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與制作不同，它在孤獨的狀況下是不可能的。孤獨意味著被剝奪了行動的能力。
言行需要周圍其他人的參與，這和制作需要自然物質作其材料，並需要一個安放其最終
產品的場所一樣。制作面對世界，並同它不斷發生聯繫；言行則面對他人的言行網絡，
並與之不斷發生聯繫。堅信煢煢孑立，把他的力量歸功於孤獨的「強者」的普遍性論調，
要麼是純粹的迷信（它建立在我們能在人類事務領域中「制造」某物的幻想之上，例如
「制造」制度或法律，就像我們制造桌子和椅子那樣，使它們「更好」或「更壞」）；
要麼是對所有行動（政治的和非政治的）有意識的失望，加上這樣一種烏托邦希望：待
人如待「物」是可能的。當行動處於危急關頭時，每一生產過程所需的個人力量就變得
毫無價值，不管這一力量是智力的，還是一種純粹的暴力。歷史充滿了強者軟弱無能的
例子，他們不懂得如何從夥伴中獲得幫助並與其合作。人們通常把他的失敗歸咎於命中
注定低人一等，並在傑出人物面前產生自卑感。然而，盡管這些觀察肯定不錯，但這些
文字未觸及問題的核心。
    為了闡明什麼處於危急中，這裡我們也許可以記起希臘語和拉丁語同現代的一些語
種不同，它們有兩個不同但卻相互聯繫的詞，用這兩個詞可以表示動詞「行動」。兩個
希臘語動詞archein（「開始」、「領導」，最後意指「統治」）和prattein（「通
過」、「獲得」、「結束」）對應於拉丁語中的兩個動詞agers（「啟動」、「領導」）
和gerere（其最初意義是「生產」）。這裡，每一行動看起來好像都被分成了兩部分：
一個人創造的開端以及許多人通過「開始」和「結束」一樁事業，並經歷其全過程而獲
得的成果。這些不僅以相同的方式相互聯繫，而且其用法也很相似。在兩種情況下，最
初只是表明行動的第二層意義（即「行動之結果」）的詞語——Prattdn和gerere——
成了人們用以表示行動之一般意義的用語；而表明「行動之開端」意義的詞則成了帶有
特殊意義的用語（至少在政治用語中是如此）。當人們在特殊意義上使用archein時，
它正要意指「統治」和「領導」；而agers則指「領導」而非「啟動」。
    這樣，開創者和居重要地位的領導者（在荷馬那裡，即請多國王中的國王）的角色
變成了統治者的角色；行動最初的相互依賴性，開創者和領導者為求援助而對他人的依
賴以及其追隨者為尋求行動的機會而對他的依賴，分成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功能；作為統
治者特權的發布命令的功能和作為臣民義務的執行命令的功能。這個統治者是孤獨的，
他的力量使他與其他人隔離，就像開創者（在發現另外的人加入之前）在開拓之初是孤
獨的一樣。然而，開創者和領導者的力量恰恰表現在他的開拓性和甘冒風險性中，而不
是在實際取得的成就中。就一個成功的統治者而言，他也許會將事實上屬於眾人的成就
宣佈為已有——一些從不允許阿伽門農（他是一個國王而非統治者）做的事。可以這麼
說，通過這種宣佈，統治者壟斷了那些沒有其幫助、他將一事無成的人的力量。這樣，
也就產生了對非凡力量的錯覺，強者所以強是因為孤獨，這種失誤也隨之而來。
    由於行動者總是在其他行動者中行動、並與這些行動者相聯，因此，他不只是一個
「行為者」，而且同時也是個受難者。行動和受難如同一個硬幣的兩面。一項行動所開
始的故事就是由行動導致的業績與痛苦組成的。盡管行動可能出其不意地開始，但是可
以這麼說，由於行動通過中介進行，其間每個反應都成了連鎖反應，每一過程都成了新
過程開始的起因，因此，這些行動的結果是無限的、難以確定的。既然行動只是對那些
有行動能力的人起作用，那麼反應除了作為一種回答外，就一直成了一種自行其是並對
他人產生影響的新行動。這樣，人們之間的行動和反應就再也木會在一個封閉的圈子中
進行，再也不能牢固地局限於兩個參與者。這種無限性不僅僅是政治行動獨有的特徵，
就狹義的無限性一詞而言，似乎人們相互關係的無限性僅僅是相關者之數量無限性的結
果，這一人數上的無限性可能受到忽視，其原因在於人數的無限性會促使人們順從於一
種有限的、可把握的環境狀況；在限制性最強的環境中的一項最不起眼的行動，也會蘊
含這種相似的無限性，因為一項行動，有時甚至是一句話就足以改變所有的局面。
    此外，行動不管其特定的內容是什麼，總是在確立各種關係，因此它具有這樣一種
內在傾向：迫使取消所有限制，穿越所有界線。雖然人類事務的領域中存在著各種限制
與界限，但它們從未提供一個框架，以使新生的每一代人在其融入社會時能夠用它來抵
抗外部力量的襲擊。一般來說，人類制度與法律以及與人類共同生活有關的所有事物的
脆弱性，來自人類出生的狀態；這種脆弱性與人類本質上的脆弱性無涉。界定私有財產、
確定每一居家的範圍，保護並使一個民族的物質認同成為可能的領土界線，以及保護並
使個體的政治存在得以可能的法律，所有這些對於人類事務的穩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義，其原因恰恰在於，這些限制性、保護性的原則不會從人類事務領域中的各種活動中
自行產生。就像領土的邊界從未完全有效地預防過外來的攻擊行動一樣，法的限制性規
定也不能完全有效地防止來自政治體系內部的攻擊行動。行動的無限性只是其建立多種
關係的非凡能力（即行動的特殊生產力）的一個方面。節制、不逾矩的古老美德之所以
確實成為非常受推崇的一種政治美德，其原因也在此；就像同樣為人所知曉的政治誘惑
確實就是hubris——古希臘人（他們經歷了行動的各種可能性）對此深有所知——而不
是像我們所認為的權力慾。
    然而，盡管我們在每個政治體系中發現的各種限制和界線可能防止行動固有的無限
性，但是它們無助於抵消行動的第二個顯著特徵，即行動固有的不可預見性。這不只是
一個無力預告特定行動的合乎邏輯的結果的問題——在這種狀況中，電子計算機能預告
未來，它還直接來自故事。作為行動的結果，一旦偉大輝煌的業績轉瞬即逝，成為過去，
那麼故事也就開始並逐漸展開。問題在於，作為結果的故事無論其內容和特徵可能是什
麼，它是在私人生活中展現還是在公共生活中展現，它包括了眾多的行動者還是少數行
動者，故事的全部意義只有在它結束時才體現出來。同制作相比較——在制作中，評判
最終產品的光彩，它是由工匠的眼睛事先感覺的形象和模型提供的——闡明行動過程，
甚至所有歷史過程的「光彩」只在過程的終點才顯現，而此時通常所有的參與者都已作
古。行動只是向放事敘說者——即對「朝後看」的歷史學家袒露自身，這些歷史學家總
是比故事參與者知道得更多、也更懂得故事的內容究竟是什麼。雖然行動者也許很少能
對各種目標、目的與動機提供一種令人信服的說明，但是他們自己所說的所有東西都成
了歷史學家手中有用的資料；並在意義與真實性方面決不能同歷史學家的故事相提並論。
故事敘說者講述的東西有必要避開行動者本人——至少，只要他處於行動過程中或承擔
其後果時就應該如此——因為對他來說，其行為的意義不是體現在隨之而來的故事中。
即使故事是行動不可避免的結果，理解和「創作」故事的人仍然是故事的敘說者而非行
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