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即技藝者的勞動，存在於對象化的過程之中。堅實性（所有事物，甚至是最
脆弱的事物所固有的屬性）源自被加工的材料，但這種材料本身卻不是被簡單賦予並存
在於那兒，即不像田間的果實和樹木可以任我們采摘或任其生長而不改變其自然屬性。
因為，材料是被人為地移離其天然生長的地方，已經是人類雙手勞動的一種產品。它或
者表現為扼殺生命的過程，例如伐木以獲得木材；或者表現為阻斷自然生長的緩慢過程，
例如從地球內部開採鐵礦、石料或大理石。這種破壞與暴力因素存在於所有的制作活動
之中，作為人類技能的創造者，技藝者同樣也總是大自然的毀壞者。然而，憑借自身或
借助於馴化的動物以維持生存的動物化勞動者，或許能夠成為所有生物的統治者和主人，
可他卻仍然是自然和地球的僕人；而唯獨技藝者才將自己塑造成為整個地球的主宰。由
於在造物主上帝的形象中看到他的生產力，這樣在上帝從無創造出有的地方，人類則從
給定的物質中進行創造，人類的生產力必然導致普羅米修斯式的反叛，因為只有在破壞
部分由上帝創造的自然之後，才能建立一個人造的世界。
    這種暴力的體驗是人類力量最基本的體驗，因而它與人類在純粹勞動中所感受到的
那種令人痛苦不堪和精疲力竭的艱辛努力是截然相反的。它能夠提供自信和自足，甚至
能成為人類一生自信的源泉。然而，所有這些體驗與在辛苦勞動中度過一生所感受到的
極大快樂顯著不同，與勞動本身所體悟出的轉瞬即逝但卻極其強烈的快樂也不相同。後
者本質上與其他在有規律的不斷重複的身體運動中體會到的喜悅是相同的。大多數關於
「勞動的快樂」的描述（就它們不是對生與死的聖經式的、因滿足產生的極樂的反思而
言，就它們沒有將做完工作所獲得的驕傲簡單地誤以為完成這些工作的喜悅而言）都同
人們所感受到的升華相聯繫；人們在進行巨大的努力時感受到了這種升華，而他們做出
這種努力，用以對抗各種強大的力量和巧妙地發明工具，用以極大地擴展其自然能力。
堅實性既不是喜悅的產物，也不是為維持生計而「艱苦勞動」的那種疲憊之結果，它是
這一力量的產物。如果事物不從自然界獲得原料其就不可能具有堅實性，那麼它就不是
簡單地從自然界本身的永恆存在中借取，或者一如免費的禮物那樣拿走，因為事物的這
種堅實性已經是人類雙手勞動的產品。
    制作的實質工作是在一種構建客體的模型的指導下進行的。這種模型可能是思想中
閃現的一個意象，也可能是一幅藍圖，在這幅藍圖裡，通過一定的勞動，這一意像已得
到了暫時的具體化。在以上任何一種情況下，指導制作勞動的東西超然於制作者本身之
外，並且先於實際勞動過程而存在，這與勞動者體內生命過程的緊迫性先於其實際勞動
的道理相差無幾。這種描述與現代心理學的發現極其矛盾，現代心理學一致認為思想中
的意象穩固地存在於頭腦中，正如饑餓的刺痛感存在於人們的胃裡一樣。現代世界的大
部分工作都是以勞動的方式完成的，因而勞動者即使想要但也不可能做到「為其工作而
勞動，而不是為他自己勞動」。由於這一事實，現代科學的主觀化只不過是現代世界更
加劇烈的主觀化的一種反映，是有其正當理由的，並且在人們對產品的最終形態毫無概
念的情況下，常常對物質生產有所幫助。盡管這些情況具有極強的歷史重要性，可它們
與描述vita act討a的基本表述卻毫不相關。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那種把諸如快樂與痛苦、
渴望與滿足等所有身體的感覺——這些身體感覺是如此「私人化」，以致於難以充分表
達，更何況顯現在外部世界了，因此身體的感覺是不能被對象化的——與意識中的形象
分裂開來的真正鴻溝，意識中的形像是如此容易並自然地有助於對象化，以致如果在我
們內心中事先沒有床的某種意象或概念時，我們是不會想到去制造床的，而若不親眼見
到「床」的實體，我們也無法產生床的意象。
    制作開始在vita activa的等級中發揮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以致指導制作
過程的意象或模型不僅先於其本身存在，而且並不隨著產品的形成而消失，它如同過去
一樣完整無缺地存在著，顯現著，使自身適應於無窮延續的制作活動。這種潛在的多樣
化（這是工作固有的）原則上不同於標誌著勞動的重複。重複性的勞動是由生物循環推
動並受其支配的；而人類身體的需要與欲望盡管是有規律地不斷重複出現，但它們卻來
去匆匆從不持續長久。與純粹的重複不同，多樣化是使那些在世界上已經相對穩定、相
對長久地存在的東西倍增。意象或模型的永恆性在制作活動開始之前與結束之後都依然
存在，比所有它幫助存在的、可能使用的對象都存在得久遠，它對柏拉圖永恆理念的學
說產生了強有力的影響。柏拉圖首先在哲學的意義上使用「理念」或「文化表相」
（「形狀」或「形式」）一詞，就其學說是從這一詞獲取靈感而言，「理念」來自城邦
或制作活動中的經驗。雖然柏拉圖用他的理論來表達極其不同、可能更具「哲學性」的
經驗，但是當他想要證明其說法合理時，他總可以從制造領域中找尋例子。這個統帥眾
多易逝事物的永恆理念，從模型（眾多易逝對象也可以按照這一模型制造出來）的永恆
性和單一性中獲取了柏拉圖學說的所謂合理性。
    制造過程本身完全由手段和目的的種類決定。制作出的東西從兩個方面意義而言是
最終產品：其一，產品的產出即是生產活動的結束（正如馬克思所說，「生產活動在產
品中消失」）；其二，產品只是產生這一目的的手段。誠然，勞動也是為了消費的目的
而生產，但是由於這一目的（即消費事物）缺乏一項工作所具有的現世的永恆性，生產
過程的結束就並不取決於最終產品，而是取決於勞動力的消耗；另一方面，產品本身又
立刻重新成為勞動力維持與再生產的手段。相反，這一目的在制造過程中毋庸置疑：當
一個具有充分持存性的全新事物作為獨立的存在增加了人類的技能時，它就產生了。就
東西（制作的最終產品）而言，生產活動無需被重複。重複生產的動力或者來自於工匠
維持其生存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他的工作與勞動是一致的，或者來自於市場中資本
增殖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也許像柏拉圖所言的那樣，想要滿足市場需求的工匠則在
其產品中增加了賺錢的藝術。這裡的問題在於，不管在哪種情況下，生產活動的重複不
是出於生活活動本身，它並不像勞動固有的那種必需重複，在這樣一種重複中，一個人
為了勞動就必須吃飯，而為了吃飯則必須勞動。
    制作的標誌在於有一個明確的開始和一個明確的、可預見的結束，而僅僅通過這一
特性就可以將其區別於人類的其他活動。然而，在人體生命過程的循環運動中所從事的
勞動，既沒有開始，也沒有終結。盡管行動也許有一個確定無疑的開始，正如我們將會
看到的，但它從來沒有一個可預見的終結。與行動不同，工作的可靠性在制作過程並非
不可逆轉這一點上反映了出來：人類可以摧毀由雙手生產出的每一樣東西，而且在生命
過程中並沒有什麼迫切需要的有用物體，使生產者離開了它就無法生存或者不能承受毀
滅它的代價。技藝者的確是上帝和主人，這不僅因為它是或者它已將自己確立為整個自
然的主人，而且因為它是其自身及其行為的主人。動物化勞動者和人類的行動則並非如
此，前者受其自身生活必需的支配，後者依賴其同伴。僅憑對未來產品所具有的意象，
技藝者就能夠自如生產，並且當再次面對其雙手制造的產品時，他又可以隨意進行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