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名久經沙場的老兵比爾？亞伯勒輸掉了這個回合。可是這種想法卻在他的頭腦裡
紮下了根。
在隨後幾年裡，他所走的是一名普通中級軍官的發展道路，沒有什麼激動人心、可
以大書特書的地方。1951年，他從英國的坎伯裡參謀學院畢業，接著他作為美國參謀長
聯席會議的代表，擔任參謀軍官，在倫敦待了2年，參與籌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工作
。在那裡他結識了後來對特種部隊的建設產生重大影響的羅傑？希爾斯曼，並與他成了
好朋友。羅傑？希爾斯曼也是西點軍校的畢業生，二戰時期跟隨梅裡爾的掠奪者小分隊
在緬甸進行遊擊戰爭，後來成為美國國務院情報方面的負責人——在肯尼迪當政時期，
擔任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成為肯尼迪的主要外交政策顧問之一。希爾斯曼是負
責肯尼迪所關心的非正規戰爭問題的顧問。
離開英國之後，亞伯勒被調到美國陸軍戰爭學院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教2年。在那
段時間裡，他研究了包括游擊戰在內的各種可能的未來戰爭形態。為了這項研究，他訪
問了布拉格堡的特種部隊。當時那支部隊的負責人是埃德森？D?拉夫中校。拉夫是
1942年入侵北非的第一批傘兵，也是一名久經沙場的老兵。在特種部隊司令部，亞伯勒
像貴賓一樣聽取了特種部隊使命和作戰能力的情況簡介。儘管拉夫非常熱情，可是亞伯
勒所看到的情況並沒有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打一場較大規模的
戰爭，特種部隊可能會對游擊隊產生一些影響，並使他們對我們的事業有利，但這只是
敲敲邊鼓而已。
1956年，他被派往柬埔寨，擔任軍事援助顧問團的副團長。他花了大量時間前往實
地，和柬埔寨軍隊一起——這對他來說又是一次有很大啟發的體驗（他熱愛柬埔寨）。
在那樣的環境中進行常規戰爭，從物質條件上來說是非常困難的，這是他的第一個印象
；柬埔寨軍人在那樣的環境中能夠生存和發展，這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對此他說過如下一番話：1956年，奇科萊拉將軍和我都在軍事顧問團工作。我們到
東部省份去了好幾次。有一次我們從金邊出發去了邦美蜀越南南方地名。，走的是一條
當年法國人修建、如今已被叢生的植物覆蓋的道路。一些已經銹蝕的機器還在路旁。我
猜測，在邊界兩邊的部隊（共產黨的和反共產黨的）有過接觸，但已經脫離了接觸，因
為在柬埔寨與越南的邊界上，沒有發生軍事行動的跡象。可是一旦進入越南境內，大多
數可能的通道都處於堅固防禦工事的控制之下。
在這兩個省的行動非常困難，尤其是在雨季。有一次我們就遇上了瓢潑大雨。
與我們隨行的是一支由柬埔寨人組成的小分隊，一輛四分之三噸的卡車、兩輛吉普
和一輛拖車。那裡的天黑得很快，這是熱帶地區的特點；我們的道路逐漸被水淹沒。我
們的兩邊除了平地之外，什麼也沒有。我感到無計可施。我們不僅可能被水淹沒，而且
在一片澤國、沒有任何地貌特徵的地方，我們可能分不清東南西北，完全迷路。這也是
不能接受的。
那該怎麼辦？
就在天黑之前，我們發現了一個小土丘——一個小山包——我們把車開了上去。雨
水傾盆而下，劈頭蓋臉地澆在我們身上。我們找到一些能大致避雨的地方，把睡袋鋪在
地上，想稍事休息，等第二天早晨再想辦法。
大約凌晨3點，我們聽見我們來時的方向上有動靜。很快我們就朦朦朧朧地看見雨
幕中有一些閃光——沿著公路傳來騾拉車發出的聲音。
大約半個小時之後，一名渾身濕透的年輕柬埔寨中尉走上前來，敬了個禮，然後用
法語問道：「我能幫你們什麼忙嗎？」
我們問：「呃，你是什麼人？上哪兒去？怎麼會上這兒來的？」
「我們要去邊境哨所，」他解釋說。「我們是從泥水中過來的。」
「你們是怎麼做的呢？」
他做給我們看。
他們在一輛四分之三噸的卡車上裝了一個絞盤，把一根繩子固定在樹上，然後向前
開25—30英尺。接著再重複先前的動作。他們這一路上採取的都是這種辦法。
「你們在這兒過夜嗎？」我們問道。「是不是要等雨停下來？」
「哦，不，前面有個更好的地方。我們到那兒去。」接著他問道：「要我們帶你們
一起走嗎？」
「不，我們要等到天亮，」我回答說。
天一亮我們就出發了。水稍稍退了些，已經可以看清方向了。
大約向前走了10英里，我們來到那名柬埔寨中尉的營地。他把他們運到邊界哨所去
的東西都攤在那裡。柬埔寨的軍官們都脫下軍裝，換上了他們的「柬袍」（一種裹在身
上的衣服），幾個勤務兵在服侍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們顯得輕鬆自如……確實是
很優秀的叢林和前線軍人。
過了一段時間，我們終於到達了自己的目的地——邊界哨所。這個哨所就像從前美
國西部的一座小堡壘。它的四周有木尖樁，為的是防止當地土著山民。他們把這些山民
稱之為「山農」，而越南人則稱他們為「山民」。每天早晨他們都要吹號，升旗。那些
柬埔寨軍人還到鎮上去（很近），用鋯石鋯石是一種礦物，經加熱、切割和磨光，能做
成華麗的藍白色寶石。去換東西。就像我們當年西部開發時的士兵與印第安人換東西一
樣。到了晚上，他們就回到哨所。
我的感覺是，柬埔寨人能夠成為了不起的非正規戰爭的戰士，從事游擊戰爭。
特種部隊使命的另一顆種子種下了。
1957年，亞伯勒擔任第7步兵團團長，部隊從佐治亞州的本寧堡調到德國。不久他
就被派到歐洲反情報中心……而後又被調到布拉格堡，擔任特種部隊的司令官。
瓦解敵人繼續鬥爭的意志約翰？肯尼迪關於非常規戰爭的思想，真實地反映了他對
20世紀50和60年代一些事情的擔心——「共產主義帝國」的擴展似乎到了瘋狂與危險的
地步，殖民主義突然土崩瓦解。
殖民主義——由西方大國統治第三世界人民，進行經濟剝削——已經持續了好幾百
年。殖民主義的滅亡（除了蘇聯的模式）經歷了大約20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後的20年。
遺憾的是，老殖民主義者的離去並沒有給新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帶來多少好處。他
們並沒在當地人中留下多少有能力的領導者，也沒有給他們留下多少可用的東西。他們
從來就沒有作出「白人負擔」的承諾。大多數新近擺脫殖民主義的第三世界國家，都缺
乏維持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基礎設施——交通運輸、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銀行和投資，
尤其缺乏的是能保護他們的、可執行的法律和有效的司法制度。在大多數情況下，新興
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所感興趣的，是他們個人勢力和財富的擴張，而不是建設和發
展國家所需要的長期艱苦的奮鬥。
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的人民也希望得到其他人想得到的東西——使他們自己和他們
的子女能過上更好的生活。「我們把欺壓我們的人打倒了，」他們說得很有道理（而且
往往是在經歷了長期艱苦的鬥爭、痛苦和犧牲之後）。「現在我們應當看到我們的勝利
果實。」
但勝利果實沒有立即出現——而且實際上他們是倒退了，他們所面臨的是一個充滿
腐敗、更加骯髒和腐朽的前景。他們的沮喪是可想而知的。看到他們的情緒很快變壞也
就不難理解了。
這種潛在的爆炸性局勢，自然就變成了共產黨國家和西方國家之間的主要鬥爭舞台
。這不僅涉及到對世界上巨大自然資源的控制，而且涉及到對世界大多數人口的支配和
影響。
在這個較量的初期，受意識形態驅動的共產黨人具有不少優勢：他們與舊時代聲名
狼藉的殖民主義大國沒有聯繫，他們承諾要在地球上建立起人間天堂……而且會很快。
他們（尤其是中國人）還拿出了一些有效的辦法，把那些對已經失敗或者正在失敗的第
三世界國家政府的失望、不滿和憤怒轉變成嚴重威脅這些政府的種種機制。
西方大國（尤其是作為其領袖的美國）開始反擊時，處於嚴重的不利局面：共產主
義代表的是光明、燦爛的未來。民主政體和資本主義代表的是聲名狼藉的過去。民主國
家在進行心理戰方面尤其缺乏手段。不同的國家為了適應其自身文化要求和傳統所採取
的民主資本主義以及法制，仍然是世界大多數人民的強烈願望。西方國家沒有能夠做好
宣傳這一真理的工作。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中國的勝利為其他人指明了道路：失望和不滿可以轉化為不同
意見和不同政見。不同政見可能轉化為顛覆活動和恐怖活動。而顛覆和恐怖活動又能轉
化為活躍的叛亂活動。叛亂活動可以轉變為游擊戰爭。到了一定的時候，游擊戰爭就會
轉變為常規的軍事行動——但只有在游擊隊員完全相信最後結果將對他們有利的時候。
在這個過程的每一個階段，他們所採取的行動都是巧妙地利用了統治階級制度上的
弱點。其目的不是直接發生衝突，而是讓這個制度內部發生腐敗。他們派出人員去腐化
或「轉變」那些政客們。另外還派出一部分人去接管工會、學生團體、農民團體。他們
滲透到媒體、軍隊和警察之中——所有這些人都起著宣傳和顛覆的作用。
革命者並不指望經過一次或者幾次鬥爭就可以摧毀一個制度。然而經濟、政治、心
理和物質方面的任何弱點都可能摧毀一個制度。實際上，一個制度最致命的弱點往往是
心理上的——意志。瓦解敵人繼續鬥爭的意志，從來就是地下鬥爭的主要目的。這可能
需要很長的時間——幾年甚至幾十年，從事顛覆的領導人必須要有極大的耐心。
有一種說法很有道理：每一個階段都是建立在先前階段的基礎上的，即使出現新的
階段，每個階段依然處於積極活動的狀態。與此同時，搞顛覆活動的地下組織具有複雜
的細胞狀組織結構，它的各個成員和各個階段都能受到保護，不至於被發現。即使砍斷
它一個手指，它的軀體依然存在，還會長出新的手指。
另外一點說得也很有道理：他們的所有成員都依靠近乎完美的情報工作，而從總體
上說，他們都做到了。到處都有他們的耳目。人民知道的他們都知道。
最後一點也很有道理：那些比較活躍的階段幾乎完全取決於人民的支持——供應、
情報、財源和兵源。在很多情況下，這種支持往往要冒極大的風險，花極大的代價。統
治機構——例如在被佔領的法國，那些德國人的機構——會尋找還擊的機會，或者是尋
找各種傳遞強硬信號的方法。他們發出的威脅越大，就越有可能激發起暴力——從心理
上來說，這對革命有利。
當然，革命者要經受得起這樣的攻擊，就要有堅強的意志和充分的信心，並得到人
民的鼓勵。
這就產生了毛澤東著名的魚水關係的說法。人民是大海；革命者是魚。大海不僅使
魚得以生存，而且還保護他們免受傷害。革命者只有在自身安全不受威脅的情況下才會
露面。否則他們便會回到大海、大山或者叢林之中。
當然，革命者幾乎都能得到一個或者另一個共產黨國家的支持。這是一種代理人的
戰爭。
與此同時，第三世界的領導人願意為那些出價最高的或者在當時情況下最方便的人
提供服務，這是屢見不鮮的。
這就是肯尼迪總統所說的新型戰爭。它變換過許多名稱：革命、人民戰爭、半地下
戰爭、多維度戰爭、緩慢燃燒的戰爭、暗影中的戰爭。這些名稱都很有用，它們描述的
是這種鬥爭的某一個重要方面。
然而，突出它的隱蔽性和複雜性，就說明了一個嚴酷而又基本的事實：過去的作戰
方式幾乎已經行不通了。你不能就這樣把一支騎兵或者一支裝甲部隊派過去。你可以用
轟炸的方式使一個國家的人回到石器時代，然而他們的孩子們將會從洞穴裡走出來，投
擲石塊，然後再回到洞裡隱藏起來。
敵人在哪裡？我們實際上是在和什麼人作戰？我們佔領了一塊地方，是不是就得到
了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呢？
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肯尼迪總統說得對：需要一支新型的作戰部隊。這支部隊應當
徹頭徹尾地瞭解游擊隊——他們怎樣生活，怎樣作戰，怎樣在人民的海洋中游泳。班克
-福爾克曼-麥克盧爾的特種部隊到那兒去不會有問題，可是僅僅具有在敵後從事破壞活
動或者追擊游擊隊的能力還遠遠不夠。對早期的特種部隊而言，游擊隊員是我們可以期
待的朋友。當游擊隊變成我們的敵人的時候，我們就需要做重新定向的工作。這並不是
什麼難度很大的轉向，但是我們的態度要改變，我們要學習新的技能。
其一，你不可能一開始就剷除游擊隊，除非你瞭解孵化和支持他們的地下機制——
從事顛覆、恐怖、支持和情報工作的那張巨大而無形的網——然後才能攻擊他們。但是
，要做到這一點而同時又不完全清除美國想保留和提倡的自由，則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
作。
到別人的家裡，替他們把房子裡的東西擺放整齊也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主權
國家把內部顛覆看成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他們很少讓外國人觸及支持顛覆的那個機
制。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那些國家的政府本身就已病入膏肓。革命者所提出的治療
辦法很可能是錯誤的，可他們的事業是正義的。
這就是說，如果美國特種部隊想在反游擊戰中發揮好的作用，就必須走好一根又細
又險的鋼絲。他們必須根據自己的指揮官和政府的指示，以謹慎、靈活的辦法應對當地
的政府，同時應當與當地人民建立起比較深厚的關係。
比爾？亞伯勒清楚地認識到，由於這種非常敏感的心理和政治環境，特種部隊的標
準遠非只是游擊戰專長和技能方面的要求。個人的人格變得極端重要——判斷力、成熟
、自律以及與那些文化上完全不同於美國人的人協調工作的能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什麼樣的軍人才能有效地作戰？
首先——這種情況與1961年時完全一樣——他的思維方式應當不同於普通軍人的思
維方式。特種部隊的軍人像所有其他軍人一樣，也是按一條指揮鏈行動的，所不同的是
，他們不能隨時與他們的上級取得直接聯繫，甚至無法進行定期的聯繫。這就意味著，
有時候他們必須單獨行動，也就是說他們難免要自己作出決定——雖然希望他們的決定
是在對上級和國家的意圖有清晰的理解的基礎上作出的。他們不僅要極大地改變自己的
生活方式，甚至會遇到死亡的威脅。他們也會影響到指揮鏈上的各級指揮員直至總統對
政策的制定。
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一些只有特種部隊才能解決的棘手問題。在這些問題中，有很
多是實際技能問題——特種部隊的軍人也許要學會接生、拔牙，或者要會設計橋樑並監
督其施工的本領。還有一些問題則是心理問題——特種部隊的軍人需要進行勸說、誘導
，或者利用一個不很友好的當地領導人去做一些可能符合美國利益、但顯然不符合他自
身利益的事情。這兩種問題都是難以預料的、複雜的、沒有現成答案的，而且也無法確
保會得到上級的幫助。
除此以外，特種部隊的軍人不能把自己個人的戰術、技術、能力和思想集中在某些
具體問題上。他們不能僅僅依靠反覆操練過的軍事技能。對他們所灌輸的以及期待他們
去做的，就是要善於思考。在思考一個問題的時候，他們不僅僅要試圖解決這個問題，
使之符合他們這個團隊的利益，而且要使之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他們要能夠透過複雜
的現象看出這些問題，並且能夠處理這些問題。
這些軍人之所以被稱之為「特種」，部分原因就是，可以信賴他們去作出這樣的決
定。
雖然比爾？亞伯勒獲得總統的授權來培養這些軍人，他還面臨著一項重要的任務。
他必須接管「老的」特種部隊，並把他們造就成「新的」特種部隊——並不是所有「老
的」都希望變成「新的」。他必須把這支規模比較小、人員有限的部隊發展成一支具有
相當規模和相當戰鬥力的部隊，而且還要招募最優秀的人員。這就意味著要把陸軍部隊
中最優秀的、別人不願意放的人「挖過來」（他有權挑選，不過會招致很多不滿）。他
必須剔除那些不夠標準的，對那些經過挑選和考驗而留下的人進行高標準的教育和訓練
，然後由他對這些人單獨地或者集體地進行榮譽和自尊的教育。同時，他還要研究敵人
的特點，讓其他人也學會與這樣的敵人作戰的方法。他還要進行深入研究——很少有（
即使有的話）哪個軍事組織的研究達到他這樣的深度。他還要找到一些方法，讓特種部
隊不僅學到這些思想，而且能在他們流血流汗的實踐中運用這些思想。隨後，他還必須
向陸軍「老大」以及美國民眾進一步推銷他這支一直處於比較脆弱、易受傷害地位的特
種部隊。
一種新型的戰鬥部隊比爾？亞伯勒面臨著一項巨大的工程，但是他首先必須「清理
房間」——包括提高門檻。
1961年，也就是接管特種部隊之後不久，亞伯勒逐漸意識到特種部隊的原有成員中
有很大一部分人達不到他的新型作戰部隊的標準。這些人都很厲害——有翻江倒海的本
領。他們都是很有能耐的軍人，可是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比較敏感的形勢下，他不能指望
他們個個都能夠很好地發揮作用。
亞伯勒說：「在綠色貝雷帽部隊中，我特別不想留的，是那些『老油子突擊隊員』
，也就是老式突擊隊中的那種人。坦率地說，在特種部隊中這樣的人還不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曾經和突擊隊並肩戰鬥，我瞭解他們，也很欽佩他們的
優點：他們是勇敢的『放血者』。他們是作戰的機器。可是他們根本不懂外交，根本不
接受任何人的規勸。對於我們所說的比較人性化的特性，例如同情、憐憫、惻隱之心，
他們幾乎從不放在心上。如果這些事符合當時的情形，那行。如果不是這樣，也行。他
們去那裡就是打打殺殺的。不論你放手讓那些突擊隊或別動隊隊員去幹什麼，他們都會
去。這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不過，我在陸軍中的一些同事在陸軍部擔任重要職務，他們依然把特種部隊看成
某種突擊隊。他們從來就不理解我們為什麼非要清除那麼多『老油子兵』，也不理解我
們後來為什麼在資格課程中有那麼高的淘汰率。他們無法理解在判斷力問題上的淘汰率
，也不理解在認識人性問題上的淘汰率。……一個不願和山民一起臥倒在地，向他作
\[武器\]瞄準示範的人，對我來說是沒有用的。
「由於高淘汰率問題，我們不斷受到指責。但是只要我決意處理的事，我們就寸步
不讓。我會堅持對從那個大鍋爐、那個體制中出來的每個人提出最起碼的要求。」
有些老特種部隊的人無論是在崗還是不在崗，都很厲害——這就給亞伯勒增添了更
多的麻煩。
由於特種部隊的編制有限，提銜晉職都很困難。優秀的軍官在可能的情況下往往都
不願意被分配到特種部隊來。那時，特種部隊對軍官的訓練水平也比較低：例如校官就
可以免修資格課程，而且常常是這樣。
由於種種原因，特種部隊的優秀士官的前途比較光明，所以士官的質量就比較高，
他們的專業技能也比較高（他們中的許多人是二戰和/或朝鮮戰爭的老兵，都具有相當
豐富的實戰經驗；許多人都負過傷），亞伯勒在訓練新來者的時候，想充分利用這些士
官的專業技能。但是他們總覺得自己的權很大似的，想怎麼幹就怎麼幹。他們與比他們
年輕的士兵一起行動的時候，往往表現出不少野性。
對他們必須加以管束。
不過，更大的問題還是軍官問題。儘管有一些明顯的例外，很多軍官都把分配到特
種部隊看成是一個暫時的棲息，是一個有男子樂趣的地方——酗酒、胡鬧、搞女人、勾
搭別人的妻子。
這些現象必須制止。
在到任初期，亞伯勒把他的軍官——上尉和上尉以上的軍官——帶到基地的松林中
，直截了當地說了他對他們的期望。他對他們不會溫良恭儉讓的。
這就是令人難忘的亞伯勒「林中訓話」。
「只要由我來負責特種部隊，」他開門見山地說，「這裡的規矩就要變。要有一個
新的開端。
「首先，不准搞女人，不准酗酒，不准胡鬧，不准通姦。不能有調皮搗蛋的，不能
有不服管束的。從現在起，所有這一切都在被禁之列——不准搞變通。我們要有道德標
準，紀律標準，儀表標準。
「第二，所有軍官都必須通過資格課程考核。不准有例外。不管他是什麼軍銜。
「第三，我所說的話適用於所有軍銜的人。沒有例外。所以你們要把這些話跟你們
的士官交代清楚。
「最後，如果你們有意見，可以有兩種方式來處理。你們可以中止自己的職業生涯
。你們也可以到我辦公室提出調動到其他單位的要求。否則，你們就必須來個脫胎換骨
，如果你們還想留在這支部隊的話。」
那些最差勁的都走了；那些最好的都留下了。亞伯勒著手進行實質性的改革。
與此同時，特種部隊的軍官和士官開始覺得有了奔頭。如果你到了特種部隊，能夠
幹得好，就有希望很快得到提拔，如果你願意，就有可能在部隊長期幹下去。
所以特種部隊對那些有野性的、不稱職的、守舊的人，已經不再是沒有發展的地方
了。它成了一個讓人嚮往的地方，成了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地方。
肯尼迪政府明確表示，「對付叛亂」是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正式工具。此後不久，
對付叛亂需要的一些主要武器系統的問題就突顯出來。它們必須聯繫與行為和社會科學
有關的各種資源——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以及國際關係學——一
起打造。問題在於如何把這些學科和比較直接的軍事功能結合起來，產生一個在對付叛
亂的惡劣實戰環境中可以有效使用的工具。
特種戰爭中心必須對這一新領域進行研究。
比爾？亞伯勒本人就是學者和知識分子。他在情報和反情報工作方面的經驗使他學
到了很多關於如何瞭解敵人（和朋友）的方法。他知道到哪裡去尋找知識和靈感的源泉
以及如何去尋找。
他首先去找了羅傑？希爾斯曼。在提出反游擊戰以及非正規戰爭的概念方面，希爾
斯曼在國務院和白宮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希爾斯曼到特種戰爭中心來過好幾次，向亞伯
勒和中心的教官和學員提供了這方面的背景信息和觀點。
亞伯勒和他的參謀人員還研究了正面和反面的例子。正面的例子是英國人在馬來西
亞的勝利。它指明了一條可行的反游擊戰理論——即要深入瞭解當地文化，在向當地的
游擊隊滲透的過程中不要心慈手軟，然後把他們從人民中連根剷除。反面的例子就是法
國在印度支那的失敗和他們在阿爾及利亞的虛假勝利。
向他提供經常性咨詢的人還有一些專家，包括查爾斯？M?泰勒（二戰中美國駐南斯
拉夫軍事代表團團長，後來擔任美國之音的台長）、傑伊？扎沃德尼博士（時任賓夕法
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二戰時與華沙的波蘭抵抗組織並肩作戰，後來發表過許多關於非
正規戰爭和心理戰方面的論著）以及其他幾個有專長的人。
五角大樓的一些人他所咨詢的人和研究的有些問題是有爭議的。亞伯勒不怕使學生
感到驚訝。他知道，按常規的思維是無法把這項工作做好的。
例如，有左翼思想傾向的法國軍人作家貝爾納？福爾就經常應邀到特種戰爭學校非
常規戰爭班去講學。福爾的《沒有歡樂的街道》被用作該校的教科書。那是一本經典的
歷史著作，寫的是法國在印度支那進行的那場戰爭。福爾對美國在東南亞的所作所為進
行了言辭犀利、入木三分、不留情面的評論，常常在他的軍人聽眾中引起熱烈的反響。
亞伯勒寫道：「他有事實，有數據，有歷史，還有個人體驗。而學生方面由於自尊心受
到傷害，缺乏充分的資料，所以通常情緒比較低落。」
最後，福爾對美國的越南政策的鄙視，使得「五角大樓的一些人」對他在布拉格堡
的頻頻出現表現出關注。亞伯勒接到華盛頓打來的一個電話：「那個叫貝爾納？福爾的
法國人在特種戰爭學校是不受歡迎的人。」可是，當亞伯勒要求把這項命令落實成書面
文字的時候，他們收回了這項要求，而福爾的出現就像催化劑一樣，繼續給學校裡年輕
的綠色貝雷帽們帶來衝擊。
關於非正規戰爭的另一個有爭議的看法，則來自有傳奇色彩的空軍上校愛德華？蘭
斯代爾——似乎是從間諜小說中跳出來的真實人物。實際上他的故事曾經鼓舞了好幾位
小說家；他是格雷厄姆？格林的《文靜的美國人》和萊德勒與伯迪克創作的《醜陋的美
國人》中的人物原型（他們的人物中還可以看見羅傑？希爾斯曼的影子）。雖然他的成
就是有爭議的——他在越南的行為值得懷疑——但卻是真實的。在20世紀50年代，蘭斯
代爾被借調到中央情報局，而後被分配到菲律賓。他使得中央情報局在對付菲律賓的共
產黨游擊隊（被稱為「胡克」）方面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蘭斯代爾採取了好幾種辦法。首先，為了對抗共產黨的影響，他推出了一個無疑有
很大影響的人物——拉蒙？麥格賽賽麥格賽賽在二戰期間是菲律賓呂宋島游擊隊隊長，
戰後曾任該國國防部長，進行了長期的反游擊戰。。有人爭論說，麥格賽賽是菲律賓的
華盛頓和林肯。他後來成為菲律賓總統，但是上任後不久就因飛機失事而死亡。第二，
蘭斯代爾後來被人們說成是在「黑色」心理戰方面有超群才華的人——散佈能夠傷人的
謠言。例如，他在農村散佈謠言說，內心邪惡的人將成為當地吸血鬼的盤中餐。接著他
讓手下人把一個死胡克的血抽乾，然後在脖子上戳洞，再把屍體仍到一條人來人往的路
上。謠言不脛而走，說胡克是吸血鬼的美餐。第三點也是比爾？亞伯勒研究非正規戰和
政治戰時最重要的核心問題。亞伯勒寫道：「埃德？蘭斯代爾使我認識到，我們所說的
民事行為與正規軍在民眾中發揮作用的能力之間的關係。這種認識對菲律賓的游擊戰起
了很大的作用。它使民眾覺得，軍隊不是壓迫者，穿軍裝的人代表的是政府；如果他們
熱情地支持並幫助民眾，那麼政府肯定也是這樣考慮問題的。」軍人所做的好事證明了
政府的仁慈、善意和誠信。
「在後來的研究中，」亞伯勒寫道，「我發現這個概念的發明者不是埃德？蘭斯代
爾……而是毛澤東。毛澤東是這種思想在當代最偉大的推動者。
「我研究了毛澤東最終把蔣介石趕出中國大陸的一系列作戰行動。我發現，在開始
的時候，國民黨部隊在數量上大大超過共產黨的武裝力量。但是，當毛澤東沿長征的道
路一路退卻的時候，他領導的軍隊對老百姓非常慷慨，非常熱愛，也非常尊重。所以老
百姓和共產黨軍隊的關係不是通常那種軍民關係，老百姓不是躲避他們，而是歡迎他們
。
「這樣的行為要追溯到毛澤東的九項規定。他要求紅軍記住這些規定（它們甚至被
譜成歌曲天天唱）。這些規定得到了嚴格執行。違反這些規定的人將受到嚴厲懲處，也
許被處死。」
這裡有一個例子：●不拿貧苦農民一針一線。
●借東西要還。
●損壞東西要賠。
●買東西要付錢。
●買賣公平。
●對老百姓有禮貌，盡可能幫助他們。
亞伯勒繼續寫道，這實際上意味著「軍人所熟悉的戰場上的那些普通規定已經用不
上了。即使老百姓妨礙了軍隊，也不能把他們趕走。鼓勵軍人把自己的最後一份口糧與
農民共享。如果下了一塊門板睡覺（這是中國的一種習慣），那麼部隊在離開之前要把
門板還回去。一個最佳的陣地也許就在一個墓穴上。即便如此，紅軍也會尊重老百姓，
把槍架到其他地方。
「結果，紅軍的力量壯大了，蔣介石的部隊越來越不得人心。」
亞伯勒研究了毛澤東以及其他一些共產黨領導人，如切？格瓦拉、越南的武元甲和
長征等人格瓦拉是古巴革命的傑出領導人，著名的游擊戰術理論家。武元甲是越南傑出
的軍事與政府領導人，熟悉游擊戰，在奠邊府打敗了法國人。長征是越南的政治領導人
，曾任越南勞動黨總書記，國會常委委員會主席。，對多維戰爭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
（值得一提的是，「國防部那幫人」並不鼓勵這樣的研究。）亞伯勒的研究表明，他們
的非正規戰爭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要有打持久戰的耐心。「時間對我們有利。時
間將是我們最好的戰略家。」——長征。
●各級指戰員的政治覺悟。
●努力把所有「小人物」都吸引到游擊隊方面來。
●通過不斷地宣傳和恐怖襲擊削弱敵人的士氣。
●在戰術上有利於游擊隊時，不斷對敵人的人員和敏感點實施攻擊。
●避免與勢均力敵或者佔優勢的敵人展開陣地戰。
●只有在生死存亡或者掩護他人撤退時才打防禦戰。
●把敵人的供應系統當成自己的，讓敵人運送存儲軍需物資，然後奪取之。
●不斷努力把秘密武裝變成正規武裝，在有把握取得勝利的時間和情況下，把仗打
到敵人的領地上。
有了這些研究作為指導，特種部隊新的發展方向已經非常清楚了。
如果他們是為了教會一個受游擊隊威脅的國家的軍隊如何與當地游擊隊作戰，那麼
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教會他們如何仔細策劃並執行軍事的與非軍事的行動，從而使這
些軍隊能夠贏得並繼續得到人民的支持。所有這一切都要求有高度的紀律性，不僅綠色
貝雷帽部隊要這樣，當地的武裝部隊也要這樣。這樣的紀律能夠確保部隊在政治敏感地
區有高水平的行為和道德表現。
兩名受過嚴格訓練的醫務人員雖然常規部隊的軍人通常並不關注處於戰火中的老百
姓，但是缺少這種關注往往會產生政治和心理方面的附帶結果，這種附帶結果顯然會給
戰場上的輝煌勝利造成負面影響。軍事領導人必須認真調整自己的思維。在美國陸軍中
，特種部隊是第一個正式接受這種課程教育並將其作為作戰原則而付諸實踐的部隊。
沒有過多久，貫徹執行美國版毛澤東「行為規範」的綠色貝雷帽部隊，開始對生活
在偏遠地區、往往是叢林中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小人物」的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先前
，這些人在整個軍事行動計劃中並不起多大作用。這些「小人物」往往對在他們中間的
外國軍人持懷疑態度。然而，這些軍人具有良好的個人素質和軍事技術，他們很快就得
到越來越多的相互合作和信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仰慕和友誼。
綠色貝雷帽部隊關注其他軍人很少關注的各種小事情。例如，他們幫助某個村民用
一種比較簡單的方法打井，改善了他的供水狀況。他們和他並肩勞動，建起一座小木橋
，這樣他到那塊原始的土地上幹活時，就不必再在沼澤地上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半英里了
。他們教會他如何挖灌溉渠。他們給他種子，這些種子長出了他從來沒有見過的好蔬菜
。最令人感到奇怪，而且也最令人感到溫暖的是，他們是把這個村民當成自己人看待的
。他們可以用當地語言與他交談——也許不夠流利，但是用於交流已經足夠。他們和村
裡的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們和村民們同餐共飲，晚上和他們一起圍坐在火堆旁，和他
們交談，住在和他們一樣的農舍裡。
一旦他們之間建立起友誼之後，保衛村莊的軍事任務就開始了。綠色貝雷帽部隊規
劃了村子的防禦工事輪廓，村民們把一根根尖樁埋在地上，尖頭對著通向村子的道路。
在綠色貝雷帽的幫助下，他們在村子裡挖了防護掩體。他們還建立了報警系統，所使用
的是舊輪胎的輪轂和空炮彈殼，遇到情況就發出警報。在這段時間裡，綠色貝雷帽和村
民們一起勞動；在遇到襲擊的時候，他們就與村民們並肩戰鬥。
綠色貝雷帽A級小分隊都具有一些醫學專長——有兩名受過嚴格訓練的醫務人員，
而在他們的影響下，小分隊其他8個人也學了不少醫療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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