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一體化」是較早時代有組織的生活的一件重要事實（雖然表面上看起來
相反），在市場計算機化的時代只不過更明顯罷了。……我們必須得出結論，重大的變
化只是涉及一體化形式的轉變，而不是通常所說的一體化本身的出現。……世界歷史不
應被說成是一種從地方封閉狀態向世界日益一體化和同質化發展的歷程。通常人們所說
的被新興的普遍主義力量所「滲透」的「各種不同的文化」的概念是沒有根據的。……
無論在9世紀和10世紀，還是在12世紀和13世紀，或是在17世紀和18世紀，世界一直有
著複雜的聯繫。……在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的連續發展中，不是僅有一個中心，甚至不是
僅有少數中。心成為影響著一體化的源泉。相反，這個時期的特點是，有許多中心。
弗蘭克﹒柏林
1．世界經濟的導論
與普遍的懷疑和拒絕態度相反，本書的主題是，自1500年以來就有一個全球世界經
濟及其世界範圍的勞動分工和多邊貿易。這種世界經濟具有可以認定的自身的體系特徵
和動力，它在非洲一歐亞的根源可以上溯一千年。甚至在歐洲十字軍東征之前，這個世
界政治經濟的結構及其動力就推動著歐洲尋求通向經濟上占支配地位的亞洲的途徑。正
是亞洲的吸引力導致了在1492年哥倫布的航海活動之後西半球「新」世界的「發現」及
其被納入舊世界的經濟和體系中，導致了在1498年瓦斯科﹒達﹒伽馬的繞非洲航行之後
歐洲與亞洲的關係更加緊密。以後的幾個世紀裡，人們繼續積極地尋找另外一條經由西
北航線繞過或通過北美——以及向東通過北冰洋——抵達中國的途徑。
直到1800年前後，亞洲人至少繼續支配世界經濟達三個世紀之久。雖然歐洲與美洲
建立起新的關係，並因此強化了它與亞洲的關係，但是歐洲繼續在世界經濟中處於相對
的和絕對的邊緣地位。實際上，歐洲新近從美洲源源不斷地獲得金錢，只是稍微擴大了
它對世界市場的參與，還談不上加深這種參與。正如這一章以及後面兩章所證實的，至
少到1750年，亞洲的生產性和商業性經濟活動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人口增長，依然比歐洲
擴張得更快。
這一章將通過對各個地區的分析勾畫世界貿易關係和金融流動的環球模式。通過對
這些全球經濟關係的結構和運作的考察，我將證明，在近代早期，確鑿無疑地存在著一
個世界市場。我之所以重申這一觀點，是為了反擊眾多研究這一時期的學者對這一世界
經濟的普遍忽視乃至否認。事實上，近來流行的一種說法是，世界經濟只是到現在才開
始「全球化」。另外，忽視乃至明確否認近代早期世界市場及其基本勞動分工，依然是
布羅代爾所謂的「歐洲的世界經濟」和沃勒斯坦所謂的「現代世界體系」以及他們的眾
多信徒所作的歷史研究和所提出的社會科學理論的錯誤基礎，更不用說第一章中提到的
奧布賴恩那樣的反對者。
弗雷德裡克﹒莫羅（FredericMauro1961）提出了一個從1500—1800年以地區間生
產和貿易競爭為基礎的世界貿易的：『洲際模式」。但是，在它的早期，達德利﹒諾思
（DudleyNorth）在1691年就已經注意到它了：「就貿易而言，全世界猶如一個國家或
一個民族，世界各國猶如這個國家或民族中的各個成員。」另外，這個世界市場以及經
由這個世界市場的貨幣流動造成了地區與部門之間以及它們內部的分工和競爭，從而也
建立和加強了全球的相互聯繫：
記錄資料表明，在可供選擇的產品之間……存在著競爭，例如東印度的紡織品與歐
洲的紡織品；在氣候相同的各個地區的同類產品之間存在著競爭，例如爪哇與孟加拉灣
出產的蔗糖，馬德拉島與聖多美島出產的蔗糖以及巴西與西印度群島出產的蔗糖；在氣
候條件不同的地區的產品之間也存在著競爭，例如分別生長在熱帶、亞熱帶和溫帶的煙
草，中國、波斯和印度的絲綢，日本、匈牙利、瑞典和西印度群島的銅，所有這些產品
都在競爭。……但是，阿姆斯特丹的商品交易價格是最好的晴雨表。
奇波拉所挑選出來的阿姆斯特丹可能是一段時期內的最好的市場價格晴雨表，但是
我們不要把它混同於經濟和金融氣候本身及其起伏變化，那是世界範圍的東西。當然，
全球範圍的地區內部和之間的競爭性、互補性和補償性分工遠遠超出了奇波拉所舉的幾
個例子。例如，勒內﹒巴倫德斯考察了阿拉伯海地區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那裡和在其
他地方的運營：
生產是向勞動成本最低的地方集中。用這一點、主要不是用低廉的運輸成本就可以
解釋…正是比較成本優勢把亞洲市場和美洲市場拉到一起——無論重商主義設置什麼限
制。另一個例子是，印度、阿拉伯和波斯的產品，如靛青、絲綢、蔗糖、珍珠、煙草，
甚至稍後的咖啡——這些17世紀後期阿拉伯海貿易中最有利可圖的商品——被其他地區、
主要是美洲殖民地的產品取而代之。……由於這種全球性的產品替代進程，到1680年，
阿拉伯海對歐洲的轉口貿易消失了或者說衰落了。這種情況曾在很短的一段時間裡被咖
啡貿易的興起所掩蓋。但是它造成了海灣地區、紅海和印度西海岸之間商業的長期蕭條。
這種轉口貿易的衰落困阿拉伯海地區的內部貿易而有所緩和。但是中東地區不得不用出
售地中海的大宗產品，如谷物或羊毛來換取來自印度的產品。不穩定的貿易平橋…對奧
斯曼帝國和波斯薩非帝國的通貨膨脹起了一種拉動作用。
本章將概述這些全球循環的世界市場關係及其分工基礎和貿易（不）平衡的結果，
並用地圖來加以顯示。
在本章的各「地區」說明中，我們會反覆看到，農作物的選擇與組合變化，或者叢
林「處女地」的開墾，以及加工業的選擇和這些農作物的商品化，是如何回應著當地的
刺激和需求變動。在這一章和下一章中，我們會看到，這種情況是怎樣導致了孟加拉和
中國南方的毀林開荒。結果，土地、稻米、蔗糖、絲綢、白銀和勞動相互交換，並換取
木材及木製品，然後又從東南亞向外輸出。但是，我們也會看到，許多地方和部門的刺
激是如何由地區性和地區間的市場力量傳遞的。而這些刺激又反過來通過競爭或補償活
動向地球的另一面擴散。實際上，有一些壓力在同時向東和向西以及新加的反向的環球
傳遞過程中會相遇，例如在印度或中國的鄉村相遇。當然，正如第6章論述歐洲情況時
所強調的，從美洲輸入的蔗糖和從亞洲輸入的絲綢和棉織品對當地的食品和羊毛生產是
一個補充，解放了森林和耕地；因此，「羊吃人」和人吃一切，也是世界市場的一個結
果。
這個全球市場的輪子是用白銀的世界性流動來潤滑的。在第3章和第6章中，我們會
看到，歐洲人在美洲發現了銀礦後才能夠加入到這個不斷擴大的世界市場中。第3章將
較詳細地考察白銀的生產和流動是如何刺激和拓展全球的生產和貿易，不同貨幣以及其
他支付手段之間以及與其他商品之間的套利轉換如何促進了一個包容一切商品的世界市
場。當然，這整個貿易活動只是由於有了共同接受的貨幣形式或黃金、白銀、銅、錫、
貝幣、鑄幣、紙幣、匯票以及其他信用票據之間的套利轉換才能展開。這些貨幣在非洲
一歐亞內部和周邊已經流通了千年之久（根據某些報告，也跨越太平洋，尤其是在中國
和西半球之間流通）。但是，從16世紀起，美洲新世界被納人這個舊世界經濟以及美洲
對世界貨幣總量和流動的貢獻確實給經濟活動與貿易一個新的推動。
（一）13世紀和14世紀時的前身
近年有兩部著作開始對近代早期的世界歷史作出一種非歐洲中心論的讀解。它們是
珍妮特﹒阿布一盧格霍德的《在歐洲霸權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體系》和喬杜裡的
《歐洲之前的亞洲》。後一部著作的考察截止到1750年。阿布一盧格霍德為我這部著作
的分析提供了一個特別合適的出發點。她認為，八個相互聯繫的以城市為中心的地區結
合成一個統一的13世紀非洲一歐亞世界體系和分工。八個相互聯繫的地區被分成三個相
互聯繫的內部緊密的亞體系：（1）歐洲亞體系，包括香按地區集市、弗蘭德爾的工業
以及熱那亞和威尼斯商業區；（2）中東心髒地帶及其聯結東西方的商路，這些商路經
由巴格達和波斯灣、開羅和紅海而延伸到蒙古人控制的亞洲；（3）包括印度、東南亞
和中國在內的印度洋一東亞亞體系。重大的機遇和災難以及14世紀中期的危機和黑死病
對於它們幾乎是共同的。
阿布一盧格霍德正確地指出，歐洲是「一個暴發戶，處於亞洲興旺發達的事業的邊
緣」，因此「不能足夠早地開創這段歷史反而導致了……對西方的興起的因果做出一種
指頭去尾和歪曲的解釋」。實際上，她認為歐洲本身12世紀和13世紀的發展至少部分地
依賴於由十字軍造成的歐洲與東地中海的貿易。如果不是為了追求「東方」的財富，十
字軍東征甚至不可能發生，至少不會有什麼結果。實際上，威尼斯和熱那亞的貿易、工
業和財富主要基於這兩個城市在歐洲和東方之間所扮演的中間人角色。甚至在整個中世
紀黑暗時期，意大利城市都在某種程度上維持了這種角色。在公元1000年以後的經濟復
興時期，這兩個城市竭盡全力接觸亞洲的貿易和財富。實際上，熱那亞在1291年就曾嘗
試繞非洲航行，前往亞洲。
由於嘗試失敗，歐洲只得面對從東地中海出發的三條通向亞洲的主要商路：北路通
過黑海，被熱那亞人支配著；中路通過波斯灣，被巴格達支配著；取代中路的南路通過
紅海，促成開羅的繁榮和威尼斯經濟夥伴的發達。成吉思汗及其後繼者時期的蒙古人擴
張在1258年攻佔巴格達後加速了中路的衰落，從而促成了南路的發展。蒙古人接著控制
了從黑海延伸出來的北路，從而促成了經由撒馬爾罕等城市的中亞商路。中亞南路及沿
途城市在蒙古人保護下繁榮起來。但是，從13世紀中期到14世紀結束，所有這些商路都
飽受長期的世界經濟蕭條之苦，而黑死病與其說是這種蕭條的原因，不如說是其後果
（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然而，這一次貿易、生產和收入的盛衰的
經濟決定因素則遠在更東的南亞、東南亞和東亞。我們在後面將會看到，1400年前後，
一個長周期的經濟復興在那些地方再次開始了。
但是，按照阿布一盧格霍德的讀解，在此之前，這個世界體系已經在1250－1350年
間達到了頂峰，在此之後，它逐步衰落乃至（實際）滅絕，然後於16世紀在南歐和西歐
再生出來。用她的話說，「最重要的事實是，『東方的衰落』先於『西方的興起』。」
（Abll、Lllgh。d1989：388）我們應該贊同這後一句話，但不能贊同她的時間表，也
不能贊同她的說法；13世紀和16世紀不是在同一個世界經濟和體系裡。阿布一盧格霍德
認為，一個「體系」被另一個「體系」取而代之，而不是在別的地方又「重建」同一體
系。對此，我曾提出批評，她也作了回答。阿布一盧格霍德的描述截止到1400年前後，
我們可以從她結束的地方開始對全球世界經濟和體系的考察。
世界經濟原來主要是以亞洲為基礎的，威尼斯和熱那亞的經濟事業和成就也是以亞
洲為基礎的。這兩個城市從它們在亞洲財富和歐洲對財富的需求之間的中介地位中獲取
財富。它們與西亞的亞洲貿易終點之間的貿易是從黑海開始，經過地中海東部到埃及。
這種貿易也是歐洲擴張的先聲。歐洲人後來還是為了尋找通往亞洲之路面向大西洋擴張，
最終向下繞過非洲到達印度，跨越大西洋到達美洲。人們對於哥倫布1492年的航海活動
和達﹒伽馬1498年的航海活動的原因一直爭論不休。這些事件不是偶然的。說到底，哥
倫布「發現」美洲是因為他要尋找東亞的市場和黃金。當時，貴金屬貨幣短缺日益嚴重，
引起非洲一歐亞世界市場黃金價格的上漲，從而使得這種冒險極有誘惑力，而且還可能
有利可圖（最後證明確是如此）。正如自稱貨幣主義者的約翰﹒戴所說：
這個（貨幣短缺）問題從長遠看引發了它自己的解決辦法。金銀塊價格上漲及其儲
備的相應緊縮，是造成貴金屬在歐洲各地走俏的基本原因，最終導致了人們尋求並成功
地掌握了新的提煉加工技術。另外，15世紀的這種強烈的「黃金熱」正是「地理大發現」
背後的動力，最終使對貨幣如饑似渴的歐洲經濟在現代之初一頭紮入美洲寶庫。
另外，伊比利亞人接近這個寶庫的主要障礙，並不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穆斯林大張旗
鼓的擴張、奧斯曼人的挺進及其在1453年攻佔君士坦丁堡。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威尼
斯和熱那亞在東地中海地區商路的競爭，熱那亞人在伊比利亞的利益以及他們為了戰勝
威尼斯人對埃及商路的牢固控制而使出的種種手段。正如林達﹒謝弗
（LyndaShaffer1989）指出的，這正是人們經常引用的葡萄牙人托姆﹒皮雷斯
（TomePires）的那句話的意義：「誰成為馬六甲的主人，誰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
可以回想一下，哥倫布是熱那亞人，他最初是為葡萄牙服務來開闢通往東方的新航路，
後來才接受西班牙的庇護。
再者，無論哥倫布、達﹒伽馬以及後來的麥哲倫等人航海活動的直接刺激是什麼，
他們都有一種歐洲人長期廣泛接受的衝動。正如帕尼卡爾（K．M．Panikkar1959：21－
22）所說的：「我們只有認識到達﹒枷馬抵達加爾各答一事乃是200年的古老夢想和75
年的不懈努力的最終實現，才能充分理解這一事件的意義。這種夢想是除了威尼斯人以
外的所有地中海商業民族的共同夢想；這種努力主要是葡萄牙人付出的。」但是，博克
瑟（C．R．Boxer1990：ix）引述了1534年葡萄牙的一份官方文件上的說法：「許多
人……說，是印度發現了葡萄牙。」我們在以後幾章中還會對歐洲人探尋亞洲的事業進
行反思。這裡我們接下來考察這項事業的某些後果。
（二）「哥倫布交流」及其後果
1492年和1498年航海活動及其引起的移民和貿易關係的三個主要後果很值得人們注
意，這裡只能作簡略的描述。前兩個後果是克羅斯比（AlfredCrosby1972，1986）所說
的病菌和基因的「哥倫市交流」（Columbianexchange）以及「生態帝國主義」。歐洲
人隨身帶來的病菌乃是他們最強大的征服武器。他們在新世界橫掃一切，因為當地居民
對歐洲人帶來的病菌毫無免疫力。許多人包括克羅斯比以及威廉﹒麥克尼爾在其著作
《瘟疫和助（1977）中都描述了這種毀滅性的掃蕩。在加勒比海地區，幾乎所有的土著
部落居民在不到50年的時間裡被掃蕩殆盡。在大陸上，病菌的傳播比科特斯（COnez）
和皮薩羅（Pizarro）率領的遠征軍進展得更快更遠，也更具有毀滅性。科特斯和皮薩
羅發現，他們帶到沿海的天花趕在他們前面傳到內地。他們帶來的新植物種子和動物則
以較慢的速度傳播著它們的危害。
在美洲新世界，這些征服活動是毀滅性的。到1650年，中美洲阿茲特克和瑪雅文明
的人口從原來的大約2500萬萎縮到150萬。安第斯山脈的印加文明也遭遇類似的命運，
人口從原來的大約900萬減少到60萬。北美的情況也一樣。甚至在大批的移民到來之前，
第一批歐洲來客帶來的病菌大約在1616－1617年就已經在大片土地上掃蕩了許多土著居
民。關於歐洲對美國的根本影響，有一種估計是，土著居民從500萬減少到6萬，後來才
重新開始增多。根據有些人的估計，整個新世界的人口從1億減少到500萬。
甚至在游牧民族的亞洲腹地，俄國人向西伯利亞的進展，與其說是靠著軍人和移民
的武裝，不如說借助於他們帶來的病菌。正如克羅斯比指出的：「來自人口稠密地區的
人們向較空曠的移民區移動時，享有細菌戰的優勢曾經是（現在也是）他們的一個特
點。」不過，與新的跨大西洋接觸所引起的美洲人口衰落相比，病菌在非洲一歐亞地區
的傳播沒有造成那麼大規模的人口衰落。當然，這是由於非洲一歐亞地區的居民早已從
多少世代的入侵、遷徙、長期貿易等相互接觸中繼承了較強的免疫力。同理，黑死病對
歐洲的相對巨大影響也反映了歐洲在歐亞大陸中的封閉和邊緣地位。
「哥倫布基因交流」不僅涉及到人類，而且涉及到動物和植物。舊世界的歐洲人不
僅把自己而且把許多新的動植物引進新世界。其中最重要的（但不是說其他不重要）動
物是馬（美洲原來也有馬，但後來滅絕了）、牛、綿羊、雞和蜜蜂。歐洲人帶來的植物
中，較重要的有小麥、大麥、水稻、蘿蔔、白菜和葛黃。他們還帶來了香蕉、咖啡。如
果從實用角度而不是從起源角度看，蔗糖也是他們帶來的，而且後來在許多方面對他們
的經濟有決定性影響。
通過「哥倫布交流」，新世界也對舊世界有許多貢獻，例如動物方面的火雞以及許
多植物。有一些植物在歐洲、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地區大大地增加了農業收穫量，改變了
人們的消費習慣和生存條件。紅薯、南瓜、蠶豆，尤其是馬鈴薯和玉米，在歐洲和中國
極大地增加了農業收穫量和生存可能性，因為它們比其他作物更能經受惡劣的氣候。新
作物對人口眾多的中國的絕對影響以及相對影響可能最大，因為來自新世界的作物使耕
地增加了一倍，使人口增加了兩倍。中國在16世紀覦年代已有關於紅薯種植的記載，玉
米在廣世紀成為主要農作物之一。馬鈴薯、煙草以及其他來自新世界的作物也很重要。
實際上正如我們在後面會論述到的，在中國和整個亞洲由此造成的人口增長遠比歐洲大
得多。今天中國人吃的食物中有37％是源出於美洲的。今天，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
大玉米生產國，全世界種植的塊根作物中有94％是源自新世界。在非洲，特別是木薯和
玉米以及向日葵、某些堅果和無處不成活的西紅柿、辣椒擴大了人們的生存可能。後來
非洲也成為可可、香草、花生和菠蘿的一個主要出口地，而這些原本都來自美洲。
當然，哥倫布交流的第三個主要後果是新世界的金銀對世界存量和貨幣流動的貢獻。
這也給自16世紀起舊世界經濟中的經濟活動和貿易一個新的推動。第3章將詳細地考察
這些流動，但在這一章將回顧一下這些後果對貿易流向和貿易平衡的某些影響。
（三）世界經濟中某些被忽視的特點
我們特別有必要對地區間世界貿易網的某些特點作一點初步的評述（儘管在這一總
結中它們不可能得到應有的筆墨）。這些特點涉及地區、商業移民群體、文獻記載和生
態等方面。
把『美洲」、「歐洲」、「中國」說成「地區」，一方面是為了說明上的便利而武
斷地確定的，另一方面則是像劉易斯和威報（LewiandWigen1997）在（大陸的神話》一
書中所強調的，也是現實的一種反映。世界上過去和現在一直有許多地區，這些地區
「邊界」內的勞動分工以及貿易關係的密度大於與「邊界」外的分工和交易。「內部」
貿易關係的密度大於「對外」貿易關係，可以歸因於地理因素（高山、沙漠或海洋的分
割和阻礙），政治因素（帝國的控制能力和代價以及帝國之間的競爭），文化因素（種
族、宗教以及語言的聯繫）以及其他因素或其他的因素組合。群體的結合取決於因時因
地的目標和變化，有時這種變化是很突然的。地區「單位」或「群體」可能是一個人，
一個小家庭或大家庭，一個村莊或城鎮，一個地方性「地區」，一個「社會」，一個
「國家」，一個「地區性」地區（環地中海地區）或一個「世界」地區（美洲、西亞、
東南亞、南太平洋地區）。我舉這些例子是為了說明，這些「地區單位」的確定是多麼
不穩定和不嚴格（實際上也很難做到十分嚴格），對它們的確定是多麼武斷。這也是為
了強調，地區內的聯繫無論多麼緊密，並不構成地區間的聯繫的障礙。實際上，所謂的
地區內和地區間本身不過是我們如何著手確定地區的一個變量。如果世界是一個「地
區」，那麼一切都是內部關係。同理，如果斷言現在或曾經有一個世界經濟或體系，那
麼也就等於說它是由地區構成的。一切都取決於在哪兒、在什麼時候存在著什麼樣的地
區。
因此，在1400－1800年這一時期，美洲、歐洲、東南亞或中國是不是「地區」，完
全取決於我們的定義。就西半球大部分『亞地區」而言，美洲內部的貿易關係肯定不如
這些「亞地區」各自與歐洲某一部分之間的關係更密切，更不用說文化上的聯繫和接觸
或政治關係了。歐洲某些部分之間的關係也不如它們各自與美洲和亞洲民族或區域的關
系更密切。但是，在印度次大陸或「中國」內部的大部分地區（亞地區？），印度內部
或中國內部的地區間貿易（除了莫臥爾帝國和滿清帝國邊界變動的情況外）可能比它們
與世界其他部分的貿易更頻繁。（後面有對印度內部和地區間貿易的一些研究，並附有
地圖。）但是，東南亞某些部分，尤其是馬尼拉和馬六甲以及西亞的亞丁和霍爾木茲則
是貨物集散地。它們在16世紀和17世紀與世界其他部分的貿易關係強於它們與各自實際
上並不存在的「地區」內的窮鄉僻壤的關係。
世界經濟中的地區間貿易的另一個相關的顯著特點是，有一批背井離鄉的商人和商
業移民群體。他們早在青銅時代就對貿易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在近代早期當然還起著
重要作用。正如「海外』華人、背井離鄉的日本人和美國人「殖民地」及其『地方性」
報紙所顯示的，今天他們依然如此。海外華人現在正向祖國投資；《國際先驅論壇報》
這份美國報刊最初是在巴黎發行，現在已經在世界十幾個城市開機印刷。
在我們考察的這一時期，馬六甲幾乎完全被背井離鄉的商人所充斥，據皮雷斯統計，
他們使用著84種不同的語言。在馬六甲，來自坎貝和蘇拉特的印度商人可能人數最多，
但是他們也是東南亞、南亞和西亞其他十幾個港口城市的定居者，更是那些地方的季節
性來客。17世紀，馬尼拉有多達3萬的定居華人，經營著跨太平洋的中國絲綢和瓷器貿
易。來自中亞西部一個內陸國家的亞美尼亞人在薩非王朝的波斯城市伊斯法罕建立了一
個內陸的商業移民基地，憑借著這個基地進行全亞洲貿易，並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
指導亞美尼亞人經商的手冊。北美新英格蘭人不僅在世界各海域尋找白鯨和其他鯨魚，
而且致力於非洲和加勒比海之間的奴隸貿易，還不時地在馬達加斯加沿海進行海盜活動。
數以萬計、甚至上百萬的華人移居海外——穆斯林的海外商人更是使東南亞「印度化」
了。中亞自古以來就是商旅和遷徙的必經之地，此時依然如此。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存有關亞洲貿易的文獻資料大多出自歐洲私人公司。他們當
然只記錄了商業活動或他們感興趣的事情，尤其是關於這些客居異鄉的商人情況。因此，
許多有關亞洲生產和貿易的資料被這些歐洲人的記載遺漏了。內陸經濟和跨洲南隊貿易
的情況尤其如此，因為歐洲人幾乎看不到。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它們是十分重要的，
而且它們與迄1800年為止這一時期的海上貿易是互為補充的。
所有這些「發展」還有其他長遠的影響。近年來的學術界把這種影響稱作生態帝國
主義或綠色帝國主義。一個重大後果是，森林普遍遭到破壞。人們毀林開荒或砍伐林木
來造船和修建房屋，甚至更浪費地把木材燒成冶煉業使用的木炭或者當做其他方面的燃
料（Chew1997，andforthcoming）。另一方面，馬鈴薯和玉米的栽培緩解了土地的壓力，
騰出的土地可以種植其他更適宜的作物。另外，新世界的蔗糖給歐洲提供了歐洲自身不
能提供的食物熱量。眾所周知，後來新世界輸出的小麥和肉類供養了數以百萬計的歐洲
人，使他們能夠把原本稀缺的土地用於其他方面，正如輸入棉花後，就無需大片圈地來
養羊了。在後面的地區考察和第6章中，我們會更詳細地論及生態帝國主義問題。
2．世界勞動分工和貿易平衡
當然，自16世紀起，尤其是由於歐洲人兼併了美洲以及由此導致歐洲對非洲一歐亞
事務和世界貿易的參與程度越來越高，地區間關係發生了某種急劇的變化。這種變化延
續了幾個世紀。另外，還發生從其他方面看是十分重要的周期性變化，我在以前
（1978a，1994，1995）以及本書第5章中對其中一些變化作了考察。再有，從18世紀初
歐洲的霸權開始興起，我們對此將在第6章中加以分析。但是，大體上說，即使不說在
一千年裡，那麼至少在數個世紀裡，世界貿易和分工的模式始終明顯地保持著穩定，雖
然有同期性變化，但基本表現為持續的發展（如GillsandFrank（1992）所考察的公元
1400年以前那段時期；另參見FrankandGills1993）。從1400年到1800年這一時期的連
續性也足以使我們承認下文所勾畫的模式。
（一）全球經濟的圖示
我們用地圖及其說明文字來大略地反映全球勞動分工、世界貿易網、貿易的平衡和
不平衡，以及這些貿易不平衡是如何由反向貨幣流動來解決的。在1400年前後到1800年
前後，在建立在世界分工基礎上的複雜貿易網中進行交易的商品種類極其繁多，其中包
括許多諸如大米這樣的大宗商品。在確定其中某些商品的情況時，使用地圖似乎十分便
利。地圖2．1是對世界經濟的一個最概括的、但也比較粗略的顯示。我選擇「上北下南」
的全球投影圖來對環球貿易，尤其包括馬尼拉大帆船（ManilaGalleon）跨太平洋的白
銀海運，作一個總體顯示。但是，讀者會明白，為了簡潔明了，這幅地圖和後面的地區
圖上的所有貿易路線都是示意性的。從示意的考慮出發，即使是想竭力反映全球和各地
區的實際地理狀況，這些圖也沒有追求做到極其準確。另外，與本書的標題和內容相反，
這幅全球地圖2．1與第3章的地圖3．1都不是按照我的願望以亞洲為中心的。這是因為
我的繪圖員在用電腦繪圖時，在他所在的西加拿大大學地理系找不到一幅不以歐洲為中
心的地圖為樣本，甚至他的制圖軟件也沒有足夠的伸縮性，不能滿足我的要求，無法把
這幅地圖稍微轉動一下，使之重新以東方為準調整方向。
地區圖及其各自的說明文字更具體地顯示了主要的地區和地區間的貿易路線。地圖
2．2展現的是大西洋地區，包括美洲、非洲和歐洲及其著名的「三角」貿易以及從美洲
到歐洲的跨大西洋白銀運輸。地圖2．3與前一幅地圖銜接，主要顯示歐洲與西亞、南亞
和中亞之間的主要貿易路線，包括繞道南非好望角和通過波羅的海、紅海和波斯灣的路
線。地圖2．4具體顯示了經由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東西方貿易路線的連續性，其海
上貿易把東非和西亞與南亞和東南亞聯結起來。但是，這幅地圖也顯示了一些西亞和中
亞的重要內陸商路以及它們與南亞之間的重要商路，按照我在正文裡的解釋，這些商路
與海上商路主要是互補關係，而不是競爭關係。地圖2．5的西部與前一幅地圖銜接，主
要顯示印度、東南亞、日本和中國之間的孟加拉灣和南中國海貿易路線以及它們與馬尼
拉的跨太平洋貿易的聯結。但是，這幅地圖也想強調印度各地（旁遮普、古吉拉特、馬
拉巴爾、科羅曼德爾和孟加拉）之間的海上和陸地貿易，以及經常被人忽視的中國與東
南亞的緬甸、逞羅和越南之間、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內陸貿易。
繪製這4幅地圖也是為了顯示地區間貿易不平衡的基本情況以及這些不平衡是如何
通過金銀塊的運輸來補償的。因此，這些地圖是用實線來顯示商品貿易路線。這些實線
從1號編到13號，並附有相應的說明文字，列舉出每一條至要路線的主要商品。經常性
的貿易赤字是由於沒有足夠的出口商品來支付其他商品的進口造成的，因此只能用出口
黃金、主要是銀塊或銀幣來支付和平衡。這一章和下一章（論貨幣）強調，最西方地區
與最東方地區之間的長期貿易赤字，使得白銀主要向東流動——以及從出口金銀塊或金
銀幣來謀利。全球地圖2．1用商品貿易路線上畫的向東的箭頭顯示這種以白銀為主的流
向，個別向西的箭頭表示從美洲和日本流向中國。
地區圖則使用了不同的慣例：白銀流向是用與實線平行的間斷線來表示，黃金流向
是用與實線平行的虛線來表示，數字表示商品。因此，表示白銀輸出的間斷線上的向東
箭頭也表示，沿著平行的表示商品貿易路線的實線從東向西有一個基本相反的商品輸出
盈餘。具體地說，歐洲從東方的全部進口幾乎都要用歐洲輸出（美洲）白銀來支付。在
地圖上，西歐與波羅的海和西亞之間以及從這些地區接著向南亞、東南亞乃至最終到東
亞（主要是中國）的帶有向東箭頭的間斷線，就顯示了這種情況。那裡是世界上大約一
半白銀的「秘客」。第3章將會對此做出描述，並提供一幅有關世界白銀生產和流向的
基本地圖。
本章還將逐個地區地討論全球多邊世界貿易，首先從美洲開始，然後繞著地球從西
向東逐一考察。在我們考察世界每一個主要地區時，我們將注意各個地區的一些特點，
以及它們是如何介人和促進各個地區與其他地區之間、尤其是與東西兩側直接毗鄰地區
之間的關係。
在某些情況下，金銀輸出地區也是貴金屬生產地區和商業性輸出地區（例如，美洲
和日本的白銀，非洲和東南亞的黃金）。可能除了這種情況外，金銀及其鑄幣的淨輸出
表明了一種貿易入超或赤字。因此，有關金銀塊和（或）金銀幣的運輸記載，就成為有
關地區間貿易赤字和盈餘以及結算和平衡情況的最便利的資料。遺憾的是，雖然匯票、
信用狀以及其他信用手段確實被廣泛地使用，我們卻知之甚少。
基於下述原因，我們的評述給予歐洲、美洲甚至非洲的篇幅比較少：首先，正如我
們前面指出的，它們在世界經濟中的經濟份額、參與程度以及重要性（除了由歐洲人分
配的美洲金錢的獨特作用外）遠遠不如世界其他許多部分，尤其是東亞和南亞，可能也
遠遠遜於東南亞和西亞。其次，現有的歷史、經濟和社會文獻已經向歐洲和美洲以及二
者與非洲的關係傾瀉了大量的筆墨和關注，而這與公元1800年以前它們在世界經濟中不
那麼重要的作用完全不成比例。另外，迄今為止從一種膨脹的歐洲中心論角度撰寫的文
獻已經汗牛充棟，這也包括我以前的著作在內，而本書的宗旨就是想促使人們對此有所
糾正，甚至想取而代之。因此，把注意力集中在實際重要而又受到不應有的忽視的其他
地區，可以說是完全正當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的這點微薄努力就能包打天下，徹
底翻案。第三個原因是，本書的宗旨主要不是通過考察不同「地區」來糾正這類錯案；
正如前面指出的，這種「地區」劃分本身總是武斷的。更重要的目的在於論證這些地區
之間的關係的性質、類型和變化。
因此，實際的目的，也是第四個原因是，為研究世界經濟和體系整體的結構和動力
建立更堅實的基礎。我們要不厭其煩地說，整體（大於其部分的總和），而不是其他別
的什麼，決定著部分的「內部」性質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外部關係」。因此，我們開
始做80頁（英文原書第二章的篇幅。——譯者注）的歷史環球巡游，主要是繞著地球向
東走。我們從美洲開始，但是始終要謹記這個整體觀念。
（二）美洲
我們已經考察了「發現」美洲和把美洲納入世界經濟的原因及其對美洲土著民族的
影響。這種影響首先是使美洲人口從大約1億人減少到500萬人。最初對世界其他地方產
生影響的，主要是美洲提供的新植物，種植園作物的輸出，當然還有首先是黃金然後是
大量白銀的生產與輸出。黃金輸出始於1492年的（地理）「發現」，到16世紀中期大量
白銀開始輸出。在17世紀這種白銀生產與輸出究竟衰落到什麼程度，或僅僅是有些蕭條，
甚至有所增加，始終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也不管（或者可能是因
為？）歐洲供應的美洲金錢所產生的刺激小了，還是對這種供應的利用更完善了，總之，
在「17世紀危機」期間，生產和貿易似乎在持續增長。在18世紀，白銀的生產和輸出再
次增長（或繼續保持增長勢頭），而且全世界其他商品的生產和貿易也在增長。
在這幾個世紀，尤其在18世紀，著名的大西洋「三角」貿易發展成非洲一歐亞貿易
和世界經濟分工的一個重要附屬部分（見地圖22）。實際上，這裡有幾個相互關聯的大
西洋三角貿易。最重要的三角貿易是，歐洲、尤其英國制造業產品向美洲和非洲出口，
包括把許多來自印度和中國的紡織品和其他商品轉口到美洲和非洲；非洲向加勒比海地
區以及南美和北美奴隸種植園輸出奴隸；加勒比海地區向歐洲輸出蔗糖，北美向歐洲輸
出煙草、皮毛以及其他商品。在17世紀，更不用說18世紀，對於歐洲制造業來說，北美、
加勒比海地區和非洲也變成了越來越重要的出口市場（亞洲還談不上），包括向非洲出
口槍支，用於圍捕奴隸。此時歐洲也向非洲、加勒比海地區以及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
地大量轉口輸出亞洲商品，尤其是印度的紡織品。
但是，還有其他相關的三角貿易。其中，北美殖民地從加勒比海地區進口砂糖和糖
漿，向加勒比海地區出口谷物、木材和松脂制品，向歐洲出口用進口的糖漿制成的朗姆
酒。但是，在這些三角貿易中，第二位重要的貿易是貿易本身，包括航運、金融服務和
奴隸貿易。美洲殖民地從這種貿易中大獲其利，從而能夠彌補它們與歐洲的長期貿易赤
字，並積累它們本身的資本。有關大西洋貿易的文獻極其浩繁（我本人對此作過分析，
見Frank1978旬，遠比關於規模更大、也更重要的跨（環）非洲一歐亞貿易的文獻豐富
得多。但是，這些文獻大大忽視了美洲繼續作為前往亞洲的中轉站這一角色的巨大吸引
力。繼續探尋前往中國的西北通道，這種努力決定了加拿大歷史的許多方面，而加拿大
也被視為一個與同樣作為中間站的美國互補的平行通道。遲至1873年，加拿大托利黨的
一份報紙還對一項修建通向太平洋的鐵路的合同表示歡迎，因為「它用最短的路線和最
便宜的運費給蒙特利爾帶來印度、中國和日本的貿易」。
(三)非洲
1500年前後，非洲有大約8，500萬人，但是兩個半世紀後，到1750年才只有大約1
億人，其中大約8，000萬到9，500萬人居住在撒哈拉以南（參見第4章的表4．1和4．
2）。當然，奴隸戰爭和奴隸貿易促使販奴地區的人口、尤其是男人減少（雖然這種比
例變化有利於女人，但是也減少了生育的婦女）。另外，販賣奴隸並不限於西非和西南
非的大西洋奴隸貿易，而且包括非洲內部以及從東非向阿拉伯地區販賣奴隸。但是，早
先認為奴隸貿易輸出了1億奴隸的說法，長期以來得到修正。這個數字下降到大約1，
000萬，後來又上升到1，200萬。直接的人口影響似乎不是根本性的。間接的影響是否
更大，還很難講。但是，人口和社會經濟增長似乎比以前幾個世紀放慢了。很顯然，當
歐亞大部分地區的人口迅速膨脹時，非洲的人口始終穩定不變。這就引出一個問題：非
洲在沒有被完全納入世界體系之前，是否相對游離於刺激著其他地方的生產與人口增長
的世界性力量之外（當然這些力量也減少了美洲的人口）？
在15世紀，非洲內部貿易的總量遠遠大於人們更清楚地了解的非洲和歐洲之間的大
西洋貿易（Curtin1983：232）。另外，在以後幾個世紀裡，跨撒哈拉的貿易也在增長
（Austen1990：312）。西非的長途貿易——尤其是黃金貿易——主要面向北方，穿過
撒哈拉（尤其但不僅僅是沿著著名的廷巴克圖一非斯路線）通向地中海（見地圖2．3）。
以西北非為起點的塞內加爾沿岸海上貿易以及後來以西南非為起點的大西洋奴隸貿易是
對這種貿易的補充，但從來沒有取代這種貿易。
也就是說，非洲參與大西洋貿易，既沒有使非洲發展出全面的貿易關係和分工，也
沒有取代原有的跨撒哈拉貿易。相反，在非洲（以及我們後面將會論述的西亞、南亞、
東南亞和東亞），新的海上貿易只是補充甚至刺激了原有的、而且依然發展的內陸貿易。
莫斯利（KarenMoseley1992：536）敏銳地指出：「新貿易的形式和內容……至少到18
世紀為止，基本上是原有模式的延伸。」「當這個地區被納入這兩個沙漠和海上商業體
系後，蘇丹的貿易和工業達到了全盛期。」（Austen1987：82，轉引自Moseley1992：
538）因此，跨撒哈拉貿易在總體上繼續興旺發展。具體而言，它從西非轉運的奴隸，
從15世紀的43萬增加到16世紀的55萬，在17和18世紀都超過了70萬。當然，也一直有東
西方向的貿易，其中包括「朝覲的香客」把無數黃金經由馬格裡布從陸地上帶到利比亞，
或者通過地中海帶到埃及和阿拉伯半島。
在西非，貝殼成為主要的交換媒介。它們產於馬爾代夫群島，在南亞被當做貨幣使
用。歐洲人把它們帶到非洲，購買作為輸出品的奴隸。隨著奴隸貿易的發展，貝殼的進
口量增長得十分迅速——後來又減少了。非洲需要貝殼，因此貝殼就輸入非洲。在非洲，
貝殼作為貨幣與金粉和金銀幣並存，甚至取代後者，成為主要的地區貨幣。與其他地方
的貴金屬和貨幣一樣，貝殼推動著經濟活動和商業化的擴張，使之深入到內地，尤其是
窮鄉僻壤。但是，貝殼無法再輸出，因為歐洲人和其他人不接受這種支付手段。因此，
這種單向的貝殼貿易也就進一步促成了非洲人在整個世界貿易中的邊緣化（Seider1995；
參見本書論述貨幣的第3章的更詳細討論）。但是，在非洲，紡織品也是一種重要的、
而且往往是更重要的交換媒介；但是，進口的高質量織物的貨幣化程度不如非洲織物的
程度高（Curtin1983；232）。
東非貿易早在羅馬帝國時期的（紅海巡航記腳就有所描述，主要是對北方肥沃新月
地區和向東跨越印度洋的貿易。在本書討論的時期，輸出品主要是「天然」產品，尤其
是象牙和黃金，但也有奴隸；輸人品是印度的紡織品和谷物、阿拉伯的陶器。中國的瓷
器以及充當貨幣的馬爾代夫的貝殼。東非港口是南非、尤其是津巴布韋和莫桑比克與北
非和（或）印度洋港口之間的中轉站。海運業和貿易基本上被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控制，
但是來自新英格蘭的美國人在東南非和馬達加斯加沿岸很活躍，儘管只是一些海盜船隻：
美國人搶劫阿拉伯和法國船隻。然後在其他奴隸貿易市場上用印度紡織品、繩索、
帆布、武器或彈藥來交換珊瑚。珍珠以及其他實用品。因為美國人不僅在馬達加斯加，
而且在莫桑比克、又拉果河灣、斯瓦希利海岸以及廠一一如果奮福的話是真的——甚至
在摩加迪沙進行交易。他們手中除了肯定有武器和朗好酒外，還會有其他許多貨物，因
為法國人、荷蘭人和宗主國英國人等這些競爭者不知道這些貨物究竟有多少，在哪裡進
行交易。（Barendse1997：chap、1）
（四）歐洲
金銀的主要輸入者和再輸出者是西歐和南歐，因為它們要以此來彌補與其他地區
（除了美洲和非洲）之間的長期而巨大的結構性貿易赤字。當然，歐洲人之所以能接受
非洲和美洲的金銀而不大量地返回金銀，主要是由於他們在轉手輸出亞洲商品時扮演著
中間人的角色。西歐與波羅的海、東歐、西亞有直接的貿易赤字，與印度有直接的或間
接通過西亞的貿易赤字，與東南亞有直接的或間接通過印度的貿易赤字，與中國有間接
的通過上述所有地區和日本的貿易赤字，因此把大量白銀和一些黃金轉手輸出到這些地
區。
表明歐洲結構性貿易赤字的一個數據是，在總出口中，黃金和白銀從未少於2／3。
例如，在161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全部出口物中實物只占6％的價值，金銀則占94％的
價值（DasGuptaandPearson1987：186）。實際上，在1660—1720年這60年間，貴金屬
占該公司向亞洲輸入總值的87％。出於同樣的原因，代表制造業和其他「提倡出口」的
利益集團的英國政府，在授予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特許狀上要求，英國出口產品至少要占
該公司出口總值的1／10。即使這樣一點兒出口產品，該公司都難以找到市場，它們大
部分最遠只能出口到西亞。後來，少量的細絨呢運到印度，但不是做衣服，而是被當做
家庭和軍事用品，如地毯和鞍墊。歐洲大部分出口物是金屬或金屬製品。由於無法完成
僅僅10％的定額，該公司不得不在發票上弄虛作假，以減少出口「總數」，而且它一直
不能擺脫為自己從亞洲進口貨物尋找資金的壓力。因此，它卷入亞洲內部的「國內貿
易」。這種貿易比亞洲一歐洲貿易興旺得多，也更有利可圖。
總之，歐洲在獲得美洲金錢時相對容易和廉價，如果沒有這種資源，歐洲幾乎不可
能參與世界經濟；但是歐洲一直有貿易赤宇，在世界經濟中始終是一個邊緣角色。歐洲
新發現的收入與財富資源使歐洲本身的生產有所增長，從而支持了人口增長。歐洲人口
在14世紀的大萎縮之後，在15世紀開始恢復。在兩個半世紀裡，歐洲人口大約平均每年
增長0．3％，從1500年的6，000多萬增加到1750年的1億3，000萬或1億4，000萬，翻了
一番。但是，按照歐亞大陸的標準，歐洲人口的增長是比較緩慢的；因為整個亞洲，尤
其中國和印度的人口增長要快得多，總數也大得多（見表4．1和表42）。
（五）西亞
西亞（更恰當地說，是分散在奧斯曼帝國和波斯薩非帝國以及毗鄰地區的許多地區
和城市）包含著一系列相互緊密聯繫的生產和商業中心。奧斯曼帝國的人口在16世紀是
增長的，以後就停滯不前了。按照歐亞大陸的標準，西亞人口總體上似乎穩定在3，000
萬人左右（見表4．1）。
自遠古以來，西亞所處的地理位置使之成為向北到波羅的海、俄羅斯、中亞與向南
到阿拉伯半島、埃及、東非的一個商業和遷徙樞紐，尤其是向西到沿大西洋的西非、馬
格裡布、歐洲和地中海等地經濟中心與向東到整個南亞、東南亞和東亞的一個商業和遷
徙樞紐。這裡的生產中心分散在各地，它們之間以及它們與世界其他地方之間從海上和
陸地進行貿易活動。西亞也有一種陸地、海上與河運貿易的結合，在許多城市轉運貨物。
在許多世紀裡，聯結亞洲的波斯灣商路使巴格達成為各個方向的陸路、海上與沿河貿易
的匯聚點和轉運站。另外一條與之長期競爭的紅海商路則扶持了開羅、蘇伊土地區，當
然也扶持了靠近印度洋的穆哈與亞丁。西亞的貿易主要被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以及以波斯
為基地的亞美尼亞定居商人所掌握。（在亞洲其他地方，亞美尼亞客商團體也有很大勢
力。）
奧斯曼帝國
歐洲人把奧斯曼帝國看作是自成一體的世界和「基本上是一個城堡」觀念，更多地
是一種意識形態產物，而不是對事實的概括。另外，「傳統的」歐洲中心論把奧斯曼統
治階層貶低為陷入泥潭的穆斯林軍事官僚。這種觀念只是部分地反映了歷史現實，反映
了奧斯曼人針對歐洲商業利益和野心而展開的商業競爭。雖然布羅代爾也把奧斯曼帝國
稱作「一個貿易樞紐」，但是它在世界經濟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遠遠超出布羅代
爾這樣的歐洲人所承認的程度。
奧斯曼人確實佔據著歐洲和亞洲之間的地理和經濟樞紐，而且他們也竭力從中謀取
最大的好處。東西方的香料和絲綢貿易通過奧斯曼境內的水陸要道。自拜占廷帝國以來
的一千年間，君士坦丁堡憑借著其作為一個南北和東西交通樞紐的地位而發達興旺起來。
這也誘使奧斯曼人征服它。奧斯曼人把它改名為伊斯坦布爾。它擁有60萬到75萬人口，
是歐洲和西亞最大的城市，是世界第二大城市。總體上看，奧斯曼帝國的城市化程度高
於歐洲。其他相互爭奪通商要道的商業中心有布爾薩、伊茲密爾、阿勒頗和開羅。開羅
的命運總是取決於與波斯灣商路競爭的紅海商路。在18世紀晚期，加勒比海地區出產的
咖啡和阿拉伯地區出產的咖啡之間的競爭決定著開羅的盛衰。
當然，奧斯曼人與其他人一樣，不想殺掉轉口貿易這只下金蛋的母雞。貨幣的轉口
貿易尤為重要，盡告』世界經濟和貨幣的發展經常對奧斯曼貨幣體系產生影響……（從
西方流向東方的）大規模金銀運動對這個脆弱的體系經常產生有害的影響」。另外，奧
斯曼人不僅與西方的歐洲有聯繫，而且與北方的俄羅斯和東方的波斯有直接聯繫：
經濟上的相互依存迫使（奧斯曼和波斯）雙方即使在交戰期間也必須維持密切的貿
易關係…歐洲的絲綢消費和加工業的膨脹所產生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這是奧斯曼和波
斯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基礎。這兩個帝國的政府財政收入和白銀存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就來自與歐洲的絲綢貿易。奧斯曼帝國的絲綢加工業…依賴於從伊朗進口的生絲…在14
世紀（至少一直到整個16世紀），由於世界貿易網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布爾薩變成了東
西方之間不僅是絲綢、而且還有其他亞洲產品的世界市場。
但是，奧斯曼宮廷以及其他奧斯曼人還有自己特有的資源——以及大陸貿易聯繫—
—來進口遠方中國的大量產品。今天，在一個收藏處就有上萬件瓷器，足以證明這種推
斷。
奧斯曼帝國也從南國內各地的生產和商業中，從地區間的和國際的分工、專業化和
貿易中汲取財富。在奧斯曼的經濟裡，在私人的、公共的和各種半公共的企業、部門和
地區之間存在著大量的部門間、地區間甚至國際間的勞動力流動。許多人的研究證明了
這一點，尤其是胡裡﹒伊斯拉莫格魯一伊南（1987）和蘇萊雅﹒法洛奇（198，1986，
1987）關於絲綢、棉花及其紡織品、皮革及其制品、農業以及采礦業和金屬業的研究。
例如，法洛奇總結說：
首先，粗布紡織是許多地區的一種鄉間生產活動。其次，它的開展與市場有著緊密
聯繫。在不少情況下，原料必須由商業提供，與遠方買主的聯繫也是穩定的。順便說，
有一份更詳細的文件……顯示，在這方面有投資謀利的機會。
另外，奧斯曼人在向西方和東方兩個方向擴張。這種擴張的動力和基礎不僅是政治
和軍事方面的，而且確實首先是經濟方面的。與威尼斯人、法國人、葡萄牙人、波斯人、
阿拉伯人以及其他人一樣，奧斯曼人也一直努力改變和控制主要的商路，因為這是他們
及其國家的生命線。在這方面，奧斯曼人的主要競爭對手同樣是西方的歐洲列強和東方
近鄰波斯。在能夠采摘經濟果實的巴爾干和地中海，奧斯曼的穆斯林們對抗而且力圖取
代歐洲基督徒，顯然也包括控制地中海的商路。當然，巴爾干也是木材、染料、白銀以
及其他金屬的一個重要來源。征服埃及確保了奧斯曼人能夠獲得來自蘇丹和非洲其他地
方的黃金。
帕爾米拉﹒布魯梅特（1994）從一種更廣闊的世界經濟視野對這個問題作了一種現
實主義的探討。她在研究中把奧斯曼帝國的海軍政策和其他軍事政策看作是附屬於其首
要的商業地區利益和世界經濟野心的一種開路工具：
奧斯曼人是地中海貿易網的自覺參與者，因為他們的帝國就是從這種貿易網中產生
出來的。在野心、商業行為以及對大一統霸權的追求方面，他們的國家與歐洲各國不相
上下。奧斯曼人的國家以商人的方式追逐利潤，確立、宣揚和推進他們的政治目標。這
些目標包括占據和剝削商業中心與生產基地。……那些高官大臣從不疏遠商業活動，反
而尋找商業機會，從這些機會中獲取和鯨吞財富。……有資料表明，奧斯曼王室成員和
行政軍事官員直接參與貿易活動……尤其是已經根深蒂固的谷物出口。……奧斯曼人在
銅、木材、絲綢和香料貿易中的投資也很重要。很顯然，控制東方貿易的前景比僅僅開
拓疆界的機遇，對奧斯曼人的吸引力更大，因此朝廷官員鼓動君主為獲取商業財富而征
戰。奧斯曼海軍的發展就是為了占有和保護這種財富。
奧斯曼人在東方想更多地分享南亞貿易。這種野心遇到的第一個障礙就是埃及和敘
利亞的馬木路克商人。借助葡萄牙人之力，奧斯曼人很快就迫使馬水路克退出生意場。
在奧斯曼人統治之下，阿拉伯商人繼續從事印度洋的生意。尤其對於土耳其人的東方貿
易來說，第二個主要障礙是波斯的薩菲帝國。奧斯曼與薩菲進行了多次戰爭，始終未能
克服這種障礙。雖然奧斯曼人與葡萄牙人心照不喜地相互提供便利，共同對付波斯人，
但是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另有自己的圖謀。他們要從奧斯曼人和波斯人手中爭奪貿易控制
權。葡萄牙人的介入從根本上消除了威尼斯人在絲綢貿易中的壟斷地位，幫助奧斯曼人
至少在東地中海貿易中建立了壟斷地位．
附帶地說，在追求最大和優先的商業利益方面的這些外交。政治和軍事上的縱橫排
閻、競爭策略和公開戰爭，完全戳穿了所謂基督教的西方與伊斯蘭教的東方兩軍對壘、
涇渭分明的神話。穆斯林們（馬木路克、奧斯曼人、波斯人和印度人）互相廝殺，而且
不斷地變換著與不同的歐洲基督教國家（例如葡萄牙人、法國人、威尼斯人和哈布斯堡）
的結盟關係。而這些基督教國家也為了同樣的利潤目的而相互較量。信奉伊斯蘭教的波
斯國王阿巴斯一世一再派使團到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以結成反對共同的奧斯曼穆斯林敵
人的同盟，後來又給予英國人商業特許權，報答他們在把葡萄牙人驅逐出霍爾木茲時提
供的幫助。但是，在此之前，葡萄牙人曾經向伊斯蘭教的薩菲王朝供應信奉伊斯蘭教的
印度生產的武器，來對抗同樣信奉伊斯蘭教的奧斯曼人。
因此，只要有機可乘，「利用宗教字眼兒……便成為所有爭奪歐亞勢力範圍的競爭
者的一個策略。它可以用來為主權要求辯護，爭取軍隊和民眾的支持，詆毀別的國家的
主權要求」（Brummett1994：180）。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奧斯曼穆斯林與印
度的古吉拉特人、亞齊特的蘇門答臘人結成同盟，奧斯曼帝國向後者派遣了一個大型海
軍使團，共同對抗葡萄牙人的商業競爭。附帶地說，這種縱橫排間、翻雲覆雨的「生意」
還有另外一種發人深省的啟示：所謂在國際行為方面歐洲國家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的說
法是沒有事實依據的。這也就打破了另外一種關於歐洲「獨特性」的歐洲中心論神話。
總之，與通常的想法相反，我們應該贊同法洛奇的總結：
奧斯曼帝國與印度次大陸的貿易，以及奧斯曼與伊朗的商業和帝國內的地區間貿……
（主制利用了亞洲陸上商路。奧斯曼國家對這些商路的控制是延緩歐洲經濟滲透的一個
因素。……奧斯曼帝國和印度莫臥爾王朝都屬於「火藥帝國」的範疇。但是，它們還有
一個更重要的共同特點：它們都是徵收現金賦稅的帝國，因此如果沒有國內外貿易，它
們就不能生存。
薩菲王朝時期的波斯
波斯不太容易受外界影響。這可能有兩個原因：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具有一個更強大
的貿易地位；它自身擁有更多的白銀資源，它的鑄幣也在奧斯曼帝國流通。
伊朗高原上商路縱橫交錯，從東向西把中亞大草原、印度平原與地中海的港口聯結
起來，從南向北把俄羅斯的河流與波斯灣沿岸聯結起來，支撐著從東印度群島、印度和
中國到歐洲的貿易。沿路有一連串重要城鎮，它們的位置是由地理和經濟因素以及政治
因素決定的。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各條主要商路的相對重要性時有變動，但是它們幾乎
一直都被人們使用著。
另外，與我們在撒哈拉已經看到的和將在印度看到的情況一樣，波斯的陸路貿易和
海上貿易主要是互補關係，而不是競爭關係。實際上，印度和波斯之間的陸地商隊貿易
在整個18世紀十分興旺，所輸送的商品數量與海路貿易不相上下。商人們為了分散風險，
讓一些貨物通過坎大哈和其他內陸商業中心來轉運，讓另一些貨物通過霍爾木茲一阿巴
斯港來轉運回。
15世紀中期，早在葡萄牙人抵達霍爾木茲之前，就有人記錄了「來自7種氣候的商
人」抵達霍爾木茲的情況。他們分別來自埃及、敘利亞、安納托利亞、突厥斯坦、俄羅
斯、中國、爪哇、孟加拉、逞羅、（緬甸的）丹那沙林、（也門的）索科特拉、（印度
的）比賈布爾、馬爾代夫群島。（印度的）馬拉巴爾、阿比西尼亞（埃塞俄比亞）、桑
給巴爾、（印度的）勝利城、（印度的）古爾伯加、古吉拉特、坎貝、阿拉伯半島、亞
丁、（埃塞俄比亞的）吉達、也門，當然還有波斯各地。他們到這裡或者進行易貨貿易，
或者出售貨物換取現金，有時也賒賬。商人在社會中享有很好的待遇。到15世紀末，波
斯與印度和東方的貿易特別興旺。波斯成為西亞主要的絲綢產地和出口地，其成本甚至
比中國和後來的孟加拉都低（Attman1981：40）。主要進口者是俄羅斯、高加索、亞美
尼亞、美索不達米亞以及奧斯曼人及其轉手後的歐洲人。這種貿易使得波斯生產者從俄
羅斯、歐洲以及奧斯曼人那裡獲得重要的白銀收益和其他收入，同時也使奧斯曼中間商
獲得利潤。波斯國王阿巴斯一世（1588－1629年）及其後繼者們不遺余力地促進和保護
這種貿易，其中包括對奧斯曼人開戰，從奧斯曼的戰區招引亞美尼亞工匠和商人並加以
保護，從葡萄牙人手中收復霍爾木茲。1615－1618年的奧斯曼一薩菲戰爭以及從1578年
到1639年的斷斷續續的沖突，主要是為了爭奪對絲綢貿易及其商路的控制權。波斯人想
繞過奧斯曼的中間商，而奧斯曼人則極力維護自己的地位。以後，波斯貿易逐漸轉向印
度洋的東方貿易；在1723年薩菲王朝垮台後，波斯的絲綢基本上被來自敘利亞的絲綢取
代了。
葡萄牙人首先來到波斯及其周邊進行貿易活動，接踵而來的是荷蘭人。歐洲主要需
要波斯的絲綢和一些毛織品，用亞洲的香料、棉織品、瓷器、各種日用品以及歐洲的金
屬制品乃至黃金來進行交易。歐洲人與波斯國王和普通商人之間的長期反覆的商業沖突，
不斷地引起外交沖突，偶爾也會發生軍事沖突。但是，歐洲人沒有足夠的商業競爭力量
和政治軍事力量，無法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例如，當人們說荷蘭東印度公司迫使波斯屈從於其世界貿易聯繫網時，不過表達了
一種荷蘭人和波斯人都不曾有的信念。因此，有時候我們必須看看歷史現實，即實際上
可能是怎麼回事。……（歷史現實）顯示，歐洲人並沒有把波斯人指揮得團團轉，而是
采取了其他的迂迴方式。……歐洲人在面對這種情況時本來會采取行動的，而且事實上
也采取了行動，但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波斯活動了整整140年，他們卻無力從根本上
改善自己的處境。
總的來看，西亞對歐洲的貿易有盈餘，但對南亞、東南亞和東亞（可能還有中亞—
—白銀通過中亞主要向東流動，但黃金主要向西流動）的貿易有赤字。西亞是用它對歐
洲貿易、對馬格裡市貿易以及經馬格裡布中轉的對西非貿易的盈餘白銀和東非黃金、再
加上西亞本身、尤其是安納托利亞和波斯生產的一些金銀來彌補東方貿易的赤字。1621
年，有一位觀察者寫道：
波斯人、摩爾人和印度人在阿勒頗、穆哈和亞歷山大港與土耳其人j政生絲、藥材、
香料、靛青和印花布的生意；現金交易，規矩依舊；他們需要的其他外國貨很少……他
們每年統共用不了四萬或五萬鎊（只有上述進口貨總值的5％需要用香料來支付）。
（轉引自Masters1988：147）
但是，喬杜裡認為：（西亞）伊斯蘭世界是否長期苦於貿易方面的赤字，尚無定論。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對印底印度尼西亞群島和中國的貿易是用出口貴金屬、黃金和白
銀來平衡的。（但是）中東似乎在與基督教的西方、中亞以及東非的城邦國家的貿易方
面有盈餘。這種順差表現為金銀財寶的形式，但是這些金銀財寶沒有成為本地的財富儲
備，而是流向東方。
（六）印度與印度洋
我們在亞洲可以看到一串猶如項鍊的港口城市
順時外看，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有亞丁（和稍後的穆哈）。霍爾木茲、坎貝灣的幾處
（在不同時期分別是第烏、坎貝和蘇拉特）、果阿、卡利卡特、科倫坡、馬德拉斯、默
蘇利確德姆、馬六甲和亞齊持。毫無疑問，在我們討論的這個時期，所有這些港口城市
的重要性此起披伏，但是它們的某些共同特點值得注意。它們的居民極其龐雜，通常有
印度洋甚至更遠的地方的所有主要航海民族的代表：馬六甲有華人，大多數地方有歐洲
人……所有這些港口城市也是轉運中。有些港口城市沒有自己的供貨內地，如霍爾木茲
和馬六甲，因此幾乎以轉運貨物作為自己的唯一功能，但是，甚至那些出口。岸城市也
轉運從其他地方來的貨物。
印度洋世界的地理和經濟中心是印度次大陸本身。在莫臥爾人征服之前，它的許多
地區相當發達，已經在世界組織業中獨占鰲頭。雖然人們通常認為，莫臥爾帝國在財政
上依賴於農業及其稅收，但是莫臥爾人的征服使印度實現了進一步的統一、城市化和商
業化。事實上，到對世紀，莫臥爾的主要都市阿格拉。德裡與拉合爾都有大約50萬人口，
有些商業中心城市也有20萬以上的人口。這大大高於19世紀印度城市化的程度，也使歐
洲人控制的僅有3萬人口的亞洲飛地，如葡屬馬六甲與荷屬巴達維亞相形見拙
（Reid1990：82）。印度次大陸的總人口在兩個半世紀裡也翻了一倍多，從1500年的5，
400萬到7，900萬之間，增加到1750年的1億3，000萬到2億之間《見表4．1和4．2）。
還有人估計，1500年大約有1億人，1600年大約有1億4，000萬到二億5，000萬人，到
1800年大約有1億8，500萬到2億人（Richards1996）。
關於印度的情況，喬杜裡認為：
總體來看，印度的陸路貿易和海運貿易越來越傾向於出口而不是進口，貿易順差最
終用貴金屬來平衡。……印度對中東的貿易主要是靠進口金銀財寶來平衡，正如對東南
亞的出口是用進口香料、香草和中國貨來平衡。…甚至有相當大數量的白銀從次大陸再
出口到爪哇、蘇門答臘。馬來亞和中國。……有大量的棉織品出口到馬尼拉，然後再用
開往阿卡普爾科的大帆船運到西屬美洲。
因此，印度在與歐洲的貿易中有巨大的順差，與西亞的貿易有一些順差。這主要是
因為它擁有效率較高、成本低廉的棉紡織業以及可供出口的銅。棉織品和銅向西銷往非
洲、西亞和歐洲，又從歐洲跨過大西洋銷往加勒比海地區和美洲。但是，印度也出口主
要食品，如稻米、豆類和植物油，向西（早在公元前兩千多年前就是這種情況——見
Frank1993）出口到波斯灣與紅海的貿易港口（這些地方也依賴於埃及的糧食供應），
向東出口到馬六甲和東南亞其他地方。反過來，印度從西方獲得大量白銀和少量黃金
（這些金銀或直接繞過好望角運來，或間接通過西亞貿易轉手），也獲得西亞本身的金
銀。穆哈（Mocha，這個詞也被用來指咖啡）被人們稱作「莫臥爾的錢庫」，因為從那
裡源源不斷地流出白銀。由於印度自身的白銀產量很少，所以它主要用進口白銀來鑄造
錢幣或再出口，用黃金來鑄造寶塔形錢幣、製作首飾或儲藏。
印度還向東南亞出口棉織品，從那裡進口香料。這條商路還被用來同中國進行貿易
活動，用棉織品換絲綢、瓷器以及其他各種陶瓷製品。但是，印度與東南亞的貿易看來
是逆差，至少它向那裡、尤其中國輸出白銀。不過，這種貿易大部分掌握在印度穆斯林
手中，而且是用印度建造的船舶來運送貨物，小部分掌握在阿拉伯人和東南亞人——也
是穆斯林——手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貨物是用某個歐洲國家的貨船運載，即使到18世紀
這種份額也僅僅稍有增加；而且，這些歐洲貨船僱傭的是亞洲船長、水手和商人。
內陸貿易是通過水路和陸路進行的。印度沿海到處都有短途運輸（或小船運輸）。
印度許多地方，尤其南方，有許多內陸水道。甚至北方許多省也有水道運輸，如克什米
爾、特達、拉合爾。阿拉阿巴德對b哈爾、奧裡薩和孟加拉。在陸地上，商隊在同一時
間押送著多達一萬到四萬馱貨物（包括馱運貨物的牲畜）。所有這些商隊在次大陸上熙
熙攘攘、縱橫交錯，與遠途的海上貿易聯結在一起。「我們認為，陸上活動與海上活動
是不對稱的。在多數時間裡，海上活動對陸上活動的影響不如陸上活動對海上活動的影
響大。」
幾乎所有的港口城市都與延伸到內地偏遠地方的商路有一種興衰與共的關係，有時
還與遙遠的跨大陸地區、尤其中亞有一種興衰與共的關係。因此，喬杜裡暗示，大陸上
的陸路貿易與印度洋海上貿易應該被看作是彼此的鏡像。
在印度南方，內陸首都勝利城長期以來是西方的果阿、南方的卡利卡特和東方科羅
曼德爾海岸的默蘇利用德姆與布利格德的一個貿易交匯點。這些以及其他許多港口城市，
尤其是那些沒有內地生產基地的港口城市，嚴重地依賴於糧食進口。糧食需要從沿海的
其他港口城市運來，但也有不少來自與數千里之外的稻米或其他糧食產區有聯繫的港口。
另外，果阿、布利格德和勝利城也與北方的內陸中心海得拉巴和布爾漢布爾、西部港口
蘇拉特（或坎貝）有陸上聯繫，而海得拉巴、布爾漢布爾、蘇拉特和坎貝則是通往旁遮
普和中亞的貿易中轉站．
雖然中亞貿易與海上貿易沒有這種直接聯繫，但是，這個地區對更靠近印度洋季風
地帶的人民的生活卻產生著一種至關重要的影響。就直接關係而言，中亞內陸貿易對歐
亞跨洲海上貿易起著一種補充作用。
另外，在印度與中國之間存在著穿越尼泊爾和西藏的貿易活動。這種貿易活動已經
延續了一千多年。孟加拉和阿薩姆向西藏出口紡織品、靛青、香料、糖、獸皮以及其他
物品，賣給那裡的商人，這些商人再拿到中國出售。換回來的是中國產品、茶葉，更多
的是黃金（Chakrabarti1990）。（我在1992年的著作中討論過某些中亞商路以及它們
的「絲綢之路」的歷史；關於中亞，本章後面還有單獨的一節來論述。）
印度各地區之間也進行貿易活動，相互之間有盈餘或赤字。主要的沿海地區（古吉
拉特、馬拉巴爾、科羅曼德爾和孟加拉）都相互進行貿易活動，還與錫蘭進行貿易活動。
它們還彼此充當越洋貿易和內陸貿易的中轉站。在向印度內地出口貨物方面，它們也相
互競爭，因為它們的區域市場是交錯重疊的。但是，一般而言，內地與沿海港口的貿易
有順差，因此接受進口貨物和錢幣，這些錢幣是在港口及其附近用進口金銀（或被熔化
的外國錢幣）鑄造的。白銀通常流向北方莫臥爾王朝統治的地區，黃金更多地流向南方，
尤其是馬拉巴爾和勝利城。下面，我們更細緻地看看印度的一些主要地區。
印度北部
我們前面已經指出，印度北部與中亞和西亞的地區間和「國家』間貿易很活躍。B．
R．格羅弗總結說：
印度北部許多地區的工業品貿易有深厚的傳統。許多村莊……生產各種商品。…印
度北部許多省的商業地區的工業品出則其他地方。在有關地圖的說明文字中列舉了其中
許多產品。
古吉拉特和馬拉巴爾
沿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印度西海岸分佈著重要的作為商品集散中心的港口城市第烏、
古吉拉特邦的坎貝（後來是蘇拉特），另外還有馬拉巴爾海岸上的葡萄牙人在果阿的商
品集散中心。來自紅海和波斯灣的靠季風運行的沿海貨船，來自歐洲的繞非洲航行的貨
船以及馳往印度河河口與北上到信德的貨船，都把這些地方當做主要停靠港口。坎貝和
蘇拉特也是與波斯、俄羅斯、中亞、旁遮普以及印度東南地區進行內陸貿易的中轉站；
它們還向這些地方中的許多地區供應大米或小麥。另外，古吉拉特和馬拉巴爾的港口也
與印度次大陸兩側的科羅曼德爾和孟加拉保持著貿易關係，與東南亞、中國和日本保持
著貿易關係。它們的制造業專門生產主要向西方和北方出口的紡織品。它們從這些方向
進口馬匹、金屬、消費品以及其他商品（見地圖2．3和2．4的文字說明），由此產生的
貿易順差是由那些地區用白銀來補償的。不過，它們獲得的白銀有些則要再出口，用以
補償東方的海上貿易的進口逆差。古吉拉特從東方進口自己和內地需要的貨物，而且它
還是把這些貨物再向西轉運到西亞、地中海和歐洲（從歐洲又轉手到非洲和美洲）的重
要中轉站。不過，大部分貿易掌握在印度人手中，也有一部分掌握在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手中。甚至遲至18世紀，蘇拉特的貿易也只有大約12％是由歐洲人控制的
（DasGuptaandPearson1987：136）。
科羅曼德爾
印度東部孟加拉灣的科羅曼德爾海岸有許多重要的生產和出口中心，但該地區的產
品可能只有1／10出口。它的一項主要上口產品是向東出口到東南亞和中國的棉織品，
從那些地方進口香料、瓷器和黃金。它的另一個功能是，它是與印度各地和世界各地進
行貿易的一個貨物集散地。這些貿易大部分也掌握在印度人手中。但是，荷蘭人以及後
來的其他歐洲人也利用科羅曼德爾的地理位置和資源來為自己在印度和世界的業務活動
服務。科羅曼德爾主要是與東北的孟加拉（從孟加拉進口糧食和絲綢）和西北的古吉拉
特進行「國內」貿易，當然也與內地進行貿易活動。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產品
（紡織品、胡椒、靛青、大米、鋼鐵、鑽石等等數不勝數，見地圖2．4和2、5的說明文
字中列舉的部分項目）以及奴隸制使科羅曼德爾成為向東和向西的國際貿易和洲際貿易
的一個必經之地。它也從西方進口波斯和阿拉伯的奢侈品和馬匹。再轉運到東方。
科羅曼德爾從東方進口香料、木材、大象、鉛、鋅、錫，尤其是銅和黃金。其中有
些又接著向西轉運。向東，科羅曼德爾與東南亞的陸地和島嶼、尤其是亞齊特和馬六甲、
中國和日本以及馬尼拉乃至阿卡普爾科進行貿易活動（當然也與鄰近的錫蘭進行貿易，
把錫蘭當做一個貿易夥伴和另一個中轉站）。向西，科羅曼德爾不僅是一個與馬爾代夫
進行貿易的重要轉運站，而且也是一個為這種貿易活動提供食品和進行商品與資金屬交
易的重要地區。這種貿易活動也直接或經過馬爾代夫通向非洲、波斯灣和紅海的港口城
市，再通向地中海和（或繞過南非到）歐洲——然後跨過大西洋到美洲。科羅曼德爾也
與果阿和坎貝一蘇拉特進行貿易活動，這種貿易既是印度內部地區間貿易，也是世界貿
易活動的一個中間環節。當然，科羅曼德爾的各個港口也是內陸貿易中心，而且與印度
其他沿海港口相互競爭
孟加拉
印度物產最豐富的地區當數孟加拉。它向印度大多數地區出口棉織品、絲織品和大
米。它的一些產品沿著科羅曼德爾海岸運向南方，一些產品則直接或間接運往西海岸的
坎貝或蘇拉特，或者從海上向西運往西亞和歐洲，向東運往東南亞和中國。由此，孟加
拉吸收來自各個方向的、包括從西藏、雲南和緬甸的陸路以及從緬甸經由孟加拉灣來的
白銀和黃金。孟加拉在1670年提供了印度進口總額的20％，整個英國東印度公司進口總
額的15％，在1700年提供了二者進口總額的大約35％，到1738——1740年則提供了幾乎
高達印度進口總額的80％和Th者總額的66％。在普拉西戰役剛剛結束後的1758—1760年，
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中的印度份額占80％。以後，由於中國份額從一個世紀前的零上升
到1740年的12％和1760年的34％，印度的份額也就下降到52％。但是，到這個時候，孟
加拉的出口物有一部分是鴉片。英國東印度公司用鴉片代替一部分白銀，支付給中國
（Attman1981：51）。
喬杜裡（1978：207）根據孟加拉自1770年起發生的多次大饑荒得出了一個值得注
意的結論：直到18世紀前期，在其他地區農業歉收對，孟加拉一直是可以依賴的糧食供
應地。柏林（1983：53）得出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結論是：「在歐洲歷史學的眾多研究
中，缺少對17世紀（孟加拉或印度其他地區）紡織業的研究專著」（拉馬斯瓦米1980年
的著作和喬杜裡最近於1995年發表的著作似乎是例外）。
（七）東南亞
東南亞一直受到歷史學家的冷落。歷史學家往往要麼根本無視，要麼只是簡略地提
及1500年以前的東南亞，而用濃墨重彩描述1500年以後歐洲人在那個地區的活動。因此
我們有必要對東南亞及其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係的歷史作比較詳細的回顧。這裡至少早
在公元前3000年就開始栽培水稻，這裡還有公元前1500年銅器時代的考古發現，公元前
500年鐵器時代的考古發現（Taring1992；185）。東南亞的世界貿易聯繫也可以追溯到
七千年前。彼得﹒弗朗西斯（1989，1991：40）在對串珠（串珠在考古記錄中是保存最
好的東西）制造情況進行研究後認為，印度東部的阿裡卡梅度（Arikamedu）曾經是
「印度一羅馬的『貿易大站』，但是它的東方視野比西方視野要遠得多」。中國東漢時
期的文獻也證明，公元2世紀，中國與東南亞有重要的貿易活動，而且這些文獻還顯示
在公元前2世紀就有這種貿易活動。
到基督教紀元初期，這些貿易路線繼續延長，把原先東南亞各地孤立的交易體系聯
結起來，納入一個巨大的網絡，這個網絡從西歐通過地中海盆地、波斯灣和紅海延伸到
印度、東南亞和中國……這個網絡被人們稱作世界體系。
東南亞曾經是世界上最富裕、在商業上最重要的地區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東南亞
最發達的生產和貿易區卻位於被中國稱作「扶南」的臨南中國海的東南亞半島東側，而
不在克拉地峽的印度洋一側。但是，從中華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和歐洲文明的
角度看，更不用說從後來的葡萄牙人、荷蘭人和其他歐洲人的利益看，東南亞只不過是
由一些微不足道的民族占據的中間站。甚至阿布一盧格霍德（1989：282ff）也沒有給
東南亞應有的地位，而把它看作是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邊睡」貿易中心區。
但是，考古和歷史資料都顯示，在基督誕生之前和之後的漫長時間裡，一直有一個
廣大的具有高度文明和生產力的東南亞地區。無論在東南亞的陸地還是在附近的島嶼，
早就出現了高度發達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國家有越南的越（Viet）
和占婆（Champa）、高棉柬埔寨的吳哥、緬甸的勃固、逞羅的阿育他亞、蘇門答臘的室
利佛逝以及室利佛逝衰落後的滿者伯夷（麻暗巴歇）。它們彼此之間以及與印度和中國
都有廣泛的經濟和文化聯繫。從7世紀到13世紀，蘇門答臘的室利佛逝及其首都巴鄰旁
控制著大片的群島和陸地。13世紀前期，爪哇以富庶而聞名天下。蒙古人入侵東南亞，
就是想掠奪這片最富庶的地區，但沒有成功。14世紀到15世紀，在室利佛逝衰落後，爪
哇的滿者怕夷帝國幾乎控制了整個印度尼西亞中部地區，並且爭奪對南中國海的經濟和
貿易的壟斷權。
〈倒橋東南亞史》總結說：
東南亞地區被人們傳說成一片擁有無限財富的土地；那裡的發展對於1600年以前的
整個世界歷史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東半球各個大陸的作家、游客、水手、商人和官員
都盛傳東南亞的富庶，進入公元1000年以後，它更是名揚通途。……直到19世紀「工業
時代」，全世界的貿易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東南亞香料輸出起伏的影響。…相比之下，東
南亞及其國際作用的歷史在現代沒有受到重視。
東南亞的地理位置也使之成為世界貿易的一個天然交匯點，更不用說是遷徙和文化
交流的聚匯點了。這是因為它北臨中國和日本，西鄰南亞，東鄰太平洋。15世紀初，克
拉地峽馬來半島的狹長部分成為孟加拉灣與南中國海之間的陸上運輸通道（而且至今被
視為一條交通要道）。它後來被經由位於馬來半島南端與蘇門答臘島之間的馬六甲海峽
和新加坡的海路所取代。與之相輔相成的是另一條繞蘇門答臘南部、穿越把蘇門答臘和
爪哇分開的糞他海峽到南中國海的海路（見地圖2．5）。在很長時間裡，東南亞的許多
地點上直是貨物集散地，在那些地方轉運貨物並交換來自各地的貨物。
沿海貿易港口、沿河居民點以及內地農業區一直是交錯纏繞的；港口和內陸政權的
盛衰也與這些關係的盛衰以及商路的變遷相關聯。
「但是，當我們仔細地考察影響東南亞近代早期歷史的關鍵因素時，我們就會發現，
它們早在歐洲船隊到來之前就發揮作用了。」（Reid1993：10）「延長的16世紀」
（1450－1640）時期的經濟擴張，雖然以在歐洲和美洲的擴張著稱，但很可能早在東南
亞（自1400年起）為了滿足東亞（尤其中國）、南亞和西亞以及歐洲對香料和胡椒的需
求時就開始了。數以萬計的工人卷入生產和貿易的高潮中。這種繁榮雖然在1500年後有
大約30年的間斷，但基本上至少持續到1630年。1600年到1640年，當東南亞依然是其他
地區的平等的貿易夥伴時，美洲白銀和印度紡織品的進口達到了頂峰（Reid1993：11，
17）。1580年到1630年間，東南亞貿易的繁榮是與同一時期日本、中國、印度和歐洲的
經濟繁榮和需求相得益彰的。若干種香料幾乎完全是幾個海島的特產；東南亞的胡椒取
代了印度胡椒，因為其生產成本比印度低1／3。不過，棉花是一種更普遍的經濟作物和
出口產品。由於經濟作物在農村的擴大和城市化對農村造成的商業化影響，也導致了大
量食品從海上進口（Reid1993：7－16；另參見Taring1992：463－468）。1662年以後，
東京灣也進入世界市場，成為一個重要的陶瓷製品出口地。
到1600年，東南亞已經擁有2，300萬人口（Tarting1992：463），大約相當於整個
中國人口的1／5到1／4。他們在自身內部以及與世界其他地方進行貿易活動。至少有五
六個以貿易為主的城市——越南的升龍、逞羅的阿育他亞、蘇門答臘的亞齊特、爪哇的
班丹和馬塔蘭、西裡伯斯（又名「蘇拉威西」）的望加錫——都有10萬左右的居民，還
有大量季節性和常年的客商（Reid1990：83）。另外以商業為主的五六個城市也至少有
5萬居民。馬六甲也有10萬居民，但是在被葡萄牙人占領後下降到25，000人到33，000
人之間。因此，無論是與當時世界其他許多地方相比，還是與自身後來幾個世紀相比，
這個時期的東南亞的城市化程度都是比較高的（Tarting1992：473－475）。
群島和島嶼
印度尼西亞及其鄰近地區的勞動分工和貿易模式是由三個相互聯繫的軸心組合起來
的：海島和半島之間的短程貿易、與印度和中國、日本、琉球群島之間的地區貿易、與
西亞、歐洲和美洲的世界貿易。這三個軸心都不僅依賴於遠方產品的交易，而且也依賴
於印度尼西亞和東南亞自身的生產能力和專業化程度。根據B．施裡克（Schrieke1955）
的研究，達斯﹒古普塔對15世紀的情況作了一個概述：
這基本上是在印度尼西亞群島內的東西方商品交換的模式，通過這種交換，爪哇大
米被運往各地。印度尼西亞貿易的核心事實是，兩種主要產品——胡椒和香料——出自
群島的兩端。胡椒產自蘇門答臘、馬來亞、西爪哇和婆羅洲。香料——丁香、豆蕩和豆
榮衣——則只有在東部摩鹿加和班達群島才生產。爪哇生產大米、鹽、聰魚和各種食品，
還生產棉花、棉線和紡織品。……爪哇的大米和其他產品被爪哇商人和船主運到蘇門答
臘，換取胡椒和其他外國商品。他們把胡椒運回爪哇，並運到巴厘，再用它收購巴厘的
棉織品，因為香料群島對這種棉織品有很大的需求。最後，爪哇人帶著大米和其他爪哇
產品、巴厘的棉織品以及印度紡織品、中國瓷器、絲綢和小錢幣航行到摩鹿加和班達。…
一度尼西亞貿易的一個顯著特徵是，海島間貿易與國際貿易交織在一起。
（DasGupta1987：143）裡德對東南亞的國際貿易所作的概述是：
這個時期東南亞商業交換的模式是，進口印度的布匹。美洲和日本的白銀、中國的
銅錢、絲綢、瓷器和其他工藝品，出口胡椒、香料、香木、松香、漆、龜殼、珍珠、鹿
友以及從越南和柬埔寨進口來的砂糖。（Reid1993：23）
到17世紀晚期，爪哇也向日本、蘇拉特、波斯（在那裡排擠了孟加拉糖），遠至歐
洲出口砂糖（Attman1981：41）。
再有，東南亞的一些港口——正如後來的琉球群島和今天的香港——成為中國、日
本、歐亞大陸其他部分和美洲彼此之間的重要貿易中心，尤其是在中國和日本對直接貿
易實行嚴格限制而又沒有完全杜絕的時期。甚至越南港口會安的小貿易中心也顯示了各
個交錯的市場之間的聯繫：
越南成為世界貴金屬流通的一個交匯點。……日本的貨船裝載著大量的銀幣和銅幣
來換取絲綢、蔗糖、沉香、鹿皮、瓷器。日本商人用預付現金的方式控制著當地的絲綢
和蔗糖市場。中國商人在這四個月的「集市」期間蜂擁而至，用他們的絲綢、銅錢和生
鋅來換取日本白銀和東南亞產品。越南人熱情接待（所有的人）……從在他們的地盤裡
進行的交易中提取財政收入。葡萄牙人與中國商人交往密切，帶來經果阿轉手的美洲和
波斯白銀，經馬尼拉轉手的美洲白銀以及日本白銀。荷蘭人也帶著美洲白銀與中國人在
會安接觸…。
日本人也在通羅的阿育他亞（靠近現在的曼谷）的地區貿易中心建立了一個商業殖
民地。到1632年，他們之中許多人遭到屠殺，其余的人被驅逐。甚至在這之前幾年，一
個葡萄牙游客就已經多少帶點兒誇張地報道說，阿育他亞有40萬戶居民，其中有10萬戶
是外國人（Lourido1996a：24）。這個城市是一個聯繫廣泛的貿易中心，不僅與日本、
澳門和廣州，而且與東南亞群島港口和馬來半島東海岸的北大年都有貿易往來。另外，
阿育他亞還與半島西側的丹老和丹那沙林、由此向北的緬甸的勃固以及向東越過海灣的
孟加拉、科羅曼德爾以及印度其他部分都保持著聯繫（見地圖2．5）。經常被人們提到
的葡萄牙人托姆﹒皮雷斯注意到：「上百只船駛向中國、安南、Lequois、柬埔寨和占
婆……賣他、巴鄰旁等島嶼、交趾支那、緬甸和清邁。丹那沙林的逞羅一側還與波散、
帕提爾、吉打、勃固和孟加拉進行貿易；而且古吉拉特人每年都到逞羅的港口來」盧裡
多的結論是：「從經濟角度看，逞羅是中國貿易的一個『半邊睡地區』，但是，逞羅灣
所有國家都承認它們構成了一個經濟區，逞羅自身是這個經濟區的中心。」不過，最主
要的貿易中心是馬六甲。正如皮雷斯指出的，控制了馬六甲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馬
六甲是1403年建立的，正值明朝中國海上勢力擴張，鄭和開始其著名的七次航海活動
（從1405年到1433年）。鄭和帶27，000人，乘著由300艘船組成的艦隊駛往印度、阿拉
伯半島乃至東非。但是，其中多次航行把馬六甲作為中轉站。由於中國政府轉而應付蒙
古人可能卷土重來的威脅，這種航海活動到1433年暫時中止。但是，馬六甲繼續興旺昌
盛，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古吉拉特人。有100人在此留居，有數千人為了與坎貝做生意而
每年出人此地。此外，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非洲人也把馬六甲
當作與東南亞和東亞進行貿易活動的一個中心。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場，其中大
部分香料都銷往中國。但是，馬六甲也是印度紡織品銷向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批發站——
並且通過馬尼拉銷往美洲。它的食品則由爪哇和印度供應。
1511年，葡萄牙人奪取馬六甲這一事件具有深遠的影響。葡萄牙人最多時不超過
600人，平時大約只有200人。他們試圖壟斷馬六甲貿易並進而壟斷其他貿易。雖然這種
企圖失敗了，但是葡萄牙人成功地把許多穆斯林從馬六甲趕到馬來亞的柔佛、婆羅洲的
文萊、爪哇的班丹，尤其是蘇門答臘的亞齊特。這些貿易中心彼此之間以及與馬六甲展
開了競爭。結果是開闢出另一條環繞蘇門答臘另一側的通往爪哇和中國海的商路。這對
爪哇的班丹十分有利，使班丹直接面向中國貿易；這尤其促進了蘇門答臘最西端的亞齊
特的發展。亞齊特在16世紀充分利用這一點，把古吉拉特、科羅曼德爾和孟加拉的貿易
吸引過來。馬六甲因此而衰微。1641年，荷蘭人借助馬六甲的競爭對手柔佛的幫助，從
葡萄牙人手中奪取了馬六甲。
但是，荷蘭人馬上又力圖在盛產香料的摩席加以及爪哇取得更堅實的地位，因為他
們在1619年已經把總部設在巴達維亞。與在他們之前的葡萄牙人一樣，荷蘭人也想壟斷
香料的生產和貿易。他們進行這種徒勞的努力，極力維持香料的價格，為此一再地毀壞
摩席加群島的香料樹，銷毀巴達維亞乃至阿姆斯特丹的香料庫存。由此可見，歐洲人在
亞洲影響最深遠的大規模活動，無疑是在東南亞，更確切地說，是在馬來亞和印度尼西
亞。即便如此，東南亞當地的生產和貿易活動仍未間斷；歐洲人多次試圖控制甚至壟斷
當地生產和貿易，但無一取得成功。
J．C。范勒爾（1955：126）估計，15世紀和16世紀的東南亞貿易是由大約480嫂重
量在200噸到400噸之間的大型和中型貨船承擔的。當然，還有330艘到340艘中型貨船以
及許多小船承擔著印度尼西亞各島之間的貿易，有115艘貨船承擔著中國和印度貿易。
另外，他還對1622年的船舶噸數作了估計：印度尼西亞的船舶噸數為5萬噸，中國和通
羅的船舶噸數為18，000噸，亞齊特的船舶噸數為3，000噸，科羅曼德爾的船舶噸數為1
萬噸，而荷蘭的船舶噸數為14，000噸（在總計95，000噸中不到15％）（vanLeur1955：
235）。他作的另外一項未指明年代的估計是，總計98，000噸，其中印度尼西亞的船舶
噸數為5萬噸。對於剩下的48，000噸，他統計的比例如下：中國，18％；逞羅，8％；
東印度群島，8％；印度西北，20％；科羅曼德爾，20％；亞齊特，0，6％；（緬甸的）
勃固，10％；葡萄牙，6％；另外還有10％承擔著與日本的貿易（vaLeur1955：212）。
甚至到18世紀，大宗的香料依然出口到中國；而且香料貿易大多掌握在亞洲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東南亞，這些「人手」——和頭腦——通常也包括婦女在內。他（她）
們定期乘坐商船來參加國內和國外大規模的商業活動和其他市場交易。不過，中國貿易
的大部分不是掌握在東南亞人手中（更不是掌握在歐洲人手中），而是掌握在中國人手
中。馬尼拉和巴達維亞一直被人們稱作「唐城」（Will1993：99，100）。許多中國的
工匠、手工業者和商人也到東南亞各地定居，構成了今天著名的海外華人集團
（Taring1992：482，493－497z）。。來自中國廣東、浙江、福建等省的貨船到日本、
菲律賓、梭羅、蘇拉威西、西裡伯斯、磨鹿加、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新加坡、廖
內、馬來亞半島東岸、通羅、交趾支那、柬埔寨和東京灣進行貿易活動。東向沿海路線
把與台灣相對的福建同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聯繫起來。西向沿海路線把廣東同東南亞大
陸聯繫起來。據估計，在當時（大概在1800年以後不久）的222艘貨船中，每次有20艘
是開往日本、交趾支那和東京灣的，有10艘開往菲律賓、婆羅洲、蘇門答臘、新加坡和
柬埔寨。此外，還有許多小船是從海南島出發的。
大陸
我們對東南亞與其他地區之間的貿易的概述側重於海島或群島地區，而對大陸地區、
尤其陸上貿易則給予較少篇幅。其原因不是前者比後者更活躍或更重要，而是有關前者
的資料更豐富。海上貿易與歐洲人的關係更密切，因此他們保存了當時的記錄；另外，
近代以來的歷史研究、尤其是水下考古也集中在這些地區。但是，緬甸、通羅和越南彼
此之間以及與東南亞群島之間也保持著遠距離的海上、河上和陸上貿易關係，而且與印
度和中國保持著可能是更重要的貿易關係（見地圖2．5）。但是，這些貿易留下的資料
很少，至少這些資料沒有被19世紀和20世紀的歷史學家和其他學者充分發掘出來。由於
我本人不能接觸到並因語言障礙而讀不了這些資料，因此這裡僅限於根據孫來臣和盧裡
多正在對文獻所作的概述和分析作一說明。
孫來臣（1994a）證明，緬甸與中國的貿易有三個特別活躍時期，第一次是在13世
紀晚期元朝征服活動之後，第H次是在14世紀晚期和15世紀初期（這與我們關於自1400
年前後起其他地區生產與貿易擴張的結論一致），第三次始於18世紀末。孫來臣強調，
雖然緬甸對華貿易采取了某種「進貢」使團的形式（參見後面關於中國的一節），但是
當時的人們以及後來的學者都很清楚它們的商業動機。每當這種貿易因政治因素或氣候
因素而暫時中斷時，緬甸的「人民就會缺少基本生活用品」。緬甸不僅從中國進口大量
的生絲、食鹽、鐵器和銅器、兵器和火藥，而且進口布匹、綢緞、絲絨、針線、地毯、
紙張、水果、茶葉以及銅錢。反之，緬甸則向中國出口搖減珍貴玉石、象牙、魚、燕窩、
魚翅、粗黃糖、翡翠、兒茶、按椰子、煙草。另外，到18世紀，甚至還要早些，緬甸還
向中國出口原棉。
孫來臣使用的資料記錄了大批的馱隊，在伊洛瓦底江上運行的30艘船以及承擔著其
他緬中貿易的110—150艘貨船。繁榮的緬甸水上貿易是同樣重要的陸上商旅貿易的兩倍
到三倍，可以想象，陸上貿易有一部分是走私進口違禁的中國金屬和武器。這種貿易也
深入到緬甸眾多的集市，例如每天一小市、五天一大市的孟密。另外，緬甸的礦藏也吸
引來數以千計的華人企業家、商人和工人。他們生產的金屬既供應當地市場，也出口到
中國。這也使得緬甸能夠補償其他方面的貿易逆差。由於使用銅幣、貝殼、銀塊和銀幣，
緬甸的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都逐漸貨幣化了。
越南和中國之間也有繁榮的貿易、人員流動和其他關係。越南出口生絲、蔗糖、茶
葉、布匹、鞋襪、紙張、染料、燈油、檳榔子、糖果、藥材以及銅錢，進口木材、竹子、
硫黃、藥材、染料、食鹽、大米和鉛。越南的礦藏分佈甚至比緬甸還廣泛，出產鋼、鉛。
可能還有鋅和銀，其中有些也向中國出口。越南的礦工和相關工匠據報道有數千人，其
中有許多是華人。他們是因失業和貧困而背井離鄉，也是被越南及東南亞其他地方的機
會吸引而來（Sun1994a）。
逞羅的貿易值得特別關注。這不僅是因為它的活動大部分集中在中國市場，而且因
為這種貿易是用中國貨船或僱傭中國人的追羅貨船來進行的，因而中國當局把這種貿易
當做「國內」貿易（Cushman1993）。這種貿易采取了最常見的方式。逞羅出口各種商
品，尤其是大米、棉花、蔗糖、錫、木材、胡椒、小豆宏以及貴重奢侈品，如象牙、犀
牛角、蘇木、安息香、鹿皮和虎皮，還有鉛和銀。可能通羅制造的船舶也是一種主要的
出口物。珍妮弗﹒庫什曼（1993廠8）解釋說：「逞羅的出口物不應該看作是次要的奢
侈品，而應被視為中國的大眾消費和消費品制造業所需要的重要商品。」中國的出口物
主要是瓷器、紡織品、扇子、紙張、書籍、銅器、蜜餞等供逞羅大眾消費的產品。
逞羅的港口，尤其是阿有他亞（位於曼谷北邊的河畔）也是一個四通八達的地區間
貨物集散轉運中心。但是，與東南亞其他地方一樣，中國輸往逞羅的另一種重要「出口
物」是人，尤其是福建人：勞工、手工業者、企業家和商人
（Viraphol1977vushman1993）。
作為東南亞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的集中表現，它向歐洲、西亞和印度出口當地出產
的香料和錫。它還把從印度進口的貨物轉口輸出到中國。中國是它的主要顧客，對中國
的出口量比對歐洲的出口量大約多8倍。此外，東南亞向印度、中國和日本出口本地出
產的林業產品、棉花和黃金。東南亞接受印度來的白銀，其中一部分再通過馬六甲輸出
到中國。因此，東南亞對印度（當然還有西亞和歐洲）的貿易是順差，對中國的貿易是
逆差。
對東南亞「區域內」經濟的後果，裡德作了這樣的概述：
1400年到1630年的這整個時期，是經濟迅速貨幣化和商業化的時期，其中從1570年
到1630年是經濟擴張最迅速的階段。按當時的標準，居民中很大一部分卷入世界經濟的
生產和銷售活動；這些人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方面，如布匹、瓷器、用具和錢幣等，都
依賴於遠方的進口。貿易在東南亞國民收入中占有相當大的份額（還是按當時的標準），
因此使得城市化程度甚至高於20世紀前再次達到的程度。在這些城市裡有一些完全致力
於商業貿易活動的群體，還建立起用船抵押、利潤分成以及放貸等制度。但是，在一些
關鍵領域，中國、印度和日本在經濟上比東南亞更先進，儘管許多東南亞的城市居民已
經了解到他們的技術（包括錢莊等）。（Reid1993：129）
但是，東南亞也有一種金融體制及其「複雜而可靠的金融市場」，在這種市場上能
夠以大約2％的月息借到錢，這種情況與歐洲有些類似。（奇波拉（1976：211－212）
指出，由於美洲的白銀供應大幅度減少，貨幣利息急劇下降，造成了歐洲的「真正革
命」。）
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占據的馬尼拉，越南，台灣以及葡萄牙人在南中國海沿岸占據的
澳門在生產方面所做出的貢獻，與東南亞其他地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們提
供了重要的轉口貿易功能，尤其是在中國和日本的貿易中。僅從中國駛往馬尼拉的商船
每年就有30艘到50艘之間。墨西哥從馬尼拉越洋進口的貨物有60％產自中國，其中包括
中國的水銀。這種水銀一直短缺，但對於美洲開采和提煉白銀是必不可少的（白銀的一
部分又流向中國）。16世紀初，為了推進這種貿易，馬尼拉的定居華人上升到2．7萬人
（有人說是3萬人）。但是，他們成為幾次大屠殺的犧牲者，1603年的那一次就有2．3
萬人被殺害（有人說是2．5萬人），1640年又爆發了一次大屠殺（Yan1991，
Quiason1991）。在本書第3章將對這些貿易中心在貨幣轉移中的作用進行考察。
（八）日本
最近的研究成果顯示，早在13世紀日本經濟就出現了重要的發展勢頭。一些學者證
明，在這個早期階段，日本已經深深陷入對外與亞洲其他部分進行貿易的活動。……對
中國和朝鮮的貿易成為日本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5世紀和16世紀，對外貿易發展
十分迅猛，貿易活動擴大到遠東其他部分，甚至遠至馬六甲海峽。（Sande。n1995：
153）朝鮮、日本和琉球群島（在日本以南500英里，與中國沿海地區隔海相望）是中國
的中心一邊睡納貢體系的第一圈。但是，日本人也是中國的一個虎視眈眈的競爭對手，
千方百計地追求一切競爭優勢，特別是在中國遭遇「麻煩」的時期，例如在與蒙古人對
抗時或發生內亂時。斯蒂芬﹒桑德森也指出：「看來，日本開始從事生機勃勃的遠東貿
易時，大體上是在宋代晚期和明朝初期中國逐漸退出世界貿易和經濟衰退的時候。這些
事件無疑是互相聯繫的。由於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經濟真空，日本就迅速地來填補它。日
本在中國退出的地方逐漸積聚了力量。」
1560年以後，日本成為一個重要的白銀乃至銅的出產國，並向中國與東南亞出口白
銀和銅。日本還向更遠的印度和西亞出口黃金、硫黃以及樟腦、鐵、刀劍、漆、家具、
米酒、茶葉和優質大米。反之，日本接受中國的絲綢、印度的棉織品以及朝鮮、中國和
東南亞的其他各種生產和消費用品，如鉛、錫、木材、染料。蔗糖、皮毛和水銀（用於
熔煉本地的銀）。正如池田禪洲（SatoshiIkeda1996）指出的，日本對亞洲、尤其中國
的立場與歐洲很相似：它們都從中國進口商品，出口白銀作為支付手段（不同之處是，
日本自己出產白銀，而歐洲從美洲掠奪白銀）。日本的貨物大多是用中國貨船運送；只
有一部分最初是由葡萄牙船運送，後來由荷蘭船運送，這些葡萄牙人和荷蘭人是到日本
來獲取白銀、銅以及其他出口物資的。流球的商人和貨船也是日本對中國和東南亞貿易
的中介。日本還建立了本國面向出口的陶瓷業，以與中國競爭。趁中國明、清交替，南
方政治失控之機，日本在1645年以後縮減了80％的中國瓷器進口，自1658年起日本更是
成為一個面向亞洲、波斯灣和歐洲市場的重要出口國。
裡德（Reid1993）指出，在17世紀和18世紀，日本的經濟優勢足以與先進的歐洲國
家相媲美。
就日本而言，在1570年到1630年這一時期，國家實現了統一；城市繁榮發展，成為
興旺的國內貿易的中心；礦山出產質量優異的白銀，使得日本能夠與東南亞展開十分活
躍的貿易。日本船隻依然不准與中國進行直接的貿易活動，因此日本白銀與中國絲綢及
其他產品之間的交換只能在東南亞的港口、尤其是馬尼拉和會安（位於越南中部，西方
N稱作Fiafo）進行。An1604年fu1635年，每年大約有10艘日本貨船獲准與南方進行貿易，
其中絕大多數開往越南（在這31年間有124艘船）、菲律賓（56艘）和逞羅（56艘）。
1635年，這種活動嘎然中止……（但是）在該世紀的余下時間裡，日本的貿易額依然保
持在一個高水平上，但只能通過荷蘭人與中國人在長崎受到嚴格控制的貿易活動進行。
（Taring1992：467一468）
總而言之，日本的出口額估計達到其國民生產總值的10％。據記載，從1604年到
1635年，有335艘商船獲准駛往東南亞，而且日本人控制了通羅的貿易（Klein1989：
76）。基本上在這同一時期，日本進口的中國絲綢增長了四倍，達到40萬公斤；甚至中
國度過了該世紀中期的經濟和政治危機後，在1650年代，每年都有200艘貨船抵達長崎
（Howe1996：37，24）。
從1500年到1750年，日本的人口翻了一番，從1，600萬增長到2，600萬一3，200萬
之間（見表4．1和表4．2）。但是，克裡斯托弗﹒豪（Howe1996）認為，人口的年增長
率為0．8％，僅從1600年到1720年就增長了一倍多，達到3，100萬人。而蘇珊﹒漢利與
山村（Yamamura1977）所作的人口研究則認為，1721年人口達到2，600萬。以後的資料
顯示，日本人口基本上穩定在這一水平。
關於17世紀後半期和18世紀日本經濟的發展，一直有些爭議。早先有一種觀點認為，
「鎖國」造成了「停滯」。新近的研究修正了這種觀點。雖然日本的人口保持穩定（同
時，亞洲許多地區人口在繼續增長），但是日本的農業生產和其他部門的生產還在繼續
增長。因此，按照漢利和山村（1977）和豪（1996）所作的新計算，在18世紀，人均收
入是增長的。
豪（1996）仍然支持那種說法：日本的外貿在衰退，在1688年以後尤其明顯，在整
個18世紀始終處於一個很低的水平。但是池田的著作（1996）反映了日本學術界的新進
展，證明鎖國政策根本沒有引起外貿的減少。中國絲綢的進口直到1600年依然在繼續進
行，甚至有所增加，直到1770年也沒有結束。另外，通過朝鮮和琉球進口的絲綢數量有
時甚至超過從長崎進口的數量；官方也始終未能控制住與中國南部的非法貿易。日本與
東南亞，包括緬甸的貿易也在繼續蓬勃發展。現在看來，與早先的設想相反，日本的白
銀出口甚至延續到18世紀中期。當然，外國商船，尤其中國商船繼續造訪日本。
總之，正如這些以及其他研究成果（例如約翰﹒霍爾主編的＜例橋日本史》，1991
年）所顯示的，日本的人口先是迅速增長，然後穩定下來，同時，經濟上發生了相當廣
泛的商業化和城市化。我們將在第4章考察日本的人口增長及其一部分機制。在此，我
只想簡單地評論一下令人歎為觀止的日本城市化。在1550年以後的一個半世紀裡，擁有
10萬人口的城市從1個增加到5個。到18世紀，日本的城市人口比例高於同時代的中國和
歐洲。大皈一京都和江戶（現在的東京）都至少有100萬人口，江戶達到了130萬人口
（Howe1996：55）。到18世紀晚期，日本有15％到20％的人口已經城市化了（Howe1996：
55，63）；有6％——按照桑德森的研究（1995：151），甚至達到10O一13％——的人
生活在10萬人以上的城市裡，而當時歐洲僅有2％的人生活在10萬人以上的城市裡
（Hall1991：519）。進一步說，日本的人口僅占世界人口的3％，但是全世界生活在10
萬人以上城市裡的人口中有8％是日本人。基於這種情況，那種認為德門時期、甚至更
早時候的日本處於「停滯」、「封閉」乃至「封建」狀態的說法，理所當然地應該被否
定。的確，我們甚至應該修正這種觀念：1853年海軍准將培理的叩關才使日本「開放」，
1868年的明治維新造成了與德門幕府時期傳統之間的突然決裂。與羅馬一樣，現代日本
不是在一天裡建成的，甚至不是在一個世紀裡建成的。
（九）中國
在明、清時期，中國的生產、消費和人口都出現了大規模的增長，只是在17世紀明、
清交替之際有過短暫的中斷。有關這一中斷的情況，我們將在第5章中予以考察。這裡，
我們先來考察中國的生產和貿易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它們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作
用。在11世紀和12世紀的宋代，中國無疑是世界上經濟最先進的地區。關於蒙古人入侵
以及元朝統治造成了多大的變化，我們這裡暫不考慮。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在1400年到
1800年的明代和清代，中國經濟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人們通常認為，中國是一個自我
封閉、自成一體的經濟世界，在明朝於15世紀停止了海上擴張、清朝於17世紀對海上貿
易嚴加限制之後尤其如此。下面我們將用事實對這種流行觀念提出挑戰。
誠然，中國的海上擴張，尤其是1403年後鄭和主持的海上擴張活動，在1434年嘎然
中止。其原因一直引起許多人的思考，但是先前的擴張和後來的收縮無疑與中國同大陸
西北部的蒙古人及其他民族的關係相關，也與明朝遷都相關。明朝遷都到靠近邊境的北
京，也是為了更好地對付蒙古人卷土重來的威脅。1411年，大運河重新開通，主要用於
從長江流域的生產和人口中心向遙遠的北京和邊鎮供應大米，由此也減少了對沿海海上
商路以及航海商人和海軍的依賴。南方海上利益集團與北方大陸利益集團之間的政治經
濟沖突越來越以有利於後者的方式解決。與此同時，沿海的日本和中國海盜和走私活動
日益猖獗，反而加強了內陸利益集團的勢力，導致了當局對海上商業活動的進一步限制。
直到1567年，迫於南方、尤其福建有關利益集團的要求，這些限制才被放棄。與此同時，
1571年，中國不再與亞洲內陸的蒙古人對抗，削減了2／3以上的軍隊，重新恢復了對北
方邊疆游牧民族的和談綏靖政策。
但是，東南的海上貿易活動從來沒有停止過。非法貿易很快就與「日本人」（其實
更多的是中國人）的海盜活動交織在一起，發展得十分興旺，其交易量遠遠超過官方的
「納貢」貿易（Hall1991：238）。中國東南沿海的進出口貿易周期性地出現小高潮；
而且，至少從1570年起，到1630年前後，當明朝政府的財政急轉直下之時，這種貿易出
現了復甦和繁榮（詳見第5章）。
人口、生產和貿易
人們對於明代中國人口有各種估算，說法不一。1393年的人口普查數字為6000萬，
但有人認為，實際數字可能不止於此（Brook1998）。威廉﹒阿特韋爾（Atwell1982）
估計，1500年，人口已達到1億。另外一些人則認為，一個世紀以後，即1600年才達到
這個數字。但是，費正清（1992：168）認為，到1600年時，有1．5億人，布魯克（199）
則認為，可能達到了1．75億人。何炳祿在《中國人口研究》一書中認為，實際人口數
字通常都超過官方記載的數字，例如，1740年可能至少超出20％（HoPing．ti1959：
46）。所有的學者都認為，明代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人口增長了一倍或更多。在結束了
17世紀中期的危機之後（有關這一危機，詳見第5章），中國重新開始了新一輪的人口
增長、城市化和生產增長。表4．1在綜合了各種資料的基礎上對中國人口的估計是，
1500年為1．25億（表4．2的保守估計為三億），1750年為2．7億（保守估計為2．07
億），1800年為3．45億（保守估計為3．15億）。在這三個世紀裡，中國人口翻了三倍，
遠遠高於歐洲的人口增長。在17世紀初的明代晚期，當時出現了一些大城市（雖然五百
年前的宋代已經如此），如南京達到100萬人口，北京超過60萬人口。到1800年，廣州
與鄰近的佛山加起來，有150萬居民（Marks1997a），其數量幾乎相當於整個歐洲城市
人口的總和。
中國的生產和人口增長得益於西屬美洲和日本白銀的進口。當然，這種增長首先得
益於引進早熟水稻並因此而有一年兩季的收成，其次得益於引進美洲的玉米和紅薯，從
而使可耕地面積與糧食收成都有增長。但是，17世紀初期和中期，中國的經濟與政治都
遇到了暫時的麻煩，這或許應歸因於這種人口增長以及氣候原因（見第5章）。人口和
生產都出現了衰退，甚至暫時出現了急劇的下降，但是從17世紀末又開始恢復，在整個
18世紀以加速度發展，到1800年大約達到了3億人口，或者說幾乎翻了三番
（Eberhard1977：274）。
王國斌對中國的農業、商業和工業的擴張作了一個總結：
有關經濟作物、手工業和貿易的增長的基本情況，在中國和日本的文獻中有很好的
描述。……最引人注目的是，臨近上海的長江下游地區棉織業和絲織業的發展。這兩個
主要手工業部門和水稻及其他經濟作物的發展，創造了中國最發達的地區經濟。長江中
上游的安徽、江西、湖北、尤其是湖南和四川等省份出產的稻米順流而下運往這個地區，
供應當地居民。由於市場的擴展把越來越多的地方聯繫起來，這些省份的部分地區也開
始種植經濟作物和發展相關的手工業，如棉花、靛青、煙草、陶瓷和紙張。
市場的擴展在長江一帶表現得最明顯，但也不限於這這一廣大地區。在中國南部和
東南部的一些地區，經濟作物和手工業也得到發展。廣東珠江三角洲出產甘蔗、水果。
蠶絲、棉花、五金器具、香油以及桐油。東南沿海一帶，16世紀時的外貿活動刺激了茶
葉和蔗糖這些經濟作物的生產。（Wong1997）
嶺南地區，尤其是廣東和廣西以及福建，呈現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外貿，尤其是
換取白銀的絲綢和瓷器出口刺激了這些省份的經濟發展。有一位總督說，每年有上千艘
大船出入廣東。這或許是誇大之詞。但是有一個英國船長也說，1703年，在廣州海面上
大小船隻有五千艘（MarkS199662）。馬克斯分析了從16世紀到19世紀這種外貿對內貿、
農業的商品化以及環境的影響。在16世紀後40年，廣東的糧食市場的數目增加了75％，
其發展速度比人口增長速度要快得多。馬克斯的結論是：
經濟的商品化是使舊貌換新顏的強大力量。珠江三角洲的農民不僅把水田改造成魚
塘和桑樹堤（這些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商業效益，而且還有生態上相輔相成的作用，
對於飼養桑蠶十分必要），而且他們由此而產生的糧食需求也使得嶺南其他地方的許多
農業區變成了單一生產外銷水稻的地區。…珠江三角洲的農民只種植經濟作物，把水稻
生產推給了珠江流域。珠江流域的農民以邊緣的丘陵地生產的紅薯和玉米為生，而把水
田出產的大來順流而下運往珠江三角洲。…（但是）如果沒有來自外界的越來越多的刺
激，這整個體系是不可能維繫的。（Marks1996：76）
然而，大米供應的短缺是不可避免的。18世紀初，經濟作物（包括甘蔗，一度還有
棉花）的種值占用了廣東的一半耕地，廣東只能生產出所需的一半大米。因此，需要從
外麵包括東南亞輸人的大米總量越來越大。對此，北京中央政府一再使用免稅政策來鼓
勵復耕邊緣上地和開墾丘陵土地。這就導致了毀壞森林、水土流失和其他的環境破壞。
中國在世界經濟中
在前面的討論中已經提到的兩個相關因素或許對於世界經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個因素是中國的生產和出口在世界經濟中具有的領先地位。中國在瓷器生產方面是無
與倫比的，在絲綢生產方面也幾乎沒有對手。這些是中國最大的出口產品，主要是賣給
其他的亞洲買主，其次是供應馬尼拉一美洲貿易（FlynnandGiraldez1996）。另一個同
樣被柏林和吉拉爾德茲強調的重要因素是，中國作為世界白銀生產的終極「秘窖」的地
位和作用。當然，這兩個因素的相互關聯在於，直到19世紀中期為止，中國長期保持的
出口順差主要是通過外國人用白銀償付來解決的。
然而，中國對白銀的吸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明朝政府拋棄了元朝乃至更早的宋朝
部分使用紙幣的政策。這是因為在發生危機時，濫印紙幣總是造成通貨膨脹的後果。明
朝政府先是停止了紙幣的印製，接著又停止了紙幣的使用，從而完全使用銅錢和銀錠。
另外，貨幣稅收的份額越來越大，最終演變成完全用白銀交納的「一條鞭」法的稅制。
正是中國對白銀的公共需求、中國經濟的巨大規模和生產力以及由此產生的出口順差，
導致了對世界白銀的巨大需求，並造成了世界白銀價格的上漲。
因此，柏林和吉拉爾德茲說：「如果沒有近代早期中國向以白銀為基礎的社會的轉
變，歐洲和中國就不會有同樣的『價格革命』，也不會出現一個西班牙帝國（它是靠出
售白銀而得以生存）。」這種說法並非聳人聽聞。的確如此，只不過正如我在第3章中
將要論證的，中國的商品生產足以使之控制住通貨膨脹。
葡萄牙人與荷蘭人先後抵達東亞的口岸，力圖成為中國與其鄰國貿易的中間商，從
中國（和日本）的經濟擴張中分得一羹。當然，他們以及另外一些人也把一些重要的美
洲作物引進中國，其中如玉米和紅薯等對於中國的農業生產和消費增長產生了重大作用。
我們現在最好來研究一下中國物產豐富的經濟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進入世界經濟。
我們已經知道，中國出口絲綢、瓷器和水銀，在1600年以後還出口茶葉。但是，中國也
是鋅以及銅鎳合金的產地，這兩種東西在其他國家也被當做鑄幣的合金原料。當時有一
個名叫波特洛（Botero）的人指出：「從中國輸出的絲綢數量幾乎超出人們的想象。每
年有一千英擔絲綢從這裡輸出到葡屬印度群島，輸出到菲律賓。它們裝滿了15艘大船。
輸往日本的絲綢不計其數……。」
明代中國實際上壟斷著世界市場上的陶瓷。不過，80％的瓷器出口是輸往亞洲，其
中20％輸往日本。輸往歐洲的瓷器在數量上僅占16％，但都是優質產品，其價值高達中
國瓷器出口的50％。然而，明、清王朝的替增使得1645年後瓷器出口減少了2／3以上。
尤其是從1645年到1662年這段時期，盤踞福建的鄭氏家族依然效忠於明朝，幾乎完全控
制了已經大大萎縮了的出口貿易。萎縮了的瓷器出口貿易持續到1682年。在此之後，這
種貿易的數量恢復到原來的水平，其市場份額也有所恢復。與此同時，日本和1662年後
越南的東京也成為重要出口地。簡略地說，東京也向荷蘭人供應絲綢，荷蘭人再把絲綢
運往日本換取白銀（Kleinl989：80）。中國也向巴達維亞輸出絲綢，從那裡與孟加拉
絲綢一起轉口到日本。反之，中國進口印度的棉織品（其中一部分則轉手再出口），東
南亞的香料、檀香木以及造船木料或船隻，以及其他地方的白銀。與此同時，中國也生
產大量的棉織品，主要供自己消費，也有一部分出口到歐洲。17世紀晚期抵達上海的耶
穌會傳教士估計，僅此一地就有20萬織布工人和60萬提供紗線的紡紗Xi人
（HoChuimei1994：201）。
濱下武志（HamashitaTakeshi）在《納貢貿易體系與現代亞洲（1988）與《19世紀
和20世紀的日本與中國》（1994b）兩篇文章中對以中國為基礎的獨立的亞洲世界經濟
作了一個頗有意思的解釋。濱下（1988：7－8）主張把「亞洲歷史（看作）一個以中國
為中心、以內部的納貢關係和納貢一貿易關係為特徵的統一體系的歷史。……（這是）
一個有機的整體，與東南亞、東北亞、中亞和西北亞有一種中心一邊題關係……與鄰近
的印度貿易區相連接」。演下是以延續到19世紀的古代中國的「納貢」體系為中心展開
分析的：
中國中。c論的觀念不單純是中國的偏見，實際上也是各個納貢地區的共識。……
中國人統治地區的周邊藩屬納貢地區本身是一種歷史的存在，而且這種歷史還在延
續。……因此，所有這些國家彼此之間都保持著藩屬納貢關係，這些關係構成了一種連
續的鍊條。值得注意的是，該體系的另一個基本特，發是，它的基礎是商業交換。納貢
體系實際上是與商業貿易關係網絡並行存在的，或者說它們是一種共生關係。例如，逞
羅、日本和中國南方之間的貿易長期以來就是靠朝貢使團所獲得的利潤來維持的，甚至
有時許多非納責貿易幾乎得不償失。……中國商人在東南亞的商業滲透以及『海外華人」
的遷徙，在歷史上與這種貿易網絡的形成發展相互交織、難解難分。商業擴張和納貢一
貿易網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東亞和東南亞的貿易關係是隨著納貢關係的擴展而擴展的。
應該指出，這種納貢貿易也是歐洲國家與東亞國家之間的中介貿易。……納貢關係實際
上構成了一個多邊的納貢貿易網，同時從這個貿易網之外吸收著大量的商品。……總而
言之，整個納責和地區間貿易區是以中國納貢體系為中。。，而且它具有自身的結構規
則，通過白銀的流通而實行著有條不紊的控制。這個涵蓋東亞和東南亞的體系也聯結著
毗鄰的貿易區，如印度、伊斯蘭地區和歐洲。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濱下承認：「實際上，人們完全有理由把細貢交換看成一種商
業交易……（它）實際上既包含著包容性關係，也包含著競爭性關係，並日益擴大，形
成一個覆蓋廣闊地區的網絡。」的確，眾所周知，中亞商人經常帶著偽造的公文，冒充
「政治使團」，「朝貢」無花果樹葉，其實是從事平凡的商業貿易活動。歐洲旅游者，
如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早在幾個世紀以前就談到這種情況，明代的官方文件也直率地
承認這一點。日本人也同樣利用朝貢方式來享受甚至壟斷有利可圖的對華貿易。還有一
些學者也認為：「到通羅的中國商人，無論是否去納貢，都完全是出於商業動機」。庫
什曼（1993）也注意到這種情況。
濱下還認為：「整個複雜的納貢貿易結構的基礎是由中國的價格結構決定的……納
貢貿易區組成了一個統一的『白銀』區，即白銀成為中國持續貿易順差的結算手段。」
濱下是根據明、清兩代的制度性法規來闡釋中國納貢貿易體系的。這些法規區分和
排列了——有時根據情況變化也修正了——「納貢國」的地理等級，並明確規定了它們
各自的進出口岸。在這種等級中，首先是北方的朝鮮和日本，然後是東南亞的各個地區，
西方的印度，最後是葡萄牙與荷蘭。雖然在意識形態上中央之國的天朝乃是天下的中心，
但中國人也講究實際和實用，承認商業貿易以及其他相似活動乃是一種他們稱作「納貢」
的方式，即其他人不得不交付給他們某種東西。
雖然置身其中，但當時的中國朝廷（以及現在的濱下）基本上是務實的，因為外國
人都不得不為了換取中國認為便宜的出口貨物而傾其所有地支付給中國大量的珍貴白銀，
使白銀每年源源不斷地運往中國。這些支付並沒有改變它們的基本職能，但是在思想觀
念上被稱作「納貢」。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國人支付
白銀，這也確實表現為商業上的「納貢」。這些納貢國被按照各自在以中國為中心的同
心圓裡的位置加以類分，這在我們今天看來是帶有過分強烈的意識形態性質，但是這種
分類相當準確地反映了一種基本現實：整個多邊貿易平衡體系，包括印度和東南亞因遜
於中國的產業優勢而扮演的輔助角色，起了一種磁石的作用，使中國成為世界白銀的終
極「秘窖」！直到18世紀，這些商業交易的白銀結算（也可以稱作「納貢」），這種中
國與朝鮮、日本、東南亞、印度、西亞、歐洲及歐洲的經濟殖民地之間以及這些地區之
間的中心一邊睡關係，在世界經濟中起了一種決定性作用。濱下稱之為這些地區之間的
「藩屬納貢關係的連續鍊條」。可以推測，中國所處的中心地位使得它的國內價格結構
產生了重大影響。雖然是否如濱下所說的，它本身就能「決定」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的所
有價格，是大可懷疑的，但是它的影響應該受到遠比現在更多的注意。
另一方面，濱下（1988：18）正確地指出，西方人要想做生意，幾乎別無選擇，只
能加入早已建立的「作為該地區一切關係基礎的……納貢貿易網……在其中（建立）一
個切實可行的據點」。但是，這與其是在談論實際的對華貿易，不如說是揭示了亞洲的
普遍規則：歐洲人唯一的選擇就是把他們的貿易馬車掛在亞洲龐大的生產和商業列車上，
而這列亞洲火車正行駛在早已修築好的軌道上（也就是陸上和海上網絡上）。進一步看，
東亞和東南亞的中國「納貢貿易網」兩千年來一直是更大的非洲一歐亞世界經濟網的一
個組成部分。歐洲人所做的不過是把美洲納入這個網絡。但是，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
有證據表明，在哥倫布啟航之前很早的時候，中國人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
而且也獲得了珍貴的支付手段！我們不妨看一看諸如漢斯﹒布羅埃爾的著作《最先抵達
美洲的是中國人》（1972）。
「中國貿易」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後果是，中國憑借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
的制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因此，正如印度總是短缺白銀，中國
則是最重要的白銀淨進口國，用進口美洲白銀來滿足它的通貨需求。美洲白銀或者通過
歐洲、西亞、印度、東南亞輸入中國，或者用從阿卡普爾科出發的馬尼拉大帆船直接運
往中國。中國也從日本獲得大量的銀和銅，通過中亞的內陸貿易獲得一些銀和銅（見第
3章）。中國既進口黃金，也出口黃金，這取決於黃金、白銀和綢之間比價的變動情況。
總體上看，在許多世紀裡，白銀是向東流動（除了從日本向西流動和從阿卡普爾科通過
馬尼拉向西流動外），黃金是通過陸上和海上向西流動。有些向東流動的黃金也流向歐
洲。
因此，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也從中國的東亞和東南亞「納貢」網之外吸收商品。
這就意味著，這個網絡本身乃是世界經濟／體系的組成部分，而不是濱下所暗示的那種
自成一體、自我封閉的世界。但是，濱下以及中國人也同樣持有的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
「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實際上構成了一個多邊納貢貿易網，同時從這個貿易網
之外吸收著大量的商品（尤其白銀）。」（Hamashita1988：14）值得爭議的僅僅是，
這個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網絡究竟有多大。
池田禪洲（1996）也反對流行的歐洲中心論，充分利用濱下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
「模式」，提出一種適應今天的中國復興的視角。但是，池田還是局限於描述一個僅次
於「歐洲的世界經濟』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和東南亞「世界經濟」。池田對這個亞
洲的「世界經濟』的過去、現在以及可能的輝煌未來進行了填密的思考，但是他依然不
願或不能把這兩個以及其他的地區性「世界經濟』看作是一個統一的全球世界經濟的組
成部分。當時的全球經濟可能有若干個「中心」，但是如果說在整個體系中有哪一個中
心支配著其他中心，那就是中國（而不是歐洲！）這個中心。布魯克（1998）在其研究
明代經濟與社會的專著的導言中寫道：「中國，而不是歐洲，是當時世界的中心。」
還有一些學者也注意到中國作為整個世界經濟的中心的可能性。魏斐德
（Wakeman1986：417）寫道：「按照肖努（Chuanu）的觀點，中國（17世紀）的國內危
機實際上促成了全球危機：『對中國大陸貿易的起伏跌宕決定了海上貿易的起伏跌宕。
′中國政府及其統治下的社會因此能夠比世界其他大國更快地從17世紀危機中恢復過
來。」丹尼斯﹒柏林對白銀流向的研究也使他得出結論；中國至少在世界白銀市場上處
於中心地位。因此，柏林和吉拉爾德茲（1995C）認為，應該在世界白銀貿易中「給中
國（及其東亞納貢體系）保留一個中心位置」，因為這一體系大概涵蓋了世界2／5的人
口。柏林和吉拉爾德茲在另一篇文章裡（1995b。16，3）進一步指出；「我們把白銀看
作是全球貿易興起的一個關鍵性動力，」因此，「我們認為，明代中國的新貨幣財政體
制的出現，乃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經濟背景下……
近代早期全球貿易的推動力。」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如此。但是；如果沒有一種現成
有效的供給，中國（或其他國家）對白銀的渴望在那時（至今也同樣）不可能轉化為對
白銀或貨幣的需初有了這種供給。那些能夠用白銀或其他貨幣支付的人才會有需求。同
樣甚至更為重要的是，由於中國的制造業在世界市場上具有高產出、低成本的競爭力，
因此中國能夠有效地提供這種商品供給。
因此，我們能夠而且應該作出比濱下更強有力的證明：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當時名副
其實地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哥倫布以及在他之後直到亞當﹒斯密的許多歐洲人都清楚這
一點。只是到了19世紀。歐洲人才根據新的歐洲中心論觀念名副其實地「改寫」了這一
歷史。正如布羅代爾指出的，歐洲發明了歷史學家，然後充分地利用了他們對各自利益
的追求，而不是讓他們追求準確或客觀的歷史。
(十)中亞
《劍橋伊斯蘭史》基本上不考慮從1400年到1800年以伊斯蘭教為主的中亞：
因此，中亞從16世紀初就被分離出去。…﹒﹒從此處於世界歷史的邊緣。……由於
發現了通往東亞的海上路線，絲綢之路漸漸變得多余了。……自從邁進現代的門檻，中
亞歷史就變成了一個外省歷史。這就使我們有理由對以後幾個世紀只作一個簡略的概述。
（Holt，Lambton，andLewis
無論從原則上，還是就實際情況而言，這種省略都是不可接受的。首先，哪怕僅就
一個事實而言，中亞內陸的伊斯蘭民族也肯定不是處於「世界歷史的邊緣」，跤帖木兒
王朝是由跤帖木兒建立的，而跤帖木兒曾經把首都建在撒馬爾罕。再者，土耳其奧斯曼
人的各個重要的穆斯林國家和政權、波斯的薩菲王朝、印度的莫臥爾王朝都是由來自中
亞的民族建立的。實際上，莫臥爾王朝就自認為是來自中亞，並且源源不斷地從中亞引
進高級行政官員和知識分子（FOltZ1996，1997）。還有，亞洲內陸的蒙古人建立了
「中國的」元朝，明朝繼承了它的許多行政機構，而明朝又被同樣來自亞洲內陸的滿族
人所取代。
羅薩比（Rossabi1990：352）認為，中亞的經濟和內陸貿易已經「衰落」，但是他
也注意到，內陸貿易到17世紀初仍延續不斷，因而補充說：「有關這方面商業情況的准
確資料十分貧乏」。其實，有關資料根本不難找；正如伊萊﹒韋納曼（Weinerman1993）
所評述的，在蘇聯時代，俄羅斯人和中亞人整理出大量的有關資料。但是，由於以前的
論爭基本上出於意識形態的要求，人們歪曲地使用這些資料來為蘇聯的政治利益服務，
因此很難對它們做出合理的解釋。為了論證蘇聯政權在中亞的合理性，人們通常用沙皇
統治促成「中亞的衰落」來反襯蘇聯政權的優越性。但是，當中亞的民族主義向莫斯科
的統治發出挑戰時，當局為了釜底抽薪卻又聲稱，甚至俄國沙皇專制統治也不是一無是
處。於是，又有大量的資料被整理出來，證明17世紀的中亞「衰落」受到抑制，到18世
紀情況好轉了。究竟是俄羅斯人還是中亞人的「發現」更值得信賴，較早時期的「衰落」
是否僅僅是俄國人最早編造的神話？俄羅斯人和中亞人在這些爭論中各執己見。
另外，有關中亞衰落和進步的爭論，也是關於「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的長期
爭論的一個方面。「資本主義」在中亞是否是自發地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俄國殖民主義
對它是起了扼殺作用還是促進作用？蘇維埃政權和意識形態是如何有利於「第三世界』
以及中亞的反殖民主義以及「非資本主義的」乃至『社會主義的」道路的？這些爭論也
顯示了這些「生產方式」概念是如何誤導人們的：正如本書第1章和第7章所指出的，這
些概念轉移了我們對歷史實際進程的注意力。在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驅使下，這種爭論還
沒有停止。各方為此而整理出來的「史料」使我們很難「信以為真」地加以使用。也許
俄文讀者能夠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我只能去看其他的資料。
與尼爾斯﹒斯廷斯加爾德一樣，羅薩比也注意到，跨大陸的商隊貿易並沒有被環亞
洲的海上貿易所取代。其中一個原因是，繞行非洲的海上商路沒有降低運輸成本。另一
個原因是，運輸成本在最終的銷售價格中畢竟只占很小的比例（Menard1991：249）。
因此，葡萄牙人統好望角的貿易只是曇花一現，很快就被跨中亞和西亞的路線所取代。
斯廷斯加爾德（1972：168）估計，歐洲消費的亞洲商品中，由內陸商隊提供的商品是
繞好望角的商船提供的商品的兩倍。
兩位學者都注意到跨中亞貿易在17世紀的衰落。羅薩比把這種衰落歸因於兩個因素：
嚴酷的干旱（「小冰河時期」）和政治動亂。後者主要包括明王朝於1644年的覆滅和滿
清的取而代之，中亞西部帖木兒帝國的崩潰，印度北方莫臥爾王朝的困境。16世紀末，
中國朝貢貿易使團到塔裡木盆地綠洲的次數越來越少了，到1640年以前，即明朝最後幾
十年，就更為罕見了。此時，吐魯番也竭力控制塔裡木盆地北部商路。蒙古與明朝之間
的關係也再次惡化（Rossabi1975，1990）。但是，也有一位研究者把這種衰落的某些
原因歸結到商路的另一端，即更為遙遠的波斯薩菲王朝內部的問題（Adshead1988：196
－197）。
我們不難接受羅薩比從資料中得出的結論：「那種認為海運貿易取代了商隊貿易的
一般假定是需要加以限定的」（Rossabi1990：367）。但是，他接下來的說法卻值得商
榷。他宣稱，17世紀的衰落應該歸咎於「商隊所通過的大部分亞洲地區所經歷的政治動
亂。……總之，中亞南隊貿易的衰落不能完全歸因於經濟原因」。
或許如此，但是，這種因果關係為什麼不會是反過來呢，即干旱和經濟衰落造成了
政治動盪？這樣講通常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時間更為適用，也更能解釋為什麼「穿越中國
西北部地區的商業活動明顯衰落」（Rossabi1975：264）。但是，在東亞和南亞，只是
在1630年代，氣候問題才特別嚴峻。17世紀初和17世紀末都是中國和印度經濟大擴張時
期。這就使得「衰落』的說法是否適用於中亞也變得可疑了。更引人深思的是，隨著18
世紀其他地方的貿易擴展和「商業革命」，跨中亞貿易再次復興。斯廷斯加爾德（1972）
指出，這種貿易轉到俄國和中國之間偏北的商路上。
弗萊徹（1985）也批駁了那種認為跨大陸貿易被海上貿易取而代之的論點（或假
說），但是他注意到從1660年開始外蒙古地區的〝游牧經濟衰落」。還是與斯廷斯加爾
德一樣，他注意到，俄國商人建立的偏北的商路也促成了西伯利亞人口的增長。「布哈
拉」商人（不都是來自布哈拉）原先在偏南的穿越中亞的遠程商路上占有一個壟斷地位，
但是，自1670年以後，他們逐漸被俄國商人所取代。弗萊徹還強調了另外三個因素的作
用。一個因素是17世紀的人口衰落。這是歐亞大陸較為普遍的現象（這個因素在傑克﹒
戈德斯通對1640年以後的危機所作的人口一結構分析中至關重要，參見本書後面的討
論）。另一個因素是軍事技術（即火器）的發展。正如赫斯（Hess1973）指出的，這種
進步使得戰爭變得昂貴了，也使得游牧部落從此在與龐大而富有的國家或帝國的競爭中
處於不利地位。
弗萊徹提到的第三個因素是，歐亞大陸各部分的地區內貿易都有較大的發展。這種
地區性發展看上去有可能縮小跨中亞貿易的市場。但是，事實上，中亞各個部分或地區
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作為鄰近地區的商品供應地和銷售市場的功能，結果反而使這些地區
在經濟上和商業上都得到發展。例如，我們在前面已經注意到，香料和絲綢貿易實際上
越來越多地利用穿越中亞各地的商隊貿易路線。這些商路與歐亞之間的波斯灣和紅海商
路互相聯結，相輔相成。再如，莫臥爾帝國在印度次大陸南部的擴張造成了對騾馬和其
他軍事物資的需求。中亞各地區，無論是靠近波斯的西部地區，還是東邊更遠的西藏和
雲南，都「天然地」成為這些物資的供應地。約翰﹒理查茲（1983）在論述13世紀和14
世紀的情況時指出，馬可波羅和伊本﹒巴圖塔等旅游者早已談到這些中亞地區向印度出
售馬匹來謀取暴利的生意。這種騾馬生意持續了很長時間。據記載，17世紀初，中亞有
一年出口了10萬匹馬，其中賣到莫臥爾帝國軍營的就有1，200匹（Burton1993：28）。
與之類似的是，蒙古人與中國之間的地區貿易雖然像以前那樣起伏不定，但始終持
續進行。蒙古人的最後一次嚴重的軍事威脅似乎被明朝政府克服了。但是，明朝政府為
了應付這種威脅，不得不把注意力轉向北方，甚至遷都北京，並且犧牲了許多海上的商
業機會，在1433年突然中止了類似鄭和的貿易使團活動。這種地區取向以及戰爭的新方
式和代價，可以解釋許多事件。伊森拜克﹒托根對此作了分析：
本論文的宗旨是，對絲綢之路的衰落這一說法作出進一步的限定，證明（在17世紀）
貿易和商人依然在發揮作用，只不過原先在絲綢之路上扮演中介角色的一系列國家消亡
了。它們的消亡應歸因於近代早期定居民族帝國的擴張。正是在這個時候（1698年），
其中的兩個帝國，即中華帝國和俄羅斯帝國彼此之間發生了直接的接觸……因此中介國
家喪失了原來的功能。結果，商人，具體地說是絲綢之路上的（布哈拉）穆斯林商人變
成了帝國內的商人，他們更多地從事帝國內的貿易活動，而不再像過去那樣從事跨大陸
貿易。（Togan1990：2）
但是，正如阿謝德（1993：179）所提示的，這些變化也意味著，東西方的跨中亞
商隊貿易在17世紀的衰落是由地區性的南北貿易來填補的，因此「中亞沒有衰落」
（Adshead1993：200）。羅薩比（1975：139－65）對中國從中亞進口的貨物作了分類：
馬，駱駝，羊，皮毛，刀劍，玉石，人參以及其他藥材，當然還有黃金和白銀。他羅列
了中國的出口商品：紡織品，布匹，成藥，茶葉，瓷器。另外，從15世紀晚期以後，一
部分白銀取代了原來被列為出口物的紙幣，因為紙幣只能在中國使用。
俄國與中亞的貿易也一直很興旺，到18世紀更加繁榮。首先，來自中亞的商隊也不
得不帶著一些金銀來結算他們購買的俄國貨物。但是，在18世紀後半期，由於中亞向俄
國人出售越來越多的棉花和紡織品，這種貿易就比較平衡了。然後，貿易的天平倒向中
亞，俄國不得不向中亞，後來也向中國出口貴金屬（Attman1981：112－124）。因此，
歷任沙皇不斷地頒布敕令，禁止出口貴金屬和金銀幣。從17世紀中期開始，尤其到18世
紀，俄國政府極力保護本國臣民的商業活動，排斥布哈拉人和其他中亞人的競爭
（Burton1993）。
伯頓（1993）在概述1559年到1718年布哈拉人的貿易活動時也把非布哈拉人的貿易
活動考慮在內。他的論文與所附的地圖展示了貿易路線以及大量非奢侈的日用商品的貿
易情況以及由此顯示的勞動分工。交易的商品種類繁多，在此無法全部列出。特別值得
注意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奴隸（包括來自西方的德意志和東歐的「非基督徒」奴隸以
及來自南方的「非穆斯林」印度奴隸）；騾馬和其他牲畜以及各種皮毛和皮制品；各種
纖維制品和紡織品；靛育和其他染料；金屬和金屬器皿，尤其是小型武器；各種陶瓷器
皿；各種食品，包括糧食、蔗糖、水果、大黃葉柄；藥材；茶葉和煙草；寶石；當然還
有資金屬和金銀幣。貿易路線把希瓦、布哈拉、巴爾赫、撒馬爾罕、喀布爾等許許多多
中亞的商人聚集區聯結起來。這些商路向北經由阿斯特拉罕、奧倫堡通往莫斯科，再從
莫斯科通往西歐和東歐；向東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直通中國，或者沿東北方向到西伯利
亞，再通往中國。伯頓（1993：84）總結道：「縱觀這一時期，儘管有各種艱難險阻，
（中亞人）還是孜孜不倦地從事貿易活動。他們輸送了種類繁多的物品，而且總能適應
各種環境變化。甚至在沙皇（設置各種障礙）以後，他們依然繼續與莫斯科和西伯利亞
通商。」
17世紀上半期，俄國迅速向西伯利亞推進。從此，中國和俄國對中亞和西伯利亞的
貿易、領土和政治控制的爭奪風雲變幻，時起時伏。俄國人似乎更關注（長途）貿易，
中國人則似乎看重政治控制，而實現了政治控制，就能保證該地區的納貢義務和貿易。
根據1689年尼布楚條約，雙方達成一致，俄國人的貿易活動得到保證，但俄國向中國交
出該地區的政治權力。中國在1858－1860年又喪失了這種控制（只是到20世紀中期才恢
復了一點兒）。另外，西部蒙古人控制了穿越塔裡木盆地的絲綢之路北線沿途的綠洲
（自漢代以來，中國對這一地帶的控制時進時退）。由此引發了爭奪這一關鍵地區的斗
爭，直到清代，這一鬥爭才塵埃落定。
（十一）俄國和波羅的海地區
俄國和波羅的海地區在國際貿易和支付結構中的地位，很類似於奧斯曼帝國和波斯
在西亞的地位。具體地說，俄國和波羅的海地區主要向西歐出口皮毛，也出口木材、大
麻纖維、糧食和其他商品，從西歐進口紡織品和其他制成品，而且一直是出口大於進口。
這種貿易順差是用主要來自美洲的資金屬來平衡的。俄國與波羅的海地區之間的貿易、
波羅的海地區與西北歐之間的貿易也是同樣的模式（包括從瑞典出口銅、鐵乃至後來的
木材）。
波羅的海是三條主要的東西貿易通道之一。另外兩條從俄國開始的路線分別是偏北
方的經由北冰洋的海上路線和經由中東歐的內陸路線。不過，也有穿越俄國的南北貿易
路線，主要是沿著大河深入到奧斯曼帝國和波斯帝國。位於通向裡海的伏爾加三角洲的
阿斯特拉罕成為一個重要的國際貿易中心。為了扶植這種貿易和排斥穆斯林，俄國人設
計了一條聯結伏爾加河和頓河的運河，但從未付諸實現。俄國向南方主要出口皮毛以及
某些金屬製品，從南方主要進口絲綢、棉花、靛育和其他染料。俄國在這種貿易中嚴重
入超，不得不轉手出口一些金銀進行結算。這些金銀是它從波羅的海地區和歐洲鋼貿易
順差中獲得的金銀的一部分。
為了促進國內的商業發展和更好地參與國際商業競爭，彼得一世扶植商人，允許他
們實行市政自治。沙皇還向歐洲和亞洲派出領事，當然也極力使俄國在波羅的海地區的
貿易活動中占據一個重要地位。為了使俄國控制下的波羅的海地區貿易取代被外國控制
的經阿爾罕格爾（Archangel，意為「天使長」）中轉的貿易，彼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
施，其中包括不顧莫斯科的政治勢力的強烈反對而建造聖彼得堡（該城取聖彼得的名字，
而不是沙皇的名字）和從莫斯科穿越沼澤地通往聖彼得堡的道路。阿爾罕格爾因此衰落。
另外，彼得還想修建一個河流一運河聯網系統，連通波羅的海、黑海、白海和裡海，但
沒有成功。再有，「人們在強調波羅的海地區貿易時往往會忽略莫斯科的東方貿易的發
展，……土耳其、波斯、中亞諸汗國以及中國也在這種貿易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彼得
當然也想在繁榮的印度貿易中分得一羹（OI計a1969：129）。阿斯特拉罕就有300多印
度商人長期定居，在莫斯科、納爾瓦和其他地方也有印度商人的定居點；印度的紡織品
被運到西伯利亞，再從那裡運到今天的卡什加爾中國城．
到彼得大帝統治結束時，在莫斯科地區至少有200個大型工業企業，其中有69個從
事冶金業，46個從事紡織業和皮革業，17個制造軍火。俄國的生鐵產量超過英國，到
1785年更超過了整個歐洲的總產量（OliVa1969：124）。彼得的經濟政策也導致了總體
上的貿易順差。1725年，俄國出口額為240萬盧布，進口額為160萬盧布，盈餘80萬盧布。
另外，俄國從17世紀前半期開始向西伯利亞迅速擴張，西伯利亞出口的皮毛越來越
多地補充了歐俄皮毛出口的供應。因此，貨幣也流向遠東，並促成對西伯利亞的開拓。
在西伯利亞和歐亞大陸的東端，俄國人逐漸成為中國絲綢和茶葉的重要客戶。沙皇政府
還極力在俄國東部一中亞一中國一線的地區貿易中為俄國官方和民間的商人謀求貿易特
權。
我們在前面指出，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跨大陸貿易從原來的穿越中亞的南路轉移
到穿越俄國的北路。這種變遷在某種程度上是伴隨著俄國人向西伯利亞移民而發生的。
與此相關的的一個因素是，跨邊界的中俄貿易越來越多。另外，自16世紀中期伊凡雷帝
以來的俄國統治者也一直努力誘使絲綢之路改變路線，從俄國領土上通過
（Anisimov1993：255）。在西伯利亞流動的和定居的布哈拉商人最初都受到鼓勵和保
護。但是，由於俄國商人不斷地呼吁政府限制乃至消滅這種外國人的競爭，因此布哈拉
商人的活動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最終遭到禁止。俄國商人的請願在17世紀中期的
金融和貿易危機時期特別強烈（見第5章的論述；另參見Burton1993：54）。到17世紀
末彼得大帝在位時期，再次爆發了請願活動。
1689年彼得大帝簽署了中俄尼布楚條約，承認了中國的政治特權，作為回報，俄國
人獲得了在西伯利亞進行貿易和對華貿易的特權。在此之後，市場只准俄國人占有，布
哈拉人逐漸被清除。一時間，貴金屬同時向兩個方向流動，但是後來大部分金銀錠流向
西方，鑄幣流向東方（Attman1981：114－124）。不過，彼得大帝下令禁止出口貴金屬
和非俄國貨物。
彼得大帝決心保護和擴大俄國在東方和南方的貿易。他在寫給駐波斯大使的指示中
問：「……有沒有可能給士麥那和阿勒頗的貿易制造障礙，在什麼地方和如何做？」
Anisimov1993：255）。另外，他產生了另外一些相關的想法：在1772年（利用薩菲王
朝的宮廷內江造成的暫時虛弱）發動對波斯戰爭，然後在門對年與土耳其人瓜分波斯領
土和商路，而這一切都是出於商業考慮。當他占領了裡海的巴庫後，他因「踏上了亞歷
山大大帝（通向印度）的道路」而「舉杯歡慶」（Anisimov1993：259）。
印度的財富和貿易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使彼得大帝念念不忘要尋找一條通往印度的
水路。他嘗試了經由裡海、烏滁河和其他河流的路線，還試圖改變河道和興建連通江河
的運河。他甚至參與了經由馬達加斯加的海上冒險。他派遣了一個使節完成前往印度的
倒霉使命，要求他晉見莫臥爾皇帝並且「采取各種手段……使他允許與俄國通商」。正
如他派往波斯的使節阿爾捷米﹒沃林斯基後來所回憶的：「按照皇帝陛下的設想，他所
關注的不僅僅是波斯。如果我們在波斯進展順利，而且他的聖體還安然無恙，他會嘗試
著前往印度，他甚至醞釀著到中國去，這是我有幸親耳聽陛下說的。」（Anisimov1993：
263）另外，這位沙皇還派丹麥航海家維圖斯﹒約納森﹒白令（白令海峽和白令海都是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去尋找俄國遠東地區與美洲之間的通道。但是，所有這些尋找亞洲
財富的商業政策和帝國政策都不得不等待沙皇在波羅的海地區和歐洲的雄圖大略取得某
種滿意的結果，在後一方面的成果之一就是建造了聖彼得堡。時至今日，俄國依然而且
還將苦於應付在東方的利益和在西方的利益二者之間的沖突。
（十二）對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經濟的總結
本章已經確鑿無疑地證明：過去確實有一個包容全球的世界範圍的貿易體系和勞動
分工。它把各個農業內陸和邊睡地帶與它們各自的地區商業中心、海港或內陸商業城市
都聯結在一起。這些地方反過來發展和保持了頻繁而深遠的省際、地區間和構成世界體
系的國際間的經濟關係。這些關係最明顯地體現在商人和貿易活動中，體現在由這些貿
易活動而造成的貿易不平衡中。但是，這些貿易活動也反映了在全球勞動分工背景下廣
泛的地區間和部門間的互補與競爭。而這一切也反映了亞洲經濟、特別是中國的相對—
—和絕對——份量和支配地位。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多邊貿易因歐洲人輸入了美洲
金錢而得以擴張。實際上，這才使歐洲人越來越多地參與到世界經濟中，但是直到18世
紀以前，甚至在18世紀，這個世界經濟一直被亞洲的生產、競爭力和貿易支配著。
世界經濟中的國際勞動分工以及相對的部門生產力和地區競爭力，體現在貿易平衡
和貨幣流向的全球模式中。
在世界經濟的結構中，有四個主要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的逆差。它們是美洲、
日本、非洲和歐洲。前兩個地區靠生產出口的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赤字。非洲出口黃金和
奴隸。從經濟角度看，這三個地區都生產世界經濟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第
四個貿易逆差地區，即歐洲，本身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以出口來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的
商品。歐洲在彌補這種赤字時主要是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從非洲
出口到美洲，從美洲出口到亞洲，從亞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歐洲也在某種程度上參與
亞洲內部的貿易，尤其是日本與其他地方的貿易。這種亞洲內部的「鄉土貿易」對於亞
洲是次要的，但是對於歐洲則是關鍵性的，因為歐洲由此獲得的利潤比歐洲對亞洲貿易
的利潤更多。
東南亞和西亞也生產一些金銀，用於平衡它們的貿易。但是，與歐洲不同，它們也
有能力生產其他滿足出口需求的商品。東南亞和西亞分別是亞洲核心經濟體的東南貿易
中轉站和西南貿易中轉站，因此也都能實現「出口」盈餘。中亞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如此。
在世界經濟中最「核心』的兩個重要地區是印度和中國。這種核心地位主要依賴於
它們在制造業方面所擁有的絕對與相對的無與倫比的生產力。在印度，這些制造業主要
是稱雄世界市場的棉紡織業，其次是絲織業，尤其是印度生產最發達地區孟加拉的絲織
業。當然，制造業的這種競爭力也依賴於農業、運輸和商業的生產力。它們提供了工業
所需要的原料、工人的食品，以及二者的運輸和貿易，進出口的運輸和貿易。
另一個甚至更為「核心』的經濟體是中國。它的這種更為核心的地位是基於它在工
業、農業、（水路）運輸和貿易方面所擁有的絕對與相對的更大的生產力。中國的這種
更大的、實際上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生產力、競爭力及中心地位表現為，它的貿易保持
著最大的順差。這種貿易順差主要基於它的絲綢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
另外它還出口黃金、銀錢以及後來的茶葉。這些出口商品反過來使中國成為世界白銀的
「終極秘窖」。世界白銀流向中國，以平衡中國幾乎永遠保持著的出口順差。當然，中
國完全有能力滿足自身對白銀的無厭「需求」，因為對於世界經濟中其他地方始終需求
的進口商品，中國也有一個永不枯竭的供給來源。
回到我們的14世紀的出發點，特別是回到阿布一盧格霍德（1989）提出的「13世紀
世界體系」，我們會看到一些持續到18世紀的「地區性」模式。對於這些地區模式，可
以用幾種互不排斥的方式來總結。但是，任何方式都不符合那種流行的「資本主義世界
經濟」觀念。那種觀念認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提從歐洲開始的，只是後來才逐漸
擴張，「兼併』了世界上的一個又一個地區，直到西方最終完全主宰了它們。
這一章裡的各個小標題以及許多論述都顯示了世界經濟的兩種可能的地區劃分方式。
我先是提醒讀者；任何地區的界定都可能是武斷的，然後各節的標題分別定為「美洲」、
「非洲」、「歐洲」等等。遺憾的是，迄今大多數有關『世界』經濟史的論述都幾乎沒
有超出這三個地區的範圍。本章則試圖證明，它們在世界經濟中只是較小的角色。世界
經濟也涵蓋著亞洲的許多地區。當然，出於其他需要，每一個地區也可以用羅盤時刻度
加以分割，或者從地理和生態角度劃分為核心／邊緣、大陸／島嶼、高地／低地、寒帶
／熱帶、潮濕地區／干旱地區等等，也可以從經濟、政治或文化的角度加以劃分。
它們也可以被分別納入大西洋地區、印度洋地區、中國海地區、亞洲腹地等等較大
的地區。或者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地區、北中國海／南中國海地區等等。當然，在以往
的大多數論述中，大西洋地區受到最多的關注。但是，我認為，其他地區理應受到相對
和絕對更多的重視和研究。事實上，這一章關注的就是這些較大的地區，而且在每一節
裡都用一半甚至更多的篇幅論述各個地區與其東西方鄰近地區的經濟關係。例如，「印
度」一節對古吉拉特、科羅曼德爾、孟加拉、錫蘭等地之間的勞動分工和貿易作了描述，
並且強調了它們各自與非洲、中亞、西亞、東南亞。東亞的密切經濟聯繫和勞動分工。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阿布一盧格霍德所說的「13世紀世界體系」的基本要素在許
多世紀的延續。在論述世界經濟時，阿布一盧格霍德是在覆蓋歐亞大陸的八個相互重疊
的橢圓地區中確定了三個主要地區。這八個橢圓從西向東分別是以歐洲、地中海、紅海、
波斯灣、阿拉伯海、孟加拉灣、南中國海以及亞洲腹地為中心。我們已經看到，雖然在
歷世紀又增添了一個大西洋橢圓區，但是原來的所有地區繼續在世界經濟的勞動分工和
「國際」貿易體系中扮演著或大或小但絕不平等的角色。
但是，我們也看到，其中有些地區確實比其他地區更平等一些，它們的相對地位也
發生著某些周期性的或暫時的變化。雖然在18世紀大西洋取代波羅的海和地中海，成為
歐洲貿易的中心，但是它在世界經濟和世界貿易中的重要性還遠遠比不上印度洋地區和
中國海地區。我們在前面已經引用的主要由亞洲歷史學家寫成的一系列著作（在以後各
章中還會引用）能夠幫助我們把印度洋經濟標示在地圖上，確確實實地顯示出它在歷史
上的重要性和作用。這一章有關中國的一節特別指出，當時的東亞存在著一個以中國為
中心的亞體系，該體系在世界中的經濟份量一直被大大地貶低了，甚至在人們對此有所
認識時（這種情況極其罕見）也是如此。濱下的著作（1988，1994）以及阿裡基。濱下、
塞爾登的研究報告（1996）都旨在彌補這種嚴重的缺陷。本書的論述也旨在闡釋這種東
亞『地區」經濟的結構和轉變。例如，在這一節裡強調了中國與中亞的長期雙邊關係，
中國與朝鮮和日本的三角關係，中國沿海地區、南中國海、東南亞和琉球的商業移民群
體和港口、尤其是海外華人的商業群體的重要作用。海外華人在今天還在發揮著至關重
要的作用，絕非偶然。
當然，本書的著眼點始終是全球經濟以及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和亞洲在世界經濟中的
地位和作用。因此，我們看到世界經濟的另外一種「地區劃分」。這種劃分表現為同心
圓的形式。在這些同心圓中，中國（以及中國的長江流域或中國南方）應該是最核心的
一圈。濱下（1988，1994）所研究的東亞納貢一貿易體系應該是第二圈，比中國更大，
至少包括中亞某些部分、朝鮮、日本和東南亞。但是，我們看到，這個圓圈的邊界也是
模糊的和不確定的。讀了認為，它擴及南亞。當然，反過來，南亞也與西亞。東非和中
亞有著上千年的緊密聯繫，而中亞也與俄國以及後來與中國日益難解難分。可以說，這
些地區組成了更外的一圈，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亞洲地區圈或亞非地區圈。這個亞洲
（一非洲）經濟體的可以辨識的經濟結構和運動發展到了什麼程度，實際上還沒有人加
以研究（在本書中也沒有考察）。
因為本書的著眼點是整個世界經濟。所以我們應該把亞洲經濟圈放在它的全球經濟
圈裡。在這個全球經濟圈裡，我們可以依次地考察更小一些的同心圓，即亞洲、東亞
（和南亞？）和中國的經濟圈。在這些同心圓的外圈，歐洲、大西洋和美洲可以占據它
們各自的恰當位置，因為亞洲也與歐洲有經濟聯繫，並且通過歐洲而與美洲有經濟聯繫。
這些經濟聯繫包括亞洲直接跨太平洋的貿易活動（在第3章將對此作進一步的考察），
這種貿易活動也同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或利馬附近的埃爾卡亞俄）與菲律賓的馬尼拉
之間的大帆船貿易相聯繫。這種全球經濟的同心圓構圖不僅把中國、東亞和亞洲依次看
作是主要的世界經濟地區，而且也把歐洲、甚至大西洋經濟體置於邊緣地位。
第3章將進一步考察歐洲人供應的美洲金錢如何流向亞洲、尤其是中國，這種流動
如何影響了整個世界經濟。由於這個統一的世界經濟具有一個不平等的結果和不均衡的
運動，由此產生了全球經濟「發展」的動力，並通過全球生產增長而造成了一種全球經
濟「發展」的進程。第4章將考察這些發展情況，並用更多的資料驗證亞洲在世界經濟
中的主導地位。第4章還將證明亞洲以及其他地方的技術和制度變革如何造成了這種世
界性發展。必須把這種世界（經濟）歷史看作是在同一時間普遍發生的統一的全球進程
來加以分析，只有這樣才能充分地理解它。因此，第5章首先分析這樣一些同時出現的
發展情況，並由此證明，亞洲經濟的擴張一直持續到18世紀中期。第6章則接著探索後
來亞洲衰落而歐洲興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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