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說創作方面，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雖然沒有象戲劇、歌謠、通訊報告那樣，
形成一種有廣大群眾直接參加藝術實踐的局面，卻也同樣呈現出一派生氣蓬勃、豐富多
彩的景象，同樣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和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由於深入工農兵的實際鬥爭，
從中激起創作的熱情，汲取作品的素材，進行藝術的構思，一些有過較長寫作經歷的作
家，像丁玲、歐陽山、周立波、劉白羽等，突破原先的風格，獲得了新的成就；開始寫
作不久的作家，如楊朔、柳青、孔厥、馬加、孫犁等，迅速成長起來，寫出了具有個人
特色的小說；更有大批初露頭角的新人，包括康濯、馬烽、西戎、束為、秦兆陽、王希
堅等，以自己的作品帶來了新的內容、新的格調和色彩；其中有的是並非專門從事文學
活動的實際工作者，也寫下一些讀了令人難忘的作品：從而出現了現代文學史上又一個
小說創作活躍、繁榮的時期。
    最能代表這個時期小說創作的成就和特點的，是在反映農村生活方面，在小說的民
族化、群眾化方面。而在這些方面作出了傑出貢獻的，則是趙樹理。
    趙樹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縣人，出身貧農家庭。他從小參加生產勞動，過
著被剝削的艱苦生活；很小就喜愛民歌、民謠、鼓詞、評書和地方戲曲，還是八音會
(晉東南的一種農民自樂班)裡擺弄各種樂器的好手。這些經歷，對於他通曉農業生產和
北方農村的生活習俗，熟悉農民的文化風尚和藝術愛好，培育自己創作的大眾風格，提
供了有利條件。一九二五年他進入長治省立第四師範學習，從創造社、文學研究會創辦
的刊物中接受了「五四」新文學的影響。後來還受到一九二八年興起的無產階級文學運
動的鼓舞。由於反動當局的迫害，他被迫離開學校，長期過著飄泊不定的流浪生活。從
一九三一年起，他為太原一些報紙副刊寫作小說等多種形式的作品。那時，他已深感
「中國當時的文壇太高了，群眾攀不上去，最好拆下來舖成小攤子。他立志要把自己的
作品先擠進《笑林廣記》、《七俠五義》裡邊去」(註：陳荒煤：《向趙樹理方向邁
進》，《人民日報》(晉冀魯豫版)，1947年8月10日)。他開始寫作文字通俗，識字不多
的農民能看懂，不識字的能聽懂的作品，創作了《鐵牛的復職》、《蟠龍峪》等小說，
並且發表過文藝大眾化的主張。早在這個時候，他已經選擇了一條與很多作家有所不同
的文學道路。他的意見在當時沒有得到響應與支持，所寫的作品也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幾乎全部失散了。雖然如此，它們作為摸索和試驗，為以後的成功積累了有益的經驗。
正如周揚後來指出的那樣：趙樹理是作為「一個在創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準備的
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
術家」，進入文壇的(註：《論趙樹理的創作》，原載1946年8月26日延安《解放日報》，
後收入《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趙樹理參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一年到華北黨校，專門做通
俗文化工作。此後，他在編輯《黃河日報》(太南版)副刊、《中國人》報、《新大眾報》
時，寫作了大量小說、小戲、快板和其他通俗文章。他還參加農村劇團的編導工作，跟
隨劇團深入群眾。一九四三年五月，趙樹理完成了著名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彭德
懷同志為該書的出版題詞：「象這樣從群眾調查研究中，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
見。」十月，他又創作了被譽為「解放區文藝的代表之作」的《李有才板話》。一九四
五年冬，寫成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與此同時，還寫了許多優秀的中、短篇小說，
如《孟祥英翻身》、《地板》(一九四四)、《福貴》(一九四六)、《小經理》、《邪不
壓正》(一九四八)、《傳家寶》、《田寡婦看瓜》(一九四九)等。在短短幾年間，趙樹
理就以積極貫徹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並最早取得豐碩的成果，而受到人們的熱情
贊揚。一九四六年八月，郭沫若和周揚分別在上海和延安發表文章，推薦趙樹理和他的
作品。郭沫若評論《李有才板話》話：「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穎、健康、簡樸的
內容和手法；這兒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義，新的作風，新的文化，誰讀了我
相信都會感著興趣的。」(註：郭沫若的《板話及其他》，1946年8月16日上海《文匯報》
副刊《筆會》)一九四七年七月，晉冀魯豫邊區文聯召開會議，號召文藝創作向趙樹理
方向邁進。八月，邊區政府以唯一的文教作品特等獎授予趙樹理的小說。趙樹理成了解
放區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迅速翻譯介紹到國外。從長期默默無聞，到引
起如此強烈的反響，不只是他個人不懈努力的成果，還鮮明地標志著延安文藝座談會以
後，革命文學運動從指導思想、讀者對像到作品內容各個方面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
    《小二黑結婚》描寫根據地一對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為沖破封建傳統、爭取婚
姻自主的鬥爭，這場鬥爭由於受到金旺等惡霸的迫害和家庭的阻撓而發生了波折。作品
生動地塑造了農民中落後人物的形象。二諸葛是個善良但膽小怕事的老農。他要維護家
長的權威和包辦婚姻制度。由於迷信，他反對小二黑與小芹結合。三仙姑則是一個沾染
著好逸惡勞等惡習的婦女。她用裝神弄鬼掩護輕浮放浪的行為，為貪財而出賣女兒。這
兩個人物形象的真實塑造，深刻揭示了農村小生產者精神上的落後面，從一個方面表明
實行民主改革、移風易俗的重要意義。但是，無論是惡霸的逞兇或家庭的阻撓，都無法
壓制小二黑和小芹爭取自由與幸福的意志。他們堅強不屈地進行鬥爭，在民主政權的支
持下，終於取得了勝利。落後的家庭中成長了進步的新一代，表明了舊事物的崩潰之勢。
作品描寫惡霸勢力受到應有的懲罰。落後的阻擋社會進步的人物，也陷於逐漸覺醒的群
眾包圍之中，受到了應有的嘲弄和批判，並終於被迫實行自我改造。從《傷逝》描寫子
君、涓生這一對城市知識青年為自由結合進行鬥爭而失敗，到《小二黑結婚》中農村男
女青年爭取個性解放獲得勝利，可以量出中國革命在二十多年間所邁出的巨大步伐。
《小二黑結婚》熱情地歌頌了民主政權的力量，歌頌了農村社會的長足進步，歌頌了新
一代農民的成長；因而立即得到農村中要求民主改革的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年的熱烈歡
迎。
    《李有才板話》通過閻家山改選村政權和實行減租減息中的曲折過程，深刻地反映
了抗戰時期農村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閻家山是閻錫山統治下山西農村的縮影，這裡
的封建統治根深蒂固。抗戰後雖然成了敵後根據地，但惡霸地主閻恆元仍然依仗地的勢
力和影響，採用更加狡猾的手段，維持他的統治。他退居幕後，安插親信，操縱村政權，
瞞過了章工作員，為非作歹。閻家山實行上依然是閻家天下，卻居然還得到一個「模範
村」的光榮招牌。作品相當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地主的兇狠狡詐的反動本質，在「丈地」
一節中把閻恆元的詭計多端刻劃得入木三分。但是在黨的影響下，農民群眾已經開始覺
醒。象老秦這樣精神上被腐蝕、被壓服，把剝削視為天經地義的人，已經不代表閻家山
農民的主導方面了。李有才和圍繞著他的「小字輩」人物，儘管還受著嚴重的壓抑，卻
都迫切要求沖決封建牢籠，爭取翻身解放。作品著力塑造了李有才的形象，他了解農村
的社會、歷史狀況，有一定的閱歷和鬥爭經驗，性格豪爽但又冷靜深沉。因而在階級力
量對比不利時，只是用拋「冷話」，即冷嘲的方式來表示自己的不滿與抗爭。作者還把
他塑造成一個民間藝人，他的卓越的藝術才幹和黑暗環境的逼迫，使他用快板的特殊武
器進行鬥爭。作品中許多段快板既是情節的有機組成部分，又是塑造李有才形象的重要
手段。這些快板所表現出來的鮮明的愛憎感情，風趣幽默的風格，正是李有才個性特徵
的重要方面。「小字輩」人物是李有才快板的熱心的傳播者，他們的政治積極性更高，
鬥爭性更強；作為新一代的農民，在農村民主革命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閻家山農民不能得到真正的翻身，關鍵在於負責領導工作的章工作員，犯了主觀主
義，脫離群眾，因而不能貫徹黨的階級路線。他沒有發現李有才和「小字輩」人物，卻
依靠了閻恆元的勢力。作品塑造了長工出身的黨的農村幹部老楊的形象，有意地把他與
章工作員進行對比。他的強烈的階級愛憎，樸實深入的工作作風，處處與群眾打成一片
的優良品質，一舉一動無不表現出從農民中成長起來的黨的幹部的特色。老楊迅速地找
到了農民中的革命分子，依靠他們發動組織群眾，只用了三天時間就斗倒了閻恆元，掀
掉了壓在農民身上的封建磐石。這個有聲有色的過程，有力地說明了當黨的正確的路線、
政策，一旦與廣大農民真正結合在一起，立即就產生出巨大的物質力量，足以創造出空
前的奇跡。《李有才板話》雖然只描寫一個小小村莊的鬥爭，所蘊含的思想卻是發人深
思的。
    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描寫太行山區一個村莊從大革命失敗後到抗戰勝利近二
十年間所發生的變化，在更為廣闊的背景上描寫閻錫山統治下山西政局的動盪，以及對
於農民生活造成的影響。作品開頭的訴訟場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後農村仍然保持著極端黑
暗的封建統治。鐵鎖一家的不幸遭遇表明農民在苦難深淵中的掙扎。李家莊的惡霸地主
李如珍，是閻錫山反動政權的社會支柱，蔣馮閻戰爭中他的勢力有了發展，結果加速了
農村破產。鐵鎖流落城市，成了手工業工人，開始接受黨的影響。特別在抗戰爆發後，
在國共合作的條件下，黨利用合法鬥爭啟發農民的覺悟，農民與漢奸封建勢力的鬥爭有
了發展。閻錫山發動「十二月政變」，對共產黨員和廣大農民實行血腥屠殺。在血的教
訓下，鐵鎖等進一步覺悟了，最終走上了黨所領導的武裝鬥爭的道路。小說的高潮是農
民與地主兩個階級的驚心動魄的生死搏鬥。從「血染龍王廟」的大血案，到農民群眾懷
著深仇在大恨懲處李如珍，鬥爭取得了重大勝利。作品從沉重的封建壓迫寫起，描寫了
一系列事件，最後是激動人心的踴躍參軍的場面，生動地表現了黨領導的人民革命，經
過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直到勝利的過程。書中描寫了各階級的許多人物，塑
造了鐵鎖、冷元、白狗等一批反抗的農民形象。其中寫得最充分的是鐵鎖。作品描寫了
他在革命低潮、高潮幾個不同時期的思想變化。他受李如珍經濟、政治上的幾重壓迫，
對於不公的世道有過懷疑和不滿，心存翻身復仇的願望。正當他尋找出路而不得時，遇
到了共產黨員小常。黨啟發了他的階級覺悟，此後在實際鬥爭中成長為一名優秀的革命
戰士。鐵鎖從一個有自發反抗要求的農民，在黨的教育下，逐步變成自覺的階級戰士，
這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農民運動面貌的根本變化。他的道路很有典型意義。但《李
家莊的變遷》下半部過程發展得過於匆促，人物形象塑造不力，鐵鎖參加革命後的性格
刻劃不夠，面貌模糊，因而影響了這一形象的完整性。其他人物的塑造也有類似的缺點。
這使《李家莊的變遷》未能達到更高的藝術成就。
    趙樹理的其他短篇小說，從不同的方面表現了解放區農村社會關係的變革。《孟祥
英翻身》寫太行山區渡荒英雄孟祥英，從一個受欺壓的年輕媳婦，在黨的影響下，「從
不英雄怎樣變成英雄」的故事。作品重點描寫婆媳關係，揭露和批判壓迫、殘害婦女的
宗法制度的黑暗，歌頌新政權使婦女長期受壓抑的智慧才幹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同樣反
映婆媳關係的還有《傳家寶》。相同的題材卻有不同的時代特徵。孟祥英的婆婆不讓媳
婦參加社會活動，是由於抗戰時期黨在這裡建立的政權還不穩固。婆媳矛盾中包含著鮮
明的政治矛盾的內容。《傳家寶》中李成娘和金桂的矛盾，卻反映了解放區政權穩固之
後，經濟上的發展帶來農民理家方式的變化。李成娘箱子中破布片的分類歸檔，是為適
應自然經濟下農村家庭自給自足的生活的，從這裡表現了李成娘的勤儉、精明的勞動婦
女的本色。而金桂的布包裡的錢糧票證，卻表明在農村交換發達，集體經濟開始萌芽的
條件下，家庭生活的改變。她同樣善於精打細算地過日子，而且適應了時代的潮流。犯
了經驗主義的婆婆在媳婦面前認了輸，這不僅是新型婆媳關係的開始，也是農村社會進
步的生動表現。《福貴》反映改造二流子問題。為了發展解放區農業生產，改造二流子
是一項不可或缺的任務。但是，長期封建統治造成的習慣勢力，使幹部和群眾也把某些
善良的受壓迫者誤為二流子。福貴正有這樣的遭遇。族長王老萬以高利貸盤剝的手段，
奪走了福貴的土地，還以族規嚴懲了福貴，使自己的剝削完全合法化了。福貴走投無路，
當了吹鼓手，而這是被視為下賤的職業，因此被蠻橫無理地當作「二流子」。通過這些
描寫，對舊社會提出有力的控訴，也對習慣勢力作了嚴正的批判。《邪不壓正》描寫中
農王聚才的女兒軟英的婚姻糾紛，本意在於通過地主狗腿子小旦在土改中混入幹部隊伍
繼續為非作歹等情節，揭示土改初期工作中的問題。但這個作品更大成就在於極為形象
地描寫了以「割封建尾名」之名，侵犯中農利益的「左」傾錯誤，揭示了產生這種錯誤
的階級根源。不但象小旦這樣的人在不斷侵吞，而且一部份貧農幹部，也多占了勝利果
實。這就使本已十分貧困的農村，更顯得僧多粥少了。為了填滿「窟窿」，必然向中農
開刀。作品不僅提出了當時華北解放區土改運動中帶普遍性的問題，而且對人們認識農
村社會的複雜狀況，也很有價值。趙樹理還滿懷熱情地歌頌農村新人新事。《小經理》
中表揚了三喜，他是一個十分平凡的青年，卻是農村合作事業發展的形勢下產生的新型
人物。《田寡婦看瓜》通過田寡婦的心理變化，歌頌了新農村的道德面貌的大改觀。
    「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創作中，農民是不少作家努力表現的對象。魯迅第一個懷著
熾熱的同情描寫了受著深重壓迫的貧苦農民，他筆下的農民大多備嘗苦難而尚不覺醒，
身心均打著階級壓迫的深深烙印。經過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高潮，到了三十年代，在
深入發展的農村革命的推動下，一些左翼作家筆下開始出現了覺醒反抗的年青一代新農
民形象。但是在當時主客觀條件下，特別由於作家未解決與農民感情上打成一片的問題，
因而不可能塑造出真實豐滿的農民形象，在某些形象中還不免夾帶著許多知識分子思想
感情的雜質。在這點上，趙樹理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一方面由於時代的緣故，他的筆下
出現了翻身農民的嶄新形象。這些農民關心政治，在社會生活中有了主人公感，開始表
現出創造歷史的主動性。儘管人更加熟悉並能得心應手加以表現的，仍是老一輩的農民；
但就是這類農民在他的的作品中也已是被時代大潮所衝擊，挾帶著向前進步著的。另一
方面，由於趙樹理來自農民，始終不脫離農民，熱愛而且深刻了解農民，使他所塑造的
農民形象，從思想、感情、習性、氣質，到觀察、思考、表達的方式，都具有地道的農
民的特質。這就是在文學的內容和形象塑造上，趙樹理為新文學所增添的新因素。
    對於農村生活和農民心理真切深入的理解，從生活實際出發的現實主義藝術原則，
使趙樹理的作品表現的是當時人們所普遍關切之事。他說：「我在做群眾工作的過程中，
遇到了非解決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決了的問題，往往就變成所要寫的主題。」(註：
《也算經驗》、《趙樹理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他寫《李有才板話》，是
因為「那時我們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別對於狡猾地主還發現不夠，章工作員式的
人多，老楊式的人少，應該提倡老楊式的作法，於是，我就寫了這篇小說。」(註：
《當前創作中的幾個問題》，《三復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為了防止土改運動中，
群眾未充分發動之前，流氓壞分子混入幹部隊伍以及少數當權幹部容易變壞，他寫了
《邪不壓正》「使土改中的幹部和群眾讀了知所趨避」(註：《關於〈邪不壓正〉》，
載《人民日報》1950年1月15日)。他的作品的主題思想常常有較大的現實意義，但並不
是政治概念的沒有藝術生命的圖解。趙樹理的小說，描寫也廣大農民與封建地主的矛盾。
抗戰時期民族矛盾占主導地位，黨對地主實行減租減息政策，趙樹理卻已敏銳地抓住階
級鬥爭尖銳性、複雜性的問題，在一些作品中描寫了這種鬥爭在不同環境中的不同表現
形式。同時，趙樹理還比較充分地反映了這一時期農村社會生活的變革，即在解決了政
權問題之後，對舊農村社會的改造。他描寫了人的地位、人的思想和家庭內部關係的變
化。在《小二黑結婚》、《孟祥英翻身》、《福貴》、《傳家寶》等作品中，他相當深
刻地描寫了宗族、家庭中長幼關係、婚姻關係、婆媳關係等矛盾的演變。這些描寫，反
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某些本質的方面，並且表現了一個新時代、新天地的誕生。越樹
理並不迴避矛盾，敢於接觸生活中的問題和落後面。他認為只有展現閻恆元的全套陰謀
詭計和老槐樹下受壓迫者繼續受壓的真實狀況，才能與「模範村」的稱號形成強烈的對
照，從而揭露主觀主義、脫離群眾的嚴重危害。只有寫活了二諸葛、三仙姑，才能使人
們從他們的愚昧麻木中，加深對改變封建舊習俗的嚴重性、迫切性的認識。在新舊兩種
力量的對比中，趙樹理在進步的一方加上了政權的力量，使矛盾最終向積極的方面轉化。
他認為當時群眾尚未充分發動，亟需民主政權的支持，現實生活中矛盾的解決一般都是
這樣的。他不願為了激化矛盾而改變構思，而是按照他所看到的生活的本來面目安排情
節。中國的封建社會有過漫長的歷史，小生產方式的影響更是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特別是農村社會的各個角落普遍存在，在作為勞動者的貧苦農民的心靈中，也留下很深
的印記。中國農村的民主改革，必然是複雜曲折的，充滿了從你死我活的流血鬥爭到內
心深處的微妙波動的各種矛盾沖突。趙樹理以其細緻生動的筆觸，充分地刻劃了這些變
化的歷史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小說是處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浪潮中的中國農村社
會的一面鏡子。
    趙樹理在小說藝術的民族化、群眾化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在人物塑造、情節
結構和語言上，他都有所創造，形成了他在藝術上的獨特風格。這既是他個人的藝術風
格，也是民族的、大眾的風格。創造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小
說民族形式，是趙樹理對新文學發展所增添的又一新因素。
    趙樹理的小說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他沒有對這些人物作靜止的描繪、分析、議
論。他繼承了我國古典小說塑造人物的特點，適應群眾的欣賞習慣，把人物放到故事情
節的發展中，在矛盾沖突中，通過人物自身的行動和語言，來展現自己的性格特徵。從
「不宜栽種」到「恩典恩典」的一串故事中，把二諸葛的迷信、迂腐、懦弱但又老實、
厚道的性格表現得十分鮮明。從「米爛了」到精心梳裝打扮，趕到區上去鬧，則表現三
仙姑假裝迷信、潑而且賴的特徵。同樣兩個落後人物，放在同樣環境中，卻能將其截然
相反的性格特徵凸現出來。由於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徵，因而寥寥數筆就能把人寫活，很
有以筆傳神的功夫。《催糧差》中舊衙役的走狗特性，《劉二和與王繼聖》中地主少爺
的兇頑而又嬌弱的性格，《小經理》中老管賬的油滑世故，都寫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一些次要人物，也能一兩筆寫活。於福牽驢送三仙姑上區，張得貴抱著筆硯算盤隨閻恆
元丈地，只用一個動作就把他們的身份、地位、性格點了出來，頗可耐人尋味。就是老
槐樹下的那些「小字輩」，或熱烈，或冷靜，面目也不雷同。趙樹理的小說較少大開大
闔的情節，激烈動盪的場面，因而人物往往不是在起伏很大的動作中完成性格，而多在
日常生活細節中，通過樸實、簡煉但卻細膩的描寫去展現。象孟祥英、李成娘等都是在
日常家庭生活細節中表現她們的。細節的真實，頗能表現趙樹理的精確描繪生活圖畫的
長處，並使他的小說具有嚴格的現實主義的特色。《小二黑結婚》中二諸葛的神課、三
仙姑的裝扮，《李有才板話》中「小字輩」的稱呼和他們過「添倉」節吃黏米糕的細節，
《邪不壓正》中下聘禮的具體入微的描寫，《李家莊的變遷》中樹木和側所所有權的訴
訟、吃烙餅的陋規，《劉二和與王繼聖》中的給關老爺唱戲的活動……，這許許多多細
節，不但與人物塑造有密切關係，而且使作品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地方色彩，它們都
是地道的中國的，說得更確切一些，都是十足的中國北方農村的；即使從民俗學的角度
去讀，也有很高的認識價值。趙樹理小說在結構上的特點是，故事性強，講求情節的連
貫性和完整性；常常采用大故事套著幾個小故事的手法，環環相扣，層層推進。作品的
開頭總要設法介紹清楚人物，而後隨情節的發展展開人物的性格，最後必定交代人物的
結局、下落，做到來龍去脈，都有頭有尾。注重故事性，還使他的小說敘述多於描寫，
描寫融於敘述。那些用白描手法所作的細膩的描寫，往往是最為引人入勝的段落。趙樹
理在語言上更有傑出的創造。在他之前還很少有人完全做到使用北方農民的口語來寫作。
不但人物語言是農民的口語，就是作者的敘述語言也完全口語化了。無論講述故事或評
論人物、事件，都使人覺得是一個農民在說話。但這又是經過提煉的，純粹、質樸、平
易，描情狀的，繪影傳神，都能形象逼真，生動活潑；在輕松幽默、風趣橫生之中，表
現出人民群眾的聰明機智和樂觀主義。沒有這種獨具色彩的語言，也就沒有趙樹理的特
殊的藝術風格。
    趙樹理小說的藝術特色是他的高度的群眾觀點的表現。他在寫作時首先考慮使群眾
聽起來順當，讀起來習慣。寫成一篇小說，往往先念給周圍的農民或基層幹部聽，以檢
驗實際效果。凡是農民聽不慣的就設法修改。他不認為這是犧牲藝術性去俯就群眾，而
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藝術真正在廣大群眾中發揮自己的作用。他並沒有遷就、迎合某些
落後、狹窄的趣味，而是在群眾口語、民間藝術的基礎上提煉加工。他的作品做到雅俗
共賞，把大眾化和藝術化統一了起來。他強調繼承民間藝術的傳統，從中吸取了豐富的
營養；但並不是簡單的模仿。他清醒地看到民間的傳統文藝存在著「缺陷」，需要加以
「補充」改造(註：《〈三裡灣〉寫作前後》，《三復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為
了使之豐富多樣，便於表現現代的生活，適應現代讀者的需要，趙樹理的小說又融入了
中國古典文學和「五四」以來新文學的長處，創造出獨具一格的民族新形式。他的這種
具有鮮明民族化群眾化的藝術風格，對於後來的小說創作發生深遠的影響，在五十年代
形成了被人們親切地稱為「山西派」、「火花派」、「山藥蛋派」(註：《火花》是五
十至六十年代山西的文藝刊物。山藥蛋是山西對於馬鈴薯的俗稱)的藝術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