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米蘭·昆德拉
「生活在別處」是蘭波[1]的一句名言。安德列·布勒[2]在他的《超現實主義
宣言》的結論中引用了這句話。一九六八年五月，巴黎學生曾把這句話作為他們的
口號刷寫在巴黎大學的牆上。但是我這本小說最初的名字卻是《抒情時代》。我在
最後一刻改換了書名，因為我看見出版商們的臉上流露出不安的神情，他們懷疑是
否有人願買一本題目如此深奧難懂的書。
抒情時代就是青春。我的小說是一部青春的敘事詩，也是對我所稱之為「抒情
態度」的一個分析。抒情態度是每一個人潛在的態勢：它是人類生存的基本範疇之
一。作為一種文學類型，抒情詩已經存在了許多世紀，因為千百年來人類就具有抒
情態度的能力。詩人就是它的化身。
從但丁開始，詩人也是跨越歐洲歷史的偉大人物。他是民族特性的象征（卡蒙
斯[3]，歌德，密茨凱維奇，普希金），他是革命的代言人（貝朗瑞[4]，裴多菲，
馬雅可夫斯基，洛爾伽[5] ），他是歷史的喉舌（雨果，布勒東），他是神話中的
人物和實際宗教崇拜的對象（彼特拉克，拜倫，蘭波，裡爾克），但他首先是一個
神聖價值的代表，這個神聖價值我們願意用大寫字寫出來：詩。
然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歐洲的詩人發生了什麼？今天已幾乎聽不到他的聲
音。我們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詩人就已從這個盛大喧囂的國際舞台上消失了。
（他的消失顯然是這個危險的過渡時代的徵兆之一，在這個過渡時代中，歐洲發現
了自己，而我們還沒有學會給這個時代命名。）由於一種歷史的邪惡嘲諷，歐洲的
詩人仍然扮演著大眾角色的最近一個短暫時期，是1945年以後中歐的共產主義革命
時期。
值得強調的是，這一特定時代充滿了真正的革命心理，它們的信徒懷著巨大的
同情以及對一個嶄新世界的末世學信仰[6] 體驗了它們。詩人們覺得他們是最後一
次站在舞台前部。他們認為自己正在歐洲的輝煌戲劇中扮演他們慣常的角色，去一
點也沒有察覺到，劇院經理已在最後的一刻改換了節目單，而代之以一出通俗的滑
稽劇。
我親眼目睹了「由劊子手和詩人聯合統治」的這個時代。我聽到我所崇敬的法
國詩人保爾·艾呂雅[7] 公開正式地與他的布拉格朋友脫離關係，因為這位朋友即
將被斯大林的最高法院法官送上絞刑架。這個事件（我把它寫進了《笑忘錄》）使
我受到創傷：一個劊子手殺人，這畢竟是正常的；而一個詩人（並且是一個大詩人）
用詩歌來伴唱時，我們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整個價值體系就突然崩潰了。並沒有什
麼是可靠的了。一切都變得成問題、可疑，成為分析和懷疑的對象：進步和革命。
青春。母親。甚至人類。還有詩歌。一個價值崩潰的世界呈現在我眼前，漸漸地，
經過許多年，雅羅米爾的形象，他的母親和他的情人在我的頭腦裡成形了。
請別認為雅羅米爾是一個低劣的詩人！這是對他的一生廉價的解釋！雅羅米爾
是一個有天分的詩人，富有想象力和激情。他是一個敏感的年輕人。『當然，他也
是一個邪惡的人。但他的邪惡同樣潛在地存在於我們每個人身上。在我的身上。在
你的身上。在蘭波身上。在雪萊身上。在雨果身上。在所有時代所有制度下的每個
年輕人身上。雅羅米爾不是特定時代的產物。特定時代只是照亮了隱藏著的另一面，
使不同環境下只會處於潛伏狀態的某種東西釋放出來。
儘管雅羅米爾和他母親的故事發生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它的描寫是真實的
（沒有一點諷刺的意圖），但我的目的並不是要描寫一個時代。「我們選擇那個時
代並不是因為我們對它本身感興趣，而是因為它似乎提供了一個捕捉蘭波和萊蒙托
夫、抒情和青春的絕妙的圈套。」換言之：對小說家來說，一個特定的歷史狀況是
一個人類學的實驗室，在這個實驗室裡，他探索他的基本問題：人類的生存是什麼？
就這本小說而言，同時還提出了幾個相關的問題：抒情態度是什麼？青春是什麼？
一個母親在形成一個年輕男人的抒情世界中扮演的是什麼樣的神秘角色？如果青春
是缺乏經驗的時期，那麼在缺乏經驗和渴望絕對之間有什麼聯繫？或者在渴望絕對
和革命熱情之間有什麼聯繫？以及抒情態度怎樣表現在愛情中？有愛情的「抒情形
式」嗎？等等，等等。
當然，這部小說絲毫沒有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回答，
正如海德格爾[8]所說：人的存在具有一種問題的形式。
最初想寫這部小說的念頭產生於很久以前，在五十年代中期。當時我想解決一
個美學問題：怎樣寫一部屬於「詩歌批評」的小說，同時它自身又是詩歌（傳達詩
歌的激情和想象）。我於1969年完成了這部小說。它從來沒有在波希米亞[9] 出版
過。1973年它首次在法國刊行，一年後彼得·庫西出色的譯本在美國出版，他因此
而獲得了國家圖書獎的提名。庫西是美國最優秀的捷克語翻譯家。為了修訂這部小
說，使它更忠實於原著，幾年後他又重新修改了一遍，這一事實表明他一心追求完
美；換句話說，他是翻譯家中一位真正的藝術家。我衷心感謝他這部傑出的譯作，
以一個朋友的身分緊緊握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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