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藝者的器械和工具（最基本的工具性體驗由此產生）決定了所有的工作和制作活
動。在這裡，目的確實決定手段；不僅如此，目的還產生手段和組織手段。目的證明了
為獲取原料而向自然施加暴力的行為是正當的，這與木料證明伐木活動為正當和桌子證
明破壞木料的活動為正當毫無區別。人們設計工具和發明器具的目的是為獲取最終的產
品，並且同一最終產品自身的生產構成了工作過程，決定了其所需的專家、相互合作的
方法以及助手的數量等等。在工作過程中，評判一切事物的標準是為達到渴望之目的
（而非其他）而具有的適用性和有用性。
    手段和目的之間的標準同樣適用於產品本身。雖然產品相對干其生產手段和生產過
程而言是一種目的，但是可以說，產品本身不可能成為目的，至少只要當它作為使用對
象存在時不可能成為目的。椅子是木工的目的，但只有當椅子再次成為一種手段（即要
麼作為一種其牢固性足以提供舒適生活的手段，要麼作為一種交換手段）時，其有用性
才能得以顯示。每一制作活動固有的有用性標準的困難在於，手段與其所依賴的目的之
間的關係非常像一條因果鏈，鏈中的每一目的在其他一些環境中又可以作為手段而出現。
換言之，在一個功利的世界中，所有的目的都命中注定轉瞬即逝，並被轉換為某種更進
一步的目的的手段。調
    這種困惑是所有首尾一致的功利主義即一般優秀之技藝者的哲學所固有的，它可以
從理論上診斷為天生沒有能力理解實用和有意義的區別，我們從語言學上將其表達為
「為了達到……的目的」（oder to）和「為了……的利益』（For the sake of）之間
的差別。這樣，滲入於工匠社會流行的實用理想——就像勞動者社會的舒適理想或者統
治商業社會的獲利理想一樣——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實用問題，而是意義問題。技藝者根
據「為了達到……
    的目的」而判斷和做每一件事情，這恰恰是為了一般意義上的有用的利益。實用理
想自身，一如其他社會的理想，不再被看作是為了獲取其他東西所必需的；它只不過使
人不再追問自身的實用。顯而易見，萊辛曾經向其同時代功利主義哲學家提出的「然而
有用有什麼用？」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功利主義的困惑在於，它沒有得出一些能夠證
明手段與目的範疇正當的原則卿實用自身），而是深深陷入了永無休止的手段——目的
鏈。「為了達到……的目的」成了「為了……的利益」的內容；換言之，作為有意義建
立的實用產生了無意義。
    在手段和目的的範疇之內，以及在統治全世界的使用對象和實用的工具性中，根本
不存在終結手段——目的鏈的方法，也不存在阻止所有的目的最終再次被作為手段而使
用的方法，除了宣稱一個事物或另一事物就是「目的本身」。在技藝者的世界中，一切
事物都必須具有某種用途，即一切事物必須將其本身作為獲得其他事物的一種手段，而
且意義本身可以僅僅作為一種目的，作為實際上或是應用於所有目的的同義反復，或是
術語上的矛盾的一種「目的本身」而顯現。就目的而言，一旦被達到，它就不再是一個
目的。此時，它不僅喪失了其指導和證明手段選擇正當的能力，而且還喪失了組織和產
生手段的能力。它現在已經成為眾多對象之一，即它已經被投入到一個給定的巨大集合
之中，而技藝者則從這集合中自由地選擇追求其目的的手段。相反，意義則必定非常持
久而且不會喪失其任何特性，不論它是否被實現，或更確切地說，它是否被人找尋到或
者被人所忽略。就技藝者只不過是一個制造者、並且他只根據直接從其工作活動中所產
生的那些目的和手段進行思考而言，他沒有能力去理解意義的內涵，正如動物化勞動者
不能理解工具性一樣。而且，正如技藝者建立世界所使用的器具和工具成了——在動物
化勞動者看來——世界本身一樣，這樣，這個世界的意義（實際上已經超出了技藝者力
所能及的範圍）對技藝者而言也難免成為自我矛盾的「目的本身」。
    走出所有嚴格的功利主義哲學的無意義之困境的唯一方法在於，將使用事物排斥出
客體世界而求助於使用自身的主體性。只有在一個嚴格地以人類為中心的世界中（在此，
使用者即人自身，成為永無休止的目的——手段鏈的最終目的），實用才能獲得與意義
一樣的尊嚴。然而悲劇在於，技藝者似乎一旦大功告成，就開始貶低這一成就，貶低目
的和他自己的思想和手工活動的最終產品；如果人這個使用者是最高的目的，是「世界
萬物的尺度」，那麼不僅自然界這個幾乎被技藝者視為對工作「無價值的材料」，而且
「有價值的」東西自身也僅成了一種手段，因而也就失去了它們自身的內在「價值」。
    技藝者的以人為中心的功利主義在康德的公式中得到了其最佳的表述：人不能成為
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每一個人自身就是目的。盡管我們在康德之前就已發現（例如，
洛克堅持認為任何人都不可以佔有另一個人的身體或者使用他的身體力量）某種對命定
結果的認識，而按照目的和手段的方法，這種認識必然在政治領域中導致一種不受阻礙
的、不受指導的思考，但是，只有在康德那裡，摩登時代早期的哲學才將自身從常識性
的陳詞濫調（我們總是從中可以發現技藝者制定社會准則的地方）中徹底解脫出來。當
然，原因在於康德沒有將他時代的功利主義原則公式化或概念化，相反，他首先打算把
手段一目的範疇界定到恰當的位置上，並阻止在政治行動領域中使用這一範疇。然而，
不能否認康德公式的功利主義淵源，同樣不能否認的是，他的其他一些著名的、充滿矛
盾的對於人類對「不用於使用的東西」即藝術作品的態度的解釋也具有功利主義淵源，
他說我們從中得到的是「不帶任何利益的快樂」。因為，使人成為終極目的的相同行為
允許他「（如果他能夠的話）使整個自然從屬於這個目的」。也就是說，將自然和整個
世界貶損到僅為一種手段，剝奪其獨立的尊嚴。甚至康德也不能解決這個困惑，或者在
不求助於自相矛盾的「目的本身」的情況下為技藝者闡明關於意義的問題，而且這個困
惑存在於以下事實中：當只有制作及其工具性能夠建造一個世界時，這同一世界才如同
其所使用的材料（它僅是更深目的之手段）一樣變得毫無價值，如果決定其形成的標準
被允許在這個世界建立後仍然統治它的話。
    人就其是一個技藝者而言已經被工具化了，這一工具化意味著所有事物都墮落成為
手段，意味著這些事物喪失了其內在的和獨立的價值，以致於最終不僅制作的對象，而
且「整個地球和自然的所有力量」（它們明顯地不依賴人類的幫助而得以形成，其存在
不受人類世界的約束儲喪失了其「價值，因為「它們〕沒有展現出源於工作的對象化」。
國正是出於技藝者對待世界的態度這一理由，希臘人在其古典時期聲稱整個藝術和工藝
的領域（在那裡為了生產其他東西而非出於自卑的緣故，人們運用工具進行工作並且做
某種事情）為banausic，這一詞的最佳翻譯是「市儈」，它意味著思想上的鄙俗性和行
為上的功利性。如果我們意識到希臘雕塑和建築的大師們無例外在「市儈」之列時，這
種蔑視必然使我們感到驚愕不已。
    當然，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工具性，即那種達到目的所使用的手段，而是在於制作
經驗的普遍化，在這樣的普遍化中，可以把有用性和實用性確立為生活和人類世界的最
終標準。由於手段和目的體驗一如它顯現於制作過程中的那樣，不會隨著產品的完成而
消失，反而會延伸至其終極的目標，這種目標作為使用的客體而出現，所以這種普遍化
就內在於技藝者的活動之中。對於整個世界和地球的工具化，對於一切給予事物的無限
貶損以及變得毫無意義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每一目的都被轉變為一種手段，而只有
通過將人類自身塑造成世界萬物的上帝和主人才有可能停止這一過程），所有這些絕不
會直接來自製作過程；因為從制作的觀點來看，最終的產品自身就是目的，就是一種具
有自身經歷的獨立而持久的實體，如同在康德的政治哲學中人就是目的自身那樣。只有
就制作主要是制作使用對象而言，完成的產品才再次成為一種手段，也只有就生命過程
控制所有事物並且為自身的目的而使用它們而言，制作所具有的生產的和有限的工具性
才能變成現存一切事物的無限的工具化。
    顯而易見，希臘人天生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這種「荒謬的」觀點認為人類是最
高級的生物，而且其他一切事物都從屬於人類生活之所需（亞里士多德）——懼怕這種
世界和自然的貶值，其懼怕的程度絲毫不亞於他們蔑視所有首尾一致的功利主義具有的
十足的鄙俗性。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認識到在技藝者身上看到的最高人類可能性的後果，
這一點也許可以最佳體現在柏拉圖反對普羅太戈拉的著名觀點以及柏拉圖所持的不言自
喻的論點，即「人是所有有用東西的尺度，它是那些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那些
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國（普羅太戈拉顯然從未說過「人是世界萬物的尺度」，
但傳統上和標準的翻譯中卻已經使他這樣講。）問題的關鍵在於，柏拉圖立即意識到如
果使人類成為所有使用事物的尺度，那麼人就是使用者和工具化者，而不是與世界相關
的演講者、行動者及思想者。既然將一切事物視為手段和目的根植於人類這個使用者和
工具者的本性——如把所有的樹看作潛在的木材——這一定最終意味著人類不僅成為那
些依賴他而存在的事物的尺度，而且簡直成為一切存在事物的標準。
    在這一柏拉圖式的解釋中，普羅太戈拉事實上聽起來更像康德最早的先驅，因為如
果人是世界萬物的尺度，那麼人就是置身於手段一目的關係之外的唯一的東西，即唯一
將其他一切事物作為手段的目的自身。柏拉圖十分清楚，制造使用對象和將所有自然事
物視為潛在的使用對象的可能性，如同人類的天資、欲望一樣都是沒有極限的。如果允
許技藝者統治最終的世界的標準同他們必須統治這個形成中的世界的標準相一致，那麼
技藝者最終將任意使用一切東西並且認為對他而言世界上存在的萬物僅是一種手段而已。
人將評判萬物，就彷彿萬物屬於使用對象之列，這樣根據柏拉圖自己的例子，風不再以
其自身的狀況被理解為一種自然力量，而被認為是同人類的溫暖、休息等需要緊密相連
的——當然，這意味著風作為一種客觀給予的東西已經從人類的經驗之中被剔除了出去。
正是因為這些結果，柏拉圖晚年之時在其《法律篇沖再次回憶起普羅太戈拉的論述，他
以一個幾乎自相矛盾的公式進行辯解：不是人——人因其天資和欲望希望使用任何東西，
因而以剝奪所有東西的內在價值而告終——而是「上帝才是有用東西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