藥物能夠抵抗雷伊的病痛，但他逐漸拒絕服藥從而回到了以往的狀態。薩克
斯的另外一位病人把他的殘疾歸結于衛生和醫療條件所致。此外，陀斯妥也夫斯
基1有一句聞名于世的話，他說：即使人生的所有歡樂也換不走疾病帶來的樂趣。
    對于殘疾的這种看法，尤其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補償之后，往往使人感到
欣慰。然而對于我來說，這种欣慰之情被一次以意外的手術奪走了。它使我回到
了光明的世界，無法繼續在幻覺中沉迷。我被迫看到了健康与殘疾合二為一的事
實。我們在生活中既是贏家，也是輸家，此一時，彼一時。有時活蹦亂跳，有時
病魔纏身；有時明察秋毫，有時雙目失明。因此，我的一個盲人朋友說，我們每
個人只不過“暫時沒患殘疾而已”。
    此刻，如果任何人能和我一樣思考都會同意我的觀點：复明比失明更富有悲
劇意味。盲人和世上所有的明眼人一樣，他們能夠愛。如果沒有愛，僅僅減去殘
疾人的所得稅又有什么意義呢？有些盲人像勒梅特所說的那樣，對于一切都很冷
漠，這才是真正的悲劇。黑暗至少是有方向的，如果僅僅為了追求光明，虛無飄
渺之中無法辨別方向。光明和黑暗對于無所謂的人來說沒有任何區別。
    奇跡創造者不理會人們是否愿意，他們最喜歡干的事情之一就是讓盲人复明。
從耶穌開始乃至用蜜蜂為波托克治病的女人都喜歡把治療失明作為奇跡。有多少
人曾告訴過我失而复明是一种奇跡？如果他們的意思是為了表達祝福，當然無可
厚非。我喜歡海倫.凱勒1的說法，當安娜 .沙利文走入了她的生活之后，她突然
產生了出現奇跡的感覺：我走出埃及到達了西奈。一种神圣的力量触及了我的靈
魂，使我看到光明，見到了眾多奇跡。我听到一個聲音從神圣的山上對我說：
“知識就是愛，知識就是視覺和光明。
    倘若海倫 .凱勒能夠見到光明，她將寫出多么偉大的文字啊！
    蕭伯納在《圣女貞德》一劇中說：奇跡是創造信仰的任何事件。如今，我對
醫學科學無疑有了更多的信任。然而我懂得，我之所以能夠重見光明并非完全由
于科學。時机在這里似乎起到了不同尋常的作用：護士打電話約我第二天就診；
我与基利恩醫生之間的緣份；眼壓突然增高要求必須進行手術；多年的感染居然
沒有破坏眼內的清澈，等等。對于所有這些，我不想說明哪些是科學，哪些是奇
跡。我知道我能重見光明，或云失而复明，應該完全感激人的信念，其中包括對
科學的信念。
    除了意外因素之外，改變生活方式似乎應該成為脫离黑暗進入光明的起點，
我是在体驗了十五年失明痛苦之后獲得新生的。這是我的最后一次考驗。失明也
好，复明也好，不論考驗何時到來，我將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因為我和提瑞西阿
斯一樣，經歷過兩個不同的世界。
    和提瑞西阿斯不同的是，我不會向眾神說出我對性的看法(盡管我現在穿的是
一雙新的綠襪子)，甚至不會讓他們知道我是如何看待黑暗与光明的。如果有人問
起這個問題，如果有人認為我用明眼人的觀點解釋過去的失明，我將含混地告訴
他們一些有關事物雙重性的理論。也許我會引用那句有關失明和不失明的老話：
我們都是不健全的。過去，我曾希望在盲人的國度里充當一名小小的國王，為此
我請求原諒。我要向他們背誦一首“百鳥齊唱，不知誰鳴”的詩，詩的出處雖然
已經忘怀，但詩中說：“蝙蝠熱愛黑暗”。
    鳴謝
    由于本書未做任何腳注，因此我在書后附上一份帶有注釋的引文參考書目，
它們取材于加利福尼亞大學河畔圖書館，可以外借。
    我對閱讀過手稿和/或提出建議的人表示最衷心的感謝，他們是：H.G.吉姆 .
伯恩斯、約翰 .麥克 .法拉格、凱西 .菲施巴赫、奧古斯特 .弗呂熱、埃德溫S.
高斯塔德、瑪麗 .蓋茲利、米歇爾 .霍夫南、珍妮L.基利恩醫學博士、羅 .馬蘇
爾、沃納 .馬爾蒂、斯蒂芬 .芒茲醫學博士、詹姆斯B.帕森斯、羅伊 .哈維 .皮
爾西、奧利弗 .薩克斯醫學博士、費德里克 .施羅德、唐 .斯圖騰博魯夫、戴維
 .沃倫、堪達斯 .沃特，以及朱迪絲 .薩拉格薩。我要特別感謝威廉 .布蘭登對
我始終一貫的鼓勵。感謝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的斯坦利 .霍維茲對我的熱情關
怀(“跑，不要走，一直跑到最近的郵箱”)。能和他以及米歇爾 .諾頓、戴安娜
 .法因貝格和希拉 .勃格等編輯一起工作确實非常愉快。
    本書的所有篇幅都表達了我對雪莉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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