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人應當領導和統治，而無知者則應當服從。
——柏拉圖
我們對柏拉圖政治綱領的解釋遭到的某些反駁迫使我們對柏拉圖政治綱領中的
一些道德理念進行考察，如：正義、善、美、智慧、真理，以及幸福。本章及以下
兩章將對它們進行分析，下面我們首先來探討柏拉圖政治哲學中的智慧理念所扮演
的角色。
我們已經看到，柏拉圖的正義理念最根本的要求是，天生的統治者就該統治，
天生的奴隸就該被奴役。這是下述歷史主義要求的一部分：為了阻止所有的變化，
國家應當是它的理念的複製，或者是它的真正的「本性」的複製。這一正義理論非
常清楚地表明，柏拉圖用一個問題揭示了政治學的基本問題：誰應當統治國家？
一
我深信柏拉圖用「誰應當統治？」或者「誰的意志是至高無上的？」等形式表
達出政治學問題的同時，給政治哲學帶來了持久的困惑。這跟他在道德哲學領域內
把集體主義和利他主義的混同確有類似之處，這在一上章討論過了。很清楚，一旦
問及「誰應當統治？」很難避免諸如「最好的人」或「最聰明的人」或「天生的統
治者」或「那些精通統治藝術的人」一類的回答（也許還有「普遍的意志」或「統
治的種族」、或「產業工人」或「人民」）。這樣的回答，對於那些寧願倡導「最
壞的人者」或者「最大的笨蛋」不統治的人來說，也可能是正確的，但我將盡力表
明，這是毫無用處的。
首先，這樣的回答傾向於讓我們相信我們政治理論的一些基本問題已經解決。
但如果我們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審視政治理論，那麼我們將會發現任何基本問題都
遠未解決，我們只不過是通過假定「誰應當統治？」是最基本的問題而跳過去了。
甚至對那些也持有相拉圖所認為的政治統治者並不是十足的「善」和「智」的觀點
的人來說，要想得到其「善」與「智」（我們用不著對它們的精確含義擔憂）足可
依賴的政府也十分不易。如果同意這點，那麼我們就必鬚髮問，難道政治思想不應
該從一開始就面對惡政府出現的可能性？難道我們就不應當在為最差領袖作準備的
同時期待最優秀的領袖？但這就把我們帶到了政治學問題的另一新途徑，因為這使
得我們用「我們怎樣組織政治機構才能避免無能力的糟糕的統治者帶來太多的損害？」
這一新問題取代了原先的「誰應當統治？」的問題。
相信先前的問題是根本性的人，心照不宣地假定政治力量「根本上」是不受限
制的。他們設想某些人擁有權力——或者是個體，或者是集體，如一個階級。而且
他們假定，誰擁有了權力，一般就會為所欲為，尤其會強化自己的權力，這樣就幾
乎達到了無極限的、無限制的權力。他們假定政治權力本質上是統治權。如果這一
假定成立，那麼所剩下的惟一重要的問題就確實是「誰應當是統治者？」
我將稱這一假定為（不受制約的）統治權理論，這樣表述的目的，並不是指深
受波丹、盧梭或黑格爾之流青睞的諸種統治理論中的某一個；而是指那個更加一般
的假定——政治權力在實踐中是受限制的，也可以說這是行文發展的要求。再加上
這個暗示，即所留下的主要問題是使這種權力掌握在最優秀者的手上。這一統治權
理論在柏拉圖的方法中被暗中承認，且自古以來發揮著其作用。現代有些作家也含
蓄地承認了這一理論，比如，他們相信主要的問題是：誰應當統治？資本家還是工
人？
無需進行詳細的批評，我想指出的是，對上述理論草率而含混的接受應遭到嚴
厲的反駁。無論它表現出何等的思辨品格，它依舊是一個很不現實的假定。從未有
過不受制約的政治權力，只要人仍保有人性（只要「美麗的新世界」」還沒有變為
現實），就不會有絕對的不受限制的政治權力。只要一個人手中不能積聚統治所有
其他人的足夠的物質力量，僅此他就必須依賴其助手。即便是最有權力的專制君主，
也須依賴秘密警察、僕從和劊子手。這種依賴性意味著，他的權力可能異常巨大，
但決非不受制約，他不得不有所讓步，使一個集團對抗另一集團。這意味著還有其
他的政治力量，除他的力量之外的力量存在，他只有利用或撫慰它們才可行使其統
治權。這些例子就表明，即使是極端的統治權，也根本不是絕對的統治權。這些例
子根本沒有證明一個人（或者一個集團）在不放棄部分意願或利益以謀取他征服不
了的勢力的支持的情況下，能直接地達到其目的，倒有不勝枚舉的例子比這更深刻
地證明了政治權力的有限性。
我所以強調這些經驗主義的觀點，並不是因為我想把它們作為一個論據，而僅
僅是想避免反駁。我的看法是，各種統治權理論都沒能直接面對一個更根本性的問
題，這個問題就是，我們是否不應當努力奮鬥，通過權力之間的彼此平衡來對統治
者實行制度控制？這種制衡理論至少值得仔細考慮。就我所知，對這種看法的僅有
的反駁是：（a）這樣的控制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或者（b）既然政治權力本質上是
統治權，那麼這種控制根本上就是不可思議的。兩種教條式的反對意見，我相信可
以用事實來反駁；並由此派生出一系列其他有影響的觀點（例如，認為取代一個階
級獨裁統治的惟一途徑是另外一個階級獨裁統治的理論）。
為了提出對統治者進行制度控制這一問題，我們只須假定政府並不總是好的或
聰明的就夠了。但既然我已談到了歷史事實，我覺得我應當承認，我感覺上傾向於
稍稍超越這個假定。我傾向於認為統治者很少在中等人之上，無論是在道德上還是
在智慧上，而且常常是在中人之下。我認為在政府生活中接受這一原則是合情合理
的，即我們要盡可能地為最差的統治者做好準備，當然，同時我們理應想辦法得到
最好的。在我看來，把我們所有的政治努力都寄托在我們將成功地得到優秀的甚至
是有能力的統治者這一微弱的希望之上是荒唐的。然而，從中我強烈地感到，我必
須堅持，我對統治權理論的批判並不是以個人的好惡為依據的。
除了這些個人的看法，除了前面提到的針對統治權一般理論的經驗性論據，還
有一種邏輯性的論據可以用來揭示統治權理論的任何特殊形式的非一致性；說得更
準確些，該論據可以用不同卻又類似的形式來反駁最聰明的人應當統治的理論，以
及認為最優秀的人，或者法律，或者大多數人應當統治的其他理論。這種邏輯論據
的一種特殊形式是針對關於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及多數人應當統治原則的一種極
天真的說法；它有點類似眾所周知的「自由的悖論」——由柏拉圖最先使用，並且
獲得了成功。在批判民主，倡導專制統治的過程中，他明確地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假如人民的意願是他們不應當統治，而應由專制君主來統治，將會怎麼樣？自由的
人，柏拉圖表示，可以行使其絕對的自由，先是蔑視法律、最終蔑視自由本身並叫
嚷著要求有一位專制君主，這並不只具有牽強的可能性，它發生過許多次；而每當
此種情況發生時，都使那些視多數人統治或類似的統治原則為政治信條的基礎的民
主主義者處於尷尬的境地。一方面，他們所采納的這個原則要求他們只能贊成多數
人統治而反對其他形式的統治，因而贊成新的專制君主，在另一方面，這一原則又
要求他們應當接受一切由多數人達成的協定，因此（多數人提出的）新的專制統治
也不例外。他們理論的非一致性，必然使他們的行動蒼白無力。我們這些要求由被
統治者對統治者實行制度上的、特別是通過多數人的投票推翻政府的權利的民主主
義者，因此就必須把這些要求建立在比任何相矛盾的統治權理論更有說服力的理論
之上。（本章下面的部分將簡明地揭示這種可能性。）
我們已經看到，柏拉圖已幾近發現自由和民主的悖論。但柏拉圖和他的追隨者
們所忽略了的一點是，統治權理論的所有的其他形式都會產生類似的不一致性。一
切統治權理論都是自相矛盾的。比如說，我們可以選擇「最聰明的」或「最好的」
作為統治者。但「最聰明的人」因其智可能會覺得不是他而是該由「最好的人」來
統治；「最好的人」因其善可能會作出應由「多數人」統治的決定。即便是統治權
理論的「法治」形式也為同樣的批評敞開大門，認識到這一點相當重要。其實這一
點早已有人清楚地認識到了，如赫拉克利特的話所表明的：「法律同樣可以規定，
獨裁者的意志必須遵從。」
總結這一簡略的批判，我相信，人們可以斷言，統治權理論無論在經驗上還是
在邏輯上，其地位都是脆弱的。至少我們可以要求，如果沒有仔細地考慮其他的可
能性，就千萬不要采納這種理論。
二
要表明一種民主的控制理論可以不受統治權停論的束縛而發展確非難事。我心
裡以為，該理論與其說理所應當地出自多數人統治的善與正直的學說，不如說恰恰
出自專制統治的卑鄙。說得更精確些，它依靠的是決定、或者對建議的采納來避免
或抵禦專制。
我們可以對政府的兩種主要類型作一區分。第一種形式組成的政府我們可以通
過不流血的方式推翻——例如，通過普選；也就是說，該社會制度提供了被統治者
可能推翻統治者的方式，而該社會條件也確保這些制度不會輕易地被那些握有權力
的人破壞。第二種形式組成的政府，被統治者除了舉行成功的革命外，無別的推翻
政府的出路——也就是說，在多數情況下，但非所有情況。我認為「民主」一詞是
對第一種類型政府的最簡便的標簽，而「專制」或「獨裁』酒詞則適合第二種類型，
我相信，這也基本符合傳統用法。但我想明確提出，我們觀點的任何部分都不取決
於對這些標簽的選擇。假如有人想顛倒用法（如今天經常所做的那樣），那麼，我
只想說，我喜歡他所稱的「專制」，反對他所稱的「民主」；一切想發現「民主」
「真正」或「根本上」意味著什麼的企圖，比如說，把這個術語轉譯成「人民的統
治」，我會認為它們與主題無關而拒絕接受。（儘管「人民」可能會以推翻相威脅
從而影響他們的統治者的行為，但在任何具體的實踐的意義上，他們從未統治過他
們自己。）
如果我們照我的建議運用這兩個標簽，那麼我們現在就可以把這個建議，即為
了避免專制去創設、發展、保護政治制度，看作是一項民主政策的原則。這項原則
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發展出這樣的制度，它要不完善無缺，要不完全可靠，要不
就能確保民主政府采納的政策優秀而明智——甚至必然要比一個仁慈專制統治者所
采納的政策更好更明智。（既然沒有做出這樣的判斷，民主的悖論就可以避免。）
不過，就采納民主原則所隱含的意味我們可以說的是，可以肯定接受民主制度下的
哪怕是一項壞政策（只要我們能為和平演變工作）要比服從哪怕是何等明智何等仁
慈的專制制度更加可取。由此看來，民主理論並非建立在多數人應當統治這一原則
之上；不如說，諸如普選和代議制政府等各種各樣的民主控制的平等主義方法，應
當被視為經過斟酌後，在普遍存在著的對專制統治的不信任傳統中的一項合理而有
效的制度，防止專制的制度。這些制度永遠需要改善，並且要為它們自身的改善提
供諸種渠道。
所以只要誰接受了這種意義上的民主原則，他就不一定認為民主選舉的結果是
對正確的事物之權威的反映。儘管他將接受多數人的決定，因他想使民主制度運轉
下去，但他覺得，只有用民主的方式反對它，並為它的修正做工作，他才是自由的。
難道他應當親眼目睹多數人通過投票毀壞民主制度那一天的到來，然後這段悲傷的
經歷將告誡他，還不可能有避免專制統治的安全可靠的辦法。但這沒有削弱他跟專
制統治戰鬥的決心，也沒有暴露出他的理論的非一致性。
三
回到柏拉圖那裡，我們發現，他通過對「誰應當統治」這一問題的強調，不言
自明地承認了統治權的一般理論。對統治者的制度控制和對他們之間權力的制衡這
個問題還沒有等到提出來就已經被消滅了。興趣已由制度轉向全體成員，現在最迫
切的問題成了挑選出那些天生的領袖，並訓練他們的領導才能。
有些人認為在柏拉圖的理論裡，國家的福祉歸根結底是個道德和精神問題，取
決於個人及個人的責任，而不是非人格的制度結構。我相信柏拉圖主義的這種觀點
是膚淺的。一切長期的政治活動都是制度性的。沒有人可以例外，即便是柏拉圖。
領導的原則並沒有用個人問題取代制度問題，它不過帶來新的制度問題罷了。如我
們將要看到的，制度甚至肩負起了這樣一項任務，即挑選未來領袖的任務，這就超
出了我們對一種制度的合理要求。因此，認為制衡理論與統治權理論之間的對立對
應於制度主義與人格主義是一個錯誤。柏拉圖的領導原則遠離純粹的人格主義，因
為它包括了制度的運作，確實可以說，一種純粹的人格主義是不可能的。但也必須
說，一種純粹的制度主義同樣不可能。不僅制度的結構包含有重要的人格決定，而
且即使是最好的制度，如民主制衡，它的功用也常常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相關的人。
制度好似堡壘，它們得由人來精心設計並操縱。
個人因素與制度因素在一種社會境遇中的區別常常被民主批判者忽略。他們大
多數對民主制度不滿意，因為他們發現，它們並不必定能確保一個國家或一項政策
達到那些既迫切又可敬的道德標準或政治要求。但是這些批判瞄錯了攻擊方向；它
們不懂我們應當企求民主制度干些什麼，也不了解民主制度的代替物會是什麼。民
主（照上面所建議的來運用這個標簽）給政治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基本架構，從而有
可能不使用暴力，而用理性來設計新制度改造舊制度。民主並沒有提供理性。公民
的心智和道德標準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屬於個人問題。（認為這個問題可以漸次通過
一種制度化優生學和教育控制來解決的觀點，我相信是搞錯了。下面我將給出我的
一些理由。）因為一個民主國家的政治缺陷就責備民主制度是大錯特錯。我們更應
責備我們自己，即該民主國家的公民。在一個不民主的國家裡，完成合理改革的唯
一途徑是通過暴力推翻政府，然後引進一套民主的理論體系。那些以任何「道德的」
理由來批判民主制度的人，沒能分清個人問題與制度問題之間的不同。這就要由我
們來使局面有所改觀。民主制度不會自我改進。改進民主制度的問題通常是個針對
人而非針對制度的問題。但假如我們想有所改進，我們必須搞清楚，哪些制度我們
需要改進。
在政治問題領域內，個人和制度之間還有另外一點不同。這是當前的問題與將
來的問題之間的區別。當前的問題主要是個人的，而構造未來的問題又必然是制度
性的。如果說通過「誰應當統治？」而解決了政治問題，如果柏拉圖的原則——也
即最優秀者應當統治的原則——被采納，那麼未來的問題就必定以為將來領袖的選
舉設計制度的形式而出現。
這是柏拉圖教育理論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關於這一問題，我毫不猶豫地說，
當柏拉圖把教育的理論和實踐同領導的理論聯繫在一起時，他使其（教育的理論和
實踐）變得徹底地訛誤和迷亂。它所導致的損害，如果有的話，甚至比把集體主義
等同於利他主義而使倫理學遭受的危害、以及引入統治權原則而使政治理論所遭受
的危害更大。柏拉圖的假定：選擇未來的領袖，訓練他們的領導才能應當是教育
（說得更準確些，是教育制度）的任務，迄今仍多被認為是理所當然。讓教育制度
承載起超出一切制度範圍的任務，柏拉圖就得為他們那悲慘的國家負部分責任。但
在對他的教育的任務觀進行一般討論之前，我願意詳細地展開他的領導權理論和智
者領導理論。
四
我認為柏拉圖的這一理論的許多要素極有可能是受到了蘇格拉底的影響。蘇格
拉底的基本信條之一，我相信，是他的道德（唯）理智論。對此我的理解是：（a）
他認為，善和智慧同一，沒有誰的行為會悖於他出色的知識，知識的缺乏應當為所
有道德錯誤負責；（b）認為道德的高尚可以被教導，有人類普通的智慧就夠了，用
不著其他特殊的道德官能。
蘇格拉底是位道德家又是個熱心人。他是這樣一種類型的人：因為它們自身的
缺憾而批判任何形式的政府，的確，對任何政府而言，這樣的批評既是必需的也是
有用的，儘管它只在民主制度下才有可能做到，同時又認識到忠實於國家法律的重
要性。正如所發生的那樣，他的大半生是在民主的政府形式下度過的，作為一名優
秀的民主主義者，他感到揭露他時代的一些民主領袖的無能與空論是他的義務。與
此同時，他反對任何形式的專制；如果我們聯想到他在三十僭主統治時期的勇敢行
為，那麼我們就沒有理由來假設他對民主領袖的批判是受到諸如反民主傾向之類東
西的激勵。他未必沒有像柏拉圖那樣主張，最優秀的人在他看來就是最聰明的人，
或者那些對正義有所了解的人應當統治。但我們必須記住，他的「正義」指的是平
等主義的正義（正如在上一章引用的《高爾吉亞篇》的章節所表明的那樣），他不
獨是位平等主義者，同時也是位個人主義者——也許是一切時代個人主義倫理觀最
偉大的倡導者。我們應當認識到，假如他主張，最聰明的人應當統治的話，他明確
強調他指的並不是最有學問的人；事實上，他懷疑一切職業學術，無論它屬於過去
的哲學家，還是他同時代博學的大家，如詭辯家。他所說的智慧意思與眾不同，所
謂智慧僅僅是認識到：我所知道的何其少！那些沒有認識到的人，他告訴說，簡直
一無所知。（這是真正的科學精神。仍然有人認為，就像柏拉圖那樣，既然他已經
把自己確立為一位博學的畢達格拉斯哲學的聖人，那麼蘇格拉底的不可知論態度必
須用他那個時代科學的不昌明來解釋。但這只能表明他們並沒有理解這種精神，他
們仍然受前蘇格拉底魔術式觀念的支配，科學家們被認為是聰明、博學、有專長並
受到別人一些崇拜的撒滿巫師。他們用所擁有的是知識的量，而不是像蘇格拉底那
樣以對自己無知的自省，作為對科學水平及心智誠實性的量度。）
認識到蘇格拉底的唯理智論明顯地是平等主義的，這點是重要的。蘇格拉底相
信人人都能接受教育。在《論道德》中，我們知道他教一位年輕的奴隸學習現在所
稱的畢達哥拉斯定理，以期證明哪怕未受過教育的奴隸都有理解即便是抽像事物的
能力。他的唯理智主義也是反極權主義。在蘇格拉底看來，一門技巧，比方說修辭
說，也許可以由一位專家教條化地教給別人；但真正的知識、智慧以及德行，只能
通過一種他所稱的助產術的形式才能教給別人。那些渴求學習的人可能會受到幫助
使自己從偏見中解脫出來；這樣他們就學會了自我批評，知道了獲取真知的不易。
但是他們也能學會下定決心，批判性地依靠他們的決定，他們的洞察力。考慮到這
種教學工作，那麼柏拉圖的最優秀的人、也即心智上誠實的人應當統治的主張（如
果他曾提出過這樣的主張的話），同權威主義的最博學的人或者貴族主義的最優秀
的人即大多數貴族應當統治的觀點之間區別之大是顯而易見的（我認為，即使是蘇
格拉底的勇氣即智慧的信條，也可以詮釋為對英雄本天生這一貴族式信念的一種直
接批判）。
但是蘇格拉底的道德理智論是把雙刃劍。它具有平等主義和民主的一面，這一
面後來被安提斯泰尼所發展；但它還具有另一面，這一面可能導致強烈反民主傾向
的出現。它對啟蒙及教育之必要性的強調，很容易被錯誤地解釋為反映了對權威主
義的需要。這看起來跟一個似乎極大地困擾著蘇格拉底的問題有關：那些沒有受到
充分的教育因而就不夠聰明、難以認識到他們的缺陷的人，正是那些最需要受到教
育的人。好學本身就表明擁有了智慧，事實上所有的智慧都是蘇格拉底要求占有的；
因為他準備著學會知道自己知道的何其少。末受教育者好似在一間小屋呼呼大睡，
需要一個權威來喚醒他們，因為不指望他能自我批判。但由於強調權威的作用僅此
而已，所以在蘇格拉底的教育中，這種權威主義的東西得到了極大的平衡。真正的
老師只有通過展示未受教育者所缺乏的自我批判精神才能證明自己。「我的權威僅
在於我知道我的無知」：或許蘇格拉底用這種方式來為他的使命辯護，即驚醒沉睡
在教條主義大夢中的人。他相信這種教育的使命也是一種政治使命。他感到改進國
家政治生活的途徑是，教育公民做自我批評。在這種意義上他聲稱是「他那個時代
惟一的政治家」，反對別的那些討好人民但卻不真正推進他們利益的人。
蘇格拉底對政治與道德生活的等同很容易被曲解為柏拉圖主義和亞里士多德主
義的要求，即認為國家理應監護其公民的道德生活。而且它也很容易被用來作為一
條合理而有說服力的證據，即一切民主控制都是危險的。這是因為，以教育為己任
的人怎麼能由未受教育的人做出評判呢？比較優秀的人怎麼能由不太優秀的人來控
制呢？然而，這個論點確實是非蘇格拉底的。它假設了一位聰明博學的權威，這遠
不同於蘇格拉底平和的觀點，即教師權威性的樹立僅在於他知道自己的不足。這樣
的權威，事實上所達到的目標很容易跟蘇格拉底的全然相反。易於滋生教條化的自
足及心智上的自大自滿；而不是批判性的不滿足和提高的熱望。我不認為強調這一
很少清楚認識到的危險是沒有必要的。即便是格羅斯曼這樣的作者，我相信他理解
了蘇格拉底精神的精髓，在他所稱的柏拉圖對雅典的第三批判中，他同意了、柏拉
圖的說法：「教育，本該是國家的主要職責，卻交由個人的任性與怪想……這是又
一項應當委託給被證明是正直誠實的人的任務。任何一個國家的未來在年青一代的
身上，所以讓孩子們的心靈由個人品味、由環境的力量來塑造是何等可怕的事。考
慮到教師、校長及博學的演說家，國家的放任政策同樣是災難性的。」但是，雅典
的放任政策，雖受到格羅斯曼和柏拉圖的批判，由於允許某些博學的演說家去教學，
特別是他們中間最偉大的一位，蘇格拉底，所以具有不可估量的結果。當這一政策
後來被取消時，其結果就是蘇格拉底之死。這確實應當是個警示，國家對這類事務
的控制是危險的，對「被證明是誠實正直的人」的呼喚很容易導致對最優秀的人的
鎮壓（貝特蘭﹒羅素最近的鎮壓便是恰當的例子）。但就最基本的原則而言，我們
這裡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認為放任主義惟一的代替物是完全的國家責任。我當
然相信，國家應當明白，讓它的公民接受教育從而能夠參加社區生活，並且利用一
切機會來發展他們特殊的（各自的）興趣和才智；國家當然也應當明白（如格羅斯
曼正確強調的），「個人償付能力」的缺乏不應當妨礙他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這
一點，我相信屬於國家的保護功能。然而，認為「國家的未來在年輕一代的身上，
因而讓孩子們的心靈由個人品味影響是可怕的事」的說法，在我看來為極權主義大
開了方便之門。國家的注意力絲毫不能放到維護可能威脅最可寶貴的自由形式，即
心智自由的措施上來。雖然我不提倡對「教師和校長的放任主義」，但我相信，這
個政策較權威主義的政策無比高明，權威主義政策給國家官員充分的影響人們心智、
控制科學傳授的權力，從而，由國家的權威來支持專家令人懷疑的權威、並且由於
千篇一律習以為常地把科學視為權威學說的習慣性教學實踐，以致毀壞了科學，破
壞了科學的精神——即追求真理的精神，而不是認為自己占有的真理。
我已經努力表明，蘇格拉底的唯理智論根本上是平等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由於
蘇格拉底心智的謙和及他的科學精神，其中所包含的極權主義成分已被減到最低限
度。柏拉圖的唯理智論與此大為不同。《理想國》中的柏拉圖的「蘇格拉底」是極
權主義不折不扣的化身。（即使是當中他的一些自責性的言論，也不是由於對缺點
的自省，而不過是維護他的優越性的一種諷刺性的方式。）一般來說，他的教育的
目的不是為了喚醒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思維，而毋寧說是灌輸——如對大腦和靈魂進
行塑造（重複《法律篇》中的一段引文），使它們「經過長時期的習慣，變得根本
不能獨立地做任何事情」。蘇格拉底偉大的平等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如，有可
能與奴隸坐而論理、人與人之間有心智上的聯結、普遍理解的中介即理性等，被主
張統治階級的教育壟斷及嚴格的檢查制度（甚至口頭辯論也不例外）所取代。
蘇格拉底已經強調過，他不聰明；他不是真理的占有者，而是真理的追求者、
探究者、熱愛者。他解釋道，「哲學家」一詞，即智慧的熱愛者、追求者，表達的
就是這種意思，這與「詭辯家」相反，它指的是職業性的聰明人，即使他曾經聲稱
過政治家應當是哲學家，他的意思只能是，由於承擔了一項額外的責任，他們就應
當是真理的追求者，並且得有自知之明。
柏拉圖是如何改變這種學說的？乍看起來，他沒能改變這種學說，因為他主張
國家的統治權應當賦予哲學家，尤其是當他像蘇格拉底一樣，把哲學家定義為智慧
的熱愛者時。但是，在柏拉圖那裡的轉變的確是巨大的。他的熱愛者不再是謙遜的
追求者，而是驕傲的真理的占有者，一位訓練有素的辯證學家，他具有心智上的直
覺力，也即，可以看到永恆神聖的形式和理念並能夠與之交流。他被置於所有的普
通人之上，不論是他的智慧還是他的權力，即使「不是……神的，也似是神的」。
柏拉圖理想的哲學家接近全知全能，他是哲學王。我認為，很難想到有比蘇格拉底
和柏拉圖關於哲學的理念更大的差異。這是兩個世界的差異——一個是謙遜理性的
人的世界；另一個是極權主義的半神半人的世界。
柏拉圖要求聰明的人應當統治——真理的占有者，「完全合格的哲學家」——
當然引出了選擇並教育統治者的問題。在一種純粹人格主義（作為制度主義的對立
面）理論裡，這個問題很容易就解決了，只需宣稱聰明的統治者足以聰明到憑其聰
明來選擇最優秀的人作他的繼承者。然而，這並不是對該問題很令人滿意的回答。
許許多多還將依賴不能控制的環境；一起偶發事件就有可能破壞國家末來的穩定。
但是企圖控制環境、預見未來並為之做出準備，在這裡，如在其他地方一樣，肯定
將導致對純粹人格主義解決辦法的摒棄，及用制度化的方法取而代之。如已經表達
過的，為未來構劃的努力將肯定經常導致制度主義。
五
柏拉圖所認為的監護未來領袖的機構可稱為國家的教育部門。從純粹政治的視
角看，在柏拉圖的社會裡，它是最最重要的機構。它握有權力的匙鑰。僅憑這點理
由就很清楚了，統治者至少應當直接控制高年級教育。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原因，最
為重要的一條是，只有「專家跟…被證明是正直誠實的人」——如格羅斯曼所表述
的，在柏拉圖看來它只指那些非常聰明的能手、也就是統治者本人，才可以委託他
們最終把更高級的智慧奧秘傳授給未來的賢哲。它堅持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辯
證法，即智性知覺的藝術，設想神聖的本源、形式或理念的藝術，揭示潛藏在普通
人日常的現象世界背後那個最大秘密的藝術。
關於這種最高級的教育形式，柏拉圖的制度要求是什麼？它們值得一提。他主
張只有那些韶華已逝的人才應當被接受。當他們的體質開始衰退，他們已過了公共
與軍事服務的年齡時，那時，也只有到那時，他們才可准許隨意進入這神聖的領域……
即最高層次的辯證法研究的園地。柏拉圖這條奇特規則的理由相當清楚。他害怕思
想的力量。「一切偉大的事情都是有危險的」這句話道出了柏拉圖的坦白，他擔心
哲學思想對那些還沒有邁向年老的大腦的影響。（所有這些都假蘇格拉底之口說出，
他為了維護自己與青年自由討論的權利而死。）只要我們還記得柏拉圖最根本的目
的是阻止政治變化，那麼這正是我們所應期待的。年輕的時候，上層階級的成員將
戰鬥。當他們年齡太大而不能獨立思考時，他們將成為充滿智慧和權威的教條主義
的學生，以使他們自己能成為賢哲聖明，把他們的智慧、以及集體主義和極權主義
的教育傳遞給子孫後代。
很有意思的是，在後面更為精緻的一段裡，柏拉圖試圖給統治者染上最明亮的
色彩，他修正了自己的意見。在這裡他准許未來的賢哲可以在3O歲時開始其初步的
辯證法研究，當然，強調了「高度謹慎的必要」和「灌輸的危險性……它使那麼多
的辨證法者腐化」；同時他要求「那些可能准許運用辯論的人肯定具有訓練有素神
志健全的本性」。這一轉變當然有助於增強該圖景的亮度，但其基本的傾向仍原模
原樣。因為，在該段的下文裡，我們得知，在50歲以前，開他們經受許多次考驗和
誘惑之前，未來的領袖絕不能被引入更高級的哲學研究——進入對善的本質的辯證
思考領域。
《理想國》就是這麼教導的。看起來似乎《巴門尼德篇》包含有一個類似的段
落，在這裡蘇格拉底被描繪為一位傑出的年輕人，他成功地涉獵於純粹哲學當中。
當被要求給更精緻的理念問題一個解釋時，他陷入了嚴重的麻煩之中。他被老年的
巴門尼德開除，並得到忠告，在再次於更高層次的哲學研究領域冒險之前，他應當
更加徹底地訓練自己的抽像思維能力。看起來好象我們這裡（在其他事情當中）有
了柏拉圖的回答——「即使是蘇格拉底也曾太年輕而不適合辯證法研究」——他的
學生們纏著要他傳授知識，而他則認為時機還欠成熟。
為什麼柏拉圖不期望他的領袖有創造力和獨創性？我看，答案顯而易見。他仇
恨變化且不願看到重新調整勢在必行。但對柏拉圖態度的這種解釋還不夠深刻。事
實上，這裡我們面對的是領導原則的一項基本困難。選擇或教育未來領袖這一思想
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在體格的健壯方面，某種程度上你可以解決問題。肉體的創造
性和身體的勇氣也許並不很難斷定，然而心智超群的秘密是批判精神，是心智的獨
立性，這就導致了任何種類的權威主義也難以克服的困難。一般而言，獨裁主義者
將選擇那些服從、相信並響應他的權威的人。但在這麼做時，他必定要選擇平庸之
輩。因為他要排除那些反叛、懷疑、敢於抵制他的權威的人。從來沒有一個權威承
認過，思想上大無畏的人，即那些敢於蔑視他的權威的人，可能是最可寶貴的一類
人。當然，權威們總是對他們鑒別創造性的能力保持自信。但他們所指的創造性僅
僅是快速領會他們的意圖，他們永遠不可能明白到兩者之間的不同。（在這裡我們
也許可能窺視到選擇有能力的軍事領袖時遇到的特殊困難的秘密。軍事紀律的需要
增加了我們所討論問題的難度，軍事擢升的方法通常是把那些敢於替自己考慮的人
清理出去。就思想的創造性而言，沒有比認為優秀的服從者同時也是優秀的指揮者
更為不真實的觀點了，極為類似的困難也出現在政黨中：黨的領袖的「忠實助手」
很少成為有能力的繼任者。）
我相信，這裡我們得出了一個可以加以概括的有一定重要性的結論，這一結論
可以通過歸納而得到。很難設計出選拔傑出人才的制度。制度選舉對柏拉圖心中的
目標，即阻止變化，相當奏效。但如果我們的要求不止於此，則它很難發揮作用，
因為它經常傾向於革除創造性的原創力，而且，更為普遍的是除掉不同尋常始料未
及的品質。這並不是對政治制度主義的批判。它只是重申了對我們前面已說過的話，
我們要經常為最壞的領袖做好準備，儘管我們應當盡量想辦法，理應如此，得到最
好的領袖。但它批判了給制度、尤其是教育制度委以選擇最優秀者這一不可能（完
成）的任務的傾向。制度永遠不能承載這樣的任務。這種傾向把我們的教育制度變
成了賽馬場，把一門研究的課程變成了跨欄跑。它沒有鼓勵學生為了研究而把精力
集中到研究上，它沒有鼓勵學生真正熱愛他的學科和調查，而是鼓勵他為他個人的
前途而研究；他被引導為只獲取對他跨過欄有所用處的知識，為了自己的升遷，他
必須跨越這個欄。換句話說，即使在科學的領域，我們的選拔方法也是依靠迎合某
些粗鄙的個人野心（如果熱心的學生被他的同學們用懷疑的眼光打量，那就是迎合
個人野心的本能的自然反應）。對思想領袖的制度選擇這一不可能做到的要求，不
僅危其精神科學，而且危及心智的第一生命，真正生命。
曾有人說過，柏拉圖是我們的中學、大學的發明人。這話說得太對了。然而他
的破壞性的教育體制並沒能徹底毀滅人類，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別的比這一事實更好
的論據證明對人類的樂觀，更能表達人們對真理和正直的難以割捨的愛，以及他們
的創造性，他們的不屈不撓和健康成長。儘管有那麼多他們的領袖背信棄義，仍然
有相當數量的人，有老有少，他們正派、理智、熱愛本職工作。「我有時感到驚訝，
怎麼沒能更清楚地感覺到那些惡劣行徑」，塞繆爾﹒巴特勒說，「儘管有善意阻止
誘惑他們成長的圖謀，青年男女仍然明智可愛地長大成人。有些無疑遭到了損害，
並且終生為之忍受；但是許多人看起來很少是或根本不是最壞的人，而有些差不多
是更優秀的人。原因似乎是，少年的本能在許多情況下絕對地反叛他們所受的訓練，
而去做老師們不可能讓他們集中注意力去做的事。」
這裡應當提及，在實踐中，柏拉圖沒能證明自己是個特別成功的政治領袖的選
拔者。我所在意的並不是他跟狄奧尼修二世——敘拉古的僭主——那番交往的令人
失望的後果，而是相拉圖學園參與了戴奧反對狄奧尼修的成功的遠征。在這次冒險
行動中，柏拉圖著名的朋友獲得了柏拉圖學園的眾多成員的支持、其中之一是卡裡
普斯，他成了戴奧最可靠的同僚。在戴奧自立為敘拉古的僭主後，他下命令謀殺了
他的盟友（也許是他的對手）赫拉克裡德。沒過多久他本人被奪取僭主地位的卡裡
普斯謀殺，在僭主位上僅呆了13個月。（卡裡普斯又轉而被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哲學
家萊普蒂尼斯謀害。但這些經歷不是柏拉圖教師生涯的惟—一面。克裡爾休斯，柏
拉圖的（也是伊索克拉特的一位學生），先以民生領袖之姿出現，接著自立為赫拉
克裡的僭主。他被他的親戚，柏拉圖學園的又一成員芝奧謀殺。（我們無從知曉芝
奧，他被有些人當作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如何施展才能的，因他很快也被殺死）柏
拉圖的這些及許多類似的經歷——他可以吹噓至少有9個僭主出自他同一時期的學生
和同事——這就使將賦予他們以絕對權力的人選問題產生的特殊困難清楚地明現出
來。很難找到其品格不被絕對權力腐蝕的人。誠如阿克頓爵士所言——一切權力都
要導致腐敗，而絕對的權力絕對地腐敗。
總而言之，柏拉圖的政治綱領更多地是制度的而不是個人主義的；他想通過對
領導機繼承的制度控制來阻止政治變化。這種控制將是教育方面的，依靠權威主義
的認知觀——依靠博學專家的權威，以及「被證明是正直誠實的人」。這就是柏拉
圖對蘇格拉底下述主張的理解：一位負責任的政治家應當是一位真理和智慧的熱愛
者而不是一位佔有者，他之所以聰明僅在於他有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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