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世界歷史也就意味著面對一些有關人類命運的終極問題。……我們應該把歷史，
尤其是世界歷史看作對一種未來希望的反映。……逃避全球視野的挑戰，也就是不敢面
對歷史學家的中心任務——譯解歷史的意義。在一個危機時代拒絕世界歷史，也就是拒
絕承擔歷史學家的根本責任：用一種有意義和有益的方式讓社會反思自己的過去。……
世界歷史已經變成一項追求世界統一性的事業。
保羅﹒科斯特洛（1964：213，8－9，215）這一章考察的問題是，為什麼西方能夠
（暫時地）勝出。在這一章裡將提供兩個答案，並對這兩個答案之間的關係進行探討。
一個答案是，亞洲人變得衰弱了，另一個答案是，歐洲人變得強大了。這聽起來好像是
陳詞濫調，但是我們還要進一步考慮：是什麼使亞洲人變得虛弱，是什麼使歐洲人變得
強大，是什麼把這兩個過程聯繫在一起。另外，這個問題和答案本身也不是什麼陳詞濫
調，因為其他各種「解釋」實際上都基於某種假設或論斷：亞洲原來是而且被認為始終
是「傳統的」（社會）。這些「解釋」還宣稱，歐洲先是憑借自身力量使自身「現代
化」，從而脫穎而出，然後又慷慨地把這種「現代化」送給亞洲和其他地區。由於西方
的這種「示範作用」，有些地區自願地接受了這種「文明」和「進步」的贈予。另外一
些地區則不得不接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強加的這種禮物。據說，其他的亞洲人，更不
用說非洲人、拉丁美洲人甚至某些歐洲人（以及少數北美洲人）因浸潤於他們的傳統而
衰弱。
前面幾章的論證已經顯示：亞洲人並不比歐洲人更「傳統」，實際上遠不如歐洲人
那麼「傳統」。而且正如我們下面要論證的，歐洲人本身沒有任何創造，更不談不上靠
自身力量搞」現代化」了。這種觀點從根本上推翻了上個世紀以來的歷史學和社會科學，
也推翻了鼓吹「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兩者永不相遇」的人文科學。它們實際上發
生了交匯，但根本不是以歐洲中心論所謂的方式。問題是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交匯？
我在前面幾章裡試圖逐漸搭起一個腳手架，目的就是基於整個世界經濟的結構和運
動來建構一個初步的答案。第2章勾畫了全球經濟的生產和貿易輪廓以及地區間聯繫。
第3章考察了金錢是如何在世界流通體系中運行並刺激世界旋轉的。第4章考察了隨之產
生的世界人口和經濟總量、技術性質和制度機制，並且考察了亞洲幾個地區是如何維持、
甚至加強了它們在全球的優勢。第5章提出了一種全球宏觀歷史分析的方法，借助這種
方法我們就會發現世界各地的各種事件和進程往往與共同的經濟周期相關聯。
這一章將要探討1400－1800年亞洲在世界經濟中的優勢，在19世紀和20世紀是否與
如何轉變為自身的劣勢和西方的優勢。這種轉換的發生也許是由某些世界經濟聯繫和某
種機制造成的，至少是由它們創造了條件，第5章對這些聯繫和機製作了探討：自1400
年開始的長期擴張周期（或者說「A」階段）似乎持續到18世紀，但是從那以後轉入衰
落的「B」階段，至少對於亞洲來說是這種情況。世界經濟的周期，尤其是世界經濟的
危機既產生了危險，又造成了機遇——正如中文裡「危機」這個詞的含義。但是，因為
各個經濟部門和地區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的位置和角色不同，它們在危機時的情況也不同。
由此我們可以根據前幾章得出的結論和建構的腳手架來探討「東方的衰落和西方的興起」
的原因與後果了。這一章分成4節：（1）是否有一種長達幾個世紀的世界經濟「滑行」
周期——在亞洲該周期的擴張的「A」階段轉入收縮的「B」階段？（2）亞洲的「衰落」
是什麼時候與如何表現出來的？（3）歐洲和西方是如何「興起」的？（4）這種衰落和
興起是如何通過全球與地區的人口、經濟和生態運動而在世界經濟的結構中聯繫起來的？
1．是否有一個長周期的滑行軌道？
我們在第5章說到，普遍的「17世紀危機」是不存在的，自1400年起從亞洲開始的
長期全球經濟擴張至少持續到18世紀中期。這個結論使我們可以按照吉爾斯和我提出的
五百年長周期而進人到近代早期。寫作本書的最初動力之一就是要探討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承認早在1500年以前就存在著一個具有「A／B」交替階段的長周期的古老世界體系
（FrankandGills1993），那麼這對於沃勒斯坦的1500年以後的「現代世界體系」意味
著什麼？在這些周期中，每一個擴張的「A」階段之後都會出現一個收縮的「B」階段，
每個階段都持續兩到三個世紀。我們經過追溯、辨認和確定，發現自公元前對機年以來
非洲一歐亞大部分地區共同經歷著這種周期性演變，後來又把這種時間推前到公元前
3000年（Frank1993a）。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這些長周期是否持續到近代早期，如
果確實如此，那麼會產生什麼後果？
在此我們不想回顧這些長周期的整個歷史，但是需要指出，公元1000—1050年到
1250—1300年是一個新的重要擴張時期。在那個時期，宋代中國在重要技術、生產、商
業發展方面和總的經濟發展方面尤為突出。麥克尼爾（1983）認為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
重要的「中心』。莫德爾斯基和湯普森（1996）把他們所考察的從公元930年開始的大
約50年一循環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最初4個周期都放在中國。沃勒斯坦（1992：586－
588）也指出：「在各種有關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論著中已經清晰地論述並廣泛地
接受了擴張與收縮的模式。……例如，1050－1250年是歐洲擴張時期（十字軍、殖民運
動）。……1250－1450年的『危機』或大收縮也包括了黑死病。」阿布一盧格霍德
（1989）認為，這個最後階段的第一個百年，即1250－1350年，是第一個擴張時期，從
1300年以後則是收縮時期。她的這個結論是基於她對整個非洲一歐亞地區的「13世紀世
界體系」的分析。吉爾斯和我（1992，1993）則考察了整個非洲一歐亞世界經濟／體系
中直到1250年前後的擴張的「A』階段和直到1450年前後的收縮的「B」階段。
吉爾斯和我（1992）把1450年前後定為又一個新的「A」階段的開端，這或許很接
近沃勒斯坦問974）對歐洲的世界一經濟的分析。拉維﹒帕拉特和沃勒斯坦（1990）把
1400年定為印度一次大擴張的開端，而當時我們對此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現在再來回
顧世界經濟，這次擴張確實是從1400年開始的，但不僅在印度如此，而且在東南亞也如
此，很可能在中國也如此。
在世界經濟邊緣的西端，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在黑海和東地中海的活動，以及熱那
亞人通過地中海向西進入大西洋的擴張活動，都是這次世界經濟擴張的次要組成部分。
西班牙在伊比利亞半島的「復地運動」以及伊比利亞人深入大西洋的創舉也都如此。他
們先是抵達亞速爾群島、馬德拉群島和加納利群島，接著又沿西非海岸繞行。伊比利亞
人的這次擴張又為尋找和發現一條通往金銀遍地的東亞的航路奠定了基礎。伊比利亞人
沿著兩條路線航行，一條是向西的環球航行，穿越大西洋，然後或者經由霍恩角和巴拿
馬，或者經由墨西哥，再跨越太平洋，另一條路線是向東沿非洲海岸、繞好望角到東方。
後一條路線不僅比較短，而且能夠更快更多地分沾印度洋和南中國海沿岸地區的財富。
只是在發現了美洲的金銀財富之後，向西航行才變得有利可圖。這一發現使歐洲人第一
次真正有機會在亞洲支配的全球賭場中下賭注。另外，首先和主要是亞洲經濟從1400年
起再次擴大了商業活動和實現繁榮。
問題是，上述的長周期中的這個擴張的「A」階段持續到什麼時候？當我們把這種
周期運動追溯到公元前1700年時，我們實際上停在1450年，「暫時接受』其他學者所描
述的自那時開始的周期運動的「基本輪廓」。
博斯沃思（1995：224）在根據城市發展資料修改自己過去對這個周期及其階段的
起迄時間的研究結論時寫道：「吉爾斯和弗蘭克似乎過早地聽到長時段周期的喪鐘……
轉而投身於較短的康德拉捷夫波動（如果這確實是他們的立場）。這兩個現象……並不
一定是互不相容的。」的確，那實際上可能是我們的實用立場，但在理論上我們也考慮
到這兩種周期在原則上是互相包容的。這實際上就是前面第5章討論「通貨分析與1640
年的危機」時的主旨，儘管我還沒有論述在一個長周期階段裡如何包容若干個康德拉捷
夫周期（請參見第5章對莫德爾斯基和湯普森的觀點的評述）。
但是，更值得考察的問題是，這個（可能的）「A」階段持續了多長時間。回答是，
至少持續到1750年。博斯沃思也根據他的城市發展資料提出類似的問題，得出的結論是，
這些資料也「肯定」了有一個較長的「A」階段的觀點：由於有一個16世紀的下降曲線，
對於全部25個世界最大城市來說，長周期並不完全適用；但是，「東亞的相對城市等級
（反映了25個大城市中東亞最大城市的發展）直到1650年前後一直很高，在那以後，它
才與歐洲一大西洋城市體系的發展速度同步。這種「蹣跚」狀態持續了一個多世紀」
（Bosworth1995：221－222）。在他的表8．4中，東亞和歐洲一大西洋城市的相對城市
等級曲線直到1825年才相交，此時亞洲的經濟政治力量都衰落式微了。1850年，倫敦取
代北京，成為世界最大城市。正如第4章已經指出的，羅茲﹒墨菲（1977）也把東方衰
落與西方興起的交叉點定在1815年前後。
因此，這再次表明，這個（迄今最後一個）世界經濟長周期的擴張階段——至少在
亞洲——持續了三個多世紀之久，即從15世紀開始，貫穿整個17世紀，至少直到18世紀
前半期，甚至到18世紀末。前面所考察的17世紀的證據也支持這種從1400－1450年開始，
貫穿整個問世紀，至少直到18世紀初的「延長的16世紀」的擴張的概念。另外，正如第
4章已經指出的，生產的大擴張和人口的增長主要發生在亞洲，而歐洲是在很晚的時候
才趕上來。兩地的經濟擴張都是由於歐洲人帶來美洲金錢而刺激起來的。從世界歷史的
現實與發展的角度看，正是（完全是）因為有了美洲金錢，歐洲人才擴大了對世界經濟
中這種以亞洲為主的生產擴張的參與。另外，我們必須得出結論：當時世界經濟中最強
大、最活躍的部分一直是在中國和印度。
因此，我認為，這兩個以及亞洲其他重要經濟體曾經具有。而且繼續具有一種長周
期的經濟增長模式，這種增長在達到其擴張的「A』階段的最高轉折點後轉入收縮的「B」
階段。另外，這些亞洲經濟體之間當然是相互關聯的。因此，一旦擴張或收縮發生時，
它們幾乎同時經歷這種擴張和收縮的階段，這不可能是「巧合」，對此也無須驚訝。但
是，這些亞洲經濟體不僅彼此相互關聯，而且都是統一的全球經濟的組成部分。可以推
測，這個統一的全球經濟具有自身的長期發展周期。這裡要論證的是，在1750—1800年，
尤其對於亞洲最核心的經濟體來說，大約自1400年開始的這種長周期的上升「A」階段
達到了最高轉折點，轉向繼之而來的長時間的「B」階段。另外，正如我在以前（1978a）
和第5章裡所證明的，1762年到1790年是較短的康德拉捷夫長周期的一個「B」階段。
長期擴張的「A」階段在18世紀晚期的亞洲走到盡頭，隨後是（周期性的？）衰落。
這使當時還處於邊緣的西方第一次真正有機會改善自己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相對和絕
對地位。只是到了那個時候，西方才能進一步進入一個（暫時的？）主宰時期。我們現
在有一個可以類比的局勢：目前的世界經濟危機使也是處於世界經濟邊緣的所謂「新工
業化經濟體」得以興起。我們會發現，與這些東亞「新工業化經濟體」一樣，歐洲當時
先是實行「進口替代」（當時是在「主導」工業，即原先依賴亞洲進口的紡織品制造
業），然後也逐漸實行「出口拉動」——先是面向西非和美洲相對受保護的市場，然後
面向整個世界市場。
歷史上也有相似的情況。正如蔡斯一鄧恩和霍爾（1997）所說的，有些（並非所有
的）處於邊線或邊題的「邊疆國家」對處於「核心』的經濟體、社會或政治體（或帝國）
發出革故鼎新的挑戰。有些（半）邊睡的經濟體在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發生危機時抓
住機會（同時避開危險）而獲得好處（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特
別需要強調的是，可以毫不誇大地說，這種地位變化（正如槍座位游戲一樣）每一次都
主要取決於比較突然地在體系中心發生並波及整個體系的危機，而不是主要取決於原先
的（半）邊睡地區或其新興的「領先」部門的長期「準備」或可預見的「興起」。
因此，我們就需要進一步探討18世紀晚期是否從亞洲開始了世界政治經濟衰落的
「B」階段，從而有利於原先處於相對邊緣的、此時迅速上升的歐洲人。以前我們已經
確認的世界體系周期（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暗含的意思是，眾多
大國——奧斯曼帝國、莫臥爾帝國、薩菲帝國、清帝國和哈布斯堡帝國——同時「沒
落」，應該伴隨著一場世界體系危機和一個「B」階段。我們在這一章結束時將對這個
長周期（其「B」階段看來是18世紀末在亞洲開始的）的歷史連續性進行一點反思。對
相關理論問題的探討將放在第7章。
我們還應該提出一些重要的歷史問題：亞洲的政治經濟衰落究竟是從什麼時候（准
確的時間）開始的，原因何在，這些衰落過程是不是一個長周期的「B」階段的組成部
分。這些相互關聯的問題也涉及更深遠的理論和意識形態問題：東方這些國家的衰落是
由「西方的興起』引起的，還是僅僅由此而加速？
2．東方的衰落先於西方的興起
這個標題出自阿布一盧格霍德的大作《在歐洲霸權之前》（198）。遺憾的是，她
的回溯局限於公元1350年以前。我們看到，「東方」經歷了更長的時間才「衰落」，
「西方』在很晚的時候才真正「興起」。我們對亞洲各經濟體以及奧斯曼帝國、薩菲帝
國。莫臥爾帝國和清帝國衰落的原因知之甚少。實際上，對於亞洲18世紀的討論一直是
含糊不清、眾說紛法：
在很長時間裡，在有關印度尼西亞、印度以及阿拉伯國家的歷史著述中，18世紀一
直被視為衰落時期。英國人把這種衰落當作（大英）帝國的辯護理由；荷蘭人在這個時
期看到的是尊貴的（東印度）公司的沒落；阿拉伯人僅僅把這個時期當作他們的現代時
期的背景。近年來，這種衰落觀受到研究各個重要地區的歷史學家的批評。……（有些
人警告說）不應簡單地把政治分裂當作衰敗證據。……（但是）就經濟的大部分特徵而
言，現有的少量證據更多地顯示出（經濟發展的）連續性，而不是急劇的變化。
但是，我們應該遵照弗萊徹的勸告，在體系中尋找導致亞洲最終「衰落』的進程和
原因。而且，我在研究更早的時期時就使用了這種方法，並且嘗試著得出一些重要結論
（FrankandGills1993；Frank1993a）。因此我們也應該探討東方的衰落和西方的興起
是否及如何有一種體系上的聯繫。
阿薩爾﹒阿裡近年也研究同樣的問題。儘管他所作的回答似乎不太令人滿意，但他
對這個問題的表述很值得在此轉述。他指出，莫臥爾帝國的衰亡一直被歸結為各種「內
部」因素——從女人禍國到各種制度弊病，後者在剝削農民時既無能又嚴酷，由此激發
了日益強烈的民族主義。他認為，人們從來沒有嘗試過把所有相關因素加以綜合；但是，
在進行這種綜合的嘗試之前，應該先把它們放在「適當的脈絡」中。阿裡指出：
在了解有關莫臥爾帝國崩潰的學術討論時，我吃驚地發現，這一討論的眼界竟然會
如此狹窄。在18世紀前半期，不僅莫臥爾帝國崩潰了，而且薩菲帝國也崩潰了，烏茲別
克汗國也土崩瓦解，奧斯曼帝國也開始進入緩慢的、但不可逆轉的衰落進程。
阿裡接著提出，如果斷言同一種命運在同一時間征服了這些重大地區純屬巧合，那
就過於強詞奪理了。因此，我們應該遵循弗萊徹的建議，探討是否有可能發現這些同時
發生的事件背後的某種共同原因。阿裡接著說：
這裡也有一個或許可以成為我們的研究線索的明顯之點。帝國的崩潰恰好在西方殖
民列強（尤其是英國和俄國）武裝進攻的衝擊之前。但是在這二者之間有一個短暫的間
隔。由此產生了一個問題：甚至在歐洲挾著軍事優勢與東方國家直接對峙之前，西方的
興起是否就以某些迄今尚不知曉的方式顛覆了東方的政體和社會。在我們有關中東和印
度的經濟史研究中，對於歐洲和亞洲之間的新商業關係所引起的這些國家的貿易和市場
模式的變化，迄今沒有人嘗試著作出總體分析。這一個令人遺憾的空白。
但是。阿裡在解答這個問題時所作的嘗試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因為他竟然一開始就
斷言：「1500年到1700年之間的主要事件當然是歐洲的興起，歐洲從而成為世界貿易中
心」（Ah1975：387）。本書所匯集的證據否定了他的這個出發點，因而要求我們尋找
一種新的解釋。阿裡接著表示，歐洲的經濟勢力肯定不僅相對地、而且絕對地破壞和削
弱了亞洲各經濟體（Ah1975：388）。這種推測也與有關16世紀的證據、尤其有關17世
紀的證據以及有關18世紀前期的證據相抵觸。相反，在這些時期，亞洲各經濟體更強大
了。
阿裡又認為，由於亞洲的收入被轉移給歐洲人而不能落入亞洲統治階級手中，因此
亞洲統治階級為了維持自身的收支而不得不加強對農民的剝削，這「當然就導致了大帝
國的終結」（Ah1975：388）。然而，剝削的加強，尤其對農民剝削的加強，與其說是
統治階級收入減少的結果，不如說是由於統治階級有越來越多的市場機會可以使他們通
過剝削農民獲得收入。這是種植園和其他農業出口經濟的普遍經驗（Frank1967）。這
就使社會經濟兩極分化，富者越富，窮者越窮。後面我們還會看到17世紀和18世紀印度
和中國在這方面的大量證據。
在這種情況下，由於經濟擴張伴隨著收入與社會地位的兩極分化，從而也導致了造
成經濟擴張的那種進程本身的萎縮。因此，亞洲帝國的政治穩定之所以會遭到破壞，主
要不是由於阿裡所說的歐洲人在這些帝國經濟內的競爭。亞洲內部的經濟和政治局勢之
所以愈益緊張，更多地是由於歐洲人的白銀供給以及隨之而來的在世界經濟中、尤其在
亞洲的國內和出口市場上購買力、收入和需求的增長。可想而知，這使得收入分配越來
越扭曲，而且正如我們在後面將會看到的，從而導致對有效需求的制約以及愈益嚴重的
政治緊張局勢。
只是到了18世紀後半期，尤其是最後30年，奧斯曼帝國。印度帝國和中華帝國的衰
落趨勢才愈演愈烈。或許是由於波斯和印度自18世紀中期起先後逐漸喪失了紡織品的競
爭優勢，而且金銀流向出現逆轉（出大於進），因此這兩個國家也就最輕易。最迅速地
衰落了。
除了薩菲王朝的波斯跤帖水兒王朝和布哈拉王朝的中亞之外，印度的衰落看來是最
容易的；而且我們能看到的有關研究也最多。因此，我們先來考察印度，然後再考察亞
洲其他部分。
（1）印度的衰落
有關印度的歷史研究長期以來一直在爭論：孟加拉以及印度其他地方先後發生的饑
荒和工業凋零是不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英國殖民主義造成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持
西方觀點的學者和印度民族主義學者一致認為，1757年英國在孟加拉普拉西戰役的勝利
乃是歷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嶺。持西方觀點的人往往聲稱，英國把文明和發展帶給印度。
一些19世紀印度民族主義學者和許多20世紀的蘇聯、印度及其他「反帝」學者（包括我
過去的論著，Frank1978a）都認為，印度的衰落是那場戰役失敗的結果，那場戰役導致
了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普遍化。由此開始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對孟加拉的洗劫」、紡
織業的毀滅、土地占有的柴明達爾（大土地占有）和萊特瓦爾（小土地占有）結構、對
印度資本的「搾取」等等。
在此我們不想繼續這場爭論，但是我們需要追問，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經濟衰落究
竟是從什麼時候、從什麼地方開始的。有人主張是從1757年以後才開始的，有人（如阿
米亞﹒巴格齊）主張是從1800年以後才開始的，有人（如伯頓﹒斯坦）主張實際上是從
1830年前後才開始的。但是，這些人都肯定至少會看到一些相反的證據。這些證據顯示，
在這些日期之前就已經開始出現了值得重視的經濟衰落現象。流行的說法是，在歐洲人
到來之前，印度和亞洲其他地方處於「停滯」狀態。與這種說法相反，我們在第2．3、
4章以及第5章關於「17世紀危機」的那一節裡看到，在印度，基本的經濟增長也同樣持
續到18世紀。這也是斯坦（1989）對有關18世紀印度的歷史證據的總結性結論。但是，
在他看來，直到大約1830年為止，英國的政策沒有在印度造成重大的經濟破壞。
其他人則認為，早在大約一個世紀之前印度的經濟就開始衰落了。「從18世紀30年
代初，孟加拉的絲綢和棉布生產就明顯地衰落了」。穆赫吉（Mukheree1994）舉出孟加
拉絲綢生產中心卡辛巴扎爾的資料。當地有一批商人向英國東印度公司供應絲綢。從
1733年到1737年，平均每年有55個商人，投資17000盧比；到1748—1750年，商人人數
下降到36人，投資減至7，000盧比。1754年發生危機後，這些商人就在一夜之間從工廠
記錄中消失了。采購一供應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了；與印度沿海地區一樣，內陸地區也
日益凋敝。另外，由於中國人在孟買和馬德拉斯的競爭力越來越強，對孟加拉絲綢的需
求也在減少。穆赫吉（1990／199）還研究了孟加拉最重要的棉布產地未格迪亞。當時
那裡的「生產領域危機也日益逼近」。那裡也出現一系列采購問題，如交貨拖延、供應
短缺、質量下降、突然的價格上漲以及普遍的不守信用等等，因此，在外國資本比較強
大和本地商人組織過於孱弱這兩個因素的作用下，「到18世紀中期，工業凋敝的某些跡
象就已經顯露出來」。奇怪的是，理查德﹒伊頓（1993）對孟加拉邊境的研究幾乎或根
本沒有發現任何經濟衰落的跡象，至多發現在18世紀中期以前孟加拉境內的經濟活動有
一種從西向東轉移的趨勢。
P．J．馬歇爾（1987：290）也指出：「孟加拉的穩定持續了幾十年，在18世紀40
年代開始破碎。最近的一項研究展示了一幅淒涼的畫面……」接著他引用了喬杜裡門的
結論：「孟加拉的經濟被推到全面崩潰的邊緣。」喬杜裡本人的著作（197：308）中具
體地談到「紡織品生產的瓦解」。另外，喬杜裡（1978：309，294）還指出：「18世紀
30年代是印度南部的厄運時期」，「18世紀中期的英一法戰爭進一步破壞了原來已經陷
入困境的貿易；馬德拉斯受到的損害尤其嚴重。」辛納帕赫﹒阿拉薩拉特南（1986：
211）在考察科羅曼德爾貿易是否陷入停滯或衰落時寫道：「（尤其在1735年以後，）
毫無疑問，這個地區的經濟活動出現了衰退，商業活動當然也出現了衰退。」
雷喬杜裡和哈比布在（劍橋印度經濟史）第1卷裡也認為：
18世紀初，比孟加拉航運業的衰落更重要的是，古吉拉特的龐大海運業崩潰了。在
此還應該指出的是，雖然政治保障的逐漸喪失起了加速作用，但古吉拉特海上貿易早在
法律和秩序的崩潰真正開始侵噬之前就開始衰落了。……莫臥爾帝國的蘇拉特港的衰落
以及以港口為基地的船隊的消失——實際數字從1701年的112艘下降到1750年的20jfor
－一被認為是該時期印度洋貿易最重要的變化。
但是，西海岸的蘇拉特，東部的默蘇利柏德姆與其他科羅曼德爾地區沿海中心以及
它們的內陸地區在18世紀初期的衰落乃是莫臥爾帝國、薩菲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同時衰敗
的一個後果（DasGuptaandPearson1987：140）。歐洲人趁著亞洲的這種衰落、趁著亞
洲競爭對手倒霉之機占據商業競爭的有利地位。馬歇爾指出：
無論英國人是否提供服務來與他們競爭，這些時候都是亞洲商船的艱難歲月。……
只是在印度同行迅速衰弱之時……英國人在西印度貿易中的勢力才開始擴大。……18世
紀初，所有的亞洲商船似乎都喪失了在東南亞和中國的立足點，而把地盤讓給來自馬德
拉斯和加爾各答的美國商船。
但是，印度的經濟困難似乎在該世紀的30年代和40年代蔓延開來和日益加深，而且
嚴重地影響了一直具有很強的經濟力的地區，如孟加拉。另外，在18世紀30年代和40年
代，荷蘭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平均每年從亞洲的進口額（按申報價值和銷售價值計算）也
下降了（但是在1750年代又恢復過來），從而「證明了這種假設：這是歐亞貿易激烈競
爭的時期」。1740年，華商在荷屬巴達維亞遭到大屠殺。這也是「歐洲殖民貿易全面衰
退的」時期（Steensgaard1990d：110）和戰爭時期——自1739年開始的詹金斯的耳朵
戰爭與1740年爆發的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沃爾特﹒多恩（1963：164）指出，後者
「本質上是一場商業戰爭，是（爭奪海外貿易的）商業競爭對手之間的廝殺」。但是不
僅多恩這樣看。亞當﹒斯密（〔1776〕1937：899）早就認為：「上次戰爭…鄰應算在
殖民地的賬上，（……這就是）1739年開始的西班牙戰爭……」
再回到印度，看來確實有必要進一步地探討，政治困境以及歐洲殖民主義是不是步
印度各地——以及其他地區——早已開始並繼續發展的經濟衰落的後塵而來，是不是僅
僅加速這種衰落的進程。同時也有必要探討，甚至在歐洲殖民主義對衰落地區進行政治
軍事介入之前，這種衰落是否、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與歐洲的興起有關，甚至是否在
一定程度上是由歐洲的興起造成的。
阿拉薩拉特南（1995）在考慮這個問題時考察了科羅曼德爾海岸。荷蘭人在東南亞
的殖民活動以及英國人在對華貿易中的謀利活動也同時損害了科羅曼德爾海岸及其印度
商人的利益。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尼西亞、尤其是爪哇的政治和商業控制及其對馬六
甲的遏制也割斷了科羅曼德爾與東南亞之間的長期紐帶。這種紐帶乃是我們在前面所勾
畫的更廣泛的貿易網絡的一部分，既是雙邊關係，也是多邊關係，此時雙方都遭受了嚴
重的損失。英國東印度公司與中國的直接聯繫日益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把科羅曼德爾
排擠出原先的重要貿易活動。阿拉薩拉特南對18世紀初期和中期科羅曼德爾的某些商業
變化和「最關鍵的特徵」，即對東南亞貿易的衰落，作了如下概括：
就科羅曼德爾而言，由於歐洲人的貿易活動具有新的形式和新的方向，困而極度地
損害了該地區的傳統貿易。……這條除南亞）命脈在17世紀被荷蘭人粗暴地破壞了。印
度與摩鹿加、望加錫、西裡伯斯、班特姆、北爪哇港口以及蘇門答臘西岸的貿易聯繫被
逐一地割斷了。經過一系列的陸海軍事行動後，這些港口和市場不再允許競爭性貿易活
動。這就意味著對科羅曼德爾的批發商關閉了一個可以謀利的紡織品出口市場。這也意
味著從他們手中奪走了向科羅曼德爾進口香料的生意。這還意味著他們不能向印度進口
一些有利可圖的礦產——金和錫。應該強調的是，這些都是用粗暴的武力而非高超的商
業技巧造成的。……18世紀後半期對華貿易的高漲及其引起的亞洲地區間貿易的變化成
為對科羅曼德爾貿易的最後一擊。……與孟加拉一樣，科羅曼德爾的金銀不斷外流，用
於購買中國的出口物，從而導致資本的普遍短缺。科羅曼德爾的商人在這種新興的貿易
模式中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任何用武之地。……隨著英國人對這個國家的重要部分的直
接控制日益擴大，科羅曼德爾商人作為中間商的作用也日益喪失。……隨著歐洲人權力
的增長，一敗政治權力的代理人。對它的依附和支持也愈益增強。在歐洲人與印度商人
發生沖突時，他們堅決地站在歐洲人一邊、幫助歐洲人損害印度商人的利益。他們還站
在歐洲主子一邊來反對內陸勢力，為了前者的利益而損害後者的利益。
總之，有確鑿的證據顯示，印度的衰落，尤其是孟加拉紡織業的衰落，早在門對年
普拉西戰役之前就開始了。與之相伴的莫臥爾帝國以及其他地區的政治失序使亞洲人難
以抵抗歐洲窮兇極惡的商人勢力、海軍力量以及最終的政治力量。18世紀中期，歐洲人
從當地運輸業和商人手中奪取了印度洋一帶的貿易經營權，並在一個新的範圍進行貿易
活動。印度是第一個開始「落入」歐洲霸權之下的亞洲政治經濟大國。
（2）亞洲其他地區的衰落
亞洲其他地區，尤其是西亞、東南亞和東亞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奧斯曼帝國的經
濟擴張似乎在17世紀末達到頂峰。在18世紀前半期，奧斯曼經濟逐漸衰弱，到該世紀最
後30年，奧斯曼經濟更加急劇地衰落。在18世紀晚期，歐洲人的新工業中心的興起及其
商業優勢的加強逐漸破壞了奧斯曼的經濟權勢。到18世紀和19世紀之交，隨著拿破侖遠
征埃及，奧斯曼的政治權勢也因歐洲人的強大而黯然失色了。
在18世紀，奧斯曼帝國的對外貿易在不斷擴大的世界貿易中的總體份額先是保持不
變，然後是逐漸下降。具體地看，對歐洲的貿易衰落了，另外，法國人逐漸取代英國人，
成為奧斯曼帝國的歐洲貿易夥伴。再有，18世紀晚期，奧斯曼帝國的出口貿易、甚至國
內市場都開始受到外國競爭的損害；與法國的聯繫，尤其與美洲的聯繫，為害最為明顯。
北美的廉價棉花開始取代安納托利亞的棉花，加勒比地區的廉價咖啡開始取代通過開羅
出口的阿拉伯咖啡。加勒比砂糖侵入了奧斯曼的國內市場。而這些具有競爭力的產品都
是美洲用奴隸勞動生產出來的。
奧斯曼經濟的「衰落」似乎是在1760年以後開始加速的。這種「衰落」的跡象包括：
農村地區向城市地區遷移的人口增多了；從絕對數量和相對比重看，地主的農業用地越
來越多地免除了捐稅；與此同時，徵稅負擔越來越多地落到剩下的已經陷入貧困的農業
人口身上；這就加劇了他們的貧困，促使他們離開土地，並且使得財產和收入的分配差
距越拉越大；農產品及其他原材料的生產與出口增長得十分緩慢；雖然它們在出口總額
中的份額急劇上升，但是這是由於棉紡織品和工業制品的出口份額下降了。尤其在1760
年以後，棉紡織業和棉布出口業都衰落了；對外貿易的一部分被奧斯曼境內的地區間貿
易取而代之。由於中央機構的威力減弱，地方分裂勢力增強，奧斯曼政府的控制能力日
益衰弱。伊斯坦布爾和另外一些城市從市場獲取的財政收入越來越少了。查爾斯﹒伊薩
維（Issawi1966：30一對污I述的歷史文獻也證實，在奧斯曼帝國的各個港口城市，法
國人和奧斯曼人的競爭能力此長彼消。
根據有關奧斯曼帝國紡織業和其他工業的各種研究成果，18世紀60年代也是一個轉
折和衰落時期（參見Islamoglu－Inan1987；MehmentGene）。在阿勒頗，1750年已開始
顯露衰落跡象（Masters1988：30ff．）。伊納爾西克和誇塔爾特（1994：703）總結道：
「對這些趨勢的描述還是基於不完整的資料，但是它們符合有關18世紀末期和19世紀初
期風雨飄搖的商業狀況的基本印象。」胡裡﹒伊斯拉莫格魯（私人通信1996）甚至懷疑
奧斯曼經濟「衰落」的說法，理由是19世紀中期奧斯曼紡織品在國內外與英國紡織品的
競爭中取得了部分的勝利。
這些學者沒有探討而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是，18世紀末奧斯曼帝國的這種「風雨飄搖
的商業狀況」是木是、為什麼是和在多大程度上是歐洲一大西洋經濟自1762年起的康德
拉捷夫「B」階段的組成部分。這個「B」階段的發生可能縮減了奧斯曼帝國在西方的市
場，增強了殖民地奴隸生產在西方的競爭能力。很顯然，奧斯曼人不可能、至少不太可
能從世紀之交開始的「A」階段復興中分享好處，而歐洲人則能夠享受這種復興。伊南
提到的棉紡織品出口有可能從這種復興中分沾到某些好處。但是，進入19世紀後，歐洲
人就在很大程度上摧毀了奧斯曼帝國紡織業，並且阻止了穆罕默德﹒阿裡在埃及建設這
一工業的努力。
在清代中國，衰落來得晚一些。中國在18世紀無疑經歷了經濟和人口的增長。由於
明清之際的政權交替和國家重建，中國直到大約1683年才從第5章中討論的17世紀中期
危機中恢復過來。這個時候，台灣被重新收復，對於貿易的各種限制也取消了。接著，
中國開始出現了一個真正的經濟繁榮景象。但是到18世紀20年代，白銀進口突然急劇下
降，到該世紀中期下降得更嚴重，在1760年以後才重新上升，在80年代達到了特別高的
水平（Lin1990）。1793年，由英國赴華使臣馬冥爾尼轉達的乾隆皇帝致英國國王喬治
三世的著名敕諭中寫道：「其實大朝……種種資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
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沃爾弗拉姆﹒埃伯哈德（199）把清代中國內部衰敗的開端定在1744年的山東起義
和1775年的白蓮教起義（我們知道，這時正值前面分析的1762—1790年康德拉捷夫「B」
階段期間的美國革命等事件）。只是到18世紀末歐洲人才在中國海域取代中國商人；甚
至到這個時候，貿易平衡還是嚴重地向中國傾斜（Marks1996：64）。眾所周知，只是
由於英國人訴諸在印度專門為他們生產的鴉片，才在19世紀最終扭轉了這種形勢。
因此，中國經濟只是在19世紀初才急劇失序。鴉片貿易及其引起的大量白銀外流動
搖了整個經濟體系。這種衰敗過程在鴉片戰爭和中國「崩潰」時達到頂峰。維克多﹒利
皮特的文章（中國低度發展的發展）主要討論了19世紀中國的情況。利皮特言之鑿鑿地
批駁了大多數有關中國低度發展的流行解釋所依據的歷史和理論基礎。這些解釋的基點
是「家族制度」（馬裡思﹒利維），「前工業社會階段論」（A．埃克斯坦，費正清，
楊聯險）以及「貧困的怪圈」（拉格納爾﹒納斯克）等。而這些無一能解釋1800年以前
中國的成就，也不足以解釋1800年以後中國為什麼沒有取得過去那種成功的原因（參見
Lippit1987）。
但是，利皮特過於強調中國官僚體制和階級結構的致命影響。實際上，我在為黃宗
智主編的那本書撰寫的文章（Frank1980）中已經指出，從幾個方面看，收入這本書中
的利皮特的文章使用了不恰當的標題，其中一點是，他認為18世紀中國經濟處於停滯狀
態，而其實中國經濟還在擴張。誠然，他自己後來也修正了這個判斷（1987：40，42），
承認從16世紀到18世紀「新的經濟擴張」和「蒸蒸日上的經濟活動」。但是，他一直把
19世紀的「低度發展」歸結到階級矛盾造成的內部虛弱，根本不考慮中國在世界經濟中
的地位所產生的各種影響。
18世紀最後30年，東南亞大陸地區也有某些經濟衰落和社會政治危機的跡象。但是，
安東尼﹒裡德（1997）及其同道的研究成果使這幅畫面變得複雜了。這個修正派的論點
是：「大約從1760年起，該地區出現了一種特有的商業擴張」，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大
多數指標顯示了該公司的衰落。抵達馬六甲的船隻從1761年的188艘增長到1785年的539
艘。其中，馬來人當船長的先後為54艘和242艘，中國人當船長的先後為55艘和170艘，
英國人當船長的先後為17艘和37艘。所有的船隻中幾乎有一半，新增加的船隻幾乎全部
來自夏克河，只有20艘來自中國，大約40般來自印度（Reid1977：tablesl，2）。但是，
裡德也發現，東南亞的砂糖出口在1760年達到頂峰，荷蘭東印度公司向東南亞群島進口
的紡織品w72，000匹下降到102，000匹（Reid1977：table5）。裡德的評論是：「匯總
的有關數據顯示，紡織品出口和其他進口一樣，恰恰是在文獻資料最缺乏的18世紀末出
現了新的上升趨勢」（Reid1977）。這些發現以及尚未發現的情況也提出了一個問題：
1760年後是否真的有這種上升趨勢？不僅缺乏文獻資料，而且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印度貿
易的衰落也可能不止反映了二者的經濟衰落（這種衰落或許對英國東印度公司有利，因
為該公司從印度港口出發的船舶量在1765年到1785年之間一直很穩定）。從依然相對繁
華的中國港口出發的船舶從7艘增加到21艘，但是在數量上與東南亞內部之間的船舶相
比是微不足道的（Reid1977：table2）。另外，任何意義上的東南亞「特有的商業擴張」
都肯定會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周期性潮流發生沖突。實際上，根據裡德的表4，東南亞平
均每年出口胡椒、咖啡和砂糖的價值（以西班牙元計算）在18世紀50年代為864，000元，
在60年代為1，236，000元，在70年代為1，043，000元，在80年代為1，076，000元，
在90年代為1，310，000元。也就是說，從1750年到1800年的50年間，增長了50％。在
1760年以後增長了5％（儘管在70年代和80年代絕對數量下降）！看來這很難說是一次
「特有的商業擴張」。如果再深想一下，這更像是東南亞茶杯中的風浪。因此，東南亞
也很可能是與其他地區保持同步的。
我們需要更多的經驗資料來確定18世紀中期重要地區的和（或）亞洲普遍的經濟衰
落以及與之伴隨的或繼之而來的人口增長率衰變。這樣就能把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歐洲
相對優勢的興起置於一種完全不同的眼光和歷史視野中。就此而言，無論是歐洲中心論
的歐洲特殊論，還是印度、中國和其他亞洲民族主義對這個時期的解釋都是遠遠不夠的。
或許當時確實有一個長波經濟周期，在這個周期的下降「B」階段，亞洲各地區和帝國
一個接一個地衰落了。然後，就像今天東亞的各新工業化經濟體一樣，原先處於邊緣的
歐洲人以及後來的北美人從亞洲的這次周期性「B」階段衰落中漁利：正是在這個時候
歐洲人下賭注式地宣稱自己在世界經濟中的領導地位和霸權——不過是暫時性的！但是，
不僅「西方的興起」是繼「東方的衰落」而來的，而且這二者是同一個全球經濟中相互
密切聯繫的兩個部分，彼此在結構和運動周期上相互依存。這就是我在下面幾節所要證
明的內容。
3．西方是如何興起的？
那麼，西方是如何興起而——暫時——贏得這場競爭的呢？本書的導論考察了一些
流行的理論和答案，而這些理論和答案都主張某種歐洲特殊論乃至西方特殊論，甚至是
各種歐洲特殊論乃至西方特殊論的綜合。導論也指出，所有這些理論，馬克思主義的、
韋伯主義的或其他的理論都有歐洲中心論的根本缺陷。布勞特（1993a）在《殖民者的
世界模式：地理傳播論和歐洲中心歷史學》一書中詳細地分析了十幾種答案及其缺陷。
我們在第1章也談到古迪、賽義德、伯納爾、阿明、霍金奇、蒂貝布、劉易斯和威根如
何破除這種歐洲中心論的神話。但是，他們主要致力於對公開和隱蔽的意識形態進行思
想批判。第1章還談到我本人（Frank1994，1995）對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分別提出的不
同形式的「現代資本主義世界一經濟體系」的批評。但是，雖然我和吉爾斯（199）對
1500年以前的世界歷史提出另外一種世界體系解釋，我自己以前的工作也主要局限於提
出批評。
本書的歷史實證部分已經證明，從1400年到1800年，更不用說更早的時候，世界的
真實情況與流行理論的說法完全不同。歐洲中心論歷史學和「經典」社會理論以及沃勒
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所認為或宣稱的歐洲的支配地位根本不存在。直到大約1800年
為止，世界經濟絕不是想象中的以歐洲為中心，在任何重要方面也不能用所謂從歐洲起
源的（和由歐洲體現的片資本主義」來界定或標示。更談不上有什麼歐洲人或西方引發、
擴散、傳播或維護的任何真正的「資本主義發展」。這些只是歐洲中心論的想象產物，
甚至正如伯納爾已經強調指出的，只是遲至19世紀以後的產物。由此產生的一個相關問
題是，是否早已有某種『賀本主義低度發展（的發展）」。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而
言，這種論點（Frank1966，1967）很可能還站得住，就非洲進行奴隸貿易的地區而言，
也可能站得住。按照這種論點，只是在1757年的普拉西戰役之後印度才開始這種進程
（Frank1975，1978a）。但是，這種考察沒有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印度和亞洲其他地區
的衰落在多大程度上是歐洲以及「資本主義」「強加」給它們的。
前面幾節中的數據已經明白無誤地顯示，世界經濟主要是以亞洲為基礎的。在哥倫
布和達﹒伽馬之前的幾個世紀裡歐洲人就一直叫嚷著要歸順它。正是這個原因驅使著他
們尋找實現這一目標的各種道路，尤其是最佳道路。但是，在這些歐洲開拓者（不是世
界開拓者！）之後的幾個世紀裡，歐洲人還是在十分艱難緩慢地爬行，勉強地搭上亞洲
經濟列車。他們只是到了19世紀才在車頭找到了一席之地。
（3）爬上亞洲的肩膀
那麼，西方是如何興起的呢？嚴格地說，歐洲人先是買了亞洲列車上的一個座位，
然後買了一節車廂。名副其實貧窮可憐的歐洲人怎麼能買得起亞洲經濟列車上哪怕是三
等車廂的車票呢？歐洲人想法找到了錢，或者是偷竊，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掙到了錢。
那麼究竟是怎麼找到錢的呢？
最基本的途徑有兩個，或者說是三個。最重要的途徑是，歐洲人從他們在美洲發現
的金銀礦那裡獲得了金錢。第二個途徑是，他們在那個最好的贏利行業中「制造」了更
多的金錢，主要是開采出白銀，更準確地說是強迫美洲當地人給他們開采白銀。歐洲人
也參與他們在美洲經營的或對美洲經營的其他各種贏利的商業活動。其中最重要的是巴
西、加勒比地區和北美南部的奴隸種植園；當然，他們也經營維持和擴大這些種植園的
奴隸貿易。按照布勞特的統計（1993a：195），在這種有利可圖的生意中，歐洲人大概
始終僱用和剝削著一百萬的勞動力。歐洲人通過向美洲的這些工人和其他階層的人銷售
歐洲制造的產品而掙得更多的金錢。這些產品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市場的，因為它們在
亞洲沒有競爭力。
但是，凱恩斯所謂的收益增殖率也在歐洲起了作用：先是通過注入美洲金錢，繼而
又通過把從美洲、非洲和「三角貿易」（尤其包括奴隸貿易）獲得的利潤用於在歐洲投
資。當然，歐洲也從前面提到的面向美洲和非洲的商品生產和出口中獲取利潤。在本書
前面的實證論述中提示了歐洲的這些發現與制造資金的來源與機制。這裡也無須再詳細
加以論述，因為有關的研究和闡釋已經不計其數。但是這些研究都沒有探索我們下面要
談到的一些後果，也沒有得出相關的必要結論。
為了避免哆嗦，也為了避免使用馬克思關於「資本的每一個毛孔都流淌著血和汗」
的說法，這裡只須引用大家都寵愛的學者亞當﹒斯密的論述：
自發現美洲以來，其銀礦出產物的市場就在逐漸擴好第一，歐洲市場已逐漸擴大。
英格蘭、荷蘭、法蘭西、德意志，甚至瑞典、丹麥和俄羅斯，都在農業和制造業上有相
當大的進展。第二，美洲本地是它自身銀礦產物的新市場。隨著該地表業、工業和人口
的進步……對金銀的需求也自然增加得更快。英屬殖民地完全是一個新市場。…﹒。。
但是。美洲的發現作出了一種更根本的（貢獻）。美洲的發現給歐洲各種商品開闢了一
個無窮的新市場，因而引起了新的勞動分工和技術改進，而在以前通商範圍狹隘、大部
分產品缺少市場的時候，這是絕不會發生的。勞動生產力改進了，歐洲各國的產品增加
了，居民的實際收入和財富也跟著增加了。
正如斯密所了解的，正是美洲造成了歐洲居民實際收入和財富的增長。另外，斯密
反覆重申，甚至波蘭、匈牙利以及歐洲其他沒有與美洲直接進行貿易活動的地區也因此
而使自己的工業獲得間接好處。再有，正如波梅蘭茨（1997）所強調和分析的，歐洲人
對土著奴隸和從非洲輸入的奴隸的剝削，再加上美洲的資源，不僅給歐洲的消費與投資
提供了額外的資源，而且也減輕了歐洲本身資源稀缺的壓力。
斯密也承認，亞洲在經濟上遠比歐洲發達和富裕。「在東印度的孟加拉，在中國的
一些東部省份，農業和制造業的改良看來也是淵遠流長的。……甚至這三個國家（中國、
埃及和印度斯坦）——根據各種資料顯示，曾經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主要是以其
在農業和制造業方面的優勢而著稱。……（現在，即1776年）中國是遠比歐洲任何部分
都富有的國家」。
另外，斯密也懂得貧窮的歐洲人怎麼使用他們新近獲得的錢財購買搭乘亞洲列車的
車票。接著前面援引的論述，斯密寫道：
第三，東印度是美洲銀礦產物的另一市場。自發現這些銀礦以來，該市場所吸收的
銀量日有增加。……綜合這些理由，貴金屬由歐洲運往印度，以前一直極為有利，現今
仍極為有利。在那裡沒有什麼別的物品能夠獲得（比貴金屬）更好的價錢（把白銀運到
中國更有利）。……新大陸的白銀看來就是以這種方式成為舊大陸兩端通商的主要商品
之一。把世界相隔遙遠各地區聯絡起來的，大體上也以白銀的買賣為媒介。……東印度
的貿易由於為歐洲商品開闢了一個市場，或者用近似的說法，為那些商品所購買的金銀
開闢了一個市場，就一定會增加歐洲商品的年產量。……歐洲不再是面向世界極小部分
的制造業者和運送業者，……現在（1776年）已經變成面向美洲眾多興旺的耕作者的制
造業者，和面向亞洲、非洲、美洲幾乎所有民族的運送業者，並在若干方面亦是面向他
們的制造業者了。
正如斯密指出的，由於兩個相互關聯的原因，亞洲市場對於歐洲人來說是與白銀同
樣重要的東西。首先，白銀是他們唯一的支付手段。其次，因此歐洲人的主要實業就是
把白銀當作一種商品來生產和交易。這是歐洲人從他們在亞洲內的貿易以及他們在亞洲
和歐洲之間的貿易中獲取利潤的主要來源。
布羅代爾宣稱，「作為一個研究地中海地區的歷史學家』，他「驚訝地」發現，18
世紀晚期，紅海貿易依然與16世紀一樣是西屬美洲白銀流向印度及其周邊地區的「中樞
渠道」。「貴金屬的這種流向對於印度經濟，無疑還有中國經濟的最活躍部分的運轉是
至關重要的」（Braudel1992：491）。印度「事實上在許多世紀裡屈從於一種貨幣經濟，
部分原因在於它與地中海世界的聯繫」（Braudel1992：498）。「據說，坎貝（古吉拉
特的另一個名稱）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完全是因為它的一只手伸向亞丁，另一只手伸
向馬六甲」（Braudel1992：528）。黃金和白銀「也是使整個龐大機器從其農民基礎到
社會頂端和商業世界能夠運轉的必不可少的機制」（Braudel1992：500）。布羅代爾自
己的結論是：「說到底，歐洲人不得不求助於貴金屬，特別是美洲的白銀，因為這是進
入這些貿易的鑰匙」（Braudel1992：217）。「從一開始，西屬美洲就不可避免地成為
世界歷史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或許不正是美洲……才是歐洲強大的真正原因嗎？」。
這也正是市勞特（1977，1992，1993a）的解釋。他在這些方面似乎是亞當﹒斯密
的現代「化身」。對於貧窮可憐的歐洲人是如何設法進入興旺的亞洲市場這一問題，他
們兩人都熟悉和解釋了兩個基本答案：（1）他們利用了他們從美洲獲得的金錢；（2）
他們利用了從他們在（對）美洲和非洲的生產與進出口中獲得的利潤以及他們在這些過
程中在歐洲的投資所獲得的利潤。
但是，前面所暗示的第三個答案是，歐洲人也用美洲白銀貨幣和他們所獲得的利潤
買到了進入亞洲財富的資格。正如斯密指出的，也正如前面考察的各種證據所顯示的，
歐洲是用它的商品來換取亞洲產品，幾乎可以說，它唯一能夠在亞洲出售的商品是美洲
金銀。另外，也正如前面論證的，歐洲是利用它的白銀購買力擠進被歐洲人稱作「鄉村
貿易」的亞洲內部貿易。正如前面指出的，白銀——以及黃金——貿易乃是各歐洲公司
的支柱。例如，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戰略可以概括如下：
歐洲的貴金屬、主要用中國絲綢和其他商品獲得的日本白銀、主要用日本白銀和印
尼胡椒在台灣獲得的黃金都主要被用於投資印度紡織品。這些紡織品大部分被用於換取
印尼胡椒及其他香料，但也被運到歐洲以及亞洲各地。大宗胡椒及其他香料被出口到歐
洲，但也有一部分被用於投資到印度、波斯、台灣和日本等亞洲各地工廠。波斯和中國
的生絲也被運到歐洲。…問世紀，荷蘭人參與亞洲內部貿易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
對日貿易的必要性決定的，因為日本是當時該公司獲取貴金屬的最重要來源。…唯一些
年份裡，從日本獲得的貴金屬比從荷蘭運到巴達維亞的貴金屬更多。
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監雅恩﹒皮特森﹒科恩1619年關於荷蘭貿易的那段描述更為形象，
也更經常被人們引用：
我們可以用古吉拉特的布匹在蘇門答臘沿海換取胡椒和黃金；用來自（科羅曼德爾）
海岸的裡亞爾（波斯和阿拉伯錢幣）和棉花在班特姆換取胡椒；用檀香、胡椒和裡亞爾
換取中國商品和中國黃金；我們可以用中國商品換取日本的白銀；用科羅曼德爾海岸的
布匹換取中國的香料、物品和黃金；用蘇拉特的布匹換取香料；用阿拉伯商品和裡亞爾
換取香料和其他各種奢侈品——用一種貨物換取另一種貨物。而且這一切都無須花費尼
德蘭的一文錢，只要有了船，我們就有了最重要的香料。那麼會失去什麼呢？毫無所失，
只要有些船，再用一點水注入水泵引動。……（我指的是只要有足夠的錢就可以建立豪
華的亞洲貿易。因此，紳士們，高明的長官們，沒有什麼能夠阻止東印度公司獲得世界
上最豪華的貿易。
也就是說，歐洲人竭力擠進『業界上最豪華的貿易」，但是這使得荷蘭人向這口亞
洲財富和資本水井裡注入了不止「一點水（指錢）」。當然，這筆錢來自美洲。這樣，
歐洲人從參與亞洲境內「鄉村貿易」中獲得的利潤要多於他們向歐洲進口亞洲產品而獲
得的利潤，儘管後者中有許多又再出口到非洲和美洲，給他們增加了新的利潤。總之，
歐洲人可以通過參與亞洲內部貿易而從這些最富饒的亞洲經濟體中獲得利潤；而他們之
所以能夠最終達到這一目的，完全歸功於他們掌握的美洲白銀。
如果沒有這些白銀——以及如果沒有這些白銀在歐洲造成的勞動分工和利潤——歐
洲人就根本不能在亞洲市場的競爭中插入一腳，甚至連一個腳趾也插不進來。只是由於
他們掌握的美洲金錢，而不是由於任何「獨特的」歐洲「素質」——亞當﹒斯密早在
1776年就發現，歐洲的「素質」一直遠遠達不到亞洲的標準——才使歐洲人能夠購買搭
乘亞洲經濟列車的車票，獲得一個三等廂的座位。這是從需求的一面來看歐洲人在亞洲
的「生意」。從波梅蘭茨（1997）所強調的供給方面看，歐洲人掌握的美洲金錢使他們
能夠購買用亞洲的勞動和資源所生產出的實用商品。這些商品不僅促進了歐洲的消費和
投資，而且減輕了歐洲的資源壓力。
換一個比方，美洲給歐洲人供應的賭注使他們能夠進入亞洲經濟賭場。為什麼他們
最終能夠在那裡發財？完全是由於他們擁有起伏不定但源源不斷的美洲金銀。正是這種
來源使歐洲人在眾多亞洲競爭者中具有自己的競爭優勢，因為其他人沒有美洲大樹上結
出的金錢。但是，儘管歐洲人擁有這種資源和優勢，他們在亞洲經濟的、實際上是世界
經濟的牌桌上也不過是一個小賭家。然而，歐洲人把他們的美洲賭注押在了他們在亞洲
的全部家當上，在那裡堅持了三個世紀。雖然歐洲人也把他們在亞洲掙到的一部分錢拿
出來購買亞洲經濟牌桌邊更多更好的座位，但是他們之所以能夠堅持這種做法，完全是
因為他們得到美洲持續不斷的現金供給。有資料顯示，甚至到了18世紀，歐洲人還沒有
其他東西可以提供給亞洲人，因為當時的歐洲制造業依然沒有競爭力。斯密誇大了歐洲
工業品在世界範圍的銷售情況，我們只能把他所做的「在某種程度上的」』這一限定理
解為「幾乎沒有」。
可以肯定，歐洲人根本沒有什麼獨特的（更不用說高超的）種族的、理性的、組織
的或資本主義精神的優勢使他們能夠在亞洲提供、傳播其他什麼東西或做些其他什麼事
情。正如我們在下面以及在總結時會進一步考察的，歐洲人所能有的是亞歷山大﹒格申
克龍（1962）所說的「落後」的某些優勢，而這種優勢是由蔡斯一鄧思和霍爾（1997）
指出的位於世界經濟的（半）邊睡地位而造成的！
那麼，歐洲人在亞洲的這種原本看來是毫無希望的賭博怎麼居然會取得成功，而且
最終中了頭彩？原因很簡單：在歐洲人從美洲和非洲以及亞洲積聚他們的力量時，亞洲
的經濟和政治在18世紀日益衰弱，最終正如羅茲﹒墨菲（1977）繪製的曲線圖所顯示的，
兩條曲線在1815年前後相交了。但是，在此之前的半個世紀裡，另外一個——第四個—
—因素加入了歐洲一亞洲的方程式。眾所周知，雖然亞當﹒斯密主要針對殖民主義壟斷
而寫了「論殖民地」一章，但是他認為殖民地沒有付出什麼。另外，斯密是在英國和歐
洲工業革命的重大技術革新之前寫的。在此我們不想討論是否真的有這樣一次「革命」，
是否像羅斯托（1962）等人所說的資本積累率真的「起飛」了。
（4）技術變革的供給與需求
工業革命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哈特韋爾指出：
克拉潘在1910年寫道：「即使……『這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是一個『被搾平的桔
子』，裡面還會剩下數量驚人的桔汁。」實際上，半個世紀以來，人們對工業革命的興
趣有增無減。……例如，關於工業革命的起因，有些是空白，有些失之簡單化，有些則
含混不清。主要動力是什麼，或者哪些動力起了作用？農業革命？人口增長？技術革新？
貿易擴大？資本積累？這些因素都有人進行論證。是否應該在非經濟因素中尋求解釋？
宗教、社會結構、科學、哲學和法律的變化？……似乎還沒有什麼一致的意見。最棘手
的問題是確定這種刺激在多大程度上是外源的（即該經濟體之外的），例如通過國際貿
易而產生的需求增長…這種刺激在多大程度上是內源的（即在該經濟體內部產生
的）……？
但真正的問題是，人們所說的經濟體是什麼？我的觀點是，澄清混亂的鑰匙應該在
哈特韋爾的最後一句話中尋找：雖然克拉潘所說的那只桔子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已經
被無數次壓搾，但始終僅僅被看作是一個英國的、歐洲的、至多是「西方」的水果。再
有，格雷姆﹒斯努克斯（1994：1－2）也曾寫道：「對於一片需要長期深翻的土地，我
們不過剛剛劃破了地皮……我們需要從一種與以往完全不同的角度來考察工業革命。」
斯努克斯及其主編的《工業革命是必然的嗎》一書撰稿者們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角度，但
是他們在追根探源時依然局限於歐洲，探討歐洲一千年來以及「整個前現代時期英國
（和西歐）的運動特徵」。因此，儘管甚至到今天他們的角度也是「完全不同的」，但
是他們之中無人真正試圖對整棵桔樹作出一個全球整體性的世界經濟／體系解釋，而只
有這樣的解釋才符合我在開篇時所引用的列奧波德﹒馮﹒蘭克的格言：「實際上除了普
遍歷史外，沒有歷史！」
問題在於，為什麼在同一個世界經濟和體系裡，到1800年前後原來一直落後的歐洲、
接著是美國『埃然」在經濟和政治上都趕上和超過了亞洲。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看到，
這種努力和勝利乃是統一的全球經濟競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正是這個全球經濟的結
構和運轉產生出這種變化。也就是說，歐洲（西歐）和美國先後出現了一系列眾所周知
的技術進展和其他方面的進展，而且把它們應用於新的生產過程中。但是，絕不能像斯
努克斯（1994，1996）在他的「工業革命新視角」中依然主張的那樣，在追溯這些變化
的根源時僅僅限於或主要限於歐洲的一千年歷史。羅伯特﹒亞當斯在「探討西方技術」
時也是如此。雖然他追溯到東地中海和西亞的青銅時代和黑鐵時代，但是他也基本上限
於對歐洲的考察。
然而，工業革命時期的這些技術進展不應該被僅僅視為歐洲的成就。更準確地看，
它們乃是世界發展過程的產物，而世界發展過程的空間焦點以前長期在東方徘徊，當時
才向西方移動和在西方穿行。真正關鍵的問題與其說是促成工業革命的「獨特的」西方
特徵或因素是什麼，不如說是為什麼和如何發生了這種從東向西的工業轉移。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這種轉移的原因應該在東方的衰落和西方的興起這兩個方面
來尋找。對於「為什麼與如何」這一問題，迄今流行的「答案」有三個缺陷。首先，它
們錯誤地把原因歸結到所謂的歐洲「獨特性」或優勢。布勞特等人已經證明這種觀點是
沒有任何歷史依據的。其次，它們僅在歐洲本身尋找歐洲興起的原因，因而不去分析相
關的（若干）東方地區的衰落。這兩個張冠李戴的錯誤還隱含著第三個錯誤：他們沒有
在整個世界經濟的結構和運轉中尋找「西方的興起」圩『東方的衰落』的原因。我們已
經看到，直到18世紀歐洲為什麼和如何在經濟競賽中大大落後，它是如何主要借助於獲
得與利用美洲金錢來購得亞洲列車的車票並逐漸取代車上的一些乘客，從而改善自己的
地位。
但是，還有未解決的問題：在亞洲人的游戲中，西歐人和美國人後來為什麼與如何
能夠借助於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戰勝亞洲人？我們現在可能還得不出一個完全滿意的答
案——但是，那樣一個答案也肯定會超越從馬克思到韋伯以及他們的追隨者所提供的各
種歐洲中心論的荒謬答案。一種世界經濟分析肯定優於那些荒謬答案，儘管我們在下面
是以很粗淺的方式論述有限的因素，提出有限的假設和證據。
通過發明和應用節約人力的機器而取得的技術進步通常被認為是在一個高工資的經
濟體制中、尤其是在北美謀求利潤的產物。高工資產生了一種刺激，促使人們為了減低
生產成本而用節約人力的機器取代高工資的人力。正如包括馬克思在內的許多學者指出
的，北美的工資一直比較高，原因在於人口與土地資源的比例比較低，而且邊疆的擴張
緒低工資的工人提供了出路。因此，人們一直認為，在19世紀和20世紀，促使人們發明。
改進和應用節約人力的機器的那種動力逐漸從歐洲越過大西洋轉移到美國——由於世界
市場的競爭要求減低生產成本和維持或取得市場份額。
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把這種分析與論證應用到歐洲工業革命期間機器的發明、改進和
使用上。18世紀英國經濟增長的80O——1740—1780年經濟增長的30O——都被歸因於生
產力的增長（Inkster1991：67）。歐洲人也處於世界經濟的競賽與角逐中（美國人還
遠遜於歐洲人），他們為了爭取市場而不得不首先與亞洲人競爭。但是，相對而言，歐
洲人也是高工資一高成本的生產者。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前面看到歐洲人基本上沒有東
西能夠賣給亞洲人。亞洲人的生產力要大得多，而工資成本要低得多，因而具有很強的
競爭力。為什麼呢？原因在於亞洲許多地區的人口一土地資源的比例比人煙稀少的歐洲
要高。
另外，正如本傑明﹒希金斯（1991）指出的，歐洲也有邊疆——先是在美洲，後是
在澳大利亞。的確，在19世紀，歐洲人越過大西洋向美洲移民也有助於減低人口一土地
資源的比例。因此，歐洲較低的人口比例以及作為安全閥的向美洲移民這二者所產生的
發明機器的刺激要比亞洲人口一資源狀況所產生的刺激大得多。
亞當﹒斯密寫作時正值工業革命的各項發明初露端倪；他在「論勞動工資」一章的
末尾寫道：
充足的勞動報酬……鼓勵普通人民的勤勉。勞動工資是勤勉的獎勵。勤勉像人類其
他品質一樣，越受獎勵越發勤奮。……高工資地方的勞動者總是比低工資地方的勞動者
活躍、勤勉和敏捷。……食品的高價，由於減少用於維持勞動的資金，使僱主傾向於減
少現有的雇工。……（當發生）勞動工資增加時……僱用很多勞動者的資本家，為自己
的利益打算，勢必……力圖把他和他的工人所能想到的最好機械供給他們。在某一特殊
工廠內勞動者間發生的事實，由於同一個理由，也在大社會的勞動者間發生。勞動者的
人數愈多，他們的分工當然就愈精密。更多的人從事發明對各人操作最適用的機械，所
以這種機械就容易發明出來。由於這些改進，許多商品能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勞動生產出
來。這樣，勞動價格的增加就不只是勞動量的減少所抵償的。（Smith〔177611937：81，
83，86）
在稍後一節「論改良的進展對於制造品真實價格的影響」中，斯密指出，17世紀和
18世紀，粗金屬製品的生產成本已經下降了，未來會更顯著地下降。他也發現，紡織業
「沒有出現這種明顯的價格（或生產成本）下降」。雖然斯密談到了粗精毛紡織業中出
現的三種主要技術進步和許多細小進步，但是他在亞776年沒有提到棉紡織業的任何技
術進步或「工業革命」！
馬森在（18世紀的科學、技術和經濟增長》的導言中指出：
但是，看來幾乎沒有什麼疑問，無論發明的動力是什麼，革新者和企業家肯定都受
到這樣一些經濟因素的影響，如相對價格、市場前景、利潤前景等。在這方面人們對具
體企業做了大量的專門歷史研究。這些成果已經廣為人知，而且數量龐大，無法在此—
一列舉。
但是，尤其是在像紡織業這樣的競爭激烈的產業裡，這些相對價格、利潤前景當然
是相對於世界市場前景而言的。正是紡織業這樣的產業在英國發動了工業革命。
實際上，斯密在1776年就已經從這個角度把英國、印度和中國加以比較。在討論它
們在運輸業方面的相對價格時，他發現，與歐洲陸地運輸費用相比，中國和印度的內河
交通已經節約了人力，降低了許多產品的實際價格與名義價格。
同理，紡織品的漂白過去是靠陽光暴曬來完成的，在英國這種陽光很少的國家發明
和應用氯氣漂白法，也就理所當然了。由於燒制木炭的木材愈益短缺，把煤作為工業革
命的燃料的方法也就應運而生，並且顯得更為經濟（中國也缺乏燒制木炭的木材，但是
那裡的資本供給不足，煤炭也昂貴）。
哈特韋爾（1971：268）指出：「人們公認，18世紀（英國）沒有資本短缺現象，
但是承認這一點的含義是什麼，人們並不是總能充分理解。」甚至哈特韋爾本人也沒有
認識到，沒有受到充分理解的最主要的含義是，英國是與其他「經濟體」通過統一的世
界範圍的勞動分工和商品與金錢的流通而相互聯繫。因此，相對的供求不足和勞動與資
本的可得性這二者造成的競爭力量不僅在英國起作用，也在世界範圍起作用。也就是說，
結合供求這兩個方面的分析也必須擴展到整個統一的全球經濟中。實際上，斯密在比較
歐洲和亞洲運輸業的人力和其他成本時就開始這樣做了。因此，令人不解、當然也令人
無法接受的是，雖然斯努克斯（1996）也強調相對的要素價格，但是他主編的那部著作
的撰稿者，如裡格利（Snooks1994）卻把他們的分析局限於英國和西歐的競爭。誠然，
裡格利重新考察了從亞當﹒斯密到大衛﹒李嘉圖古典經濟學家有關勞動、資本、土地和
其他自然資源的相對價格的論述，但是與這些古典經濟學家不同（例如，李嘉圖提出國
際比較優勢法則），裡格利的注意力只在英國。斯努克斯的視野開闊一些，但是他也認
為：「工業革命是從一大群勢均力敵的西歐小王國之間上千年的激烈競爭中產生出來的」
（Snooks1994：15）。
然而，最確鑿無疑的事實是，在工業革命的首要領域——紡織品市場，英國和西歐
首先不得不與印度和中國以及西亞展開競爭。因此，相對的供求差異造成了世界各地不
同的地區和部門的比較價格和比較優勢。這些結構差異於是成為一個基礎，在這個基礎
上，統一的全球經濟中各個企業、部門和地區從微觀經濟的角度在勞動、土地、資本和
節約人力的技術方面作出不同的理性反應。我認為，我們應該在這裡（而不是在歐洲
「內部」環境）尋找在世界經濟的某些部分中產生對技術進步的刺激與選擇的原因。這
並不是說，歐洲「內部」環境與經濟決策過程無先問題在於，歐洲（或曼徹斯特或瓦特
的蒸汽機工場）的「內部」環境乃是由於歐洲參與世界經濟造成的。也就是說，世界經
濟／體系本身的結構與運動造成了不同的比較成本、比較優勢以及對於世界各地同一進
程的不同的理性反應。
我們很高興地看到阿裡基得出了一個相似的結論，雖然這個結論還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們的觀點是，（1世紀、16世紀和17世紀初、18世紀晚期）英國三次工業擴張之
間的主要歷史聯繫在於，它們都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一種不斷的金融擴張、重建與改
造的組成部分。英國從一開始就被納入其中。金融擴張的時候必然會強化歐洲貿易和積
累體系對政府與商業機制施加的競爭壓力。在這種壓力下，主要由於各地對自身在世界
經濟的結構變動中的地位優勢與劣勢所做的不同反應，有些地區的工農業生產衰落了，
另外一些地區的工農業生產興盛了。
實際上，這裡所說的世界經濟的結構和進程不僅是歐洲的，而且是整個世界的。另
外這裡所涉及的階段、工業以及重建的程度也值得注意：內夫（193）、沃勒斯坦等人
之後，阿裡基與他們一樣強調的是長達幾個世紀的工業「擴張」，而不是「革命」。在
每一個周期的相應時候，紡織業就成為中心部門，這很可能是因為它是生產性行業（不
同於金融服務部門），競爭最激烈。但是，第一次調整只是改善了英國相對於弗蘭德的
競爭地位，第二次調整只是改善了英國相對於北歐和南歐的競爭地位。只是第三次調整
才大大地改變了英國在世界範圍的競爭地位。即便是第三次調整也需要花費半個多世紀
的時間，直到1816年，英國出口到原先的競爭領先者印度的紡織品價值才超過了它從印
度進口紡織品的價值。
我們在此不可能詳述這種世界性發展歷程，但是我們可以引述18世紀初和19世紀初
的對比資料來說明問題。第5章已經提到，自1642年起，有三個條約使葡萄牙人控制的
市場對英國人開放，1703年英國一葡萄牙的梅休因條約鞏固了英國進人這一市場的權利。
1702年12月，英國政府要人梅休因就大聲明確地宣佈：「這項協定將在葡萄牙產生影響：
他們目前所有的粗製濫造的紡織業和其他貴重物品的制造業都將立刻停產關張；沒有一
個民族的布匹和貨物將能（在葡萄牙人的市場上）與英國的產品競爭。」他的葡萄牙對
手路易斯﹒達﹒庫尼亞至少有部分的同感：「英國人的目的是提高他們的制造業，摧毀
在葡萄牙剛剛起步的制造業」。我曾指出（1978a，b），最後的結果頗具諷刺意味：在
一個世紀之後，李嘉圖為了捍衛英國工業，在論證他的「比較成本優勢法則」時舉的是
英國紡織品換取葡萄牙酒的例子。
談到世界紡織品市場的競爭，我們可以援引布羅代爾的論述：
刺激是繞著彎子起作用的——（通過印度的出口物）刺激歐洲受到威脅的工業。英
國采取的第一個步驟是，在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對印度紡織品關閉大門，而把印度紡
織品轉口到歐洲和美國。然後，它竭力把這個有利可圖的市場搶到自己手中——這只有
通過大幅降低人力成本才能實現。機器革命從棉紡織業開始，肯定不是偶然的。……英
國受制於國內的高物價和高勞動成本，從而成為歐洲費用最高的國家，無法應付法國與
荷蘭在離它最近的市場上的競爭。它被趕到地中海、黎凡持、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市
場……（但是）它在最早被它切實征服的市場之一葡萄牙的市場……以及俄國市場上依
然獨領風騷。
1776年，亞當﹒斯密就發現：「應該記住，制造業的完善完全取決於勞動分工……
事實證明，（這）必然受到市場程度的調節。」他在同一段裡補充說：「如果沒有一個
廣泛的國外市場，它們就不可能興旺發達」。斯密也許讀過馬修﹒博爾頓在1769年給他
的合夥人詹姆士﹒瓦特的信。信中這樣寫道：「我不值得花費時間只為三個國家而制造
（你的引擎），但是，我發現為了全世界而制造它是值得的」（轉引自MOkyf1990：
245）。那麼，為什麼莫基爾、斯努克斯等人在分析工業革命的原因時主要從英國角度、
至多從西歐角度來考察要素價格和產品競爭呢？到1800年，英國生產的棉布有4／7出口
（Steams1993：24）；這些占了英國全部出口的1／4；到1650年，占了一半
（Braudell992：572）。到1839年，比利時人布裡瓦安回顧時指出：
歐洲在許多世紀裡依賴印度的最貴重的產品和最廣泛的消費品——平紋細布、印花
布、本色布、細毛料……只能用香料來換取它們。……由此使歐洲日益貧窮。印度具有
既廉價又熟練的勞動力的優勢。由於制造方式的變革……印度工人無力競爭……（於是）
貿易平衡從此對我們有利。
接下來是交通運輸業的競爭（或者說一直進行的競爭，但此時形勢逆轉）。在這個
領域裡，亞洲過去也占據優勢。正如我們在第4章中看到的，歐洲在3個世紀裡一直未能
大大降低運輸成本，只是到19世紀，以蒸汽為動力的鐵路和輪船才使歐洲人在世界貿易
中長驅直入。
世界市場上的億萬次微觀經濟決策也有宏觀經濟方面的原因與後果。這些宏觀經濟
關係引起了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其他「供給克』經濟學家的分析，也引起了凱恩斯主義者
以及其他「需求方」經濟學家的分析。帕西漢蒂（1981）等學者為了理解技術進步，熊
彼特（1939）等學者為了追溯長周期波，都把這兩種分析結合起來。我們在此不能切實
地對這些分析進行評價，只是想指出經濟學進行一場真正的「革命」是如何重要。這種
革命應該最終實現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供給方分析與需求方分析、周期分析與「發展」
分析的兩方、四方乃至六方聯姻，最終創造一個世界經濟一人口一生態範圍的經濟分價
『大家庭』。關於在什麼地方以及如何探索這樣一種經濟分析，請參見我以前的一些評
論和一般性意見（Frank1991C，1996）。
但是，我們所能做的，也是我們應該做的，至少是提出問題：在一個康德拉捷夫長
周期模式中，甚至在更長的世界經濟周期的模式中，工業革命的技術進展為什麼和在哪
裡成為宏觀經濟背景中的重要微觀經濟選擇（因此也必須用後者來解釋和說明），或者
反過來，為什麼和在哪裡微觀經濟選擇了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
因此或許可以說，世界經濟狀況已經成熟到可以使某些企業、部門和地區通過「新
工業化經濟體」的措施來改善它們的微觀和宏觀地位。而且，只有在世界經濟狀況已經
成熟到適當的時機時，人們才能采取這些措施；這些措施比那些實行者先前所做的任何
長期「準備」更關鍵。
我們已經看到，歐洲人在亞洲市場乃至世界經濟中沒有競爭力的狀況是如何被他們
能夠訴諸美洲金銀來源所報銷的，即便當時只是部分地抵消。另外，這種金銀的流動和
供給必須不斷地得到充實。但是，美洲金銀供給哪怕是出現暫時的短缺或下降，例如在
17世紀一段時間出現的情況，也肯定會使歐洲人基本上退出亞洲的生意。因此，美洲金
銀供給問題就對歐洲人產生了暫時的或越來越大的刺激，促使他們通過降低自己的生產
成本來在世界市場上競爭。這種選擇將能維持、甚至擴大他們對美洲白銀的獲取與依賴，
以及獲取用他們的銀錢來擔保的亞洲信貸。我們能否證明，18世紀中期以後，歐洲獲取
美洲金銀的可能性開始相對下降，從而威脅了歐洲對市場（份額）的滲透？如果是這樣，
就會刺激歐洲人通過降低自己的生產勞動成本來保護和提高自己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
我早就主張把1762年以後的一段時期看作是康德拉捷夫「B」階段。在這個時期，
雖然墨西哥的白銀供給再次增加（但巴西的黃金供給逐漸枯竭），但歐洲人在國內外的
利潤都下降了，尤其是從加勒比地區的甘蔗種植園和奴隸貿易中獲取的利潤下降了
（Frank1978a）。我還認為，這個康德拉捷夫「B」階段導致了18世紀最後30多年工業
革命的各項發明（以及美國和法國的政治革命）。亞洲各經濟體和帝國在這同一時間的
逐漸（長周期的？）衰弱和這個康德拉捷夫「B」階段，就給某些原先十分邊緣的經濟
體和部門提供了最佳機遇和刺激，使它們能夠在世界經濟中爭奪更好的競爭位置。歐洲
一些地區和部門抓住了這個機遇，變成新工業化經濟體（與今天某些東亞人一樣）。他
們通過使用節約人力和產生動力的機器，降低他們的生產成本，從而造成了擴大世界市
場份額的新機會——先是在歐洲市場上實行進口替代，然後實行面向世界市場的出口導
向。歐洲較高的工資和生產要素成本提供了這方面的機遇和刺激。
至少還有兩個——互相關聯的——情況也幫助了歐洲人。一個情況在前面已經提到，
即他們在一些亞洲市場上的本地的和其他的競爭對手陷入經濟和政治困境。
但是，他們的亞洲競爭對手不僅陷入各自和普遍的（周期性的？）衰落，而且歐洲
人對亞洲更猛烈的入侵也加速了他們的政治經濟的衰弱。在那裡，當地人進入市場競爭、
更不用說參與出口競爭也受到政治和軍事的壓制。由此出現了印度原先最富裕地區的
「孟加拉洗劫」以及英國人對印度其他部分的征服與殖民地化，由此還出現了19世紀通
過向歐洲資本『門戶開放」而導致的中國的半殖民地化。歐洲人的這些以及其他殖民活
動同時既為工業生產開闢了殖民地市場，也給英國在本國工業的投資提供了資本。在世
紀之交，中國的生產力還保持著很高的水平，也許到19世紀的一段時間裡還高於日本的
水平（Inkster1991：233）。因此，由於中國在經濟上還很富饒，在政治上還很強大，
很難滲透進去，英國人不得不用印度生產的鴉片來迫使中國「開放門戶」——儘管英國
人在19世紀費盡心機，接管中國的企圖從未取得很大的成功。
儘管我們對這些經濟和政治困境還沒有一個充分的「解釋」，但是在此有一個建議：
應該從亞當﹒斯密就歐洲情況和伊嫩可（1973）就中國情況所分析的微觀經濟需求狀況
的背景中來尋找這種解釋。不過，我們應該把這種背景擴大到世界經濟的範圍。下面我
們討論另外一個情況，即資本的供給與來源。
（3）資本的供給與來源
有利於歐洲人更猛烈入侵的另一個情況是他們的、尤其是英國人的資本的供給與來
源。哈特韋爾（1971：268）在評述了一些學者關於資本供給的著作後明確指出：「人
們公認，18世紀（英國）沒有資本短缺現象，但是承認這一點的含義是什麼，人們並不
是總能充分理解。」哈特韋爾（援引Hill1967）討論的含義之一，農業和商業的資本乃
是「從國外——通過奴隸貿易、尤其自18世紀60年代以來通過有組織地掠奪印度——數
量驚人的（資本）流入英國」的結果（Hartwell1971：269）。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通
過殖民剝削方式進行的「原始」資本積累。
殖民地是否付出的問題引起長時間的爭論。亞當﹒斯密寫道：
我們的西印度殖民地栽種甘蔗的利潤特別大，在歐美兩洲，沒有什麼耕種事業能與
之相比。栽種煙草的利潤雖然比不上栽種甘蔗，但是高於（在英國）栽種穀物。（Sin
計h
然而，與拜羅克等學者一樣，帕特裡克﹒奧布賴思（1982，1990）曾在幾處否認海
外貿易和殖民剝削對歐洲的資本積累與工業化有什麼重大作用。因為根據他的計算，18
世紀晚期由此所獲得的利潤不超過歐洲國民生產總值的2％。不過他還進一步表示：
「無論是數量分析還是歷史研究都不能平息有關遠洋貿易對工業革命的意義的爭論。……
就歐洲（甚至英國）的工業化歷史而言，『世界視野』（布羅代爾的一個標題）對於歐
洲的意義似乎不如『歐洲視野』對於世界的意義更大」（1990：177）。遺憾的很，奧
布賴恩以及其他許多學者大錯特錯了。因為正如布羅代爾所說，歐洲的消費大於它本身
的收入，它的投資大於它本身的節余。它之所以能夠這樣做，主要是由於整個世界經濟
的結構與發展的作用。
儘管拜羅克、奧布賴恩等人否認這些外部作用，何塞﹒阿魯達還是重新考察了有關
資本與市場的殖民主義來源，最後得出的結論是：
總之，在殖民地的商業投資成為商業資本循環中的一部分，與重商主義政策的制約
密切相聯，對於西歐的經濟增長起了重大的、戰略性的促進作用。它們為投資開闢了新
領域——對於資本的增長、流動和流通至關重要的領域。……殖民地有所付出。
（Arruda1991：420）
的確，殖民地有所付出。它們不僅幾乎無償地供應了金錢，而且還供應了奴隸勞動、
廉價的砂糖、煙草、木材、棉花以及其他在美洲生產、供歐洲消費的產品。再有，正是
美洲的金錢使歐洲人能夠從亞洲買到絲綢、棉紡織品和香料，而且使他們能夠通過參與
亞洲境內的「鄉村貿易」而賺到更多的錢。
因此，與我們現在的議題直接相關的一項工作是，對歐洲和亞洲的「力量」於1815
年開始逆轉之前歐洲直接從殖民地（包括普拉西戰役之後的印度）獲得的利潤進行統計。
歐內斯特﹒曼德爾（1968：119－120）估計，從1500年到1800年，歐洲殖民掠奪的總值
為10億英鎊金幣，其中僅在1750年到1800年間，英國就從印度掠奪了1億到1．5億英鎊
金幣。這批資本的流入即便不能說是英國新工業革命的全部資本，至少也促進了英國對
新工業革命的投資，尤其在蒸汽機和紡織技術方面的投資。例如，正如埃裡克﹒威廉斯
（1966：102－3）所回顧的，「西印度所積累的資本在資金上支持了瓦特和蒸汽機。博
爾頓和瓦特曾獲得貸款。」但是，到1800年，投入到蒸汽為動力的產業中的資本依然少
於英國從殖民地獲得的利潤。研究這一時期英國經濟的學者菲利斯﹒迪恩（1965）以嚴
謹著稱。他詳細闡述了「對外貿易促進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六種主要方式」（Frank1978a：
227）。
或許正如羅伯特﹒德內馬克所建議的，對於殖民地資本的流入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
上起了作用這一問題，另外一個「測試辦法」是，看它是否驅使利率下降，從而使人們
在英國和歐洲其他部分投資更低廉、更容易。貨幣史專家約翰﹒芒羅（私人通信1966年）
對我的詢問所作的回答是，在英國，利率從17世紀90年代初的12％和1694年英格蘭銀行
建立後的8％下降到1752年的3％。此時，英國的利率已經變得在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場
上具有競爭力了，從而使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場成為一個資本流入英國的漏斗，而英格
蘭銀行則越來越「控制」了這些資本。
這種趨勢只是偶爾被戰時暫時的利率上漲所打斷。迪金森（1967：470）對這種趨
勢作了論證。根據他的統計，17世紀90年代英國公債的利率為7％一14％，1707年到
1714年為6％一7％，此後到18世紀30年代為5％，然後下降到3％－4％，到1750年降到
3％。迪金森還發現，私人借貸的利率緊緊追隨著公債利率，尤其是在大量的荷蘭資金
流入英國市場時。雖然這些資金有許多是由英格蘭銀行經營，用於支撐公債，但是也有
一些資本流入私人投資，而且公債本身也解放了私人資本，使之可以到其他經濟領域投
資。
當時的英國人就已經清楚地了解和歡迎這種利率下降，並且討論了無數「英國憲制」
理由，以推動這種利率普及到英屬愛爾蘭的最偏遠角落（Dickinson1967）。亞當﹒斯
密（〔1776〕1937：78－79）指出，經過一代代英國君主的修改，最高法定利率逐步地
從貝％減到5％，但是「它們看來是跟在市場利率變動之後，而不是走在前頭」。因此
在他看來，這是與對資本的需求有關，反過來也與資本的供給有關。
除了英格蘭銀行外，「三姐妹」中的另外兩姐妹，英國東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也
對英國資本存量的增加與經營作出了重大貢獻。
這些以及其他資本來源，包括阿姆斯特丹漏斗，當然都是直接從殖民地獲得資本。
但是，它們也有間接而同樣重要的影響，因為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利率下降是由於它們
參與整個全球經濟的世界範圍的結構與運轉而派生出來的產物。
因此，除非這些國內的制度理由中的哪一項或全部能被證明是比資本的流動和存量
及其世界範圍的來源的根本性增加更重要，德內馬克的假設似乎可以得到充分的證明。
但是，擁有資本只是進行投資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正如哈特韋爾所強調的，僅
僅獲得可用於投資的資本的供給及其國際貿易乃至殖民剝削的來源，還不足以引發或解
釋對工業革命中能夠降低成本、節約人力和產生動力的設備的實際投資。這種實際投資
需要有宏觀和微觀經濟的刺激。
但是，在一個全球經濟中，任何地方的和部門的微觀經濟刺激無論在哪裡都是與競
爭性地參與整個宏觀經濟的世界經濟結構和運動有關，實際上也是由這種參與而派生出
來的。這就是我的第三個主要論點：在統一的全球經濟和體系中，「東方的衰落」和
「西方的興起」肯定是互相聯繫的。問題是，它們是如何聯繫起來的？
4．一種全球經濟的人口解釋
讓我們再次從全球人口和經濟的角度來回顧亞洲衰落和歐洲興起的過程。這種回顧
會向我們顯示，亞洲在前幾個世紀的經濟生產和人口的擴張本身卻反過來阻止1800年以
後繼續擴張。前面幾章已經考察了長期的全球經濟擴張，尤其是亞洲的經濟擴張，指出
這種擴張是由歐洲人供應的美洲金錢支持的，但不是由此而啟動的。我們還指出，這種
擴張的程度在亞洲比在歐洲大得多。我們在第3章和第4章指出，新增的美洲金錢看來在
歐洲造成了通貨膨脹，而在亞洲則造成了生產、拓殖和人口的較大擴張。但是，從一開
始，亞洲的人口與土地資源的比例就一直較高；因此，在亞洲許多地區，這種擴張大大
增加了資源壓力。如果說這種情況在歐洲沒有那麼嚴重（或者說，正如下面要論證的，
歐洲有更多的排放閥），那麼全球性擴張就會擴大東方和西方之間人口一資源比例的相
對和絕對差距。
（1）一個人口經濟模式
至少從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托馬斯﹒馬爾薩斯以來，人口與一般的經濟增
長及具體的技術發展之間的關係就一直是爭論不休的話題。大多數人口學專家和發展經
濟學專家至今眾說紛紜。例如，多米尼克﹒薩爾瓦托雷（1988：Xiil）就指出，時至今
日，聯合國、世界銀行以及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組所提交的報告依
然得出相互沖突的結論。後者於1986年發表的著名報告考察了大量的有關文獻，概括地
提出了九個不同的爭論問題，但僅僅試探著得出一些有待商榷的結論。
因此，對於像我這樣貿然闖入這一爭論的人來說，可能會一無所獲。例如，僅僅就
解釋自18世紀中期起歐洲人口增長加快的原因而言，專家的觀點就從死亡率下降轉移到
出生率上升。但是，著名歷史學家威廉﹒蘭格（198：5）最近提出的論斷是：對這個問
題「不可能作出極其確定的解釋或蓋棺定論」。因此，思考整個世界範圍的人口、經濟
和技術發展之間的關係及其地區差異，就更是沒有把握的事情了。的確，正如羅納德﹒
李（1986：96－97）在論述他自己的專業性很強的模式和分析嘗試時所說的：「我們能
否在這樣一個框架中來解釋非洲、中國和歐洲的相對技術成就？……當然，在這樣普遍
的範圍來考察這樣高度抽像的問題，會有很大的困難，甚至陷入荒謬的境地。但是，我
確信，這些問題極有意思，因此值得探討。」我很同意；不僅這些問題有意思，而且考
察它們對於理解世界歷史的真相也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正如本書始終主張的，這就需
要在更大的普遍性層次上，即全球層次上來考察這些問題。由於專家們哪怕僅僅是因為
害怕被別人斥責為荒謬而不敢涉足那麼大的範圍，所以就只能讓一個傻乎乎的外行來冒
犯更荒謬錯誤的風險了。
李（1986）考察了托馬斯﹒馬爾薩斯和埃斯特﹒博瑟魯普（1981）之間的「爭論」，
提出了一個「動態綜合」。馬爾薩斯認為，由於報酬遞減律的作用，越來越大的資源壓
力本身就會限制人口的增長。在後來的馬爾薩斯主義復興之前，馬爾薩斯的觀點似乎受
到世界人口迅速和大量增長的挑戰，因為技術的發展擴大了資源的供給和（或）回報，
因此使報酬遞減律失效了。博瑟魯普（1981）在她的研究人口與技術變遷長時段趨勢的
專著中向前邁進了一步——或者說是回到了斯密，因為在斯密看來，人口增長會造成更
大的資源回報。博瑟魯普提出，人口增長以及相應的資源壓力增大本身會造成技術進步，
從而使報酬遞減律失效。李把普賴爾和莫勒（PryorandMaurer1983）視為開拓者，緊隨
其後，力求對馬爾薩斯和博瑟魯普兩家對立的觀點作一番「綜合」。由此，他至少建立
了六個不同的模式，闡釋人口與技術的變化或不變可能會如何相互作用。
我所提出的關於大約1800年之前歐洲先於亞洲發生的迅速技術變革的微觀和宏觀經
濟「解釋」，可以說是基於李的一個假設模式的變種。我的解釋不是馬爾薩斯式的，因
為後者不考慮這種技術變革；也不是博瑟魯普式的，因為後者把這種技術發展歸因於人
口的迅速增長。因此，與李的模式不同，我的主張不是他們對立觀點的綜合，而是對二
者的否定。實際上，我的主張是與博瑟魯普對立的，而不是與馬爾薩斯對立的。我的主
張比李的觀點「更抽像、更概括」：亞洲更高的人口增長阻礙了由於和基於對節約人力
和產生動力的機械的供求而發生的技術進步，歐洲較低的人口增長產生了這種刺激——
在與亞洲的競爭中！在李的六個「假設模式」中有一兩個考慮到這種可能性，但是李似
乎沒有深入探討這種可能性。我的論證遠不如李的模式、表格和方程式那麼精緻，但是
我的方法可能更貼近現實，因為我引進了三個新的變量，把李的模式變得更複雜充實了
——但最終簡化成一個符合真實世界的解釋。這三個新因素是：（1）我把亞洲、非洲
和歐洲放進同一個全球經濟的世界經濟籃子裡，這也是本書的主要論點和思路；（2）
我對各經濟區域內的收入分配、勞動供給及其價格、對產品的需求都加以區分，進而也
把整個競爭的世界經濟中的各地區經濟之間加以比較（基於第一個因素）；（3）我強
調可以用於投資的資本和各個地區的這種資本來源（或資本缺乏，或資本流入），而不
是那些投入資本、生產節約人力和（或）產生動力的設備器械的經濟區域。
由於李沒有對這三個變量給予應有的注意，因此他沒有注意到加入這三個變量後可
能造成的模式「運動」。我可以先簡略地描述一下這種「運動」：在1800年前後，歐洲
發生了技術進步，而亞洲沒有發生，因為亞洲具有更高的人口增長，但其收人分配也更
加兩極分化，而且缺乏資本。非洲也沒有發生這種技術進步，因為那裡的人口與資源的
比例比歐洲低得多；而且非洲根本沒有像歐洲那樣獲得外界的可用於投資的資本。
（2）一種高度平衡的陷阱？
讓我們再重新回顧自1400年開始的這個長期的「A」階段擴張，看看亞洲和歐洲的
經濟與社會為什麼及如何會越來越分化。正如我們在第2、3、4章中看到的，自1400年
開始的世界經濟擴張伴有生產的重大增長。正如在第2．4章中看到的，這也使得亞洲主
要經濟體尤其自17世紀中期以後出現人口大增長。因此，正是世界經濟擴張在亞洲主要
核心經濟體和社會產生了這些後果，而且這些後果在亞洲比在比較邊緣的歐洲更明顯。
因為更富饒的亞洲經濟對新的美洲貨幣的流入作出了「更好的」回應。
歐洲、美洲和非洲不那麼富饒、也更邊緣的經濟不可能那麼迅速和那麼大規模地通
過更高的生產力作出回應（正如我們在第4章中看到的），歐洲反而至少經歷了更高的
通貨膨脹（正如第3章指出的）。另外，正如我們在第4章中看到的，直到1750年，歐洲
的人口增長還維持在較低的水平。從1600年到1750年，人口增長率僅僅是18世紀後半期
的1／4（Livi．Bacci1992：68）。因此，歐洲的工資也一直比亞洲高。
另一方面，在亞洲主要經濟體，世界和地區經濟增長促成了人口增長和強化了生產
對資源的壓力，使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從而制約了國內對大眾消費產品的有效需求。正
如下面將要指出的，同一個結構和進程迫使生產的工資成本下降，而又沒有強化促使人
們向節約人力和產生動力的生產技術進行投資的價格刺激。亞當﹒斯密注意到，與歐洲
相比，「中國下層人民」更高的勞動供給和勞動者更嚴重的貧困壓低了使他們心甘情願
勞動的工資。另外，馬克斯（1997）認為，在中國，與人口增長相比，水稻生產的較快
增長和大米價格的較慢增長抵消了提高生產力、尤其是使用節約人力的器械的投資刺激。
誠然，正如第4章已經指出的，中國以及亞洲其他地方的農業改良（以及可能還有出生
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降低）走在了歐洲前面。「但是，當然很矛盾的是，所引起的中國
人口的增長反而阻礙了在工業發展的基礎上自立的經濟增長。」
伊俄可（197）援引斯密的有關論述作為他對所謂的「高度平衡的陷阱」（high－
levelequilibriumtrap）所作的著名論證的一部分。他力圖解釋為什麼中國看來在其他
條件和「前提」都很充分（正如我們在考察生產、貿易、制度和技術時看到的）的時候
卻沒有發生工業革命。伊激可的核心觀點是，在人力豐富而土地和其他資源缺乏的基礎
上，中國的農業、運輸和制造業技術在前幾個世紀的發展已經到了極限。例如，放牧的
草場極其缺乏，不斷增加的龐大人口使得農業用地嚴重不足，卻使得勞動十分廉價。因
此，低廉的水路運輸和昂貴的牲畜飼料就使人力運輸成為合理的選擇。例如，1742年的
一份材料談到一種水泵可以節省灌溉農田所需勞力的4／5。但是，制造這種機械需要用
銅，而鋼是極其昂貴的——也就是要犧牲貨幣，因為流通的貨幣是用銅制造的。因此，
投資制造這種水泵是不經濟的，也是不合理的。
伊俄可認為，未能「發展」的原因不是制度缺陷或其他缺陷，恰恰相反，而是基於
這些制度和其他條件上的生產、資源利用和人口的迅速增長，從而造成資源短缺，比勞
力更珍貴：
顯然，許多資源的短缺情況越來越嚴重。許多地區缺少建造房屋、船舶以及機械的
木材。燃料……紡織纖維……耕育也都短缺。金屬，尤其是銅……還有鐵和銀也供給不
足。最重要的是良田短缺：這個時期新開墾的土地質量急劇下降。造成這些短缺的主要
原因當然是，在技術相對停滯的條件下人口持續增長……到18世紀晚期達到了報酬急劇
遞減的程度。
但是，伊撤可認為：
正是傳統經濟的發展使有利可圖的發明變得越來越困難。由於農業賸餘減少以及人
均收入和人均需求下降，由於勞力越來越廉價而資源和資本越來越昂貴……農民和商人
的合理策略取向不是節約人力的機械，而是經濟地使用資源與固定資本。……一旦出現
什麼短缺時，基於廉價運輸的商業靈活性是比發明機器更迅速、更可靠的補救辦法。這
種形勢可以描述成一種「高度平衡的陷阱」。
李（1986：124）沿著博瑟魯普的思路，也認為，中國人口密度太高，不能「支
持……實現技術突破所需的……進一步的集體投資。……中國會越來越陷入一種高密度
的人口，中等技術的引力平衡」，很像是伊像可所說的「高度平衡的陷阱」。在這種陷
附中，高密度的人口、昂貴的資源、稀缺的資本造成勞動的廉價，因而對節約人力的技
術進行投資既不合理，也不經濟。印度的情況也是如此。斯坦認為，印度的精英消費和
國家軍事開支的擴大「把越來越沉重的需求壓在勞動者身上，降低了他們的消費，也逐
漸況滅了他們自身的生存追求，在18世紀晚期尤其如此」。我們在前面考察印度以及亞
洲其他地方的衰落時已經看到這種情況。
由類似的供求所決定的實物交換支撐著燃料供給和其他能源的選擇與發展。它們的
供給範圍可能受到大宗原料運輸成本的限制而限於當地或本地區，儘管也有一些木材運
到千里之外。但是，對這些產生生產動力的物資的需求主要受制於成本考慮，而成本考
慮也取決於世界範圍的競爭的或受保護的產品市場價格，例如紡織品就需要這些物資作
為燃料。
利皮特（1987）在否定伊賴可的觀點時提出的理由是，中國的生產賸餘額很高。這
種理由似是而非，是站不住腳的。可用於投資的賸餘與資本是投資的必要條件，但不是
充分條件。我已經指出，問題不僅僅是有沒有可用於投資的賸餘，而是把它們投資到節
約人力和產生動力的技術中是否合理。中國人畢竟對跨地區的運河及其他基礎設施投入
了巨大的資金。我認為，伊俄可說得對：中國人具有經濟理性，因此他們在一種中國和
地區經濟範圍的供求視野和計算中迴避了某些投資。這也肯定了我的觀點：尤其在出口
產業，這種經濟理性肯定會擴展到世界範圍，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地區。
也就是說，這個觀點既能夠和應該應用到別的地方，也能夠和應該應用於世界範圍。
亞洲的許多生產和出口，尤其是中國絲綢生產和出口，是高勞動供給和低勞動成本條件
下的高度勞動密集型產業。印度的情況也是如此，先前幾個世紀的經濟增長與擴張產生
了類似的供求關係。在印度，也不是「停滯」，而是相反的情況——經濟擴張、人口增
長、甚至制度變革，總之資本積累的（正常）進程——必然導致報酬遞減的開始。
（劍橋印度經濟史）指出：「（在印度）勞動力極其廉價……使節省勞動的器械變
得多余」（RaychaudhuriandHabib1982：295）。哈比布在別的地方
（RoyandBagchi1986：6－7）也指出，印度有充裕的熟練勞動力和「技藝補償」，因此
采用節省勞動的器械就變得不經濟了（儘管在該書附錄第143頁弓除了巴格齊的反對意
見）。
因此，伊激可的思路和分析不僅可以應用於中國，也可以應用於東南亞、印度、波
斯、奧斯曼帝國或其他地方——從一種世界經濟的觀點可以應用於任何一個地方。這也
包括歐洲。在歐洲，伊俄可有關中國的勞動力賸餘和資本短缺的論點（或該論點在亞洲
其他地方的應用）恰好與亞當﹒斯密關於英國和歐洲的論點以及後來一些人關於北美的
論點相反相成：勞動力短缺因而資本相對賸餘。
在歐洲，較高的工資和較高的需求，再加上可以獲得資本，包括從國外流入的資本，
就使對節約人力的技術進行投資既合理又可行。這種論點也適用於有關動力設備的投資。
英國的木炭和勞動力價格較高，因而促使人們轉向煤炭和以機械為動力的生產工藝，以
後即使在擁有更多的賸餘勞動力和更缺少（或）非機械動力的地區，煤炭和以機械為動
力的生產工藝也變得更經濟了。當然，這裡還要補充說的是，歐洲與中國、印度及亞洲
其他部分之間在世界經濟的市場上的競爭，使得這種節約人力和產生能源的技術對於歐
洲人來說在經濟上是合理的，但對於亞洲人來說則不是。
當收入分配不平等時，這種情況就更明顯了。這時，收入金字塔的頂部不會產生降
低勞動成本的強烈需求，而金字塔底部的低收入會維持工資水平或驅使工資下降。因此，
收入分配越是不平等，越會阻礙節約人力機械的革新，阻礙對產生動力的工藝的投資。
那麼，我們對於收入分配究竟應該怎麼看呢？
戈德斯通（199la）認為，無論勞動力的使用是如何組織的，農業社會的人口增長
會使收入與財富越來越集中，並且會壓低工資和有效需求。而且，我們已經證明，更多
的貨幣和更多的人口也是相輔相成的。所有這些常見的原因到時就會破壞經濟的活力和
政治的穩定。是否有證據顯示亞洲在17世紀和18世紀出現了這樣一種進程呢？答案是肯
定的。
確實有理由認為，正是生產和人口的長期增長本身反而促成了至少在這兩個方面的
增長率的低落。亞洲的證據顯示，其生產和人口的增長造成了資源壓力，使經濟與社會
都兩極分化：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平等。
貧富差距的拉大改變了社會金字塔的「上層」。正如蒂莫西﹒布魯克（199）關於
明代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歷史著作《享樂的錯亂》所描述的，各種人，尤其是商人和投機
商的向上流動和舖張浪費都加劇了。按照利皮特（1987：90）的估算，19世紀，士紳和
其他人搾取的經濟賸餘至少占國民收入的30％。早先的經濟繁榮很可能產生了更大數量
和更高比例的賸餘。人們還描述了印度在19世紀衰落以前由於經濟擴張而發生的類似情
況。實際上，波蘭梅教（私人通信1996）在對印度和中國（以及歐洲）的有關資料進行
比較後確信，印度的財富與收入分配比其他地方更扭曲。社會金字塔頂部對奢侈品和舶
來品的需求越來越大，從而使購買力偏離了當地和地區消費產品的大眾市場。
在社會金字塔的底部，有些人「被淘汰出局」（窮困潦倒），完全被邊緣化了。大
批失去生計的農民變成低工資工人，組成了一個越來越龐大的廉價勞動後備軍。在這個
處於社會底層的龐大的、或許還在擴大的人群。低收入也壓低了他們在商品市場上的有
效需求，擴大了生產內銷和出口產品的廉價勞動力的供給。
就印度而言，哈比布（1963：351）解釋了「莫臥爾帝國（如何）成為自己的掘墓
人」。莫臥爾統治階級通過剝削農民生產的賸餘而攫取了國家的許多財富。哈比布
（1963：320）援引了當時人們的兩段評論：「富人的窮奢極侈與平民的饑寒交迫」之
間的反差之大，幾乎是前所未有的；「農村被迫承受苛捐雜稅，以維持龐大宮廷的奢華
和供養龐大的軍隊來確保民眾的屈從，農村因此而遭到毀滅。」這必然會降低大眾的收
入與國內有效需求，導致工資勞動供給的低廉價格。實際上，哈比布（1963a：324－
329）也證明，農民受到的剝削越來越重，因而逃離土地，可想而知，增加了城市和其
他方面的廉價勞動力供給。這種情況也大大促成了莫臥爾王朝的垮台和馬拉塔人的取而
代之，而後者甚至變本加厲地剝削農民。阿裡（1975）也援引哈比布的觀點來證明，農
業方面的剝削日益沉重，從而導致了農民起義和柴明達爾起義。（正如恩格斯與霍布斯
鮑姆後來指出的，在英國工業革命時期，掙錢謀生的機會越多，對工人的剝削越重）。
那麼，亞洲的收入分配與歐洲尤其是英國相比怎麼樣呢？亞當﹒斯密（〔1776〕
1937：72）在談到中國時指出，那裡的最窮階層的貧困程度遠高於歐洲，因此歐洲的最
低收入也比中國或許還有亞洲其他地方的最低收入高。另外，亞當﹒斯密（〔1776〕
1937：206）還指出，中國和印度的實際勞動工資以及勞工用工資所能購買的生活必需
品的實際數量低於歐洲大多數地區。
但是，波梅蘭茨（1997，私人通信1996）則認為，印度的收入分配確實比歐洲更不
平等，但中國比歐洲更平等。不過他也指出，中國勞工能夠獲得農村的家庭支持來解決
某些生計，而歐洲和英國的城市工人已經沒有這種支持了。波梅蘭茨認為，因此，即使
中國的收入分配與歐洲的木平等程度一樣，中國工人也能接受比英國或西歐低的工資。
就此而言，中國農村的家庭支持就可以被認為是相當於印度那種更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的
一種「功能替代品」。
但是，更重要的是，波梅蘭茨的看法可以換成另一種說法：無論中國的收入分配比
較而言是什麼情況，工資商品ヾ還是比歐洲、尤其是工資較高的英國相對地、可能絕對
地低廉。也就是說，相對於機器和其他動力的成本而言，由於工資商品低廉，即使中國
和英國的收入分配狀況相似，在中國使用更多的勞動和較少的資本就比在英國更經濟合
理。但是，不管這些低廉的謀生工資商品是通過什麼制度機制分配的，它們只有通過中
國的那種農業才能獲得，這種農業比英國和歐洲的農業更具有生產力，因而能夠更廉價
地生產出這些工資商品。這些看法也就肯定了另外兩個觀點，或者至少與那兩個觀點前
後呼應：正如馬克斯（1997）所宣稱的（見本書第4章），中國的農業更有效率；另外
正如伊撤可（1973）和我所認為的，正是中國生產效率較高的農業阻礙了其他經濟領域
裡節約人力的技術革新和從事資本經營的投資。
從相應的物價水平的差異中或許也能找到另外的答案。貨幣計量學說（認為物價隨
貨幣量的增加而上漲）也許不是太容易理解。但是，事實表明，一般來說，距離白銀／
貨幣來源越近，就越容易獲得白銀／貨幣，物價水平就越高；距離貨幣來源越遠，就越
難獲得貨幣，物價水平就越低。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歐洲肯定更接近美洲銀礦，因此
也比西亞、南亞和東亞更早更多地獲得白銀供給。我們不是看到，歐洲（更不用說北美）
較高的物價和較高的工資結合在一起依然使大多數歐洲人過著與大多數亞洲人一樣、甚
至更差的生活，而亞洲社會金字塔底層卻提供了更多的低工資勞動供給？在這種情況下，
正如拜羅克、麥迪遜等人所說的，歐洲的高工資與亞洲的低工資也應該是與很可能相近
的生活水平相匹配，甚至與歐洲可能更低的生活水平相匹配的。如果說這種收入分配在
亞洲更不平等，或者如果中國、甚至印度也有前面所說的那種低廉工資商品所憑借的
「功能替代品」，那麼亞洲的低工資就與其低生活水平更匹配了。這種情況也就使歐洲
商品在世界市場上、尤其亞洲市場上、甚至歐洲市場上都競爭不過亞洲商品。
是否有證據支持、否定或修正這種說法呢？的確有。我們有關於1400－1800年這一
時期末期的相對人口／土地資源比例的證據，也有基於以前的人口增長率而推測出來的
早期變化的證據。另外，我們在第4章也展示了有關世界和歐亞主要地區之間的比較人
口增長率的證據。
（3）有關1500—1750年的證據
為了解釋為什麼工業革命發生在歐洲和美國，而沒有發生在亞洲甚至非洲，就需要
一種更好的世界經濟理論。這種相對工資水平的微觀假設以及相關的長周期的宏觀假設
乃是這種世界經濟理論的組成部分。那麼我們能夠檢驗這種微觀假設以及相關的宏觀假
設嗎？
這方面的證據當然很豐富，而且有些證據已經在前面援引過：亞洲的工資比歐洲低
得多；因此歐洲的生產沒有競爭力。至於相對的人口與土地資源的比例，拜羅克（1996：
154－155）考察了人口與耕地面積的比例，並追溯了1800年前後亞洲的這種比例。他發
現，亞洲的比例達三四倍之高，1700年前後，中國和印度平均每公頃分別為3．6人和3．
8人，而法國和英國分別為1．1人和1．5人（日本在1880年的比例卻是每公頃5人）。
當然，人口及其增長的數據很難找，也很不確定，有關經濟增長的數據更是如此，
有關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對資源的壓力的數據就更難尋覓了。但是，表41和42根據各種
不同的數據來源對世界和各地區人口數據作了總結，顯示出一個很有意義的模式。我們
發現，很可能是由於第2章和第4章所勾畫的經濟原因和營養原因，世界人口在1400年以
後開始恢復，在1600年以後，尤其從17世紀中期以後，形成一個向上的曲線。但是我們
在第4章也看到，從1600年到1750年，歐洲一直不變地保持著世界人口的18％到19％。
在同一時期，亞洲在世界人口的份額從60％增加到66％。這是因為，在人口已經很稠密
的亞洲，人口以每年0．6％的速度增長，而歐洲的增長率僅為0．4％。根據李維一巴齊
（199：68）後來估算的數字，此時歐洲人口增長率僅為0．3％，也就是亞洲的1／2或2
／3。這樣，按照表4．1和表4．2的估算，從1600年到1750年，歐洲人口增加了57％，
而整個亞洲人口增加了87％，中國和印度增加了90％。另外，在資源已經稀缺的亞洲，
人口的絕對增長是歐洲的4倍多，從1600年到1700年增加了1．1億，到1750年增加了2．
16億，而歐洲僅僅分別增加了2600萬和5100萬。
因此，亞洲人口與土地資源的比例比歐洲增長得快。這種差異本身就暗示著，亞洲
的廉價勞動力資源的增長比歐洲快得多。如果亞洲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也逐漸變得
比歐洲更大，那麼廉價勞動力就更多了。這種推理是由於前面談到的兩個原因：亞洲人
口增長更迅速，亞洲的生產和收入有更大的增長。非洲的人口保持穩定或有所下降，對
收人分配產生了什麼影響，我們無法確知。但是，我們知道，與歐洲不同，非洲沒有從
外面流入大量可用於投資的資本，也沒有像歐洲那樣在世界市場上與亞洲進行激烈的競
爭。因此，非洲不可能產生促使人們發明節約人力的技術的刺激。李沒有詳細闡述理由，
只是表示，非洲也可能由於其他原因而陷入一種「低度平衡的陷阱」。
（4）1750年的轉折
在18世紀後半期人口為什麼和如何發生了變化？歷史學家和人口學家指出，大約在
1750年人口增長率開始出現了一種尚未得到解釋的變化。表4．1顯示，從1650年到1700
年，再到1750年，每50年世界人口大約增長20％，但是從1750年到1800年則有一個更高
的增長，即增長23o。然而，亞洲在1750年以前的增長率是26O，從1750年到1800年則僅
有20o；印度的增長率從1750年以前50年的30％跌落到後50年的20％。在表4．2上，克
拉克（1977）的估算顯示了這段時期的另外一種增長率。在第一個50年，世界人口總和
增長了24％，在第二個50年僅增長了14o，從1750年到1800年又恢復到21％。中國的人
口增長率在第一個和第三個50年都在50％左右，但是在1700－1750年的這個中間階段卻
令人費解地僅為40％左右。另外，克拉克的估算還顯示，印度的人口增長率出現了一個
大跌落，從1700年以前半個世紀的33O下降到1750年後半個世紀的0，絕對數字在1750年
到1800年間（從1757年普拉西戰役後）下降了0．5％。
其他估算數據則顯示，亞洲與歐洲相比，亞洲人口增長率下降更多，歐洲人口增長
率有所上升。根據聯合國至今使用的卡爾一桑德斯（1936）的估算，世界人口增長率在
1750年以前的一個世紀裡平均每年0．3％左右，在水後的半個世紀裡則下降到平均每年
0．2％，甚至0．1％。其中主要是因為亞洲在1750－1800年間從平均每年0．6％急速下
降到平均每年0．13％或0．14％。根據更新的估算，在亞洲境內，中國人口增長率為
1％，而印度在經濟衰落和被英國征服和殖民化的時期人口增長率僅為0．1％
（NamandGustavus1976：11）。因此，所有這些人口估算儘管有所差異，但都明顯地顯
示，亞洲人口在18世紀從高增長率轉向低增長率。
從表4．1看，歐洲的人口增長則加速了，從1650－1700年的15％上升到1750－1800
年的34％和1800－1850年的41％。在表4．2上，歐洲人口增長率也從第一個50年的問％
上升到第H個50年的23O，又繼續上升到第三個50年（即1750－1800年）的33％。也就是
說，歐洲人口增長率突然從原先的年平均0．3％或0．4％跳躍到三750一1800年的年平
均1．6％。李維一巴齊（1992：68）的最新估算數字是，歐洲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在1600
－1750年為0．15O，在1750－1800年為0．63o（比亞洲同期數字要低）。無論這些估算
有多大差異，但無可爭議的是，歐洲人口增長率突然上升了，而亞洲沒有出現了這種情
況，而且印度的情況可能相反。另外，這些趨勢繼續發展，甚至在19世紀前半期還加速
了。
過去有一種說法，認為由於工業革命對童工的需要不斷增加，因此生育率高於死亡
率，導致了這種人口增長的加速。這種說法很容易被駁倒。因為這種人口增長的加速並
不限於新興工業化的英國乃至西北歐，在東歐和俄國更為明顯。俄國向西伯利亞的擴張
支持了它的人口增長，而東歐和俄國的工業化速度總體上比西歐慢。正如蘭格（1985）
所表示的，我們也許永遠搞不清歐洲人口突然起飛的確切原因，但是我們知道歐洲確實
出現了這種情況，而亞洲沒有。
那麼，1750年以後亞洲和歐洲的人口趨勢發生逆轉這一事實是否會否定我對亞洲和
歐洲命運逆轉以及工業革命首先發生在歐洲的原因的解釋呢？不會。我們可以對這一事
實作出兩種解釋嗎？是的。
1750年以後亞洲和歐洲的人口增長率的絕對和相對變化不一定會破壞我提出的解釋，
甚至可能給這種解釋提供新的支持。首先，亞洲較低的人口增長乃是亞洲衰落的一種表
現和證據，而亞洲的衰落乃是我的解釋的核心內容。同理，歐洲人口及其增長率的上升
也是在經濟上「歐洲興起」和西方興起的表現和證據。附帶地說，有人會說，在這種情
況下確實有一種博瑟魯普效應！博瑟魯普（198）認為，在18世紀中期以前歐洲的人口
與土地資源的比例不利於農業或工業的技術創新。她強調，只是在那以後歐洲的人口增
長才提供了這種刺激，而且在此前夕歐洲沒有出現農業生產力的增長。她認為，儘管
1800年以後情況才更加明顯，但是歐洲人口越來越快的增長也能支持在節約人力的技術、
更省力和更廉價的動力以及原材料利用方面的革新。但是，要使這種情況成為現實，就
需要不僅在本國而且在國外大大地擴張歐洲產品的市場。
但是，歐洲還必須有充足的資本來源，才能負擔得起技術投資，正如擴大了市場才
能使這種投資有利可圖。尤其在1757年普拉西戰役之後和自1800年起，世界經濟本身和
在世界經濟裡就滿足了這些條件。在這同一時期，亞洲的衰落本身，更不用說歐洲殖民
主義，就給歐洲人提供了必要的市場和市場份額，也提供了額外的可用於投資的資本。
另外，向美洲移民也排泄了歐洲大量新的過剩人口。歐洲邊疆的這些人口與在新世界獲
得的額外的新資源結合起來，則進一步擴大了歐洲生產和出口的世界市場。我在本書中
一直強調，如果沒有1800年前後世界經濟的結構和格局，上述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波梅蘭茨（199）對這種結構與格局的另一個重要方面作了考察。他指出，以前長
期的經濟與人口增長（即我們所說的漫長的「入』階段，而且他也發現主要體現在中國）
造成了世界各地在不同資源基礎上的不同的生態需求和機會。按照他的分析，到18世紀
末，這些生態壓力反過來刺激和促成英國和西歐轉向新的能源，尤其是用煤炭取代木材，
用蒸汽動力取代機械和畜力牽引。這種生態一經濟刺激和人口一經濟結構與格局當然是
相互聯繫的，也需要進一步地聯繫起來分析。
（5）對這種解釋的質疑與修改
上面是對1800年前後的技術變革所作的一種人口學的和世界宏觀與微觀經濟的解釋。
人們可以基於一些實證理由對這種解釋提出質疑，也可以對其分析有所保留。但是，這
反而有助於修改和加強這種論證。下面的論證建立在1996年8月和10月波梅蘭茨、戈德
斯通和我三人通過電子郵件展開討論的基礎上。目的是對我們的討論作出一個更好的綜
合，在實證和分析方面更易於我們三方接受，也更經得起讀者的推敲。討論的主要問題
是，如何從世界市場競爭的角度來解釋1800年前後的技術變革以及是否和在哪裡進行投
資來降低生產的比較成本和擴大市場。
1．對簡單的供求假說的主要挑戰是，工業革命的技術創新與其說是「節省」勞動，
不如說是「擴展」勞動，從而提高了勞動和資本二者的生產力。
2．在中國某些地區（例如長江流域和華南）以及印度某些地方，直接工資價格或
成本可能與歐洲尤其是英國的某些地區一樣高（甚至更高）。
3．中國和歐洲的收入分配情況可能相似（我認為，中國不比歐洲更扭曲），印度
則很可能更不平等。
4．根據我們的分析和按照企業核算，絕對的、相對的和世界範圍的比較工資成本
問題也與當地和地區的勞動配置問題有密切關聯。
5．尤其是農業和工業之間的勞動配置有一些經濟差異，而這些差異與某些制度差
異有關。但是，還不太清楚這些差異在多大程度上成為表面上的勞動配置的根本原因，
或者它們是否僅僅是把勞動配置組織起來的不同的制度機制。特別重要的制度差異有：
（a）在印度，勞動力是受束縛的；（b）中國的婦女被束縛在鄉村，她們的勞動局限於
農業和家庭工業，如紡紗；中國的一些產業工人還要直接依賴束縛在鄉村和農業的婦女
所生產的生活必需品；在英國就沒有那麼嚴重，生活必需品通常是從市場上獲得的；
（d）在英國，可能還有歐洲一些地方，為了生產更多、更廉價的羊毛而實行圈地，把
男女勞動力趕出土地，拋入城市的僱傭大軍（或失業隊伍）。
6．工業革命是從棉紡織業開始的，但這既需要有越來越多的「外來的」棉花供給
（對於歐洲來說，這種供給來自殖民地），也需要面向一切人的「世界」市場，在這個
世界市場上所有的人都必須競爭（除了中國，因為它依然有一個不斷擴展的並且受到保
護的國內和地區市場）。
7．工業革命還需要有更多、更廉價的能源生產與供給，而且是在這種條件下發生
的。當時主要利用煤炭來制造和使用產生蒸汽動力的機械，這種機械開始是固定的，後
來是能移動的。裡格利（Wr＠ey1994）論證了煤炭取代木材成為英國燃料來源的關鍵作
用。
8．這些動力來源在技術上和經濟上首先是需要（並且允許）勞動和資本集中於采
礦業、運輸業和制造業。其次它們也通過鐵路和汽船使得遠程運輸變得更迅速、更廉價。
9．在這些「革命性的」工業動力、設備、組織以及相關的勞動方面的投資，只會
發生在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與可能性的地方，而這取決於：（a）勞動力的配置與成本
選擇；（b）其他生產資料的配置與比較價格（例如，產生動力和用於運輸的木材、煤
炭、人力和畜力資源，諸如棉花和鋼鐵等原料），它們與這些資源的地理位置以及獲取
它們時的生態變化有關；（c）資本的來源和盈利的可能性；（d）市場滲透程度和潛力。
（6）印度、中國、歐洲和整個世界的轉變
19世紀初，以上9個因素引起了世界經濟的一系列轉變。
印度
儘管印度擁有廉價的而且受束縛的熟練勞動力，但是它在世界紡織品市場上的競爭
支配地位受到威脅。國內的棉花、食品和其他工資商品的供給依然豐富而低廉；儘管日
益受到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困擾，生產組織、貿易組織和金融組織以及運輸業還是比較有
效率。但是其他的動力和原料供給，尤其是煤炭和鋼鐵的供給則比較稀少和昂貴。因此，
當時幾乎沒有經濟上合理的刺激來促使印度人進行技術創新。還有其他的阻礙因素：首
先是從18世紀30、40年代甚至更早開始的經濟衰落；其次是（由此引起的？）從18世紀
50、60年代開始的人口增長減慢和英國殖民主義活動；最後是經濟衰落和殖民主義的結
合而導致的英國對印度資本的「搾取」。印度在1816年從一個棉紡織品淨出口國變成一
個棉紡織品淨進口國。但是，印度還在紡織品市場上掙扎，到19世紀最後30多年開始重
新增加紡織品生產（也是由工廠生產）和出口。
中國
中國在世界瓷器市場上依然保持支配地位，在絲綢市場上還有部分的優勢，在茶葉
市場上擁有越來越大的優勢，在紡織品方面基本上維持自給自足。中國直到19世紀初還
保持著貿易順差。因此，中國從國內和國外兩方面獲得和集中了資本。但是，中國的煤
炭資源還遠沒有可能用於動力和工業生產，因此雖然山林在逐漸毀滅，但人們還沒有覺
得用煤炭取代木材做燃料更為經濟。另外，內陸運河運輸、沿海航運，再加上道路運輸
依然很有效率和低廉（但不是從邊遠的煤礦運送煤炭）。
這種在國內和世界市場上的經濟效率和競爭力也依賴於絕對的和比較的低廉勞動成
本。即使像拜羅克指出的那樣，人均收入高於其他地方，即使收入分配並不比其他地方
更不平等（波梅蘭茨和戈德斯通的看法），工資商品的生產成本絕對地看和相對地看都
是很低的。農業和工業的勞動力都很充裕，產業工人及其僱主都可以便宜地獲得農產品，
因此僱主可以向工人支付很低的謀生工資。戈德斯通（1996）強調一個因素的重要性：
婦女被束縛在鄉村，因此始終可以供（廉價的）農業生產所用。波梅蘭茨（1997）則強
調了一個相關的因素：城市產業工人依然部分地依賴「他們的」家鄉來維持生存（正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南斯拉夫工業化時期的情況），而鄉村的低廉農產品部分地是由戈
德斯通所提到的農村婦女生產的。換言之，從企業僱主和市場的角度看，工資商品之所
以絕對地和相對地低廉，是因為婦女勞動使農業能夠有效率地和廉價地生產出它們。這
種工業、運輸業、貿易和其他服務業的城市工人和其他工人的廉價食品的「制度性」分
配在功能上相當於更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勞動供給量大，勞動價格低，對消費品的需求
也就減弱了；因此也幾乎沒有什麼刺激促使人們投資於節約人力或使用其他能源的生產
和運輸。伊俄可（1973）試圖用「平衡的陷阱」來概括這種局面。即便如此，中國在世
界市場上依然具有競爭力，保持出口順差。正如乾隆皇帝向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所說明的，
中國「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
西歐
西歐，特別是英國不得不尤其與印度和中國展開競爭。歐洲當時還依賴於印度的棉
紡織品、中國的瓷器和絲綢。歐洲把這些商品轉口到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來謀取利潤。
另外，歐洲還依賴於殖民地，需要從那裡獲得金錢來支付這些進口，而這對於歐洲的轉
口貿易，對於歐洲自身的消費、生產和出口都很重要。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歐洲從
非洲與美洲的殖民地通過奴隸貿易和種植園經濟獲得的資金屬與其他利潤，即使說沒有
絕對地下降，那麼也在收支盈餘上有所下降。為了彌補、甚至維持——根本談不上增加
——其在世界市場和國內市場的份額，歐洲人集體地（企業家們個人也）被迫加強他們
對某些市場的滲透。為了實現這一點，他們或者用政治和軍事手段來消除競爭，或者通
過降低自己的生產成本來削弱競爭（有時則雙管齊下）。
當印度和西亞開始「衰落」時，即使中國還沒有「衰落」，機會就來了。英國和歐
洲其他地方的工資與生產和運輸的其他成本依然很高，不具有競爭力。但是尤其在1750
年以後，收入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迅速地提高了人口增長的速率和數量。另外，農業
中置換出來的賸餘勞動力擴充了工業勞動力的供給潛力。與此同時，英國對印度的殖民
主義統治使長期以來資本流入這個國家的趨勢發生了逆轉。另外，商業措施和殖民措施
結合在一起，使得大量的原棉輸入到英國和西歐。森林的大量砍伐使得木材和木炭的供
給越來越緊張，木材和木炭的價格也越來越昂貴。在英國，從18世紀30、40年代起，煤
炭成本先是相對下降，然後是絕對下降，從而使取代木炭（和泥碳）變得越來越經濟，
因而也越來越普遍了。18世紀最後30多年間的康德拉捷夫「B」階段促成紡織業的技術
發明和蒸汽機的改進（蒸汽機先是用於煤礦排水，然後也用於給紡織業提供動力）。在
19世紀初，一個「A」階段（康德拉捷夫所確定的第一個「A」階段）和拿破侖戰爭促進
了人們對這些新技術，包括對運輸設備的大量投資和這些新技術的擴展，也導致了把越
來越多的成本依然較高的勞動納入「工廠體制」。生產迅速地增長；實際工資和收入下
降了；「世界工場」通過「自由貿易」征服了外國市場。但即使到了這個時候，英國殖
民主義還不得不禁止外國人自由地與印度進行貿易，而且求助於從印度出口鴉片來強行
「打開」進入中國的「門戶」。
世界其他地區
我們的世界經濟分析還沒有涉及到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區。但是，簡單地說，我們看
到，非洲大部分地區的人口與土地資源的比例至少像歐洲一樣有利於節約人力的投資。
但是，非洲沒有歐洲那樣的資源基礎（除了南非有尚未得到開發的資源），而且非洲不
僅沒有資本流入，還苦於資本外流。加勒比海地區也是如此。拉丁美洲有資源和勞動力，
但也苦於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所造成的資本外流和單一原料出口，而自身的國內市場
卻被歐洲出口商品所占據。西亞、中亞和東南亞也越來越成為歐洲及其工業的馴服市場
（如果還不是殖民地的話），它們向歐洲及其工業供應原料，而原先它們自己把這些原
料加工成國內消費品和出口商品。在19世紀，只有北美、澳大利亞、阿根廷和南非的歐
洲「移民殖民地」能夠在這種國際勞動分工中另外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再有就是中國和
日本能夠繼續進行強大的抵抗。但這是另外一個發生在後來的故事了，這個故事導致了
東亞在今天的世界經濟中的重新崛起。
總之，變動中的世界人口一經濟一生態形勢突然地——大多數人包括亞當﹒斯密在
內都沒有料想到——使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投資在經濟上變得合理了，也有利可圖了。這
些投資範圍包括，為節約每單位產出的勞動投入以提高生產力、勞動的利用率及其總產
出而在機械和工藝上的投資；對動力生產的投資；對僱傭勞動和資本生產力的投資。生
產過程的這種轉變最初集中在世界經濟中一些地區的有選擇的工業、農業和服務業部門。
這些地區的比較競爭地位使得——後來繼續使得——這種新工業化經濟體的進口替代措
施和出口拉動措施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和政治上的可行性。因此，這種轉變曾經僅僅是
而且繼續僅僅是世界經濟進程的一種表現。這種表現暫時局限於某些地點，只要這種表
現沒有均勻地遍及全球——歷史上還從未有過這種情況，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大可能有
——就還會轉移。這也就意味著，1800年前後在與歐洲進行的世界經濟競爭中，阻礙亞
洲的不是普遍的貧困，更不是傳統或失敢用馬克思主義和熊彼特的術語說，恰恰是它們
的成功導致了失敗。因為造成亞洲經濟的競爭障礙的，乃是它先前回應長期「A」階段
擴張的經濟刺激時取得的絕對和相對的成功——這個「A」階段是由美洲金錢的流入所
支持的，並且持續到18世紀大部分時間。這就把所有的流行理論翻了個腳朝天。
（1）關於過去的結論和對於未來的意義
最後，我們可以再次總結我們的發現和論證，探討它們對未來的意義，然後在下一
章進一步考察這一切對於社會經濟理論和世界歷史——過去、現在和未來——究竟意味
著什麼。我們的論證和證據表明，1400年到1800年的世界發展不是反映了亞洲的願弱項
是反映了亞洲的強大，不是反映了歐洲根本不存在的強大，而是反映了它在全球經濟中
的相對孱弱。因為正是所有這些地區聯合參與統一的但在結構上不平等、變化不平衡的
全球經濟，以及它們在這個全球經濟中的位置，才引起了它們在世界的相對地位的變化。
與邊緣的歐洲、非洲和美洲相比，自1400年開始的普遍的全球經濟擴張使亞洲的這些中
心受益更早更多。但是，正是這種經濟優勢在代世紀晚期逐漸成為亞洲各地區的絕對和
相對的劣勢。人口和收入的增長以及經濟和社會的兩極分化造成了越來越大的資源壓力，
限制了社會底層的有效需求，使亞洲比其他地方更容易獲得廉價勞動力，生產和貿易也
開始衰退。
歐洲以及後來的北美（我們還可以再加上歐亞太監另一端的日本）有能力利用19世
紀和20世紀這場泛亞洲危機。它們設法成為新工業化經濟體，先是實行進口替代政策，
然後逐漸實行面向全球世界市場的出口拉動政策。但是，這種成功是基於它們原先在全
球經濟中的邊緣地位和相對「落後」地位，也會被證明是相對短命的。這些新興的、但
或許也是暫時的世界經濟中心現在也正經歷著與原先的亞洲經濟中心相似的絕對和相對
的社會經濟衰退，而一些原來的亞洲經濟中心似乎正在恢復它們的經濟和社會活力。
因此，與其他周期性衰落和過渡時期一樣，18世紀晚期也是衰落的亞洲人與崛起的
歐洲人之間競爭和「分享』政治經濟權力的時期。只是在那之後，以歐洲勢力為中心的
新「霸權」秩序才建立起來，並伴隨著歐洲迅速的資本積累而產生了一個工業和經濟擴
張的新時期。這個19世紀世界霸權體系最終導致了歐洲內部愈益激烈的角逐以及與美國
和日本的角逐。這些角逐最終發展成1914—1945年的普遍危機和戰爭，從而導致了一個
美國領導下的新霸權秩序和一輪新的世界經濟增長。當代東亞的經濟擴張首先從日本開
始，繼之體現在東亞新工業化經濟體，現在也明顯出現在中國沿海地區。這可能預示著
亞洲在未來的世界經濟中會重新承擔起它在不太久遠的過去曾經承擔的領導角色。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這個長周期的延續過程。它的「B」階段大概是在1800年前後從
亞洲開始的。從亞洲的、或許更廣闊的全球的長時段角度看，這個延長的19世紀和20世
紀「B」階段的結束可以用20世紀中期開始的新一輪的「第三」世界的政治非殖民化作
為標志，其中包括中國和越南的解放。這些政治事件自然也是西方以及西方所支配的世
界所發生的長期政治經濟變化的反映，其中包括霸權從西歐轉移到美國。
從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至少可以看到同時發生而又相互關聯的兩大趨勢。首先，
自1973年開始的第一次戰後大衰退以來，整個西方的生產力增長出現了明顯的和尚未得
到解釋的減緩趨勢。與之相伴的是美國經濟中的平均實際工資的下降和前所未有的兩極
分化。這次衰退和繼之而來的1979－1982年衰退曾經被錯誤地歸咎於1973年和1979年的
「石油衝擊」（Frank1980）。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出口國並沒有向西方發出另
外的政治經濟挑戰，而且整個經濟動盪，包括「調整」和「縮減」其生產活動，以及東
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崩潰，都是發生在西方自1967年開始的康德拉捷夫長周期的
「B」階段。
另一個同時發生的、相互關聯的趨勢是，東亞經濟的明顯復興及其對世界的衝擊。
這種復興始於日本，繼之以第一批「四小虎」，包括日本的前殖民地韓國和台灣，以及
香港和新加坡。然後，這種經濟增長的復興蔓延到東南亞其他的「小虎』域「小龍」以
及中國沿海的「大龍」。正是這個南（和東）中國海地區及其「海外華人」團體曾經在
15一18世紀漫長的「A」階段在世界經濟中占據顯要位置。這是否預示著21世紀在那個
地區，或許還擴及南亞和西亞，會出現一個新的「入』階段呢？
因此，可以設想，西方和東方會在不遠的、已經隱約可見的將來再次交換在全球經
濟和世界社會中的位置。這種對過去七個世紀的長周期起伏的探討和思考也引出了一個
重大的理論問題：在我們所說的長周期循環中各個階段是如何互相替膻的。不過，最好
還是在最後的「理論」一章討論周期循環時再來探討這個問題。
為了理解當代的發展和未來的前景，需要有新的更好的理論，才能給社會政策和社
會行動提供哪怕是一些根基本的指南。我希望，本書所提供的與眾不同的歷史視野也能
對這種現實和前景投射更多的光亮，因為過去依然參與著對現在和未來的創造與限制。
因此，最後一章將闡述我們就歷史學和社會理論應該避免什麼錯誤而做的歷史說明究竟
有什麼意義，並且探討歷史學和社會理論如何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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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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