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在一種訴諸普遍的和不受個人影響的意義上說，具有至高的重要性……
不僅在它易於流行的時代是如此，而且在那些它受到蔑視和被作為人的徒勞夢想而
拒絕的不幸的時代，則更是如此——這些人缺乏對他們不同意之點進行搏殺的英雄
氣概。
    ——羅素
　　毋庸置疑，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歷史主義哲學是他們的時代——一個社會變革的
時代——的特有產物。像赫拉克利特與柏拉圖的哲學，以及孔德和穆勒、拉馬克和
達爾文的哲學一樣，它們是變革的哲學，它們都是變化著的社會環境給那些生活於
其中的人的心靈造成巨大的和無疑有點兒嚇人的印象的見證人。柏拉圖通過試圖抑
制一切變化來反抗這種情形。比較近代的社會哲學家則呈現出極其不同的反應，因
為他們接受、甚至是歡迎變革；然而，這種對變革的熱愛在我看來似乎有點矛盾。
因為他們放棄了抑制變革的希望，但作為歷史主義者，他們仍試圖預言它，從而對
它進行合理的控制；而這當然看似一種要馴服它的企圖。因此，對歷史主義者來說，
變革似乎並沒有完全失去它的恐怖。
　　在我們自身這個變化仍然更加急速的時代，我們甚至發現不僅有預言變革的欲
望，而且還有通過集中的大規模計劃來控制它的欲望。這些整體論的觀點（我在
《歷史主義的貧困》中批判過它）代表了柏拉圖和馬克思的理論之間的一種調和。
柏拉圖要抑制變化的意志，和馬克思的變化是不可避免的理論結合在一起，作為一
種黑格爾式的「綜合」，提出了這一要求，即由於變化不能完全被抑制，那它至少
應該被「設計」，並受到其權力大為擴張的國家的控制。
　　乍看起來，類似這樣的態度似乎是一種理性主義；它與馬克思的人在其中首次
成為自身命運的主人的「自由王國」的夢想是密切相關的。但在事實上，它卻與一
種明確反對理性主義的理論（尤其是反對人類的合理統一的理論；見本書第24章）
結成了緊密的聯盟，這一聯盟與我們時代的非理性主義的和神秘的傾向是密不可分
的。我想起了馬克思的這一理論，即我們的意見，包括我們的道德的和科學的意見，
是由階級利益決定的，更概括一點說，是由我們時代的社會的和歷史的狀況決定的。
在「知識社會學」或「社會學主義」的名義下，這種理論最近已經發展（尤其是由
M．捨勒和K．曼海姆）為一種科學知識的社會決定論。
　　知識社會學主張，科學的思想，尤其是關於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思想，不是在真
空中進行的，而是在受社會制約的環境中進行的。它主要受到無意識的或潛意識的
要素的影響。這些要素仍然逃避了思想家的觀察的眼睛，因為它們構成了思想家居
住的場所，即他的社會居所。思想家的這種社會居所決定了在他看來無疑是真實的
或自明的全部意見和觀念的整個體系。在他看來，它們在邏輯上通常是真實的，例
如，就像「一切桌子都是桌子」這句話。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甚至根本沒有意識到他
們已經提出了一切假設的原因。但是，如果我們把他同一位生活在不同社會居所的
思想家進行比較，就能夠看到他已經提出了假設；因為他也從一個顯然沒有疑問的
假設系統出發，但卻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假設系統；它可能非常不同，以致在這兩個
系統之間，根本不存在理智之橋可以溝通，也沒有調和的可能。每個這種受社會決
定的不同的假設系統，都被知識社會學家稱之為一種總體意識形態。
　　知識社會學可以被視為康德認識理論的黑格爾式翻版。因為它繼續遵循了康德
批判我們可以稱之為「消極的」認識理論的路線。我以此意指休謨以來（包括休謨
在內）的經驗主義者的理論，這種理論可以粗略地被描述為，主張認識通過我們的
感官而流入我們，錯誤是由於我們干擾了感官提供的材料，或者是由於其中發展出
來的聯想；避免錯誤的最好方式，就是完全保持被動和接受狀態。與這種接受式的
認識理論我通常稱之為「心靈的戽斗理論」）相反，康德認為，認識不是我們感官
接受材料的集合，就像一座博物館那樣，而主要是我們自身的精神活動的結果；如
果我們想要獲得認識，我們自身必須積極地參與探索北較、統一和概括之中。我們
可以稱這種理論為「積極的」認識理論。與此相聯繫的是，康德放棄了一種站不住
腳的科學的理想，這種科學不帶任何預設前提（下一章將表明，這種理想甚至是自
相矛盾的）。他十分清楚地指出，我們不能從無開始，我們必須備有一套預設前提
的系統來探討我們的任務，這套預設前提的系統是無需經過科學的經驗方法驗證就
為我們擁有的；這樣一種系統可以稱之為「範疇裝置」。康德相信．發現一種真實
的和不變的範疇裝置是可能的，它代表著我們的理智工具的必然不變的框架，即人
類的「理性」。康德理論的這一部分黑格爾放棄了，與康德相反，黑格爾不相信人
類的統一。他認為人的理智工具是不斷變化的，它是人的社會遺產的一部分；因此，
人的理性的發展必須與其社會（即他所屬的國家）的歷史發展相吻合。黑格爾的這
個理論，尤其是他關於一切認識和一切真理在受歷史決定的意義上都是「相對的」
這一學說，有時被稱作「歷史學主義」（與歷史主義不同，上一章已經提到）。知
識社會學或「社會學主義」顯然是與它密切相關的，或者與它近乎等同，惟一的差
別在於，在馬克思的影響下，它強調歷史的發展並不產生一種如黑格爾所說的相同
的「民族精神」，反倒是依照他們的階級、社會地位或社會居所，在一個民族中產
生出那些人所持有的好幾種有時是相反的「總體意識形態」。
　　然而，與黑格爾的相似之處還有很多。我上面說過，依據知識社會學，不同的
總體意識形態之間木可能有理智之橋或調和。但是，這種激進的懷疑主義實際上並
不意味著如它所渲染的那樣嚴重。存在一條擺脫它的道路，這條道路與黑格爾消解
矛盾的方法很類似，這些矛盾曾使他在哲學史上變得很突出。黑格爾所體現的精神
是，在觀點各異的哲學的漩渦上自由地保持平衡，他把它們全都還原為最高綜合和
其體系的純粹成份。類似地，知識社會學家認為，只是松散地位諸社會傳統中的知
識分子的「自由平衡的理智」，是能夠避免整體意識形態的陷阱的；它甚至能夠洞
識並揭示各種不同的總體意識形態、隱密的動機和其他激勵他們的決定因素。因此，
知識社會學認為，通過用自由平衡的理智去分析各種不同的潛藏的意識形態及其在
潛意識中的定位，就可以達到最高程度的客觀性。通向真知之路似乎就是揭示潛意
識的各種假設，就像一種心理療法，或者如果我們可以說的話，像一種社會療法。
只有那些被進行過社會分析或者對自身作過社會分析的人，以及那些擺脫了這種社
會情結，即擺脫了他的社會意識形態的人，才能獲得客觀知識的最高綜合。
　　在上一章中討論「庸俗馬克思主義」時，我提到過一種在現代哲學的組群中能
被看到的傾向，即揭示潛藏在我們行動背後的動機的傾向。知識社會學、精神分析
和那些揭示對手的理論「無意義」的哲學，都同屬於這個組群。我相信，這些觀點
的普及，就在於它適於應用，並能使那些洞識事物和洞識無知者的愚昧的人得到滿
足。假如不是因為所有這些思想易於通過建立我所說的「強制的獨斷主義」而摧毀
任何討論的理智基礎，這種愉悅是無害的（的確，這是一種與總體意識形態非常相
似的東西）。黑格爾主義通過宣稱矛盾是容許的、甚至是豐富的，而達成了這種愉
悅。但是，如果矛盾不需要避免，那麼，任何批評和討論就都不可能了，因為批評
總是要指出矛盾，或者是被批評的理論中的矛盾，或者是理論與某些經驗事實之間
的矛盾。精神分析的情形與此類似：精神分析學家總是通過表明它們源自於批評者
的壓抑，來為各種反對意見辯解。研究意義的哲學家也只需要指出他們的反對者所
持的觀點是無意義的即可了事，這總是正確的，因為「無意義」可以這樣來定義，
以致任何關於它的討論按定義都是無意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與此類似，他們
習慣於用階級偏見來解釋反對者的異議。知識社會學家則用總體意識形態來解釋。
這種方法既便於掌握，對那些掌握它的人也是絕妙的嘲弄。但是它們顯然是摧毀了
合理討論的基礎，它們最終必然導致反理性主義和神秘主義。
　　撇開這些危險不論，我尚不明白，為何我必須完全放棄掌握這些方法的嘲弄。
因為正如精神分析學家是精神分析最適用的對象一樣，社會分析學家以一種幾乎難
以抗拒的殷勤請求將他們自己的方法應用於自身。因為他們對只是松散地位諸傳統
中的知識分子的描述，不就是對其自身的社會群體的一種絕妙描述嗎？難道還不明
白，如果總體意識形態的理論是對的，相信自己的群體擺脫了偏見，相信這個當選
的群體確實是惟一可能具有客觀性的群體，這不正是各種總體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嗎？
因此，如果總是假定這個理論是真理，那麼，那些掌握它的人為了確立其自身的觀
點的客觀性而對這一理論進行修補，從而不自覺地欺騙自己，這難道不是可以預期
的嗎？這樣一來，對於他們的通過社會學的自我分析達到較高程度的觀客性、以及
他們的社會分析能夠消除總體意識形態之類的要求，我們還能認真對待嗎？然而，
我們甚至還可以詢問：這整個理論是否沒有樸素地表達這一特殊群體的階級利益，
沒有表達只是松散地位諸傳統中的知識分子的階級利益呢？儘管用像其母語一樣的
黑格爾式的語言來談論是何等的堅實。
　　知識社會學家在社會治療中，也就是說，在排除其自身的總體意識形態中所取
得的成就是多麼微小，只要我們思考一下他們與黑格爾的關係，就尤為明白了。因
為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只是在重申黑格爾；相反，他們不僅認為，他們已經超過
了他，而且還認為，他們已經成功地們識了他，對他進行了社會分析；他們現在不
是從任何特殊的社會居所，而是客觀地從卓越的高度看黑格爾。自我分析中的這種
明顯的失敗，足以說明問題。
　　然而，除一切嘲笑之外，還有一些更嚴肅的反對意見。知識社會學不僅具有自
毀性，不僅是一種十分令人滿意的社會分析的對象，而且還表明，它令人驚訝地不
能準確地理解自己的主題，即知識的社會方面，或者勿寧說科學方法的社會方面。
它把科學或知識看做是個別科學家心靈或「意識」中的過程，或者看做是這樣一種
過程的產物。如果以這種方式來考慮，那麼，我們所謂的科學的客觀性確實必然會
變得完全是無法理解的，甚或是不可能的；階級利益和類似的隱密的動機不僅在社
會或政治的科學中發揮作用，而且在自然科學中也如此。任何一個略知自然科學史
的人都明白，情感的執著使許多爭論顯得更為突出。政治偏見對政治理論的影響，
決不比某些自然科學家為了其理智的裔孫所表現出的偏見的影響更強烈。如果科學
的客觀性像天真的知識社會學理論所假定的那樣，要建立在個別科學家的公正或客
觀性之上，那麼我們就只好與它道別。確實，我們必須采取比知識社會學更激進的
懷疑的方式；因為勿庸置疑，我們全都飽受過我們自身的偏見系統（或「總體意識
形態」，如果喜歡用這個詞的話）之苦；我們把許多東西都當作是自明的，無批判
地接受它們，甚至天真而狂妄地認為，批評是完全不必要的；科學家在這一規則面
前也不例外，即使他們可能在自己特有的領域中表面上清除了自身的一些偏見。但
是他們沒有用社會分析或一切類似的方法清除自身，他們沒有想到要爬到一個更高
的台階，在那裡他們能夠理解自身的意識形態的愚昧，對它進行社會分析並刪除它。
因為通過使其思想更「客觀」，他們不可能獲得我們所謂的「科學的客觀性」。不，
我們通常用這個術語所指的東西是依賴於不同的基礎的。它是一個科學方法的問題。
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客觀性與科學方法的社會方面是緊密相聯的，與這一事實
也是緊密相聯的，即科學和科學的客觀性不會（也不能）產生於個別科學家追求客
觀性的企圖，而是產生於許多科學家的合作。科學的客觀性可以被描述為科學方法
的主體際性。但是科學的這一社會方面幾乎完全被那些自稱為知識社會學家的人忽
略了。
　　關於這一點，自然科學方法的兩個方面具有重要性。它們一起構成了我所命名
的「科學方法的公共特徵」。第一，要有某種探討自由批評的方式。科學家可以完
全自信地提出他的理論，這是無可爭辯的。但這並不必然影響到他的科學家同僚；
它倒是向他們提出了挑戰。因為他們知道，科學的態度意味著批判一切，即使是權
威也不能阻止。第二，科學家們試圖避免談論相互沖突的計劃。（我要提醒讀者，
是在談自然科學，但也包括一部分現代經濟學在內。）他們試圖非常嚴格地說某種
同一的語言，即使他們使用的是不同的母語。在自然科學中，通過承認經驗是其爭
論的公平的仲裁者，已經達成這點。當說到「經驗」時，我想到的是具有「公共」
特徵的像觀察、經驗和實驗之類的東西，與較為「私人」的審美或宗教意義上的經
驗相反；如果每個遍上麻煩的人都能重複它，那麼這種經驗就是「公共的」。為了
避免談論相互沖突的計劃，科學家們試圖以一種能夠對其進行檢驗的方式來表達他
們的理論，即用這種經驗來反駁或證明。
　　這就是構成科學的客觀性的東西。每個學過理解和驗證科學理論的技巧的人，
都能重複這種實驗並為自身做出判斷。儘管如此，總會有一些人會成達局部的、甚
至是任性的判斷。這是不可避免的，但它還不會嚴重阻礙各種社會機制的運作——
這些社會機制是被設計來促進科學的客觀性和公正性的；例如實驗室、科學期刊、
討論會，等等。科學方法的這個方面表明，由被設計來使公共控制成為可能的機制
以及由輿論的公開表達能夠達成什麼，即使這被限制在一種專家圈內。只有當政治
權力被用來壓制自由的批評，或者當它不能保護自由的批評時，它才能損害這些機
制的功能，而一切科學的、技術的和政治的進步都依賴於這些機制。
　　為了進一步說明科學方法的這個仍然被可悲地忽視的方面，我們可以考慮一下
這一觀念，即認為用其方法而不是其結果來表徵科學是恰當的。
　　我們首先可以假定，一個具有超凡洞察力的人以夢想或自動寫作的方式寫了一
本書。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假定，幾年之後，作為新近的和革命性的科學發現的結果，
一個偉大的科學家（他從未看過那本書〕寫出了一本完全相同的書。或者換一個說
法，我們假定這位具有超凡洞察力的人「看到」一本科學方面的書，這本書在當時
還不可能被某位科學家寫出來，因為事實上許多相關的發現在那個時代還不為人所
知。現在我們要問：說這位具有超凡洞察力的人寫了一本科學的書，這合適嗎？我
們可以假定，如果當時服從稱職的科學家的評判，該書一定會被描述為在一定程度
上無法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幻想的；因此，我們不得不說，這本具有超凡洞察力
的人的書出現在一個不是寫作科學著作的時代，因為它不是科學方法的結果。我將
把這種結果——它儘管與某些科學結果一致但卻不是科學方法的產物——稱作一種
「天啟科學」。
　　為了把這些思考應用於科學方法的公開性的問題，我們假定魯賓遜﹒克魯蘇在
荒島上成功地建立了物理和化學實驗室、以及天文觀察站，等等，而且依據觀察和
實驗，成功地寫了大量論文。我們甚至可以假定，他有無限的時間任其使用，完全
成功地建構和描述科學的系統，這些系統與當前我們自身的科學家所接受的結果實
際上是一致的。當思考這種克魯蘇的科學的特徵時，乍看起來，一些人可能傾向於
斷定，它是一門實在的科學，而不是「天啟科學」。毫無疑問，與那本啟示給那位
具有超凡洞察力的人的科學著作相比，它更像科學，因為魯賓遜﹒克魯蘇運用了許
多科學的方法。然而，我認為這種克魯蘇的科學仍然屬於一種「天啟的」類型；其
中有一種科學方法的因素是缺乏的，因此，克魯蘇達到了我們的結果這一事實，與
那位具有超凡洞察力的人所具有的情形一樣，是近乎偶然的和神奇的。因為只有他
本人檢驗他的結果；只有他本人糾正那些構成其特有的精神史之必然結果的偏見；
沒有人幫助他清除那種奇怪的盲目性，這種盲目性是這一事實的結果，即它們大多
數是通過比較無關的探索而達成的。至於他的文章，他只不過試圖向某些尚未做過
它的人解釋自己的工作，以便他能獲得清晰的理性的交往的訓練，這種訓練也構成
科學方法的一部分。在某一點上——比較不重要的一點——克魯蘇的科學的「天啟」
特徵是特別明顯的；我指的是克魯蘇發現了「私人等式」（因為我們必須假定他創
造了這種發現），發現了影響其天文觀察的富有特徵的個人反應時間。當然，可以
設想，他在其反應時間中發現了變化，這樣他就被引導到考慮它。然而，如果我們
將這種發現反應時間的方式與它在「公共」科學中被發現的方式——通過各個觀察
者的結果之間的矛盾——加以比較，那麼，魯賓遜﹒克魯蘇的科學的「天啟」特徵
就變得明顯了。
　　總結這些思考，可以說我們稱作的「科學的客觀性」，不是個別科學家的公正
的產物，而是科學方法的社會的或公共的特徵外別科學家的公正，並不是這種社會
的或機制上有組織的科學之客觀性的源泉，而是其結果。
　　無論康德主義者還是黑格爾主義者都犯了同樣的錯誤，即假定我們的預設前提
（因為它們在積極地『制造」經驗中，一開始就是我們所需要的無疑是不可或缺的
工具）既不能被決策改變，也不能被經驗駁斥；他們凌駕於並超越了檢驗理論和構
造理論的科學方法，好像他們已經提出了一切思維的基本預設前提。然而，這是一
種建立在對科學中理論和經驗之間關係的誤解之上的誇張說法。當愛因斯坦指出，
按照經驗，我們可以懷疑和修正我們關於空間和時間的預設前提，懷疑和修正曾被
認為是一切科學的必要預設前提的觀念，以及懷疑和修正曾被認為是從屬於其「范
疇裝置」的觀念時，它成了我們時代最大成果之一。因此，知識社會學所發動的對
科學的懷疑性攻擊，依照科學方法的觀點就瓦解了。
　　然而，它並不是通過立刻消除我們的全部偏見，就能做到這點；它只能逐一地
消除它們。適當的經典事例還是愛因斯坦發現的我們關於時間的偏見。愛因斯坦並
不打算去發現偏見；他甚至不打算去批評我們關於時間和空間的概念。他的問題是
一個具體的物理學的問題，即重新草擬一種已經瓦解的理論，因為按照這個理論，
各種實驗似乎是相互矛盾的。愛因斯坦和大多數物理學家都知道，這意味著該理論
是虛假的。而且他發現，如果我們在某一點上——它曾被每個人認為是自明的並因
此而逃避了注意——改變它，那麼，困難就能夠被消除。換句話說，他正是使用了
科學批評、發明和淘汰理論、以及試錯的方法。但是，這種方法並不會導致放棄我
們的一切偏見；相反，我們能夠發現這一事實，即只是在我們消除了偏見之後我們
才擁有它。
　　但是，肯定必須承認，在任何特定的時刻，我們的科學理論不僅依賴於實驗等
等（它構成了該時刻），而且也依賴於人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偏見，因此，我們已經
變得不認識它們（雖然一定的邏輯方法的運用可能有助於我們查驗它們）。無論如
何，在涉及這一硬殼方面，我們可以說，科學能夠了解和破除它的一些硬殼。這個
過程可能從不會完善，但是並不存在必須在它面前突然卻步的固定障礙。任何假設
原則上都可以批評。任何人都可以是批評的對象，這點構成了科學的客觀性。
　　科學的結果是「相對的」（如果全然可以使用這個詞的話），這僅是就它們是
科學發展的一定階段的結果、以及在科學進步的過程中易於被超越來說。但是，這
並不意味著，真理是「相對的」。如果一個論斷是真的，那麼它就永遠是真的。它
只不過意味著，大多數科學成果都具有假說的特徵，即對於語句來說，證明不具有
結論性，因而隨時都有可能被修改。這些思考（我要其他地方對它作過更全面的討
論）雖然對於社會學家的批評是不必要的，但或許可以有助於推進對其理論的理解。
為了反駁我的主要批評，對合作、主體際性和方法的公開性在科學批判和科學進步
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們也提出了一些看法。
　　的確，社會科學尚未完全獲得這種方法的公開性。這部分是因為黑格爾和亞里
士多德的毀滅理智的影響，部分也許是因為他們未能使用科學客觀性的社會手段。
因此，它們實際上是「總體意識形態」，或者換句話說，某些社會科學家不能、甚
至木願意講述一種共同的語言。但是，這個理由不是階級利益，治療方法既不是黑
格爾的辯證綜合，也不是自我分析。向社會科學惟一敞開的道路，是忘記一切有關
的言語之爭，借助一種在所有科學中基本上都是同一的理論方法，解決我們時代的
實際問題。我所指的是試錯、發明能夠在實踐中檢驗的假設、以及使它們從屬於實
踐檢驗的方法。所需要的是一門其成果可以由零星的社會工程來檢驗的社會工藝學。
　　這裡為社會科學提出的治療方法，與知識社會學所提出的方法是截然對立的。
社會學主義認為，這並不是它們的非實踐的特徵，相反，在社會的和政治的知識領
域中，實踐問題和理論問題過多地糾纏在一起了，因而造成了這些科學的方法論上
的困難。因此，在一部論述知識社會學的主要著作中，我們可以讀到：「與『嚴密
的』知識相反，政治學知識的特殊性在於這一事實，即知識和意志，或者理性要素
和非理性的集合，本質上是不可分地糾纏在一起的。」對此我們可以回答說，「知
識」和「意志」在一定意義上是不可分的擔一事實未必導致任何危險的糾纏。不作
努力，不產生興趣，科學家就不可能知道什麼，在科學家的努力中，通常甚至都有
一定量的個人利益卷入。工程師主要從實踐的觀點來研究事物。農夫也是如此。實
踐不是理論知識的敵人，而是它的最有價值的誘因。雖然對科學家來說，一定量的
距離正在發生變化，但許多事例表明，對科學家來說，不被感興趣因而並非總是重
要的。對他來說，保持與現實和實踐的接觸才是重要的，因為那些忽視它的人不得
不通過墮落到經院哲學而付出代價。因此，我們的發現的實際應用是這一種媒介，
通過立我們能夠在社會科學中消除非理性主義，而並不試圖把知識與「意志」區分
開來。
　　與此相反，知識社會學希望通過使社會科學家意識到無意識地包圍著他們的社
會力量和意識形態，來改革社會科學。然而，關於偏見的主要麻煩在於，根本就沒
有這樣一條清除它們的捷徑。我們何以知道在嘗試使我們自身擺脫偏見方面取得了
進步呢？那些最相信已經擺脫了偏見的人，實際卻是最有偏見的，難道不是一種共
同的經驗嗎？認為對偏見作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或其他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
自身擺脫它們，這種觀念是完全錯誤的；因為許多從事這類研究的人都充滿了偏見；
不僅自我分析不能幫助我克服我們觀點中的無意識的決定，它甚至往往會導致更微
妙的自欺。因此，在同一本論述知識社會學的著作中，我們可以讀到下面一段涉及
自身活動的話：「存在一種不斷增長的傾向，它趨於意識到我們至今仍無意識地受
其控制的各種因素……那些懼怕我們對決定因素的不斷增長的認識，可能會麻痺我
們的決策並威脅『自由』的人，可以放心了。因為只有不知道最本質的決定因素、
卻又在不為他所知的決定因素的壓力下直接行動的人，才真正是被決定的。」這顯
然是在重複黑格爾的一種寶貝觀念，恩格斯也天真地重複過它，他說：「自由是對
必然的認識。」這是一種反動的偏見。因為那些在著名的決定因素（例如，政治專
制）的壓力下行動的人，能通過他們的認識而獲得自由嗎？只有黑格爾才會告訴我
們這樣的謠言。但是，知識社會學保存了這個特殊的偏見，這足以清楚地表明，絕
不可能存在使我們擺脫意識形態的捷徑（一旦成為黑格爾主義者，就永遠是黑格爾
主義者）。自我分析不能代替那些為建立民主機制所必需的實踐行為，而惟有這種
機制能夠保障批判思想的自由和科學的進步。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