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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爾伯看著芬因克酒吧牆上的招貼畫，有點擔心它粘得不牢，會掉下來把自己砸一下。酒吧是那種在中東地區隨處可見的小酒吧，雖然小但情調還不錯，加上它的野火雞肉做得別具風味，客人們在這兒都可以得到暫時的放鬆，不用再去想那些煩心事。
　　威爾伯抿了一口酒，咂了咂舌頭，彷彿要讓酒勁傳遍全身似的，做完這個，他又拿起一份(耶路撤冷通訊)，隨便翻了翻。
　　當可怕的兇殺案發生時，記者威爾伯正在倔意地享受著自己的假期：整整十天的徹底放鬆。因為《國際論壇》上沒有登有關這起兇殺案的消息，威爾伯是在回家的航班上才第一次聽說這起兇殺案的：當時他手裡拿著一份《耶路撒冷通訊》，上面有關於這起案子的報道。
　　和許多外國記者一樣，威爾伯既不會說希伯來語也不會說阿拉伯語，他的消息來源就是那些當地的報刊：他從《耶路撒冷通訊》上了解以色列人的態度，從《阿拉伯事務》的英文版上了解阿拉伯人的看法。盡管兩份報刊的政治色彩都很濃厚，但威爾伯擅於把二者結合起來折衷地看問題，而不被某一派的謊言所迷惑。當地記者總喜歡在報紙上互相攻擊，像偏執狂似地拚命指責對方，把自己這一方說成是受盡欺凌、忍無可忍的犧牲者。經常有些性急的外國記者跑出去實地采訪，但他們總是悻悻而回。大街上負責軍事檢查的軍人們並不因他們是外國記者就網開一面；相反，往往對他們嚴加盤查，弄得他們只好掃興而歸。
　　威爾伯的假期過得不錯。他在沙灘上認識了一個意大利的女攝影記者。她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吉娜。吉娜略微有點瘦，長著金黃色的頭發，有著一雙迷人的藍眼睛，她時不時還來點可卡因。在沙灘上他們彼此交換了自己得意的照片，一起品嚐了她放在沙灘背包裡的一小瓶威士忌。然後他們一起回了旅館，住在威爾伯的房間裡。吉娜把自己的房間也退了。接下去的幾天他們過的很開心，天天在一起游泳、跳舞、打網球、做愛。當然一切都是威爾伯買單。一天早上，吉娜接了個電話，她得回去工作了。在匆匆吃了早飯之後，吉娜沖著床上的威爾伯來了個飛吻就關門出去，直奔機場回了羅馬。威爾伯一想起她，耳邊就又響起她做愛時的驚叫聲，心中暗暗說道：這個瘦姑娘，長得雖然不漂亮但還是挺刺激的。
　　威爾伯又吃了一大口火雞肉，在嘴裡慢慢嚼著，細細品嚐它鮮美的味道。兩起兇殺案，也許這還只是剛剛開始，後邊還有更多的兇殺案要發生呢。這條消息應該發回去，國內總部要的就是這種消息。毫無疑問，《時代》雜誌駐中東地區的記者已經知道了這兩起兇殺案，但他們並不關心這個，他們只對政治事件感興趣。像這種事一般都是威爾伯報道的。這一次，他認為也可以試一試，說不定能發掘點什麼東西出來呢。
　　離開美國，在報社的駐外記者站工作並不是件好差事，開始，威爾伯很想家。但在以色列呆了六個星期以後，他也就不怎麼想家了。因為沒有時間鬧下來讓你想家。這兒一切都是快節奏的，快得簡直要把人逼瘋了。
　　沒有人會停下來陪你聊天，所有的人都忙忙碌碌的，到處都鬧哄哄的，格瑞鮑斯凱卻偏偏很喜歡這個。他精力充沛，一天到晚到處跑。在他出事之前，他創下了駐中東記者的發稿紀錄。但是有一天，一切都結束了：他跑得太遠了，結果睬了地雷，被炸掉了一隻胳膊，一條腿。總部把格瑞鮑斯凱召回了美國，又把威爾伯調到了中東。
　　在巴西舒舒服服呆了三年之後，回到曼哈頓真不習慣。曼哈頓到處都是鬧糟糟的，讓人不舒服。「歡迎你回來。」馬克在總部舉辦的迎送儀式上熱情洋溢地講著，總部辦公室那幫只會拍馬屁的家伙拍著格瑞鮑斯凱的肩，親熱地跟他打著招呼：「真正的榮譽屬於格瑞鮑斯凱，讓我們為這個獨臂海明威乾杯! 讓我們好好合作，一塊兒把好萊塢搞個天翻地覆。」(威爾伯真懷疑格瑞鮑斯凱能否忍受這種令人作嘔的虛情假意?)
　　這不是他想過的生活。很久以前，威爾伯就已經厭倦了戰地記者的工作。他只想找個輕鬆點的活，好好地享受人生。威爾伯並不適合和那幫以色列的官僚們打交道。
　　在別的地方一件可以成為大家好幾個禮拜的話題的事，在這兒人們第二天就不注意它了，每天都有新的大事發生，誰還去關注昨天的新聞。耶路撒冷有二十多個政黨，威爾伯對其中的大部分都不太了解。它們組成了一個聯合政府，但從來就沒有安寧過，為了一丁點權力，不同的政黨就要互相攻擊吵個不停。議會也是這樣，上個禮拜議會開會，開著開著，議員們打了起來。阿拉伯人也好不到哪兒去。他們總是纏著你，向你哭訴他們的所謂悲慘遭遇。目的只不過是想上上報，如果能配上照片，那就更好了。
　　威爾伯已經在這兒呆了六個禮拜了，過去的每個禮拜都發生過大規模的政治示威遊行。有的禮拜甚至發生了不止一次。醫生、護士、郵遞員都舉行過示威遊行。上個禮拜，出租車司機們也罷工了，他們要求交通部給他們長工資，他們堵住了主要街道，在喬治王大街燒了一輛報廢了的破車，當時濃煙滾滾，直沖雲霄，搞得人心慌慌的。威爾伯只好把車停在家裡，自己步行出去采訪，這使他很惱火，這幫猶太人真不好打交道，不知不覺中，威爾伯對一向討厭的以色列政府有了幾分好感。
　　威爾伯喝完了杯中的波旁酒，將杯子放在吧台上，朝四周望了望。酒店裡一共有六張桌子，有五張都空著。角落裡有兩個記者：瑪格麗特，阿若羅夫，這兩個記者威爾伯都不太熟。他們兩人一邊吃著餡餅，喝著薑汁啤酒，一邊用很低的聲音談著什麼。
　　薑汁啤酒，又是一個問題，這個國家沒有規定多少歲以上的人才可以喝酒。一個十歲的小孩就可以大搖大擺地走進酒吧，為自己點上一瓶威士忌，坐下來慢慢地品嚐，但事實上沒有小孩這麼做。當地人把在美酒面前的自製視為一種美德，而認為貪杯是一種惡習。
　　威爾伯又要了一杯波旁酒，調酒師是老板的侄子，一個很不錯的小伙子，話不多，沒有顧客的時候，他就埋頭學他的數學。他點了點頭表示知道了，然後拿著酒瓶過來，給威爾伯倒了滿滿一杯，又問威爾伯還想吃點什麼。
　　「您還需要別的嗎?」
　　「你們這兒都有些什麼吃的?」
　　「我們這兒的蝦，龍蝦不錯。」
　　「有湯嗎?」威爾伯笑著說，「來點兒雞湯。」
　　小伙子很有耐心：「我們這兒也有雞湯，威爾伯先生。」
　　「再給我來幾隻龍蝦。」
　　小伙子微微鞠了個躬，轉身進了廚房。威爾伯無事可做，就又看起了貼在牆上的張貼畫。有一張畫上寫著：「要想當國王，就得持之以恆；要想行俠仗義，只需當一次騎士就可以了。」
　　朝街的門突然開了，《耶路撒冷通訊》的記者羅帕伯特走了進來。「太棒了，說曹操，曹操到。」威爾伯心想。就是羅帕伯特報道的系列兇殺案。他是一個美國人，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以前是個嬉皮士，為此甚至曾經被拘留過。羅帕泊特人很年輕，有猶太血統，說話很快，喜歡喝兩口，有點貪杯。
　　威爾伯用手指了指自己左邊的空位子，羅帕伯特一點也不客氣，一屁股坐了下去。「哈羅，史蒂夫，你這老家伙近來怎麼樣?」
　　「哈羅，馬克。我近來還可以。你呢?怎麼樣?」
　　「還行。」
　　羅帕伯特穿著一件短袖襯衣，斜紋運動短褲，腳上沒穿襪子，就這麼空穿著涼鞋。
　　「很悠閒嘛。」威爾伯贊許地說。
　　「天太熱了。」羅帕伯特從襯衣的口袋裡掏出一個煙鬥，一個裝著煙草的小皮袋子，把它們放在桌上。
　　威爾伯注意到坐在角落裡的兩個以色列記者穿得也很隨便：雖然都穿著長褲子，但都穿的是短袖運動襯衣。威爾伯禁不住下意識地看了看自己：深色的西褲，長袖襯衣，還打著領帶。早上出門時威爾伯還自我感覺不錯，這時才意識到自己的打扮不合時宜。
　　威爾伯鬆了鬆領帶，指著桌上放的圈起來的《消息》對羅帕伯特說：「剛剛拜讀完你的大作，寫得不錯，史蒂夫。」
　　「寫得一般，」羅帕伯特說，「有個哥們兒在警察局，他給漏了點風，所以我們才搶先登了。當初警察發現第一具女屍時，給我們的消息不太准確，為了趕時間，我們也就馬馬虎虎趕了這篇稿子。現在有消息說事情沒有這麼簡單，我們已經又派人出去摸情況了。等他們回來後，我們再來個追蹤報道。」
　　威爾伯笑了笑：「你們這是老套路啦!」他拿著報紙當扇子扇著，「從你的文章看，兇手是個極其卑鄙的家伙。」
　　「對，他的作案手法極其殘忍!」
　　威爾伯等的就是這句話，他慢慢地把話題往自己感興趣的方向引。
　　「有什麼線索嗎?」
　　「什麼線索也沒有。」羅帕伯特說。他留著長頭發，嘴邊的鬍子也很長，但梳得很整齊。「這兒的警察還沒有能力破這種兇殺案。」
　　「想不想業餘時間去了解點情況?說不定還能做個業餘福爾摩斯。」
　　調酒師把威爾伯點的龍蝦端了上來。
　　「我也來點龍蝦，再來一杯啤酒。」羅帕伯特說。
　　「記在我的帳上。」威爾伯對調酒師說。
　　「馬克，太不好意思了。」羅帕伯特說。
　　威爾伯笑了笑：「別客氣，我要是不花點錢，總部那幫人還認為我天天呆在賓館裡享清福，沒有出來跑新聞了。」
　　「我們可比不上你們，經費老是緊巴巴的。」羅帕伯特皺著眉頭說。
　　「你們警察局的那個朋友有沒有再透露點線索?」威爾伯想把話題引回去，忍不住又問道。這一問問的太直接了，似乎引起了羅帕伯特的警覺，他拿起煙鬥，往裡邊裝了些煙葉，點燃後深吸了一口，然後就在升起的縷縷輕煙中注視著威爾伯。
　　「跟在國內一樣，我們互相透露點消息以減輕彼此的壓力。」威爾伯說。
　　「不行，這兒的情況跟國內不一樣，」羅帕伯特說，「在這兒，重大的刑事案件可是搶手的新聞材料。像安全問題、炸彈事件這種新聞沒有什麼人注意。這樣的兇殺案，人們還沒怎麼見過。我去查過資料，在過去的三十年裡，這樣的兇殺案才發生了十二起，只有一起是系列殺人案。一個雜種去年干的。警察到現在都沒有抓住他。」羅帕伯特抽著煙，搖了搖頭：「在巴爾的摩的時候，我六個月見的兇殺案就超過了十二起。」
　　「去年發生的系列殺人案?會不會是一個人幹的?」
　　「有可能。但他們的作案手法不太一樣。」
　　「作案手法不一樣，這家伙一定是偵探小說看多了。」威爾伯心想。
　　「一次殺兩個，」威爾伯說，「也許情況變了。」
　　「也許就是一個人幹的。」羅帕伯特說，他看起來很關心這件事。「一個好市民不必要的操心，」威爾伯心想，「要想在這件事上搞出新聞，我可不能像他那樣。」
　　「史蒂夫，還有別的新聞嗎?」威爾伯不想顯得太注意這起兇殺案。
　　「星期六，有些人在紀念牆上貼傳單，就這些，沒別的新聞了。」
　　「又是些不知名的家伙干的吧?」
　　羅帕伯特還沒來得及回答，他的龍蝦和啤酒來了。威爾伯掏出自己的信用卡結帳，同時又點了一杯波旁酒。
　　「謝謝!」羅帕伯特說。他在桌子上磕了磕煙鬥，把裡邊剩的煙葉磕出來，然後把煙斗隨手擱在桌上：「我不知道是我們變了還是我們成熟了。以色列的一個締造者傑波丁斯基說過，只有當以色列有了自己的殺人犯和妓女之後，以色列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國家。」
　　「我們?這家伙太自以為是啦。」威爾伯心想，「這些人老以為，上帝創造出他們這些精英分子就是讓他們改造世界，美化世界的。我在曼哈頓，為《紐約通訊》干了四年。我知道現實社會是什麼樣子。我才不會像他那樣也認為以色列是太平盛世了，以色列的殺人犯多著呢。」
　　威爾伯笑著對羅帕伯特說：「歡迎回到現實中來，史蒂夫。」
　　兩人一邊喝啤酒，吃龍蝦，一邊聊著女人、老板、工資這些雙方都感興趣的話題。聊著聊著，又聊到兇殺案上了。威爾伯又哄羅帕伯待喝了三瓶啤酒，幾瓶酒下肚，羅帕伯待有了幾分醉意，說話也有點不太清楚了。他向威爾伯吹噓起了自己做學生時普林斯頓是如何的安全，如何的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盡管威爾伯知道羅帕伯特是自欺欺人，但他仍裝出一副聽得很認真的樣子。當兩人互道晚安，各自回旅店時，威爾伯已經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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