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時的丘吉爾先生
這部光輝著作並非是對史實的敘述。它是系列的插曲、連續的鳥瞰；設計它，是為
了照亮這一偉大角逐的特定側面，證實作者關於現代戰爭行為——帶著廣闊的戰略觀點。
這種構思有極大的好處。丘吉爾先生告訴了我們很多極其有趣的細節，這些細節我們大
多數人以前是不知道的；但是他沒有在細節中迷失自我。他從戰略角度，看待關於戰爭
行為的高層思想的基本問題。如大多數有價值的書一樣，這部書為一種目的而寫。他不
像那些沉悶作家一樣假裝空洞的中立；在那些作家的頭腦中，最偉大、最令人激動的歷
史事件不會不產生任何清晰的印象之痕而逝去。丘吉爾先生的著作，大概包含著最敏銳、
最凝煉的智慧——他憑借對內幕事實和事件主要發動者內在思想的了解，自始至終近距
離地看到了這場戰爭。關於真理與錯誤存在於何處，他得出了清楚的結論——不僅僅是
借助於以後發生的事件。在這裡，他以修辭的、但不過分華麗的語言，把這些告訴了我
們。這自然意味著，有關他離得最切近的地方，他告訴我們的最多；有關他認為自己最
明智的地方，他提出的批評最多。但在這樣做時，他試圖避免不適當的自我吹噓。他不
追求報復，不展示敵意。即使是艦隊司令們和將軍們——他的分析的犧牲品，也沒有被
太深地追究。阿斯奎思先生、勞埃德﹒喬治先生、鮑爾佛先生、博納﹒勞先生、愛德華
﹒卡森爵士——他公正友好地談及他們，承認他們的一些品質，不去打擊那些因他們處
在同一戰壕而的確提供過服務的人。丘吉爾先生比狄斯雷利以來的任何政治家寫得都出
色。這部書，無論它的成見對錯與否，都將提高他的聲譽。
丘吉爾先生的主要論點，等於這樣一種看法：從總的方面看，在每個國家，職業軍
人、「黃銅帽們」（指高級軍官——譯者注）在有關軍事政策的重大問題上，一般是錯
誤的——從事前爭論的標準來衡量，是錯誤的；從事後證據的標準來衡量，也是錯誤的
——然而職業政治家，那些「僧袍」們，像亨利﹒威爾遜先生對他們的稱呼那樣（他自
己也有一點「僧袍氣」），一般是正確的。這個問題，那時對一位局外觀察家來說，不
可能對它作出判斷；這是因為，雖然問題似乎是，在戰爭的每個轉折點上每一方都犯了
基本錯誤，但無人能在內閣和總參謀部之間劃分責任。在英格蘭，流行的意見是嘲笑那
些將軍們——那些比我們的老滑稽劇朋友即「僧袍們」更生動、更光榮的人物，那些享
受著從來無須公開作自我解釋的重大好處的人們。丘吉爾先生作出了自己的判斷，他借
助於如今從各方面都能獲得充足的資料，來說服我們，使我們相信：從總體上看，智慧
在阿斯奎思、勞埃德﹒喬治和他自己以及布賴恩德、潘勒韋和克裡孟梭，以及貝思曼-
霍勒韋甚至克朗王子那裡，而面臨危險或喪失戰爭的是黑格和羅伯遜，約菲和尼韋爾，
法爾肯海恩和魯登道夫。
讓我概述一下丘吉爾先生對總參謀部的訴狀吧。顯然，每一方都缺乏一個丘恩特﹒
馬克西姆斯。未出現費畢阿斯來觀望、撤退、慫恿。「黃銅帽們」總是急不可待，急於
展示他們擁有新型的攻擊武器——德國毒氣、德國U形艦艇、英國坦克——在他們已經
擁有足夠的儲備來產生決定性結果之前；他們奔忙於他們致命的「推進」所導致的無濟
於事的殺戮。戰略放棄，有意撤退，引誘敵人進入能夠被包抄的口袋內，所有這些屬於
戰爭的更高超想象的有利計劃，幾乎未被嘗試。1918年7月曼金面對福什的反向攻擊，
是這類努力中為數不多的例子之一，然而法國和英國的參謀部都傾向於反對和不信任。
參謀部的觀點自始至終基本上都是極端的——在攻擊方面，尋找敵軍最精銳的部分，猛
沖過去；在防御方面，英雄般地死在第一道戰壕裡。對於這條規則，只有兩個例外：
1917年德國人向興登堡一線的撤退，和約翰﹒傑利科先生不變的態度。在門外漢看來，
丘吉爾先生對日德蘭戰役的精彩分析表明，傑利科錯過了機會——他本來應該抓住的機
會。不過，像丘吉爾先生承認的那樣，傑利科肩負著比其他任何人都重大的風險與責任
的擔子，他是唯一屬於任何一方的人，是一個可以在一個下午輸掉戰爭的人；他的確像
一位成功的丘恩特那樣堅定不移，儘管他可能錯過了機會，但他自始至終未犯絲毫災難
性錯誤。即使從丘吉爾先生有能力作出的尖銳批評的角度看，我也不認為人們希望這場
戰爭會推出任何國家的任何其他人來負責北海戰事。
丘吉爾先生的下一個觀點，涉及總參謀部狹隘的地理眼界，雙方在覆蓋戰爭全部潛
在領域的戰略和政治想象力的廣闊視野方面的無能。軍隊猶如磁鐵一般被彼此吸在一起。
士兵們總是忙著辨清何處的敵人最精銳，然後就要求相當的或更多的兵力去迎擊他們，
卻從不探察它何處最薄弱而向那兒推進。這是一個老的爭論話題，在這方面，我們久已
了解丘吉爾先生持何種立場，勞埃德﹒喬治先生也是這種立場。我不知道這本書對他們
的事是否補充了很多，但丘吉爾先生的第三個論點，我後面要談到的，我認為的確證實
了政治家們不能安靜的洞察力之潛在價值，作為對勝利的暗示，作為總參謀部固執的僵
化之對比。丘吉爾先生認為，德國人，特別是法爾肯海恩，在這方面犯的錯誤至少像我
們那樣多。雙方的將軍們同樣支持西部人，他們的部署相互促進，都違背了各自政府的
意願。
同這種狹隘的地理與政治視野相似的，是職業士兵們狹隘的科學眼光，他們在跟隨
新的機械觀念方面出奇的遲緩——就如坦克史所昭示的那樣。坦克一出現，我們的參謀
部就反對；即使在對它的效果充滿興趣之後，軍需部也從未在適當數量上對其提出需求。
甚至在坦克存在之前，魯登道夫就已被提前告知其秘密，但他從未在較大規模上對它進
行仿效。過量的炮兵和不合時宜的騎兵，甚至在1918年占用了幾乎與機械武器同等、幾
乎為坦克人員兩倍的英國兵員；同在飛機、機械武器、坦克和毒氣方面大規模集中人力
的替代性政策相比較，這是腦瓜不適應的進一步的例證。除丘吉爾基於對1919年戰役的
遠見而於1918年采納之外，這些替代性政策從未被采用。
第三個論點大概構成丘吉爾先生著作中最新奇有趣的部分，它涉及這方面：根據現
在已從雙方資料中完全了解的結果來判斷，在西部前線的大規模進攻的實際價值如何。
就是在這裡，存在著職業政治家和職業軍人之間最尖銳、最持久的分歧。除1917年勞埃
德﹒喬治先生向著參謀部觀點的暫時轉變之外，職業政治家們一貫持這種意見：軍人們
低估防御的價值，而高估進攻的潛在收益；通過在西部前線猛攻敵軍已加強的部位，絕
不會達到決定性結果。戰時內閣幾乎總是不變地反對1915、1916和1917年的「推進」。
既然連任的內閣從這些可怕的進攻之中期望甚少，就沒有什麼能減少殘酷的與事無補的
損失對他們思想的影響。到了1917年底，一種局勢真的來到了，在這種局勢下，勞埃德
﹒喬治先生避免了有關部隊被派渡海峽，然而他們確實需要被派駐在那裡；勞埃德﹒喬
治先生這樣做，是因為他不相信自己的權力能阻止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將他們送人曾發
生於法國的大屠殺。「但因為帕欽德爾在首相和戰時內閣頭腦中引起的恐怖，」丘吉爾
先生寫道，「黑格無疑已經提供了非常的、更為強大的增援。」丘吉爾先生的證據逐漸
表明，在從阿斯奎思先生持久、堅決地反對徵兵開始，直到1917年冬天的這個插曲中，
心腸軟弱的是那些政治家們，不過以軍事背景來看，總體上正確的也是他們。
在每次進攻之後，總參謀部都願意承認結果是令人失望的，但他們傾向於以這種考
慮來安慰自己：敵軍付出了重大損失，在消耗對手方面取得某些令人滿意的進步。丘吉
爾先生指出，當時他就不相信這些結論，而且現在能尋找到的來自雙方的傷亡數字表明，
幾乎每次進攻的結果，都是使進攻一方在人力上比以前更加削弱。弗雷德裡克﹒莫裡斯
爵士在給《時代》的一封信中，對於這種對統計數字的解釋提出置疑。不過，即使丘吉
爾先生在他的問題上走得太遠，他畢竟從總體上似乎已使它成立了。不尋常的是，正是
1918年魯登道夫非常成功的進攻，真正為德國的最終瓦解舖平了道路，並的確使之成為
不可避免的事實。
在丘吉爾先生的書中，最有趣的是他對盛行於雙方的最高司令部的人物類型的印象。
他說：「總之，缺乏那種在歷史上偉大征服者中顯然存在的帝王-勇士-政治家的高度結
合的人物。」除去約菲這個可能的例外，絕大多數最高司令官無疑在其職業上是有傑出
才能的人。但在他們中占多數的是那種遲鈍的笨蛋類型，是那種神經比想象力發達得多
的人。興登堡不是唯一的木頭形象。約菲、基奇納、黑格、羅伯遜、魯登道夫——他們
也可以同樣被紀念。他們睡得酣，他們吃得香——什麼事情也無法使他們。已煩意亂。
由於他們很少能夠自我解釋而寧願信賴他們的「直覺」，所以他們從來難以遭到反駁。
丘吉爾先生引用了羅伯遜寫給黑格的一封信，在信中，羅伯遜建議堅持在西部發動進攻，
「更多地是因為我的天性促使我堅持這一點，而不是由於任何我可據以支持它的好意
見。」丘吉爾先生評論說，「這些話，在其導致近40萬人蒙受犧牲時，是可怕的。」這
種人物類型，在丘吉爾先生關於皮埃爾﹒約菲的半喜劇性肖像畫中，達到了極限，毫無
疑問，敏感性較強的人是無法忍受最高司令部的耗損的。用丘吉爾先生的話說，多虧了
那些能將其處變不驚風度蘊藏於災難性襲擊之中「幾乎到了無法同麻木不仁相區別的程
度」的人，他們才被必要地淘汰了。此外，總司令大概幾乎是最後一個聽取事實真相的
人。「一位軍事參謀的整個思維習慣，是以意見之附庸為基礎的。」這就意味著，政治
家的不那麼重要的思想，對於達到正確結論不是可有可無的。德國的最終失敗，實際上
歸因於她的總參謀部的最高權威。假如德國政治家具有像我國或法國、美國政治家那樣
同等的影響力，她絕不會遭受類似的失敗。依丘吉爾先生之見，她的三個關鍵性錯誤—
—對比利時的侵犯、無限制使用U型艦艇、1918年3月的進攻——都是總參謀部特殊的和
獨有的責任。魯登道夫是總參謀部影響力和它的最高才能的最終化身——那總參謀部的
成員們，被職業同志關係和普通教義的最緊緊地束縛在了一起。他們對於軍中的其他人，
猶如耶穌會教士們在其最輝煌時期對於羅馬教會。他們在每位司令官身邊的、在每個總
部的代表，講著他們自己的語言，保持著他們自己的自信。在這個善人團體眼中，德國
特種部隊和陸軍的將軍們，陸軍軍團司令官們，還有興登堡本人，被視為傀儡，僅此而
已。就是這非同尋常的善人團體，將德國軍隊大概推到了恐怖的境地，激發和組織了殘
忍的行動，也將自己推向了慘敗。
丘吉爾先生沒有掩飾在宏大規模上指揮戰爭的強烈體驗所帶給他的快樂；這種宏大
規模，是決策者所欣賞的。另一方面，他也不隱瞞對那些為其快樂提供原材料的人而言，
這種宏大規模的可怕。此書強調的重心偏於重大決策和高層爭論。但是，他的著作並不
因此在對讀者產生的最終印象上，削弱一種反戰性質——實際上，它比一部反戰主義者
的著作能達到的效果更強。這是來自一個熱愛這場角逐的人的一種揭示，不僅揭示了這
場戰爭之目標與方法的愚蠢，而且進一步揭示出這種愚蠢不是特定角逐者偶然的品質，
而是存在著固有的精神與規則。
1927年3月
二、和平時期的丘吉爾先生
丘吉爾先生已經完成了他的任務——無疑是並且遠遠是對戰爭史最重大的貢獻，一
部將史學家與天才作家的稟賦同事件主要推進者之一的深刻體驗與實踐相結合的僅有的
著作。最後這一卷，我認為不及前兩卷出色——一次滑坡，可能是有關作者在政府中的
失望經歷的書。這是由於，寫作是一種全日制工作；財政大臣也是如此。不過，它比那
些讀過《時代》發表的實在平庸華麗的文摘的人所猜想的，要好得多。因為，那些文摘
失去了綜攬整體的印象。
在他的序言中，丘吉爾先生記載了他與之相關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是如何經過他的頭
腦的。他補充說，這對大多數主要參與者而言大概是一種很普通的經驗——「一個印象
埋掉另一個。」對任何生活於行政變遷中的人來說，也是如此。就我而言，麥基斯蒂克
飯店提供的米德蘭鐵路早餐中苦味柑桔醬的質量，比任何其他東西都更迅速地刺入我的
心中。我能準確了解那種體驗像什麼。只有對那些月復一月生活在戰壕中，或經受著反
復的軍事常規活動，印象一次比一次強烈的人而言，戰爭才能在記憶中復生。然而丘吉
爾先生設法傳達一種當時的動機與氣氛的印象——儘管使人好奇的是，他極少通過引述
同時代的文件來傳達這些印象；對文件引述，讀者是會本能地略過不讀的。這本書也含
有一些奇特的生動段落，帶著深深的情感印跡；對此，我可以特別拿關於英國軍人退役
和關於愛爾蘭條約的描述作例子。而且，它以令人關注的效果將我們最易忘卻的每件事
情重新帶回我們面前──暴力、喋血，以及戰後歲月的紛擾，即丘吉爾先生的標題《余
瀾》。
這本書主要由四個不同的主題組成，有關這些主題的各章是相當分散和相互混雜的
——和平會議、俄國革命、愛爾蘭叛亂，以及希臘－土耳其糾紛。在這些內容之中——
如人們可能預期的那樣——關於俄國事務的描述最令人不能滿意。丘吉爾先生沒有想為
俄國內戰之慘敗中他自己所擔當的角色作不適當地辯護。但他沒能從長遠角度看到這些
事件的重要性，沒能將本質同偶然的插曲分開。他吞吞吐吐地承認了他所實施的一系列
措施的最終無效；他使人們看到了他曾如此理想化的俄國白軍的邪惡性格和衰弱無能
（「不是對物質財富的需求，而是對同志關係、意志力量和坎坷中的堅定性的需求，導
致了鬥爭的失敗。」）；在評論「有較強辨別力」時，他引用了福什這個強硬地拒絕承
認與此事有關的人的話，「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這些軍隊難以持久，是因為他們後面沒
有國內政府」。而在他看來，除去他對列寧之偉大性的讚辭之外，布爾什維克們只是一
種低能的暴力而已。他的想象力使他無法將他們視為鷹隼，無法將白軍軍官視為更像是
在電影中被僱傭的演員。不過他竟能相信他美妙的結尾——「俄國，這個自我放逐的國
家，在她寒冷的北極之夜，磨銳了她的刺刀，通過自我致餓的雙唇，機械地宣告著他的
憎恨與死亡之哲學」——這真是事實的全部嗎？
除了俄國的情況外，丘吉爾先生表現為一位綏靖政策的熱情而持久的倡導者——在
德國、在愛爾蘭、在土耳其的綏靖。例如他於1920年給勞埃德﹒喬治先生的信中寫到—
—「休戰以來，我的政策應當是，『與德國人民保持和平，對布爾什維克暴政發動戰
爭。』」貫穿於整個和會期間，像他所具有的這種影響力施加到了溫和派一方。
同這本書其他任何部分相比，他對和平會議本身的描述中個人色彩較少。這是因為，
他的確僅與它有很少的直接關係。他訪問過巴黎一兩次，但主要還是在倫敦纏身於其他
事務。因此，就像很多置身於談判主流之外的英國內閣人士那樣，他對之持有的是一種
一般性看法。他的態度是為之痛惜——但只是聳聳肩而已。在那時以及在此後，已經有
太多的人聳肩了。他從兩個方面為他的聳肩作了說明：第一，是因為政治家確實很怯懦，
他們的怯懦實際上是一種無能的體現；第二，是因為金融和經濟上的錯誤自然會產生其
結果，反之，未被會議處理的麻煩的邊界問題，卻是唯一的長期現實。關於戰爭本身之
悲慘——現在它們全部結束了；關於此後進程中的大多數事情——它們仍在持續，但一
般也會湮沒在時光之河中；人們也可以這樣說。當不如此做就會喪失他們的職位時，政
治家們必須悖其信念行事，這種教條暗含著他們不像現實中那樣容易替代。我那時相信，
並且現在也相信：在一種環境下，對政治勇氣的投資，最終將得到奇妙的報償。
丘吉爾先生對會議的描寫，缺乏對一個當時被困擾的人而言很自然的感受的強烈性。
然而同時，它又是描寫實際發生的一般人物活動的最好手冊。在這方面，有一兩點值得
挑出來。丘吉爾先生很出色地將1919年上半年對德國封鎖的延長，作為頭等重要的問題
予以強調。關於停戰協定更新和德國糧食供應的持續談判的不平凡的歷史，尚未出版過。
他意識到了它們的重要性，但他對它們的描寫（第66－67頁）一點也不詳盡準確，並且
指出他對那些細節不諳熟或已忘卻了。應該被責備的不是「官員們」。如果要挑出任何
人來對致命的中歐貧困的延續負責，他必定就是有口皆碑的蒙斯若﹒克勞茨。我認為他
這樣說是正確的：勞埃德﹒喬治先生對於絞死德皇是非常真誠的，並且將這種情緒隱藏
了很長時間，直到別人已冷淡下去之後；但他從未在任何時候存在關於賠款的幻想，或
說過任何琢磨起來不包含足以彌補的條款的話。
關於1919年6月1日勞埃德﹒喬治先生在巴黎召集的研究德國對和約草案之答覆的英
帝國代表團會議，他比以前出版的文獻給了世人更多的描寫，這也是很出色的。首相曾
稱這次會議「促使他努力爭取和平條件的緩和。」丘吉爾先生自己散發了一份備忘錄，
被帝國總參謀部長官所贊同，力主我們應至少到中途去迎接德國人。這些觀點，實際上
被整個代表團和整個內閣，包括奧斯汀﹒張伯倫先生，那時他是財政大臣，洛德﹒伯肯
黑德、洛德﹒米爾納和鮑爾佛先生，所接受了。這次會議決定，應當做出許多重要妥協；
並附加了一個決議，授權首相「運用整個英帝國的全部權力以拒絕英國陸軍兵力推至德
國境內，拒絕英國海軍加強對德國的封鎖。」這是勞埃德﹒喬治先生第二次作出天才的
然而失敗的努力來爭取「好的」和平，但事情將並非如此。作為一次幾乎唯一的讓步，
上西裡西亞的公民投票被獲得了。至於其他的，是威爾遜總統——如我已在《和約的經
濟後果》中描寫過的——在這個階段「毫無所獲」。
關於威爾遜總統，丘吉爾先生所言甚多。他不僅有個人記憶的有利條件，而且有豪
斯上校最新書籍的有利條件；豪斯上校的書已為這一場景投下了如此明亮的側光。隨著
證據的逐漸積累，這種印象被強化了：一位盲人，令人難以置信地脫離現實，充滿著一
切錯誤的懷疑。不過他的精神是和平的。丘吉爾先生的總結是公正的。
「美國對歐洲問題解決的強大、超然、善意的影響，是一種珍貴的希望之力。它基
本上在含糊的沖突和半命令半糾纏的干涉中被浪費掉了。假如威爾遜總統從一開始就使
自己與勞埃德﹒喬治和克裡孟梭團結一致，那麼這三巨頭的整體力量可能會在歐洲悲劇
的廣闊場景上施加以絕對的和仁慈的力量。他將自己的和他們的力量浪費在了沖突中，
在沖突中他總是被打敗。作為一位對手和糾錯者，同那些能獲得同志關係的人相比，他
得到的成果非常遺憾、可憐。他本來會使每件事變得迅速而容易，他卻使每件事變得更
緩慢更困難了。他本來能在領導力量強大時解決問題，他卻在精疲力竭和枝節橫生的階
段默認了二流結局。」
「但是，作為船長，他使他的船沉沒了。」
這部編年史結束了。人們翻過丘吉爾先生的第Z000頁時，感覺如何？感謝此人，他
能以如此的雄辯，和對作為所有我們這場戰爭中一代人生活中一部分的事情的感受——
但他看見的、了解的比我們更切近、更清楚——而寫作。欽佩他思想的活力、他對這一
工作的智力興趣和基本感情的強烈專注——這是他最好的素質。可能，還有一絲嫉妒，
由於他的無可置疑的宣告：邊界、種族、愛國心，甚至還有戰爭，如果需要的話，就是
人類的終極真實；對他來說，它賦予事件以一種自負甚至高貫性，對其他人來說，則僅
僅是夢魘般的間隔，應當永遠避免的東西。
192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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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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