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事實上，大多數歐美大學所耕耘的史學領域造就了一種微觀歷史觀、甚至一
種地方眼界。……歷史學家對於縱向的聯繫（如傳統的延續等等）很敏感，但是對手橫
向的聯繫則視而不見。……無論用各種專題研究所拼湊起來的歷史「學科」的馬賽克是
多麼絢麗多彩，如果沒有一種宏觀歷史、一種嘗試性的總體聯繫圖式、至少是一種歷史
的平行論述，那麼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會的歷史獨特性的全部意義……整合史學就是探
索、描述和解釋這種相互聯繫的歷史現象。其方法說起來很簡單，但做起來不容易：首
先，需要尋找歷史平行現象（世界上各個不同社會裡的大體向時發生的類似發展現象），
然後判斷它們相互之間是否有因果聯繫。…發現近代早期的相互聯繫和橫向連續性，必
須深入到政治和制度史表象的背後，考察近代早期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在這樣做
了以後，我們會發現，在17世紀，日本、西藏、伊朗、小亞細亞和伊比利亞半島在表面
上彼此相互隔絕，但實際上都回應著同樣一些相互聯繫的、至少是相似的人口、經濟乃
至社會的力量。
約瑟夫﹒弗萊徹
在前面幾章裡對全球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結構作了勾畫，但是對它的歷時性運動僅僅
是點到為止，尚未充分揭示。因此，這一章將運用某些分析方法來研究這種歷時性運動，
區分各種歷時性和周期性的運動。因為，如果確實有一個單個涵蓋全球的世界經濟體系，
而且它有一個把各地區、各部門聯繫起來的結構，那麼就有理由推斷，在某一地區或部
門發生的變化應該至少可能在另一個或多個地區或部門產生了反響。我們在第3章看到
全球經濟的通貨流動如何影響到全球經濟的參與者，甚至影響到最遠的角落。再有，我
們在第4章看到這種全球經濟結構及其進程如何有助於塑造和修正哪怕是「地方性的」
制度，如何有助於造就出新的技術來適應環境變化。實際上，不僅體系的一部分能夠影
響另一部分，而且整個體系的相互關聯的結構和運動甚至會影響到每一個部分。
因此，為了解釋和理解任何一種地方的或地區的進程，或許也都有必要研究這些進
程是如何受到當時其他地方的事件或整個世界經濟體系中同時發生的進程的影響和如何
作出回應。正是出於這個想法，我很早以前就呼吁：
無論對經歷不同時間的同一件事物的敘述可能多麼有用，歷史學家對人類的歷史理
解所作的基本（最必要的和最初步）的貢獻乃是成功地敘述歷史進程中同一時間的不同
地點的不同事物。這種考察和敘述整個歷史進程中或整個體系轉變過程中的不同事件的
同時性的嘗試本身——儘管從人們對經驗信息和完備理論的要求看，這種嘗試在實際涵
蓋空間和時間時也許千瘡百孔——乃是向著正確方向邁出的重要步驟（尤其是在今天，
這一代人需要對這單一世界的單一歷史進程有一種歷史的眼光和理解，為此他們必須重
寫歷史」才能滿足這種需求）。
在那之後，約瑟夫﹒弗萊徹發出了更強烈的呼吁，即本章的卷首引語。但是他因過
早地亡故而未能付諸實踐。因此我們應該努力按照他的建議開始去做。再有，約瑟夫﹒
熊彼特早在1939年就說過，經濟周期或商業周期不是可以摘除的扁桃腺，而是有機體的
心搏。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的著作也提供了重要的證據：世界經濟有其自身的周期性心
搏。甚至各種散見的證據也顯示，這種周期性心搏是共同性的，甚至遠至天涯海角，從
而構成了另外一個重要證據：那些偏遠地區也是單一的世界經濟的真正組成部分。
喬治﹒莫德爾斯基曾經建議：我們應該首先確定這個體系，然後再試圖確定其中的
各種周期。但是，也許反過來操作效果更好：先確定影響著廣大地區的各種周期的同時
性，這樣也能提供顯示這個體系的廣度和邊界的主要證據。我在論證青銅時代的世界體
系的周期時就是這樣做的（Frank1993a）。在論證現代世界體系時，為了達到這種結果，
應該而且也能夠發現和分析更多的證據。遺憾的是，只有很少的歷史學家不辭辛苦地去
發現證據來證明各種周期是否和如何超越所謂的各種世界經濟體的界線而相互重合。但
是，莫德爾斯基和湯普森（1996）現在采用這種辦法來確定世界體系的各種聯繫和範圍。
這樣做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若干個世界經濟體是否真的構成了一個世界經濟——幾
乎很少有歷史學家曾經想過它的存在！還是讓我們來在黑暗中摸索一下，對這種橫向整
合的宏觀歷史（弗萊徹的術語）作些探索，看看它可能在我們關心的問題上投下什麼樣
的光亮。
1．同時性不是巧合
我們先把目光放大到我們論述的這個時期之前的一段時間，簡略地考察一下沃勒斯
坦（1992：587）對1250年一1450年歐洲範圍的周期性衰落的論述。其論述方式「是那
些論述歐洲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的學者明確闡釋和普遍贊同的」。布羅代爾在對這同
一時期的考察中強調13世紀末香按地區市場的衰落。他說：
這些時間也與一系列危機恰好重合，這些危機雖然持續時間不等，對當時從佛羅倫
薩到倫敦的整個歐洲的影響程度不等，但是與黑死病一起宣告了14世紀大衰退的到教。
但是，這種衰落僅局限於歐洲嗎？否！阿布一盧格霍德（1989）以及吉爾斯和我
（1992；另參見FrankandGills1993）探討了它在整個非洲一歐亞大陸的反響——這種
衰落導致了本書探討的這個時期。再有，印度歷史學家喬杜裡也談到布羅代爾把13世紀
和14世紀柬埔寨的衰落歸因於生態變化，並且指出美索不達米亞的灌溉農業也在同一時
期荒蕪了。他還探討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錫蘭在大約1236年後突然的災難性毀滅？首先，
我們可以指出，僧伽羅人的衰退不是獨一無二的。從13世紀20年代到14世紀50年代是亞
洲許多社會陷入深刻危機的一個時期。…毫無疑義，在印度洋的各個地區都發生了……
幾乎毀滅性的人口災難。…這些事件難道都是巧合嗎？
我們再進入到本書研究的這個時期。琳達﹒達林在考察奧斯曼帝國與另外一些地區
的事件時寫道：「我們應該把在這些不同國家同時發生的這些潮流當作進行新的研究和
概括的一個出發點。這些事件很有可能…不是單純的表面相似，而是具有結構上的聯
系。」
與之相似的是，斯廷斯加爾德在談到整個歐亞大陸時說：把16世紀遍及歐亞大陸的
金融動盪說成是一種巧合，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我能發現的相互聯繫是金銀存量的增加
以及與之伴隨的金銀在歐亞大陸的不平衡流城
斯廷斯加爾德還指出，貝利（C．A．Bayly）也發現「東半球大部分地區的歷史學
明顯地出現相似的模式，而作者們往往並不知情，否則就能夠幫助他們分辨出這種超出
歐洲帝國的18世紀危機的原因」（Steensgaard1990c：22，轉引貝利的話。但沒有註明
出處）。
最引人注目的是，阿塔爾。阿裡認為；
難道所有這些現象都純屬巧合嗎？在我看來，肯定同一命這恰恰在同一時間征服了
印度和伊斯蘭的廣大世見但又歸因於各個地區的完全不同的（或者說各種混雜的）因素，
這似乎有些強辭奪理。即使我們的探索最終一無所獲，我們也應該看一看是否能發現造
成這些穩定程度不等的帝國統統瓦解的某些共同因素。（Ah1975：386）
第6章將討論為什麼阿裡認為這些現象不是巧合，我的解釋是什麼，與阿裡的解釋
有何不同。我還將考察「東方的衰落」和「西方的興起」的原因和後果。不過，在考慮
這個重大問題之前，我們需要為此奠定一個基礎，先來探究喬杜裡、斯廷斯加爾德、達
林和阿裡提出的上述問題和建議。在利用弗萊徹提出的橫向整合的宏觀歷史時，他們還
能成為我們進行研究和分析的向導。
近年來，有些學者在橫向整合的歷史方面進行了創新的嘗試，其中包括戈德斯通
（1991a，b），一些研究「17世紀危機」的學者，研究康德拉捷夫周期的莫德爾斯基和
湯普森（1996），馬克﹒梅茨勒（199），吉爾斯和我（FrankandGills1993）。下面我
們對其中一些嘗試作一簡略的評述。
2．研究橫向整合的宏觀歷史
(1)人口一結構分析
戈德斯通（1991）的「人口一結構」分析是沿著這個方向所作的一個創新嘗試。他
考察了近現代世界歷史上幾個時期幾乎同時發生的事件，尤其是17世紀40年代中國明代
帝國、奧斯曼帝國和英國的政府崩潰或內亂。他證明在整個歐亞地區有一種普遍的和重
復的周期共振，但是他的人口一結構分析幾乎沒有涉及國際進程，而是僅限於「民族的」
周期性經濟進程和其他經濟進程，他還特別否定任何世界範圍的通貨流動進程。戈德斯
通解釋說：
我的基本結論極其簡潔。這就是，從1500年到1800年，歐洲、中國和中東的周期性
的政府崩潰乃是一個基本進程的結果。……最主要的趨勢是，在相對固定的經濟和社會
結構的背景下，人口增長導致了物價變動、資源轉移以及農業一官僚制國家難以應付的
社會需求的增加。
與其他一些批評者不同，我認為戈德斯通的長時段人口一結構解釋是令人信服的，
至少值得重視和進一步探討，但是，他把『17世紀危機」普遍化的說法則需要商榷。我
曾寫過肯定的書評（1993b），下面還會談到我的一些批評意見。我對他否定短時段的
貨幣因素的說法提出質疑，在我看來，這些因素完全能夠配合甚至強化他所分析的長時
段的結構一人口因素。
（2）有一個「17世紀危機」嗎？
人們對所謂的「17世紀危機」作了大量的思考、討論，也作了某些分析。有許多著
作都論述了它在歐洲的情況或起源。關於「危機」的準確起迄時間，它是否超出大西洋
經濟體的範圍，如果超出了這個範圍，它是否可能與一個「小冰河時期」有關等等這樣
一些問題至今還是有爭議的。因為這個危機包括根食歉收和饑荒、扶病機、以及經濟蕭
條和政治動盪。有證據顯示，在從1620年到1690年的17世紀的70多年間，在某些時候—
—但不總是同樣的時候——在歐亞的許多地方，尤其在日本、中國、東南亞、中亞和奧
斯曼帝國發生了氣候、人口、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危機。
另外，戈德斯通（1991a）準確地指出，在16世紀，人口急劇增長，但糧食生產並
沒有相應的增長，結果至少在明代中國（164年）、奧斯曼帝國和英國結構危機和政治
動亂，甚至導致政治崩潰的局面。在歐洲，整個地中海地區，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和
意大利衰落了。
在此有必要重新考察「17世紀危機」是否具有世界性，尤其是否包括亞洲在內，是
否真的長達一個世紀之久，至少是否長達半個世紀。換言之，「危機」是否基本上局限
於歐洲（但是，尼德蘭此時卻在經歷「黃金時代」）以及其他某些地區；亞洲的危機有
多長時間，是什麼性質？這些問題及其答案對於我們的研究之所以十分重要，有如下原
因。首先，任何橫向整合的宏觀歷史研究都必須考察這個時期，不僅是進行一個重要的
個案研究，而且也因為它能揭示什麼經濟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同時在世界各地起作用。如
果危機真的是全球性的，要麼是因為世界性周期的下降『B」階段（康德拉捷夫的術語）
在起作用，要麼是或者同時是因為像許多人所主張的那樣，歐洲已經在世界經濟中具有
足夠大的影響力，能夠把世界其他地區一起拉下水。如果沒有證據能夠證明亞洲有這種
危機，那也就意味著歐洲的事件還沒有這種足以影響世界經濟的份量，因此也就根本不
存在17世紀的世界危機。
這個問題的論證對於我們研究之所以十分重要，另一個原因是，這將使我們能夠在
下一章裡考察1400年從亞洲開始的和1450年從歐洲開始的「A」階段上升持續了多長時
間。而這又將使我們能夠考察吉爾斯和我（1992；1993）提出的五百年長周期運動是否
持續到近代早期。這方面的證據和論證也將在第6章的分析中起重要作用：為什麼「東
方的衰落先於西方的興起」（阿布一盧格霍德的說法，1989：388）。進一步說，「17
世紀危機」存在與否的證據將提供必要的背景，使我們能夠考察被確定在廠世紀範圍內
的危機的時間長度、類型和性質。我特別關注1640年前後20年的危機，並在下一節裡加
以討論。
世界性的「17世紀危機」存在與否或波及範圍的問題早就成為某些人、尤其是《現
代亞洲研究》雜誌（1990）一些文章考察和討論的對象。阿謝德（Adshead1973：272）
提出了中國17世紀總危機的論點。他認為：「歐洲的危機實際上在世界範圍產生了反
響……不僅影響了歐洲，而且也影響了伊斯蘭世界和東亞。」由此人們提出並考察了一
些相關的問題：17世紀是否有一場普遍持久的危機？答案看來是否定的。在多大程度上
有一場持續的危機，它波及什麼地方，在世界或亞洲大部分或許多地區是否有這方面的
證據？答案看來是否定的。在世界若干地區，包括亞洲是否同時有一場較短時間的經濟
和政治危機？答案看來是肯定的，即在17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這些不同地區或國家的
危機是否相關？答案看來是肯定的。這些危機能否歸咎於戈德斯通所強調的人口原因？
那種說法值得商榷。那麼它們是否都與氣候因素和農業收成問題有聯繫呢？很可能如此。
那麼它們是否也與共同的貨幣問題有關，或者是由共同的貨幣問題引起的呢？這是一個
特別有爭議的問題，我是傾向於持肯定意見的一派。下面我就談談我的看法。
我們來看看其中的一些證據。東南亞研究專家安東尼﹒裡德（1990）認為，東南亞
肯定經歷了「17世紀危機」，這種經歷在亞洲是普遍性的。他指出，在該世紀中期以及
稍後的時間裡，東南亞因為特別依賴貿易的發展，因此出口價格的降低造成生產的低落，
在經濟上損失很大，馬尼拉等地的貿易無論是數量還是在世界貿易中的比例都下降了。
裡德或許過多地強調馬尼拉「危機」的東南亞效應，強調馬尼拉在西屬美洲與中國和日
本之間的中介角色。緬甸的勃固是在1599年遭到滅頂之災的，從時間上看也不能歸因於
17世紀中期的危機。不過，關於東爪哇和中爪哇，裡德（1990：92－95）特別強調17世
紀前期到中期長達75年的干旱以及從1645年到1672年連續的低降雨量。17世紀30年代和
40年代，緬甸和印度尼西亞遭受了旱災和饑荒；逞羅和柬埔寨盛產稻米的沖積平原大概
也降雨不足。這種經濟蕭條也對在東南亞活動的荷蘭人和其他歐洲商人產生了負面影響
（Rei1990，Tar小ng1992：488－493）。裡德也注意到有關歐洲人占領的東南亞某些地
點人口減少的報道，但是他認為，正因為是占領區，這些報道可能不具有代表性。
的確，裡德特別關注的東南亞島嶼和馬來半島不應該具有代表性。利伯曼（1996：
802，801）在對裡德這部著作的評論裡寫道：「所謂的問世紀衰退根本不存在。……在
我看來，廠世紀分水嶺的說法基本不能用到大陸地區。」利伯曼（199：800）特別提出
「延長的16世紀」，並且證明，東南亞大陸地區的繁榮持續到18世紀。
裡德把利伯曼的的評論送給我，請我參考。但是他堅持認為東南亞普遍經歷了廠世
紀危機，而且似乎還堅持他更早的主張：「17世紀危機」可能是世界性的，包括亞洲在
內。他是在《現代亞洲研究》雜誌（1990）上提出這種主張的，但是在同一期雜誌上的
其他文章否定了這種見解。
亞洲其他地方（以及美洲）的證據也不太能夠支持裡德的見解。約翰﹒理查茲
（1990）在同一期《現代亞洲研究》上實際上也帶著這個問題考察了印度的情況。他特
別強調的是，除了17世紀30年代的饑荒外，在莫臥爾統治的印度絲毫沒有顯示出有這種
長期「危機」、甚至短期「危機」的跡象。相反，人口、城市化、生產、生產力、政府
的收人和儲備都與前幾個世紀一樣在繼續擴大。地方性的、地區性的和地區間的貿易也
在發展。正如本書第2章對印度貿易的評述、第3章對農業、城市化和制造業的擴展與通
貨流入和物價水平之間關係的論述所顯示的，印度在17世紀是很繁榮的。所有的證據都
支持著同一個結論：印度的經濟在整個17世紀都在繼續擴張。另外，大多數現有的各種
資料都證明，印度的海外貿易、尤其是由印度人經營的海外貿易還在發展。由於對東南
亞貿易是印度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這似乎也否定了裡德所謂該地區商業明顯衰
落的論點。有意思的是，雖然裡德（1997：4）有資料來論證1640年以後東南亞群島四
種關鍵出口商品的衰減，但是，他寫到印度的情況時卻是這樣說的：印度的「進口想必
在1650年以後急劇衰落了，儘管我們只有荷蘭東印度公司布匹進口的數字，這方面的衰
落比總體衰落要緩慢一些。」我突出了句子中的「想必」一詞。很顯然，他沒有資料來
證明這種衰落，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衰落則與上述的歐洲商人被印度商人所取代的情況
完全一致。
在同一期的《現代亞洲研究》上，威廉﹒阿特韋爾考察了「東亞的普遍危機』問題。
顯然，他在整個問世紀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但是，正如我在下面要援引的其他文章一
樣，阿特韋爾也發現了氣候問題（火山塵埃和天氣變冷），這種因素似乎導致17世紀30
年代和40年代中國和日本的農業產量、尤其稻米產量大幅下降。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和政
治狀況都一度嚴重惡化，包括饑荒不斷、商貿衰退、企業倒閉、出口縮減和外銷壓價等
等。另外，阿特韋爾（1986，1990）強調，中國和日本的短期經濟危機是相互關聯的：
都有共同的氣候問題；在貿易上相互依賴；都有共同的貨幣問題。阿特韋爾是「銀貨危
機」的主要鼓吹者。他認為這種危機是促成1644年明王朝垮台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一點
我們在下一節裡將加以考察。
但是，朝鮮也與中國和日本關係密切，而阿特韋爾卻不能論證朝鮮同時面！陸的相
關的經濟問題，似乎朝鮮的問題僅僅是因為朝鮮還沒有從幾十年前與中國和日本的武裝
沖突中恢復過來造成的。再有，我們在第2章也指出中亞的經濟活動和貿易出現某種衰
落跡象，至少有一種轉移跡象，而中亞也與中國有密切聯繫。另外，俄國的經濟在整個
廠世紀一直在擴展。
那麼，是否有一個普遍的「17世紀危機」呢？弗萊徹（198：54）也提出了這個問
題。看來，答案是否定的。另外，阿特韋爾（199：681）也寫道：「總之，說東亞作為
一個地區在17世紀經歷了一場長期的危機的論點是讓人很難接受的。」正如我們在前面
指出的，這種說法對於南亞地區和北亞的俄國西伯利亞地區就更不適用了，這兩個地區
都在大規模地開拓。斯廷斯加爾德（1990：686，688）也作了總結：「這裡發表的3篇
文章（指《現代亞洲研究》同一期上阿特韋爾、裡德和理查茲的文章）儘管才華橫溢贗
料翔實，但都未能給亞洲存在問世紀危機的觀點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它們甚至不能
讓讀者確信：廠世紀危機的概念對於研究亞洲歷史有用。』言之鑿鑿，我們不能不表示
贊同。
西亞也沒有普遍的「17世紀危機」。波斯的薩菲王朝結束於1724年，但是把這歸因
於17世紀中期的一次危機，可能追溯得遠了點兒。正如戈德斯通（1991a）所分析的，
奧斯曼帝國也問題叢生，但它卻能轉危為安；而且，正如在前面指出的，伊斯拉莫格魯
一伊南（1987）和琳達﹒達林駁斥了那種說奧斯曼帝國在17世紀就衰落了的論點。蘇萊
雅﹒法洛奇也與他們大體一致。他給《奧斯曼帝國經濟社會史》撰寫了「危機與變遷，
1590—1699年」這一章。他對「17世紀危機」這個一般命題能否用於奧斯曼帝國進行了
一番斟酌，結論是不能。布爾薩的紡織品生產和海外貿易因利潤日減而衰落了
（Faroqhi1994：454－456），但是，隨著生產的區域化和分散化發展，在其他地方形
成了紡織品生產中心，阿勒頗和伊茲密爾等產銷一體的城市加強了各自與內陸的商業聯
系，這與我所論證的同一時期拉丁美洲的情況很相似（Frank1978a）。
那種認為在1600年前後奧斯曼的經濟就開始完全變成歐洲的世界經濟體的附屬物的
推斷看來是過於草率了。應該說，（在17世紀初到18世紀中期）經歷了一個持續的「經
濟自立」的時期。……奧斯曼的有些行業重整旗鼓，還有一些行業……是新興的。……
換言之，奧斯曼的經濟具有自身的潛力，不是毫無生氣和不堪一擊的。甚至到18世紀……
那些全面衰落的論斷也應該被視為是沒有根據的假
布魯斯﹒麥高思在為伊納爾西克和誇塔爾特主編的《奧斯曼帝國經濟社會史》撰寫
的那一章（1994：710）指出：「奧斯曼政府在18世紀進行了大量的財政改革，僅就此
而言就足以打破至今在歷史學家中盛行的那種停滯論的神話。」
在我過去的一部論述歐洲經濟的著作中，有一章討論「17世紀的蕭條」。我特別強
調（1978a：89－91，94），當時印度的經濟在擴展，西亞『自16世紀以來（與歐洲相
比）沒有質的變化」，北大西洋的漁業和北美殖民地也在發展。至於拉丁美洲，我認為
在白銀的生產和出口方面有所衰退（這一直是一個引起人們探討的問題），但是，其他
的經濟活動和拉美範圍內的地區間貿易都在發展。
總之，很顯然，根本不存在普遍化的長期的「17世紀危機」。阿謝德（1973：272）
提出：「歐洲危機實際上具有世界性的反響」。雖然裡德（1990跨門從亞洲整體的情況
予以論證，但是這個命題肯定不符合實際。從世界經濟的角度和亞洲的情況看，地區性
的或國家的危機基本上是局部的，而且只有二三十年的時間。日本在該世紀中期就很快
恢復過來，中國在17世紀末也恢復了元氣。歐洲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發生了較普
遍的衰落；但是尼德蘭和英國卻從中獲利。在下一章我們將探究亞洲經濟在17世紀的持
續擴展對我們的主要論點有什麼意義。這裡我想先考察一下，既然沒有一種普遍的「17
世紀危機」，那麼這個世紀中有哪些短期的危機。
（3）1640年的銀貨危機
17世紀中期，尤其日本和中國確實發生了二三十年的短期危機。它們似乎主要是由
氣候與貨幣問題引起的，當然它們也可能是一次世界經濟的康德拉捷夫「B」階段下降
的組成部分，而這種下降階段通常持續二三十年。
人們往往忽視中國的貨幣經濟與鄰邦和世界經濟的關係史，對日本也是如此，更不
用說朝鮮了。即使對此有所思考，但通常也是否定這種關係。15世紀，中國的白銀生產
總共僅有4，000噸（Cartter1981；459）。戈德斯通（1991a：371一375）認為，中國
對歐洲的貿易從未超過中國經濟的豆％，往往不到0．3％，而中國從日本進口的白銀量
很大。在丹尼斯﹒柏林等人提出的新論證的影響下，戈德斯通（1996年的私人通信）對
自己的觀點作了一些修改。
但是，戈德斯通明確地否定貨幣問題是危機的起因之一，他甚至在論述中國的一節
使用這樣的標題：「財政危機，並非通貨危機」（1991：371）。他否定阿特韋爾
（1977，1982，1986）和阿謝德（197）的設想：17世紀30年代，西屬美洲和日本的白
銀生產和出口的衰減促成了明朝的衰亡。他承認，1640年前後，明朝政府在徵集租稅以
及供養軍隊方面遇到嚴重的困難。但是，戈德斯通——以及莫魯格尼和夏為忠、馮格拉
汗（1996）——批駁了阿特韋爾把白銀供給說成一個重要因素的論點：
白銀進口的急劇衰減……對於晚明經濟造成災難性的後果……許多人無法交納租稅
和還債……由於軍餉和裝備不足，明朝政府……失去控制……先是無力鎮壓內部的起義，
繼而無力應付滿族的入侵。……（這）肯定加劇了它的困境，破壞了統治的穩定基礎。
阿特韋爾在另一篇文章中還寫道：
這些不受帝國官僚政府控制的因素也使晚明經濟惡化了。其中一個並非不重要的因
素是帝國的貨幣體系。……白銀在經濟中起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6世紀後期外來
白銀的大量湧入反而導致了（貨幣供給的）失控。……秘魯、墨西哥和日本白銀生產的
波動、馬德裡和江戶的保護主義情緒、海盜活動和海難，這一切都使中國的對外貿易關
系變得極不穩定，在我們討論的這段時期（1620－1644年）尤其變化莫測。在17世紀30
年代末和40年代初，這種波動恰好與侵襲中國和東亞其他地區的惡劣天氣及洪災、旱災、
歉收等重合，造成了特別嚴重的反響。
柏林和吉拉爾德茲認為，明朝的財政和政治統治早在17世紀初就被進口白銀的供給
增長削弱了。由於明代的市價以及稅款額都是按白銀來固定計算的，因此白銀供給的增
長使它們都貶值了。白銀供給的突然衰減則使銀和銅、銀和糧食之間的比價有所上升。
實際情況很可能如此，但是也不必以此來否認白銀供給的突然衰減對明朝財政的進一步
的打擊。
莫魯格尼和夏為忠全面地反駁了這個論點。他們認為，「明朝末年（指該世紀二三
十年代），這種（日本白銀）貿易達到了頂點」，而「（包括美洲白銀在內的整個）白
銀貿易是在明朝垮台之後而不是在此之前達到頂點」。但是，根據他們對中國進口的日
本白銀和通過馬尼拉、台灣及其他渠道進口的白銀的全部可考資料所作的重新考察，我
們看到了相反的情況。按照他們的計算，17世紀30年代前半期，從日本進口的白銀在
120噸上下波動，在1637年和1639年上升到當時最高數量200噸和170噸，然後在問世紀
物年代前半期又跌落到平均每年105噸。他們認為，人們在塞維利亞看到的超過大西洋
而來的西屬美洲白銀的減少並不意味著美洲白銀生產的衰退，這是因為跨太平洋的銀貨
運量平均為總產量的17％，在17世紀最初周年增加到總產量的萬％，40年代增加到40％
以上。「西班牙所損失的至少一部分就是中國所得到的」（198：63）。
但是，根據他們書中的表1，在1621年到1630年的10年裡，運到馬尼拉的白銀總量
從900萬比索（23噸）下降到700萬比索（18噸），在1641—1650年的10年間又降到400
萬噸。「（中國和馬尼拉之間的）貿易唯一重大的衰減發生在1636－1641年」
（MolougheneyandXia1989：64）。但是，他們反駁阿特韋爾的論點，宣稱明朝面臨的
問題完全歸因於「內部因素，而不能歸因於國際白銀運動的波動」
（MolougheneyandXia1989：67），卻似乎沒有被他們提供的數據所證明：跨太平洋而
來的白銀每年減少了13噸（從23噸減少到10噸），從日本進口的白銀在17世紀40年代前
半期減少到105噸，在1643年，即明朝結束的前一年甚至減少到70噸。而從日本進口的
白銀原來在17世紀30年代末大約每年為180噸，在17世紀30年代初大約每年為120噸。根
據裡德（199：27）的綜合統計，各種來源的白銀的總供給量（幾乎都輸入到中國）在
17世紀頭10年平均每年為150噸，在20年代為178噸，在30年代為162噸。然後，這種供
給在40年代突然下跌到每年89噸，在50年代下跌到每年68噸，在60年代回升到每年82噸
（其中40％是由歐洲商人供應的太
白銀短缺的另一個標志大概是銀和銅的比價。恩迪米思﹒威爾金森（1980：30，27
－29）在討論「1628－1660年的市場崩潰和金融波動」時強調尤其在歉收和饑荒年份米
價的大幅上漲以及白銀與銅錢之間比價的變化。用當時較流行的、後來更通用的銅錢來
衡量，米價在1628年到1632年上漲了9倍，在1642年達到最高峰，然後在高位上波動，
到1662年降到原來水平的兩倍，到1689年才低落。如果用銀兩來衡量，到1642年為止，
米價僅漲了4倍，到1663年就恢復到17世紀明年代的水平。威爾金森還強調，到1642年，
銅銀比價逐漸上升了一倍多，然後就瘋漲，到1647年高出原來的比價8倍之多。到1662
年緩慢回落到前一水平，此後直到產世紀80年代都在更高或近似的水平上波動。
與莫魯格尼和夏為忠一樣，威爾金森把銅兌換銀的比價下跌歸因於銅錢成色的急劇
下降。實際上也確實如此。威爾金森的觀點發表於阿特韋爾以及最近關於白銀短缺的討
論之前。而莫魯格尼在最近的討論期間依然把銅錢貶值的主要原因歸咎於銅錢成色的急
劇下降（199年的私人通信）。但是，銀兌換銅的價格相應地增加兩倍到九倍則可能是
白銀短缺的表現，這是值得探究的。同一時間由氣候和歉收造成的糧食短缺因經濟、政
治和社會動盪而加劇了，而這些又體現為耕地價格急劇下跌。這種形勢再加上白銀短缺
以及白銀對銅的比價上漲，也能解釋為什麼按銅錢衡量而不是按當時更值錢的白銀衡量
上漲了兩倍而且較長時間居高不下。簡言之，中國國內大米和銅錢按白銀計算的價格似
乎反映了白銀的短缺，這是值得探究的。在17世紀30年代末是這樣，在40年代更是這樣，
在50年代依然如此，只是稍有緩解。因此我只能贊同阿特韋爾等人的觀點：白銀供給確
實對明、清政權交替的原因和後果都有影響。
再有一個證據是，明朝政府在1643年考慮重新發行紙幣的建議。建議遭到否定是由
於政治上的虛弱，可能還由於擔。心再發生以往的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會進一步造成
政治上的危害。鑒於白銀繼續短缺，甚至缺口越來越大，清朝初期被迫（或有能力）在
1650年到1662年印發了有限的紙幣。後來紙幣又被廢止——是由於白銀的供給又恢復了
嗎？
馮格拉汗（1996）也向明代銀貨危機論提出了挑戰。他的論證更翔實、理論更精密。
與英魯格尼和夏為忠一樣，他否定證明明代有一場銀貨危機的證據和推理。「儘管對葡
萄牙人進行限制和驅逐，日本的白銀出口在1636－1639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數量，在17
世紀40年代初期保持一個很高的水平。」卜。nGlahn1996a：437）他也不相信經由馬尼
拉或印度的白銀供給有很大的變化，因此「這裡匯集的白銀流動的資料絲毫沒有顯示出
明朝末年中國的白銀進口有什麼急劇的縮減。……總之，在明朝統治末年，中國經濟沒
有發生任何白銀進口的突然萎縮」。
而且，馮格拉汗還在理論上對明代銀貨危機論作了一些辯駁。他認為，更重要的不
是白銀流入，而是白銀存量（而且，與前一個世紀的進口相比，白銀進口僅下降了
4％）。再有，中國物價的下跌先於白銀輸入的衰減；他也討論了銀銅比價的變化和銅
錢成色的下降——這在前面已經談過了。但是，我在討論這一問題時也對中國的通貨膨
脹問題提出異議；而馮格拉汗的資料和論證也支持了我在這方面的觀點。另外，他認為，
當白銀稀缺時，白銀和黃金的比價下跌，因為白銀價格會上漲。這聽起來挺令人信服，
但是他對黃金供給的變化沒有提出任何證據，因為（正如他在私人通信中承認的）這方
面還沒有被人充分地研究。
但是，最有意思的，也是最能給人啟示的，是馮格拉汗繪製的表格，尤其是表5。
他用表5顯示了他自己對中國白銀進口的估算（參見本書第3章的論述）。他承認這些估
算是保守的。按照他的估算，1631—1635年為436噸，1636－1640年為573噸（其中496
噸是從日本進口），1641—1645年為249噸（其中209噸從日本進口），1646—1655年為
186噸，以後進口量重新上升（vonGlahn1996a：444）。值得注意的是，與他的明確說
法相反，他的數字（與莫魯格尼和夏為忠一樣，數字與論斷恰好相反）顯示，在明朝於
1644年終結前夕和之後一段時間，白銀進口量明顯地減少了一半多。也就是說，馮格拉
汗自己的估算也與我們前面提到的地的說法相抵觸：日本的白銀出廠「保持一個很高的
水平」，「明朝末年中國的白銀進口沒有縮減」。那麼我們如何看待他（以及英香格尼
和夏為忠）的其他論證呢？（關於我在這方面的看法，請參閱Frank1998b。）
另外，阿特韋爾（1982：90）還指出，當時的中國學者已經意識到這種外來白銀的
影響。而且，日本及其統治者當時也承受到類似的壓力。與中國一樣，氣候變冷臧許又
是一次小冰河時期？）引起了糧食短缺和疾病流行，而白銀產量的下降造成了貨幣和財
政的瓶頸。
實際上，在這個時期，歐亞許多地方都遭遇到氣候變冷、疾病增多、人口增長停滯
或地區性的負增長、貿易停頓、貨幣供給困難等等問題。已經衰弱的明朝政府更是備受
困擾。這些問題引發了經濟停滯、國內的動亂和政府的財政軍事困難，結果是無力抵禦
滿族入侵。1639年，日本限制長崎的對外貿易。雖然中國的對口貿易仍繼續進行，並且
實際上取代了其他國家的貿易，但是中國商人卻不能應付他們在馬尼拉的債務，導致了
1640年兩萬華人被屠殺。供應中國的白銀急劇減少，引發了中國南方的通貨緊縮和經濟
衰退，與此同晚惡劣的天氣、嚴重的蝗災、澇災和旱災也破壞了其他地方的農業。內外
交困的政府變本加厲地徵稅，但是手頭缺少白銀和現金的南方人虛與委究、盡量拖欠。
另外一個學者這樣描述：1644年初，拖欠的軍餉累積起來高達幾百萬兩銀子，而從南方
運來的稅款僅有幾萬兩。帝國糧倉實際上已經空虛。…叫涼被圍困時，御林軍已經5個
月沒有關銷了。…軍心渙散，軍紀蕩然無存。（明朝）居然能維持到這個時候，不能不
說是個奇跡。阿特韋爾（1986：235）指出，日本縮減白銀出o使得已經減少的產量能夠
更多地用於國內，日本在管理他們的對內和對外的貨幣體系方面比中國更成功。日本禁
止白銀出口，提升了白銀的價值，再次使出口黃金變得有利可圖；但是日本的白銀出口
也並沒有停止。有一點阿特韋爾和另外一些學者沒有講到，但我們至少可以推測，那就
是，由於日本可以獲得的自產白銀不斷增多，因此日本統治者能夠更好地管理他們的通
貨，抵禦金融風暴，而明朝政府則在這場風暴中沉沒。
明朝政府先是亡於中國北方的起義，然後又被滿族征服——取而代之的清朝持續到
1911年。但是白銀短缺在其中起的重大作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雖然莫魯格尼、夏為
忠與馮格拉汗否定這一點，但是他們所提供的證據卻是相反的。正如阿特韋爾所總結的：
「明朝的垮台一部分是因為它沒有繼續運轉的資金」（Atwell1986：229）。但是，甚
至清初統治者也不得不承認（1647年南方沿海的廣東總督給皇帝的奏折）：「貿易（實
際上）接近停頓。……因此，很顯然，澳門來人做生意，廣東就繁華；木來人，廣東就
遭殃」（意譯），因為葡萄牙人沒把白銀帶來（轉引自Atwell1986：233）。馬尼拉一
澳門之間的白銀貿易在17世紀30年代為43噸，但是在1640年葡萄牙推翻了西班牙統治後，
葡萄牙商人不再與西屬馬尼拉做生意（Atwell1982：87），儘管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
們下面要分析的對白銀短缺的一種反應。1636年到1640年，對向馬尼拉出口白銀所徵收
的稅額減少了一半多；從那時起，從中國開往馬尼拉的船舶數量在1641－1645年從123
艘減至83艘，在1646－1650年減至58艘，在1556－1660年只有25艘（Adshead1988：
209）。
短期的白銀短缺和通貨危機不一定就與戈德斯通（1991a）對17世紀40年代中國、
英國和奧斯曼帝國的長期結構一人口和財政一政治危機解釋不能協調。相反，白銀短缺
危機也可能對上述國家、或許還有世界其他地區的變動產生類似的消極影響。有意思的
是，亞當﹒斯密早在1776年就注意到這個時期世界白銀市場供給的變化：
到1630年與1640年之間或在1636年左右，美洲礦山的發現所招致的銀價低落似乎已
告完成，而且與谷價比較，銀價似乎到了從未有過的低點。到了現在這個世紀（18世紀）
（當白銀生產重新增加時）銀價多少趨於上升，這上升的趨勢或許在上個世紀末以前即
已開始。（Smith1937：192）也就是說，亞當﹒斯密也注意到，當白銀供給的增長快於
其他商品供給、尤其是小麥（當時稱作「谷物」）供給的增長時首先會引起其他物價的
上漲。但是，在17世紀30年代中期，顯然由於白銀供給的衰退，這種通貨膨脹出現了一
個停頓，在該世紀中期之後才又卷土重來。
白銀（和黃金？）的短缺似乎在俄國也有反響。俄國沙皇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下令禁
止金銀出口，甚至禁止金銀幣的出口。但是，在17世紀中期，這種禁令特別頻繁，而且
納稅也必須交納金銀。17世紀60年代，盧布的含銀量在此前二十多年間已經下降了，為
了增加貴金屬的供給，政府鼓勵外國人攜帶貨幣到俄國，但是強行壓低外國貨幣與俄國
盧布兌換的比價。
達林（199）對奧斯曼帝國在17世紀衰落的神話提出異議，建議使用「更中性的術
語『分散化』（和）『堅實化」』。戈德斯通把奧斯曼的危機稱作財政危機，但否認這
種危機與貿易有關，與外界的貨幣供給就更無關了，他偶爾才提到這種貨幣供給的衰退。
但是，他沒有注意到，自1580年起由於西班牙的低廉白銀和波斯錢幣的強勁競爭，奧斯
曼鑄幣被逐出商業流通領域。奧斯曼人用西班牙白銀和波斯錢幣維持了經濟的發展，因
此在1640年以後他們自己的鑄幣就完全停止使用了。財政危機成為17世紀的一種常態。
某些城鄉經濟活動陷於停滯乃至衰退（Pamuk1994），但正如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的，
有些活動轉移到安納托利亞的其他地方，並沒有發生普遍的經濟衰退。人們很難分清在
這些「國內」事件中何者為因，何者為果，但無論何種事件，都肯定是白銀輸入縮減、
尤其是17世紀30年代的白銀輸人縮減的結果。
但是，戈德斯通（1991a：367，78－79）還對把白銀與奧斯曼危機和1640年的英國
革命聯繫起來的說法提出異議，而且還否認貿易是一個重要因素。他把英國革命歸因於
三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政府的財政困境。第二個因素是精英集團成員之間的階級內部
沖突——精英集團幾乎都卷入商業活動（Goldstone1991a：80－81）。但是，與其他地
區一樣，英國政府在1640年也找不到足夠的錢來供養軍隊。在這場「革命」之後，商業
利益在政治上享有比以前更大的份量（Hill1967：99，129）。另外，裡奇和威爾遜
（1967：439－440）則強調，1639－1640年乃是英國以及歐洲其他地方價格明顯下跌的
三個時期的第一個時期（另外兩個時期是1645－1646年和1657年初）。因此他們強調：
「在1640年到1660年間整個歐洲的這三個連續周期……是不能用地方原因來解釋的。……
整個經濟節奏……肯定是全歐性的，甚至可能遍及世界。」
再回到西班牙白銀。從美洲運到西班牙的白銀的準確數量一直是有爭議的。加西亞
一巴蓋羅﹒岡薩雷斯（1994：119）重新對此作了考察，而且考慮到沒有記載的白銀走
私。他得出的結論是，在17世紀前半期，美洲和西班牙之間的貨運噸數下降了1／3，白
銀進口量下降了2／3。這種下降在1640前後加劇了。
實際上，葡萄牙在1640年擺脫西班牙的統治也是因西班牙跨大西洋的白銀運輸量下
降而引發的，這一年加泰羅尼亞的造反也可能肇始於此。（一位考古學朋友在巴塞羅那
郊區卡斯特爾德費爾斯發掘出一個外國錢幣地窖，是它的主人在1640年到1643年間埋藏
的，顯然是為了躲避當時的動亂。）與中國明朝政府和英國政府一樣，西班牙政府也遇
到金融困難，無法維持足夠的軍事力量。它的歲入之所以下降，首先是因為白銀產量太
多而導致白銀貶值，接著在17世紀30年代因美洲銀礦縮減生產和輸出而導致白銀短缺
（Flynn1982）。當馬德裡的宗主權受到西邊的葡萄牙人和東邊的加泰隆人的威脅時，
馬德裡優先考慮的是得到法國支持的加泰隆人的挑戰，因而犧牲了在葡萄牙的統治地位。
西班牙史的權威J．H．埃利奧特在那篇論「西班牙的衰落」的著名文章中認為，西班牙
的衰落是「從1640年底開始的，當時西班牙及其國際勢力明顯地走向瓦解」。
葡萄牙對果阿的「印度貿易」也是在1640年達到「頂點」，並由此開始了一段「沉
悶」時期（Ames1991：17，23）。另外，葡萄牙在1642年簽定了它的第一個商務條約。
這是1703年梅休因條約的三個先例中的第一例（另外兩個是1654年和1667年簽定的條
約），梅休因條約使葡萄牙在付出一些代價的情況下獲得了它所希望的英國保護。1640
年以後，葡萄牙迫使荷蘭資本退出在葡屬巴西的蔗糖種植園，荷蘭人只得轉移到莫屬巴
巴多斯，把那裡變成蔗糖種植園（Harlow1926，Frank1978a，b）。1640年，荷蘭東印
度公司對亞洲的出口（主要是白銀）也相對減少（RichandWilson1967：309）。
正如我們在前面指出的，在地球另一邊發生的這些事件損害了葡萄牙商人與馬尼拉
的西班牙跨太平洋運來的白銀來源的關係，從而也對中國產生了有害的影響。但是，從
另一方面看，中國的各種變化很可能先是支持了西班牙的興起，然後又促成了它的衰落。
柏林和吉拉爾德茲（1995，b）反覆強調：「西班牙帝國的興起與衰落最好是從以中國
為中心的世界經濟的背景來考察。」其理由在於，中國對白銀的需求不斷擴大，先是抬
高了白銀的價格，從而增加了西班牙的財富，但是後來由於白銀供大於求，迫使白銀價
格壓低到西班牙人的生產成本的水平，甚至低於成本。西班牙王權遭到沉重的打擊，原
因在於，運到西班牙的美洲白銀越來越多，導致銀價下跌，國王政府財政收入的購買力
下降了。與同一時期的明朝政府一樣，西班牙政府為了遏制財政收入的惡化而加強對民
間經濟的壓搾。民間經濟因此遭到幾重損害：捐稅越來越重，自身收入越來越少，白銀
生產和流通的縮減——日益跌落的白銀市場價格再也不能彌補其日益增加的生產成本。
這些市場力量在1640年前後造成白銀生產的突然萎縮，動搖了西班牙經濟的整個基礎。
總之，在「17世紀危機」期間，亞洲長期持續的「A』階段擴張被40年代發展到頂
峰的世界通貨危機所打斷。大規模的白銀生產導致白銀相對於黃金的比價下跌。白銀價
格的下跌和技白銀計算的通貨膨脹導致了利潤率的急劇下降，從而導致了拉美。中歐、
波斯和日本等出口產地的白銀生產衰退。實際上，雖然日本在前一階段因大量出口白銀
而出現經濟景氣，但日本最終為了對付這種危機而嚴格禁止白銀（合法）出口。日本回
應這一危機所采取的著名的「鎖國」政策也可以用這種世界體系背景來解釋，即用這種
全面貿易赤字的經濟地位來解釋。但是，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這種鎖國政策並沒有終
止了貿易活動，而是調整了貿易活動——解決對外的貿易逆差，調整國內的各種利益。
日本以及一些歐洲國家之所以經受住這場金融一經濟風暴，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應歸
因於它們仍然擁有白銀的來源和供給，而對於不幸的明朝來說，這種來源和供給萎縮得
太厲害了。但是，由於日本的鎖國政策、葡萄牙反對西班牙的鬥爭、荷蘭公司與英國公
司的角逐、清朝征討南明的戰爭等等政治事件，東亞的某些貿易也出現了嚴重的中斷。
而這些政治事件也可以根據這個銀本位世界因白銀短缺造成的通貨危機來解釋。具體地
說，對白銀短缺造成的這種通貨危機給予更多的關注或許能夠從長遠的角度幫助解釋日
本的「政治」決策，即閉關自守，僅向荷蘭人開放一個門戶，因為荷蘭人（與葡萄牙人
不同）給日本提供了出口其他商品（不僅是白銀）的可能性。實際上，中國部分地退出
海上貿易的原因也應該根據類似的金融背景來重新進行分析。但是，當經濟增長和政治
穩定很快恢復時，一個經過改組的世界經濟就擺脫了17世紀中期的「小危機」。總體上
看，正如在前面看到的，還有許多關於17世紀經濟增長的證據。
目前的討論肇始於阿謝德（197）的建議：應該把中國的危機和1644年明朝的崩潰
與白銀短缺聯繫起來考察。但是無論這種觀點正確與否，它都不能支持聲稱中國也有一
場「普遍的」危機的說法。中國的危機肯定不同於阿謝德（1973：272）所說的「1590
年到1680年歐洲經濟的長期萎縮」，更不是由後者引起的。因此，儘管阿謝德首先提出
中國和歐洲都對同樣的世界範圍的力量作出反應的論點很值得稱讚，但是我們不能贊同
他的結論：中國和歐洲在17世紀「分道揚鏢」（Adshead1973：278ff）。他不僅主張，
有一個普遍的「17世紀危機」，而且還認為，中國和歐洲作出了不同的反應，中國是靠
老辦法而得以恢復，歐洲則是通過變革原有的制度結構而擺脫了危機。但是，正如我們
在第2．3、4章看到的，中國的制度結構也適應和促進、至少是不阻礙18世紀的經濟增
長。由於阿謝德堅持歐洲中心論的偏見，這不僅誤導了他對世界通貨危機的分析，使他
貶低他也承認的中國經濟在18世紀的恢復和增長，而且還使他重複那種老調：歐洲的經
濟增長畢竟主要源於歐洲某些「獨特的』喇度。他認為，這些制度是歐洲在回應「17世
紀危機」時形成的——中國沒有！這就再次把歐洲的果實說成先於亞洲和世界經濟的樹
干。我們更不能接受的是阿謝德得出這種結論的推理過程：「塞維利亞是世界範圍貨幣
體系的中心，這個體系的崩潰促成了17世紀遠方的亞洲革命。…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
歐洲的危機實際上產生了世界範圍的反響。」（Adshead1973：272）錯了，塞維利亞不
是任何世界體系的中心。儘管白銀從它那裡出出進進，但依然處於邊緣的歐洲不可能產
生這種世界範圍的深遠反響。無論金錢可能產生什麼回響（而且我們認為它確實產生了
多方面的深遠反響），但是任何歐洲中心論的眼光都會阻礙和誤導對這些世界範圍反響
的分析和解釋！
這正是以往大多數人對這一時期進行分析時的重大局限，因為這些分析（包括我自
己的分析在內）完全是以歐洲為中。乙。有些分析（包括我的分析，見Frank1978a）試
圖用以五六十年為一個周期的康德拉捷夫長周期及其長達二三十年的危機論來分析17世
紀。但是，康德拉捷夭周期完全是建立在歐洲經濟。至多是大西洋經濟的基礎上。正如
前面指出的，我發現，在這個時期，例如印度和拉丁美洲（更不用說尼德蘭了）正處於
一個明顯的經濟擴張時期。這種情況被解釋（或者說被錯誤地解釋）為，當中心或核心
地區的貓走開或忙於應付自身的康德拉捷夫周期性危機時，依附地區的老鼠就玩得更痛
快。我的《低度發展的發展》（Frank1966）一文和《資本主義與拉丁美洲的低度發展》
（Frank1967）一書就是這樣解釋的。然而，我現在的觀點與當年不同，而且也與沃勒
斯坦至今堅持的觀點不同。我認為，歐洲和（或）大西洋經濟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或核
心，這至少部分地否定了以前的分析。當然，即使正如我們前面看到的，不存在普遍性
的「（整個）17世紀的危機」，但是，我們還是可以、而且最好是把17世紀中期這個時
期理解為一種世界經濟的康德拉捷夫的「B」階段危機的體現，而且這種危機也采取了
通貨危機的形式。
（4）康德拉捷夫分析
在我以前論述從1492年到1789年這段時期的那部著作中，雖然我當時是從以歐洲為
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角度考慮問題，我已經試圖從17世紀或更早的時候開始確定
康德拉捷夫周期（Frank1978a）。從那時起，沃勒斯坦也逐漸地從康德拉捷夫「長」周
期的角度來論述他所謂的以歐洲為中心的「現代世界體系」的興起和發展。他在第一卷
（1974）起步時還有些猶豫不定，從1450－1640年普遍擴張的「延長的16世紀」的角度
來描述歐洲的世界經濟的起源。在第二卷（1980）分析1600年到1750年的（現代世界體
系的）「鞏固」時期和第三卷（1989）分析1730年到1840年「第H個大擴張時代」時，
他越來越多地運用比較短的康德拉捷夫（？）長周期。喬舒亞﹒戈德斯坦（198）也是
用康德拉捷夫「長」周期來研究重大戰爭的發生時間。他的研究利用了布羅代爾（1992）
和我（1978a）對前幾個世紀的研究成果，追溯到16世紀。
更近的情況是，莫德爾斯基和湯普森（199）把世界範圍的康德拉捷夫分析推至更
遠的時間，試圖從公元930年開始確定大約50年一循環的周期。這就使我們現在這個階
段成為第19個康德拉捷夫周期，而不是第5個周期（康德拉捷夫的大多數追隨者的看
法），也不是大約第11或第12個周期（Fran1978a，Goldstein1988）。莫德爾斯基和湯
普森在930年到1250年的宋代中國發現了連續4個康德拉捷夫周期。但是從那以後（我認
為這正是他們的研究的主要局限所在），他們認為，康德拉捷夫波動的技術創新動力和
世界經濟中心轉移到西歐。在他們看來，推動他們所謂的19次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技術
創新」的發源地是從1190年以後的第5個康德拉捷夫周期開始從中國轉移到歐洲：「繼
家代中國之後，變革的領導權轉移到熱那亞和威尼斯，然後又向西轉移到葡萄牙，最後
轉移到全球體系的主導國家」（ModelskandThompson1996；原未刊稿1994：225，表7．
2，8．3）。
但是，根據前面所展示的許多證據，世界經濟及其領導中心（如果有這種領導中心
的話）至少直到1800年為止都始終在亞洲。這種明顯的矛盾至少可以通過考察莫德爾斯
基和湯普森所確認的技術創新部門來解決。最初的4個康德拉捷夫周期是從印刷術和造
紙術開始的，這些技術創新都發生在中國。從他們所謂的始於1190年的第5個康德拉捷
夫周期起，技術創新都發生在歐洲。但是，讓我們來看看這些歐洲的技術創新的實際情
況：始於1190年的第5次康德拉捷夫周期的創新是香料市場。然後直到第12個康德拉捷
夫周期結束的16世紀80年代為止，技術創新先後是黑海貿易、威尼斯大帆船艦隊、胡椒、
幾內亞黃金、印度香料、波羅的海一大西洋貿易。在17世紀，第13和第14個康德拉捷夫
周期的中心分別是「美洲一亞洲貿易（種植園）和美洲一亞洲貿易」。最後，只是在
1740年以後才輪到棉花和鐵（但是似乎早了點，因為英國的棉紡織技術發明是從18世紀
60年代才開始的）。19世紀的創新是蒸汽利用、鐵路以及鋼、化學和電氣。20世紀的創
新是汽車、宇航、電子技術以及信息產業。
不管怎麼樣，從第6個康德拉捷夫周期（125年）到第14個康德拉捷夫周期（1688—
1740年），除了兩個例外，其他所有創新都與亞洲貿易有關：黑海貿易、「威尼斯」大
帆船、胡椒、香料，尤其是「亞洲貿易」。兩個例外是幾內亞的黃金（也是用於支持亞
洲貿易的）和波羅的海一大西洋貿易。另外，在始於1740年（雖然太早了點）的第匕個
康德拉捷夫周期之前，這些創新沒有一項發生在工業和制造業部門。看來，莫德爾斯基
和湯普森在辨認世界經濟的歐洲「中心』發生的「創新」時也不免犯「張冠李戴」的錯
誤。因為這些創新不過是歐洲人爭取從亞洲的真正經濟活動中心謀取好處的漫長努力的
反映。莫德爾斯基和湯普森（199；原未刊稿1994：217）承認，從第5個到第9個康德拉
捷夫周期，「在另外兩三個世紀裡，直到哥倫布時代在內……中國市場仍然是世界貿易
的磁石」。
在正式的文本（1996）中，莫德爾斯基和湯普森講得更明確——但也更自相矛盾：
從七世紀末開始的歷次康德拉捷夫波動之間的共同點是那種努力發現從歐洲到亞洲
的新路線的嘗試。…沖世紀歐洲乃是一個從英國到中國的更大的經濟體系中的區域性亞
體系。……但是，我們認為，（從第5個到第8個）這4個康德拉捷夫波動是以意大利城
邦（尤其是熱那亞和威尼斯）的貿易活動為中心的，從而維持了從宋代中國的最初衝動
到歐洲各國在全球大擴張之間的康德拉捷夫波動鍊條的連續性。……但是，經過這些地
點的轉移，歐洲亞體系的主導貿易部門的最終焦點是調整亞洲高價值商品向歐洲的流動。
說得不錯，但是他們至少把中國和亞洲其他磁石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時間減少了三個
世紀，而且否定了它們後來依然保持的對歐洲的吸引力。他們自己也指出：「葡萄牙通
往印度的路線乃是嫁接在傳統的遠程貿易網絡上」，「因為亞洲貿易是整個荷蘭網絡的
關鍵部分」，而且長期以來也是整個歐洲貿易網絡的關鍵部分
（ModelskiandThompson1996；原未刊稿1994：154，113）。也許就像莫德爾斯基和湯
普森（199；原末刊稿1994：97）所說的那樣：「世界強國在其處於學習階段時就造成
了大多數的根本性經濟創新。』就此而言，歐洲人在學習上是很吃力的，因為，至少在
歐洲人抵達亞洲後的三個世紀裡，世界上的經濟和政治強國還是在亞洲！因此，既然莫
德爾斯基和湯普森提出「世界」經濟的康德拉捷夫波動的關鍵是「主導部門」和「創新」
的情況，那麼更多地看看亞洲在這些『主導部門」和「創新」中的情況，可能會對人們
有所裨益。說到底，正如第4章已經論證的，所謂的18世紀末之前歐洲技術的「領先地
位」主要是19世紀和20世紀歐洲中心論的神話的產物。
梅茨勒（Metzler1994）也擴展了對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橫向空間搜索。他認為，日
本，更明顯的是中國都經歷了50年一循環的康德拉捷夫波動，其時間至少與以歐洲和美
洲為基礎的「典型的」康德拉捷夫波動一致。他提示，它們可能有一種體系上的聯繫，
或者用弗萊徹的術語說，在整個世界經濟中有橫向聯繫。這種提示足以促使人們進行遠
比現在更深入的研究。根據我們前面對17世紀叩年代的通貨危機和可能存在的康德拉捷
夫危機的論證，尤其能肯定這一點。對其他陷入通貨、經濟和政治困境的時期，例如
1688－1690年（這個時期的困境可能促成了印度西海岸的蘇拉特和東海岸的默蘇利柏德
姆的衰落）以及1720年以後這兩段時期，都可以從康德拉捷夫周期和通貨角度來進行類
似的研究。
（5）1762－1790年康德拉捷夫「B」階段：危機和衰退
1762一1790年是另一個可以從康德拉捷夫周期來分析的下降的「B」階段。在這個
時期，法國、尼德蘭、聖多米尼克一海地、英屬北美殖民地（後來的美利堅合眾國）、
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發生了重大的政治劇變，被稱為「工業革命」的技術變革也發端於此
時。我（1978a）和沃勒斯坦（198）曾經從歐洲和大西洋的「世界」經濟的角度對這個
時期作過分析，這裡再把它放在另外一種世界經濟的脈絡中重新加以考察。
雖然我在1978年進行分析時，對傳統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起點僅追溯到1790年，但
是我認為，這種周期早就開始了。我把1762－1790年作為康德拉捷夫周期的「B」下降
階段並進行了考察（1978旬。近年來，我（199，1995）把自己原來對這個時期所作的
研究與布羅代爾（1992）的研究作了比較。布羅代爾一方面宣稱：「（歐洲的）世界一
經濟是最大限度的共振平面。……這種世界一經濟千方百計地在一個廣大的範圍造成統
一的價格，就像動脈系統把血液分配到整個肌體一樣」（Braude1992：83）；但是另一
方面他又指出：「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一經濟的影響應該很快就超出任何被認為是最大
限度的界限」，由此他陷入困惑：『真正令人驚異的是，歐洲局勢的韻律超越了它們本
身的世界一經濟的嚴格界限」。
當然，我們是在探討一個世界經濟裡的世界經濟周期。關於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的
「世界一經濟」（帶連字符的）與吉爾斯和我的「世界經濟」（不帶連字符的）之間的
區別，請參見我（199）以及我和吉爾斯（1993）的著作（其中也收錄了沃勒斯坦的一
篇答覆）。布羅代爾的著作中就提供了有關的證據，雖然他本人並不承認這一點。布羅
代爾（1992：76）複製了一幅關於1742－1785年俄國出口貿易及其貿易收支的逐年波動
曲線圖。他指出：「可能由於購買軍火造成的結果，在1772年和1782年出現兩次短暫的
（貿易）盈餘下降」（Braudel1992：463），但是他沒有作出任何評論。實際上，這幅
曲線圖還顯示，在1762－1763年有一次大幅下降，而且這三次下降都與俄國出口大幅下
降曲線一致，不一定都與進口軍火相關。
不過，這三次短暫下降期也都發生在三次世界經濟衰退的年份。布羅代爾是在另外
論述阿姆斯特丹情況的一章（199：267－273）對這三次世界經濟衰退作了一些討論。
但是他沒有把世界經濟衰退與俄國同時發生的上述情況聯繫起來。布羅代爾在另外一章
複製了一幅1745－1776年英國與北美殖民地的貿易收支曲線圖。圖中顯示，同樣在1760
－1763年和1772－1773年，英國的進口大幅下降，出口也有下降（這幅曲線圖沒有延伸
到80年代）。而布羅代爾既沒有尋找這兩個曲線之間的聯繫，也沒有尋找其中任何一條
曲線（更不用說兩條曲線）與它們所體現的世界經濟衰退之間的聯繫。從他對這些經濟
衰退的評論看，他的這種遺漏就顯得更奇怪了。關於第一次經濟衰退，他寫道：「由於
通貨短缺，危機蔓延開來，造成大量的破產；危機不僅出現在阿姆斯特丹，而且蔓延到
柏林、漢堡、阿爾托納、不萊梅、萊比錫、斯德哥爾摩，在倫敦也造成了嚴重後果。」
（Braudel1992：269）談到第二次衰退，布羅代爾指出，1771－1772年歐洲各地農業普
遍嚴重歉收，挪威和德國出現饑荒。他還指出：
這次嚴重的危機很可能因同樣發生在1771—1772年的印度大饑荒的後果而變得更加
嚴重，使東印度公司的運轉陷入混亂。那麼，這次嚴重的危機的原因何在？毫無疑問，
上述各種因素都起了作用，但是信用危機周期性發作不是一個實際原因嗎？……當時的
人們總是把這種危機與某些重大破產事件聯繫起來。（Braudel1992：268）最後，在論
述北美殖民地的一章裡，布羅代爾談到：
1774年12月16日的波士頓茶會，當時一些反抗者化裝成印第安人，登上停靠在波士
頓港口的3艘東印度公司貨船，把船上的貨物扔到大海裡。這個事件雖小，卻標志著殖
民地——未來的合眾國——與英國決裂的開球
然而，布羅代爾還是沒有把發生在同一些年份的美洲事件與他所分析的世界其他地
方的事件聯繫起來。一個對「格局」特別敏感的世界史學者為什麼會是這樣，甚至根本
不去尋找其中的聯繫？沃勒斯坦（1979；198，228）至少還提到「七年戰爭」後在1763
年出現了一次「戰後衰退」，而且還大段論述了在經歷了與美國革命相關的戰爭後於18
世紀80年代出現的「戰後貿易蕭條」。但是，沃勒斯坦也沒有提到在這二者之間於於18
世紀對年代發生的衰退，而正是這一次衰退引發了美國革命。
然而，如果我們按照弗萊徹的建議去分析，我們就會看到，所有的這些事件和其他
一些事件都通過一系列世界經濟／體系的商業循環而相互聯繫，都處於我在20年前所考
察過的那一個康德拉捷夫長周期的危機階段（Frank1978a）。概括地說，1763年結束
「七年戰爭」的巴黎和約就是在始於1761年的衰退和長期下降趨勢的影響下簽定的。從
1764年起，美國的食糖條例。駐營條例、印花稅條例和湯森條例也都是在這種情況下發
布的，這些法令和條例引起北美殖民地的極大不滿；更嚴重的措施是禁止發行債券和紙
幣，從而使殖民地的通貨膨脹形勢和債務人的困境變得更加嚴峻。但是，北美殖民地輕
而易舉地解決了這些問題，尤其是同期性的復甦繼之而來——直到1773年開始了又一輪
的衰退。另外，豆770一1771年孟加拉大饑荒也使英國東印度公司找到一個大發橫財的
機會。它請求國會給它以救濟，結果獲得1773年的茶葉條例，授權它向美洲市場傾銷茶
葉。北美人則用布羅代爾提到的「茶會」方式把這些茶葉傾倒進大海。英國在1774年用
魁北克法案和不可容忍法令進行報復，從而使經濟沖突迅速演化為政治壓迫。這反而激
發了北美人民對1775年4月19日列克星敦和康科德「響徹世界的槍聲」與1776年《獨立
宣言》的支持。
18世紀80年代的衰退造成了英國和俄國貿易收支的變化——布羅代爾指出了這種變
化，但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錯誤的診斷。這場衰退甚至在法國和新建立的美國產生了更
重要的反響：點燃了1789年的法國革命和導致了美國的新憲法。在邦聯制的美國，18世
紀80年代初的衰退以及廣85一1786年更嚴重的經濟滑坡引發了大規模的民眾政治運動，
例如1786年的謝司起義；兩次經濟危機激發了人們對聯邦主義者的支持和對邦聯條例的
否定。由此才使1787年美國憲法取代了邦聯條例（Frank1978a：206－208）。在大西洋
的另一端，這場衰退致使尼德蘭在18世紀80年代中期發生了巴達維亞革命——這場革命
「一直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其實這是歐洲大陸的第一場革命，是法國革命的先聲」
（Braudel1992：275）。這場衰退也引發了法國革命（Frank1978a）。
另外，18世紀最後30多年也是印度「衰落」加速時期。60年代在奧斯曼經濟中也出
現急劇下降的曲線，看來與大西洋各地經濟的康德拉捷夫危機階段有聯繫；中國的經濟
也在這段時間開始衰落。我們將在第6章對這些情況作詳細的考察。
（6）一種更廣闊的橫向整合的宏觀歷史？
弗萊徹（1985）建議，我們「首先需要尋找歷史平行現象（世界上各個不同社會裡
的大體同時發生的類似發展現象），然後判斷它們相互之間是否有因果聯繫」。如果我
們遵循這種建議去做，就會發現，世界歷史上的所有橫向同時發生的事件都不是如喬杜
裡所猜想的那種巧合，而是如弗萊徹所提示的，是一種「整合的橫向歷史」中的「相互
聯繫的歷史現象」。弗雷德裡克﹒特加特（Teggart1939）早在（羅馬和中國：歷史事
件相關聯繫研究》中就提出了這種研究方法並付諸實踐。他的這部著作顯示，研究整合
的世界歷史是可行的（而且，特加特、吉爾斯和我都認為是必要的），不僅對於近現代
史，而且對於古代史、甚至史前史都是可行的。例如，吉爾斯和我（199；1993）就考
察了從公元1700年追溯到公元前1700年非洲一歐亞範圍的長周期，我在〈精銅時代的世
界體系周期》一文中還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
這種更長遠的歷史視角也使我們能夠對不同歷史時期進行比較。這些比較使我們有
可能確定橫向整合歷史的各種可能的模式。這些模式可能反映出體系的「特徵」，如世
界經濟／體系的空間的和部分之間的不平等的結構、時間上不平衡的進程與發展。沃勒
斯坦（1974）和我（1978a，b）以及其他一些人闡釋了過去五百年間「現代世界體系」
的「經濟」特徵，莫德爾斯基和湯普森（199）則闡釋了其「政治」特徵。吉爾斯和我
把對這些外表特徵相同的研究擴展為對「五千年世界經濟體系」的研究（1993），英德
爾斯基和湯普森（1993）以及蔡斯一鄧恩和霍爾（1997）則作了更深入的探討。
上述研究的一個焦點是體系中導致「世界體系中的霸權轉移』（吉爾斯的說法）的
那些結構方面的和時間方面的——可能是周期性的——特徵。吉爾斯和我（1992，1993）
不是單純從蒙古歷史的角度，而是從橫向整合歷史的角度，探討了成吉思汗領導的蒙古
人在13世紀的興衰對於世界體系的意義。從這種比較的視角看，如果按照艾伯特，伯格
森的建議（私人通信1996），用蒙古人的命運來類比「西方的興起」，或許能夠給人以
啟示。
從結構角度看，蒙古人與歐洲人的相似之處是，他們都是處於（半）邊緣或（半助
腆地區，都向往並且侵入到「核心」地區與「核心」經濟體——後者主要是東亞，其次
是西亞。實際上，中國是引力的中心，也是這兩個被蔡斯一鄧息和霍爾（1977）稱作
「邊疆國家」所覬覦的首要目標。中國也往往是世界體系範圍創新的發源地。蒙古人不
僅先後侵犯中國和西亞，而且先後在中國和西亞建立了元朝和其他蒙古人國家。吸引歐
洲人的磁石也始終是中國。這是哥倫布和麥哲倫向西跨越大西洋所要抵達的目標。他們
的後繼者在多少世代裡沉溺於開闢從北大西洋和加拿大北部抵達中國的「西北通道」的
夢想（直到核潛艇與原子能破冰船出現，這條通道才「打開」），同時還沉溺於從歐洲
經北冰洋到中國的東北通道的夢想。歐洲人最終設法在中國海的某些通商口岸撬開了一
個半殖民地的「門戶」，並在沿路的西亞和南亞的許多地方建立了殖民統治。與先前的
蒙古人一樣，歐洲人也連帶地侵犯日本和東南亞。蒙古人的海上進攻聲勢浩大，但沒有
成功。歐洲人的海上入侵規模甚小，卻更為成功（雖然在日本僅僅觸動了邊緣）。
從吉爾斯和我對世界體系範圍的長時段周期的角度看，值得重視的是，蒙古人和歐
洲人都是在亞洲這些原來的經濟「核心』處於長期的經濟衰落的「B」階段時從邊緣侵
入東亞和西亞，並取得（相對和暫時的）成功。吉爾斯和我（199，1993）認為，蒙古
人入侵最初取得的成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應歸因於東亞和西亞被侵略地區政治和經濟狀
況的惡化，這些地區的經濟早在蒙古人到來之前就呈現衰落景象——例如巴格達在1258
年被蒙古人攻佔之前的情況（Frank1992）。
此外，吉爾斯和我（1992）認為，蒙古人的「太平盛世」雖然改善了貿易環境，但
畢竟是「曇花一現」。我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這種基本的惡劣經濟條件使蒙古人的
龐大帝國不可能持久存在，而最終變成地區性碎片。有人認為，蒙古人因部族內江而在
政治上虛弱無力，使他們不可能在馬背上治理天下。我們認為，那種經濟條件比貿易保
障或所謂蒙古人在政治上的虛弱無力更重要（順帶說，蒙古人從來也沒有想在馬背上治
理天下）。迄今為止，在亞洲處於又一個下降的「B」階段時，歐洲和西方的冒險和入
侵活動要成功得多，這應歸因於它們（同時在世界範圍）進入工業化的新經濟階段，但
是它們也很快呈現出地區特徵。正如我們在下一章將要論述的，這種工業化的創新對世
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周期的意義要麼沒有得到全面的估量，要麼被人們錯誤地理解
了。此外，從長遠的歷史視角看——從1800年算起到現在畢竟不到兩個世紀——關於這
種西方的「創新」活動及其世界經濟後果的最終證據還沒有水落石出！
總之，儘管歷史拼圖中的每一片看上去都可能絢麗多彩，但是只有把它們放在整合
的宏觀歷史中的適當位置，才能更充分地鑒賞它們。正如弗萊徹指出的，如果不這樣做，
我們就不能充分理解各個社會或事件的『借殊性。的含義。如果我們想理解為什麼東方
『衰落」和西方『興起」，就必須這樣做。當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下一章就是
「做」的一個初步嘗試。我們將會看到，無論把「西方的興起」與蒙古人的興起加以比
較是否有所裨益，「西方的興起」也必須從世界體系的角度來考察。這種比較確實提示
我們，一個原先的邊緣地區能夠利用亞洲「核心』的政治經濟衰落的（暫時的？）時機
而再次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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