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發現美洲以來，其銀礦出產物的市場就在逐漸擴大……歐洲大部分都有很大進步…
I 東印度是美洲銀礦產物的另一市場……該市場所吸收的銀量日有增加……尤其在中國
和印度斯坦，貴金屬的價值……比歐洲高得多，迄今仍是如此……綜合這些理由，貴金
屬由歐洲運往印度，以前一直極為有利，現今仍極為有利。在那裡沒有什麼別的物品能
夠獲得（比貴金屬）更好的價錢……因為在中國以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場上……用10盎
斯，至多12盎斯白銀就能購得1盎斯黃金；在歐洲則需要用14kg15盎斯。……新大陸的
白銀看來就是以這種方式成為舊大陸兩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相隔遙遠地區
聯絡起來的，大體上也以白銀的買賣為媒介。
亞當﹒斯密
1．世界貨幣的生產與交換
自遠古時期就有了一個非洲一歐亞範圍的金銀市場。14世紀偉大的歷史學家伊本﹒
赫勒敦就指出：「如果在馬格裡布和伊夫裡基亞發生了貨幣短缺，那麼在斯拉夫人和歐
洲基督教國家就不缺少貨幣。如果在埃及和敘利亞發生了貨幣短缺，那麼在印度和中國
就不缺少貨幣。……這種東西……經常從一個地區轉移到另一個地區」。通過哥倫布及
其追隨者的航海活動，西班牙人又使加勒比海地區的黃金加入到這個市場中。1545年和
1548年在秘魯（今玻利維亞）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的薩卡特卡斯先後發現銀礦，由此美洲
白銀開始湧入這個市場。這些新增的白銀對世界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1600年甚至
更早一些時候對亞洲各個部分產生了影響。例如，在1621年，一位葡萄牙商人在一篇關
於白銀的論文中指出，它「在全世界到處流蕩，直至流到中國。它留在那裡，好像到了
它的天然中心』。近年來，人們對白銀如何周游世界作了概述：
對遠東貿易的一般方式是，用開往中國的商船轉運歐洲或墨西哥出口的白銀，在中
國用白銀交換黃金和商品，然後把這些東西再輸入到印度，用這種收入再購買運回歐洲
的貨物。
事實上，美洲白銀幾乎無所不在。從波士頓到哈瓦那，從塞維利亞到安特衛普，從
摩爾曼斯克到亞歷山大港，從君士坦丁堡到科羅曼德爾，從澳門到廣州，從長崎到馬尼
拉，商人們都使用西班牙比索或裡亞爾作為標準的交換媒介；這些商人甚至對千里之外
的波托西、利馬、墨西哥以及印度群島某些地方鑄造的銀幣的純度都了如指掌。
因此，「沒有人懷疑有一個白銀的世界市場。問題在於如何描述它的模式」
（Flynn1991：337）。亞當﹒斯密指出：「秘魯的白銀價格…肯定不僅對歐洲銀礦出產
的白銀價格有影響，而且對中國銀礦出產的白銀價格有某種影響」（〔177611937：
168）。他認為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因此在他的《國富論》一書中用了64負的篇幅來論
述「過去四個世紀的銀價變動」，而且還在書中其他章節多處討論它的影響。
本書第2章概述了全球世界市場的存在和運作。貨幣、尤其銀幣是其循環系統中流
通的血液，潤滑著生產與交換的軸輪。任何一種貨幣都既是價值存儲器，又是各種貨幣
和商品之間的交換媒介。各種面值和純度的貨幣都可以相互兌換或套利，也可以換取其
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範圍內的這種貨幣之間的套利兌換性以及它們與商品之間的
交換性，也使得實際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場真正地運轉起來！
（1）全球大賭場的微觀和宏觀吸引力
或許我們有必要首先考慮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這種貨幣會在世界各地流動，它在什
麼時候流到什麼地方，為什麼在原產地會生產這種貨幣。我們在後面一節將考察貨幣周
游全球的世界性後果。在第2章裡，針對「貨幣向何處流動，為什麼」這一問題所作的
「回答」是，在鍊條的每一個環節，只要人們想從下一個環節進口，而又沒有足夠的出
口來補償時，他們就會用貨幣來對貿易赤字進行「結算』。但是，這種回答至少留下了
三個問題沒有回答：（1）既然有些人沒有足夠的出口商品來補償，他們為什麼還要進
口商品？（2）為什麼另外一些人在出口他們生產的商品時不要其他商品，而要對方用
貨幣來償付？（3）為什麼在原產地會生產這種貨幣？要知道，生產、運輸、保管、鑄
造和交換這種貨幣，畢竟需要花費大量的勞動、物資以及金錢本身。
最後一個問題最容易回答，而這個答案又能引導著我們回答其他兩個問題。人們之
所以制造這種貨幣，是因為它（無論采取白銀、黃金、銅、貝殼等等任何形式）當時是、
現在依然是與其他東西一樣的商品，生產、銷售和買賣貨幣與生產、銷售和買賣其他商
品一樣能夠產生利潤，甚至更容易，更有利！當然，要想賺取利潤，生產、運輸等等的
成本必須低於預期的銷售價格。情況通常如此，除非白銀的供給增加得太多或太快，迫
使其銷售價格跌到生產成本之下。西班牙（美洲）生產者和其他生產者有時也遇到這種
情況。這時，他們就不得不尋找技術手段或其他手段來降低生產成本或減少產量和供應
量，直至價格重新上升到足以彌補成本的水平。黃金、銅、貝殼、紡織品、食品以及其
他各種商品也都是這樣。
一旦這種貨幣被生產出來，它就能夠按照一定的利潤來出售，它的價格會高一些—
—相對其他商品而言，無論後者是某種其他形式的貨幣還是別的什麼。因為貨幣的價格
基本上是由當地的和世界的供求關係決定的，它就會從供給相對較大的地方流到相對較
低的地方。供大於求的地方的白銀價格會低一些，求大於供的地方的價格會高一些，這
就吸引著白銀從一地流向另一地。因此，正是私人企業或公共（國家）生產者對利潤的
追求，使得貨幣從此地的低價市場流向波地的高價市場，當低價市場在本地，而高價市
場在別的地方的時候尤其如此——多麼像在周游世界。
這當時是大貿易公司和國家政府的一項業務，而且往往是一項主要業務。當然，這
也是銀行家、高利貸者的一項主要業務，還往往是商人、消費者、甚至所有人的一項業
務。在礦藏豐富的地方，尤其在美洲，白銀的供給價格較低，而在越遠的地方乃至地球
另一面的亞洲，價格越高。這也就是為什麼銀幣主要是繞著地球向東旅行，遠抵亞洲。
當然，它也向西流動，先跨越太平洋，再從日本跨越中國海。再有，這也是歐洲人在世
界經濟中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業務，因為他們在興旺的亞洲市場上沒有別的什麼東西可
以出售，尤其是由於他們本國的生產不具有競爭能力。除了歐洲從美洲殖民地獲得的白
銀之外，亞洲人也不想買歐洲別的東西。
這種貨幣的套利兌換具有悠久的歷史，在美洲被納入世界經濟後不久就變成了世界
範圍的活動。下面我們對此作一些具體的說明。從11世紀到16世紀，在宋代、元代以及
明代大部分時期，金屬貨幣的主要流向是，銀和鋼從中國流向日本，黃金從日本流向中
國。由於自16世紀以後供求關係的變化，這種流動基本上發生了逆轉，日本成為白銀的
一個主要出口國，後來又成為銅的重要出口國，同時成為黃金的進口國。在中國，金銀
的比價從1600年前後的1：8上漲到該世紀中期和末期的1：10（即黃金升值，白銀貶
值），到18世紀末則翻了一番，達到1：20（Yang1952：48）。但是，拿中國與世界其
他地方相比，中國的金銀比價通常是比較低的，有時要低出許多，而白銀價格則要高出
許多。正如全漢界在1969年發表的討論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論文中所解釋的：
從1592年到17世紀初，在用黃金兌換白銀的比價是1：5．5到1：7，而西班牙的兌
換比價是1：12．5到1：14。由此表明，中國的銀價是西班牙銀價的兩倍。
西班牙人佩德羅﹒德﹒貝扎早在1609年就注意到這種情況。他指出，二者之間的套
匯可以產生75％到80％的利潤卜。nGlahn1996a：435）。
在16世紀90年代，日本的金銀比價是1：10，印度莫臥爾帝國的金銀比價是1：9
（FlynnandGiraldez1994：76）。只要中國的黃金價格比較低，而白銀價格又幾乎高出
一倍，白銀就會被吸引到中國去交換黃金，中國就會出口黃金。下文引述的歐洲貿易公
司發言人的言論證實，中國是他們的黃金來源之一。眾所周知，自16世紀起，葡萄牙與
荷蘭中間商先後在這種中日貿易中表現得極其活躍，並從中謀取了大量利潤和貴金屬。
1600年前後的一份葡萄牙商業文件顯示，在中國沿海的葡屬澳門與日本之間的貿易利潤
高達45％。
歐洲人用這些利潤來支持他們在東南亞、南亞和西亞各地與歐洲和美洲之間的貿易。
他們的商人和貿易公司，尤其是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後來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都把參與
黃金一白銀一銅之間的套利活動作為他們在世界範圍的商業交易活動的主要和基本內容
之一。當然。他們也用這些貴金屬來買賣其他各種商品，也與亞洲人一樣在亞洲的世界
各地進行這些商品的交易。
銅錢是亞洲大部分地區日常使用的最主要、最廣泛的通貨，但是它逐漸部分地被白
銀所取代。因此，這裡至少有一個三種貴金屬並存的世界市場，但這個世界市場實際上
主要建立在銀本位的基礎上。更確切地說，由於白銀的世界供給飛速增長以及白銀相對
於黃金和銅（以及其他貨幣商品）的價格的相應下跌，從而使得銀本位逐漸地在世界市
場經濟中得以確立。
由於主要產自美洲和日本的白銀的世界供給迅速增加，也就導致了白銀相對於黃金
的價格下跌。但是，金銀比價在各地因供求關係不同而各不相同。銀和銅的比價也是如
此——銅主要用於鑄造幣值較小的錢幣。金銀銅三種貴金屬以及多種貴金屬和商品的套
利交換擴展到全世界各地。這種套利交換也包括了貝殼、紡織品和其他交換媒介以及賤
金屬，如鉛、錫和鐵。
貝殼作為貨幣在非洲的奴隸貿易中有很大的需求。在印度許多地方，貝殼與「巴達
姆」（badam，一種不能吃的波斯硬果）也被民眾廣泛使用，與銅幣爭奪地盤。在印度
和中國的許多地方，由於開采銅和鑄造銅幣的成本比開采白銀和鑄造銀幣，甚至比開采
黃金和鑄造金幣的成本還要昂貴，因此當銅短缺時或鑄幣成本太高時，在最偏遠的市場
上，貝殼就取代了銅幣。但是，當非洲奴隸貿易（後來是棕櫚油貿易）擴大，吸收了越
來越多的貝殼，流向印度的貝殼就越來越少了。在一些小額交易中，銅幣重新取代了貝
殼。
實際上，本書中的一些問題也與「低賤」的貝殼相關。西非早就使用貝殼，伊本﹒
巴圖塔曾報道它們在14世紀與黃金的交換價值。到17世紀，它們兌換黃金的價值下跌了；
可能是由於它們的供給增加得太快，超過了黃金的供給。先是葡萄牙人，然後是荷蘭人
和英國人把大量的貝殼運到西非。貝殼的興衰與奴隸貿易的興衰是同步的。貝殼的生產
中心在馬爾代夫，印度人和英國人在那裡進行買賣。貝殼從馬爾代夫運出有兩條路線。
一是運到孟加拉，一是運到錫蘭，然後被當作壓艙物分別裝上歐洲商船，主要運往英國
與荷蘭。它們再從英國與荷蘭轉運到西非和西南非洲，用於購買奴隸。1732年，約翰﹒
巴多門ohnBardot）就指出：
每英擔貝殼的價格忽高忽低，完全取決於是否碰上歐洲的幾個商業民族……把貨物
運到幾內亞和安哥拉海岸去購買奴隸或其他非洲產品，……也相應地取決於去幾內亞的
歐洲冒險家是否有機會獲得這些貝殼，以及當時在英國或荷蘭恰好有多少貝殼。
因此，貝殼的價格不僅反映了歐洲和非洲的供求變化，也反映了最初在出產地馬爾
代夫島嶼以及在南亞和東亞「消費」地區的供求變化。
另外一個18世紀的觀察家抱怨說：「原先用120英擔貝殼就能買到一船五六百黑人；
但是這種暴利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現在）絕不會有用少於12或14英擔購買一船奴
隸的便宜事了」。再有，一個在西非的商人抱怨說，購買一個奴隸的價格從100磅貝殼
上漲到136磅，從12支槍上漲到16支槍，從5包巴西煙草上漲到7包，從25匹亞麻布上漲
到36匹，從一桶（約40升）法國白蘭地上漲到一桶半，從15磅火藥上漲到150磅。不僅
貝殼出現通貨膨脹，而且商品的相對價格也發生了變化，其中白蘭地和火藥的相對價格
顯然膨脹得最快！
在奴隸貿易最高潮的18世紀，有記錄的進口貝殼達到2，600萬磅或者說100億個，
平均每10年為200萬到300萬磅，實際上是100萬到500萬磅不等
（HagendornandJohnson1986：58－62）。因此，正如滾林（1993：143）指出的，甚至
低賤的貝殼也與印度洋和大西洋以及鄰近的地區和民族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進程和事件
密切相關。因為它們都是單一的全球市場的組成部分，而這個市場的供求關係調節著價
格。這些有差異的和波動的世界價格甚至是用貝殼，或者是在貝殼與金屬通貨（其中最
重要的是銅錢）或其他通貨之間，或者是在貨幣與其他商品之間來換算和「平衡」的。
柏林還指出，貨幣不過是另一種商品，但它的支出僅僅是為了抵消貿易赤字。不，
貨幣也是與其他商品一樣的名副其實的商品，正是對貨幣的需求才使市場上供應商品和
人們用貨幣購買商品成為可能。因此，這種套利兌換的普遍實踐本身已經反映了——或
者有助於創造——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市場。柏林和吉拉爾德茲（1991：341）說：
「『世界市場』實際上是分散在全球的一系列相互聯繫和相互重疊的地區市場」，諸如
此類的說法不過是同義反覆，因為這些「市場」就是相互重疊和相互聯繫的。
但是，這種貨幣是為什麼和如何推動世界旋轉的？為什麼每一個人——的確是所有
的人！——都希望得到這種貨幣，以至於推動了它的價格上揚，而且在亞洲、尤其在中
國，人們要保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貨幣？原因在於，個人、公司和政府能夠用貨幣來購買
其他商品，包括資金屬，如黃金和白銀。無論在個人和商號的微觀層次上，還是在地方、
地區、「國家」和世界經濟的宏觀層次上，貨幣都潤滑著制造業、農業、貿易、國家開
支等等的機制，也潤滑著制造和操作這種機制的那些人的手。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概莫
能外。也就是說，貨幣支撐和制造著有效的需求，而這種需求刺激著供給。當然，無論
在哪裡，更多的需求只會刺激更多的供給。也就是說，必須要有生產能力或者有通過投
資和提高生產效率來擴張生產能力的可能性。
本書的觀點是，這種擴張是可能的，而且確實發生了，尤其在亞洲許多地方。否則，
亞洲人就不可能對外國和本地貨幣產生更多的需求，不可能通過提供商品以及其他貨幣
來購買更多的外國和本地貨幣。如果商品供給不能擴張，那麼商品需求的擴大就會通過
所謂的通貨膨脹而使現有的商品價格上漲——就不會有進口原產地新貨幣的額外需求！
也就是說，新的銀、銅貨幣，乃至以這種貨幣為依托的補充信貸，使得世界經濟、地區
經濟、「民族」經濟和許多地方經濟中的生產，即統一的全球經濟中的許多部分的生產
越來越貨幣化，從而也刺激了這些生產。
許多人已經論證了這一觀點中的宏觀供給方面。他們強調，生產和（或）出口貨幣，
乃是為了彌補貿易平衡中的赤字。伯杯（1993，1994）以及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人則特
別強調這一觀點中的宏觀需求方面，認為這種貨幣實際上潤滑著生產和貿易的運轉機制，
而不僅是「在美洲挖出來，又埋在亞洲」。與之相輔相成的微觀供求論證是，個人生產
者和公司乃至公共生產者和貿易者都因各自的利潤追求而必須在全世界的宏觀供求貨幣
化或潤滑過程中各盡其責。柏林的著作（198），柏林和吉拉爾德茲的著作（199。）特
別強調了這一方面；用林也認為：「一種以需求為中心的架構包容了供給問題；也就是
說，它確立了一個更廣泛、更有包容性，因而也更複雜的經驗現象的範圍，因為一種充
分的解釋必須考慮所有這些經驗現象」（Perlin1994：95）。
這些論證綜合起來，在這裡支撐著我的主要論點：只有一個世界經濟／體系，它有
自己的結構和動力。在1400－1800年的全球發展中，貨幣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在這個
全球大賭場中，貨幣周游世界各地，推動著世界轉動，它不斷大量地供應著血液，潤滑
著農業、工業和商業的運轉機制。
(2)在全球大賭場中的交易和賭博
西屬美洲和日本是貴金屬的主要出口地。歐洲、奧斯曼帝國、波斯和印度也是出口
地，但是它們基本上（而不是全部）出口它們進口得來的資金屬。
非洲和東南亞生產和出口黃金。中國生產的銅錢主要用於國內，但也出口到東南亞
和其他地方。中國也生產和向日本等地出口黃金。自17世紀中期，日本大概是世界上主
要的銅出口國。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的日常小額交易主要使用銅錢。亞洲人與歐洲人一
樣對這種貨幣生意投入了巨大的經濟、社會、政治、軍事等等方面的「精力」和注意力。
因為這種生意往往比其他生意更有利可圖。生產和出口作為貨幣的白銀、黃金、銅和錫
等的主要地區和一些次要地區，彼此之間進行套利交換。表3．1對這些地區作了歸納。
由此可見，白銀的主要生產者和出口者是西屬美洲和日本；黃金的主要生產者是非
洲、西屬美洲和東南亞。實際上，世界經濟當時是建立在銀本位基礎上的，當然黃金和
銅乃至錫和貝殼也可以互相兌換。奧斯曼帝國、明代中國和印度都用大量的白銀來支撐
它們各自的通貨體系，但說到底，這些通貨體系是由美洲以及日本礦山的巨大而低廉的
產出來維繫的。
與以前一千年以來的情況一樣，黃金主要從東向西通過中亞流向南亞，而這與白銀
從西向東的流向正好相反。在印度次大陸，黃金流向南方，白銀流向北方。二者不僅彼
此兌換，而且也用於換取其他商品，當然也換取當地的、尤其是外來進口的錢幣以及其
他形式的通貨。這種套利活動不僅是威尼斯人以及後來的西班牙人、荷蘭人和其他歐洲
人的大生意，而且是奧斯曼人、波斯人、次大陸各地的印度人、東南亞人、日本人和中
國人的大生意。人們生產出貴金屬和鑄幣，然後往往再繞半個地球長距離地運送它們。
這些金屬有時是被一次性運送，但更經常的是經過一系列環節來轉運。貴金屬以及一些
賤金屬的錠塊和鑄幣也與其他商品一樣被買賣，從而產生利潤。利潤又轉化為或投入到
其他商品中，這其中也包括其他的通貨、工資、奴隸和其他「形式」的勞動。
特帕斯科（1983）描述了白銀的連鎖運動：
由於在卡斯蒂利亞購買了制造品，白銀就從西班牙流向英國、法國和低地國家也西
班牙比索從英國、法國、比利時與荷蘭港口裝船，經過波羅的海或摩爾曼斯克轉運到斯
堪的納維亞或俄國，用於購買皮毛。在俄國…（白銀）頂著東南方向，沿伏爾加河，經
過裡海到波斯，善從波斯或從陸上或從海上到亞洲。西屬美洲的白銀也從西班牙流經地
中海，再向東從陸上商路或海上商路到黎凡糊。印度獲得白銀的途徑有三條，或者通過
自蘇伊士出發、經紅海、下印度洋的海上運輸，或者通過從地中海東端出發、在陸地上
經過土耳其和波斯到黑海、最後下印度洋的路線，或者直接從歐洲出發走達伽馬發現的
統好望角的航海路線。葡萄牙、荷蘭和英國商船也使用後一種方式把西屬美洲的財寶直
接運到亞洲各個港口來換取亞洲產品。美洲白銀抵達東方的最後一種，也是長期被人們
忽視的途徑是，從阿卡普爾科到馬尼拉的太平洋路線。
17世紀初，西屬美洲的白銀開始或者經過西亞或者繞好望角抵達印度。莫臥爾帝國
是用白銀來管理和維持其財政的。它的貨幣鑄造和流通嚴重地依賴從外國流入的白銀。
其中大部分追根溯源是出自美洲，經過歐洲和黎凡特，再沿著波斯灣或紅海路線抵達印
度。也有一些產自奧斯曼帝國領地或薩菲王朝統治的波斯。大部分白銀不是從繞好望角
的海上路線運來的，而是由從埃及、黎凡特、土耳其和俄國出發的商隊經由紅海或波斯
灣運來的。在當時印度最重要的港口蘇拉特，大貿易公司（它們絕不是唯一的供應者）
提供了來自西方的白銀的一半。其中不少於30％是繞好望角運來的，大部分是經由紅海、
波斯灣和陸地（包括從俄國）運來的。1643年一1644年，一半以上的白銀是經由紅海與
波斯灣運來的。另外有20％是從日本經由台灣而來——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用白銀換
取黃金。白銀也從中亞流人旁遮普，也可能從西藏、四川、雲南和緬甸流入孟加拉。英
國東印度公司也從印度以東地區用白銀購買黃金。黃金也從西亞、東亞的日本和中國、
尤其是東南亞流向印度，尤其流向次大陸的南方。然而，印度僅僅是世界白銀的第二大
「秘窖」，因為印度必須再向東出口一些白銀，尤其是把它們再轉給中國。
第2章論證了白銀從印度向東南亞和中國的轉運。但是，約翰﹒理查茲認為，向東
運送的莫臥爾銀幣很快就以增值的東南亞黃金作為回報。具體地說，按照理查茲的觀點，
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薩菲波斯帝國不同，莫臥爾帝國能夠出口足夠的商品來支付它的
進口，因此它無須有貨幣的淨出口。相反，倒是有貨幣的淨進口來增加它自身的供給。
從1640年到1700年，由於印度人和其他亞洲人承擔了越來越多的洲際和亞洲內部的
貿易和貨幣運輸，歐洲人的份額從一半減少到1／50。但是，1715年，在「銀荒」本來
就很嚴重的時候，一支運載金銀的西班牙船隊遭遇加勒比颶風而覆沒，於是，「經濟沖
擊波從各個方面震撼著印度」。有關1640年前後嚴重的「銀荒」的各種解釋和證據，將
在第5章進行考察。
（3）數字游戲
貨幣的世界存量和流動及其擴展變化，是自亞歷山大﹒馮﹒洪堡和漢密爾頓勳爵以
來的一個熱門話題。人們對此作了許多估算和修正，將來可能還會不斷地重新估算。我
們在這裡木可能對這些估算加以評述，更不可能再作新的估算。幸好，我們無須做這些
工作就可以研究其中一部分貨幣是如何潤滑著世界主要地區的商業之輪以及如何影響著
它們之間的關係。
布羅代爾和斯普納曾估計，1500年時，歐洲有大約3，600噸黃金存量和37，000噸
白銀存量。雷喬杜裡和哈比布調低了這些數字，認為在1500年時整個舊世界有3，600噸
黃金和35，000噸白銀。沃德﹒巴雷特（1990）在對1450年到1800年的世界金銀流動情
況進行總結時，考察了以前的各種估算（亞歷山大﹒馮﹒洪堡、漢密爾頓勳爵、阿道夫
﹒索埃特比爾、米歇爾﹒莫裡諾、斯利施特﹒范巴思以及本書參考書目中列舉的奈夫、
阿特曼、特帕斯科、科巴塔、山村和神木等人所作的各種估算），得出的結論是，從
1493年到1800年，全世界85％的白銀和70％的黃金都出自美洲。
白銀
如果不考慮不同時間的波動情況，根據巴雷特的估算，美洲的白銀產量迅速增長，
16世紀總計約為17，000噸，平均年產量為170噸。17世紀平均年產量上升到420噸，總
產量為42，000噸，其中大約31，000噸輸人到歐洲，公共帳戶佔大約1／4，私人帳戶占
3／4（TePaske1983）。歐洲又把40％，即12，000噸以上的白銀運到亞洲，其中荷蘭東
印度公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分別直接輸送了4，000噸到5，000噸。此外，還有6，000噸
輸出到波羅的海地區，有5，000噸輸出到黎凡特，這兩個地區留下一部分後把另外一部
分繼續向東輸出到亞洲。18世紀，美洲白銀總產量為74，000噸，平均年產量為740噸。
其中52，000噸輸入到歐洲，另外40％，即20，000噸以上運到亞洲。
因此，按照巴雷特的這些估算，在17世紀和18世紀，美洲生產的白銀大約有70％輸
入到歐洲，其中40％又轉運到亞洲。特帕斯科（1983）估計，美洲自己存留的白銀比例
要更高一些，有時要高很多，而且還不斷增多。從一種世界金融的角度來看，這可能只
不過意味著美洲的白銀生產、管理和安全保衛的實際成本要高得多。但是，柏林和其他
一些學者則提示，沒有輸出到歐洲的白銀大部分沒有留在美洲，而是從太平洋運往亞洲。
因此，按照巴雷特的估算，從1545年到1800年，美洲出產了13．3萬噸白銀，其中
大約75％，即10萬噸輸出到歐洲。而歐洲輸入的白銀有32％（即美洲總產量的24％），
即3．2萬噸輸出到亞洲。但是，向亞洲的輸出實際上只是從1600年前後開始的，在此之
後亞洲的白銀進口大約占歐洲輸入的白銀的40％。按照這種算法，在這整個時期，歐洲
獲得了6．8萬噸，美洲存留了3．3萬噸，還有一些白銀埋葬在大海裡。但是，正如我們
下面要指出的，美洲「存留」的白銀還有一部分直接從太平洋運到亞洲。
美洲的白銀生產在16世紀給世界白銀存量增加了17，000噸，或者說增加了一半，
到1700年在新的基數上又增加了80o，即42，000噸，到1800年又增加了近80O，即74，
000噸。這就意味著，世界白銀存量從1500年的大約35，000噸增加到1800年的168，000
噸，幾乎增加了4倍。但是，按照巴雷特的觀點，這個數字還沒有包括其他地方出產的
占世界總量15％的白銀。正如我們下面要指出的，這部分白銀大多產自日本。
阿圖爾﹒阿特曼（1986：78）也根據各種資料作了估算，得出的兩個世紀的總數稍
有不同。阿特曼使用的數字是以當時的荷蘭元為單位。根據他的附錄上的說明，l荷蘭
元一25克白銀，100萬荷蘭元一25噸（2500萬克）白銀。阿特曼估計，美洲在17世紀大
約出產了1300萬荷蘭元（相當於32，000噸，或每年325噸）白銀，18世紀出產了3000萬
荷蘭元（相當於75，000噸，或每年750噸）白銀。他估計，其中大約75％運到歐洲，歐
洲輸入的白銀有60％以上（與巴雷特估計的40％不同）被轉手輸出。如果我們采納兩種
估算的平均數，那麼至少有一半而且越來越多的美洲白銀被運到東方。在這一半美洲白
銀中，又有一半以上直接運到南亞和東亞，有20％以上轉運到波羅的海，另外20％轉運
到利凡特和西亞——其中又有一部分繼續向東流動（Attman1981：77）。因此，根據阿
特曼的估算，美洲白銀流到亞洲的總量和份額要高得多，具體地說，不是我們根據巴雷
特的估算（1990）而得出的大約32，000噸，而是48，000噸。
但是，至少還有3，000多噸，即平均每年有15噸白銀是從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以及
更早一些時候從秘魯用馬尼拉大帆船直接運到馬尼拉。幾乎所有這些白銀都又轉運到中
國。這種跨太平洋運送的白銀本來會更多一些。從1610年到1640年，平均每年大約20噸，
但是在以後的20年裡減少到每年不到10噸。阿特韋爾也提到，從阿卡普爾科運到馬尼拉
的白銀平均每年143噸，僅1597年一年就有345噸。但是，彼埃爾﹒肖努估計，多達25％
的美洲白銀直接走太平洋航線。全漢果則估計，17世紀時這種方式運送的白銀多達每年
50噸（與波羅的海航線一樣多），當然，這些白銀最終都流入中國。
跨太平洋的白銀貿易有很大一部分是走私活動，因此沒有記錄，具體數字也無法搞
清。為了維持壟斷利益，西班牙王室極力限制直接跨太平洋的馬尼拉大帆船貿易，因此
其中有一部分就成為沒有記錄的走私活動。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柏林和吉拉爾德茲認
為，跨太平洋運送的白銀總數始終被低估了。這也就意味著，在特帕斯科所說的沒有從
大西洋運走的美洲白銀中，有許多實際上並沒有存留在美洲，而是從太平洋運走了。因
此，柏林認為，跨太平洋運送的白銀數量有時可能相當於通過歐洲流向中國的白銀數量。
柏林主要使用全漢果的估算數字，即每年200萬比索或50噸白銀，這個數字是前面提到
的15噸的數字的三倍多。阿特韋爾根據一個中文資料得出的估算是，每年57噸到86噸。
但是，柏林也提出，「每年跨越太平洋的白銀是否超過500萬比索（125噸）？確有證據
支持如此之高的數字」。因此，他認為，在17世紀，跨太平洋貿易並沒有像跨大西洋貿
易那樣衰落（FlynnandGiraldez1994：81－82）。
亞洲的白銀供應大戶是日本。從1560年到1600年，它每年生產和供應50噸白銀，從
1600年到1640年，每年生產和供應150噸到190噸，最高峰的1603年為200噸。裡德根據
幾種估算用表格方式顯示，從1620年到1640年，每年為130噸，在17世紀40年代下降到
每年70噸，50年代下降到每年50噸，到60年代下降到每年40噸。馮格拉汗所作的估算是，
從1550年到1645年的近一百年內，總產量將近4，000噸，並援引山村和神木的大約8，
000噸的估算數字。為了適應白銀需求和價格的上漲，日本引進朝鮮的技師和技術。由
此，在1560年到1640年的80年間，日本成為一個主要的世界白銀生產國和出口國。此後，
一般認為，日本的白銀生產下降了，而銅的產量和對中國的出口增加了。但是，據油田
（199）所報道的近年日本研究成果和馮格拉汗（1996a）所引用的數據顯示，日本的白
銀出口至少延續到18世紀中期。
還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出口到中國的白銀數量比從太平洋上運來的美洲白銀多3倍
到10倍，平均為6倍到7倍。』總之，從1560年到1640年，歐洲從美洲獲得19，000噸白
銀（巴雷特的估算），另外有1，000噸以上白銀從太平洋上運走，而日本的白銀出口就
多達8，000噸或9，000噸。也就是說，在28，000噸的總量中，日本就提供了8000噸或9，
000噸，將近30％。柏林和吉拉爾德茲（1995：202）認為，這個比例在高峰時達到30％
到40％。
有幾個學者（Flynn1991）提出假設：如果沒有日本對世界白銀流動、尤其是流向
中國作出重要貢獻，那麼這個世界（包括歐洲）將會怎樣。或者，如果沒有美洲的白銀
及其與日本的競爭，日本是否能夠借助自己在世界白銀市場上的一種更強有力的地位來
進行對中國和東南亞的經濟和（或）政治征服？歐洲人由於沒有支付手段很可能被排斥
在世界貿易之外。上述兩種情況無論發生哪一種，或者兩種情況同時發生，都會使世界
歷史完全成為另外一種樣子。既然如此，我們就必須贊同山村和神木（1983：356）的
要求：「早就應該對這個時期日本在世界金融體系中的角色重新進行認真的考察了。」
因此，從這種世界金融的角度看，把日本或中國說成是孤立於世界經濟之外的種種說法
也是站不住腳的。
但是，由於中國還獲得了世界白銀供給中十分隱秘的一部分，因此最終流入中國的
世界白銀的數量和份額應該比以上種種估算要高得多。裡德（199：27）估算的數字是，
在1601年一1640年這段時間，東亞共獲得大約6，000噸白銀，平均每年150噸，其中有4，
500噸出自日本。幾乎所有的白銀最終流入中國。在1641年一1670年這段時間，總供給
下降到2，400噸，平均每年80噸，其中大約1，600噸，即平均每年53噸出自日本。
這樣，根據巴雷特的估算，從1600年到1800年，亞洲大陸至少吸收了經歐洲轉手的
美洲白銀32，000噸，經馬尼拉轉手的3，000噸以及來自日本的大約10，000噸。總數至
少為45，000噸。按照阿特曼的估算，歐洲轉運到亞洲的白銀的比例更高，那麼，亞洲
應該直接從歐洲獲得52，000噸白銀，另外還有從大西洋轉經波羅的海和利凡特而獲得
的白銀以及從跨太平洋海運獲得的白銀。這些加起來，多達68，000噸，占1500年到
1800年有記載的世界白銀產量的一半。但是，亞洲（日本除外）也自產白銀，尤其在小
亞、波斯和中亞。其中也有一部分轉移到中國。另外，雲南和中國其他地區也自產一些
白銀。
因此，中國獲得和使用了世界白銀供給的一個十分巨大的份額。大量白銀來自日本，
有一些白銀是從太平洋上經馬尼拉而獲得的，有一些是從美洲經歐洲、黎凡特、西亞痛
亞和東南亞轉到中國，也有一些是直接或間接從中亞獲得湖。根據裡德（1993：27）的
不完全估計，歐洲商人供應的白銀，大約占1610年一1630年中國白銀進口的14％，占
1630年一1660年中國白銀進口的10％，17世紀60年代中國白銀進口的40％。肖努曾經估
計，美洲白銀的1／3最終流入中國，另有1／3流入印度和奧斯曼帝國（轉引自
Adshead1993）。魏斐德（1986：3）認為，可能有一半美洲白銀最終流入中國。
地圖3．l主要是把巴雷特和阿特曼的估算加以平衡，示意性地表現世界各地的白銀
生產和流動，這幅地圖顯示，美洲在16世紀生產了17，000噸白銀，幾乎都運到歐洲。
該圖顯示，美洲在問世紀和18世紀分別生產了對，000噸和巧，000噸，各有27，000噸
和54，000噸運到歐洲，兩個世紀合計81，000噸。在歐洲獲得的白銀中，大約一半（39，
000噸）又轉手到亞洲，其中17世紀為13，000噸，18世紀為26，000噸。這些白銀最終
主要流入中國。另外，有3，000噸到10，000噸，甚至可能高達25，000噸白銀是從美洲
直接通過太平洋運到亞洲；而這些白銀的絕大多數也最終流入中國。此外，日本至少生
產了9，000噸白銀，也被中國所吸收。因此，在1800年以前的兩個半世紀裡，中國最終
從歐洲和日本獲得了將近48，000噸白銀，可能還通過馬尼拉獲得了10，000噸甚至更多
的白銀，另外還從亞洲大陸上的東南亞和中亞地區以及中國自身獲得一些白銀。這些加
起來，中國獲得了大約60，000噸白銀，大概占世界有記錄的白銀產量（自1600年起為
120，000噸，自1545年起為137，000噸）的一半。
馮格拉汗（1996a）獨立地作出一種新的估算。他使用了現存的白銀運輸資料；在
沒有這種資料的環節，他把中國出口總值的80％折算成白銀進口，以噸作為計算單位。
他得出的中國進口白銀總數，包括日本、美洲（經馬尼拉中轉）和印度洋等各種來源
（但不包括亞洲陸地來源），從1550年到1600年大約為2，200噸，從1550年到1645年近
一百年間為7，200噸。第二時期以及整個時期的估算數字比山村和神木的數字低20％到
30％，其部分原因也許在於，馮格拉汗使用了商品出口數字，並且把這些數字按照固定
的80％的比例加以折算。而這種估算方法的可靠性是值得商榷的，因為白銀供給一直在
增加，從而使白銀與其他商品的比價下跌。因此，使用固定的商品與白銀的折算率，就
會低估因購買這些商品而支付給中國的白銀數量。由此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馮格拉汗的估
算低於其他人。對於馮格拉汗這部著作更詳細的討論，可參見我的另一篇文章（1998）。
綜合上述一些有關白銀生產和轉移的估算，從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美洲生產
了30，000噸，日本大約生產了8，000噸，總計38，000噸。如果減去留在美洲以及在轉
運中流失了的難以確定的一部分，最終流入中國的7，000噸到10，000噸的確是一個很
可觀的數字。也就是說，即使按照馮格拉汗的保守估算，中國也占有了世界白銀產量的
1／4到1／3。這個份額依然高於歐洲、西亞、南亞和東南亞分別占有的份額，更不用說
非洲和中亞占有的份額了。（儘管還有一些也通過中亞流入中國，但是有關這後兩個地
區的資料較少。）
黃金
16世紀，向世界市場供應黃金的是加勒比海、墨西哥以及安第斯山脈地區原有的和
新開的金礦。自1690年到18世紀中期，巴西的密納斯吉拉斯掀起一股黃金熱潮。但是，
正如巴雷特指出的，美洲之外也生產了大約30％的黃金。與1500年的以前幾個世紀一樣，
大宗的黃金出自非虯主要出自西非。非洲在16世紀大約出口了50噸黃金，在17世紀出口
了近100噸黃金，幾乎平均每年亞噸。
18世紀，這種黃金出口下降到60噸，到該世紀末就不再出口了（Barrett1983：247；
Curtin1983：240，250）。
其余的黃金供給來自努比亞。努比亞的黃金經埃及出口到君主坦丁堡（伊斯坦布
爾），或者經埃塞俄比亞出口到埃及、紅海和印度。津巴布韋在一千年間一直是世界黃
金的一個重要來源，其產量在15世紀達到1噸的頂峰。奧斯曼帝國也出產黃金，並接受
來自巴爾干、魯梅利亞、克裡米亞、高加索和烏拉爾山的黃金（但白銀的數量更多）。
東南亞各地也生產和出口黃金，如雲南、緬甸、馬來亞、泰國、占婆（越南）以及一些
島嶼，尤其是蘇門答臘。東南亞的黃金有一部分向北流到東亞，一部分向西流到南亞。
中國也生產黃金，在1400年一1800年期間的許多時候出口黃金換取白銀。
信貸
金屬通貨既通用又稀缺，這就刺激了「信貸前所未有的擴展：借貸、抵押、債券、
信用證、銀票以及可轉讓證券，這一切在越來越大的範圍內代替了貴金屬」
（Parker1974：531）。但是，與其他時空中的情況一樣，信貸的規模也是隨著作為其
後盾的金屬通貨與金銀的盈缺而擴大和緊縮。政治家尤其希望用信貸和紙幣來取代短缺
的硬通貨。但是，這種短缺也使得或允許放貸人提高放貸利率，因而也限制了信貸的實
際數量。當時與今天一樣，人們通常用硬通貨（金屬貨幣）來謀取紙幣和貸款。
但是，金銀主要是用來做公司借貸的擔保：所有的公司以州印度國家的貿易都建立
在印度銀行家的信譽上。如果「印度公司」沒有收到金銀，它的本來不穩的信譽就會崩
潰，人們就不能做任何買賣。……為了獲得貸款和承兌他們的匯票，商人就必須從國外
匯來金銀。金銀不僅被用來做印度境內票據業務的擔保，而且也是印度與中東之間票據
業務的擔保。常常可以見到，商人從喀拉拉和古吉拉特開出在穆哈和亞丁結算的匯票，
從蘇拉特開出在班德孔結算的匯票——班德孔是波斯灣的主要金融中。但是，這種票據
業務依賴於中東穩定的硬幣來源。
當金銀缺乏時，就會妨礙著古吉拉特土地稅的徵集灘村的借貸利率就會上漲，從蘇
拉特開出的用於在布爾漢布爾或阿赫邁達巴德支取土地稅的匯票的貼現率也會提高。因
為土地稅和貴族的『封地』收入也基本上是通過票據匯寄的。（Barendse1997：chap．
6）
如果說我們很難作出或得到有關金屬貨幣的可靠估算，那麼甚至可以說，我們絕不
可能準確地了解信貸是如何潤滑著商業、投資和生產的運轉的——實際上它們本身就以
各種形式產生信貸。但是，信貸肯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儘管直接的資料極其罕見，
但是有關正400年一1800年這一時期的情況，至少可以在第二手文獻中尋覓到一些蛛絲
馬跡。例如，1740年一1745年，在英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為抵償進口而付出的出口支付
中，匯票佔大約20％（商品和資金屬占80％）（Steensgaard1990c：14）。許多匯票，
包括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匯票，是在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場上結算。這些公司本身也在亞
洲金融市場上大量借債，以此來籌措他們出口商品所需的資金。在亞洲，靛育種植者或
咖啡商獲得的貸款通常長達12個月，紡織品進貨貸款通常為三四個月.第4章在考察市場
和金融機制時將進一步討論信貸的作用。
2．贏家如何使用他們的金錢？
總之，他們是像寓言中所說那樣把金錢囤積起來，還是把它花掉，如果是花掉，那
麼花在什麼上？
(1)囤積說
對於從小受從大衛﹒休漠和亞當﹒斯密到今天的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西方傳統熏
陶的讀者來說，有必要重新考察這樣一種說法：「在西方挖出錢來，僅僅是為了再埋在
東方。」金德爾伯格在《消費者和囤積者》一書中寫道：「這就使我們觸及到問題的核
心：傳統觀念認為，印度和中國的囤積現象反映了金融技術的欠缺，另一些人則認為印
度人和中國人像歐洲人一樣大量地使用貴金屬，H者孰是孰非？」（Kindleberger1989：
35）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金德爾伯格考察了許多不同的資料。有些資料顯示，歐洲也有
一些囤積現象。還有許多資料顯示，亞洲也有大量的「消費」現象。然而，儘管分析的
結果是相反的，金德爾伯格還是不願意放棄傳統說法：
鑒於（印度川這種對黃金的迷戀，我們很難接受專家們——喬杜裡、確林和理查茲
——的觀點：印度沒有囤積黃金的強烈偏好，卻需要進口白銀來當作貨幣使用…我們很
難接受專家們的論點：東方與西方沒有什麼不同。
我倒是覺得很難接受金德爾伯格的懷疑立場，因為這種立場的一部分依據在於，他
認為，印度從來不把黃金當作貨幣使用。而這種說法至少不適用於印度南部。再有，雖
然是說銅錢，但是，這種貨幣具有「一種驚人的流通速度和範圍。在鑄造出來以後的一
年時間裡就從該帝國的邊遠省份進入心髒地區。這是莫臥爾體制的一個驚人特徵」，而
這也與「認為普通錢幣只是在周邊地區流通的習慣想法」相抵待（Richardz1987：6—7）
金德爾伯格還認為：
需要解釋的是，為什麼白銀到了中國就止步了。…即使這些（有關黃金在中國主要
不作為貨幣使用的）資料被認帶有道聽途說、奇聞軼事的色彩，但是根據這些資料也很
難贊同專家們的結論；中國貪求白銀主要是由於貨幣化的程度很高，說中國比其他國家
囤積更多的白銀的論調是值得商榷的。貨幣化的程度很高，尤其在稅收方面…
儘管金德爾伯格這位金融史專家竭力維護囤積論的陳年老調（包括援引從20世紀30
年代到80年代報刊上的許多奇聞軼事），但是，他既提不出一個有說服力的理論，也舉
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來反駁「主張東方與西方沒有什麼不同的專家」。
或許更驚人的是，沃勒斯坦（1980：108－9）近年也對囤積論老調作出呼應。他不
僅寫道：「進入亞洲（和俄國）的硬幣和金銀基本上用於『囤積和首飾』，在很長時間
裡，『貿易的平衡』（如果不把白銀當作商品看待的話）始終是入超，基本上是互惠
的。」（用單引號括起來的文字出自1963年的一部著作。）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接下來
寫道：「這兩個事實恰恰表明，東印度群島始終處於歐洲的世界經濟之外。……（這就
是）某個世界體系與其外圍地區之間的貿易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內的貿易的區別。」我
是在雙重意義上用「驚人』這個詞。首先，沃勒斯坦的引文本身就足以提醒我們注意他
的歐洲的世界經濟／體系視野和理論的局限性。正如我早已用冗長的篇幅所論證的
（Frank1994，1995），這種局限性使他和另一些人不能考慮真實的世界。奧姆﹒普拉
卡什（1995：8－9）也指出：沃勒斯坦認為，白銀湧入歐洲有利於投資擴張和資本主義
擴張，但是白銀湧入亞洲只不過是為貴族服務，起裝飾作用；沃勒斯坦的這種說法既缺
乏理論依據，也沒有堅實的實證基礎。
另外還令人吃驚的是，沃勒斯坦的歐洲眼罩看來使他無視和曲解史料，因為那些史
料會摧毀他的理論的基礎。與沃勒斯坦的解釋相反，世界範圍的貨幣向亞洲和俄國的流
動恰恰表明，亞洲和俄國與歐洲和美洲一樣，是同一個世界經濟的組成部分。
（2）貨幣計量學中的通貨膨脹和生產
美洲金銀（主要是白銀）以及日本白銀和銅的注入，造成了新的流動形態和信貸形
態。這反過來又促成了世界範圍的生產出現明顯的、甚至急劇的增長。這種增長滿足了
新的貨幣需求。這件『拉動」因素推動了中國、印度、東南亞和西亞（包括波斯）的工
業發展。喬杜裡指出：
亞洲兩大帝國的經濟受益於與西方經濟關係的發展。金銀的大量湧入……僅僅是收
入和就業增長的一個標志。紡織品的出口把印度沿海省份變成重要工業區，由（東印度）
公司進口的金銀直接進入流通領域，成為購買出口商品的支付手段。（Chaudhuri1978：
462）
經濟學家最喜歡用的一個公式是費雪方程式：MV一PT。它的意思是，貨幣（Money）
數量乘以流通速度（Velocity）等於商品和服務的價格（Price）乘以其生產和銷售的
交易量（Transactic）。貨幣計量學設定，如果貨幣數量增加，而流通速度和交易量不
變，那麼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就應該隨著貨幣的增加而相應地上漲。漢密爾頓等人注意到，
在16世紀，新的美洲貨幣進入歐洲，於是價格上漲了。這被稱作「價格革命」。人們一
直在爭論，新增的貨幣量是否真的像漢密爾頓所計算的那麼多，是否貨幣的流通速度也
發生了變化，生產和交易量究竟增加了多少，對這些事件的發生起了多大作用，總之，
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歐洲的價格上漲，以及價格實際上漲了多少，是在什麼時候上漲的。
傑克﹒戈德斯通（1991a，b）考察了許多人的觀點，得出一個有說服力的論斷：歐洲
（除西班牙之外）的通貨膨脹主要是由人口和需求的增長導致的，而不是由新的美洲貨
幣供應造成的。
這場爭論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亞洲，首先是因為一部分美洲貨幣又離開了歐洲，其
次是因為這部分貨幣進入亞洲並因此而增加了那裡的貨幣供應量。所以問題就變成新的
美洲貨幣和（或）人口增長是否也造成了亞洲的通貨膨脹。
新增的貨幣對印度物價的影響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阿齊扎﹒哈桑（1994）認
為，白銀進口確實導致了通貨膨脹。按照她的估算，從1592年到1639年，當白銀大量湧
入時，流通領域的白銀增加了兩倍。她的推論是，由於生產不可能跟上這種速度，物價
肯定會上漲。她在考察了幾種商品的價格變化後，得出結論：雖然「我們幾乎找不到大
眾消費品價格的資料」，但可以肯定確實發生了通貨膨脹。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哈比
布等人至少部分地贊同這種說法。
但是，布倫寧（198）對這種說法，即17世紀的印度也與早些時候的歐洲一樣遇到
了「價格革命」，提出挑戰。他認為，雖然在17世紀20年代、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都有
過短暫的價格上漲，但是從總體上看，物價在其他時期一直相當穩定，在整個17世紀，
物價僅有很小的漲幅。實際上，在該世紀中期的物價上漲之後，在1670年白銀進口開始
加快以後，物價是穩定的。布倫寧（1983：493）提出：「本地的強勁發展影響了區域
的貨幣歷史」，但是他沒有對此作出明確的解釋。然而，甚至哈比布也不願討論「是否
發生了通貨膨脹，如果發生了，原因何在」：
要想澄清17世紀的白銀『膨脹」對莫臥爾王朝統治下的印度經濟結構的影響這一問
題，要看我們是否能夠確定支付行為是用何種鑄幣在何時進行的。連帶的問題是，大量
白銀流入這個國家是否不僅擴充了原有的存量，而且還引起了與這種存量增加大體相當
的價格水平的上漲（或白銀的貶值）。
哈比布本人傾向於另外的解釋。用白銀衡量，物價並沒有隨著白銀供應的增加而上
漲，用更常用的銅幣衡量，物價和工資根本沒有上漲。隨著白銀變得越來越多，它相對
於銅的價值下降了，在17世紀逐漸取代了銅，成為交換媒介。再者，由於銅被用來制造
銅炮，對銅的需求增加了。另外，哈比布強調，白銀的流入也使它與黃金的比價下跌了。
盧比的價值相對於白銀和黃金確實下跌了，相對於銅的價值先是上升，後來也下跌了。
『農產品價格與白銀價格的早期趨勢顯然是一致的」（Habib1963a：89）。
這種論證和分析進一步動搖了印度曾發生通貨膨脹的說法，因為物價更多地反映了
白銀作為一種商品（用黃金和銅的通貨來衡量的商品）的貶值，而不是反映了所有商品
的普遍的因通貨膨脹引起的價格上漲。因此，普拉卡什（1995：13）指出：「過去20年
的大量研究成果……一致否定了物價普遍上漲的可能性。」勒內﹒巴倫德斯（1997）關
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研究也表明，印度沒有出現普遍的因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或工資上
漲。桑賈伊﹒蘇布拉馬尼亞姆（1994）對貴金屬價格作了最系統的研究。他考察了以往
的論著和資料，尤其是有關孟加拉、蘇拉特、默蘇利柏德姆和阿格拉等地的論著和資料。
他也得出結論說：
總的來看，印度的資料顯示，物價上漲至多是個別現象，僅限於個別地區和個別商
品。……價格革命的論斷還不能得到證實。……經驗資料不能支持這種假設。……實際
上……有一種下降趨勢。
另外，蘇布拉馬尼亞姆也考察了有關奧斯曼帝國的類似爭論，並得出同樣的結論。
他的結論吸收了戈德斯通（1991a）的觀點：人口增長推動物價上漲。戈德斯通在另一
篇文章中（1991b）也認為，通貨膨脹一直維持在較低的水平上；除了17世紀中期外，
中國實際上沒有通貨膨脹。其理由是，產出和流通速度的增長吸收了貨幣供應的增長。
他還懷疑，由於歐洲存在著用銀制器皿誇富的消費，因此可能有大量的白銀被囤積，至
少是被封存起來。當然，他也把通貨膨脹歸因於人口增長。（我們在第5章還會討論這
些問題。）
中國的情況也一樣。生產和人口都增長了，但新增的貨幣並沒有使物價的上漲速度
大大地超過人口的增長速度。馬克斯以及他與沈春生發現，甚至在高度貨幣化的中國南
方，除了個別短暫的米價飛漲時期外，在許多世紀裡，米價的上漲是與人口增長緊密相
關的，而其他商品的價格則傾向於下降。另外，他們引用了其他學者的成果來證明：
「幾乎所有的家庭都在物價昂貴時減少生育，在物價便宜時增加生育。」因此，「如果
說所有的中國農民都根據經濟形勢來調節他們的生育，那麼人口的增長……很可能是對
經濟增長中的重大進展的一個直接反應。」雖然他們談的是18世紀和19世紀，但這個結
論也同樣適用於前幾個世紀。
關於亞洲是否有普遍的通貨膨脹這個問題，作為考察的總結，我們應該贊同蘇布拉
馬尼亞姆的觀點：
鑒於用主要的金屬貨幣來衡量，南亞和西亞不存在物價的普遍飛漲（至少按照西歐
通貨膨脹的比率來看），因此，很顯然，貨幣供應的增長率應該基本上被產出的變化速
率以及相反的貨幣收入周轉率抵消了。
「有足夠的證據」顯示，在印度南方沒有通貨膨脹（Subrahmanyam1990a：349），
正如理查德﹒伊頓強調的，在孟加拉也沒有通貨膨脹。我們在後面還要論證，中國也沒
有持續的通貨膨脹。
也就是說，從費雪方程式MV＝PT的角度看，史料顯示，在亞洲大部分地區，新增的
美洲和日本貨幣並沒有像歐洲那樣引起物價的暴漲。相反，亞洲由於新增了貨幣，造成
了生產和交易的增長，並且通過經濟的更廣泛的商品化而提高了貨幣流通速度。人們會
說，相對於其人口和經濟規模而言，歐洲不僅從其經濟體周圍獲得了，而且甚至保留了
比面積更廣大、人口更眾多的亞洲更多的新貨幣。這也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歐洲經濟
比亞洲經濟更高的通貨膨脹率。但是，這種推理並不足以動搖我們的論點：新增的貨幣
促成了亞洲的生產增長和人口更大的增長。我們對這一點將在第4章和第6章加以論述。
再者，如果戈德斯通（1991a，b）的論點是正確的，即人口的增長比貨幣供應的增
長更能推動物價上漲，那麼物價也應該上漲。但是，正如我們在第2章指出的和在第4章
將要論證的，亞洲，尤其中國的人口增長比歐洲快得多，數量也大得多。然而，實際的
價格革命卻基本上限於歐洲。這種現象進一步支持了我們的推論：新的美洲和日本貨幣
的大量湧入，刺激了亞洲比歐洲更大的生產和人口增長。另外，也有直接的證據表明，
這種貨幣的湧入是如何刺激了亞洲的生產、拓殖和人口的擴張。
(3)貨幣對拓殖和生產擴張的促進
上述有關物價的史實和討論支持了我們的論點：貨幣的湧入在亞洲既刺激了消費者
對商品的需求，也刺激了商品生產的供給。我們現在來考察一些直接的史實。
印度
在孟加拉和比哈爾被莫臥爾帝國征服和兼併後，它們是生產擴張最明顯的地區
（Richards1987：5）。實際上，從1657年到1714年，雖然有大量的白銀從國外流入，
但與印度其他地區相比，孟加拉的物價比較低，而且一直比較穩定（Prakash1994：V－
165）。普拉卡什從貨幣計量學的角度嘗試了幾種可能的解釋。如果貨幣供應的大幅增
長並沒有引起物價的相應上漲，那麼其原因應該是，貨幣供應的流通速度是隨著經濟的
逐漸貨幣化而增快了，生產的總量增加了。普拉卡什的結論是，雖然貨幣流通量的增加
可以部分地抵消貨幣供應的增長，生產也應該通過更好地利用已有的能力或改善資源配
置而增長。但是，普拉卡什似乎沒有考慮這樣一種可能性，而且是概率極高的可能性：
由於動用了更多的資源，生產能力和生產本身都擴大了，因此生產也提高了。他估算，
孟加拉紡織業的工人數量增加到一百萬，其中只有不超過10％的工人從事英國與荷蘭東
印度公司出口產品的生產（Prakash1994：vii －175，197）。因此，生產的擴張應該
主要歸因於亞洲人經營的內銷市場和出口市場實現了某種結合。在正本清源的探索中，
最近普拉卡什（1995：13）把原因歸結為人口的增長和「產出、收入和就業的大幅度淨
增長。產出的增長必將引起對貨幣需求的增長」。但是，他把這些因素看作是出口增長
的伴隨物，甚至在這段論述裡他依然把「對貨幣的需求」看作是產出增長的派生結果。
另外，在莫臥爾帝國衰落和馬拉塔人取得地區統治權後，「貨幣的使用遍及馬哈拉
施特拉的各個階層，取代了實物交換；其次……所有的農村居民都被一個由貨幣、信貸
和市場交易組成的網絡卷入更廣大的地區經濟和世界經濟」（Richards1987：11）。這
是理查茲在評述怕林（1987，1993）的研究成果時的結論。而柏林本人總結說：「簡言
之，文獻（對私人和政府有關基層地方經濟生活的報道的詳細而冗長的研究）顯示，在
這個社會裡，貨幣化已經有比較顯著的發展（觸及到比較多的民眾），與我們所知道的
早期殖民時代的情況形成明顯的反差」（Perhn1993：178－189）。柏林在另一篇文章
（198：75）中談得更具體了：
鄉林…不僅參與當地的貨幣市場交易，而且也對農業勞動、手工業生產、當兵和家
庭服務等按日或按月支付貨幣工資。我以為，鋼與貝殼的進口恰恰顯示了這種活躍的。
高度貨幣化的地方市場中心的存在。……同樣重要的是，這也證明這種貨和『交往」也
把農業生產為主的地區與次大陸其他地區連成一氣，因而也與國際範圍的各種事件和聯
系連成一氣。……但是，強調這樣一個事實也很重要，即確實存在著可以對此進行驗證
的文獻，而這些文獻卻受到不可思議的忽視。
但是，柏林（1983：78）也指出：「相比之下，早期殖民統治導致了貨幣活動的大
幅縮減。」格羅弗（1994：252）也指出：「自英國殖民主義登陸，印度的商業生活與
17世紀相比明顯地惡化了。」
問題在於，貨幣是如何促進了——實際上也拓展了——農業，潤滑了制造業的運轉
機制，當然也推動了貿易向更大的範圍發展和深入到「維持生存的」農民中間。用凱恩
斯的術語說，新的支付手段造成了亞洲自身市場上的新的需求，因此也會造成更多的生
產。
伊頓（1993）考察了在孟加拉為了種植棉花和生產供應紡織業工人的糧食而毀林開
荒時伊斯蘭教是如何隨之而傳播的。16世紀以及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由於孟加拉的紡
織品生產和出口一再擴大，人們對邊疆地區進行開發。不過，這種活動，包括最初開墾
叢林（與今天在亞馬遜叢林的做法一樣），得到「許多中間商的資助，他們實際上是資
本投機商或古典的包稅人」（Eaton1993：22）。國外白銀的湧人造成了貨幣供給的擴
大。他們則把這種供給傳送到孟加拉的內地乃至邊疆。
但是，孟加拉的邊疆僅僅是隨著（如果不是由於）新貨幣的湧入而得到開發的最新
區域，而絕不是唯一得到開發的區域。在這段較長的時間裡，不僅在德干高原地區，而
且甚至在恆河流域，許多廣闊地帶都有大量農民定居；在古吉拉特，農村的人口越來越
密集，新的村莊如雨後春筍，填補了舊村莊之間的空隙。正如漢布利在（劍橋印度經濟
史種指出的，這也是各種層次的城鎮（從小市鎮到阿格拉這樣的大城鎮）加速發展的時
期。…傍遮普變成紡織品生產的一個重要中。c，它的產品遠銷到中東、波斯和中
亞。……漢布利最近指出，廣世紀和18世紀的城市發展是與紡織品生產的發展緊密相聯
的。紡織品生產的發展，棉花和染料的種植、分配和加工，以及供應生產者和商人的食
品的生產和分配都是被新貨幣的大量湧入刺激起來的。白銀的湧入及其造成的旺盛需求
並沒有導致通貨膨脹，因為它們刺激了供給的同步增長。「延長的16世紀」的周期性擴
張始於1400年前後，一直持續到18世紀。正如我們在第5章中將要論述的，根本不存在
「17世紀危機」。
中國
自16世紀中期起，白銀注入中國經濟所造成的經濟擴張更為壯觀。明代經濟越來越
在銀本位的基礎上貨幣化，並且至少到17世紀20年代一直在飛速擴張。只是在17世紀中
期，由於氣候、人口、經濟、政治的綜合危機和明、清政權的交替，這種擴張才暫時被
打斷（詳見第5章）。但是，經濟很快得到恢復，並且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又繼續擴張。
白銀和貿易的刺激作用及其引起的經濟擴張在中國南方尤為顯著。這裡僅需對中國
南方的商業化和經濟上的理性選擇作一點浮光掠影的提示：馬克斯（1997a）引述了當
時一位總督的論斷：「交易皆用白銀，白銀流通全省。」商人們向農民預付定金（這種
資本大概也直接或間接來自出口換得的進口白銀），日後收取他們的農產品
（Marks1997a）。馬克斯作了一系列概括性的描述。其中有兩段特別能說明問題：
白銀流回中國（作為出口的回報）。……到1600年，這種貿易造成每年大約有20萬
公斤的白銀流入從寧波到廣州的華南和東南沿海地區。對絲綢的旺盛需求引發了土地使
用方式的重大變化……（另外）到1700年大約一半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壞（低處種植桑樹、
棉花、甘蔗和水稻，高處種植玉米和紅薯）。
南洋所需求的中國制品主要是在廣州及其附近地區生產的和在帝國其他中心收購的。
出口貿易的增長對嶺南農業經濟的影響是間接的，它要經過原棉輸入的環節。這裡的農
民不種棉花而種植甘蔗，用加工制成的蔗糖換取華中和華北的棉花。大部分棉花經過紡
織加工再出口到南洋。這樣，由於對棉紡織品的需求不斷增長，就推動了甘蔗逐漸取代
水稻（占用原有的水田，而種植棉花則需要開墾其他類型的土地）……沒有導致（也不
需要）另外開墾土地來種植供市場銷售的甘蔗，這樣就縮減了珠江三角洲及鄰近地區的
水稻產量，從而增加了市場對稻米的需求。對絲綢的需求增加時，也會出現類似的水稻
田被非食品類經濟作物擠占的情況。
也就是說，「農民在回應商業刺激時把原有的水稻田改種甘蔗或桑樹，而不是開墾
新的土地來種植經濟作物（如棉花）」（Marks1997a），這乃是在經濟上的理性選擇，
而且完全適應了市場機制。本書第4章將更詳細地考察這種進程的制度機制。
因此，華南地區的進程與孟加拉的情況十分類似。農業和定居區域的邊界是隨著它
們的商業化而擴張的，而這種商業化則是在外界需求的刺激下發生的。這種外界需求也
造成了當地的需求和供給。後者則是由於從境外流入新的貨幣而得到金融方面的支持。
亞洲其他地區
裡德（1993）依據文獻資料證明，在東南亞的大陸和島嶼也發生了類似的進程。另
外，東南亞大陸地區研究專家維克多﹒利伯曼談到16世紀和17世紀的情況時寫道：
國內不斷累積的大量需求，定居區域向生產獨特的農產品和礦產品的邊疆地區的擴
展，促進了國內的交換，體現在地方市場的繁衍，各省之間互補性的增強以及貨幣化程
度的提高……（包括）「資本」文化在農村的彌散和某些地方性資本運用方式的滲透。
海外貿易、火器的使用和金銀的輸入通過各種複雜的渠道強化和改變著這些進程…
18世紀，大陸地區的人口增長、土地復耕和關鍵部門的商業交換要麼恢復到原來的
水平，要麼加快了速度。這些進展的動力一方面來自外界的需求——這在泰國和越南南
部表現得最明顯……另一方面來自類似於1680年以前的內部力量的格局。
日本也有類似的情況。在這個時期，白銀和銅的生產迅速擴張，從而支持了農業和
制造業生產、建築業、城市化、商業和商業化的超常增長（除了17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
第5章將考察這20年的氣候反常和金融與經濟困難。）。一位16世紀的學者指出：「甚
至幾乎每一個農夫和鄉巴佬……都經手大量的金銀」（轉引自Atwell1990：667）。這
種說法看起來有些言過其實，但是，其他同時代人的記載也印證了這種趨勢。這些記載
都顯示，甚至他們在一生中就眼見著當時的日本在貨幣化、商業化和經濟增長方面都顯
著地躍上一個更高的水平。另外，池田間996）也引用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來證實，歐
洲人的貿易活動——歐洲人只不過帶來了貨幣——促進了亞洲範圍內的生產和遷徙，從
而促進了亞洲內的貿易活動。
在胡裡﹒伊斯拉莫格魯一伊南（198）主編的（奧斯曼帝國與世界經濟）一書中，
許多學者談到通貨膨脹；但是只有一位學者，即穆拉特﹒齊扎卡對此作了專門的研究。
而他的研究結論似乎不能證實其他人所謂的通貨膨脹的說法，倒是能夠證實我的基本觀
點：在亞洲，與其說價格上漲，不如說生產高漲。齊扎卡證明，這種「供給方面」的生
產和人口擴張在16世紀和17世紀的奧斯曼帝國領地上也是明顯可見的。他對1550年到
1650年布爾薩絲織業的價格作了細緻的研究。他發現，在這個時期的前半期價格確實急
劇上漲，但僅限於生絲，但是到了17世紀，雖然歐洲的白銀一直持續不斷地流入，價格
卻又穩定下來。在這段時期乃至更長的時間裡，絲織品價格則明顯地始終保持穩定
（Cizakca1987：249－251）。齊扎卡本人的「解釋……和結論」是，最初生絲價格的
上漲主要是由於歐洲需求的增長，新的白銀供給使得歐洲人也能從土耳其購買生絲了。
歐洲的這種需求很可能在歐洲的「17世紀危機」時期衰退了。另一方面，齊扎卡在解釋
「絲織品價格漲幅較小」的原因時認為：「價格上漲被絲織品供應的大幅增加阻滯了……
（尤其是）由於境內的各種發展，例如傳統的城鄉工業的擴張，絲織品的境內供應也可
能增加了」。
總之，各種跡象顯示，新的貨幣供給，尤其是來自美洲和日本的貨幣供給，刺激了
亞洲許多地區的生產，支持了這些地區的人口增長。我認為，我們能夠而且應該對奧斯
曼帝國（尤其是安納托利亞和黎凡特）的經濟擴張、波斯薩菲帝國的經濟擴張、當然還
有俄國在西伯利亞的擴張和移民作出類似的解釋。斯廷斯加爾德（1990c：18ff）的發
現也值得重視。他認為，16世紀晚期歐亞大陸主要國家，日本、中國、印度、奧斯曼帝
國、法國和西班牙，面對超常的財政困境，幾乎不約而同地進行了財政改革。他認為，
導致這種「巧合」的唯一共同的因素是，貨幣供給量突然增加了，儘管（與此相關的？）
人口和生產增長也可能是一些因素。另外，我們在第5章和第6章會看到，這種經濟擴張
在整個17世紀持續進行，並延續到18世紀。
另外一個發現對於質疑流行的歐洲中心論和解釋這個時期的發展情況則十分重要。
那就是，各種跡象顯示，歐洲人輸入到亞洲的美洲貨幣刺激了亞洲許多地區的生產和支
持了那些地方的人口增長，其作用大於美洲貨幣在歐洲的作用。這個結論至少可以用兩
個發現加以證實。第一個發現是，新增的貨幣驅使歐洲的物價上漲高於亞洲，而在亞洲，
雖然新增的貨幣引起購買力的增長，但生產也能與之同步增長。人們對於這一發現所能
提出的唯一反駁是，流入歐洲的人均貨幣多於亞洲。但是，本書第4章對人口、生產、
貿易和技術所作的比較可能有助於抵消這種意見。
第二個發現也能有助於抵消這種反駁意見，進而證實當時的亞洲繼續優於歐洲這一
命題：我們將在第6章裡看到，亞洲人口的增長比歐洲要快得多，亞洲人口在世界總人
口中的比例上升了6％，而歐洲人口在世界總人口中的比例基本不變（大約為20％）。
1750年，雖然亞洲人口還不到世界總人口的66O，但生產總值卻是世界生產總值的80％
（見第4章和第6章）。這就意味著亞洲人具有比歐洲人、非洲人和美洲人更大的生產能
力。這與本章的論點是一致的：正是因為亞洲各地的經濟比歐洲經濟更靈活，生產能力
更強，因此新增的貨幣能夠刺激亞洲的生產比歐洲的生產有更大的發展。下一章將提供
更多的證據來論證這個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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