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Labor）與「工作」（work）之間的區別由於太顯而易見，反而被人們
忽略了。我要提的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有點與眾不同。我們看到在漫長的人類歷史長河中，
幾乎很難發現有隻字片語（無論在前現代社會傳統的政治思想中，還是現代大量的勞動
理論中）涉及這兩者的區別。即使有少些論述，在其作者那裡也未得到進一步深入的研
究。然而，與這種歷史上的奇缺性相比，卻有一種很有說明性的證據，即古代和現代的
每一種歐洲語言中，都有兩個從詞源上講毫不相干、但卻可以令我們聯想到同一種行為
的單詞，並保留著表面上一貫的同義用法。
    因此，洛克說「勞動的身體，工作的雙手」，不禁讓人想起古希臘語中有關「工匠」
和「諸如用身體換取生活必需品之類的奴隸和馴獸」的差別（雖然在這裡，「勞動」與
「工作」已被視為相同的兩個詞，因為這裡使用的是「工作」而非「勞動」）。然而這
裡還是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即從語言學角度看，古代與現代語言都將這兩個詞作為不同
義的詞來處理的，它們的名詞形式各不相同，於是我們又一次從中尋找到了完全的一致
性。「勞動」（當用作名詞理解時），從未被用來指完成的「產品」（即「勞動的結
果」），但一直是一個可歸入動名詞一類的名詞化的動詞，而「產品」總是一成不變地
來自工作一詞，即便當流行的用法緊隨實際的現代發展，以致「工作」的動詞用法變得
過時時也是如此。
    為什麼當代對「勞動」與「工作」的差別不在意，因而也不去發現這一區別的重要
性，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對勞動的蔑視（最初源於一種擺脫生活必需品的急切努力，
一種對任何最終毫無建樹的努力的不屑一顧），隨著城邦居民越來越高漲的需求，以及
他們堅持不參加任何活動（政治活動除外）而變得有過之而無不及，直到它發現干任何
事情都需付出努力。在城邦國家成熟前的早期政治習慣中，只是對奴隸、俘虜以及自由
工匠作了區分。俘虜是被征服的敵人，並被戰勝者帶至自己家中當作家僕，就像其他戰
利品一樣。他們不僅要養活自己，還要養活主人一家。而自由工匠則是一些可以在公共
領域以及私人領域自由出入的人。後來的時代甚至改變了這些工匠的稱謂（梭倫至那時
仍把這些人看作是雅典娜同赫菲斯塔斯的兒子），他們被叫作「banausoi」，即主要興
趣不在市場買賣而只在其藝術作品的人。直到從公元前5世紀後半葉起，城邦才開始以
職業所需付出的精力來區分職業，以致於亞里士多德稱一些「對人的身體最有損害的」
職業是最「卑賤」的職業。顯然亞里士多德不承認「tanau －si」是城邦公民，但他接
受牧羊人和畫家為公民，而不接受農民和雕塑家為公民。
    我們在後面還會看到，古希臘人除了瞧不起勞動，他們還有一套懷疑工匠，確切地
說，懷疑技藝者的智力的理由。不過，這種懷疑僅維持了很短一段時間；而古代所有對
人類活動的評價（包括像赫西奧德那樣據稱讚揚勞動的評價）都建立在這一信念上——
滿足身體所需的身體的勞動都是奴役性的。因此，只要不是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為了
取得生活必需品而從事的工作，盡管沒有什麼勞動存在於其中，也被視作為一種「勞動
狀態」。可見，不同時空的人們對工作的劃分、評價也是不同的。有一種觀點認為，古
代人對勞動與工作的蔑視僅僅是因為奴隸在進行這樣的活動，這其實是現代歷史學家有
失偏頗的一種看法。古代人則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一問題，認為有必要佔有奴隸，因為所
有具有奴隸性質的工作有助於維持生活的需要；也正是如此，古代人為奴隸制進行辯護，
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勞動意味著受生活必需品的奴役，這一奴役是人類生活條件固有
的。由於人類受困於生活必需品，因此他們只有通過控制某些人——他們使用暴力使之
屈服而勞動——才可以獲得自由。奴隸很卑賤、很低下，這是他們命不好，這種命甚至
比死亡更糟，因為奴隸是與馴服的動物無多大差別的異化的人類。因此，奴隸身份的變
化（如主人解散他們，又如整個政治環境變化使得某些原來屬私有領域的工作上升為公
共領域中的工作）自然會弓起奴隸「本質」的變化。河
    古代社會的奴隸制（盡管後來並非如此）並不是一種利用廉價勞動力的手段，也非
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工具，而只是試圖把勞動逐出人類生活狀況的一種嘗試。人類生活方
式中與動物生活方式共有的部分不能被認為是人類的生活方式（順便說一下，這也是希
臘有關奴隸生活方式是非人類的理論受到誤解的一個原因。亞里士多德——他一直都是
奴隸制的忠誠擁護者，卻在臨終前釋放了所有家奴——也許並不像有人認為的那樣「言
行不一」。他否認的不是奴隸具有的人的能力，而是認為只要是為生活必需品而工作的
人就不配用「入」這一字眼中用的「動物」，與animal rationale中所用的「動物」雖
為同一個詞，但前者的用法世人皆認可，而後者的用法似乎還有待商榷、
    animallaboran（動物化勞動者）其實是動物的一種，至多不過是最高級的動物而
已。
    因此，古典時期人們忽略勞動與工作的區別也就不足以令人感到驚訝了。長期以來，
私人領域與公共政治領域之間的差別、家庭成員之一的家奴與一家之長之間的差別，這
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只剩下一個劃分標準—一即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是投放在私人領域還是
投放在公共領域？以及其目的是為私還是為公？隨著政治理論的興起，哲學家甚至抹殺
了這些至少能區分某些活動的差異，因此他們覺得沒有必要對所有類似的活動進行仔細
分類。在他們那裡，政治活動甚至被提升到了必需品的程度，因而成了vita activa中
所有連接方式的標準。此外，我們也無法求助於基督教的政治思想，這一思想接受哲學
家的區分並加以精煉，大多數人的宗教、少數人的哲學，賦予了這種區別以普遍的有效
性，並對所有人產生約束。
    不過，摩登時代倒轉了所有的傳統（行動與沉思的傳統排列與vita activa中的傳
統等級一樣），它贊揚勞動是一切價值的來源，並將animal laborans提升到了與
animal rational 相提並論的地位——本來就不應該只產生一種理論（在這一理論中，
動物性勞動者和技藝者，即「身體的勞動」與「雙手的工作」被作了明確的劃分），這
一點乍看之下令人感到吃驚。相反，我們首先注意到的則是「有生產力的勞動」與「無
生產力的勞動」之間的差別；其次是「有技術的工作」與「沒技術的工作」之間的差別；
最後是「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這種差別看來似乎更重要，更具有意義。
不過，在三者中，只有第一種差別才真正揭示了事物的本質，因而該領域中兩位最偉大
的理論家——一亞當•斯密與卡爾•馬克思各自將整個理論體系建立在它之上，這並不
是偶然的。摩登時代將勞動提升到一個很高的位置在於「勞動的生產力」，馬克思看來
有些大逆不道的觀點，即勞動（而不是上帝）創造了人，或勞動（而非理性）將人與動
物區分開來，是整個摩登時代贊同的最激進、最一貫的表述。
    此外，斯密和馬克思都蔑視「無生產力」的勞動，認為這種寄生性質的勞動實為
「勞動」的變異形式，它不會產生任何豐富物質世界的東西，這一看法與摩登時代大部
人的看法不謀而合。斯密曾經表示過他對「充滿奴性的僕人」的蔑視之情，認為他們就
像無所事事……只知消費的懶漢。馬克思對此深為贊同。然而正是這些「充滿奴性的僕
人」，這些家奴才是單純為了生計而勞動，與其說他們生產出什麼東西，不如說他們在
消耗些什麼。摩登時代之前，當將這種勞動等同於奴隸制時，人們對這種人留有深刻的
印象，他們的勞動換取的消費只是其主人的自由，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主人潛在的勞
動生產力。
    換言之，有生產力的勞動和無生產力的勞動的區別包含了（盡管有些偏激）「工作」
與「勞動」之間的更基本的差別。確實，所有勞動共有的特點就是一旦生產出些什麼，
馬上就在剛生產出來的同時被消耗殆盡了，因此人們看不到勞動會生產出些什麼。但是，
盡管它並沒有留下些什麼東西，但它孕育著一種需求：生活的基礎是勞動，因此有一股
強勁的推動力促動著勞動。
    毫無疑問，將勞動從私有領域帶入公共領域（在那裡，人們可以組織勞動，進行
「勞動分工」）的實際歷史發展，在這些理論發展中構成了一個強有力的觀點。然而，
在這方面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是（古典經濟學家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馬克思對此作了清
晰的闡述），勞動本身確實是有自身的一種「生產力」，不管歷史條件怎麼樣，不管這
一勞動是在私人領域，還是在公共領域中進行，也不管這種勞動的產品多麼無用和不持
久。這一生產力不存在於勞動的產品中，而存在於人的「力量」中，這一「力量」在人
創造了自身生活必需的生活資料之後並未消失，它還創造出一個「剩餘產品」，即超過
自身「再生產」過程所需以外的產品。正是由於人類的「勞動力」的剩餘，而不是勞動
本身才解釋了勞動生產力，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馬克思運用這一用語構成了他整個理論
體系中最具有獨創性和革命性的部分。與工作的生產力（它給人類的技能增添了新的東
西）不同，勞動的生產力只是極其偶然地產生新的東西；它主要關心如何進行自身的再
生產；由於當它完成了自身的再生產時它的力量還未消耗殆盡，因此它可能被用來重新
生產另一個生活過程，但除了生活過程外，它不「生產」任何其他東西。通過奴隸制社
會中的暴力壓迫和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剝削，勞動力生產出滿足人類生活所
需的物品。
    從這一純社會的觀點看來（這也是整個摩登時代的觀點，但它只是在馬克思的著作
中得到了最連貫和最充分的表達），所有勞動都具有「生產力」。不留任何痕跡的「奴
性勞動」與生產足夠積累的東西這兩者之間的早期的區別失去了它的有效性。正如我們
在前面所說的，這種社會觀點與一種只考慮人類生活過程的解釋相一致，在這一解釋框
架中，一切物品都成了消費的對象。在一個完全「社會化」的人中，勞動與工作之間的
差異將會徹底消失，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成為勞動，因為所有東西都被理解為勞動力的產
品和生活過程的功能，而非其世俗的客觀特徵。
    無論在古典政治經濟中，還是在馬克思著作中，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之間的差別
以及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都幾乎不佔什麼地位，注意到這一點是很有意思的。
與勞動生產力相比，這兩個差異的重要性確實相形見細，每一項活動都需要一定的技能，
清潔燒飯就像著書建房一樣都需要技能。這一差別並不適用於不同的活動，而僅僅關注
每一個活動的階段和性質，它通過現代的勞動分工（在這個分工中，原來分配給年輕人
和經驗不多的人幹的任務現在成了一種終身職能）獲得了某種重要性。但這一勞動分工
的後果，就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傾向於完全消滅技術性勞動，因為勞動被分得如此之
細，以致每個工作者只需最起碼的技術即可。其結果，在勞動力市場上買賣的東西不是
個人技能而是「勞動力」，而每個人擁有的勞動力差不多是相等的。此外，由於不熟練
的工作從字面上來看是自相矛盾的，因而差別本身只是對勞動來說才是有效的，把它作
為主要的參照系的試圖表明，勞動與工作之間的差異已作了有利於勞動的放棄。
    與此不同的是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異。這裡將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聯
結起來的還是勞動過程，這一過程一方面用腦力進行，另一方面用體力進行。不過，思
考（它也可以說是腦力活動，盡管在某些方面與勞動一樣，也是跟隨生命本身而終止的
過程）比起勞動甚至更少「生產力」。如果說勞動不產出什麼足以永恆的東西，那麼思
考則連什麼有形的東西都不能生產出來。思考本身不能物化。當一個腦力勞動者不管什
麼時候想讓他人知道他的想法時，他必須像其他勞動者那樣用他的雙手，並使用體力技
能將他的思想表達出來。換言之，思考與工作從來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想讓全
世界的人了解其思想「內容」的思想家，首先必須停止思考並回憶他的思想。回憶在這
種情況下（正如在其他情況下一樣）為思想的最後物化作了無形的或無結果的准備，它
是工作過程的開始階段，一個最不物化的階段，就像一個工匠思考將指導他工作的模型
一樣。這樣，工作本身需要使用一些材料，通過制作過程，技藝者的勞動最終轉化為塵
世的物品。腦力勞動特殊的工作性質與其他各種工作一樣都可以歸為「雙手的工作」。
    將腦力與體力勞動的現代差別與「自由藝術」和「奴隸藝術」的古代區別聯繫起來，
並證明這種差別看來是可行的，而且現在確實通常也這樣在做。然而，區別「自由藝術」
與「奴隸藝術」的標誌決非一種「較高的智力」，並非「自由藝術家」用腦工作，「卑
賤的商人」用手工作。古代的區分標準完全是政治化的，一些包括prudentia （對於政
治家來說至關重要的深謀遠慮的能力）在內的職業，以及與諸如農業、醫學、建築有關
的公眾專業都屬自由職業。抄寫員和木匠行當是「卑賤」的，因為他們不符合一個「稱
職公民」的標準，而我們認為對生活最有用的職業，如「販魚、賣肉、烹飪、販賣家禽、
捕魚」國等則更是卑賤的。但即便是這些卑賤的工作也不一定是純粹的勞動，還有第三
類，它支付的是辛勞和痛苦，在這些狀況中，「報酬就是奴役的典當品」。國
    盡管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差異的起源可追溯到中世紀，囫但作為現代的產物，
它有兩個截然相反的原因，不過這兩個原因都體現了摩登時代大氣候的特徵。由於在現
代條件下，每一個職業都必須表明自己對整個社會的「有用性」，由於智力職業的有用
性因勞動的現代榮耀而令人生疑，因此，知識分子希望成為勞動大眾的一員也是很自然
的。但是，在這同時，與這一發展看來矛盾的是，現代社會對腦力勞動的需求及尊重
（除了羅馬帝國衰弱的數世紀）在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當然我們不會忘記在漫長的古
代社會中，抄寫員的「智力服務」無論是為私人服務還是為公眾服務，都是由奴隸擔當
的，因此被認為是奴隸性質的工作。羅馬帝國龐大的官僚系統以及隨後羅馬帝國皇帝的
社會和政治地位的上升，帶來了對「智力』明B務的重新評價。就知識分子的確不是一
位「勞動者」（他就像其他勞動者——從最底層的手工藝者到最高尚的藝術家——一樣
給人類的技能增添一種東西）而言，他與亞當•斯密描述的「充滿奴性的僕人」毫無共
同之處，盡管他的功能與其說是保持生命過程的完整並使之再生，不如說是維持龐大繁
雜的官僚機器的運作，這種官僚系統運作過程就像生物生命過程本身那樣迅速而無情地
消耗他們的服務和吞噬他們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