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回憶錄   第十章 沉重的間歇期


  從希特勒1936年3月強佔萊茵蘭到1938年3月強暴奧地利,其間相隔整整兩年,
這段間隔比我預料的要長些。在這段時間內,德國並沒有浪費一點時間。德國在此
期間迅速地加強萊茵蘭的防御工事,即「齊格菲防線」的建設,不停地築出一道巨
大的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防線。德國陸軍現已建立在一套完備的義務兵役制基礎上,
又有忠心耿耿的志願兵充當生力軍,因此德國陸軍不僅在數量上每月都在不斷增長,
而且其隊伍的素質和準備就緒的程度每月也在不斷提高。德國空軍不但保持了其所
獲得的對英國空軍的優勢,而且正在日臻完善。德國的兵工廠也正在高度緊張地進
行生產。德國境內的機輪日夜轉動,鐵錘日夜敲打,使其整個工業變成了一個兵工
廠,把德國的全部人口融合成一部有紀律的戰爭機器。1936年秋,希特勒在國內開
始實行一個四年計劃,重整德國經濟,以便打起仗來能有更大程度的自給自足能力;
在國外,他獲得了「強大的聯盟」。他曾在《我的奮鬥》一書中聲明過,這對德國
外交政策十分必要。他和墨索裡尼達成協議,形成了羅馬—柏林軸心。
  直到1936年年中之前,希特勒之所以一直敢於推行侵略政策和破壞條約,並不
是因為德國有實力,而是因為法英兩國的不團結和怯懦,而且美國又奉行孤立政策。
他剛開始時所采取的每一個步驟無一不是鋌而走險,他知道他經不起對方的較真。
強佔萊茵蘭以及在萊苗蘭建築防御工事是他所下的最大賭注,結果取得了極大成功。
他的對手都太優柔寡斷,不敢接受他的挑戰,讓他亮出底牌。當他在1938年采取第
二次行動時,他的恐嚇就再也不是虛張聲勢了。這時,他的侵略行動有武力作後盾,
而且很可能有占優勢的武力作強大的後盾。法英兩國政府意識到這種可怕的變化時
已經太遲了。

           *  *  *  *  *
  1936年7月底,西班牙的議會制度日益衰退,共產主義革命運動或者說無政府主
義革命運動日益高漲,導致了蓄謀已久的軍事叛變。根據列寧親自制定的共產主義
教義和寶典,共產黨應該協助一切左派運動,並幫助力量薄弱的憲政派、激進派或
社會主義派政府執政,然後暗中削弱他們的力量,並從他們逐漸失勢的手中奪取絕
對政權,從而建立馬克思主義國家。事實上,此時在西班牙所發生的一切完全是俄
國克倫斯基時期所發生的事件的重演。所不同的只是西班牙的實力並沒有因對外戰
爭而大傷元氣,西班牙軍隊仍然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凝聚力。就在共產黨人玩弄陰謀
的同時,軍隊也在暗中策劃著挫敗共產黨人的對策。雙方都不能自詡自己的行動是
正當合法的,因此西班牙各階層人民都必須考慮西班牙的命運。
  共產黨對這個衰落的議會政府的滲透早已使文明社會的許多普通保障蕩然無存。
雙方都開始進行暗殺活動,共產主義的活動異常猖撅,以至於它竟然可以在大街上
或從床上把政敵抓起來處決。在馬德裡及其四周,到處發生過許許多多這類暗殺事
件。暗殺索特洛先生的事件使暗殺活動達到了頂點。索特洛先生是保守黨領袖,有
點像1914年世界大戰前英國政治中的愛德華·卡森爵士這類人物。這個暗殺事件是
軍方將領采取行動的信號。佛朗哥將軍1個月之前曾寫信給西班牙國防部長,明確表
示,如果西班牙政府不能維持日常生活中的正常的法律保障,軍隊就要進行干預。
過去,西班牙軍事首長們曾經發表過許多宣言。佛朗哥將軍舉起反叛大旗時得到了
包括普通士兵在內的軍隊的支持。教會方面,除了多明我會派ヾ這個值得注意的例
外情況之外,幾乎所有右派和中間派都支持他。他立刻成為好幾個重要省份的首領。
西班牙水兵殺死了他們的長官,並加入了很快就屬於共產黨一方的組織。共產黨在
文明政府垮台時奪取了政權,並且按照他們的方法采取行動。殘酷的內戰開始了。
取得政權的共產黨人大規模地對其政敵和富人進行慘無人道的屠殺,對此,佛朗哥
手下的勢力給予加倍的還擊。西班牙人從容就義,雙方都有大批的人被槍殺。軍校
學員極其頑強地保衛他們在托萊多的阿爾卡扎的軍事學校,此時佛朗哥的部隊由南
向北挺進,沿途在每個共產黨人的村落中都留下了復仇的痕跡,不久便趕到那裡,
給他們解了圍。這段插曲值得歷史學家們注意。
  ヾ西班牙天主教修士聖多明我於1215年創立的教派,也稱黑衣兄弟會。
  在這一沖突中,我是中立的。我當然不贊成共產黨人。如果當時我是西班牙人,
他們就會暗殺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我的朋友。我怎麼會贊成共產黨人呢?不過,我又
確實認為英國政府自己還有許多事情去做,自然不宜插手西班牙的事情。法國提出
不干涉方案,讓雙方在沒有外援階情況下打下去。英德意俄各國政府都贊同這個方
案。結果,掌握在極端革命派手裡的西班牙政府儘管擁有黃金,卻無法通過正常渠
道買到軍火。本來比較合情合理的辦法是按照正常的做法承認雙方處於交戰狀態,
就像我們在1861—1865年美國內戰時期所做的那樣。現在所有大國都采取或正式同
意不干涉政策。大不列顛是嚴格遵守這個協議的;但是,以意大利和德國為一個方
面,以蘇俄為另一方面,他們不斷地違背諾言,給這場廝殺火上加油。尤其是德國,
它用空軍轟炸不設防的小城鎮格爾尼卡,進行試驗性的恐怖空襲。
  萊昂·勃魯姆先生於6月4日接替艾伯特·薩羅,組成新政府。該政府議院中的
共產黨支持者對其施加壓力,要求政府以軍用物資援助西班牙政府。空軍部長科特
先生根本不關心實力漸衰的法國空軍,卻秘密地向西班牙共和國軍隊運送飛機和軍
事設備。事態如此發展,我深為不安。於是,我於1936年7月31日給法國大使寫了一
封信:
    我堅持舊日的主張,但我遇到了一個極大的困難,這就是德國提出的
  各反共國家必須聯合起來的建議。如果法國把飛機等武器運送給馬德裡現
  政府,而德國和意大利則參加另一方,那麼,我確信我們大多數人會贊成
  德意兩國,而與法國疏遠。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所寫的這些話,這些話當
  然完全是我個人的意見而已。我不希望聽到有人說英國、德國和意大利聯
  合起來反對歐洲共產主義,這實在是不大好。
    我確信,目前惟一正確和安全的辦法是信守中立,強烈抗議任何破壞
  中立的行為。如果內戰陷於僵局,也許有一天國際聯盟可能出面干預,結
  束這些恐怖行動。但是,即便如此,這一招能否行得通還很值得懷疑。

           *  *  *  *  *
  不論在戰爭中還是在外交政策上,以及其他事情中,如果能從諸多如意或者不
如意的選擇中抓住起支配作用的重點,那一定會很有好處。美國的軍事思想已經杜
撰了「全面戰略目標」一詞。我們的軍官第一次聽到這個名稱只是大笑,但後來這
個名詞所包含的智慧越來越明顯,並為人們所接受。顯然,這是一條規律,別的大
事都必須放在從屬地位。不能堅持這個簡單的原則便會導致行動上的混亂,行動了
也是白費,甚至會使事情變得越來越糟。
  我在聽到這個名詞之前就早已毫不費力地按照這個規律行事了。我在1914一19
18年的戰爭中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可怕的德國現在突然又重新掌握了它的全部軍事
力量。僥倖獲勝的協約國卻只知眼睜睜地呆看,不知所措。一想起這些事來我就心
神不安。因此,我繼續動用一切辦法,看唯一切機會,利用我對下院和個別大臣的
影響來敦促我們的戰備工作,並且為不久即將來臨的共同事業尋求盟友和夥伴。
  一天,一位在政府擔任絕密工作的朋友來到恰特韋爾莊園看我,我倆在游泳池
裡游泳。那天陽光燦爛,池水溫暖。我們只談即將到來的戰爭,但他還不完全相信
戰爭必將到來。當我送他出門時,他突然激動地轉過身來,對我說:「德國人一年
就花十幾億鎊用於軍備的擴充。」我當時認為應該讓議會和英國公眾知道這些事實。
於是,我開始著手研究德國的財政狀況。當時德國每年做預算,還加以公佈,不過,
單從他們那一大堆數字很難看出真實情況。1936年4月,我私下著手通過兩條途徑進
行調查研究。第一條途徑是依靠兩個在英國政治避難的德國人,他們不僅極其能幹
而且有堅定不移的目標。他們懂得德國預算數字所表示的詳細情況以及馬克的價值
等。同時,我又請教我的朋友享利·斯特拉科斯爵士,問他能否查清德國的真實情
況。斯特拉科斯是一家名為「聯合公司」的商行老闆,這家商行財力雄厚,員工又
極其幹練、忠心耿耿。這家倫敦公司的員工專門研究這個問題,花了幾個星期時間,
不久就拿出了一份精確而又詳盡的報告,說德國每年的軍事開支肯定在10億鎊左右。
與此同時,那兩位德國避難者通過一系列完全不同的推理方法,獨立地得出了相同
的結論:按1936年的幣值,每年10億鎊!
  這樣,我就有了兩套資料,可以據此公開提出我的主張。因此,就在辯論前一
天,我在議會休息室裡與當時還是財政大臣的內維爾·張伯倫先生搭話。我對他說:
「明天我要問你,德國每年在戰備上花10億鎊,究競是不是事實,我將要求你給予
明確的答覆,要麼加以證實,要麼加以否認。」張伯倫說:「我不能否認,要是你
提出這個問題,我將給予證實。」
  我把10億鎊改成8億鎊,以掩蓋我的秘密情報資料,也是為了穩妥起見。張伯倫
在議會裡承認我的估計「並不過分」。
  我通過幾種途徑力圖將英德兩國軍備的對比情況弄個水落石出。我要求召開一
次秘密會議對此進行辯論,但遭到了拒絕。「它會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沒有多少
人支持我。所有秘密會議總是不受新聞界歡迎的。19歷年7月20日,我問首相是否願
意接見由樞密院顧問以及其他一些人組成的代表團,他們將向他提交他們所知道的
事實。索爾茲伯裡勳爵請求上院也組織類似的代表團一同去見首相。首相同意了。
儘管我親自向艾德禮先生和阿奇博爾德·辛克萊爵士提出請求,但工黨和自由黨都
不願派代表參加。於是,7月28日,我們在下院的首相辦公室受到了鮑德溫先生、哈
利法克斯勳爵和托馬斯·英斯基普爵士的接見。英斯基普爵士是一位能幹的律師,
當時外人對他知之甚少,他本人對軍事一無所知,而鮑德溫卻任命他為國防協調大
臣。與我一起去見首相的有幾位保守黨人和無黨派知名人士,奧斯汀·張伯倫爵土
為我們引見。這是一次重大活動,我想不出英國公眾生活中還有過類似的事情。這
群名流毫無私心,終身致力於公眾事務,他們的意見代表著很有份量的保守黨意見,
是不容漠視的。如果工黨和自由黨這兩個反對黨的領導人也和我們一起參加討論,
恐怕就會出現一種緊張的政治形勢,迫使政府采取補救行動。晉見首相連續兩天,
每天三四個小時。我常說鮑德溫先生是一個善於傾聽他人意見的人,他傾聽時似乎
的確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極其集中的注意力。和他在一起的還有帝國國防委員會的
參謀人員。第一天,我首先發言,用了1小時15分鐘,我在最後結束時說:
    第一,現在我們正處在我國歷史上最危險、最緊急的時期。第二,除
  非和法蘭西共和國聯合起來,否則我們無望解決我們的問題。如果英國艦
  隊和法國陸軍聯合起來,兩國聯合空軍在靠近法比邊界後面的地方進行飛
  行活動,再加上大不列顛和法國所擁有的一切力量,這就可以形成一種威
  懾力,也許我們能因此而獲救。不管怎麼說,這是最好的希望。具體地說,
  我們必須排除一切障礙來增強我們的實力,我們不可能防備一切可能的危
  險,我們必須集中力量對付最重要的問題,在別的問題上可以吃點虧。說
  得更具體些,我們必須優先加強發展空軍,然後再考慮別的。我們必須不
  惜一切代價吸引優秀青年當飛行員。采取什麼誘導辦法都行,我們必須簡
  化和加速我國飛機的制造,並以最大的規模進行制造。我們必須毫不遲疑
  地同美國和別的國家訂立合同,盡可能購買到大量的各種飛機原料和設備。
  我們正處於危險之中,這種危險是我們從未遇到過的——即使在潛艇戰的
  最緊張的時期(1917)我們也沒有遇到過。
    我憂心如焚:光陰似箭,如果我們長久不去修復我們的防御工事,我
  們就可能受到強敵的阻止,不能完成這項工作了。
  財政大臣未能出席,使我們大失所望。顯然,鮑德溫先生身體每況愈下;誰都
知道他不久就要退休了。誰是他的接班人,大家心中都有數。不巧的是,內維爾·
張伯倫正在享受他應得的休假,因而沒有出席,也就沒有機會直接聽取保守黨人所
提供的事實。這個代表團中有他的哥哥,還有他的許多可貴的朋友。
  大臣們極其認真地考慮了我們所提出的重要意見,但直到1936年11月23日議會
休會之後,鮑德溫先生才請我們去聽取一個經過充分考慮的全面形勢報告。托馬斯
·英斯基普爵士提出了一份坦率而又出色的報告,他對我國所處的嚴重困境並未加
以掩飾。但實際上,他的意思是說,我們的估計、尤其是我所說的話,對前途未免
過於悲觀;他說政府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他們的確如此)來補救;但目前沒有讓政
府采取緊急措施的必要,這樣做勢必會打亂我國的工業活動,會造成普遍恐慌,顯
露出存在的缺點;而在這些限度內,一切可以做到的事情都正在進行。對於他的這
番話,奧斯汀·張伯倫提出了我們的普遍想法:我們的焦慮並沒有因此解除,我們
對此絕對不滿意。於是我們就告辭了。
  整個1936年中,全國和議會都越來越焦慮,對我國的防空情況尤其擔心。11月
12日,在議會答辯會上,我對鮑德溫先生未能實現其保證進行了嚴厲的譴責。他保
證過:「本國任何一屆政府——尤其是本屆政府——將保證我國空軍的實力和威力
再也不會比任何其攻擊力量可達我國海岸的國家有所遜色。」我說:「政府根本沒
下決心,或者他們不能使首相下決心。因此,他們陷於奇怪的矛盾之中;決定不做
決定,決心不下決心,堅決猶豫不決,堅定不移地動搖,竭盡全力地無所作為。因
此,我們就這樣,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這些太好時光對於大不列顛之偉大來說
是寶貴的,也許是至關重要的——時間都讓蝗蟲吃掉了。」鮑德溫先生在一次精彩
的發言中這樣回答我:
    我想提醒本院,我在不同場合的多次發言中一直都竭力提侶民主原則。
  同時我也說過,民主政權總是比獨裁專政落後兩年。我相信這句話是對的。
  在這件事上就是如此。我在此極其坦誠地向本院陳述本人的看法,這會令
  你們大吃一驚。你們一定記得,當時裁軍會議正在日內瓦舉行;你們一定
  記得,當時(1931—1932)全國正流行著一種和平主義情緒,可能比戰後任
  何時候都要強烈;你們一定記得,在1933年秋季的富勒姆選舉中,聯合政
  府因和平主義問題以7000票之差失掉了的一個議席……作為一個大黨的領
  袖,我的處境並不好過。我曾問過自己,有什麼機會——當時在富勒姆選
  舉中所表現出來的情緒在全國很普遍——在今後的一兩年內能使這種情緒
  有所轉變,使他們認為國家應批准重整軍備呢?假使我那時走到人民中間,
  告訴他們德國一直在重整軍備,所以我們也必須重整軍備。誰會認為當時
  這個和平民主國家會在這聲召喚下集合起來呢?在我看來,沒有什麼別的
  事情比這更能肯定地導致我們在大選中遭受失敗。
  這種坦誠的確令人大吃一驚。這裡面道出了他那赤裸裸的動機,竟然到了有失
體統的地步。一位首相居然公開表示他未能為國家的安全盡職是因為伯選舉失敗,
這種事情在我國議會歷史上是聞所未聞的。鮑德溫先生當然不是出於想繼續執政這
個卑劣的動機。事實上,他在1936年就很想退休。他之所以來取這個政策是因為他
害怕工黨一旦上台執政後所做的將會比他的政府要做的事更少。工黨反對防務措施
的所有聲明和投票都有案可查。但這並不能成為鮑德溫先生自圓其說的借口,對英
國人民的精神來說更是有欠公允。去年他因為天真地承認他對空中均勢的估計是錯
誤的,獲得了人們的諒解,這次可不行了。議院大為震驚。這的確給人造成了極其
惡劣的印象,要不是有一件意外的事情插進來,很可能使當時身體狀況日趨衰弱的
鮑德溫先生遭受致命的打擊。
  當時英國各個政黨都有人看到了未來的危險,一致堅決要求采取實際措施以維
護我國的安全和自由;而我國的安全和自由卻遭到了極權主義的衝擊以及我國政府
滿足於現狀這兩方面的威脅。我們的方案是,英國必須極其迅速地大規模重整軍備,
同時還要完全聽從和動用國際聯盟的權威。我把這種政策稱為「軍事行動與國際聯
盟公約並重」。我們對鮑德溫先生在下院的表演十分鄙視。我們這個運動的高潮是
在艾伯特會堂的一次集會。12月3日,各個政黨的許多領導人聚集在這裡,與會者包
括深信國家處於危急關頭的強大的保守黨左翼;國際聯盟協會的領導人,許多大工
會的代表,其中包括在大罷工時我的老對手,工會主席沃爾特·西特林爵士;自由
黨及其領導人阿奇博爾德·辛克萊爵士。我們當時有這樣的感覺:我們的觀點不僅
開始得到了人們的重視,而且也開始取得優勢。就在這個時候,英王要娶他所鍾愛
的女人,他對這個女人愛得刻骨銘心,把其他一切事都拋在了腦後,於是出現了遜
位危機。
  就在我準備就公開表決而致詞時,有人高呼:「上帝保佑國王。」接著激發起
長時間的歡呼,我當即表明了我的個人立場:
    今晚還有一件大事壓在我們的心頭。幾分針之後我們就要歌唱《上帝
  保佑國王》,我將以我有生以來最真誠的熱情來歌唱它。我希望並祈求不
  要倉促地作出無可挽回的決定,讓時間和輿論去發揮它們的作用吧。不能
  輕率地讓一個人民所愛戴的、擁有獨一無二的個性的人與他所深愛的人們
  隔開。我希望議會能夠在這些重大的憲法問題上發揮其職能。我相信:我
  們的國王會接受英國和英帝國現在第一次表達出來的心聲;英國人民不會
  對國王不給予寬容的考慮。
  隨後發生了短暫的但異常激烈的爭論,但與此事無關,在此不必細說。愛德華
八世孩提時我就認識他。我在1910年以內政大臣的身份在一次盛大的集會上宣讀了
立他為卡那封城堡的威爾士親王的沼書。我覺得我有義務以最高的個人忠誠效忠於
他。那年夏天,我儘管對將要發生的事情完全清楚,但我從未對他進行過干預,也
沒有和他通信。不過,現在處於苦惱中的他請求首相允許他和我商量,鮑德溫先生
正式同意了。我一接到這個通知就前往貝爾維德堡晉謁國王,在他遜位之前我一直
同他保持聯繫,竭盡全力請求國王和公眾都要忍耐,不要倉促作出決定。我對此絕
不後悔——真的,除此之外,我別無他法了。
  首相顯示出自己是一個能敏銳地洞察出英國人民情緒的行家。他無疑意識到了
全國人民的強烈意志,並且將其表達出來。他對遜位問題的處理非常巧妙,十分成
功,使他在兩周內從深淵一下躍升到頂峰。有好幾次似乎只有我一個人反對盛怒的
下院。在行動中我不會過分受敵對情緒的左右;我幾乎無法使人聽到我的發言。我
曾經以「軍事行動和國際聯盟公約並重」的政策把各種力量聚攏到一起,並把自己
視為這一政策的主要發起人,如今這些力量卻分崩離析了,我自己在輿論上受到了
極大的打擊。大家幾乎普遍認為我的政治生涯結束了。但這個曾經對我如此敵視的
下院後來竟然能在漫長而艱苦的戰爭歲月裡一直聽從我的指揮,給我以大力支持,
直到戰勝所有敵人,這是何等奇怪!這就證明,惟一明智而又安全的辦法就是要日
復一日地按照自己的良心所做出的決定行事。
  一個國王遜位,另一個國王登基。直到1937年5月底,人們心裡想的是國內以及
整個帝國各處舉行的盛大而又莊嚴的效忠新君王儀式。人們完全忘卻了國外的事情
和我國國防的現狀。我們這個島國好像遠離歐洲萬裡之外。不過,1937年5月18日,
即新國王登基的次日,我收到了新國王陛下的一封親筆信。現在我獲准將它記錄在
此。
  親愛的丘吉爾先生:
    感謝閣下的來信。我知道你對我兄長一直很忠誠。自從他12月份離開
  我們之後出現了種種難題,你對這些問題的同情和理解使我深受感動,感
  受之深難以言表。我完全理解,作為國王,我所承擔的責任很大,所需操
  勞的事情很多。你是我國的一位偉大政治家,一直忠心報國,接到你的美
  好祝願使我深受鼓舞。我只能希望並堅信,英國和帝國中所存在的善意和
  希望將成為世界各國的好榜樣。
    請相信我!
                    你真誠的喬治國王
                1937年5月18日於伯克郡溫莎大花園王宮
  當時我的影響力已蕩然無存,此時此刻這一寬宏大量的姿態令我終生難忘。

           *  *  *  *  *
  喬治六世登基後,鮑德溫先生於1937年5月28日退休了。他長期擔任公職,最後
被封為伯爵,並獲得嘉德勳章,這是理所當然的。他終於放下了他用心積聚、小心
保存的、但卻很少利用的大權。他在充滿公眾的感激和尊敬的熱烈氣氛中退休了。
人人都知道誰將接任他的工作。擔任財政大臣的內維爾·張伯倫在過去5年中不僅承
擔了政府的主要工作,而且是一位最能幹、最有魄力的大臣。他具有卓越的才幹,
是位名垂史冊之輩。1年前我在伯明翰曾引用莎士比亞的話,說他是「擔負著國家大
事的馱馬」。當時他認為這種說法是對他的恭維。我並不指望他想同我合作,在這
個時候他要是這樣做恐怕是不明智的。在當前的重大問題上,他的觀點與我相差甚
遠。但是,讓一個有生氣、有才幹的行政人才執政,我也是很高興的。不論在公共
場合還是私下裡,我們相互之間始終保持冷靜、隨便和客氣。
  我在此不妨把鮑德溫和張伯倫這兩位首相作一番比較評價。我早就認識他倆,
曾在一位手下擔任過工作,又即將在另一位手下擔任工作。斯坦利·鮑德溫是一個
比較聰明、理解力比較強的人,但缺乏細緻的行政才能,他不太關心國外事務和軍
事事務。他對歐洲知之甚少,而他對所知道的事情又不感興趣。但他對黨派政治卻
有深刻認識,他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我們這島國民族的一些優點和許多弱點。他以
保守黨領袖的身份參加過5次大選,3次獲勝。他善於等待,能夠面對不利的批評保
持冷靜。他的獨到之處是他能巧妙地使事態向有利於他的方向發展,並且能抓住時
機,當機立斷。他似乎使我想起歷史給我們留下的有關羅伯特·沃波爾爵士的那種
印象;當然現在沒有18世繃6種腐敗情況。他們二人主宰英國政治的時間差不多同樣
長。
  內維爾·張伯倫則是一個極其能幹、固執而又自信的人。他和鮑德溫不同,他
認為自己對歐洲局勢乃至世界局勢了如指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在他深信的政策限
度內他所表現出的精密而又快捷的效率,而不是模糊而又頑固的直覺。他不論在擔
任財政大臣時還是在擔任首相時都極其嚴格地控制軍事開支。在任期內,他極力反
對采取任何緊急措施。他對當今國內外的所有政界人物都有明確的判斷,並且認為
自己完全能夠對付他們。他滿心希望自己能夠作為一個偉大的和平締造者而永垂史
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準備不顧實際情況繼續奮鬥,為他自己及其國家去冒極
大的危險。可惜,他卷人了危險的洪流卻無法估計其力量;他遇到了可怕的颶風,
儘管他面對颶風毫不退縮,但卻無法平息它。在大戰爆發前的幾年中,我應該想到,
就我對鮑德溫的認識而言,跟他共事要比跟張伯倫共事順利些;但是,除非到了萬
不得已的最後關頭,否則他倆都從不願和我合作。

           *  *  *  *  *
  1937年的一天,我和德國駐英大使裡賓特洛甫先生有過一次會晤。當時我每隔
兩周發表一篇文章。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特別提到了他的一些演說遭到了別人的誤解。
在此之前我當然在公共場合見過他幾次。現在他問我是否願去看他,和他談談。他
在德國大使館樓上的一個大房間裡接待了我,我們談了兩個小時。裡賓特洛甫對我
非常有禮貌,我們縱談歐洲形勢,包括軍備和政策問題。他跟我談話的中心是德國
謀求與英格蘭(在歐洲大陸,人們還是常常稱我們為「英格蘭」)的友好。他說他本
來可以當德國外交部長,但他卻請求希特勒派他到倫敦來,目的是為了使英德能達
成某種協約,甚至結成同盟。德國將在方方面面維護大不列顛帝國的利益。德國人
也許會要求歸還德國的殖民地,但顯然這不是主要的。英國只需在東歐給予德國充
分的自由。德國必須為其不斷增長的人口尋求生存空間,所以必須吞併波蘭和但澤
走廊;對德意志帝國的7000萬生靈的未來而言,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也是不可或缺的。
德國只求英聯邦和大英帝國不要干涉。牆上掛著一幅大地圖,這位大使幾次把我帶
到地圖前向我講解他的計劃。
  聽了他的這番話之後,我立刻答道,英國政府肯定不會同意在東歐給德國以充
分的自由。我們與蘇俄的關係確實不好,而且我們與希特勒一樣痛恨共產主義,但
是他應該知道,即使法國得到保障,大不列顛也絕不會對歐洲大陸的命運漠然處之,
讓德國控制中歐和東歐。我說這番話時,我們正好站在地圖前,裡賓特洛甫突然轉
過身來說道:「那樣的話,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別無選擇。元首決心已定,任何事
情都擋不住他,也擋不住我們。」我們又回到了座位上來。當時我只不過是一名普
通議員,只是稍有點名望而已。我想我當時對德國大使的回答是正確的——事實上
我還記得我所說的話:「說起戰爭,你說的肯定是一場大戰。但你不應該低估英國,
它是一個奇特的國家,外國人難以理解它的思想。不要根據現政府的態度作出判斷,
一旦大難臨頭,同樣是這個政府和英國人民會采取各種各樣的難以預料的行動。」
我重複道:「不要低估英國,它非常聰明,如果你們把我們拖進另一場大戰,英國
將像在上次大戰中一樣帶領全世界反對你們。」說到這裡,這位大使激動地站了起
來:「好啊,英國可能很聰明,但這次它不可能帶領全世界反對德國。」我們又回
到一些輕松話題上來。接下來所談的就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了。然而,這件事一直
留在我的記憶中。當時我立刻向外交部作了匯報,我覺得應該把這件事記錄在案。
  後來,裡賓特洛甫在接受審判時對這次談話作了歪曲,還要求我出庭作證。如
果我真的出庭作證,那麼我所寫下的便是我要說的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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