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從頭開始，一切事物都須加以摧毀。我們整個糟糕透頂的文明必須先垮掉，
然後我們才能使這個世界合乎情理。
——「穆爾朗」（杜﹒加爾：《蒂博一家》）
在柏拉圖的綱領中內在地存在著我認為極其危險的關於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從
理性的社會工程的觀點來看，其分析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我想到的柏拉圖哲學的
研究方法可以描述為烏托邦工程，它和另一種類型的、我認為是惟—一種理性的社
會工程相對立，而後者可以命名為零星工程。烏托邦的方法更為危險，因為它似乎
可以成為一種徹頭徹尾的歷史主義——意味著我們不能夠改變歷史進程的極端歷史
主義方法的顯而易見的替代方法；與此同時，它似乎成為對像柏拉圖的理論那樣允
許人類干預的不那麼極端的歷史主義的必要補充。
烏托邦方法可描述如下：任何一種理性行動必定具有特定目的。它有意識地且
一以貫之地追求其目的，並且根據其目的決定所采取的手段，這同樣是理性的。因
此，假如我們想要理性地行動，那麼選擇這個目的就是我們必須做的第一件事情；
而且我們必須小心謹慎地決定我們真正的或最終的目的，我們必須把它們同那些實
際上僅僅作為達到最終目的的手段或中間步驟的中間的或局部的目的明確區分開來。
假如我們忽略了這個區別，那麼我們也一定會忽略了追問這些局部的目的是否可能
促進最終目的的實現。而相應地，我們必定無法理性地行動。假如應用於政治活動
領域，這些原則要求我們在采取任何一種實際行動之前，必須決定我們最終的政治
目標，或理想國家。只有當這個終極目的確定之後，至少是要有粗略的大綱，只有
當我們擁有了像是我們目標所系的社會藍圖一樣的某種東西，只有那時，我們才能
開始考慮實現它的最佳途徑和手段，並制訂實際行動的計劃。這些是能夠稱得上是
理性的、特別是社會工程的任何實際政治行動必需的基本條件。
簡言之，這是我稱之為烏托邦工程的方法論上的研究方法。它讓人確信無疑且
富有吸引力。實際上，這種方法論上的研究方法吸引了所有既未受到歷史主義偏見
影響，也沒有反對這些偏見的那些人們。這恰恰使它更具有危險性，並使對它的批
判更為緊要。
在著手開始詳細批評烏托邦工程之前，我想先概述一下另一種社會工程即零星
工程的思考方法。我認為這種思考方法在方法論上具有合理性。采用這種方法的政
治家在其頭腦之中，可以有或者可以沒有一個社會藍圖，他可以擁有或者也可以不
擁有人類有一天將實現某種理想國家、並在人世間達到幸福與完善的希望。但是他
會明白，假如至善至美在任何程度上可以實現的話，那麼它也是極其遙遠的，而且
每一代人，並且因此也包括所有在世者就擁有了一種權利；或許不是一種要求獲得
幸福快樂的權利，因為並不存在使一個人幸福快樂的制度手段，而是一種在能夠避
免的情況下要求不被造成不幸的權利。假如他們遭受苦難，他們有權利要求給予所
有可能的幫助。因此，零星工程將采取找尋社會上最重大最緊迫的惡行並與之鬥爭
的方法，而不是追求其最大的終極的善，並為之奮鬥的方法。這種區別遠遠超過單
純的字面上的差異。實際上，這是極其重要的。它是一種改善人類命運遭際的明智
的方法與另一種方法之間的區別，後者假如真的加以嘗試，會很容易地導致不可容
忍地加劇人類苦難。其區別在於，前者可以在任何時間加以運用，而後者的主張會
容易成為持續的拖延行動的手段，把行動拖延到以後各種條件更為有利的時候。其
區別還在於，前者是迄今為止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我們將看到，包括蘇俄在內）
推一真正取得成功的改善事物狀況的方法；而後者，無論在哪裡，只要加以采用，
就會導致采用暴力而不是采用理性，如果不是導致放棄這個方法本身，至少也得導
致放棄原來的藍圖。
為了支持他的方法，零星工程的管理者可能斷言，針對苦難、不公正和戰爭的
有系統的鬥爭比為了實現某種理想而戰，更能獲得廣大人民的認可和贊同。社會惡
行的存在，也就是說許多人遭受苦難的社會條件的存在，比較而言能夠較好地予以
確認。那些受苦的人自己就能夠判斷，而其他人幾乎不可能否認，他們不願意互換
位置。就某種理想社會作推論則更加無限地困難。社會生活如此複雜，以致很少有
人或者根本無人能夠在總體的規模上評價某項社會工程的藍圖；評判它是否可行；
它是否會帶來真正的改善；它可能引起何種苦難；以及什麼是保證其實現的手段。
與此相反，零星工程的藍圖相對而言比較簡單。它們是關於單項制度的藍圖，例如
關於健康和失業保險，或關於仲裁法庭，或是關於編製反蕭條的預算，或是關於教
育改革的藍圖。如果它們出了錯，損害不會很大，而重新調整並不非常困難。它們
風險較小，且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較少引起爭議。但是，如果就現存的惡行和與之
鬥爭的手段達成某種合乎情理的一致意見，比就某種理想的善行及其實現的手段達
成協議更為容易的話，那麼，通過使用零星的方法，我們可以克服所有合乎清理的
政治改革遇到的極其重大的現實困難，即在實施這項綱領時，運用理性，而不是運
用激情和暴力，這也就有著更大的希望。這將存在一種達成合乎清理的妥協，並且
因此通過各種民主的方法實現改善的可能性。（「妥協」是一個難聽的詞，但對我
們來說，學會適當地使用它是十分重要的。各種制度必然是同各種境遇狀況、各種
利益等等達成妥協的結果，儘管作為人，我們必須抵制這種影響。）
與之相反，烏托邦主義者試圖實現一種理想的國家，他使用作為一個整體的社
會藍圖，這就要求一種少數人的強有力的集權統治，因而可能導致獨裁。我認為這
是對烏托邦的思考方法的批評；因為我在「領導原則」一章裡已力圖證明了，權威
式的統治是一種最為令人不快的政府形式。在那一章裡未觸及的某些內容為我們提
供了甚至更為直接的反對烏托邦思考方法的論據。仁慈的獨裁者面臨的一個困難是
弄清他的措施的效果是否與其良好的意願相符。這個困難來源於權威主義必定阻止
批評這個事實；於是，這位仁慈的獨裁者就不容易聽到人們對他已采取的各項措施
的抱怨。但是沒有某種這樣的檢驗，他幾乎不可能查明其措施是否達到了預期的仁
慈目標。這個形勢對烏托邦工程者來說一定變得甚至更加糟糕。社會的重建是一項
巨大的事業，它必然給許多人造成相當程度的不便，而且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階段。
故此，烏托邦工程的管理者將不得不對許許多多的抱怨置若罔聞，事實上，壓制超
越清理的反對將會是他的一部分工作內容。但是這麼做時，他也必然一律地壓制合
乎情理的批評。烏托邦工程的另一個困難與獨裁者的繼承者問題有關。在第7章中，
我已提到這個問題的幾個特定方面。同試圖找到一個同樣仁慈的繼任者的仁慈的僭
主面臨的困難相比，烏托邦工程產生了一個與此類似的、但甚至更為嚴重的困難。
這樣一種烏托邦事業的名副其實的掃蕩，使在一個或一組社會工程管理者的有生之
年之內不可能實現其目的。而且假如繼任者們並不追求同一個理想，那麼，其人民
為了這個理想而遭受的所有苦難將全都是徒然無功的。
對這個論據的概括導致了對烏托邦思考方法的進一步的批評。顯然只有當我們
假定原來的藍圖，也許加以某些調整，一直保持作為這項工作的基礎直至完成，那
麼這種方法才可能具有實際價值。但是那將用去相當長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將
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兩個方面都進行革命，而且在政治領域裡將經歷新的實驗和經驗。
因此可以預料，思想觀念和理想將發生變化。在制定原有藍圖的人們看來屬於理想
國家的狀態，可能在他們的繼任者們看來並非如此。假如承認這一點，那麼整個這
種方法就破產了。首先確定一個終極政治目標，然後朝著這個目標推進的方法，假
如我們承認在其實現過程期間，這個目標也許會有相當大的改變，那麼這種方法就
是徒勞無益的。在任何時候均可證明，迄今為止所采取的步驟實際上引導人們悖離
了新目標的實現。而且假如我們按照這個新的目標改變我們的方向，那麼我們就會
再次陷入同樣一種危險之中。儘管付出一切犧牲，我們也永遠根本達不到任何地方。
那些喜歡一步即實現遙遠理想而不喜歡實現零星妥協的人，應當永遠記住，如果這
個理想非常遙遠，那麼要說清該步驟是邁向它還是遠離它，甚至都會變得困難。如
果這個過程是以曲折的步驟或者用黑格爾的莫名其妙的話來說，「辯證地」來推進
的話，或者假如它根本沒有明確清楚地計劃好的話，情況就更糟糕了。（這與關於
目的在多大程度上能證明手段的正確性這個古老而有些幼稚的問題有關。除了斷言
從來沒有任何一個目的能夠證明所有手段的正確性之外，我認為相當具體而能夠實
現的目的可以證明更為遙遠的理想永遠也不能證明的當前措施的正確性。）
現在我們看到了，烏托邦方法只有靠柏拉圖哲學的對於一個絕對的且不變的理
想的信仰，加上兩條進一步的假定，才能得以拯救。這兩條假定是，（a）存在著一
勞永逸地決定這種理想是什麼的理性方法，以及（b）決定實現這個理想的最佳手段
是什麼。只有這樣，具有深遠影響的假設才能阻止我們宣佈烏托邦方法論是完全無
效的。但是，即使是柏拉圖本人以及大多數忠誠的柏拉圖主義者也承認，（a）肯定
是不正確的；並不存在決定最終目標的理性方法，但是，假如說有的話，也只是某
種直覺。烏托邦工程管理者們之間的任何一種意見分歧，在不存在理性方法的情況
下，因此必然導致運用權力而不是運用理性，即導致暴力。假如在任何程度上在任
何一個確定的方向上取得了任何進步的話，那麼，儘管采用了這種方法，這個進步
也不是由於采用這個方法取得的。例如這種成功也許可以歸功於領導者們的英明；
但是我們永遠不要忘記，英明的領導者們不可能通過理性的方法產生出來，而只能
靠運氣僥倖獲得。
恰當地理解這種批評十分重要；我並不是以斷言某種理想永遠不能實現、它必
定總是保持為一種烏托邦來批評這種理想的。這不是一種邏輯上正確的批評，因為
許多曾一度被教條主義地宣佈為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已經實現了，例如保障國內和平，
即防止國家內部的犯罪的制度的確立；而且我認為，例如對應的防止國際犯罪即武
裝侵略或訛詐的制度的確立，儘管經常被冠以烏托邦的污名，甚至也不是一個非常
困難的問題。我在烏托邦工程名義下所批評的內容是建議從整體上重建社會，即名
副其實的掃蕩性的變革，其實際後果由於我們有限的經驗而很難加以計算。它要求
理性地為全社會制訂計劃，儘管我們並不擁有為了使這樣一種雄心勃勃的要求取得
良好效果所必需的確鑿可靠的知識。我們不可能擁有這樣的知識，因為我們在這種
類型的計劃活動方面沒有足夠的實踐經驗，而實際知識必須以經驗為基礎。目前，
進行大規模的工程必需的社會學知識恰恰並不存在。
鑒於這個批評，烏托邦工程管理者可能承認需要實踐經驗，並需要以實踐經驗
為基礎的社會工藝。但是他將爭辯說，如果我們畏畏縮縮而不去進行惟一能提供給
我們所需要的實踐經驗的社會實驗，我們就永遠不會更多地了解這些事情。而且他
也許會補充說，烏托邦工程只不過是把實驗方法應用於社會。若沒有掃蕩性的變革，
就不可能進行實驗。實驗必然是規模宏大的，這是由於現代社會具有眾多人口的特
殊性質決定的。例如，社會主義實驗如果限定在一個工廠，或一個村莊，或者即使
是一個地區，都永遠不可能給我們提供那種我們如此迫切需要的現實信息。
支持烏托邦工程的這類論點表現了一種被廣泛持有的但卻站不住腳的偏見，即
認為如果要在現實環境下實施社會實驗，必須是在「大規模」上進行，它們必然涉
及整個社會。但零星社會實驗卻能在現實環境下，在社會之中加以實施，儘管是在
一種「小規模」上進行的，也就是說，不使整個社會發生革命性劇變。實際上，我
們一直都在進行這樣的實驗。采用一種新的人壽保險，實行一個新的稅種，進行一
項新的刑罰改革，這些都是具有遍及整體社會的影響而又不是從整體上重新改造社
會的社會實驗。即使一個人開了一家新商店，或是預訂一張戲票，他也是在小規模
上進行了一種實驗；並且我們關於社會環境的所有知識，都是以進行這種類型的實
驗所獲得的經驗為基礎的。我們反對的烏托邦工程管理者，當他強調社會主義實驗
如果是在實驗室的條件下進行的，例如在一個孤立的村莊之中進行，它就會毫無價
值時，他在這一點上是正確的，因為我們想要知道的是，各種事物在正常的社會環
境條件下的社會之中是怎樣被證明是切實可行的。但恰恰是這個例子表明了烏托邦
工程管理者的偏見之所在。他確信當我們對社會進行實驗時，我們必須重新塑造整
個社會結構；並且他可能因此確信一種更為適度的實驗僅僅是重塑一個小社會的整
個結構的實驗。但是我們能夠從中學得最多的那種類型的實驗，是一次改變一項社
會制度的實驗。因為只有通過這個途徑，我們才能得知怎樣使各種制度適應於其他
制度的框架，以及怎樣調整它們，以便它們按照我們的意圖來運作。而且只有通過
這個途徑，我們才可以犯錯誤，並從我們的錯誤之中學習，而不是冒著造成必然危
及未來改革意願的嚴峻形勢的危險。進而，烏托邦方法必然導致對於以往造成了無
數犧牲的某個藍圖的危險的教條主義的忠誠。強大的利益必定與這項實驗的成功聯
系在一起。所有這一切都無助於這項實驗的理性行動或科學價值。但是零星的方法
卻允許反覆的實驗和連續的調整。實際上，它可以導致這樣一種讓人滿意的形勢，
在這個形勢下，政治家們開始注意他們自身的過錯，而不是試圖為自己辯解，並證
明他們總是正確的。這種方法——而不是烏托邦計劃或歷史預言——將意味著把科
學方法引入政治事務當中，因為科學方法的全部奧秘是一種願意從錯誤中學習的態
度。
我相信，通過比較社會工程與比如說機械工程，能夠進一步證明這些觀點。烏
托邦工程管理者當然會宣稱，機械工程師們有時甚至從整體上設計非常複雜的機器，
而且他們的藍圖可以預先處理和設計，不僅是某種特定類型的機器，而且甚至是生
產這種機器的整個工廠。我的回答是，機械工程師能夠做到所有這一切，是因為他
擁有充分的經驗即由試錯法發展而來的各種理論供他運用。但這意味著，因為他已
經犯過了所有類型的錯誤，所以他能夠設計；或者換句話說，因為他依賴於他通過
采用零星的方法已經獲得的經驗。他的新機器是許許多多小的改進的結果。他通常
先有一件模型，而且只有在對它的不同零部件進行了大量的零星調整之後，他才開
始進入能夠擬定他對該產品的最終設計計劃的階段。類似地，他的機器生產計劃也
吸收了大量的經驗，即在舊工廠裡進行的大量的零星改進。一掃無遺的或大規模的
方法，只有在零星的方法已經提供給我們許許多多的詳盡經驗的情況下，並且甚至
僅僅在這些經驗的範圍之內，才是有效的。幾乎沒有制造商只是在一張藍圖的基礎
上，沒有首先製作模型，並且沒有經過一點盡可能的調整加以「發展」，就會準備
著手生產一種新發動機，縱然藍圖是由最了不起的專家擬就的。
把對於柏拉圖在政治學上的唯心主義的這種批評和馬克思對他所稱的「烏托邦
主義」的批評加以對照，也許是有益處的。馬克思的批評和我的批評的共同之處在
於，我們都更加主張實在主義。我們兩人都相信，烏托邦計劃永遠不可能按照它們
被構想的方式得以實現，因為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社會行動曾準確無誤地產生出期望
的結果（在我看來，這並未使零星的方法失效，因為在這裡我們可以學習——或者
確切地說，我們應該學習——並在行動中改變我們的觀點）。但是存在許多不同點。
在批駁烏托邦主義時，馬克思實際上譴責一切社會工程——這一點很少被人理解。
他指責說，對社會制度進行理性計劃的信念完全是不現實的，因為社會必然按照歷
史規律而不是按我們的理性計劃來發展。他斷言，我們所能做到的一切，只是減輕
歷史進程中的陣痛。換言之，他采取了一種徹底的歷史主義的立場，反對一切社會
工程。但存在著烏托邦主義之內的一個因素，它是柏拉圖的方法的專有特徵，而馬
克思並未反對，儘管它也許是我作為不具有現實性加以抨擊的那些要素之中最為重
要的一個。它是烏托邦主義的掃蕩性，它千方百計地試圖把社會視為一個整體。它
是這樣一種堅定的信仰，即必須找到社會罪惡的真正根源，假如我們希望「使這個
世界合乎情理」（如杜﹒加爾所言），就要做把這個可惡的社會體制徹底消除的事
情。簡言之，它是毫不妥協的激進主義（讀者將會注意到，我是在其原來的和字面
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術語的——而不是在現在習慣上的某種「自由主義的進步論」的
意義上使用它，只是為了概括「追溯事物的根源」的態度的特徵）。柏拉圖和馬克
思兩個人都夢想著決定性的革命，它將使社會世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相信，柏拉圖的方法（以及馬克思的方法）的這種掃蕩性，這種極端的激進
主義，是同它的唯美主義聯繫在一起的，即希望建立一個不僅比我們的世界好一點
且更為理性的世界，而且是完全消除它的所有丑惡的世界：不是一條百衲被、一件
胡亂拼制的舊衣服，而是一件完全嶄新的外衣，一個真正美麗的新世界。這種唯美
主義是一種非常可以理解的態度；實際上，我相信我們大多數人都有一點承受著這
樣的追求完美夢想之苦。（我希望，我們所以如此的某些原因，將在下一章中揭示
出來。）但是這種審美的熱情，僅當它受到理性。受到責任感以及受到幫助他人的
人道主義的迫切要求的約束時，它才會變得有價值。否則，它就是一種危險的熱情，
有發展成為一種神經官能症或歇斯底裡的危險。
我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比在柏拉圖那裡表達的更強烈的這種唯美主義油拉圖
是一個藝術家；而且像許多第一流的藝術家一樣，他企圖使某個模型、他的作品的
「神聖的原型」形象化，並忠實地「描摹」它。在上一章中給出的大量引文證實了
這一點。柏拉圖作為辯證法加以描述的內容，主要是對純粹美的世界的知性直覺。
他的受過訓練的哲學家們是「已經看見過美者、正義者和善者的真實」，而且能夠
把它從天國帶到人間的人。政治對柏拉圖而言，是最高的藝術。它是一種藝術——
並不是在我們可能談論操縱人的藝術或做事情的藝術的一種比喻的意義上，而是在
這個詞本來的意義上的藝術。它是一種創作的藝術，像音樂、繪畫或建築一樣。柏
拉圖的政治家為了美而創作城邦。
但是在這裡我必須提出異議。我認為，人類生活不能用作滿足藝術家進行自我
表現願望的工具。恰恰相反，我們必須主張，每一個人，如果他願意，都應該被賦
予由他本人塑造他的生活的權利，只要這樣做不過分干預他人。實際上，因為我同
情這種唯美主義的衝動，我建議這樣的藝術家尋求以另一種材料來表現。我主張，
政治必須維護平等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原則，追求美的夢想必須服從於幫助處於危難
之中的人們以及遭受不公正之苦的人們的迫切需要；並服從於構造服務於這樣的目
的的各種制度的迫切需要。
注意到柏拉圖的徹底的激進主義，即實行大掃蕩式的措施的主張，同他的唯美
主義二者之間的密切聯繫，是很有趣的。下述幾段話最具有特色。柏拉圖在論及
「同神密切交流的哲學家」時，首先提到他將「被在個人連同城邦實現他的無比美
好的想象的……強烈欲望征服」——這個城邦，「如果其起草人不是把神作為他們
的楷模的藝術家，就永遠不會懂得幸福。」當被問到他們的制圖術的細節時，柏拉
圖的「蘇格拉底」做出了如下引人注意的答覆：「他們將把城邦和人們的品性作為
他們的畫布，而且他們將首先把他們的畫布擦淨——這決非易事。但是，你知道，
這正是他們與所有其他人的區別所在。除非給他們一張乾淨的畫布，或者自己動手
擦淨它，否則他們將既不對城邦也不對個人開始動手工作，他們也不會制定法律。」
當柏拉圖讀到擦淨畫布時他想到的那種類型的事物，稍後做了解釋。「怎樣能
做到那一點呢？」格勞孔問道。「所有十歲以上的公民」，蘇格拉底答道，「必須
把他們從城邦裡赴出來並流放到鄉村某地。而且必須把這些現在免受其父母的平庸
性格的影響的孩子們接管下來。他們必須以真正的哲學家的方式，並按照我們已描
述過的法律接受教育。」以同樣的態度，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圖談到按照政治
家的最高科學實行統治的最高統治者們：「無論他們碰巧依法或不依法統治那些願
意或不願意的庶民；……以及無論他們為了國家的利益，通過殺戮或流放某些公民
來清洗國家——只要他們按照科學與正義行事，並維護了……國家，而且使之比過
去更好，那麼這種政府形式必然被描述為惟一正確的形式。」
這就是藝術家——政治家開始進行工作時必須采取的方式。這是擦淨畫布的含
義所在。他必鬚根除現存的各種制度和傳統。他必須采取淨化、清洗、流放、驅逐
和殺戮的手段。（「清算」是其恐怖的現代術語）柏拉圖的陳述確實是對所有各種
形式的徹頭徹尾的激進主義的決不妥協態度——對唯美主義者拒絕妥協態度的真實
描述。認為社會應當像一件藝術品一樣美麗的觀點只是太容易導致采取暴力措施，
但是這種激進主義和暴力二者全都是不切實際而沒有用處的。（蘇俄發展的實例已
經證明了這一點，在所謂的「戰時共產主義」的擦淨畫佈導致了經濟上的崩潰之後，
列寧提出了他的「新經濟政策」，實際上這是一種零星工程，儘管沒有有意識地系
統闡述其原則或某種技術。他開始恢復伴以如此之多的人類苦難而被清除的那幅畫
面的絕大部分特徵。貨幣、市場、收入分化以及私有財產——一度甚至是生產領域
的私人企業——被重新采用，而且恰恰在重新建立起這個基礎之後，才開創了一個
新的改革時期。）
為了批判柏拉圖的唯美主義的激進主義的基礎，我們可以區分兩個不同的要點。
第一點如下所述。談到我們的「社會體制」，並談及需要用另一種「體制』廉
取而代之的一些人，他們頭腦中想到的非常類似於畫在畫布上的一幅畫，在畫一幅
新畫之前，必須把畫布擦乾淨。但是存在某些重要差別。其中一個差別是，畫家和
同他合作的那些人連同使他們的生活成為可能的各種制度、他的建立一個更美好世
界的夢想和規劃、以及他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的標準，全部都是該社會體制即要
被擦掉的那幅畫面的組成部分。假如他們真的要把這塊畫布擦淨，他們必將自我毀
滅，並摧毀他們的烏托邦計劃（而且隨之而來的可能將不是一種柏拉圖式的理念的
美麗摹本，而是一團混亂）。政治藝術家如阿基米德大聲疾呼，為了用槓桿把世界
撬離它的中心點，要在社會世界之外找到一個他能夠立足的地方。但是這樣一個地
方並不存在，而且在任何一種重建過程期間，這個社會世界必須連續不斷地運轉。
這就是在社會工程方面擁有更多經驗之前，我們為什麼必須一點一點地改革它的各
項制度的簡單原因。
這一點把我們引向了更為重要的第二個要點，即激進主義中固有的非理性主義。
在所有事物方面，我們只能通過試錯法，通過犯錯誤和改進來學習，我們永遠不能
依靠靈感，儘管靈感只要能夠經過經驗的檢驗，也許極有價值。因此，假定徹底重
建我們的社會世界將會立即帶來一種可行的體制，這是不合理的。相反，我們應當
預料到，由於缺乏經驗，我們會犯很多錯誤，只有通過一種持久而勤勉的小幅度調
整過程，才可能消除這些錯誤；換句話說，只有運用我們倡導使用的零星工程的理
性方法，才能做到這一點。但是，那些因其不夠徹底而不喜歡這種方法的人們，為
了用一張乾淨的畫布重新開始，必將再次擦掉他們剛剛建構起來的社會；而且，既
然因為同樣的原因，這一次重新開始也不會帶來至善至美，他們將不得不重複這種
過程，而永遠取得不了任何進展。那些承認這一點並準備采納我們的更為適中的零
星改進方法，但只是在第一次徹底擦淨畫布之後這樣去做的人們，幾乎不可能逃避
認為他們最初的掃蕩和暴力措施完全沒有必要的批評。唯美主義和激進主義必然引
導我們放棄理性，而代之以對政治奇跡的孤注一擲的希望。這種非理性的態度源於
迷戀建立一個美好世界的夢想，我把這種態度稱為浪漫主義。它也許在過去或在未
來之中尋找它的天堂般的城邦，它也許竭力鼓吹「回歸自然」或「邁向一個充滿愛
和美的世界」；但它總是訴諸我們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懷抱著建立人間天堂的
最美好的願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間地獄——人以其自身的力量為自己的同
胞們準備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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