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克思和韋伯那裡能夠學到的最重要的教訓是歷史對於理解社會的重要性。雖然
他們確實關注如何把握一般性和普遍性，但是他們也關注特殊時期的具體環境，以及各
種不同地區的相似性和差異。他們明確地承認，要對社會事實作出充分的解釋，就必須
對事實是如何發生的歷史作出說明；他們承認，比較歷史分析對於研究穩定和變遷是必
不可少的。簡言之，這兩位傑出的思想家也是值得人們學習的歷史社會學的設計師；因
為他們兩人都贊成一種開放的、以歷史為基礎的理論和方法。
埃爾文﹒蔡特林在社會科學的歷史發展中，對普遍性的期待，無論是多麼真誠的追
求，從來沒有像這樣被滿足過。……社會科學是19世紀在歐洲和北美形成的，因此毫不
奇怪，它是以歐洲為中。心的，當時的歐洲世界覺得自己是文化上的勝利者。……
任何一種普遍主義都會激起反響，而這些反響在某種意義上是由占支配地位的普遍
主義的性質決定的。……檢查我們的理論前提，看看是否隱藏著未經證實的先驗假設，
乃是當今社會科學首先考慮的一件事。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1．整體主義方法論與對像
我的論點是，多樣性裡存在著統一性。但是，如果我們不考慮統一性本身是如何產
生的，是如何不斷地改變多樣性的，我們就不能理解和欣賞世界的多樣性。我們大家都
必須生活在這同一個世界裡，這個世界必須容忍和能夠欣賞統一性裡的多樣性。當然，
我說的是容忍和欣賞民族、性別、文化、趣味、政治和膚色或「種族」的多樣性。我不
贊成不去進行鬥爭而認可性別、財富。收入和權力的不平等。因此，如果有一種世界視
野能揭露當今在某些圈子裡重新流行的所謂「種族清洗」和「文明的沖突」在主觀上的
不道德和客觀上的荒謬，那麼我們大家都能從中受益。本書就是想從近代早期世界經濟
史的角度，為一種更充分的「人類中心」視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礎。
布羅代爾是歐洲史專家，也是罕見的世界史專家。他指出：「歐洲最先創造了歷史
學家，然後充分利用他們」來促進歐洲人在國內和世界各地的利益。這句話在幾個重要
方面是令人驚訝的。首先，撰寫歷史著作不是歐洲人發明的，甚至也不是希羅多德和修
昔底德發明的。中國人、波斯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的人早就撰寫歷史了。其次，希羅多德
本人就堅持說，「歐洲」不是一個獨立的存在，因為它只是歐亞的一部分，而歐亞內部
沒有明確的分界線。或許布羅代爾的腦子裡想到的是在希羅多德之後很晚近的一代歷史
學家。但是，即便是這些發明了歐洲中心歷史的歷史學家，也遠遠晚於伊本﹒巴圖塔
（比nBatuta），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拉什丁（Rashidal．Din）等這些名聲
顯赫的阿拉伯歷史學家、編年史家和世界旅游家。他們早就撰寫了非洲一歐亞世界的歷
史，而且很少帶有阿拉伯中心論或伊斯蘭中心論的色彩。
的確，歐洲人似乎發明了地理學，因為雖然『欺亞」這個概念的發明者處於這片大
陸的邊遠半島，但是這個概念本身是一個歐洲中心論的命名。在馬歇爾﹒霍奇森於1968
年過早地去世之前，他譴責了按照墨卡托投影繪製的地圖，因為這些地圖把小小的不列
顛畫得幾乎與印度一樣大（Hodgson1993）；布勞特（1993）也揭露了「歷史的邊界」
的地圖繪製一直是以歐洲為中心的。馬丁﹒劉易斯（MartinLewis）和卡倫﹒威根
（KarenWigen）（1997）則發表了《大陸的神話》。一個例子是，歐洲人不顧實際地理
狀況，堅持把他們的半島說成是「大陸」，而人數眾多的印度人則只占有一個「次大
陸」，中國人至多占有一個「國度」（country）。實際上相應的地理和歷史單位是
「非洲一歐亞」（Afro－Eurasia）大陸。但是這個單位更準確地說應該像阿諾德﹒湯
因比所建議的那樣稱作「非亞」大陸（Afrasia）——世界歷史學會前主席羅斯﹒鄧恩
（RossDunn）最近再次提出這種建議。甚至這種構詞也還不能反映出這兩個大陸的地理
幅員、人口密度以及歷史重要性。當然，歐洲在這幾個方面都望塵莫及。
誠然，後來的歷史學家全神貫注於他們自己的歐洲肚臍眼兒。但是，這可以用社會、
文化、政治和經濟環境的影響來解釋，甚至開脫。總之，歷史學家之所以撰寫「民族的」
歷史，是因為受到這麼強大的影響，從而反過來從意識形態上支持歐洲和美洲的「民族
主義」，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政治和經濟利益服務。然而，這些歷史學家超出了他
們自己「民族」的範圍，竟然宣稱「歐洲」或「西方」過去和現在都是世界其他地區的
「肚臍眼兒」或「中心』（也就是心髒與靈魂）。如果說他們對別人有什麼贊揚，那也
不過是很勉強地在「歷史」方面，而且這種「歷史』欺像東方快車，行進在僅有的向西
舖設的軌道上，穿越時間隧道，從古代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開到古典的希臘和羅馬，
再經過中世紀（西方）歐洲，開到現代。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國
人有時受到有禮貌的接待，但更多遇到的是不太禮貌的接待。除了周期性地出現在中亞
並腫『文明的」定居民族發動戰爭的「野蠻的」游牧民族外，其他民族，如非洲人、日
本人、東南亞人和中亞人則根本不被提及，似乎他們對歷史沒有貢獻，甚至沒有參與歷
史。在數不勝數的例子中，我這裡只引述其中的一部著作的前言：「《西方的基礎》是
關於西方從古代近東肇始到17世紀中期的世界的一項歷史研究」。
近現代歷史，包括早期和晚期近現代歷史，是由歐洲人制造出來的，按照布羅代爾
的說法，正如歷史學家所「知道」的，歐洲人「以歐洲為中心組建了一個世界」。這就
是歐洲歷史學家的「知識」，而正是他們「發明」了歷史學，然後又充分利用了它。人
們甚至絲毫沒有想到，也許還有另一條相反的道路，也許是世界創造了歐洲。而這正是
本書想加以證明的，至少是想在這方面做一點嘗試。
本書給自己設定了一系列的任務。它們既十分宏大，又極其有限。說它們十分宏大，
是因為我要向眾多被公認為「經典斷』和「現代的」社會理論的基礎——歐洲中心歷史
學挑戰。我在主觀上設定的有限目標甚至更為自負：我僅限於對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
經濟作出另一種提綱挈領的展示，我希望讀者對此感到滿意。我們大家（不得不）共同
生活在一個世界政治經濟體和社會體系裡。現在我們只是對這個世界政治經濟體和社會
體系的結構、功能、運動和轉變提出初步的（但以後會更深入、廣泛的）總體分析和理
論。本書希望能夠為此提供一個基礎。
本書的局限性很可能超出了我的預想，甚至會妨礙我達到這種有限的目標。但是，
即便是對於重新檢視近代早期全球世界經濟及其結構特徵，進而考察它們是如何衝擊其
部門性和區域性組成部分的這樣一種嘗試來說，這也已經無礙大局了。對於這個世界經
濟及其各部分的大部分歷史發展所作的說明會比應該得到的說明要簡短得多。本書與其
說是嘗試寫一部這一時期的世界史或經濟史，不知說是嘗試著提供一個關於近代早期經
濟史的全球視野。雖然歷史證據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證據來挑戰公認
的證據，而是要用一種更充分的人類中心的全球範式來對抗公認的歐洲中心範式。
我的主旨是想證明，為什麼我們需要一種全球視野。我們不僅在世界經濟史方面需
要這種全球視野，而且也是為了我們能夠在全球整體的範圍內給從屬和參與世界經濟的
部門、地區、國家以及任何片斷和進程定位，因為它們都不過是這個全球整體的組成部
分。具體地說，我們需要一種全球視野，是為了鑒別、理解、說明和解釋——簡言之，
理解——「西方的興起」、「資本主義的發展」、「歐洲的霸權」、「大國的興衰」，
以及前「大」不列顛、美利堅「合眾國」、前蘇聯、「洛杉磯的第三世界化」、「東亞
奇跡』等等諸如此類的過程和事件。這些過程和事件都不是僅僅。甚至主要由於上述任
何一個組成部分的「內部」力量的結構或互動而造成的。它們都是統一的世界經濟體系
的結構和發展的一部分。
由此得出的一個推論是，歐洲不是靠自身的經濟力量而興起的，當然也不能歸因於
歐洲的理性、制度、創業精神、技術、地理——簡言之，種族——的「特殊性」（例外
論）。我們將會看到，歐洲的興起也不主要是由於參與和利用了大西洋經濟本身，甚至
不主要是由於對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剝削和非洲奴隸貿易。本書將證明，歐洲
是如何利用它從美洲獲得的金錢強行分沾了亞洲的生產、市場和貿易的好處——簡言之，
從亞洲在世界經濟中的支配地位中謀取好處。歐洲從亞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後暫時站到
了亞洲的肩膀上。本書還試圖從世界經濟的角度解釋「西方」是如何達到這一步——因
而，為什麼它可能很快會再失去這種地位。
另外一個推論是，近代早期的歐洲在世界經濟中既不比世界其他地區更重要，也不
比世界其他地區更先進。即使把它的大西洋外圍地區都考慮在內，也是如此。當時的歐
洲絕不是任何世界範圍的經濟體或體系的「中心」或「核心」。布羅代爾（1992）、沃
勒斯坦（1974）以及其他人，包括弗蘭克等所謂的以歐洲為「核心』的那種「世界經濟
和體系」本身實際上是很次要的，而且在很長時間裡一直是真正的世界經濟整體的一個
邊緣部分。我們還將看到，歐洲擁有的加入這個世界經濟的唯一有效的手段是它從美洲
獲得的金錢。如果說在1800年以前有些地區在世界經濟中占據支配地位，那麼這些地區
都在亞洲。如果說有一個經濟體在世界經濟及其「中心」等級體系中占有「中心」的位
置和角色，那麼這個經濟體就是中國。
但是，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經濟或體系中尋找所謂的「霸權」，乃是綠水求魚。在
1800年以前。歐洲肯定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無論從經濟份量看，還是從生產、技術和
生產力看，或者從人均消費看，或者從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機制的發展看，歐
洲在結構上和在功能上都談不上稱霸。16世紀的葡萄牙、17世紀的尼德蘭或18世紀的英
國在世界經濟中根本沒有霸權可言。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上述國家無一例外。在所有
這些方面，亞洲的經濟比歐洲「發達」得多，而且中國的明一清帝國、印度的莫臥爾帝
國、甚至波斯的薩菲帝國和土耳其奧斯曼帝國所具有的政治份量乃至軍事份量，比歐洲
任何部分和歐洲整體都要大得多。這個看法也涉及到當代和未來的世界發展問題。東亞
最近的經濟「發展」引起了周圍世界的極大關注，但也使人們產生了極大的困惑，不知
道該如何把所看到的發展情況納入西方的世界圖式。只要想一想把日本說成是「西方」
的一部分，南非在種族隔離時期把日本人稱作「尊貴的白人」等等是多麼荒謬，這個問
題也就很清楚了。除了日本之外，人們的注意力尤其轉移到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
這「四小虎」或「四小龍」身上。但是，現在人們的注意力越來越多地集中到東南亞的
其他小龍和正在地平線上赫然出現的中國巨龍身上。新聞界甚至認為：
中國正以宏大的氣勢以及微妙的和粗笨的方式……使整個亞洲感受到它自18世紀以
來所不曾有過的份量。……
這條龍已經躁動了，這就改變了亞洲各國政府從有關區域貿易模式到制造業的種種
問題的決策……這也證明從日本、韓國到東南亞一帶的這一地區的地緣政治發生了變化。
1996年3月18日華盛頓《國際先驅論壇報》）
為了更深入地說明這個問題與我們的討論的關係，我們可以引用這家報紙連續兩天
的評論。我們在《美國必須學會尊重亞洲人的處事方式》這一標題下看到：
西方人習慣於教訓亞洲人如何行事。這種情況現在快要結束了。亞洲國家正在變得
強大起來，足以建立和維護他們的自主機……如果還想用西方方式來改造亞洲國家，那
是不太可能成功的，而且還會引起亞洲人與西方的再一次沖突。……西方人需要承認亞
洲人的平等地位，承認他們按自己方式行事的權利……並且肯定「亞洲人』價值觀的合
理性。
過了一天，同一家報紙在《爭議的焦點是國際體系的性質》的標題下報道說：
與中國的沖突是一切關於國際體系及其政治、金融和貿易機構的性質的爭論。無論
有意還是無意，中國在咄咄逼人地推動著形成另外一種對北京的目標更有利的國際體系。
這明顯地體現在中國爭取修改世界貿易組織的准入規則的努力中。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希爾﹒蓋茨認為，這是因為在這個世界裡，只有中國成功
地抵制了「起源於西歐的資本主義的壓力…。而且在過去幾個世紀裡頂住了西方帝國主
義改造世界的潮流」。還有些人則用「儒教」「沒有國家干預的市場的魔法」等等來
「解釋」這次亞洲的甦醒。可惜，當代東亞的經驗似乎不能很合適地納入任何公認的西
方理論模式或意識形態圖式。相反，東亞發生的情況似乎違背了所有的西方準則——這
些準則規定了「應該」如何行事，實際上是要求重複「我們」走過的「西方道路」。太
糟糕了！
本書的觀點是，東亞的「興起」是很自然的事情，無須因為它不適合西方的圖式而
大驚小怪。本書提出了另外一種不同的圖式，東亞以及亞洲其他地方當前的情況和未來
可能發生的情況可以納入這一滴式。這是一個全球經濟發展的圖式。在這個圖式中，直
到很近的時期，亞洲，尤其東亞早就占據並維持著支配地位。只是在不到兩個世紀之前，
由於後面將要探討的原因，亞洲經濟才失去了在世界經濟中的支配地位，而這種地位逐
漸被西方所占據——顯然只是暫時的。
西方人對於「西方的興起」的解釋受到了一個犯了「張冠李戴」錯誤的實例的打擊。
情況看來應該逐漸明朗了：那種「發展」與其說是「西方的」現象，不如說是世界經濟
的現象。世界體系的「領導權」——而不是「霸權』——暫時地「集中」在一個（或少
數）部門和地區，但是會再次轉移到另一個或另一些部門和地區。19世紀發生過這種情
況，現在看來，21世紀初還會發生這種情況，世界經濟的「中心」似乎正在轉回到「東
方」。
這個觀點在別的地方也出現過，但是其表述卻值得商榷。腳將完成的圓圈：環太平
洋地區的經濟史》這部著作是從描述一千年前來代中國的經濟成長入手的。但是，在該
書看來，明清時代的中國以及日本基本上是封閉和停滯的，於是太平洋地區首先是變成
一個「西班牙的內湖」，然後又臣服於「英國的綏靖」和「美國世紀」；只是經過了所
謂的五百年或七百年的中斷期和西方入侵的重大干預之後，環太平洋地區及其東海岸才
再次興起。另外，在菲利普﹒費爾南德斯一阿爾梅斯托（FelipeFernandez－Armesto）
1995年發表的研究近一千年世界史的著作中，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西方對亞洲的入侵
始終是表面的和邊緣性的，西方的優勢被說成是短暫的和行將消失的。但是，在他看來，
中國和亞洲其他部分目前和未來可能上升到世界支配地位的這一趨勢，不過是近一千年
前宋代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優勢的復興。本書的觀點則恰恰相反。我認為，這種支配優勢
的隱沒持續了不到兩個世紀。另外，我試圖證明，這些轉移也是全球「發展」的一個長
周期過程中的組成部分。這一章導論——也是結論——將闡釋這些歷史認識對於社會理
論的意義。
2．堅持全球觀念，反對歐洲中心論
在迄今為止的一段時間裡，「西方」是把世界其他地區的大部分都歸到「東方學」
的名下來認識的。「西方」（West）和「其他地區』（Rest）的對偶概念出自亨廷頓
（1993，1994）。西方世界到處都有「東方」研究及其機構。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愛德
華﹒賽義德在1978年發表的著作《東方學沖對這種西方意識形態的表現做了鞭辟入裡的
出色分析。他指出，西方為了顯示自稱的獨特性而竭力與世界其他地區劃清界限。他揭
示了東方學在這種運作中所起的作用。薩米爾﹒阿明在1989年發表的《歐洲中心論》中
也揭露了這種運作。馬丁﹒伯納爾在《黑色的雅典娜》（1987年）一書中指出，作為19
世紀歐洲殖民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歐洲人發明了一個所謂起源於「民主」的希臘的純
粹歐洲傳統的歷史神話，其實希臘也實行奴隸制和性別歧視。但是，伯納爾的觀點卻被
人用於論證非洲中心論（Asante1987），這顯然是與伯納爾本人的宗旨背道而馳的。實
際上，雅典文化更多地來源於小亞細亞、波斯、中亞以及亞洲其他地區，而不是埃及和
努比亞。我們可以調和一下說，這些來源過去和現在都主要是「非一亞」文化。但是，
歐洲的「根源」當然絕不局限於希臘和羅馬（也不局限於在它們之前的埃及和美索不達
米亞）。歐洲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的整個非洲一歐亞。另外，正如本書將要證明
的，在19世紀發明和傳播「歐洲中心觀念」以前的近代早期，歐洲依然依賴於亞洲。
這種歐洲中心觀念包含著若干支脈。有些支脈特別受惠於卡爾﹒馬克思和沃納﹒桑
巴特這樣的政治經濟學家，另外有些支脈則受惠於埃米爾﹒塗爾干、喬治﹒齊美爾和馬
克斯﹒韋伯這樣的社會學家。韋伯則是最精心致力於歐洲中心論的集大成者。所有的證
據都被用於解釋「歐洲的奇跡」——這正是埃裡克﹒瓊斯的著作標題（1981）。但是，
瓊斯的著作不過是冰山露出的一角。從馬克思和韋伯到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和阿諾德
﹒湯因比，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尤其是美國的全部西方社會科學和歷史學，幾乎
都捍衛所謂的西方特殊論。
這種歐洲中心「理論」主要被應用於和濫用於伊斯蘭世界，但是也同樣不分青紅皂
白地運用到「東方」各個地區：
這種綜合病症是由幾個基本論點構成的：（1)社會發展起因於社會內在的特點；
（2）社會的歷史發展或者是進化過程，或者是逐漸的衰落。東方學的學者根據這些論
點建立了西方社會的二元理想形態，認為西方社會的本質是在動態進程中展開，向民主
的工業制度前進。……
但是，正如伊斯蘭文化研究者和世界史專家馬歇爾﹒霍奇森所說：
我所看到的情況是，一旦人們對其他社會的了解也像對西方的了解那樣充分，所有
挖掘西方世界前現代時期的新萌芽特徵的努力都會在嚴密的歷史分析下破產。這也同樣
適用於馬克斯﹒韋伯這位大師。因為他試圖證明，西方在傳統上具有一種合理性與能動
性的獨特結合。
霍奇森（1993）和布勞特把這種學術嘲諷地稱作「井底歷史」，是坐並觀天，只看
到「獨特的」歐洲的內部原因和後果，而看不到歐洲之外的世界對現代歐洲和世界歷史
的貢獻。但是，正如布勞特指出的，在1492年或1500年那個時候，歐洲對於亞洲和非洲
毫無優勢可言，各地根本沒有什麼各不相同的「生產方式」。在1500年以及更晚一些時
候，根本談不到三個多世紀後歐洲或其「資本主義」的勝利。在霍奇森看來，16一17世
紀經濟、科學和理性的「技術主義」的發展，是以後的重大「擅變」的基礎，但是他認
為，這種發展是建立在世界範圍的基礎上，而不僅僅是歐洲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是歐洲
特有的情況。
在19世紀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學和社會理論興起之前，至少歐洲人和阿拉伯人曾有一
種更廣闊的全球視野。例如，突尼斯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就將過去以及當時
的「各國財富」作了估量和比較：
我們可以用東部地區，如埃及、敘利亞、印度和中國，以及地中海以北整個地區作
為例子。當它們的文明發展時，它們居民的財富就增加，它們的王朝就變得強大。它們
的城鎮和居民點也越來越多，它們的商業和設施也得到改善。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看到
到馬格裡布的穆斯林社會來的基督教國家的商人的情況。他們的興旺和富有簡直無法用
筆墨描述出來。我們見到的和聽到的來自東方的商人也是如此。來自非阿拉伯人的伊拉
克、印度和中國等國的遠東商人更是如此。我們不斷聽到旅游者講述有關他們的財富和
繁榮的驚人故事。人們通常對這些故事將信將疑。
甚至到了18世紀，法國最博學的中國事務專欄作家杜哈爾德（DuHalde）神甫（他
從未離開過巴黎，而是利用耶穌會和其他人的游記與翻譯作品作為資料）還這樣寫道：
（在中國）各省的富饒特產以及通過河流與大運河運送商品的能力，使得帝國總是保持
繁榮昌盛。……中國境內展開的貿易活動規模如此盛大，整個歐洲都望塵莫及。在評價
杜哈爾德的著作時，西奧多﹒福斯（TheodoreFoss1986：91）認為，當時西方懷著實用
的目的，不僅翻譯和研究中國的哲學著作，而且翻譯和研究中國的技術資料和其他實用
資料。實際上，唐納德﹒拉克（DonaldLach）和埃德溫﹒范克利（EdwinvanKley）就以
（亞洲在歐洲形成中的作脫為書名，撰寫多卷本著作（自1965年以來已出版了7卷，還
將繼續出版若干卷）。有關這部巨著的總體情況，可參見田森（M．N．Person）的評論
（1996）或者拉克和范克利書中所附「總體構圖」。他們注意到，例如，「16世紀的歐
洲人把日本和中國看作是未來的最大指望」；到17世紀末，「在有文化的歐洲人中幾乎
沒有人完全不被（亞洲的形象）所觸動，因此，如果在當時歐洲的文學、藝術、學術和
文化中看不到這種影響，那就確實太奇怪了。」拉克和范克利舉出史實來證明這一點：
在這兩個世紀裡，歐洲傳教士、商人、遠洋船長、醫生、水手、士兵以及其他旅游者用
歐洲各種主要語言撰寫、翻印和翻譯了數以百計的有關亞洲的書籍。其中至少有25部關
於南亞的重要著作，15部關於東南亞的重要著作，20部關於亞洲群島的重要著作，60部
關於東亞的重要著作，其他短篇的著述就數不勝數了。印度帝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富有、
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是中國則始終是最令人歎為觀止的，被歐洲人當作最高的榜樣。
亞洲哲學受到推崇，但是藝術和科學較為遜色；醫學、手工藝和工業以及這些方面的專
家都受到高度的尊重，還往往被人們所效仿。
17世紀的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提供了一個富於啟示的歷史例證。他曾經被德意志西
部的一個君主挽留。這個君主擔心鄰近的路易十四入侵。於是，萊布尼茲給路易十四寫
信，提出一個建議：對於法國來說，與其超過萊茵河來實現政治抱負，不如轉向東南，
向奧斯曼帝國挑戰，這樣在政治上更划算：
事實上，所有精美的東西都來自東印度群島。……有識之士已經指出，世界任何地
方的商業繁榮都比不上中國。
直到拿破侖時代為止，法國沒有采納這個建議。拿破侖在入侵德意志時也費力尋找
萊布尼茲這封信的一個抄本，可能並非偶然。正如拉克和賽義德等人指出的，歐洲對亞
洲的這種仰望在到19世紀歐洲開始工業化和推行殖民主義之後才發生變化。歐洲的工業
化和殖民主義活動深刻地改變了歐洲人的觀念和態度，包括他們的歷史學和社會科學。
甚至直到今天，保羅﹒拜羅克（PaulBairoch）也承認，在近代早期，亞洲許多地方的
經濟和文化比歐洲有更大的發展。這個聲明是極其重要的，因為與帕特裡克﹒奧布賴恩
一樣，拜羅克（1974）也是沃勒斯坦／弗蘭克命題的主要公開辯論者之一。這個命題認
為，歐洲與世界其他地方的關係對歐洲本身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雖然，否定的觀點
至今不絕，但是，與奧布賴恩一樣，拜羅克仍然承認那種『富足和權勢。實際上，我們
可以認為，在16世紀之初前後，亞洲的主要文明地區所達到的技術和經濟發展水平高於
歐洲」。
拜羅克還具體指出了中國、印度、日本、朝鮮、緬甸、柬埔寨、老撾、泰國、越南、
印度尼西亞和奧斯曼帝國的優勢所在她認為，擁有70萬人口的伊斯坦布爾是世界最大的
城市，人口稍少一點的北京是第二大城市。他還指出，北非穆斯林地區的城市化程度比
歐洲還高；1500年前後，巴黎有125萬人口，而開羅則擁有45萬人口，菲斯（摩洛哥城
市）原有的25萬人口已經逐漸減少。另外，印度的卡利卡特擁有50萬人口。甚至緬甸的
教固和柬埔寨的吳哥原先分別擁有的18萬人口和15萬人口已經在減少。有意思的是，拜
羅克依然斷定：「歐洲在16世紀就開始支配其他大陸了。」當然，這不過是自19世紀中
期起由馬克思等人所表達的歐洲人的信條。這種世界觀至今依然流行於世。《生活》雜
志為了在1977年9月號上宣佈一千年來最重要的100個人物和事件，僱傭了20多個編輯，
廣泛徵求專家的意見，並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展開激烈的討論，最後得出的結論是：
西方人……在推動和震撼全球的活動中起了一種不合比例的作用。在100人中，除
了豆7人朱其余都是歐洲血統；只有10人是婦女。這並不是出於《生活》雜誌編輯和專
家顧問的偏見，而是反映了過去一千年的社會政治現實。
亞當斯密、馬克思和韋伯
因此，毫不奇怪，在我們特別關注的歐洲思想家中，亞當﹒斯密和卡爾﹒馬克思也
極其重視這個問題。但是，他們是從各自的時代、各自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的。對於
近代早期歷史以及亞洲在其中的位置，斯密和馬克思既有一致之處，也有不同之處。斯
密於1776年在《國富論》中寫道：
美洲的發現以及經由好望角抵達東印度的通路的發現，是人類歷史記載上最偉大的
兩個事件。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供產黨宣言件繼承了這種說法：
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天地。東印度和中國的
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以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
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
但是，斯密是在歐洲工業革命之前寫的《國富論》，是對20多年前哲學家體漠的著
作的呼應。斯密是（西方）最後一位承認歐洲在各國財富發展過程中是一個姍姍來遲者
的社會理論家。他於1776年寫道：「中國比歐洲任何地方都富有。」斯密並沒有預見到
這種對比會有什麼變化，也沒有意識到在他寫作時後來所謂的「工業革命」正在開始。
另外，正如裡格利指出的，更晚一兩代的馬爾薩斯和李嘉圖，甚至19世紀中期的約翰﹒
穆勒，依然對斯密的說法深信不疑。
但是，斯密也沒有把「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看作是歐洲給人類的禮物——不論是
文明的禮物，還是資本主義的禮物，或是其他什麼的禮物。相反，他警告說：
對於東印度和西印度兩處的土人來說，由這些事件本來能產生的商業利益都淹沒在
它們帶來的不幸災難中。…這些偉大事件究竟能給人類帶來什麼好處，什麼災難，這不
是人的智慧所能預見的。
然而，到19世紀中期，歐洲人對亞洲，尤其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雷蒙
德﹒道森在《中國變色龍：歐洲人的中華文明觀分析》這一標題醒目的著作中梳理和分
析了這種變化。歐洲人過去把中國當作「榜樣和模式」，後來則稱中國人為「始終停滯
的民族」。為什麼會突然發生這種變化？工業革命的來臨以及歐洲開始在亞洲推行殖民
主義的活動，促成了歐洲思想的轉變，結果，即使沒有「虛構」全部歷史，也至少發明
了一種以歐洲為首和在歐洲保護下的虛假的普遍主義。到19世紀後半期，不僅世界歷史
被全盤改寫，而且「普遍性的」社會「科學」也誕生了。這種社會「科學」不僅成為一
種歐式學問，而且成為一種歐洲中心論的虛構。
在這種情況下，19世紀和20世紀「經典的」歷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比18世紀較現實
地理解世界的歐洲視野後退了一大步，更不要說與更現實的伊斯蘭學者的視野相比了。
馬克思和韋伯就躋身於這些從較狹窄的（以歐洲為中心的）新視野看問題的學者中間。
按照他們以及迄今他們的信徒的看法，所謂在歐洲內部產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
要素在世界其他地方了無蹤跡，只有通過歐洲的幫助和擴散才能提供這些要素。這就是
馬克思的「東方學』假設、韋伯的大量研究以及二人發表的有關世界其他地區的無稽之
談的落腳點。為了對他們的觀點作一個簡短的評述，除了我個人的讀書體會，我們還可
以利用一些權威作者，例如歐文﹒蔡特林的評論。
馬克思在描述「亞洲」的特點時似乎有選擇地利用了他所獲得的資料，更不用說對
非洲了。在對馬克思產生過影響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中，斯密曾表示感謝「有關中國以
及（古代）埃及和…、印度斯坦的財富與發展的精彩報道」。但是，在這方面，馬克思
卻偏愛諸如孟德斯鳩、盧梭這樣的哲學家以及詹姆斯穆勒等人。這些人『沒現」『專制
主義」乃是亞洲和「東方」的「天然」狀態和「統治模式」。馬克思還提到「從印度到
俄國的最殘忍的國家形式，東方專制主義」。他還把這種國家形式推廣到奧斯曼帝國、
波斯和中國，乃至整個「東方」。馬克思斷言，在這些地方有一種古老的「亞細亞生產
方式」。他斷言，在整個亞洲，生產力始終是「傳統的、落後的和停滯的」，如果不是
「西方」及其資本主義的入侵把亞洲喚醒，亞洲會永遠沉睡。
雖然馬克思注意到，印度和中國的購買力刺激了歐洲市場，但在他看來，英國給印
度提供了一面未來的鏡子，美國在1846年發動的對墨西哥的戰爭促成了墨西哥的進步。
更有甚者，馬克思斷言，自16世紀資本（甚至資本主義）在歐洲創生以來，歐洲「從封
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變」以及歐洲的「新興資產階級」改造了整個世界。
在馬克思看來，亞洲始終比歐洲落後得多，因為歐洲的「封建主義」自身至少還包
含著「向資本主義轉變」的種子。反之，雖然他說過亞洲的市場推動了歐洲市場，但是，
據說「亞細亞生產方式」需要借助歐洲這種「轉變」的進步成果來擺脫根深蒂固的停滯。
在想象中，這種停滯的所謂原因被歸結為缺乏「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從而使整個亞洲
「分裂為村社，每一個村社都擁有完全獨立的組織，自身構成一個小世界」。
但是，說亞洲分裂成無數孤立的小世界，就已經與馬克思以及其他歐洲學者另一方
面的斷言自相矛盾。他們用「東方專制主義」來概括亞洲的特徵，把它說成是為了管理
這些社會的大型水利工程而必需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因為這些大型水利工程是所謂的
孤立村社力所不能及的。魏特夫後來把這種「理論」加以通俗化了，不過，具有諷刺意
味的是，這種「理論」卻成為冷戰時期反對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武器。不
過，從來沒有人指出上述的內在矛盾！我們在這部著作中將會看到，馬克思所說的這些
特徵不過是他和其他歐洲中心論思想家想象的產物，在實際歷史中根本沒有依或這種無
稽之談的謬誤也涉及其正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它被說成是歐洲人創造出來
的；而且促成了歐洲、西方乃至全球的發展。
實際上。特沙爾﹒帶貝布在對佩裡﹒安德森等馬克思主義者的精彩批判中就令人信
服地指出，這些人關於封建主義、絕對主義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分析以及「他們對歐洲的
特殊性…與所謂的優越性的迷戀」乃是西方「文明的自負」，是「披上歷史外衣的意識
形態」和「徐成紅顏色的東方學」，即「另一種方式的東方學的延續」。有一些社會理
論家也會反駁馬克思（據說是贊成斯密），但是他們一致贊同馬克思的說法：1492年和
1498年是人類歷史上兩個最偉大的時刻，因為在這兩個時刻，歐洲發現了世界。他們從
來不考慮，世界一直就在那裡存在著，至少是它的＊洲一亞洲部分早就在塑造著歐洲。
實際上，著名的歐洲中古史專家亨利﹒皮朗就強調歐洲的極端依附性，因為他在1935年
已經指出，「沒有穆罕默德，就沒有查理曼。」但是，歷史學和社會理論從那時以來卻
一直標榜所謂的（西方）歐洲人的獨特性，而且說由此產生了「西方的興起」。更糟糕
的是，據說歐洲人還不得不承擔起白人推廣文明的使命，『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傳播」當
做歐洲和西方給予人類的禮物面推廣到全世界。韋伯當然贊同馬克思關於歐洲起源和
「資本主義」特徵的全部說法，也贊同桑巴特的有關說法。韋伯只是想把這些說法表述
得更好一些。桑巴特已經把歐洲的合理性以及他所謂的猶太教根源說成是「資本主義」
及其在歐洲的「誕生」的絕對必要條件。韋伯也接受了這種說法。他進一步修飾了所謂
以水利為基礎的「東方專制主義」的論點，斷言亞洲單靠自身沒有能力推動經濟發展，
更不用說「資本主義」發展了。但是，韋伯殫精竭慮地研究了亞洲各個文明的「城市」、
「宗教」以及其他方面。這位研究官僚制的大學者不得不承認，中國人懂得如何管理官
僚體制以及整個國家。另外，他比馬克思有更多的條件看到西方的金錢是如何進人亞洲
各個部分並在那裡循環的。
韋伯對亞洲實際情況的了解更多一些，這就使得他的論述比馬克思的粗糙說法更復
雜、更精緻。例如，韋伯承認，亞洲有大城市。因此，它們就必須被設法說成在結構與
功能上與歐洲城市有「根本區別」。威廉﹒羅在研究中國城市漢口時仔細考察了這一論
點，揭示了韋伯在這方面的錯誤。
為了進一步批判歐洲中心論以及韋伯理論，讓我在此援引特納的論述：
伊斯蘭社會從一開始就陷入停滯或不斷衰落。因此，是用缺乏（所謂的）西方的一
系列特徵來界定這些社會的——沒有中產階級，沒有城市，沒有政治權利，沒有革命。
這些特徵的缺乏…被用來解釋為什麼伊斯蘭文明沒有產生資本主義。
如果韋伯本人不能在他所研究的東方社會發現所有這些因素的缺乏，那麼最根本的
差異，即缺乏的要素（據說「西方」擁有而「其他地區」沒有的要素）是什麼呢？在馬
克思看來，所缺乏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韋伯則增添了一種缺乏的因素，即適當
的宗教及其與其他因素配合而產生的「資本主義方式」的運作。韋伯辛勤地研究了各種
主要的世界宗教，得出的結論是，它們都包含著一種基本上屬於神話的、神秘的、巫術
的因素，簡言之，包含著一種反理性的因素，因而「必然」阻礙它們的真誠信徒去理性
地把握現實。這與歐洲人的理性態度截然不同。只有歐洲人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
神」的受益者。韋伯認為，這種倫理和精神乃是資本主義的全部實質。韋伯的態度與馬
克思的態度其實是殊途同歸。而且，韋伯的論點比馬克思的論點更難讓人理解。
這種理性精神據說是一種秘密的酵母，它與其他因素結合而造成「西方」而不是
「其他地區」的興起。亞洲人因為沒有它而不可能發展資本主義，因而根本不可能真正
地「發展」起來，即使他們發揮城市、生產和商業的作用也無濟於事。這種說法根本沒
考慮到，早在加爾文等人把這種酵母賜給北歐人之前，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市中的天
主教徒沒有受到這種酵母的特惠也活得不錯。這種說法也沒有考慮到，正如我早已指出
的，在東歐。在美國南方早期歐洲人殖民地以及至今在加勒比海地區和其他地方，不是
所有信奉新教倫理的人都活得那麼好。但是，戴維﹒蘭德斯（Davidl。andes）在《被
解放的普羅米修斯>（1969）一書中明確地給予韋伯的論點以實證支持，斷然否定那種
認為穆斯林「文化」能夠容許技術創新的觀點。
然而，日本人沒有經歷西方殖民主義，沒有外國投資，更不用說新教倫理了，他們
舉營『菊花與刀」，卻制造了繁榮，甚至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以後依然如此。
因此，詹姆斯﹒阿貝格倫和羅伯特﹒貝拉在解釋這些發展情況時認為，日本人有「一種
在功能上與新教倫理相同的東西」，而在他們看來，很遺憾，信奉儒教的中國人沒有這
種東西。現在這兩個國家都在經濟上突飛猛進，於是這個論點就又轉了一百八十度，宣
稱正在促使它們前進的乃是東亞『儒教』。當然，在實際的世界經濟中，這種解釋可以
說是毫不沾邊。
這種歐洲中心論的曾祖父是19世紀的「社會學之父」奧古斯特河L德以及亨利﹒梅
因爵士（HenryMaine）。這兩人分別區分出所謂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新思維和建立
在「契約」基礎上的新社會組織，據說這些新方式取代了古老的「傳統」方式。歐洲中
心論的一個祖父是埃米爾﹒塗爾干。他提出了「有機的」社會組織與「機械的」社會組
織之間的對立。另外一個祖父是費迪南德﹒勝尼斯。他強調的是從傳統「共同體」向現
代「社會」的轉變。在下一代人裡，塔爾科特﹒帕森斯提出「普遍主義」社會形式與
「特殊主義」社會形式之間的對立，而羅伯特﹒雷德菲爾德則宣稱發現了傳統的「民間」
社會與現代「城市」社會之間的對立和轉變，至少是二者之間的一種「連續性」，而且
還發現了「低級文明」與『「高級文明」的共生現象。湯因比（194）雖然研究了20多
個文明，但是他也宣佈「西方」文明的獨特性；而斯賓格勒則對西方文明的「衰落」提
出警告。
西方資本主義的批判者，無論是想改革它還是想取代它，也都支持這種基本觀點。
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和當代新馬克思主義的說法都宣稱在『亞細亞的」、「封建的」或其
他形式的「納貢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存在著所謂的根本不同。列寧
斷言：「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也是歐洲內部產生並向外擴散的一種發
展的產物。較近的卡爾﹒波拉尼宣稱，在19世紀歐洲發生他所謂的「大轉變」之前，世
界任何地方都沒有市場關係，更談不上什麼遠距離的貿易和生產分工了。考古學發現一
再地否定了波拉尼（1957年）否認早期帝國存在貿易和市場的說法，我也對此提出過理
論和實證的批判。這裡的問題在於，市場的擴散和支配地位被說成完全是從近期的（西
方的）歐洲開始的，然後從歐洲擴散到全世界。羅伯特﹒麥基弗（RobertMclver）在為
波拉尼的第一部著作寫的前言中宣佈，這部著作的出現使該領域的大部分著作變得陳舊
了。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話，那也只能說它使以前許多承認市場，包括世界市場及其關
系和影響的重要性的著作「變得陳舊」了。波拉尼用以取代這種古老現實的是，所謂非
經濟的「互惠」和「再分配」的社會關係的首要地位。本書則要根據史實來證明，這種
「大轉變』單在18世紀以前就已經開始了，而且肯定不是在歐洲和由歐洲發起的。
所有這些二分法的以及其他區分方法的「理想類型』市一些共同點。首先，在它們
提出的基本社會文化特徵和差異中，想象的成分遠遠多於現實成分。其次，它們斷言，
這些差異把「我們」與「他們」區分開來。用薩纓爾﹒亨廷頓的術語說，它們把「西方」
與「其他地區」區分開來。當然，據說這些特徵不僅把現代（西方）社會與殘存至今的
其他社會區分開，也與西方社會的過去區分開。另外，這些「理想」類型把某種原初的
自我發展歸諸某些民族——主要是歸諸「我們」，這些「理想」類型後來是從這裡（積
極地）擴散到別處或（消極地）強加給別處。這種「傳統」說法的集大成者是丹尼爾﹒
勒納的《傳統社會的消逝》。在現實世界裡，唯一符合實際的整體主義選擇則與上述說
法都不同。早在30年前，我就對這稱『社會學的低度發展」提出了挑戰。但是，無論這
種挑戰獲得怎樣的成功，它的整體主義性質依然不夠充分。本書試圖做得更好一些。
上述材料和論點表明，我們所引述的公認的社會科學理論幾乎都浸透著歐洲中心論
的偏見和自負。我們將會看到，歷史證據有力地否定現代社會發展的所謂歐洲起源論，
更不用說那種優越的特殊論（例外論）了——因而摧毀了我們所知道的社會科學理論的
歷史根基。我很贊同人們的意見；我們應該盡力搶救出我們能夠利用的東西；但是所有
公認的說法都需要我們認真地反思和質疑。
事實表明，甚至博學的世界史專家和社會理論家布羅代爾（1993）還在宣稱：
（在歷史上）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有限的，坦率地說，與西方相比是落後的。……它
的弱點在於，其經濟結構不如伊斯蘭世界和西方發育得好。…他們的企業家沒有唯利是
圖的精神。…他僅沒有達到西方資本家的那種精神狀態。…中國的經濟還不成熟。…在
18世紀以前，某些地方在19世紀以前，根本沒有信貸體系…德幕府的革命使日本與世界
其他地區隔絕開來，加強了封建習俗和制度的控制力量。。
我們在這本書裡將會看到這位史學大師和資本主義的批判研究者所作的估計與歷史
實際有多麼大的偏差，而且也與他本人在別的地方的論述有多麼大的矛盾。
（2）當代的歐洲中心論及其批判者
無論自覺與否，我們大家都是這種完全以歐洲為中心的社會科學和歷史學的信徒。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擁有世界經濟和文化支配權力以來，由於帕森斯在社會學
領域裡把韋伯主義奉為神明，這種情況就更為明顯了。帕森斯的文不對題的《社會行動
的結論>《社會體系》，由此旅生的「現代化理論」以及經濟學家羅斯托的《經濟增長
階段》（1962）都出自同一個歐洲中心論，都遵循著同樣的理論模式。那麼，我們要問，
有什麼新穎之處呢？羅斯托的「階段論」幾乎是馬克思的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再到社
會主義的階段論的「資產階級」翻版——都是以歐洲為起點。與馬克思一樣，羅斯托宣
稱，繼英國之後，美國將給世界其他地區提供一面未來的鏡子。羅斯托還在《整個事情
是如何開始的》（1975）一書中用所謂歐洲特有的科學革命來解釋「現代經濟的起源」。
蘭德斯在《被解放的普羅米修斯》一書中為過去兩個世紀的「技術變革與工業發展』尋
找歐洲特有的文化條件。奇波拉（1976：276）認為：「工業革命從根本上說主要是一
種社會一文化現象，而不是純粹的技術現象。這已經變得一目了然了。人們注意到，最
先工業化的國家是那些與英國的文化和社會最相似的國家。」
還有一些學者也對所謂西方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優勢和霸權作出「內因論的」解釋。
在這些學者看來，歐洲的興起當然是一種「奇跡」。這種奇跡應歸因於所謂歐洲特有的
而其他地區缺乏的獨特性質。例如，林思﹒懷特（1962）、約翰﹒霍爾（1985）以及讓
﹒貝什勒、霍爾和邁克爾﹒曼（1988）都認為，在某些關鍵性的歷史。經濟、社會、政
治、意識形態或文化領域裡，世界其他地區與西方相比是有欠缺的。他們宣稱，正是由
於「西方」擁有所謂在「其他地區」欠缺的東西，才使得「我們」擁有了一種主動內生
的發展優勢，然後作為「白人身負」的「文明開化使命」，「我們」把這種發展優勢向
外傳播到世界其他地區。
布勞特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論與歐洲中心歷史學》這一標題醒目的著
作中對這種神話作了認真的考察。布勞特細緻地考察、揭示和摧毀了「歐洲奇跡」神話
的各種形式，如生物學說法《種族優越論和人口節制論》、《環境論》（令人煩躁的熱
帶非洲；因干旱而專制的亞洲；氣候宜人的歐洲）、獨特的理性與自由（相對「東方專
制主義」而言，這是韋伯理論的核心，也是馬克思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所謂歐洲歷
史上的技術優越論（無視歐洲對古老的中國、印度和伊斯蘭世界的先進技術的借鑒與依
賴）、《社會結構論》（國家的發展，教會和「新教倫理」的重要性，資產階級在階級
結構中的角色，核心家庭等等）。
布勞特（1997）在逐字逐句地剖析8位歐洲中心論歷史學家的著作時更細緻地考察
了這些論點。其中人們較熟悉的基韋伯、林思﹒懷特（1962）、埃裡克﹒瓊斯（1981）、
（阿斯頓和菲利平（1985）論述的）羅伯特﹒布倫納、邁克爾﹒曼（1986）、約翰﹒霍
爾（198）以及貝什勒、霍爾和曼（1988）。因此，對於這些人我們在此就無須多費筆
墨了。布勞特很有說服力地論證了這些人的歐洲中心論在理論、思想和意識形態上的親
緣關係。他根據科學證據和基本邏輯逐一考察並擊破了他們的立論。
結果，布勞將實際上證明了霍奇森早已表達的觀點；各種所謂的歐洲特殊論和整個
歐洲奇跡的說法不過是完全建立在歐洲中心論意識形態上的一種神話。因此，由它派生
出來的社會『科學」在經驗上和理論上都是經不起推敲的。布勞特還把1492年以前歐洲、
亞洲和非洲的封建主義和原始資本主義作了比較。他指出，在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
歐洲相對於亞洲和非洲毫無優勢可言。因此，布勞特尖銳地指出，把歐洲和西方後來的
發展歸因於那些所謂歐洲內部特殊性的說法都是無稽之談。最近，人類學家傑克﹒古迪
（JackGoody1996）也批駁了韋伯所謂的「西方理性主義的獨特成就」的種種論斷。他
考察了西亞、南亞和東亞的類似成就。阿散蒂（MolefiKeteAsante）對持有歐洲中心論
的批判理論家的尖銳批判更是一針見血。
他們實質上是某種自負的俘虜。他們不懂得自己的無知之處究竟何在，而他們說起
話來彷彿他們知道我們所需要了解的是什麼。……（於是）我的工作就逐漸變成了對那
種冒充成一種宇宙觀的歐洲中。C論意識形態的激進批判。
最近另一位孤軍奮戰的批評者弗蘭克﹒柏林也指出：
創立「科學事實」的行動往往會甚至是有條不紊地轉化成自己的反面，即變成了確
立神話的行動，從而記錄下「我們」在「我們」「科學家」私『知識分子」（很正當地）
厭惡的這種偏離科學的事實中的集體共謀。……社會科學竟然只讓神話的兜售者聽到如
此之少的相反意見，結果是，我們提供了如此之多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卻基本上與我們
的願望相反，僅僅是加強了、甚至是扶持了他們（指神話兜售者）的事業。，千真萬確！
我的這部著作就是試圖用相反的證據（包括琅林所收集的大量資料）與神話的兜售者對
質。承認歐洲之外的非洲一歐亞民族和地區應有的歷史地位是極其重要的。最近編輯出
版的霍奇森的文集《重新思考世界歷史》收集了他的一些零散文章和本刊手稿。該書進
一步肯定這種重要性：
如果沒有經過一種更廣闊視野的權正，一種西方主義的世界歷史觀念會造成無法衡
量的禍害。實際上，它現在正在造成這種無法衡量的禍害。這就是為什麼我如此強調說，
如果沒有掌握真正有力的證據，不要大談18世紀以前伊斯蘭社會的「衰落』。我認為，
世界史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給人們提供一種歷史階段和地理區域的模式，而這種模
式必須擺脫了形形色色、先入為主的西方主義成見。…我們必須迫使自己認識到，這也
就是說，西方並不是一個逐漸消化落後地區的現代世界，而是一種能夠為其他起作用的
力量創造條件的催化劑。……現代大轉變是以發源於一些已經提到的東半球的民族的無
數發明、發現為前提的，有許多發現的更早基礎不是歐洲提供的。……最基本的條件是，
廣大的世界市場的存在。這種世界市場是由非洲一歐亞的商業網絡構成的，到第二個千
年的中期，主要是在穆斯林的扶持下發育成型。……西方只是整個非洲一歐亞世界的歷
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沒有整個非洲一歐亞世界的歷史，西方的轉變幾乎是不可想象
的。…（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前提）歐洲的財富才可能形成，歐洲人的想象力才得以施展。
我完全贊同布勞特、柏林和霍奇森的觀點，並且將在本書中用大量的證據加以證實。
另外，我還想贊揚瓊斯近期的一部著作（198）。瓊斯在這部著作中對我們在前面提到
的他先前那部著作（198）的觀點提出了懷疑。他引述了另一位學者的話，大意是「接
下來要做的最令人興奮的事情可能就是證明理論是錯的」，然後他責備自己說「《歐洲
的奇跡》作為一個標題有點過於招搖」：
《增長的復歸》也是雙重地後退，不僅是川歐洲的奇挪對歐洲現象的說明後退，更
是從《歐洲的奇獻》這個標題的含義後退。……另一方面，我再也不把它看作是「獨一
無二事件的自然規律」意義上的奇跡。……我開始考慮，我尋找促使歐洲變成第一個實
現持續增長的大陸的特殊積極因素的做法是否正確。陷阱似乎在於我們的假設：由於歐
洲是不一般的，因此這種差異應該能夠告訴我們有關增長的緣起…
瓊斯還進一步做了兩點發人深省的自白。首先，他與我一樣閱讀了馬歇爾﹒霍奇森
的著作並深受影響，但這是在前一部著作發表之後，因此有相見恨晚之感。其次，即使
後一部著作的主要「缺陷……也源於根深蒂固的觀念，與政治或宗教態度無關，而是源
於更深層的東西。我的出身和教養決定了我是一個英國人…」。因此，他為了做到「沒
有種族偏見、沒有性別偏見等等而做的種種努力…必須是滿腔熱情的」。他確實這樣做
了。但是，他依然沒有擺脫他自己承認的許多缺陷。在重新審視了中國的情況並增加了
有關日本的內容後，他依然不貪『證明理論是錯的」。另外，他的「總結與結論」是：
「如此看來，日本歷史與歐洲歷史似乎是一系列偶然形成的力量平衡。確實如此。有什
麼必要否認呢？」我將在本書中試著證明他的理論是錯的，並希望能夠做得更好一些，
而不是僅僅是把偶然性作為一種替代解釋。
經濟史學家們
有人會天真地認為，因為經濟史研究是務實的，所以經濟史學家才是可信賴的。其
實他們是最能胡作非為的。大多數自封的「經濟史學家」完全無視世界大多數地區的歷
史，而余下的少數人則徹底地歪曲這些地區的歷史。多數經濟史學家根本沒有世界視野，
甚至沒有一種歐洲視野。因此，他們的「經濟史」幾乎完全局限於西方。哈特（N．B．
Harte）主編的《經濟史研究：1893年一1970年就職講演料（1971）匯集了最著名的英
語經濟史學家的21篇講演。他們對大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同行們寫的「經濟史」作了回顧
與評論，其中幾乎每一句話都是談歐洲、美國以及他們的『人西洋經濟」，甚至連非洲
都不屑一顧。對於他們來說，世界其他地區彷彿根本不存在。
瀏覽一下經濟史國際大會近年來的會議通報就會發現，大約90％的「國際」論文都
是論述西方的。最近兩次大會和大會通報有諸如（世界經濟的興起，1500－1914年》這
樣的標題（Fisher，Mclnnis，andSchneider1986）。但是，大部分論文依然是談論西
方的。
這種歐洲中心論經濟史最值得注意的著作之一的作者前幾年贏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這位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與羅伯特﹒保羅﹒托馬斯合寫了一本書
——《西方世界的興起：一個新經濟史）（1973）。這本書之所以值得注意，不僅是因
為其作者之一獲得了承認，而且因為它的書名及其對「新」經濟史的強調完全是直言不
諱的，另外，它對公認的理論作了修正。但是，在章節標題「理論與綜述：1．問題」
的下面，在第1頁，他們就明確地表示：「西歐的一種有效率的經濟組織的發展乃是西
方興起的原因」（NorthandThomas1973：1）。然後，他們追溯了這種制度變遷，尤其
是財產權的發展，將其歸因於越來越嚴重的經濟短缺，而經濟短缺則是由西歐人口的增
加造成的。他們同樣對世界其他地區及其人口增長視而不見。另外，正如諾思與托馬斯
在前言中所強調的，他們的經濟史研究也是『與正規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協調一致，互
為補充」。我們可以猜想，正是這種一致性影響了諾貝爾獎的頒發決定。
諾思與托馬斯的這部著作可以成為一個例子，至少可以用來說明三個彼此相關的問
題以及我的反駁意見。首先，歐洲中心論者拒絕將西方與世界其他部分進行比較，甚至
不願意接受這種比較，因為這種比較將不僅能夠揭示制度與技術方面的相似之處，而且
還會揭示造成這種相似之處的那些結構與人口因素的相似之處。其次，正如我們將在本
書第4章看到的，這些比較將會顯示，所謂的歐洲特殊性根本不特殊。第三，真正的問
題與其說是在某個地方發生了什麼，不如說是引起了這些變化（無論這些變化發生在哪
裡）的全球性結構與力量是什麼——這是本書第6章將要分析的問題。
更為嚴重的是，極少數的經濟史學家在談到「其他地區」時，通常都對「東方」及
其與「西方」的經濟關係作了極其嚴重的歪曲。在他們心目中，正如布羅代爾所說的歷
史學家「已經知道」的情況，「世界經濟』是從歐洲產生的，歐洲以自身為中心建立了
一個世界經濟。譬如，最近約翰﹒威爾斯（1993）為《美國歷史評論》寫了一篇關於
「1500年一1800年亞洲沿海地區」的綜述。他加了一個醒目的副標題：「在互動中產生
的歐洲霸權」。他評述了十幾本著作，還提到了上百部論及東西方之間某種「互動」的
著作。但是，這些著作中所談論的基本上是歐洲對亞洲的行動，幾乎沒有論及反向的行
動。另外，這篇綜述的標題明確地宣佈，歐洲的霸權是在1500一1800年產生的。但是，
文章對這種論斷根本沒有給予證明。實際上，威爾斯評述和提到的那些著作所提供的資
料反而否定這一論斷。因此，這篇綜述的標題遠比文章涉及的內容更體現了歐洲中心論
的偏見。
另外一個歐洲中心論的最新典型是富有創新精神的瓦裡奧魯姆出版社出版的叢書。
該叢書重印了許多優秀的但鮮為人知的經濟史論文，尤其是關於西方周圍及西方以外地
區的論文。最新的一套叢書冠以一個大標題：「一個擴張的世界：歐洲對世界歷史的沖
擊，1450－1800年」。出版者利用世界史「元老」威廉﹒麥克尼爾和原牛津大學經濟史
教授彼得﹒馬賽厄斯的支持來推銷這套叢書。馬賽厄斯表示，希望「該叢書能擴大和加
深我們對世界舞台的理解」。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它加深了我們對世界舞台的誤解，因
為該叢書對1450—1800年世界舞台上的實際情況根本沒有給出任何提示。世界經濟確實
在擴張，但首先是在亞洲；而且，在1800年以前，世界經濟擴張對歐洲的衝擊要比歐洲
對「世界歷史』的任何」衝擊「都大得多。雖然叢書中有一本書的標題是《洲的機遇》，
但是整套叢書的重點是歐洲的活動，而不是它在世界經濟中、尤其是在亞洲的機遇。其
實，歐洲只不過是趁機而人罷了。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史表面上似乎別開生面，但它同樣甚至更是以歐洲為中心。因此，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史學家也在歐洲內部尋找「西方的興起」和「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根
源。1950年代莫裡斯﹒多布、保羅﹒斯威齊、高橋幸八郎、羅德尼﹒希爾頓等人關於
「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變」的論戰（收於希爾頓主編的書中，1976）以及圍繞布
倫納的文章展開的論戰（AstonandPhilin1985）都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德﹒克魯瓦
（G．E．M、deSte．Croix1981）論述古代「希臘羅馬」文明中的階級鬥爭的著作和佩
裡﹒安德森關於「日本封建主義」的論述（1974）也都把這些社會看作是一種特殊的
「社會」。馬克思主義者可能會宣稱，他們更關注經濟「基礎」是如何塑造社會的；但
是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一個「社會」是被它與另一個「社會」的關係塑造的，更沒有
意識到，所有的社會共同參與一個世界經濟這一情況，也塑造著各個社會。馬克思明確
地否認世界經濟體系的存在，只是列寧後來才承認這一點。但是，列寧所說的「帝國主
義」也是起源於歐洲較晚的時期。按照羅莎﹒盧森堡的說法，「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必
須依賴於資本主義體系之外的「外部的非資本主義的」空間和市場，並在其中擴張。
（4）近期社會理論的局限
這個問題可以換一種表達即探尋「西方的興起」的根源時在時間上能夠追溯多遠，
在空間上能夠追溯多廣。例如，克裡斯多弗﹒蔡斯一鄧恩與托馬斯﹒霍爾（1977）寫道，
西方的興起和現代世界體系的產生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但這就引出了問題：
這些根源在什麼地方，是怎麼擴散的？整個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學與社會理論只是在歐洲
的路燈下尋找這些根源。對於有些人來說，這種燈光最遠照到文藝復興時期；在另外一
些人看來，這種燈光透過基督教時代而照到猶太教。在持後一種觀點的理論家中，邁克
爾﹒曼（1986，1993）是一個恢使者。他探尋「社會權力的來源」，發現它們（依次）
出自意識形態、經濟、軍事和政治權力。他認為：「歐洲在長達一千年的時間裡一直是
一個意識形態（基督教）共同體」（Mann1993：35）。要害就在這裡：無論在時間上追
溯多遠，歸根結底還是所謂的歐洲來源！布勞特（197：51）打了一個恰當的比喻：曼
以及其他一些人所能想象的不過是一列技術型的東方快車，這列火車沿著向西的軌道，
從古代的中東出發，通過古希臘，駛向中世紀和現代的西歐。
然而，麥克尼爾在他那部開創性著作《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的歷史》（1963）
中證明，其根源遠遠超出歐洲範圍而遍及整個非洲一歐亞世界。這當然也是霍奇森的幢
新思考世界歷史》（1993）（與麥克尼爾的著作同時寫成）所傳遞的信息。與弗蘭克和
吉爾斯的地界體系：五百年還是五千年形（1993）一樣，非洲一歐亞也是蔡斯一鄧恩和
霍爾（1997）分析「現代世界體系」「興起與滅亡」的基礎。但是，問題依然存在。這
種在時間上更久遠、在空間上更廣闊的視野對於（重新）解釋近代早期世界歷史有什麼
意義？本書就是試圖從一種更廣闊的全球視野來回答這個問題。
當代流行理論在理論、分析、經驗方面的局限性，簡言之，在「視賢』方面的局限
性，乃是「經典」社會理論及其所依據的同樣（甚至更嚴重的）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學的
遺產和反映。當這種社會理論在19世紀孕育之時，殖民主義的歐洲中心論給了它活力。
到了20世紀，隨著它在西方的發展和在全世界的傳播，它自身變得越來越活躍。現在，
到了世紀末，這個理論及其所依據的歐洲中心論歷史學完全不足以應付即將來臨的21世
紀，因為在這個新世紀，亞洲可望再次興起。
流行的社會理論不僅在所謂的歷史依據方面有許多無稽之談，而且還有一個重大的
理論缺陷——實際上也是這整個理論的重大缺陷：無論這種理論自稱如何具有「普遍主
義」性質，但它根本沒有全球整體意識。
如果我們想發現真正促成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因素，我們就必須歷史地考
察整個全球的社會一文化的、生態一經濟的以及文化的體系。這個體系既提供了又限制
著我們所有人的「可能性」。因為整體大於部分的總和並決定著構成部分，所以任何具
體研究的疊加或不同部分的組合都不可能揭示整個世界經濟／體系的結構、功能和轉變。
我的觀點是，我們現在需要一個在立論基礎方面迥然不同的世界史和全球政治經濟
學。「馬克思一韋伯」及其信徒的現行經典社會理論是靠著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論來維
系其生命的。儘管通常人們不承認、或許意識不到這種偏見，但是這種偏見歪曲了我們
對西方之外的世界現實的全部感知，甚至使我們變成視而不見的瞎子。另外，歐洲中心
論甚至也阻礙和歪曲著我們對歐洲和西方本身的現實主義的感知。歐洲中心論的社會理
論根本不可能去理解一個整體世界的（經濟體系）現實，但正是這個整體世界決定了
「東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以及其他所有部分的各自不同卻並非孤立的
「現實」。因此，真正的問題實際上不是馬克思、韋伯或別的什麼人有關這個世界體系
某一部分的論述正確與否。真正的理論問題是，他們之中迄今沒有一個人從整體上去探
討這個體系化的全球整體。而這種探討才是理論上的真正挑戰。
讀者或許會用歷史學和社會理論已完成的或宣稱的東西來質疑這種論斷和挑戰。例
如，人們會說，威廉﹒麥克尼爾已經開創了新的世界史。他不僅給他的巨著命名為《西
方的興起》，而且還批評場因比把世界史分解成21個不同的文明。麥克尼爾認為，原來
只有三個主要的『文明」支流，它們匯合成世界史，並促成了西方的興起。這種說法似
乎已經很完美了。但是，麥克尼爾在25年後回顧這部著作時承認：「這部著作在方法論
上的主要缺陷是，雖然它強調了超越文明界限的互動，但是對於我們今天置身其中的全
人類世界體系的興起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現在他認為，他所劃分的「三個地區及其
居民在（自公元前1500年起的）整個古典時代始終保持著密切而不間斷的聯繫」，因此，
公元1500年以後的情況就更是如此了！
正是基於這一點，本書將證明，我們生活在一個世界裡，而且由來已久。因此，我
們必須有一個整體主義的全球世界視野，才能把握住這個世界——及其各個部分——的
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歷史。但是，建立一種世界視野、克服歐洲中心論的世界觀，也是
相當艱難的。例如，對於布羅代爾，這些困難曾經是不可逾越的；對於沃勒斯坦，這些
困難至今還是不可逾越的。我以前就指出（Frank1994，1995），在本書中還要進一步
證明，他們兩人的著作是出自一種歐洲的世界視野。
布羅代爾考察1500年以來世界時的「世界視野」比大多數人都廣闊得多。但是，他
把世界區分為一個「歐洲的世界經濟」和若干個其他孤立的外部「世界經濟」。當然，
布羅代爾也多少研究和描述了「其他的」世界經濟，尤其是在論述物質文明與資本主義
的3卷本巨著的第3卷中。實際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也是這樣做的。但是，
他們兩人都沒有想到把第3卷中的發現融入各自第1卷提出的模式和理論中。而且，他們
的疏忽是十分自覺的和有意識的：他們的歐洲中心論思想使他們確信，任何歷史模式和
社會理論，無論是否具有普遍主義性質，都必須完全建立在歐洲經驗的基礎上。他們做
出的唯一讓步是，歐洲及其模式會在世界其他地區產生影響。
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1974）——以及我當時寫的（參見本書前言）《世
界積累》和《依附性積累》——就是旨在對歐洲擴張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歐洲和世
界其他地區的影響做出系統的論述。我們兩人都強調歐洲的擴張給世界其他許多地區造
成「低度發展」的消極影響，以及這些地區對歐洲以及後來的北美的資本積累與發展所
作的貢獻。沃勒斯坦更關注世界體系的核心一邊緣結構——當然我也用「中心一衛星」
的說法予以承認；而我比他更關注該體系內結構之間的循環運動。
但是，沃勒斯坦和我都局限於對現代「世界」經濟／體系的結構與過程提出概括模
式和進行理論分析。我當時認為，沃勒斯坦至今認為，這個體系是以歐洲為中心，從歐
洲向外擴張，逐漸把世界其他地區納入以歐洲為基礎的「世界」經濟。這就是沃勒斯坦
和弗蘭克理論的局限性。只要這種理論依然以整個世界經濟的這一歐洲部分——甚至不
是主要部分——為中心，它就不能充分地涵蓋整個世界經濟／體系。我們提出的這一體
系「早在」16世紀就涵蓋了美洲和一部分非洲，但只是在1750年以後才包容了世界其他
部分，分析這種進程也許能給人某種經驗的和歷史的教益。
但是，這種以歐洲為基礎的「世界』材系模式不僅不夠完整，而且與我們真正需要
的關於完整的實際世界經濟／體系理論背道而馳。可惜的是，這種理論還沒有誕生，其
原因之一恰恰在於，我們已經有了馬克思、韋伯、波拉尼，還有了布羅代爾、沃勒斯坦，
再加上弗蘭克，這些人在歐洲的路燈下四處探望。無論我們多麼想具有世界眼光，但只
要我們不承認歐洲中心論決定著我們的思維，決定著我們在那裡尋找借以建構我們的理
論的證據，我們的世界眼光就不會被開發出來。有許多人可能根本不考慮這一點，只是
盯著那個地方，因為——由於我們以及其他人的著作——（歐洲和北美的）理論和實證
研究把那裡照得更亮一些。
在我看來，近年來在這個陳舊題目上各種各樣的花樣翻新幾乎一無所獲，不僅是曇
花一現，而且還白白浪費了許多重新進行理論概括的好機會。例如，埃裡克﹒沃爾夫
（1982）和薩米爾﹒阿明（1991）固守所謂的「納貢生產方式」，旨在對1500年以前的
整個世界（沃爾夫）或1800年以前的大部分世界（阿明）做出概括。再如，蓋茨（1996）
對一千年間基於「納貢生產方式和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中國的原動力」進行了一
番分析，儘管她使出渾身解數，也很難說明它們為什麼和怎麼支持和助長了中國的父權
制度。反之，本書將要證明；「不管他們的家庭生產關係——不必考慮生產『方式』—
—如何千變萬化，更重要的是，他們參與著一個單一的世界經濟。而這一點因人們不恰
當地、甚至張冠李戴他強調『生產方式』而被掩蓋了。」
最近，范贊登（vanZanden1997）以「們需要一個商業資本主義的理論嗎？」為題
作了一個張冠李戴乃至指鹿為馬的論忒《評論》1997年春季號集中討論了這個「問題」，
主編沃勒斯坦也寫了文章。基於對17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勞動力市場的分析，范贊
登斷言：「商業資本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是『形成過程中的資本主義』、…因為這個成長
中的世界市場…集中在一片非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中的一個相對狹小的城市化的商業孤
島上。」因此，它也就成了在前資本主義或原始資本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之間的一個必
要「階段」，而迄今人們還沒有給予它充分的承認。沃勒斯坦理所當然地否定了這一論
點。他指出，商業資本主義和荷蘭的資本主義不過是「歷史上資本主義」的一個組成部
分。例如，「能夠獲取較大利潤的企業或公司…都同時是廠家、商人和金融家，或者在
這些角色之間來回轉換，根據經濟形勢變化，什麼更有利可圖就做什麼」
（Wallerstein1977：252）。當然，沃勒斯坦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沒有看到，不僅在很小
的歐洲「資本主義」部分是這樣，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從來如此，
還有一些學者（埃德﹒話特、凱瑟琳娜確斯以及而果﹒索利）在最近發表的著作中
論述了尼德蘭、佛蘭德以及歐洲其他地區的「工業化之前的工業化」。只要稍加比較，
就可以看出：「范贊登的說法無法用來分析這個過程：商業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生產
方式的聯結並非問題所在，而且，在向工業資本主義轉變的過程中，原工業
（protoindustry）不是最活躍的因素」。如果他們不把眼界局限於歐洲的邊緣半島部
分，而是把考察的範圍擴大到世界其他地區，就像本書這樣，完全把這些地區當作整個
全球經濟的組成部分來分析，那麼這些「生產方式」就根本不再是問題所在了。
（極）少數學者，尤其是有非洲一亞洲背景的學者堅定地認為，我們必須擴大或改
變我們的理論視野和取向。其中有阿布一盧格霍德和喬杜裡。阿布一盧格霍德（1989）
探究了「歐洲霸權之前」的歷史。喬杜裡考察了「歐洲之前的亞洲」。當然，他們也因
為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現有的歐洲和其他西方的路燈而踉踉蹌蹌。對於那些想要尋
找更遠距離的證據的人來說，這些路燈只提供了極其微弱的光亮。
值得慶幸的是，這些更具有世界眼光的學者隊伍日益擴大。新加入者大多是非「西
方」研究者（雖然大多是受西方訓練或受西方影響的人），他們借助火把或蠟燭的光亮，
挖掘各自地區的檔案或考古資料所透露的歷史信息。他們所發掘的證據乃是一個寶庫—
—某些乃是原本意義上的寶庫，因為水下考古使某些沉沒已久的商船和寶庫重現人世。
這些發現能夠和應該提供一個更廣闊、更深厚的基礎，使得我們能夠通過更深遠的歷史
研究進行歸納綜合，並且建構一個真正整體性的世界經濟／體系模式和理論。
但是，光有證據是不夠的。證據本身並不能替代一個整體主義的涵蓋整個世界的理
論模式。我們正是需要（現在還沒有）這樣的理論模式來組織和解釋現有的證據，而且
使我們能夠遠遠超出原有西方理論路燈所照射的範圍，指導我們去尋找世界各地的更多
更好的證據。本書不過是沿著這個方向邁出最初的幾小步，而且還跟踉蹌蹌。但是，我
希望，我的缺點能夠激勵比我能力更強的人沿著這個方向大步前進。
在這種努力中，似乎研究近代早期的世界經濟和體系比研究更早時期要容易一些。
例如，當我研究青銅時代的世界經濟和體系的情況，探索它的長周期時，我使用了一個
拼圖的比喻。我發現，普通的拼圖是從已經給出的直邊外沿開始，然後往裡拼，而我的
工作無法走這樣一個捷徑。我只能先設想一個中心，然後由此向外尋找世界體系拼圖的
邊緣。而且，這些邊界是不穩定的，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向外推進。我的任務就是確定這
種情況是何時何地發生的。
組合近代早期的世界體系似乎要容易得多。確定外治的工作似乎沒有必要，因為情
況似乎十分明顯；先是其非洲一歐亞範圍，然後遲至1492年以後才將美洲並入，遲至
1760年以後才將大洋洲並入。當我們考察這個世界經濟時，很容易從這個拼圖的外沿入
手，雖然外沿不是筆直的而是圓的。其實．本書最初的標題就是「世界是圓的」。我們
只須把它圍一圈，然後挑選那些拼決，根據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把它們放到合適的位
置。於是，整個畫面幾乎會自動呈現出來。即使我們把這些拼塊之間的關係搞錯了，歷
史的、地理的、社會政治的、經濟的證據也能幫助我們校正每一拼塊與其他拼塊的相對
位置。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更充分的？）整體視野。但是，大多數歷史學家和社會
理論家既不接受上述方法，也不照這種方法行事。他們不僅根本沒有、甚至毫不考慮整
體視野。更糟糕的是，他們從根本上始終頑固地排斥整體觀念。
然而，如果我們不看全球拼圖的示意圖，我們就無法為它的每一個拼塊找到正確的
位置，無法理解每一個拼塊在功能上的真正聯繫。狀如不列顛群島輪廓的紅色拼塊的位
置在哪裡，其角色是什麼？我們也無法了解另外一些紅色拼塊有什麼用——其中有一大
塊像是一個垂直的陸地邊緣，另一塊是被水環繞的橫向的腎狀物。另外，在第一個紅色
拼塊分邊，我們還得放藍色的、黃色的和綠色的拼塊，而這些拼塊中的每一個也都要被
五顏六色的拼塊圍住。我們需要有一個全球整體概念，才能把這些五顏六色的拼塊放到
地圖的正確位置上。尤其是那些有幾個直邊的拼塊，它們像是什麼人在桌子上畫線畫出
來的（實際上是歐洲殖民列強1884年在柏林切割非洲的結果）。實際上，如果不對這個
拼圖整體及其制造過程進行整體分析，我們就永遠不能理解它的「設計師」為什麼和如
何安排每一個拼塊的顏色、形狀和位置，更不用說它們彼此之間以及與整體的關係了。
當代歷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個整體視野。歷史學家最喜歡用顯
微鏡來考察和猜想在一個很短暫時間裡的一個小片斷。我的一個孩子是一位歷史學者，
他在送給我的一部歷史著作上題寫：「一個研究樹木的人贈送給一個研究樹林的人」。
不要說「文明研究者」，就是「世界史」學者也習慣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某些大樹上，
僅僅對某些大的片斷加以比較。實際上，許多人喜歡關注自己文明的特點或文化相似與
相異之處。有些人為自己的方法辯護說，遵照「科學」標準，我們只能研究整體的片斷，
這樣我們就能運用比較方法來分析它們的差異。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如果整體大於部
分的總和，那麼整體本身也會造成整體的部分或片斷之間的差異。總之，他們或者由於
不願看見整體，或者由於看不見整體，因而不去看整個畫面。因此，他們甚至也無法理
解他們考察的那個片斷或他們想加以比較的兩個或更多的片斷的某些基本要素。實際上，
幾乎沒有一個「世界史」學者指出，明擺著的真實世界是一個整體性的全球拼圖，他們
本來可以把它組合起來，但不去做，更不用說去設法理解它了。
3．一種全球經濟視野的輪廓
現在我們來簡單地介紹一下第2章到第7章是如何來組合1400一1800年近代早期世界
經濟的拱圖的。
第2章將考察貿易的結構與流動。這種貿易活動從美洲開始，然後圍繞著地球向東
方展開。我們將考察貿易不平衡的模式及其貨幣清償結算的方式，而貨幣也主要是流向
東方的。我們將考察十幾個地區及其相互關係。我們的考察路線將從美洲開始，經由非
洲和歐洲，到西亞、南亞和東南亞，然後到日本和中國，再從這兩個國家跨越太平洋，
然後再回過頭來跨越中亞和俄羅斯。這一巡視將揭示出這些「地區」經濟的實力和成長
及其相互之間的貿易和金融關係。這一巡視還將（至少是含蓄地）顯示從1400年前後到
1800年前後存在著一種什麼樣的近代早期世界經濟的勞動分工以及這種分工是如何擴展
和變化的。這一章至少要證明已經存在著這樣一種世界範圍的勞動分工。在這一章裡，
我將確定當時有許多不同的產品和服務、部門和地區、企業和「國家』實際上在同一個
全球經濟中進行著競爭。因此，我們將看到，已有的全部經濟學和社會學理論對這種世
界範圍的勞動分工的忽視或否認是沒有歷史依據的。
第3章將考察貨幣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的角色以及在塑造各地區間關係時的作用。有
關金錢從美洲銀礦流向歐洲的文獻極其豐富，也一直有人關注金錢流向亞洲的情況。但
是，人們沒有充分地對硬幣的制造、運輸、鑄造、改鑄、兌換等等的原因進行宏觀和微
觀的經濟分析。在這一章裡，除了對銀幣和其他貨幣的制造與兌換做出宏觀和微觀經濟
分析外，有一節專門考察貨幣流通體系及其在世界經濟中如何聯結力巨利）運行和擴張
的。
在第3章中還有一節專門考察這種狀如血液循環系統的貨幣體系以及在其中流動的
貨幣血液為什麼和如何滲透進和滋養著世界經濟的經濟體。我們將考察為什麼某些貨幣
動脈和血管會比其他動脈和血管更粗大，為什麼某些較細小的動脈和血管會遠遠地延伸
到世界經濟體的某些（不是所有的政沿地區，甚至為擴大和刺激那些地區的生產服務。
我們將看到，有關亞洲「囤積」金銀的古老神話，關於世界貨幣供應在印度、尤其在中
國「沉陷」（被「秘藏」起來）的傳說是沒有根據的。
第4章將考察某些全球經濟的數量方面。雖然很難找到確切的資料，但是在這一章
裡用了一節來收集和比較某些世界範圍和地區的、尤其是亞洲和歐洲的人口、生產、貿
易和消費，以及它們各自的增長率。我們將會看到，不僅亞洲各個部分在世界經濟中的
經濟地位遠比整個歐洲重要得多，而且正如歷史資料無可辯駁地顯示的，至少在1750年
以前，亞洲在這些方面的發展速度比歐洲更快，總量更大，而且一直保持著領先於歐洲
的經濟優勢。如果說在近代早期，亞洲若幹部分比歐洲更富有，生產效率更高，而且它
們的經濟還在擴張和成長，那麼歐洲人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怎麼可能會像馬克思、
韋伯、桑巴特等等所宣稱的那樣是傳統的、靜止的、停滯的、基本上是浪費的呢？情況
根本不是那樣，因此這種歐洲中心論制造出來的神話完全是一派胡言。第4章中有一節
援引史料和權威論斷來對歐洲和亞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國的生產力、技術以及經濟機制
和金融機制加以比較。通過這些比較，我們可以證明，歐洲人對亞洲的貶低是沒有事實
依據的，因為不僅在這個時期的開端，而且到這個時期結束之時，亞洲在經濟上以及在
許多技術領域都領先於歐洲。另外，這一章還提出了一個觀點：生產、貿易及其機制和
技術不僅應該作國際間的比較，而且還應該被視為在世界經濟的領域裡相互聯繫和相互
催生。
第5章將提出並闡釋一種「橫向整合的宏觀世界歷史」。在這種歷史觀中，事件和
過程的同時性並不是偶然的巧合。不同地點同時發生的事件不應該歸因於各地「內部」
環境的各自作用。相反，在這一章裡將逐節探討世界各地同時發生的事件的共同原因及
其相互連帶的原因。為了說明和解釋在不同地點發生的事情，我采用各種互補的方法進
行了人口結構的、貨幣的、康德拉捷夫的、長周期的分析。這種貨幣周期的分析被用來
說明在17世紀40年代同時發生的中國明代王朝的崩潰、美國的革命、西班牙和日本的叛
亂、馬尼拉和其他地方的其他問題。對18世紀晚期法國、荷蘭一巴達維亞、美國以及工
業革命也從一種周期和聯繫的角度作了簡略的考察。第5章裡用了一節探討所謂歐洲的
「17世紀危機」是不是世界範圍的危機，是不是包括亞洲在內；我還將探討一種否定的
回答對於世界經濟史的重要意義。我們注意到，在亞洲許多地方，「延長的16世紀」的
經濟擴張持續到整個17世紀，並延伸到18世紀上半期。這也就引出一個問題：是否存在
著一個大約長達500年的世界經濟政治的周期。
這個長周期問題引出了第6章探討的問題：西方為什麼和如何在19世紀「取勝」，
這個「勝利」將會持續下去，還是暫時的？在以前的著作裡（GillsandFrank1992，
FrankandGills1993，Frank1993a），我宣稱發現了一個長達500年的世界經濟體系的周
期，其中有一個擴張的A階段和收縮的B階段，它們都各自長達二三百年。我對這個周期
的研究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截止到大約公元1450年。其他學者分別作的三個考察為我
確定的這個所謂的周期及其階段提供了某種肯定。那麼這個長周期模式是否適用於近代
早期呢？這是第6章第1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如果適用的話，那麼它是
否反映和有助於說明在整個17世紀乃至18世紀一段時間裡亞洲在世界經濟中持續占據的
支配地位，是否反映和有助於說明此後亞洲的衰落和歐洲的興起呢？
第6章還將把本書的歷史敘述與理論分析推進到最後階段，探討「東方的衰落」和
「西方的興起」是如何密切相關和相輔相成的。我用一部分篇幅考察在單一的全球經濟
中不平等的地區和部門結構以及支持著生產和人口增長的那種不平衡的暫時性或周期性
運動。我的觀點是，導致亞洲在1750年以後衰落的原因，不是所謂近代早期亞洲的孱弱
和歐洲的強大，而是亞洲本身強大所引起的後果。同樣，正是歐洲原先在世界經濟中的
邊緣地位和孱弱才使得它在1800年以後蒸蒸日上，如日中天。這種發展也是利用了1750
年以後「亞洲的衰落」這一機會。在這一章裡，我將用一節來考察這種發展的根源和時
間進程。另外，我提出，在這種全球發展的持續進程中，經濟、政治、文化力量的天平
已經開始再次倒向亞洲。
第6章的最後一部分更細緻地考察了「西方的興起」。我的論點是對布勞特的呼應
和擴展：西方最初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買了一個三等廂座位，然後包租了整整一個車廂，
只是到19世紀才設法取代了亞洲在火車頭的位置。我用一節考察歐洲人如何用美洲金錢
來達到這一目的，並援引亞當﹒斯密的有關分析。他們在使用美洲金錢時不僅擴張了自
己的經濟，而且或甚至花錢打進了亞洲還在擴展著的市場。工業革命及其最終使歐洲人
在世界經濟中占據支配地位的結果，不可能僅僅用歐洲「內部」的因素來解釋，甚至加
上歐洲從殖民地搾取的資本的積累來解釋也是不充分的。我們需要對這種全球進程做出
一種世界經濟的說明和解釋。為此，這一節接著提出並考察了一個假說，這個假說的立
論基點是，世界範圍的和附屬地區的供求關係為節省勞動和產生動力的技術革新提供了
基礎。
因為整體大於部分的總和，所以每一個部分不僅受到其他部分的影響，而且也受到
整個世界（體系）情況變化的影響。如果我們不考慮亞洲和非洲的變化情況，就無法理
解和說明歐洲和美洲的變化，反之亦然；如果不搞清從各個地方散射出來的影響——這
是整個世界（體系）本身的結構與動力的結果——就無法理解和說明任何一個地方的變
化。簡言之，我們需要用一個整體主義的分析來解釋這個體系的任何一個部分。總結性
的第7章再次審視了這種整體分析的必要性以及根據這種整體分析我們得出的發現和假
說對於進一步考察歷史學、流行理論的意義，對於重建二者的可能性與必要性的意義。
第7章的前半部分總結了歷史學的教訓，後半部分提出了變換理論方向的建議。
4．對阻力和障礙的預見與辯駁
首先，當我們受到誤導因而以為我們的世界現在完全處於一個單方面的「全球化」
進程時，我們對於全球現實的知識是非常糟糕的。我們的語言本身及其範疇概念反映著
並誤導著我們的思維，使我們首先考慮的是部分，然後再把各個部分結合成一個整體：
我們心目中的範例就是我們的社會，我們自己的國家，德語詞民族經濟
（Nationaloekonomie，又譯為「國民經濟」）以及與國際貿易相關或不相關的國際關
系。這些範疇概念聽起來彷彿是我們一直生活——可能還將繼續生活——在某些社會、
政治、經濟「單位」裡，這些單位據說甚至是（它們）生來就有的。這類說法和術語幾
乎可以說是體現了最荒謬的「世界觀」，是對世界現實的想象呈現。但是，如果不發明
一整套使讀者感到生疏的全新術語，我就必須使用現有的術語，設法把它們稍加改造，
使之能夠涵蓋一個更完整的全球現實。不管怎麼說，我們需要的不僅是全球性術語，而
且需要全球分析和理論。
然而，即使是提出一種對世界的全球分析，也是一項艱難的任務，更不用說提出一
種全球理論了。它必然遇到強大的阻力，會引起激烈的反對。可以預見，在驚濤駭浪的
海面上，我們的分析至少會遇到（且不說破除）某些冰山露出的一角。因為本書的設想
現在剛剛下水，所以我是根據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和我自己以往的經驗提出這種預見的。
沃勒斯坦的經驗十分合適，因為我目前提出的設想比他當年的設想還要宏大，或許也更
膚淺一些。
本書遇到的大多數障礙可能不過是吹毛求疵。其他更理論化的反對意見可能很少，
但是會很尖銳。有一個特殊的大障礙是沃勒斯坦設置的。
有人會挑剔地指責說，我沒有使用（甚至沒有能力使用）原始資料。對此，我有幾
個理由進行反駁。1966年，我把一份有創見的批評墨西哥歷史研究中的傳統說法的稿件
寄給一位墨西哥史專家。他很客氣地給我寫了回信，但是在信中說，我的稿子沒有發表
價值，因為它不是基於原始資料寫成的。我把這篇稿子放在抽屜裡達13年之久，後來因
沃勒斯坦邀請我把它納入由他主編的劍橋大學出版社的一套叢書中才發表出來
（Frank1979）。此晚那位專家寫了一篇書評，認為我的這本書不應該出版，因為我所
說的東西已經陳舊了，其他學者的新的研究和分析成果已經把我早先提出的看似希奇古
怪的世界經濟現變成了公認的流行理論。
這段經歷表明，做出一種歷史闡釋，尤其是範式闡釋，需要什麼樣的資料。用顯微
鏡進行檔案研究會很自然地造成一個問題：它不可能給歷史學家提供一個廣闊的視野，
歷史學家必須在進入檔案館前已經具有了這樣一個廣闊的視野。另外，如果歷史學家希
望跳出公認的範式，甚至向基於微觀研究的範式發出挑戰，那麼他們最需要的就是一個
更廣闊的視野。當然，如果歷史學家邁得步子太大，不可能用望遠鏡來考證資料，那麼
他們必然會遺漏某些細節。這就會引起下面這種指責。
有人會指責說，尤其是因為缺少足夠的原始資料，甚至根本沒有察著原始資料，因
此我的知識不足以考察世界整體，甚至不足以考察世界的若幹部分。甚至布羅代爾
（1992：468）也提出疑問：「歷史學家試圖在一項分析裡把尚未被充分探究的歷史片
斷都組合起來，這種嘗試是否明智？」其他人會說：「哦，不過你的建議與我在自己的
領域裡已經花費了20年的生命所研究的一年。十年或百年歷史的方式大不相同。」然而，
正如世界史專家威廉﹒麥克尼爾在為我的一本書（FrankandGills1993）寫的前言中指
出的，無論我們把研究課題規定得多麼狹窄，我們不可能洞察一切，甚至不可能對任何
一件事有「足夠」的知識。他還在另一篇文章中表示：
宏觀史學家對已有的文獻記錄的大多數細節都不屑一顧。……但這並不會使宏觀歷
史缺少嚴格或充分的證明。……不同範圍的研究會創造出各自具有重要意義的畫面。范
圍較小的研究並不像分工細密的歷史學家想象的那樣更接近真實。情況恰恰相反。……
優秀的歷史著作乃是出自對與歷史學家探究的問題相關的資料中的信息進行精心篩選和
考訂的工作——應該是不多不少，恰到好處。
因此，知識的匾乏（我很願意承認這種缺點）實際上並不取決於研究課題究竟是狹
窄還是宏大。相反，正如本書第5章所援引的約瑟夫﹒弗萊徹（JosephFletcher）的說
法，正是由於人們普遍不願意作「橫向整合的宏觀歷史」研究，才導致了歷史知識的狹
窄乃至極其匾乏。
讀者也許會指責我只注意一個「經濟」側面或一個「經濟」特徵。在1996年世界歷
史學會和文明比較研究國際學會聯合舉辦的一次會議上，有一位學者私下對我說：「你
正在做一項很好的經濟史研究；但這也是我之所以不感興趣的原因。」另一位學者公開
說：「你對文化視而不見。」主張進行政治。社會、文化、宗教、民族、種族等等分析
的學者會抱怨說，我的研究對他們的特殊（主義的）願望絲毫沒有給予支持、賞識或頂
禮膜拜。有些黨派人士會遺憾地說：這項研究對於「我的人民」用處不大或根本沒用。
他們是想從某種種族中心論或新非洲中心論、舊伊斯蘭中心論、甚至更古老的中國中心
論、俄國特殊論等等中尋求某種支持，而所有這些東西在這項研究中都找不到他們所需
要的支持。我的見解也是針對原先的冷戰鬥士薩纓爾﹒亨廷頓（1993，1996）用「文明
的沖突？」這種新包裝兜售的歐洲中心一西方特殊論。（咎由自取——亨廷頓在1993年
價交事制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標題後也打上一個問號，但是過於急切的公眾已經把它省略
了。然而，到1996年，他的同名著作的書名上就沒有問號了。）正如第7章所強調的，
本書所提出的見解是支掙『多樣性的統一」的。
女性主義者會指責說，這種視野和分析不足以打破剝奪婦女發言權的家長制性別社
會結構的牢籠。她們的批評是正確的。這項研究與流行的理論一樣避免不了性別因素的
影響，除非它既不涉及婦女本身，因而也不涉及男人。實際上，這項結構分析似乎根本
不是探討任何人群的。第2章探討的是分工和貿易，第3章探討的是貨幣如何圍繞著世界
流動、又如何使世界圍繞著它轉動，第5、6章探討的是世界經濟體系的結構與動力。這
些章節正是在探討人們之間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在某種意義上，在我的這本書裡，
與其說是人創造了歷史，不如說是歷史創造了人。
這就足以給人提供大量的炮彈來批判某種經濟『快定論」或其他的結構『扶定論」，
據說這些「決定論」忽視意志論所主張的各種具有自由意志的政治「力量」。其實，現
實世界所受到的各種限制並非體系論者憑空想象出來的。但是，對唯意志論者講這個道
理無異於對牛彈琴。另外，據我所知，沒有一個體系論者認為，這個被人們所研究的客
觀「體系」絲毫不容個人和群體有任何文化、政治或「自下而上」（當然也有「自上而
下」）的主觀活動和反應。但是，人們的良好意圖——甚至惡劣意圖——往往不能實現；
正如第5、6章所論證的，這些意圖能否實現，取決於該體系所產生的機遇和制約。
此外，正如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所遇到的反響一樣，社會理論家們還會提
出更「具體的」抱怨和要求。歐洲中心論者提出的一項具體指責是，沃勒斯坦和我認為，
歐洲人還受益於自己努力之外的某些東西，但是現有證據不足以支持沃勒斯坦的觀點，
更不足以支持我的觀點。數年前，保羅﹒拜羅克（196，1974）、帕特裡克﹒奧布賴恩
（1982）等人明確地反對我和沃勒斯坦問974）早先的論點：殖民地貿易和新殖民主義
貿易促進了歐洲的投資和發展。拜羅克（1969）否認商業資本對此有什麼貢獻。奧布賴
恩（198，1990）多次否認海外貿易和殖民剝削是促成歐洲資本積累和工業化的因素，
理由是，根據他的計算，這種貿易僅僅相當於18世紀晚期歐洲國民生產總值的2％，更
不用說從這種貿易中獲得的利潤了。奧布賴恩認為：「對於核心地區的經濟增長來說，
邊緣地區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現在奧布賴思甚至走得更遠。他在「全球經濟的形成，
1846—1914年」的小標題下斷言：
直到19世紀中期，洲際和國家間的相互聯繫似乎還是很有限的。…世界各地的生產
者和商人不僅接觸不到外國競爭者，而且還受到保護。…甚至在一國之內也不受競爭的
威脅。一體化首先在地區範圍內發生，然後在一國基礎上發生，隨著19世紀的進展，才
逐漸在全球範圍發生一體化。
本書則要清除疑問的陰雲，證明奧布賴恩的觀點在事實上是錯誤的，更不用說在理
論上了。但是，他也說過：「無論是數量分析還是歷史研究都不能平息有關遠洋貿易對
工業革命的意義的爭論。」
我們應該贊成奧布賴恩的說法：證據永遠不能平息這個爭端。這並不是因為證據本
身是不重要的，而是因為它在我們的實際爭論中起不了那麼大的作用。很能說明問題的
是，奧布賴恩（1982，1990）甚至排斥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視野。實際上，奧布賴恩
（1997：86－89）一再宣稱：「歐洲的依賴性。…始終是微不足道的」，「亞洲、非洲
和南美的經濟重要性……始終處於一個很低的水平」（他援引拜羅克1974年和1993年的
論述作為後盾）；雖然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事實與收益」是不容爭辯的，但是「殖
民主義並不一定有收益」，「帝國主義最後被證明是獲益有限的」。因此，奧布賴思
（1997：86）認為，弗蘭克、沃勒斯坦和阿明的「意見」——歐洲經濟增長「是在設法
損害（其他地區）的條件下發生的」——「是值得商榷的」。而奧布賴恩認為，「就歐
洲（甚至英國）的工業化歷史而言，『世界視野』（布羅代爾的一個標題）對於歐洲的
意義似乎不如『歐洲視野』對於世界的意義大。」（199：177）對於這種堅持歐洲中心
論的冥頑不化分子，無論如本書第4章和第6章那樣舉出多少證據，也是白費口舌。他們
只會繼續堅持他們的歐洲中心論，宣稱歐洲與世界的關係對於歐洲沒有什麼作用，但對
於世界則很重要。
在這種否認世界經濟體系各種因素具有重要性的說法背後，有一種方法論的假設，
而這種方法論假設在這種場合不過是歐洲中心論的另一種形式：即應該從被解釋對像的
「內部」來尋求解釋。表面上看起來很有道理，但是，這是什麼東西的「內部」呢？奇
波拉（1976：61）總結他的論點時說；「把貿易說成『增長的引擎』，這種觀點過於簡
單化了。」馬克思主義者用自己的說法表達了類似的觀點。羅伯特﹒布倫納認為，只有
用普遍存在的內部階級關係才能說明某一地方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毛澤東在其著名的
《矛盾論》中用雞蛋和石頭的比喻概括了同一觀點。外部的溫度只會使一個雞蛋而不是
一塊石頭的「內部矛盾」產生出一個小雞。對於「任何一個社會」可能如此，也可能並
非如此。但是，關鍵在於，真正的問題不是關於任何「一個社會」的問題，而是關於整
體世界經濟和全球體系的問題，而一切東西都是它的「內部因素」。
這種關於「內部」和「外部」的爭論甚至把以歐洲為基礎的「現代世界經濟／體系」
分析本身變成了另外一個需要克服的阻力和障礙。這種分析認為，歐洲「現代世界體系」
導致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變，然後這一轉變才傳播到（歐洲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區。
這種分析本身也是這種體系的內部產物。我則認為，歐洲及其「世界經濟」乃是早已存
在的非洲一歐亞經濟的一部分，而這種非洲一歐亞經濟體系的結構和動力變成了全球性
的，「而且也造成了歐洲許多方面的發展。因此，需要加以分析的正是全球世界經濟的
「內部」運作，而不僅僅是歐洲「世界經濟」的「內部」運作。
那麼，階級和階級鬥爭呢？應該重新重視國家的作用！應該重視文化！面對這些主
張，我的回答很簡單：在世界經濟中確實存在著階級，但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
的階級鬥爭從來沒有馬克思在闡述歷史唯物主義時所賦予的那種火車頭的力量。國家和
文化以及階級鬥爭確實需要加以更多的分析，但要把它們看作是依附於世界經濟和體系
的結構與運動的因素。
還有些人會說，99．99％的人肯定沒有感知到我所說的世界經濟／體系，因此它不
可能對他們的意識造成任何影響。這種說法又對又不對。首先，客觀環境影響著——實
際上塑造著——主觀意識，尤其是在主體不自覺的情況下。其次，意識並不是一切；正
如我們在第5．6章中將會看到的，一種客觀環境不僅影響著主體的意識，也影響著主體
的其他客觀環境。
後現代主義者也會提出異議。他們可能會賞識我對公開的和隱蔽的歐洲中心論術語
和概念的「解構」。後現代主義者也可能會喜歡我的論證：涉及亞洲的殖民主義概念只
不過是晚近才產生的，在亞洲很可能是暫時性的。但是，在他們看來，所謂的現實只不
過是頭腦中的概念或只是在語言的交流中存在。因此，他們會反對我的主張：歷史事實
本身否定了流行的歷史學和社會理論。而且，他們會斷言，我之所以宣稱有一個真實的
全球世界經濟和體系，完全是出於我的想象；這種表述不過是我的想象力的產物。無論
面對什麼樣的論證，甚至面對多少證據，他們都不會信服。他們只願意開著他們自己的
論辯汽車駛進一棵想象的大樹裡，在那裡評點這棵大樹。
相形之下，與那些承認樹林的現實、甚至承認確實有一個世界經濟和體系的森林的
人展開論辯會更有益處。例如，沃勒斯坦（1974，1980，1989）、弗蘭克（1978a，b）、
布羅代爾（1879，1992）、沃爾夫（1982）、布勞特（1993a）、斯蒂芬﹒桑德森
（1995）。喬治﹒莫德爾斯基和威廉﹒湯普森（199）、蔡斯一鄧恩和霍爾（199）就提
供了一種更有益的「世界視野」，用以考察「世界」及其對地方經濟和社會的影響。而
且，他們都自覺地試圖提供更廣闊的視野來對抗偏狹的歐洲中心論。然而，儘管他們的
世界模式還不具有充分的全球性和整體主義，因而不能涵蓋整個世界經濟的森林，但是
他們的分析已經招致了原有社會理論捍衛者的激烈抵制和反駁。可以想見，如果一種更
充分的整體主義的全球分析不僅會掀翻大多數流行理論，而且也會掀翻上述理論家的修
正理論，那麼也就會引起更多的抵制和反駁。
我們可以很自然地想到這類抵制的例子。埃裡克﹒沃爾夫（198）曾嚴正地批評有
些人忽視歐洲對「沒有歷史的民族」的影響。他指出，歐洲之外的民族有他們自己的歷
史，歐洲的擴張對他們產生了影響。但是，他依然低估了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他也沒
有探究在一個共同參與的世界裡，這個世界是如何影響了各個參與者的。另外，他維護
甚至是恢復了「生產方式」的首要地位，強調從親屬關係的「生產方式」到納貢「生產
方式」再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演進。我認為，這會進一步轉移人們對最緊迫的東
西——整個世界體系——的注意力。
沃勒斯坦（1974）走得更遠一些。他把歐洲核心與世界各地邊題的相互關係整合在
一起，他考察了統一的政治經濟體的勞動分工的結構與轉型及其對核心與邊睡的影響。
但是，他的「現代世界體系」以及作為其基礎的布羅代爾一沃勒斯坦所謂的「歐洲的世
界經濟」直到1750年還把世界大部分地區排除在外。在沃勒斯坦的視野裡，歐洲的擴張
確實把一部分非洲沖D 勒比地區和美洲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但是，他明確地解釋說，
這種經濟體系僅僅是准世界性的，根本不是全球性的。在他看來，西亞、南亞和東亞以
及俄國只是在1750年以後才被納入這種歐洲的世界經濟／體系。因此，不僅沃勒斯坦的
「世界體系」視野、理論和分析沒有包容1750年以前的世界大部分地區，而且他還明確
地宣佈，在他所謂的「現代世界體系」的早期發展中，世界大部分地區，包括地中海以
東的歐亞大陸和整個東歐在內，都沒有起任何重大作用。
因此，沃勒斯坦所闡述的十分有限的現代「世界」經濟和體系的歷史和理論也很自
然地拒絕考慮全球經濟和真正的世界體系。至少直到1750年為止的全球經濟和真正的世
界體系不在他的視野之內。但是，正如本書、尤其是第3、4和6章所力圖證明的，在全
球經濟和真正的世界體系中所發生的變化對於布羅代爾一沃勒斯坦所謂的「歐洲世界經
濟／體系」內部的發展起著極其重要的決定作用。哪怕是為了對這個真正的世界經濟和
體系中的任何緣起、結構和功能乃至轉變和發展能夠稍加研究和理解，我們也需要一個
如本書第6章所提出的那種從總體上看更充分的整體主義的理論和分析。然而，沃勒斯
坦（1991，1992，1993）已經多次拒絕對世界體系分析做出這種修正。最近，他在《把
穩舵勵》（1995）一文中抨擊了各種改『以公理自居」、或「標榜獨特性」、或「強調
具體性」的修正主義，尤其指責我的觀點。
就連布勞特也不例外。雖然他揭露了「歐洲的奇跡」的神話，斷言在1500年前後歐
洲人毫無優於亞洲人之處，但是他（1992，1993a）也抵制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及其連續
性進行整體分析。其他持有宏觀的歐洲歷史視野的學者也不例外。桑德森（1995）對日
本和英國作了比較，莫德爾斯基和湯普森（1996）發現了遠溯到中國家代的康德拉捷夫
周期（本書第6章將加以討論），蔡斯一鄧思和霍爾（199）分析了一萬多年的各種「世
界體系」模式。但是，他們仍然認為，在1500年前後，世界歷史發生了一次鮮明的「斷
裂」，其原因不僅在於1492年和1498年歐洲人發現了美洲和通向東方的新航路，而且主
要在於由此開始了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發展及其從歐洲向外界的傳播。本書第2章和第4章
則用大量的證據向我也曾贊同過的這種觀點的基礎提出質疑。
社會「科學」界的另外一些同行和朋友雖然口頭上贊成整體主義，但是也不願正視
整體。整體主義調子唱得最高的是薩米爾﹒阿明和吉奧瓦尼﹒阿裡基。他們曾與沃勒斯
坦和我合作寫過兩本書（Aminetal．1982，1990）。與沃勒斯坦一樣，阿明與阿裡基在
組合他們的現代世界拼圖時也是從中心開始，然後再考慮四周的情況；而且，他們也是
在歐洲找「中心』。他們力斥歐洲中心論；阿明（1989）甚至以橄洲中心論》為題寫了
一本書來抨擊它，而阿裡基則對東亞傾注了越來越多的精力。但是他們兩人依然以對歐
洲近代早期歷史的回顧為起點，理由是「資本主義」是從那裡起步的。與沃勒斯坦
（199）一樣，阿明（1991，1993，1996）也批評我的觀點，維護那種認為在1500年前
後世界歷史——在歐洲——發生了明顯的斷裂的正統觀點。在那之前，「世界帝國」
（沃勒斯坦的說法）只是在「納貢生產方式」（阿明的說法；沃爾夫（1982）也贊同）
的基礎上進行生產和分配活動。在那之後，從歐洲發展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向
外擴散。阿裡基給中國和東亞賦予了更多的重要性。但是，阿裡基的《延長的20世紀》
（1994）在追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發展及其金融體制的沿革時仍然以它們在意大
利城市國家的所謂濫筋為起點。
由此可見，歐洲中心論甚至深刻地影響和限制著對流行的歐洲中心論社會理論持最
嚴厲批判態度的學者，其中包括那些令人信服地主張更廣大的世界在「西方的興起」中
的作用遠比這種理論所承認的大得多的學者。另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是艾倫﹒史密斯
（1991）。他在《創建一個世界經濟》一書的開頭批評了韋伯以及當代的諾思和托馬斯、
羅斯托、瓊斯乃至沃爾夫、沃勒斯坦和弗蘭克忽視、貶低或曲解歐洲之外的「更廣大世
界」的作用。但是，史密斯只是在第2章中對這種更廣大世界的歷史掃了一眼，便馬上
在第3章中轉向對中世紀歐洲的分析。他順著社會和政治的「直線潮流」而下，抵達公
元1500年。那種潮流在「保證持續增長的技術〝所起的作用下導致了。穩健的進步〝—
—但這一切都出自歐洲（Smith1991：67，5）。這部著作余下的大部分篇幅都用於論述
歐洲及其向資本主義的轉變、海外擴張以及世界經濟中的「邊睡和附屬地區」。由於史
密斯依然在歐洲尋找「世界經濟的創建」以及「資本主義的」的誕生和擴散，所以他必
然會宣稱：
（當時）世界許多地區依然處於這個新體系之外。東非印度、錫蘭印度尼西亞、東
南亞、中國、日本和中東都屬於這種情況。……（由於）是否加入商業交往可以任由選
擇……因此似乎對各個社會組織的結構沒有什麼持續的影響。人們不應誇大國際貿易在
塑造道遠大陸之間的實質性聯繫方面的作用。……只是在歐洲……（一體化的社會進程
爐生了果實。）
當然，按照這種歐洲中心論的老調，我們絕不會發現任何在「創建一個世界經濟」
中起作用的結構、進程或力量。與他所批評的那些人的弱點一樣，史密斯的視線並沒有
超出19世紀安裝的歐洲路燈的昏暗燈光所照射的地方。相比之F，正如我們將在第3章和
第6章看到的，亞當﹒斯密在1776年已經在他的幗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巡視
了極其遙遠的空間，像（德國19世紀史學家）蘭克所說的那樣向我們展示了廣闊得多的
「實際情況」。
大體上看，正是這種有關1500年或其他日期以來歐洲發展出來的現代世界資本主義
經濟和體系的信條，構成了一道馬奇諾防線。所有的人都躲在它的背後，拒絕面對真實
的世界。本書提出了一個結束沿著這條防線奔跑的終點。當我提出目前這個世界體系始
於1500年以前的論點時，沃勒斯坦很大度地在他主編的雜誌上發表了我的文章和後續文
章。但是他本人一貫堅持1500年這道神聖的分水嶺。在沃爾夫（1982）看來，分水嶺是
1800年；在馬克思以及另外一些人看來，是在1600年到1800年之間的某個時候；在布羅
代爾（199）看來，是從1100－1600年這整個時期。蔡斯一鄧恩和霍爾（1997）主張，
應該把歐洲乃至西方的興起理解為歐亞地區兩千多年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他們也
把1500以來的現代時期看作是轉向資本主義的新階段，而這個新轉向是在歐洲開始的，
並由歐洲發起的。主要由沃勒斯坦（1996）撰寫的古爾本克委員會報告（開放社會科學》
抨擊了19和20世紀西方社會科學的歐洲中心論的、虛假的「普遍主義」（見本章卷首第
二段引語）。但是，即使他如此急切地呼喚為迎接對世紀而重新思考社會科學的基礎，
他也沒有去打破為資本主義及其所謂的後果所設置的歐洲起源和中心論這一表面上神聖
不可侵犯的樊籠。
然而，如果我們承認地球是圓的，那麼歐洲就不該被定為中心；至少可以說，在那
個地方或別的什麼地方的「資本主義」發端的重要性就變得越來越值得商榷了。19世紀
和20世紀的所有的社會理論家以及許多歷史學家都是在錯誤的地點開始考察早期近代的
歷史。他們完全是在歐洲的路燈下四處觀望。當他們從歐洲出發考察歐洲的「擴張」，
即歐洲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整合」時，越遠的地方越昏暗。也就是說，他們離開歐洲的
燈塔越遠，就越看不清楚。這也就是為什麼沃勒斯坦以及許多人認為，在1750年以前亞
洲始終處於「世界經濟／體系」之外，只是在那之後才被「整合』進來。
本書、尤其是第4章和第7章認為，弗蘭克和吉爾斯（199）對1500年以前歷史時代
的重新解釋也給流行的有關1500年以後歷史時代的解釋投下了一道長長的陰影。這個現
代世界歷史迫切需要重新做出解釋。在一種非歐洲中心論的——至少是一種不那麼強烈
的歐洲中心論的——燈光下，亞洲和世界經濟的證據將會顯示出一種退然不同的畫面。
本書第4章將證明，亞洲在1750年很久以前的世界經濟中就已經如日中天、光芒四射，
甚至到了1750年依然使歐洲黯然失色。事實上，與當時歐洲依然處於邊緣的前哨陣地
（不是燈塔！）帶給亞洲任何部分的光芒相比，亞洲給歐洲投射了多得多的經濟光芒，
更不用說文化光芒了。
凡是超越了歐洲「世界經濟」和「現代世界體系」局限的整體主義分析，都會遇到
這些實際的障礙、理論上的抵制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反攻。除此之外，我們還可能遇到一
種在理論原則上櫃斥任何整體主義的立場。其突出的代表是約翰﹒霍爾。
霍爾很明白地看到：「弗蘭克始終只探索一個方向的決定關係，即從整體到局部」，
『咽此，必須通過一種整體主義的假設來理解現代世界體系，因為整體規定著部分的性
質以及它們與整體的關係」。
在後來的一部著作中，霍爾更明確地發揮了他的理論原則，更具體地表達了他對整
體主義的拒斥。霍爾首先明確表示：
我本人的批評意見一直是，整體主義假設強化了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興起的誤
讀。……另外一種可選擇的方法則是，放棄對一種全面的歷史理論的追求，接受一種提
倡分析歷史學、但不預先承認任何先驗解釋的新韋伯主地……這種新韋伯主義反對基於
整體論和必然性的理論，因為這些理論硬把事實塞進基於某種第一推動力——唯物主義
的、唯心主義的或其他說法的第一推動力——的普遍歷史的模式裡。
接著霍爾錯誤地宣稱：
本書的分析……表明，局限於世界體系視野內的整體主義假設不足以解釋歷史的變
遷。……（呼喚）一種作為主導性歷史理論的世界體系理論……從幾個方面看都是站不
住腳的。…啃先，追求普遍主義的歷史著作幾乎都是不能自圓其說的。……其次，它們
毫無必要地限制了歷史學的研究領域。第三，它們都不能解決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如果說霍爾對我的整體主義方法的經驗性概括使我感到榮幸，那麼他對「世界體系」
的批評則根本站不住腳。事實上，普遍主義、整體主義以及真正的世界體系理論都致力
於解決拓寬歷史學研究領域的方法論問題。這是我們十分需要的。正如我在前面的理論
論述中所說的和我在後面的歷史分析中將要論證的，其原因在於，流行的歷史研究和社
會理論都與整體主義相去甚遠，基本上迴避乃至否認全球及其歷史的「整體性」。在霍
爾對整體主義的批評中，我們唯一能夠贊同的是，「一旦拋棄了整體主義，世界體系理
論也就喪失了成為主導性歷史理論的依據」（Hall1991：83）。由此，霍爾確實觸及到
他所批評的那種理論的實際局限，但是這並不能成為把歷史嬰兒與理論澡水一起倒掉的
理由。相反，在他的正確概括中恰恰提供了為什麼我們需要使我們的歷史學和社會理論
具有更多的整體主義性質，以涵蓋整個全球，其原因正如霍爾本人所談到的：「整體規
定著部分的性質以及它們與整體的關係。」因此，眾多學者在實踐中對這種整體主義的
忽視以及霍爾的這種在理論原則上的拒斥態度反而證明，整體主義理論雖然在實踐中難
以建構，但它確是十分必要的。另外，同樣值得重視是，反對意見不僅出自拜羅克、奧
布賴恩和霍爾對沃勒斯坦和弗蘭克的批判，而且也出自沃勒斯坦及其「世界體系」擁護
者。
近些年來，另外一些學者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和闡釋也值得特別的注意。雖然我們在
方法上不盡相同，但是我們的結論則是相互支持的。其中有一些亞洲學者。菲律賓學者
喬治﹒阿西尼耶羅研究亞洲在全球的地位（1978，1985）；喬杜裡早期研究印度和印度
洋的著作（197，1985）中的觀點在本書中將被多次引用，而且也在他本人的著作《歐
洲之前的亞洲》（1990a）中得到發展。王國斌對歐洲和中國的工業革命作了新的比較
研究。日本學者讀下和勝考察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地區經濟；本書第2章大量引用了
這兩位學者的研究成果。阿吉裡、濱下和塞爾登（1996）主張對過去五百年這一東亞地
區的發展進行研究。遺憾的是，他們都沒有研究整個世界經濟。丹尼斯﹒弗林及其合作
者阿爾圖羅﹒吉拉爾德茲進行了一項世界經濟分析，但是他們僅局限於分析世界白銀市
場（我在第3章中多次引用這一分析）；不過他們也強調了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
另外兩位學者的著作也帶有一種世界經濟視野。弗蘭克﹒柏林以真正的全球視野分
析了印度經濟（我在論述貿易的第2章、論述貨幣的第3章和論述市場制度的第4章都將
引用他的著作）。但是他似乎怯於把同一個分析視野應用到整個世界經濟上。肯尼思﹒
波梅蘭茨值得特別注意，因為他是就我所知的唯—一位用全球視野來考察1800年以前世
界經濟的發展和產業變革以及中國在其中的重要性的人。在我已經完成了本書、包括這
一章導論的初稿後，他慷慨地向我提供了自己尚在酌定的手稿。在這部手稿中，他從技
術、制度、經濟和生態方面對中國和歐洲作了比較，肯定了中國對歐洲的優勢。我在修
改我的書稿時引用了其中一些觀點。波梅蘭茨和我都使用了比較的方法，得出了同樣的
結論，即強調把歐洲的發展放在全球的實際世界背景之中來考察的重要性。
這也使得我們這兩個對抗習慣性思維的少數分子一致認為，歐洲的這些發展並不是
多少世紀以來歐洲（內部）社會文化乃至經濟方面的準備所造成的結果，而主要是歐洲
和世界很晚近時期突然發生的轉折和偏離所造成的結果。波梅蘭茨尤其對生態一經濟方
面的壓力、刺激和可能性所起的作用作了許多精彩的分析。他證明，歐洲從美洲殖民地
不僅掠奪金錢，而且還搜刮產品，從而造成了歐洲發展的條件。我當然承認他的這些論
述，但是我更強調歐洲從它與亞洲的關係中獲得的好處，而他對這方面注意不夠。丘興
（Chew1997，andforthcoming）也在撰寫一種全球範圍的生態經濟史，但是他也與波梅
蘭茨一樣，怯於分析世界經濟的整體。另外，我比他們更注重約瑟夫﹒弗萊徹（198，
1995）所說的「橫向整合的宏觀歷史」，從全球層面把世界經濟中同時發生的事件和進
程聯繫起來進行考察（第5章）。
本書認為並力求證明，由於人們普遍地不能采用一種整體主義的全球視野，結果不
僅使我們囿於狹隘的地方主義，而且也使我們不能正確地理解一切地區性、部門性和暫
時性的事物。那些避免狹隘的地方主義的嘗試，只要是以一個局部、尤其是從一個錯誤
的地點作為出發點來認識全球整體的結構和進程，也都難免這種結果。這是流行的歐洲
中心論的歷史學和社會理論的原罪，因為它們都是以歐洲作為出發點，由此向外窺探。
戈登﹒伍德（1997：51）在（紐約書評》上指出，這種方式和狹隘的地方主義在研究
「美國」史的歷史學家中流行的「例外論和……誇大的獨特意識」中表現得尤為典型。
即使美國史學界最近「把美國史置於整個大西洋水盆的背景之中」，但是這種「拓寬」
了的眼界依然局限於「大西洋文明」的概念。另外，伍德以及他所提到的歷史學家所能
想到的最好的補救辦法也不過是「在各個大學逐漸聯合開設比較課程」，「更多地發表
對西半球兩個大陸的發展進行比較的著作」。
本書則要把這種方法顛倒過來，要從整個世界的角度來反觀世界內部。換言之，本
書將從探索我們環繞地球的路線入手，從世界範圍的貿易、貨幣、人口和生產入手。第
5章和第6章將提供一個更充分的整體主義觀念以及一個全球進程（包括歐洲和美洲的進
程）分析，由此，我們將在第7章得出與流行的歐洲中心論的社會理論迥然不同的結論，
把那種社會理論顛倒過來，或者說，正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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